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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5 20: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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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子队”“血洗矿院”
文化大革命中武斗是常有的事，谁和谁斗也反复无常得令人吃惊。
1967年夏天，在攻打国棉三厂、夜砸山大的时候，山东矿院“红旗公社”是王效禹的嫡系部队，是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御林军。不过半年时间，到 1968年2月29日，却发生了省革委会的职业卫队“棒子队”，与矿院师生的流血冲突。
67年10月19日，中央通知大学复课闹革命。大部分学生还在革命的激情之中，有些学生想读书了。68年元旦前后一个来月的时间，作为服务人员，我跟着一部分学生到安徽省淮南矿务局的新庄孜煤矿“下矿搞教改”。1月8日返校，沿途所见所闻令人惊心动魄。淮南的武斗，风声鹤唳一日数惊。火车上，人挤得莫名其妙。
回来的时候，在蚌埠换车，那里简直是个野蛮世界，车站像个垃圾场，那里挤满了不知是些干什么的人，打架成风，小偷成群。车几乎没有正点的，下午5点该到的64次快车拖到了第二天凌晨3点才进站。可是，车到了门不开，上下旅客要爬窗子，我是没有那个本领的。好容易又等来了74次车，总算挤上去了，不过车开时我还有半个身子在车外。那时我在想，还是济南太平，到了济南就好了。
到了济南不久就感到，虽然只离开一个来月的时间，这里的革命形势变化也很大，学校西边八里桥的交通学校的教学大楼被烧；济南市的卫生工人和山东医学院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粪战。在医学院的大门口，我看到有几辆轮胎被放了气的大粪车还趴在路边，墙上还留着对这次战役的大字报颂歌：“只闻大粪能肥田，谁料大粪能作战。勺泼屎尿漫天舞，白衣天使心胆寒……”在大街上我还见到手拿一米多长的木棒，头戴安全帽，威风凛凛地坐着汽车巡逻的“文攻武卫”；听说这是由掌权派工人组成的，由省革委会直接领导的。队长是孟庆芝，他和省革委会副主任韩金海（外号韩铁壶，文革前他是个焊铁壶的工人）都是一个小厂的工人。听说政委是省革委会鼎鼎大名的“三王一杜”中的杜春胜。济南市已经是棒子队的天下。有一次我还见到他们在街上用棒子打人，受到围观群众的嘲笑戏落。
似乎是大专院校的学生和工人发生了矛盾，传闻王效禹说过：“大学的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完全揭开。”本来已经复课了的矿院学生，又坐不住了，背后都对王效禹骂起了“王广林”（王效禹脸上有麻子），他们还特别讨厌棒子队，只要见到他们就得有点表示。这棒子队也确实是一伙用武力压倒对立面的一伙打手，据说，济南风动机械厂工人组织“东方红”的头头，就被他们活活打死。
到处传说，省革委会里出了“反革命集团”。市内到处可见拥护王效禹的什么讲话、打倒王立波的大标语，说王立波是谭启龙派进省革委会的，王路宾、庄中一也不是好东西。在二三夺权的大会上，我可是亲耳听见王效禹说他们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还传说，王立波要求中央派人来解决山东问题，王效禹也去了北京。可是不久就在八一大礼堂批斗王、王、庄。
这样一来，“三王一杜”可就变成了一王一杜。可就在这时又到处传说杜春胜住在南郊宾馆，每天都找个漂亮的女服务员陪他睡觉，那年青服务员都让他睡遍了。这似乎没有什么，是小节，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山东夺权立下了丰功伟绩的革命干将，堂堂的省革委会常委，年青有为前途无量，睡几个女服务员算得了什么。说不定那些女服务员还会争先恐后生怕得不到这样的恩宠呢。谁不知道那时造反派头头都是光明四射的“星”，多少女青年们都趋之若骛。后来打倒杜春胜，肯定是因为别的政治原因。
这时好多工厂因两派对立停产了，又加上缺煤少电，使济南市90几个大工厂烟囱不再冒烟。这年我的家乡潍坊黄烟大丰收，可是没有人收购加工，街上的香烟却脱销。67年的布票延到68年的6月才能用，68年的布票什么时候发很难说。毛巾买不到了，绵纶也不见了，产业工人不干事，服务行业也不想服务了。商店要午休，到时把顾客从商店里轰出去。到饭馆吃饭要自己去端，还要自己送碗，说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伺候人！”要想理个发先要挂号，不准备半天时间是挨不上号的，好多理发员都造了反。市场上可以说是全面紧张。
种种迹象都在显示，一场新的大动乱就要暴发。好在风声日紧剑拔弩张的时候，春节到了。学生们根本不理会中央文革关于“寒假不放假，留校斗、批、改”的通知，更不理睬院革委会什么春节回家要向院革委请假的决定。济南市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一轰而散回家了，市内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些日子。
学生们为所欲为自由自在地过够了春节，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学校。人一多，那火气也就一天比一天又大起来。矿院学生和棒子队的一场流血冲突，就在68年的2月29日发生了。说是棒子队无缘无故“血洗矿院”，实际情况和矿院“红旗公社”自己宣传的是大有出入的。
我那天在家，亲眼目睹了一些事件的过程。我又从直接挑起这场武斗的同学那里了解到一些起始的情况，这些学生中有几个是我很熟悉的。
真实的事件是这样的：这天，矿院西边的29中发生了打死、打伤人的重大武斗事件。下午，棒子队开去了几汽车人，包围了29中。棒子队在执行任务时，有些矿院学生去干扰，还搞了一些冷嘲热讽的小动作。他们就抓了矿院的三个学生上了汽车。
棒子队的人到29中，来回都要经过矿院南北两院中间的道路。当他们回程路过矿院门口时，学生围了他们的车要人，还往棒子队的汽车上掷石头，打中了一个棒子队员的脸，鲜血直流，还打破了他们军代表小汽车的玻璃。小汽车里出来了个棒子队员，要抓丢石头的人，被学生拖进北院打了一顿，接着学生又拖出了汽车里的军代表，弄到了公社办公室。还要拖另外一个军人，被棒子队夺了回去，由此开始了一场大武斗。
正好这个时候，井巷教研室的老师在北院做爆破试验，轰轰的炮声更激起了棒子队的怒火。
接下来是大批棒子队员乘着大小汽车和摩托车赶来，两个校园中间的大路上，一时尘土飞扬，杀气腾腾。他们冲进矿院北院见人就打，呼喊声、惨叫声此起彼伏，那里成了一个恐怖世界。那些惹事的学生见事不好，跳后墙到了无影山，而后逃进了市里。一些浑然不知出了什么事的师生被棒子队员们抡起棒子就打。有些棒子队员还要进院里边追，棒子队的头头不准，说矿院的民兵手里有炸药，别中了他们的计。
时已午后，我听着声息渐平，想到北院去做系里交给我的工作。在两院中间那条路的东口就被截住了，还让一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棒子队员训斥了一顿，说我不知好歹。我深知自己的身份，乖乖地转了回来。
可是好奇心使我想看看究竟，便从大门进了南院。我看到学生宿舍没有几个人，在南院的北门口，却有一些学生在隔门起哄。据说，矿院那位首举义旗的老造反成彦水自命不凡，大模大样地走出校门，对着棒子队的人高喊：“同志们，要文斗不要武斗……”人刚到路边，话音还没落，被一个打红了眼的棒子队员照头一棒子，把他打倒在地。矿院的教工一看这场面再没人敢出去了。
这场战役的战果，据统计，共打伤32人，其中矿院29人基本上都是学生；棒子队3人，有2个军人1个工人。
棒子队的人虽然取得了胜利可是火气未消，宣传车对着矿院大骂起来：“矿院红旗公社的一小撮，不要自不量力，再执迷不悟我们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矿院的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吃着劳动人民的饭，穿着劳动人民的衣，还要打劳动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至今我们的军代表还在矿院，矿院革委会要负全部责任。”“我们要求省革委严惩凶手，相信王效禹同志会正确处理这一事件。”还不断地呼口号：“文攻武卫就是好！”“打倒矿院翻案兵！”……咋呼了好一阵子之后，大队人马才浩浩荡荡地撤走了。据说，此前有三辆汽车的解放军，在矿院东边不远处的11中门前待命，再远处的天桥体育场里挤满了棒子队，他们是准备事态进一步扩大的。
矿院红旗公社自从成立以来，至少在济南市的西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的。他们只打别人，什么时候挨过打？这次吃了大亏，似乎没有人追究事情是怎么样引起的，只是上上下下对棒子队同仇敌忾。院内秩序大乱，复课再一次中止。学生中公开出现了反对王效禹拥护山大翻案的舆论。有的还说他们跟错了人，可是已经晚了，似乎中央不会同意山东再乱。这时许多人都在说，山东的谭启龙打不倒，白如冰打不倒，矿院刘子光也打不倒。学生们要串联济南市的大专院校一齐罢课，还要成立自己的棒子队找他们报仇；第二天就开始有学生拿了棍子在校门口站岗。
在学校的大门外，到处贴满了有关“棒子队血洗矿院”的大字报、大标语，还有血衣展览。几个大喇叭不停地广播“事实真象”。矿院的大门外又像当日的针钉厂，天天挤满了人，只是没有人来送牌子。
只是对面的木材厂，这次却站在棒子队一边和矿院唱反调，那广播也是一时不停。另外，棒子队的巡逻车还不时从校门口经过，不断在大街上抓矿院贴标语的人。矿院和棒子队的对峙，一时成了济南市的舆论焦点。
传说，开始杜春胜给矿院的军训团施加压力，要他们说服矿院承认错误；后来官司打到王效禹那里，王效禹说：“矿院不能砸，‘文攻武卫’不能散。”不过又传说王效禹的观点是：工人是左派，学生是右派。
“棒子队血洗矿院”这件在济南市轰动一时的大案，最后的结局是戏剧性的。只过了十几天，杜春胜被捕，罪名是用手枪逼奸服务员。王效禹说他政治上是流氓，生活上也是流氓。“红卫兵总部”在皇亭体育场开大会批判杜春胜，“山工总”在八一广场也开同样的会，可是标语口号针锋相对，这边是“打倒棒子队!”，那边是“文攻武卫就是好！好得很！”。济南市的“三大左派组织”自己又干起来了。
无奈很快又传说杜春胜在狱中自杀。政委死了，棒子队也就随之解散。有趣的是，就在这个时候矿院“红旗公社”杀出的一伙“反到底”却说：“棒子队砸矿院砸得有理。”在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的浪潮中，早就不可能按常识讲理了。
“清理阶级队伍”
从大道理上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清理阶级队伍；可是“清理阶级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专门的章节的。
我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矿院的清理阶级队伍前后进行了三次。
在那个年代，人在社会上的上下优劣，主要是以阶级来定位的。因为毛主席说过：“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一切政治生活中，阶级出身都在对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在各种涉及个人的人事表格中，“家庭成份”、“个人出身”，都是主要的内容。谁若不如实填写，会被认为是不忠诚、不老实的行为，那可是个不小的罪名。
“家庭成份”、“个人出身”的作用，就像你的影子，从小到老一直伴随着你的一生。升学、就业、工作安排、加入组织、晋升……乃至死后能不能开追悼会，它都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身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中的人，无疑是高人一等的贵族；出身在地主、富农、资本家、旧军人、旧官吏家庭中，则是生来的另类，身上带着“原罪”。那时，“成份高”、“出身不好”，是人生之大忌。这在社会学里称为“血统论”，是中世纪最黑暗的历史时期盛行的反文明的意识形态。这时竟成了“革命”的“理论”。常见漂亮的姑娘伴随着丑陋或有残疾的男人，因为她的“出身不好”。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是大讲阶级出身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之类的话，一度挂在人们的嘴上。分什么“红五类”、“黑五类”，还有什么“狗崽子”。有一个阶段，不但红卫兵见人先问什么出身，北京市有的公共汽车都让出身好的人先上，甚至于不让地富出身的人上车。不过没有多久，人们身上的优劣标签变成“造反派”和“黑老保”了。可是，到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反还不到两年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
说起来很有戏剧性。 1968年3月27日，院里开大会，院革委传达省革委南郊会议精神，大讲大联合、三结合、围剿“两害”、揭阶级斗争盖子、揪坏人、查黑手、揪出杨成武、打倒聂元梓……散会之后，在北院大门口很显眼的地方看到一份传抄的大字报，题目是“上海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传抄这份大字报的人，却是一位记不清有什么政治问题，运动一开始就被院党委列为批判对象的老教师。在打倒刘子光之后他理所当然地倒向造反派，曾昂首阔步了一阵子，他不久还贴出了自己的长篇大字报，说“刘氏黑班底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所组成。至今没有半个是低头认罪的，没有一个不是在企图反扑的……”他还下了一个结论：“过去的左派都是右派，过去的右派是左派。” 可是没过多久他又成了批判后又升为批斗的对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他仍是被人另眼相看的“老运动员”。
在我的印象中，“清理阶级队伍”是整个文革中进行时间最久的一项运动。它不但一直搞了两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因形势的变化、革委会人员的改组而停止。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始终没有见到这方面的“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在山东煤矿学院也一直没有个明确的说法，清什么？怎么清？所有这一切，好像在不断地变化着。
可能上边有了什么指示，在见到那份大字报的第二天上午，院革委会的一位常委在全院大会上讲开了“院内阶级斗争动向”，并让群众讨论矿院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他讲的动向是：地、富、反、坏、右翻案，挑动群众斗干部；有些人勾结在一起，妄图摧垮院革委会；基层革委会不服从领导，另搞一套，混淆斗争大方向；怀疑攻击省革委会和王效禹同志；借批修正主义，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搞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还在大会上点了机电系的“反到底”、经济系的“三家村四家店”两个群众组织和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的名。提出了“反右倾、反复辟、反翻案、反分裂”的口号。过了一夜，第二天下午又开全院大会，时任院革委会主任的那个学生又在大会上大讲“全力开展四反活动”。
这两次讲话在全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些右派开始检查前段的翻案活动，有些有历史问题的人又纷纷到革委会重新交待自己的问题，批判走资派的内容也转向包庇重用坏人。揪坏人、抓黑手、挖暗藏敌人的大字报满院开花。“群众专政指挥部”也雷厉风行地开展活动，似乎矿院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就此开始了。
可是，被点名的院革委会的反对派也空前活跃起来，特别是那位文革开始后才从北京矿院来到学校，很快成了“反到底”的核心人物的教师，公开质疑运动的大方向。各种“为什么？”的大字报也来了个满院开花，一时间闹得不可开交。官司打到了省革委会。
4月7日，省里几个大人物一同出来接见矿院的两派代表。据说王效禹表了态：“矿院搞四反，抓黑手方向错误。要马上停下来，先办学习班……”
第二天上午开全院大会，院革委会主任传达王效禹接见矿院双方代表时的讲话。话刚落音，“反到底”的头头，也是院革委会常委的一个机电系的学生，马上上台说他说的不对，自己又重新传达了一遍，会场大乱。不用说，接下来的是，在院内激烈争论王效禹怎么说的，谁的大方向正确。长篇大论的大字报一篇接一篇贴出来。“坚决支持王效禹同志！”的大标语一张比一张字大。也巧，过了两天《大众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该是你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反到底”借此大做文章，要院革委悬崖勒马。还说：“这新上任的张院长（院革委会主任是采煤系的学生姓张），比走资派的刘院长还毒！”总之，这时造反派内部的斗争空前激烈。有的系还专门成立了四个战斗队，要揭院革委的盖子。这时还发生了“反到底”的人把院党委副书记吕德甫绑架到铁路技校的事情，要他交待和院革委勾结的情况；他逃跑了，“反到底”组织了20多辆汽车到处找他。
在工宣队进院之前，山东矿院的清理阶级队伍，一直是在两帮造反派的激烈争论之中进行的。有的说前段运动中有阶级敌人搞报复，要清算。有的说右倾势力借清队翻了天，要反击。有人还点出了一批“刘子光的红人”混进了革命群众组织，是要纂权搞反革命复辟，必需清理。就连有些党员一直交党费也说成是右倾复辟的表现。直到工宣队进了院，这场狗撕猫咬的争斗才算消停。
虽然争论不休，可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在院革委领导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且阶级敌人越抓越多。自从4月3日院里开大会，揪出一批牛鬼蛇神在院内游街示众之后，教职工中的揭发不断深入，先是查档案揭历史问题，谁谁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谁谁是汉奸，参加过伪军；谁谁当过青年军的教官；谁谁参加过复兴社，可能是特务；谁谁被捕过，可能是叛徒；谁谁是五毒资本家……大字报上天天有惊人的消息、爆炸性新闻，一个多月时间揭出了41人。“群专指”又组织统一行动，抄了一些人的家。抄出了一些照片旧衣服等等，开大会公布战果，更证实了这些人“想变天”。接着又内查外调追三代查五族，有海外关系和“反动亲友”的都成了怀疑对象。为了加强领导，院红卫兵指挥部还派红卫兵进驻各单位。院内清队的温度越来越高，首当其冲的是一些老教工，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
接着又清“现行”的，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翻案分子、四清翻案分子、流氓坏分子、钻进革委会的坏人……又被清理出来，到6月18日大字报点名的到了87人，差不多占了教职工的六分之一。
运动还在继续深入，揭的问题越来越细：某某人在日记里有对运动不满的话；某某人与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某某人政治面目不清……就连矿院第一个起来造反的红极一时的成彦水，和被院革委会结合的主要干部也不能幸免。“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通令不断，被大字报点名的对象到7月11日又达到91人，当时矿院的教职工一共只有五百多人。红旗公社也三日两头地出布告开除成员，大义灭亲。整个矿院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洪洞县里没有好人了。
被清理的对象逃亡的现象遍及全国各地，矿院有逃出去的，也有外地的人逃到在矿院的亲友家藏匿的。不过这些人大都被革命的亲友交出来，押回了原地。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出现了文革中第二个自杀高潮。传说济南、青岛的大学中都清出了一些反动教师和右派学生，这时全国各地不断传来被清的阶级敌人自杀的消息。
我从4月25日的大字报上看到，山东大学死了6人，山东师范学院死了4人。山师有一个学生，在学校造走资派的反无所不用其极，可是当他回家看到，当地造反派也在用同样的手段对待他父亲。他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回到学校，见了毛主席像就打╳，于是他被打成了反革命，接着就跳楼自杀了。他父亲知道这事之后也自杀了，也定了反革命。7月份济南市也发生了几起干部自杀事件，其中有解放了的也有结合了的干部。矿院也不例外，先后有两个教工、一个学生自杀，还有自杀未遂的。
我看到有一个传单上说，谢富治要求各地刹住自杀风，不过这个风在文革开始后一直也没刹住，传说北京大学文革期间就自杀了60多人。
不止有阶级敌人自杀，还有的人要杀掉一切阶级敌人，来个“彻底清理阶级队伍”。68年5月27日晚上，院里传达“北京市革委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通知”。领导说道，大兴县有一个大队夺权后，两个头头召开周围十几个大队支书的会，要统一行动全部杀掉他们村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一个月内有十个大队采取了行动，连才生下的小孩都不留。领导强调，这是严重地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事件。
山东矿院第一回合的“清理阶级队伍”有头无尾。68年8月工宣队进院之后，又由工宣队领导着清理阶级队伍。这时省革委有文件，清队的目标主要是“党内和上层”。还有一种说法是“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于是矛头一致指向“有问题的人”和“犯错误的干部”，也不断地掀起高潮，大字报点名的人到了148人。不过到了69年的三月份，就开始学习中央下发的《北京印刷厂清队工作的经验》。矿院“清理阶级队伍”的第二个回合也没有结果。
一年多之后王效禹倒了台，驻院的工军宣队大换班，矿院新的革委会成立之后，又第三次清理阶级队伍。这次是结合“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进行的。这时矿院的领导人基本上又换成了文革之前原来的班子，要清理的对象也大都是造反派里的人了。70年2月18日，工宣队的指挥在“清理阶级队伍动员大会”上传达上级指示说，这次要把矛头指向“历史的和文革中现行的阶级敌人”，要开展“政治、经济、思想三个领域里的阶级斗争”，“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绝不能心慈手软”，“这次要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他还说，清理阶级队伍要依靠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一切革命同志，那调子听起来和文革前差不多了。
又一个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掀起了，这次被院革委批准揪斗批判的对象有30人。耐人寻味的是，那个在矿院最早贴出“上海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大字报的姓彭的教师，被院革委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交给群众批斗。
矿院的三次清理阶级队伍，那主要的矛头指向当然是不一样的，可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扩大化。在中国，只要是搞运动，右的时候很少。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7182c30100lvud.html
西老泉的故事
矿院的军训失败了。军训团被学生在匿名信中骂作“军粪团”，要他们滚蛋。此事还当“反革命事件”查了好久，可是一无所获。在矿院，虽然还留下了由政委和少数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是无关大局。
67年11月，军训团离开学校之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只要不外出“支左”了，在学校里学生们除了睡觉、吃饭就是打扑克、谈恋爱，此外还有男的装半导体收音机，女的打毛衣，照他们自己说的就是：“吃了饭，没事干，天线、地线、打毛线。”还有“三餐两觉一场球，溜完马路争上游。”我们的大学成了游乐场。
我所在的采煤69.1班的宿舍，简直成了半导体收音机的加工车间。为了做收音机的外壳，他们把大标语牌、毛主席塑像的底座等一切可用的三合板撬下来供他们使用。更有的学生在宿舍里劈了桌椅生火做饭。我亲眼见到采煤70有一个宿舍的学生在屋子里用洗脸盆煮狗肉吃。
他们打死了一条狗，先是贴出“通令”，说恶狗伤人被他们处死，限狗主一日之内前来认领，过期他们将采取“革命行动”，这革命行动就是煮着吃了；实际上，贴“通令”的时候早过了认领期。这一类的小把戏，他们已经玩得很娴熟。学生们胡作非为已经无人能管，反正到点就有饭吃，助学金也在照发。
教职工已经对办学没有什么兴趣了，只等“斗、批、散”。无所事事就大做家具。那时节，矿院有家属的教职工几乎人人都在动脑筋。买劈柴时，尽可能找那粗一点长一点的，可以截个腿、做个撑什么的，有本事的还能从别处弄点旧木头。市面上能够买到纤维板，有时还能碰到木纹纸，那就是交了好运。到商店的“生产资料门市部”去，买上斧、锯、凿、刨，再弄一条长一点的板凳，一个家庭木工厂就开张了。
凭着大学教师的学历和智商，设计出的那两扇门或三扇门的大立橱、床头柜、写字台美观新颖。家属院里到处传出了乒乒乓乓的声响，见面就谈论你的样子如何，我的进度怎样。什么“搞好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事没人感兴趣了。偌大一个山东煤矿学院，两千多师生各人忙各人的，少有人还问学校的事了。
学校的财产大量丢失。北院有一段围墙，被人推倒了无数次，砖也不知被偷去了多少，后来干脆不垒了，什么人都可以到学校里转一圈，有机会就拿点什么，顺手牵羊不算偷嘛。采煤系教学楼上25个大小教室，原来都是全套的课桌椅，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时，只够一半教室用的了。学校附近有一户人家结婚，有人去看了一下，新房里的木器家具，几乎都是用矿院的物件改造而成的。矿院再这样下去怕是就只剩下空房子了。山东煤矿学院是这个样子，别的大学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学还办吗？社会上不少人的头脑里画了一个大问号，大学教师也不例外。
搞派性的人可是时刻忘不了他们的专业。“反到底”空前活跃，不但大字报不断，还出了刊物《矿院评论》。他们要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派性”，指点江山，高谈阔论院革委会的无能。几个头头上窜下跳，借着“打倒王、王、庄”的题目，在院革委会内揪“王王庄分子”，大搞夺权活动。他们还和院革委的那些头头们展开了大字报对骂。学校变成一个吃了饭什么正事也不干的无政府的自由王国，一天一天地在混日子。
正在这时，1968年的 8月7日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毛主席把国际友人送给他的一篮子芒果，转送给了在清华大学的“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支持。这件事引起了全国的重视。报纸、电台连日宣传；各单位组织学习讨论它的伟大意义；群众用各种材料做成大芒果抬着上街游行庆贺；一时成了全国人民的舆论中心。就此大家也知道了一件新事，北京市造反最有名的大学里，进驻了“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毛主席说过：“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要到学校参加上层建筑的“斗批改”。可是，据说“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全国顶级的高等学府后，不但得不到应有尊重，反而受到了一些师生的激烈抵制。对他们轻蔑、讥讽甚至辱骂是寻常事，还发生了殴打致伤致死的事，工作很难开展，甚至于呆不下去了，以至于要毛主席亲自出面来表示支持。
历史是这样的无情，当年红卫兵的兴起，是由于毛主席给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今天派工农兵到学校去教育红卫兵，又是从清华大学开始。
在红卫兵—特别是王牌部队北京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心目中，文化大革命是依靠他们发动起来的。工人、农民，还不是由于当年他们的大串联才行动起来的吗？他们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是打倒刘少奇等大小走资派的功臣。怎么能让没有文化的工人、农民来领导教育他们呢？这不是黑白颠倒吗？这种情绪恐怕是全国的红卫兵共有的，“工宣队”要进大学校园的消息，传到山东矿院后，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到了68年的8月24日，山东矿院的校园里出现了“热烈欢迎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院领导运动！”的大标语，说是“工宣队”真的要进院了，要来300多人。由于多次传言都没兑现，对这次的说法有些人还是不大相信。
第二天见到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的传单：“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这个最高指示是什么时候发表的不得而知，只知道是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还同时播放了姚文元发表在《红旗》杂志六八年第二期上的长篇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那声势是在告诉大家，要在学校里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彻底赶下台来。第二天全市召开几万人的大会热烈庆祝。接着上边让矿院组织学生去参观去年被自己砸过的国棉三厂，听老工人的忆苦思甜报告。这一件接一件的事，简直让学生回不过神来。
到了8月28日，“工宣队”就上济南市的大街游行表决心了。传出第一批要进驻的是山大、山师、山医、山工四所大学，矿院是第二批。反正这次工宣队是一定要来了。一个新的提法到处传遍了：“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这也是最高指示。
“工宣队”真要进院的消息，在院内引起的震动是各方面的。
首先是学生们，他们好一阵子在群众大会上听不到“向红卫兵学习！向红卫兵致敬！”的口号了，这早就让他们觉得灰溜溜，说：“完了，完了，学生臭了。”今天工宣队要到学校来领导他们，简直让他们感到沮丧。到处听到这样的怪话：“这一阵子来，报纸上就是丑化大学生。反正大学生不如中学生，中学生不如小学生，小学生不如不上学。上大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不服气，“没有红卫兵哪有山工总？”“没有红卫兵反逆流，工厂里的造反派能翻身吗？”他们甚至于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也产生了怀疑，“现在把大学生搞得这样臭，五七年毛主席在苏联不是说世界是你们的吗？我真不理解。”“现在社会上有六类分子了，这就是地、富、反、坏、右、学。”有的学生对学毛主席著作也反感了：“学什么，天天读还不如天天睡。”他们似乎预感到逍遥的日子要结束了，内心十分反感，同时也不甘心。有的学生背后说：“棒子队又来了。来的人再多也白搭，没人听他那一套！”尽管如此，9月4日，全院还是开了“掀起大批判新高潮誓师大会”以示响应。
教师们则对于如何与工人阶级交往有点惶恐不安。那些从家门进校门又留到学校工作的“三门”老师们，对于工人阶级只有从政治课本上得到的概念，工人阶级的那革命性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产业工人，个个都是革命的化身。政治上落后的“臭老九”，如何与最革命的工人阶级打交道，一时成了老师们见面的中心议题。应该怎么站、怎么坐、见了要有什么样的表情、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甚至于穿什么样的衣服合适，都是要好好研究的。有一位上海女老师曾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工人最讨厌人们用手绢了，在工人面前千万不要拿出手绢来擦鼻涕！”说话的那认真劲，真像幼儿园的阿姨嘱咐小朋友。教师中笼罩着一种神秘而惶恐的气氛。更有意思的是，老师们人人都在往工人身边靠了，不是说他们的父母就是他们的亲戚是工人。家里有了一个工人就感到自己有了身份。
在工宣队还没进院的时候，学校首先组织了一次下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活动。地点是济南市南，仲宫公社的西老泉村。方式是派一个小分队住在村里，一方面深入学习，一方面负责师生的接待工作；学校的师生一天来一批，80人左右，早去晚归。去的师生除了和社员一同劳动、一同大批判外，主要是学习社员的“语言革命化”。我有幸被选入这个小分队，还要和原来的院团委书记两人负责这十几个人的伙食。具体分工是，我当“司务长”，管账目、采购和做菜；他负责做主食，两人还要为每天前来学习的师生供应开水。我俩搞过一次烧开水比赛，我没比过他，他拉风箱比我有劲。
西老泉是仲宫公社南边的一个小山村，这里不知是哪位领导抓的点，来这里学习的不只是我们，还有一些工厂的职工，有一些解放军似乎常驻在这里。
他们村最出名的事是贫下中农的“语言革命化”。那化的彻底程度是我们没想到的。当我们背了背包进村的时候，听见有人用“毛主席万岁”和我们打招呼，可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我们寻声望去，原来是几个爬在树上的孩子。尽管是孩子，我们也得郑重其事地用右手举起《毛主席语录》认真地作答：“毛主席万岁！”
我们到的第一天晚上，村里开了社员大会欢迎我们，从村干部的讲话中我们听出，他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好，说小学生好，上了中学村里就养不住了。可是对我们很关心，夜里下雨，社员主动为我们修帐篷。
一批一批的师生前往学习，参加他们的家庭忆苦思甜会，那会议的程序是一丝不苟的，几个人的会也要有一个人领着呼口号。参加会的人都要郑重其事地用右手举了红宝书跟着呼喊。
他们还给我们介绍开展地头批判会的经验，印象最深的是小孩子用泥巴捏小人当作刘少奇、王光美大家围着批判。
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家庭批判会，那家姓郭，有三口人，老婆婆、几媳妇还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姑娘。那天我们去了两个人，“四个首先”之后会议开始。儿媳妇主持会，老婆婆主讲，小姑娘领着呼口号。每个人都一本正经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庄严肃穆。看来他们村的群众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这个村的贫下中农众口一词的是“不能有自留地，只有大田才养穷人”，“吃上饭就干革命”，“工分挂帅会两极分化”，“家庭是私字的老窝和堡垒”，他们对
“斗私批修”是全心全意的。他们说，“只有让私字扫地出门，才能让公字安家落户”，“有自留地就学不好毛选，办不好学习班”，“私字斗不倒，社会主义江山难保”……可是，这个村也实在穷得到家了，少有吃饱饭的。说这样的地方会复辟资本主义，真叫人莫名其妙。
去学习的人都要参加农业劳动，当时正在秋收，可是他们的谷子是用手拔，长得不如今天的韭菜高。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只有四五十斤麦子、百多斤秋粮，几乎家家粮食都不够吃，可是没有人出去讨饭，说是“不能给毛主席丢人”。有的到制药厂去拉制葡萄糖的下角料“黄渣”充饥，那东西有很大的怪味，可他们说总比杏树叶子好吃。我们想买些萝卜缨子吃忆苦饭，可是老百姓对我们说，那可是好东西，要吃忆苦饭只能吃茄子叶。
每去一批师生，都由院革委会的一个头头做动员讲话，可是那个头头总是把“语言革命化”说成“口头革命化”，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再检讨改正。其实他的错话才是对的，不是口头革命化又是什么呢？那时的革命就是只在口头上。
一些教工去了还是虚心学习的，我们更是十分的虔诚；学生去了听报告的不到三分之一，其余的就到山上玩去了，有的还找上水石。
来了工宣队
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下发文件，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解放军也参加，后来统称“工军宣队”。
我记得山东矿院的工宣队，先后换过四次。
第一次进院的“工宣队”是机床二厂派的，人不多，他们悄悄地进了院，没有多大声势，作风也有点温文尔雅，对于改变矿院的混乱局面似乎没起多大作用。像一块小石子丢进了一个大死水湾，激起了几个轻轻的涟漪一会儿就平复了。学生早上跑了几天操，接着就一切照旧。没别事干了就斗刘子光、张桂芝，而且每斗必打。红卫兵们的革命精神在这一点上依然如火如荼。
有一个工宣队员是机电系一位老师的同学，他俩同时高中毕业，一个上了大学，一个进厂当了工人；今天当工人的同学成了领导阶级，当老师的要接受他的再教育了。那位老师说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把自己的专业书都卖给了收废品的。可他同时又对那收废品的说：“这可是些好书，我费了好大劲才收集到，你可要好好保存着……”那收废品的笑着说：“你都不要了，我要这些破玩艺儿干什么？”
没过多久，这批工宣队走了。
9月10日，第二批进院的“工宣队”是枣庄煤矿派出的，有120多人，队长是枣庄矿的一个绞车司机，姓于，听说是矿革委会的副主任。这时，我正和十几个教工在西老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我们9月19日回到学校来，看到学校变了样，还看到了工宣队的一号通告。听说，和第一批工宣队不同，他们是每人斜背着绣有毛主席语录的军挎包、手举着毛主席语录、列着整齐的队形，雄赳赳气昂昂地进院的；另外还有工程兵的一个排30多名军人，首长姓刘，任政委。真是冤家路窄，去年“反逆流”时，工程兵支持“老保”，矿院到工程兵演出，工程兵要审查节目，闹了一场大不愉快。如今正好是这个部队来当军宣队了。6037部队留下的几个人，在新军宣队来了不久就走了。
工军宣队一进院就出了情况。在欢迎大会上，“反到底”和院革委会唱起了对台戏，都要上台表演，你争我夺，会场乱得像赶集。“反到底”的人还在礼堂门口贴出大标语：“工人宣传队进院宣布了矿院独立王国的彻底破产！”
第二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广播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记得这个最新指示是晚上8点多播出的，工宣队立即广播通知，晚上11点在大礼堂召开全院师生大会迎接最新指示。教工按时到了，可学生到的很少。工宣队员们敲锣打鼓分头到学生宿舍去，硬是把学生们轰到了会场。人到了可是心没到，会场秩序很乱，大会发言根本听不见。解放军一再出来要求大家静下来，工宣队员们齐声大喊“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也无济于事。有的人甚至乱呼口号，大喊：“打倒白如冰！”不知是何意思。
学生们可是把毛主席派出和支持的工宣队小看了。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枣庄煤矿工人和解放军官兵，可都成了文武全才。工宣队进院不久就发布了《驻华东矿业学院山东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号通告》（这时的山东煤矿学院突然变成了华东矿业学院了），通告的十条内容，以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不容丝毫怀疑的姿态和口吻，对全院师生提出告诫，主要内容是：
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把学习、贯彻毛主席的每项最新指示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放在高于一切、先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统帅位置。毛主席的每项指示一下达，必须以最大的政治热情，最高的政治敏感，最迅速、最准确地传达下去。做到“全线开绿灯、传达不过夜、学习不放松、人人都行动”。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使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条条落实、层层落实、全面落实。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王效禹同志是全省人民所信赖的革命的领导干部，对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和王效禹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人民军队，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政治领导。院、系革命委员会和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之下积极主动地工作，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坚决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彻底批判反动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
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全部复课闹革命。复课闹革命必须首先复毛泽东思想课，复阶级斗争课，复文化大革命课，对于技术专业课要以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为指针，边教学、边批判、边改革。
坚决打倒无政府主义，建立革命新秩序。严格遵守作息制度，不得任意旷课和迟到早退。凡集会应以班、系（部）整队集体入场。不经允许不得擅自退出会场。杜绝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不准任意强占公房公物。对损坏公共财产者，给予处理和赔偿。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群众和干部大多数，包括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提高革命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期的丰功伟绩和抓住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进行右倾分裂和右倾翻案活动。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坚决打击。
对于这个一号通告大家都肃然起敬，不过还是有的人发现了问题。特别是把王效禹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等同起来，反不得，不少人觉得不大是那么回事；不过没有人敢公开提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是先搞“三忠于活动”：以各种方式和材料，写忠字、刻忠字、绣忠字、贴忠字、喷忠字；办学习班、大批判、斗私批修；后搞阶级教育：听矿上老工人的忆苦思甜报告，看矿上自编的忆苦戏《矿工血泪》，吃忆苦饭一人一个菜团子。
有的人反对吃忆苦饭，说：“不给大米饭就到外边吃去。”于指挥在大会上说了重话：“是‘外边的人’，就到外边吃去。我们知道，有人吃了忆苦饭会更恨我们。”有个附小的老师，偷着把菜团子扔了被发现，立即组织批斗。工宣队还反复强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遇到问题先问一个“是不是阶级敌人破坏？”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两周下来，学校的面目大变。
9月27日，全院开了迎国庆动员大会，师生都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会后全院卫生大扫除，学生还自己排演了节目；院内到处贴满了迎国庆、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标语、专栏，大院里已经是热火朝天了。
10月1日，全院师生参加了全市的国庆庆祝大会和游行。早上4点行动，下午4点才回来没有叫苦的。国庆节之后，又组织学习林副主席讲话和国庆社论，掀起了新的“三忠于”高潮。事后进行全院评比，结果是：“学生比教师好，教师比干部好；教室比教研室好，教研室比办公室好。”“反到底”没有声息了，《矿院评论》不出了，打内战的标语、大字报不见了。院革委和“反到底”的头头还在大会上斗了私。人们都说：“还是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厉害。”
接下来，深入开展的“忆苦思甜”、“斗私批修”新高潮成效更大。为了启发师生的阶级觉悟，矿上的宣传队来校演出了他们自编的话剧《矿工血泪》；铁道游击队的队长王强还来给师生做了报告。
尽管一些出身上层的教师忆的那各种各样的“苦”也实在可笑，可总算是都把家私暴露无遗；出身贫寒的人说起往事不少人泣不成声。通过忆苦思甜，大家的觉悟似乎都提高了不少，斗私批修的自觉性也就大大提高。各人都把自己“三线”的东西亮了出来。有一个当了“老保”的学生，还说出了自己受歧视和压制心怀不满，想要买刀子杀人的事。忆苦思甜和斗私批修之后，人人轻装上阵，革命热情如火如荼。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更加积极；搞“三忠于”活动的纸都买不到了。大家都说：“工人阶级的领导就是好！”
10月17日，院革委会组织全院师生，挤在南院大门内小广场的毛主席塑像前，召开了向工宣队学习的誓师大会。院革委给工宣队献了旗，还在大门口给工宣队挂了牌子。枣庄煤矿派出的工宣队，在山东煤矿学院站稳了脚跟。
就在这个大会上，工宣队领导宣布，下一步要继续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接着19日全院开了动员大会。大会上院革委总结了前段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肯定了成绩，找出了经验教训。于指挥做了动员报告，他列举了几个闻所未闻的事件，说明了当前矿院的阶级斗争还是相当严重。
他在报告中指出，矿院的清队工作要分动员、揭发、处理三步，掌握摸、建、学、揭、斗、管六个字。工宣队又出了包含七项内容的“第二号通告”，明确表示，要继续深入地搞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把一切深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为整党建党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天组织全院师生去参观了济南市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展览会”，让师生学习、对比。这些活动之后，我明显地看到有些人面色发黄，沉默不语。
要想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必须带着“三忠于，四无限”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采煤系革委会决定，全体教工集体绣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彩色画像。20日晚上开会举行仪式，并由工宣队采煤系连部的连长、指导员洗手后绣了第一针，真是既隆重又虔诚。为了加强力量，还向系里增派了工宣队员和红卫兵。一个采煤教研室就新进了一个工宣队员和20个学生。
10月23日，全院师生又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总攻击誓师大会”，大会上宣布，机电系有一个教师家藏的手枪被搜出；两个老师是历史反革命，揪出来示众并交“群众专政指挥部”劳改。他们可都是红旗公社的社员。当天贴出大字报119份，点名61人。
还传说，工宣队一进院，矿院的秘密电台就嘀嘀哒哒地响起来，矿院有一大批国民党员，还有把线牵到上海、东北等地的大家伙，听了让人毛骨悚然。一场清理阶级队伍的新高潮就此掀起，接着大字报点名的人到了148人，比前段多出了三分之一。还又挖出了一些汉奸、托匪、五毒资本家等等。一些具体内容前边已经谈及，不再赘述。
为了彻底揭开院党委的盖子，工宣队还组织了近百人的“火线学习班”，有幸我也被列入名单。这次揭盖子说是要排除派性干扰，不带任何框框，首先让刘子光检查交待。
一个循环下来，工宣队的于指挥就认定，党委一个副书记的问题不亚于刘子光，让学习班对他开始批斗。
这个时候，院里有两个被说成是刘子光的亲信，认为犯了严重错误的处级干部，每到学生吃饭的时间就到学生食堂门口去请罪，许多群众认为他们态度很好。可是一开始就倒向造反派，被认为是最好的革命干部被结合进院革委会当了副主任的一位副院长，被揭发出了严重问题。工宣队宣布停止他的一切职务，在学习班交代问题。加上这一阶段清队挖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大部分是红旗公社的社员，有人指责“红旗公社的组织路线有问题”。
工宣队来了，“造反派在受压”的舆论起来了，而且日甚一日。
就在这个时候，社会上一些工厂里又出现了“复旧歪风”，有的还被王效禹责令严肃查处。大街上的宣传车又在骂“老保”；大字报又在说解放军支左走了老路。11月18日晚上，大批群众上街游行，坚决支持《大众日报》的社论《彻底肃清二月逆流的流毒》。山东矿院里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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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巢出动下枣庄”
山东矿院的文化大革命，有一件值得一写的特殊事情，这就是从 1968年12月19日开始，几乎是全院师生到枣庄矿务局的一个煤矿上去搞“斗、批、改”，而且一呆就是4个多月，直到1969年4月28日才回校。这在全国可能也是首屈一指吧。
矿院到枣庄矿去，还是来自王效禹的指示，那是1968年10月10日，王效禹在一次会上讲到，教改就是一个“闯”字，下一步就按“五七指示”去闯，矿院可以到枣庄去……
把一所大学搬到一个煤矿上去，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似乎是一件合情合理的平常事；因为那理由是非常之革命的，到煤矿上便于“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排除阻力，完成学校的“斗、批、改”。
当时，矿院的工宣队就是枣庄煤矿派出的。枣庄煤矿在枣庄矿务局算是大矿，是清末搞洋务运动时就建起来的，可谓历史悠久。它的煤质好，都是主焦煤；煤层也厚，有的达七、八米，是当年山东省煤炭局的王牌。文革前，它一天能出三、四千顿煤，可是职工有6000多人，工效还是很低的。
大学的校园里“知识分子成堆”，派到学校里的工宣队员，在人数上是绝对的少数，工作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有的学生甚至想轰他们走，背地里往他们的铺上倒水；讽刺挖苦不服从领导的事更是司空见惯。把师生弄到矿上去可就不同了，那里是矿工们的天下，他们可以利用天时、地利的条件，发挥优势。
就在这时，学校里传达了省革委会五次全会精神，在会上王效禹说，省党代会上有人为“二月逆流”翻案，还有一个黑专案组，整了全部省革委会委员的材料，100多位委员只有十来个好的，其他都是野心家和坏人。学校的造反派们尽管挨了棒子队的打，可还是王效禹一派的，听了之后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手反击。可是工宣队还是力挽狂澜做出决定：下定决心，带领全院师生员工下枣庄。我所在的“火线学习班”也要到矿上去办。
绝大多数教职工家在济南市，拖家带口，体弱的老人，上学的孩子，特别是在不同单位工作的双职工，从来没想过离开家的事；这次说是下去至少半年，这困难可就多了。可这是工宣队的命令，臭老九不听工人阶级的那还了得？
我也是一样，所不同的是爱人还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一周的准备时间实在紧张，让大孩子转学回老家；济南市的治安不好，必须把不带的东西尽可能寄存到一个亲戚家里；还要上街买些下矿必要的用品……要办的事实在很多；加上一连几天阴雨连绵，我的心情很不好。上街买东西又见到成群的乞丐，有老有小，还有十七八岁的年青人，更使我感到迷惘。可那些单身教工呢，这几天则是在百无聊赖地打发日子。
这时，我的脑子里在想着三件事：这次下矿没有说的，好好表现争取早一点“解放”；明年5月爱人要回来生孩子，得早做一些安排；学校我也呆够了，这次下去找找路子打个基础，明年生了孩子就来个彻底搬家。山东省的农村中小学，都按照“侯、王建议”下放到了大队和公社。大学今后还不知怎么样，一个中专生还是在矿上工作可靠一些。
12月16日开了下矿动员大会。“火线学习班”还领到一个特殊任务，要扎一个大花圈，因为到矿的第二天就要到枣庄市的”文化大革命烈士墓”去表决心。17日全院开了誓师大会；18日进行全副武装行军演习；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进行着。
工宣队一声令下，1968年12月19日清晨，全院师生员工男女老少，四点钟起床、五点集合、六点冒着对面不见人的浓雾，步行向火车站进发。家属、小孩子、还有解放军，夹道欢送到列车跟前直到火车开动，倒也激动人心，任务一定是很光荣的。
我们的专列是下午1点半到枣庄车站的。车站内外的人很多，据说那是全市军民的欢迎队伍。鞭炮齐鸣，锣鼓震天，大喇叭在广播着欢迎词。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欢迎词的第一句竟是：“倾巢出动下枣庄……”是有意贬低还是用辞不当？
那时的枣庄市，除了煤矿几乎没有什么别的。清末民初中兴公司建的办公楼，在战争中毁坏过，恢复后已经不如当年，可当时还是那里最好的建筑物。市里多是平房，不少的还是土坯墙，最大的商场是那个“百货大屋”。在同学们眼里，和济南市相比到处土里土气。没过几天，那对枣庄市容高度概括的文学描述，就从大学生们的嘴里出来了：“一条马路两盏灯，一个花园三角形；一个喇叭全市响，一个岗亭半个兵；一把花生吃全城……”还有因为市内有一个小电厂，那烟筒冒出的烟尘常常迷人的眼睛，得了一个时髦而又诙谐的赞语：“枣庄煤矿尽朝辉（招灰）。”
原定我们“火线学习班”的人集中生活，也不住在矿里，是在位于煤矿南边5里多地疙瘩堡的第三中学的校舍。可是听说装了三次电灯都被破坏了，只好先让我们和原单位的人住在一起。
矿院下矿的教师和干部，住的是矿上挤出来的工区办公室和单身宿舍，都是平房；学生住的则是一些仓库之类的大房子。采煤系教工和一些院里的后勤干部，住的是矿上特为欢迎我们而赶建起来的平房，我们住进去的时候石灰墙上还在流着水。那些房子的位置就在枣庄煤矿东井大矸石山的西南角，前边不远的岭子上还有日本人留下的、当地老百姓叫它“电光楼”的方型炮楼子。
由于人多房少也没有床，男女宿舍一律打地铺，那地铺是用砖垒了一尺高的台子，底下是井下用的板条，上边铺着一层草。一屋住20多人，一个人的地盘不过一米宽。与当年我在湖南劳改矿上看到的劳改犯的住宿条件相比，砖瓦房当然比草棚好；可是，我们的住房屋里的地上潮湿得像泥巴，地铺又矮，空气中弥漫着高大的矸石山日夜发出的浓重的硫磺味，还不时听到从山顶滚落矸石的隆隆声响，以及老婆孩子们抢矸石里的煤块的喊叫声，这就比湖南那监房的条件差多了。可是谁也不说什么，比起各人心头的政治压力来，这算不了什么。
说起在矸石山上捡煤的事，当时枣庄不少的农民在干这事。秧地瓜苗要用煤保温，文革之后就不给农民供应煤了，只好上矸石山上捡。据说一天能捡二三十斤，一斤能卖5分钱，收入很可观。可是这活很危险，顶上不时在往下滚石头不说，有时还会发生爆炸。我们来前不久就死过人。
我们住下之后，工宣队就给我们传达说，这里的驻军和南边台儿庄的驻军观点不一样，那里有“马陵山游击队”常来骚扰，晚上9点全市戒严，睡觉要小心一点。这下大家就更紧张了，听说有的女教工还准备了棍子。
许多人住在一个屋里，到了晚上要想法赶紧睡着，要是睡晚了可就一夜也别想睡了；光那呼吸的声音就五花八门，有的像拉风箱，有的像开摩托、锯木头，还有说的、唱的、咬牙、放屁、打呼噜，可就热闹了。如果你起来看看每个人的睡相，会吓得你心惊肉跳。
由于一人只有那么一点地方，铺底下又矮又湿，各人带的那个放着衣服杂物的包袱没地方放，只好用绳子吊在房梁上。睡在我旁边的赵老师人心细，他对我说，梁上的东西如果掉下来砸在憋了尿的小肚子上，说不准会把膀胱弄破，那可有生命之忧。听了他说的话之后，每晚睡觉之前我都要仔细看一下房梁上吊的东西牢稳不，肚子里也不敢憋多了尿。
人喝了水总是要撒尿的，那露天的公共厕所离住处很远。工宣队考虑得很周到，天冷了，每个大屋发了一个大瓦罐子，那值日的任务之一就是晚上把它提进屋里来，早上再把尿提出去倒掉。可就是因为这个尿罐子，我们隔壁后勤职工的宿舍里，出了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每个大宿舍里，那两边靠墙的通铺中间，有一条不足一米宽的过道。过道两头的山墙上，东头挂着毛主席像，每天的早晚全宿舍的人要对着这像做“四个首先”；西头山墙上贴的是作息时间表和宿舍守则一类的东西。晚上那尿罐子只能放在这过道的两头才不妨碍走动，至于放在哪一头，平时人们并没有在意。
有一天早上，在大家正起床的时候，有一个工宣队员到隔壁一个后勤职工的宿舍去。当他发现那尿罐子放在毛主席像下的时候，像是看到了大逆不道，不可容忍的大事，立即火冒三丈，声色俱厉地批评全宿舍的人对毛主席是什么态度？还有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感情？并要立刻追查严肃处理。阶级斗争可不是闹着玩的，全宿舍的人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尤其是那个值日的干部，更是觉得大祸临头，被吓得呆若木鸡。
事情很快回报到了院革委会，革委会迅速作出了决定，全宿舍的人都要做深刻检查，还追查放尿罐子的人的思想动机。幸亏那是一个出身贫农的老干部，这次运动中表现也不错，才从轻发落；首先要他当众向毛主席请罪，视其表现再做处理。那一天上午，在工宣队的监督下，他在全宿舍的人参加的会上，弯着腰站在毛主席像前，战战兢兢地嗫嚅：“毛主席，我实在对不起你老人家，我把尿罐子提到了你跟前，让大家对着你尿尿，我没有无产阶级感情，我罪该万死……”他一遍遍地叨叨，可又说不出新词。可能工宣队考虑到他的出身好，历史上没有别的问题，态度又老实才没再深究。这件事情如果出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身上，说不定会闹多大。
由于我在系里住了几天之后就被集中到火线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又回到了系里，我睡觉的邻居也就变了两次。有一次，我的铺两边是系里两派的两位顶尖人物，一时人们都不敢接近。现在他们一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是腰缠万贯的房地产开发商，个个炙手可热；只有当时睡在中间的我，没有沾到一点好运气，到现在还是个只靠退休金生活的老朽，可能是睡得时间太短。
师生们吃饭的问题倒是不大，矿上的大食堂多做点煎饼、馒头，多熬点大锅菜就是。食堂里没有桌椅，各人打了饭菜回自己的住处去吃。别管吃的孬好，反正不用自己做了，这就省出了不少时间；只要没有集体活动，吃完了饭大伙就不约而同地去轧那几段马路，逛那个“百货大屋”，那是师生们唯一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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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枣庄煤矿的那些日子
初到枣庄还是新鲜了几天，整理内务、大搞“三忠于”，一个接一个的联欢会、报告会；加上这时毛主席又发表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最高指示，庆祝、学习，又是热闹非凡。可是我发现，就是到了矿上，学生们对工宣队组织的活动依然是很冷漠，报告会上说话的、睡觉的、挑毛病的所在多有；有时乱到会议无法进行，军宣队的政委发了大脾气，连报告人也要边维持秩序边讲话。
我可是从这些报告中得了不少见识：原来枣庄的造反派在群众中是占少数的，这里武斗一度很厉害，去年夏天打死了十几个人，还有了神枪手的故事。据说有一次造反派被围，还是台儿庄民兵师来解的围，还说，要不是一个小孩弄断了炮线，面粉厂的大楼早就被炸了。让人觉得像是回到了战争年代。
工宣队还告诉我们，现在全国煤炭生产的形势十分严重，许多煤矿都停了产，有的煤矿要买煤做饭。69年一季度的煤炭生产计划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为了支援煤炭生产，院革委会决定，全院师生下井劳动两周。
说起来也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能不参加劳动，不过，原计划是一周只下一次井。这次要劳动两周，正合我尽快熟悉一下枣庄煤矿、多学一点生产技术的想法。
说干就干， 12月24日就下了第一班井。这天我从凌晨3点起床，直到晚上6点才回到宿舍。因为除了吃饭、更衣、领灯、班前会、上下井、洗澡等等平常下井必备的手续之外，现在又加了下井前要向毛主席“早请示”，上井后要“晚回报”。我们第一天去，还在工区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那时已经取消了“物质刺激”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可是为了完成毛主席亲自确定的生产计划，多数工人特别是老工人干活还是很卖力的。一天下来我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在枣庄矿头一天下井，我就发现了两件我没有想到的事。头一件事是工人嘴里没有脏话了。过去井下的工人是“干活不啦屌，干劲大不了”，只要下了井，屄屌不离口。那些男男女女的荒诞故事说起来没完没了。现在他们嘴里干净了，休息时间班长还领着学毛主席语录。第二件事是我们回采的工作面是日本人采过的。厚厚的一层煤让日本人乱七八糟地穿采了一气。工作面上不时发现木支架和老洞子。
一连三天下来，我觉得我能顶个小工干活了，可是多数师生都累垮了，还出了几个工伤。
井下的事故，对学生的情绪影响很大，说怕死不好听，是嫌下井的活累、补助少、粮少、劳动保护少。有的在井下不听工人的，想干就干，不想干了不到半班就上井，反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采煤70级还有一个学生，竟然夜里背起行李不辞而别，说干采煤还不如回家当小工。
到后来，学生与工宣队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不合意的事就不听招呼，甚至连枣庄市万人欢送山东省首届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赴济的大事，矿院的学生却拒绝参加。学生中一连出现了几个神经不正常的，有的还是造反派头头。听工宣队说，采煤691班出了流氓、偷盗、“主义兵”三个集团。该班有一个学生还因奸污幼女被隔离审查。
老师们的表现就含蓄多了。主要的办法是称病请假，教工的出勤率下降了一半。特别是听说江西省、河南省的大学都解散了，师生都下了农村，老师们就更没兴趣下井了。都说，到时听最高指示，叫到哪到哪、叫干啥干啥就是了。有的还在私下里说：“回家看自行车也行。”
对于写大批判文章，教师们更是叫苦不迭。“九大”之前是批判“三党六论”，整天写，哪有那么多材料？有一天，我到女教工宿舍的大房子里去，看望我怀孕的妻子。她们刚开完批判会，有一个女教师，没有注意到我进去，在继续发表她的高见：“这写大批判文章可太难了，比生孩子难多了。生孩子肚子里有货，写文章肚子里没有东西……”她一边说一边摸着自己的肚子，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住在大宿舍里，又在工宣队的眼皮底下，老师们不敢闲着，不约而同地研究开了医学。老师们看医书，互相诊断；没病找病喝药酒、贴膏药、按摩、针灸、拔罐子，搞得轰轰烈烈。你别说，到底是知识分子，经过这一番钻研，后来还真出了两个“名医”，其中一位的针灸在学校里名噪一时。
我还是带着我的奋斗目标，继续下井干活。想跟老师傅多学点本事，日后好到矿上工作，可是让我很失望。有一次我下井时让我跟一个不到20岁的采煤工李师傅干活。干完一班活我糊涂了，到底是谁要向谁学习？
当时煤矿工人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职工子女顶替、二是部队复员、三是招工，招工大部分是从农村。我不知道这位李师傅是怎么干的工。他虽然年纪小，可也是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的一员。我是“臭老九”，表示要好好向他学习。他也并不客气：“主要是让你们看看我们工人是怎样干活的！”说话的口气是那样的自豪而又自信。这更加深了我对“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理论的认识。不过那时的年轻工人也大部分是造反派，对学技术并不热心，有机会就参加“革命造反行动”，有本事的弄个官，没本事的混个班。
那时的枣庄煤矿生产方式十分落后，采煤还用的是炮采木支架的老方法。我们干活的工作面由于顶板不太好，支护的方式是用两根木柱上边加一块半圆木，叫托板棚子。
到了工作面分了任务之后，我的事就是把放炮落下的煤攉到溜子里，师傅不时地指点我。等到清理出了一个一根支柱的位置，师傅量了尺寸，到上风巷拖来支架材料，让我休息一会儿他打上柱子好保证安全。可是柱子上的那个半圆牙口他费了好大的劲才砍了出来，待到要把柱子打到半圆木底下的时候，两块木头一把大斧让他的两只手顾此失彼，累得満头大汗，可怎么也打不稳。
这类的活是我在学校实习时就干过的。我看到他拿来的木柱短了些，牙口也砍歪了。我对他说让我试一下，他只丧气地说了一句：“你也白搭！”并没有阻止我。我去找了一根合适的柱子，很快在一头砍出了整齐的牙口，而后一手把半圆木托正了，另一只手扶起柱子先斜着卡在半圆木上，接着拿起大斧，先轻轻敲一下柱头让柱子吃上劲，而后轮起大斧头，狠狠两下子就把柱子打好了，位置、角度都很合适。
我的这些行动似乎让他大吃一惊，他瞪着怀疑的眼问我：“你是矿院的老师吗？”我说是。他说不是。我问他，你说我是什么。他说：“你是八级工。从你攉煤的架式我就看你不是一般人。”继续干下去的时候，这位小李师傅似乎在接受我的再教育。
我们是在枣庄煤矿过的69年的元旦和春节。元旦前，我们听到了两个让我们心动的消息，一是我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我惊奇，社会上这样乱，我们的高科技还在前进，他们那里不搞文化大革命吗？二是济南市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我在想，快轮到我弟妹们住的潍坊了吧？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1969年的元旦，我和爱人是偷偷地到一个老同学家过的，因为我还是一个没有“解放”的犯错误的干部。那天和在枣庄矿工作的四个淮南煤校的同学，四菜一汤，喝了一瓶“兰陵大曲”。我还是第一次喝瓶装酒。他们在运动前都是区队技术员一类的基层干部，经常往来。可在运动中又曾经是对头，如今说话还是有所顾忌；不过背后对我还是什么都说的。
有一个同学是造反派，他曾头戴安全帽，手拿钢钎，骑了自行车到处去游击。有一个同学是老保，尽管在区里他们的人占到了80％，还是被掌了权的造反派用皮带打得他遍体鳞伤，几天上不了班，接着又被下放当了工人。另外两个只是随大流，也被下放当了采煤工，其中的一个刚提上来在区里搞“清队”。
说到57年同时毕业的同学，那遭遇可就大不相同了。有的成长很快，有的失恋自杀，有的成了右派，有的犯罪坐了牢，还有一个同学杀了人被处死，更令人惋惜的是这个矿上就有三个同学死在井下的事故中。当时我在想，我算什么呢？还能有出息吗？
春节过的可就更惨了。除夕那天，我和挺着个大肚子的爱人到街上买年货。我们排队买了一斤点心、一斤花生、外加两个烤地瓜。为了让食堂的菜有点滋味，我们还买了5分钱的酱油、5分钱的醋。想买点酒，没排上队。
年三十的夜里，先是去扎花圈，回来是坐着小木墩伏在小方凳上写第五次检查。这天的日记里，我给自己写了一幅春联：“重写检查除旧岁，学扎花圈迎新年，前所未有。”这份检查我至今还保留着，是用蝇头小楷写了31页稿纸。
这天也有使我感到光荣的事，让我参加了系里的“放牛小组”。采煤系有七个“四类分子”，平日分散在各宿舍由群众监督，过年把他们集中起来了，我也管了一回“牛”。
年初一清早就去为“文革烈士”扫墓。早饭吃了水饺，中午是“忆苦饭”，吃的是地瓜叶团子，喝的是地瓜叶汤。虽说放了六天假，我的主要任务还是写检查，因为过了春节就要交；加上接二连三地吃忆苦饭，使我心烦意乱。总算用止咳糖浆瓶子从食堂弄了一点酒，可不知那是用什么酒精兑的，喝了之后晕头转向，脑袋里嗵嗵地直跳。我看到当地老百姓的门前都插上青竹叶，祈求一年清静。那些天的报上也一直强调“落实政策”、“分清两类矛盾”，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命运将是如何？那可是谁也说不定的。不过3月20日就让我向全系师生作检查，据说反映还可以。
我们在枣庄遇到的最隆重的事情是党的“九大”。这件事情的舆论，从去年开始已经几起几落造了很久了，到了69年的3月下旬，似乎是真要开了。矿上组织高产为九大献礼，老工人们还真是拼命地干。3月31日，全矿日产达到了3月份最高水平的4450吨。学生练队列准备游行……各方面都紧张起来了。果然，4月1日九大开幕了。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时最快的信息来源是街上的大喇叭。由于开幕的消息是晚上广播的，我是在路边借着昏暗的路灯光线记录的，接下来是大庆三天。
在第二天的全市庆祝大会上，最令我难忘的是万名小学生的队伍：一个个的方队有不同的装束，红缨枪方队被风一吹，红缨飘舞如红色的海浪；穿着灰色的红军制服，腰间别着一式木手枪的方队，个个神采奕奕真让人感动得流泪。好一副万众欢腾的景象。
九大期间高潮迭起：4月14日发表“公报”；4月27日发表林彪的报告……都是通宵达旦地上街欢呼。不过最让枣庄矿沸腾的是，担任这个矿矿革委会常委的一个工人，当选了九大党中央委员。我们一到矿就听过这位九大代表的报告。他在井下“苦干实干加油干，地球转一圈他转一圈半……”的精神令人敬佩，可是他说到在一次冒顶事故中，为了抢救被冒落的煤炭埋了的工人，他用牙咬开了当假顶用的鹿柴，我听了觉得有点玄，我是学采煤的，那玩艺儿用牙是咬不断的。
这个消息是4月25日晚上广播的，有他一家人住着的那排小平房，因为他当了中央委员立马就有解放军站上了岗，当夜全矿职工游行庆祝到凌晨4点。第二天下午又开数万人的庆贺大会，会后又游行到6点才结束。
当了中央委员的这位工人，很快被调到了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管全省的煤炭工业。听说他每次开会都让省煤炭局给他写“有份量的报告”。煤炭局的秘书们摸准了他的脾气，每次都用20×10的稿纸给他写厚厚的一大摞。他也每次都要用手掂一掂够不够份量。这是后话。
九大似乎对山东的形势并不看好。被山东造反派说三道四的许世友成了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李德生等人还是候补。而被山东造反派奉若神明的王效禹，只是众多的中央委员中的一个，和枣庄矿的那个工人一样。
听说在这期间，在山东省检查了多少次，一切都认了罪，还说毛主席都说了话，可还是“得不到群众谅解”的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中央要调他到哪个省当省革委会副主任。许多学生对此说了不少的挖苦话。
在枣庄的那些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师生们越来越不安心。后来开的那些大会，没有一个不是乱哄哄的，可是只要一提回济南的事，会场即刻鸦雀无声。4月份，新汶矿务局的潘西煤矿继去年的华丰煤矿之后又发生了瓦斯爆炸，死了一百多人，师生的情绪就更不稳定了。工宣队也感到，是呆不下去了。
我们是1969年的4月28日，夜里11点15分乘火车离开枣庄的。全院师生到枣庄煤矿住了几个月，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据说是广大师生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性的变化。每个人的《接受工人阶级教育鉴定》都肯定了这一点，我还受到了广播表扬。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是用宝貴的时光换来一段毫无意义的经历。
说实话，大家特别是学生受到的教育真也不少，首先是煤矿本身的黑、乱、脏、臭给大家的印象深刻；再加上社会上的乱象，时不时地警报“马陵山游击队”来袭，常让大家心神不定。据说和枣庄交界的江苏徐州，有些“黑老保”真的组织了“马陵山游击队”四处活动，常有到“造反派”掌权的枣庄来骚扰的企图。实际上我从来也没拿这当回事，别管什么游击队，与我有什么关系？不过我有一位在江苏省工作的同学来找老同学玩，他身上还真别着手枪。
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可是收获很大的。矿院有位个子很高的青年教师，在济南一直找不到个头般配的对象。这次在枣庄的“百货大屋”见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就结了婚，两人一同回了济南。这段美满婚姻是矿院下枣庄给他们的最美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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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线学习班”
我从1957年夏天从淮南煤校毕业参加工作，到1998年春天退休，4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一次得到“脱产学习”的机会，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从 1968年10月25日到1969年2月6日，参加了山东煤矿学院革委会举办的“火线学习班”。不过这个班不学文化科技，只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要的学习方式是揭发别人的问题、交待自己的错误、接受大家的批判。工宣队的人对我谈了一次话，说这是体现“给出路”的政策，安排我第一个揭发，要我好好表现。
按说我是扎扎实实地学了三个月零11天，可是结业的时候也没发个什么证书，更别谈学历。况且，开始让我当了个小组的副组长，还没当几天就不让我干了，实在有点亏。这不是吗？直到退休我的所有的登记表的“学历”一栏上，只能填写“中专毕业”。
这“学习班”可是大有来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毛主席早在1968年秋天就说过：“还是办学习班好。”自那以后，一时间全国上下、城里乡间、工厂机关，都办起了学习班。矿院的这个学习班任务是“彻底揭开黑党委的盖子”，为整党建党做准备。名之曰“火线”就是要真刀真枪地干。
这学习班是没下矿前就开了学的，首先学了三天政策。到了枣庄矿，山东煤矿学院的那“斗、批、改”果然紧张地开展起来了。元旦前听到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传达的文件中还说，走资派并不都是坏人；传说省委书记谭启龙也解放了；这对造反派来说可不是福音。
我这时感到，山东省和别的省以及山东矿院和别的单位都有明显的不同。在别的省，打倒了刘少奇之后似乎所有的群众组织都是革命的了，不少地方实现了真正的大联合；有的地方，如徐州等地虽然还不时有武斗，传言毛主席说，那是“共产党打共产党”，不再分谁是造反的谁是保守派。可是在山东省，群众依然按文革初期的表现被分为两派，“造反”、“保守”泾渭分明。造反派掌大权，尽管常常是少数，枣庄就是；老保则是二等公民只有服从的份，造反派开会老保不能参加。
矿院则更加显明，“红旗公社”社员有“组织生活”，党员却早就不准过了。矿院造反派还根据毛主席说过的“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说参加了保守派就是参加了国民党。没有什么联合的问题，有的只是“优待俘虏”。还有更革命的一点是，只要是曾经有点纱帽翅的的人都是“犯错误的干部”，别管前段表现怎么样，就是结合进了院革委会这次也一律要单兵过关逐个审查。院有院的目标，系有系的对象，大会斗、小会批，大部分的会议就是坐在那些地铺上进行的，不过说来说去还是那些重复了多少遍的老人老事。有时主持会的人都打瞌睡了，猛然醒来不知道批判对象在说什么，装模作样提出的问题驴唇不对马嘴，让人啼笑皆非。
院革委会办的“火线学习班”的有关人员，是元月13日集中的，还是住在矿南边五六里地，一个叫圪塔铺的小山包上的一所中学里。原来住在“群专指”牛棚里的刘子光、张桂芝、沈俊等人，这时也和我们一起住集体宿舍。这个学校的学生早就造反离校，院里空无一人。于是那些课桌既当床铺又当会议桌，很是方便。
集中到这里来的人既有有问题需交接的革命对象，又有革命的积极分子，记得有二三百人。要我去是因为有人说我是刘子光的亲信，肯定还有重要的问题没有说出来，给我一个好好表现的机会，对此我是心知肚明的。其实我文革前的一切工作都是在系总支书记开完党委会回来，再开系里的党团干部会，向我们传达；按我记下的“刘院长说……”一步步落实的。我到他家只有一次，就是66年放寒假前，在出了《中国青年》封底画事件的那天晚上。
起初，学习班还让我当一个小组长，可是还没等开始“学习”就又在会上宣布“我自已要求”辞去小组长的职务；本来嘛，我是个“没解放的干部”，怎能当此重任。那起初，可能是想利用我吧？不要说我这样的人，就是一般的群众“老保”也不能当此重任。记得我们系有一个表现好的“老保”，为了体现政策，也只让他当了一个民兵连里的“临时代理副班长”。
“火线学习班”里火药味是很浓的，一号对象当然就是刘子光。由于一办就是几个月，白天黑夜的揭发、交代，山东矿院从成立到文革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就连刘子光在哪次党委会上放了个屁也都重复了好几遍了，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集中火力对刘子光的揭发批判取得了重大成果，他承认由他包庇重用的坏人由77个到了99个，后来又到了124个。就是说从原来的省煤炭局，到后来的山东煤矿学院，全部向坏人交了权。造反派为取得的胜利而高兴，说刘子光有了转变。有人却说，他这是耍阴谋，他自己就是坏人。
“火线学习班”里的革命形势，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在那个情况下，我若能顺势抛出几个重磅炸弹来，肯定会得到“群众的谅解”、领导的重视、甚至于会受到重用，有些真正的亲信都是用这一手“自己解放了自己”的。可是按照当时的是非标准，对于刘子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所知道的都说了好几遍了；文化大革命虽说搞了两三年，那造谣的本领我总也学不会，实在没有新的爆炸性材料。革命积极分子们认为我顽固不化，引出了后来不通过我恢复党籍的事。这时的刘子光却看到了我实事求是、在压力面前不低头的表现；我和刘子光真正的友谊，就是在这文化大革命的火线上暗暗结下的。
学习班里的洋相也很不少。被审查的人因当时的处境不同而态度各异。
早被揪出来整日被批斗甚至于进了牛棚的人，大都态度老实。他们弯着腰、低着头，唯唯诺诺，有的为得到“群众的谅解”，对别人的揭发一概默认，有些事显然是违心的；他们这两年有了教训，不这样是过不了关的。看看省里的大人物不也是这样吗？
有些在前段运动中未被触及到甚至还被“结合”进了院系领导班子的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一直被尊为“革命领导干部”，是头上有光环的人物，对这突如其来的新身份很不习惯甚至有点反感。于是对别人揭出的问题上推下卸、掩掩盖盖、支支吾吾……时而强词夺理、时而佯装忘记；有的还能说哭就哭、说笑就笑，比舞台上那戏演得好多了。
有些革命群众也想从走资派的交待中为自己捞点脂粉。有一个“老造反”的女将，大庭广众之下声色俱厉，一定要刘子光交待是如何迫害她的，把刘子光逼急了，只好说出了实情：本来是要提她当系主任的，只是因为她的档案不知去向，她自己说的入党介绍人又三次否认介绍过她，这才没提成。偷鸡不成反而蚀了一把米，成了大家的谈笑资料。有一个曾被结合进院革委会的前院领导，在这次火线学习班上交待，他曾想把某人打成反革命、某人打成右派，其实这两个人原来都是他的铁杆亲信，也是如今响当当的造反派。不过，这样一来这两人可就又身价倍增了，这也是一种拉拢人的办法。
对于在院里排上号的人，资反路线、干部路线、建党路线、包庇坏人等等都揭批完了之后，69年2月3日工宣队宣布，院火线学习班胜利结束。工宣队领导在大会总结时，说到对前院党委主要成员的鉴定，出人意料的是最早被揪出来，被省委定为“三反分子”，在牛棚里关的时间最长，挨的批斗、挨的打、受的折磨最多的刘子光表现最好。一个被结合进院革委的革命领导干部表现最差。表现好的，可以首先向全院师生做检查争取解放。
院里的火线学习班结束后就轮到系里了，我这一类的人就成了重点。系工宣队的连长和系革委会主任一同和我谈了好长时间的话，主要是向我提出警告：“你在院火线学习班上表现的不怎么样，对于院里的事，你可以说有些事你不知道。现在要揭系党总支的盖子了，再不好好表现可就说不过去了。”还说：“在院里，你是刘子光的爪牙；在系里，你是于国才的帮凶。你们是代表国民党、地、富、反、坏、右的。你是向人民投降呢还是顽抗到底，就看你自己了。我们早就知道，采煤系总支抛出你来是为了丢卒保车，是个大阴谋……你再不站出来就要成为革命和专政的对象。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
这些话，如果是说在两年前我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的。现我已久经沙场，成为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老油子了。毛主席关于“分清两类矛盾”、“注意政策”、“要给出路”等等的最高指示我早已了解，对于他们说的这些不着边际的话我已不大在意了。不过春节放了6天假我一天也没闲着，老老实实地在屋里写检查。
这各系部的“火线学习班”也不是吃素的，有院学习班的经验，再上群众新的发明创造，那声势也是咄咄逼人的。系总支书记哭了11次还没过关。我的检查写了7次，每次都是五六十页还不行，一定要我承认过去对学生说的那些故事、笑话都是“有政治目的的黑话”，我哪有那个水平呢？
这次系里的学习班，也真揭出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关于采煤系总支“丢卒保车”的说法，我过去认为这只是对一种现象的推测；我成了采煤系中造反派重点批斗的对象，只是因为我和学生接触的多、被抓住的言论多而已。运动中虽说各人都在保自己是事实，至于搞什么阴谋陷害同志，我是不相信的。可是在这次学习班上，有人就真地揭发出了党总支书记假造反，组织了专案组，到我联系比较多的采煤69―2、66―1班去调查我的阴谋活动的事实。他们还把采煤系学生会主席作为重点突破对象等等。当总支书记对此不得不承认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各系部的学习班一度办得热火朝天，可是没办多久院里就出了大事。
3月2日早上，突如其来地在大礼堂召开全院师生大会。院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今天我们学院又出了一根鸿毛……”基础课部的党支部书记沈俊卧轨自杀了。
我被这晴天霹雳惊呆了。我太了解他了，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个老新四军干部。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坚定、刚毅、特别有魄力的干部。可是，有几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老师，抓住他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的几句话，就是不放过他。头天晚上下雪，他曾对人说：“老天在给我送行了！”当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他本来没有什么问题。谁知第二天早上有人在附近运煤的铁路支线上发现了白雪覆盖着一个被火车轧成了两截的人。
他死了，被定为“叛徒”；妻子儿女被遣送回安徽原籍，不久妻子得了精神病；直到改革开放他的问题才解决。在他的问题上，我当时虽然身处逆境无能为力，可是我一点表示都没敢有，内心里至今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揣测他的心路历程，令人深深地感到痛心。对我来说他可不是一般人，每每想起这事就痛恨我自己，我是一个懦夫。时至今日，说什么也没有用处了。
这件事对各系的学习班有了影响。3月24日，系里要我做补充检查，第二天就宣布“解放”了我。我是全院最早“解放”的两个中层干部之一，不过，可能他们已经忘了，我这是第二次了。到3月27日为止，全院解放了37个中层干部，我看了一下，有三类人：一是真正向造反派投降的，二是运动开始时不在学校内的，三是在劳改队里呆过的。那些在运动中翻云覆雨的一个也没解放；院党委委员也一个没解放。
我被解放了，现在是平头老百姓。“摘去乌纱帽，戴上安全帽。上班不迟到，下班早睡觉。清闲又自在，再不做检讨。”实在得意得很。谁知没过几天，我就被任命为采煤69连队的副连长，要我马上到学生中去。教师和学生们还给我开了欢送会、欢迎会，听着那些忽然变了调的话语，感到有说不出的恶心。
在枣庄煤矿演出过一幕我被解放的滑稽剧，这一生我是不会忘记这个给我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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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党建党的闹剧
山东煤矿学院整党建党的绝大部分进程，是在王效禹领导下的造反派一派掌权情况下进行的。当时矿院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都掌握在院革命委员会的手中；按毛主席的指示，进入学校领导“斗、批、改”的枣庄工宣队，实质上也是他们一派的。
虽说到69年春天“九大”之后，王效禹的问题已经败露，可是矿院的造反派还是死抱住他的大腿不放。在省里有了解决王效禹错误的《十条》之后，矿院革委会和工宣队仍然还在明顶暗抗，“不准保守派乘机翻案”。
山东的造反派认为，他们造反有功，已经打下了天下，整党建党可以，但是必须按照他们的思路论功行赏。整，就是整掉现在的“老保”党员；建，就是发展他们这些路线觉悟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入党。这也不奇怪，听说在北京，红卫兵司令蒯大富还为共产党准备过九大。
由于总和上边的精神不符，与其他省市的做法不同，在校内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那美梦总实现不了。在强权与抗争的不断较量中，整党建党搞搞停停，拖了近两年，要不是王效禹倒了台，怕是还结束不了。
自从1966年8月，院党委被造反派冲垮之后，全院的党组织就停止了活动。虽然没有人说非法，可是党员私下聚会肯定是有风险的，“黑串联”、“搞阴谋”的帽子是随时可以扣到头上的，党费也没有地方交了。所以在文革开始后的三年时间内，山东煤矿学院内红卫兵有活动，“红旗公社”社员有活动，共产党可是连地下活动也没有，只有一些虽然互不联系但还没有忘记自己是党员的人。至于“党的领导”，造反派说了：“毛主席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毛主席的大旗在他们手中。林副主席也说过：“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党组织活动。”这恐怕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特有的一种奇怪现象；事情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真是匪夷所思。
学院的党、政、财、文一切大权，归了造反派控制的革委会。矿院造反派的组织名称叫“红旗公社”，那些公社的领导们，根本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俨然那“红旗公社”才是矿院的执政党。采煤系的一个小头头，就以不屑和教训的口气对我说过：“我们红旗公社可不像你们共产党，发展社员慎重得很。”在她的内心深处，可能认为从此天下就是造反派的了，造反派要取代共产党执政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几年了，可也越搞让人越糊涂了。开始曾经听说“斗、批、改”要求半年内完成，可是多少个半年都过去了，还是望不到尽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已经斗得大家筋疲力尽；“和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批也批得似乎没有多少话可说了。可是改什么呢？似乎谁也说不清楚。“整党建党”，大概是改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在注视着这件事，可一拖又是两三年。
说起“整党建党”这个事，在山东矿院似乎是68年初就开始了。不知是哪里来的指示，元月12日，机电系最早成立了“教工党员学习班”，并有群众代表参加；预定10天，说是要着手“整党建党”的工作，可是其他单位没有什么动静。当时，造反派就怕党组织恢复活动，所以只想“整”不想“建”。这次活动，看来似乎是没有尚方宝剑的，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68年5月中旬，听军宣队的郑政委做了一次“整党建党”的报告，党内外都反映出了不少活思想，可是后来又无声无息了。
一拖就是半年多，到68年11月初，68级的学生要离校了，又突击搞了一阵子。院里组织这届的学生办“整党建党学习班”。
每个学生班都是一样，要研究恢复党籍，首先要深入批判“三党”、“六论”和“刘子光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我们这些介绍人还必须参加。那“三党”是指什么，我想不起来了。“六论”我还记得是“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入党做官论”、“入党保官论”、“公私溶化论”、“党内和平论”。
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把一些造反派学生的心灵完全扭曲了。那大批判的发言，无一不是把矿院的党定性为“修正主义的党”，发展的党员都是“刘子光的党员”，文革中的表现几乎都是“保皇派”……先把研究的对象骂个狗血喷头。造反派们还创造了一个理论：“只要路线是修正主义的，发展的党员都是不合格的。”有的造反派说得更干脆：“学生中哪有共产党员，只有一些刘子光的保皇狗。”造成的那种氛围，不是什么恢复这些学生党员的党籍，而是应该统统开除，还要批倒斗臭。
讨论到具体人的时候，首先要介绍人说说，当时是抱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发展他的？在发展的手续上有哪些弄虚作假的行为？现在他够不够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条件？有的还要他自己交代，钻到党内的动机是什么？这哪是在研究恢复党籍，简直是在审判定罪。
我这时早已经看透了这些造反派学生的内心世界，也习惯了他们的蛮横无理。我都是慢条斯理地告诉他们：“别人的事我不知道，我自己，发展党员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没有必要弄虚作假，入党的一切手续都符合要求。至于符合不符合条件，若按优秀党员的条件来说，他不符合，我也不符合；要说基本条件，我认为是够的，不够我也不当他的介绍人。按照党的政策，应该恢复他的党籍。”每到这时，评议会都会变成对我的批判会，有的造反派头头甚至于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我滑头、死不改悔，有的还要拉我到大礼堂辩论。我已经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对这些小把戏早已毫不在乎了。倒是有些被评议的学生党员，怕我吃亏，劝我别说什么了，随他们的便吧！
我不想参加这类的会了，可是不行，工宣队还来找我，说是介绍人必须参加。
我记得，这次68级学生的整党建党，采煤系的21个学生党员，包括正式党员和个别参加了造反派的，没有一个通过评议的。可是让他们出尽了洋相、丢尽了丑。
我对他们的党籍很担心，因为大权还在造反派手中，这些人是什么坏事都能干的，要达到一风吹的目的，毁掉档案的事也非过虑。于是我在一本日记的后边，抄录了一份全系66—70级76名学生党员，包括介绍人、入党时间等内容的详细名单——“立此备查”。
我还在这份名单后边附了两首诗。
一首是送给这些学生党员的:
期望
生在温室骨肉纤，
暴风骤雨经三年，
柔枝久锻成铁树，
来日花开高山巅。
另一首注明是“给山东的某些大人物”:
无题
翻手为云覆手雨,
玩弄群众耍权术,
顺我者昌逆我亡,
翘起尾巴扯大纛.
不知什么原故，68级的同学离校后，学校的整党建党又停了下来。似乎只是为了应付学生离校。
过了一个月，又提“以整党建党为中心”，还要下矿搞，从那，就又断断续续地搞起来，还印发过《整党建党简报》。整党建党的第一步是要解放干部。到了69年，说是要在采煤系搞试点。 2月27日开了全系的动员大会，院里还安排了“试点小组”。我看那架式，在系里政工干部中是要拿我当典型。我惶恐了一阵子，可是没再有下文。
又过了一个月，说是来真的了。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声浪中，省革委决定，确定矿院为全省八个整党建党试点单位之一，而且是文教系统惟一的。那原因是刘子光积极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问题多而且复杂。过了20多天，院里办过一个为期10天的“整党建党学习班”，各系分工“整党建党”的头头参加。后来提出二季度要“以整党建党为中心，全面开展整党建党、清队定案、解放干部、教育革命”。
69年的3月26日，我在枣庄煤矿得到了第二次解放，接着就要我当了一个学生连的连长，说这算是第一步。可是这次解放的这几个干部，对矿院都是无关大局的。
听说山东农学院的院长华山解放了。院革委也组织了一次“整党建党座谈会”，还学习了毛主席50字建党纲领。
可是，造反派们一听说通过“整党建党”，要恢复院内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眼看要威胁到手中那好不容易才夺到的权利，于是拼命反对。先是说，山东煤矿学院有“特殊性”，党委是修正主义的，党员都是刘少奇的黑党员，不能恢复；后又说恢复了党组织，“红旗公社”就没了权威，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会丧失；反正造反派上下群情激昂，对“整党建党”坚决抵制。
不知是哪里的规定，在恢复党组织之前，先要逐个党员恢复党的组织关系，而党员恢复关系要经过群众评议；这样党员能否恢复党籍的大权还在造反派手中。这时党员们成了考生，以造反派为主的大小“群众评议组”成了主考，一场新的闹剧又开始了。学校的共产党员们，这时反而受到了比平时更大的圧力。可是大家知道，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事到如今了，只能硬着头皮再接受一次考验。
这一次又有了新办法，要大办学习班“斗私批修”。首先党员斗，要斗得让群众满意。工宣队的领导说：“这次整党建党能不能搞好，责任全在党员。”院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找原采煤系党总支我们三个主要干部谈话：“只要你们三个斗好了，采煤系的问题就解决了。”这责任可是推卸得够彻底了。可是开党员会他们不让预备党员参加，我们说了什么也不算，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预备党员。
后来又以班为单位办学习班，决定采煤69.3班为试点；从一个“没站错队”的预备党员开始。造反派学生的观点倒也说得明白：“我看整党建党是为了达到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整党建党是一场夺权与交权的斗争。”“不分革与保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话都说完了，观点不变！”……院里，造反派评论整党建党的长篇大字报又贴满了墙，一个突出的观点是“矿院特殊论”。
试点班的第一个预备党员斗私之后，学生一连提了三天意见；弄得那个学生党员三天没睡着觉，脸接着就肿了。可是造反派的学生看到，这架式不像是要“大吐大纳”的样子，这些党员也一风吹不了，自己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党票”不好拿，接着也就对这事没了兴趣。
接下来，工宣队传达“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中央文件没人听；介绍清华大学的经验，有人说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组织讨论没人发言，只有人捣乱；结果是，工宣队认为最有把握的一个学生党员也没通过。
采煤69.3的“整党建党学习班试点”，就这样不了了之，学生中的“整党建党”又陷入停顿。矿院69年的七一庆祝大会，到会的人不足三分之一，会上发言的没有一个是党员。会后讨论北京的整党建党经验，学生们一致的观点是“矿院特殊”。
教工中似乎好一点，动员会还是都参加的；“斗私批修”一遍又一遍地进行。那斗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早被造反派结合了的“革命干部”和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党员，很顺利地通过了；平时唯唯诺诺没有对立面的党员，也问题不大；那些怕丢了党籍丢了官随机应变的人，先骂自己，后吹捧造反派，折腾几遍也能得到造反派的谅解。可是有些对造反派的行为看不惯，或者造反派认为对他们有威胁的党员，这关就难过了。因为要想恢复党籍，首先“思想总结”要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对造反派的态度”，这也是他们评议的要点。许多人在这一点上就是通不过去，别的就无从谈起了。
我也是造反派们很不放心的人。前段“解放干部”，我就曾被解放过两次，头一次是我在学生中接受监督，说我表现好，宣布“解放”我。可是由于我不赞成工宣队和造反派的一些做法，又宣布我的解放不算数了，后来在枣庄又解放了我一次，还让我当了副连长，无非是想利用我而已。这次恢复党籍，我的经历更有点滑稽。
对我的小范围“群众评议会”的时间，记得是在6月底；会议是在一个桌椅横七竖八、満地是废纸尘土的教室里开的。我到得最早，先整理了一个开会的地方。后来陆续进来的人，除了主持会的工宣队员外是清一色的造反派；也除了那个工宣队员外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最后进来的是一个有名的造反队的队长，一个黑黑的小矮胖子，因为能打能冲，外号“猪头小队长”。他的头上有意地戴了一顶破草帽子。大家首先对那顶破草帽子嘻嘻哈哈地评论了一番，我尴尬地坐在一旁啼笑皆非。
当那位工宣队员宣布会议开始，要大家对恢复我党籍的事发表意见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发言。憋了一阵子，还是那位造反队长先说了话。
他先对着大家做了一个鬼脸，而后说：“你们不说我来说，我说这个刘炳南，他倒不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还不够格。可是他今天不是，不等于他明天不是。他还没有经过考验，我们信不过。我看还是等战争打完了以后再说吧！”接着又做了一个鬼脸，大家又不做声了。工宣队员一再请大家发言，又一个说了一句“就是，我们信不过他”，之后就再没有人说话了。于是我的恢复党籍一事没有通过。事后那位工宣队员找我谈话，说：“你得不到造反派的信任，我们也没有办法。”
7月3日是大会听取意见，有一个造反派学生，用一种戏弄的口吻，坐在那里大声地说：“别的人都好说，我们就是不同意刘炳南，我再说一遍，就是不同意刘炳南，这个人靠不住，打完了仗再说！”会后他们还给我整理了十大罪状，最后一条是“要重新考虑他的《黑话集》。这些，都是我一生无法忘记的羞辱。
按照造反派们的要求，我只能发动一场战争，还要被敌人俘虏；而后在敌人的酷刑下英勇不屈，还得再活着回来才行。发动战争，我哪有那个本事！可气的是，美帝、苏修、蒋介石，只咋呼不真来，我这党籍是无法恢复了。
这当然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不过，这时我的抗压性强多了，虽然我还看不到前景，可我确信，我十多年的党龄，不是他们几个毛孩子能玩弄掉了的。
那些学生党员可就惨了，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预备党员，又绝大多数被认为是“站错了队的老保”，造反派们出于一种妒忌心理和整人的目的，总是想把学生党员一风吹，于是就变着法儿刁难他们。“整党建党”，对他们简直是一种折磨和熬煎。单是造反派学生闹也还罢了，有一个系党总支副书记也跟着造反派帮腔说：“我看预备党员可以不算数……”不到关键时刻是看不清一个人的。
这第一批恢复组织生活的党员，只占20％，预备党员一个没有；采煤系教工中可就只剩下两个了，其中之一当然是我。采煤系师生，在最后听取意见的大会上，还没等那名单念完，人们就一轰而散了。谁还关心这事！
会后，我找到系工宣队的负责人，明确地告诉他，我不是那一派的人，当然哪一派也不会支持我。我的态度还是那样，认为错了的，随时认真检查，我认为是对的我要坚持到底。对于当前山东和学校内的一些重大问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还把关于“山工联”、“反逆流”、“山东工人中的两派”、“王、王、庄”、“反复旧”以及矿院内关于“贯彻十条”、“两派团结”、“一派掌权”、“工宣队的工作”、“整党建党”等十个问题，一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从那以后，我就以为学生复课准备教材为理由，很少再参加党员的“斗私批修”，我认为那是造反派在改造党。
当然，由此又惹出了许多的麻烦。我亲眼看见系里的头头，又在重新整理我的《黑话集》，像是又要对我有什么大动作。已经“解放”的党员也来做我的工作，要我跟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多数党员也已经对这样的整党建党不感兴趣了。已经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党员们发现，一切的权力还是都在造反派手中，自己无所作为。工宣队只是要求党员带头守纪律、写稿子、打扫卫生。
于是有的党员，包括我们系的党总支副书记也提出：“党组织恢复了也没法发挥作用，不纳新无法掌权……”建议把在系里掌权的造反派头面人物发展入党。我想，这些党员是被改造好了，再说投桃报李也是有良心的表现；不过，一个系党总支副书记有此奇想不免令人吃惊。
时间没过多久就听到了中央的新精神：“群众组织不能在党之上。”“任何人都要接受党的领导，树立党的威信，抓好整党建党……”
到了69年的8月13日，新的军宣队政委在全院大会上宣布：“群众领导整党建党是错误的，领导小组撤销，‘整党建党’工作暂停，等党的核心小组成立之后再继续进行。已经恢复了的党员还算数……”
好在继续耍了好长一段时间的两面派，妄想利用造反派保护自己、对抗中央的王效禹，终于彻底垮台。过了不久，矿院的工军宣队都换了人，“红旗公社”也倒了旗。
不过半年的时间，矿院的政治形势来了一个大逆转。70年2月16日，新来的工宣队指挥，在开展“一打两反”运动大会上，重新提出要“党团员走在前边，起模范带头作用”。这可是自从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三四年没听说过的话了。他还传达上级的指示，说是要在70年上半年完成整党建党，国庆节前全面恢复基层党组织。可是我的党籍，没有通过任何的形式，不知怎的就恢复了。大会之后，我接着就出面召开学生党员会议，后来又主持系里的“一打三反”运动。
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后期，又掀起过一次“整党建党”的高潮。“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从3月底就开始，一直开了二十多天，会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等中央领导都出来讲了话；发表了毛主席关于整党建党的五十字最高批示；推出了8341部队和上海国棉17厂的经验；省里也组织大会小会传达学习。
有些中央领导反复强调，“要走群众路线”，“要开门整党”。我很纳闷，怎么个开门法？门在哪里？我从传达的文件中还听到了不少新的提法：“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没有斗争不行。”“文革就是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整党，整党内的走资派。”“文革是对全党的大审查。”“组织上入了党，不等于思想上入了党。”……感到很新鲜。在山东矿院，5月23日，院里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接着各系部也成立了，可是，集中学习了两天又没有动静了。
那些仍在学校的69、70两届学生中的党员，原来说在毕业前拿一个月的时间整党建党。后来离校时间提前，在70年的7月26日离校之前，整党建党时间又由6天改为3天，匆匆忙忙地走了个过场。我记得，除了一个出了特殊情况的学生党员，所有在校的学生党员的党籍一律恢复，预备党员一律转为正式党员，不问在运动中表现如何，几个要求退党的预备党员也既往不咎。这时的党员自我总结，都是只说好不说坏，要求退党的也说自己“党性强”，“拥护宪法”也成了优点。这项工作还是由“临时党支部”来完成的。对此，有的老党员说“临时党支部”是无权办这个事的。
全部在校学生都离校之后，新的工军宣队又在教工中集中搞了一段整党建党，那新政委的“一碗水端平”，使党员中原本存在的两派特别是院机关的党员更加对立，这一派大算文化大革命的是非账，那一派大批刘子光执行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更使一些年青党员想不通。这一次又大会、小会，批判、检查，搞了两三个月，到10月27日才宣布结束。
在这次旷日持久的“整党建党”中受到了什么教育我想不起来了，只是感到很纳闷，“全国整党建党座谈会”要求通过整党建党吐故纳新，张春桥反复强调：“文革中涌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要吸收这些新鲜血液。”“要吸收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可是在山东矿院，不论是教工还是学生，没有吸收一个；原有的党员也没有一个因为文革中表现不好而被开除。要求新成立的党支部多数成员应当是“文革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可采煤系的新支部书记还是我们原来那位总支书记，四个委员中，一个是原来的总支副书记，他曾认为“不发展造反派解决不了党的领导权问题”；一位是造反派最早结合的“革命干部”，他在王效禹倒台后几次要求退出领导班子；另两位也是老党员，也都是老教工支部的成员。似乎和中央的精神对不上号，是不是“矿院特殊”，不得而知。那新书记郑重其事地征求我的意见，我实在是无话可说。
学生中，文革一开始就分成了两派，“整党建党”又把这两派的裂痕加深加大。我发现，文革中的矿院毕业生，多少年来，有个别同学的互相交往，极少有组织的班级聚会。因为，他们不但在学校里两派不共戴天，有的班到毕业分配的时候，为了争夺理想的工作地点两派学生还大打出手；有的造反派还把观点带到了矿上，淮北某矿，矿院分去的68级毕业生中，造反派的学生到了矿上先找领导反映，同来的学生党员如何之坏。待到这几个学生党员表现很好，有的被评为先进人物，他们又找领导闹，说“老保当先进是不分路线是非”。
别处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在山东矿院，搞了一两年的“整党建党”，前前后后似乎是一场私心和野心的大表演，是一出不理会剧本、胡说台词、颠三倒四、丑态百出、乱哄哄的闹剧。
不知道历史对此该如何书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7182c30100lvu0.html
荒唐的“上纲上线”
秦桧在昏庸的宋高宗赵构默许下，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一代忠良岳飞父子置于死地，落下了个“欲加之罪，何患无詞”的千古骂名。千多年后，中国的文化可是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文化大革命”，欲加之罪可以用“上纲上线”的办法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让你“口服心服”。遗憾的是，在那些年人们运用娴熟的“上纲上线”这手段，应该说是个脍炙人口的重要词语了，可是《现代汉语词典》竟然没有把这个词收入，这实在是个极大的疏漏。我建议下次修订本一定把它补上，才更体现中国特色。
“上纲上线”字面上是“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分析问题”，而现实中就是罗织罪名。这也是古已有之的。在大清王朝，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可以扣上反清的罪名，不过那只是为数不多的几宗文字狱。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上纲上线”可是举国上下遍地开花，涉及小民了；而且那“纲”是阶级斗争之纲，“线”是路线斗争之线，都是划分敌我的标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上纲上线”的用途很广，在揭发别人时，可以此定调子；在大批判时，可用此当武器；在给人做结论时，可依此定罪名。不论是写大字报、大会发言、著书、做文章，都可以广泛运用，无往不胜。
“上纲上线”的手法很多，一本书、一篇文章、一幅画、一件事乃至一句话，只要你怀着一定的目的去仔细揣摩，找出它可以利用和容易混淆的那些地方，用夸大、引伸、曲解、演义的方法，向你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的方向生拉硬扯，鲜花会即刻变成毒草，同志顿时成了敌人。为了给“文化大革命”开路而兴师动众大批特批新编京剧《海瑞罢官》，就是说它为彭德怀翻案。小说《刘志丹》反党，散文《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是对现实不满攻击社会主义；李苦禅的画是反动的，他画的鸟有时不睁眼；电影《铁道游击队》的插曲是恶毒攻击，我们唱“东方红”，他唱“西边的太阳快要下山了”……都是用的这种手法。为了“巩固集体经济”，可以把农村老百姓（当时叫社员）到集上卖个鸡蛋，上纲上线为“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在“上纲上线”的思想方法指导下，掩盖了多少卑鄙无耻、荒诞绝伦，伤害了多少真诚朴实，泯灭了多少人性！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种法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造反派的得力武器，法力无比，遍及全国，盛极一时，罗织的罪名罄竹难书，陷害的好人数不胜数。就我在山东煤矿学院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情就有很多很多，列举一二，立此存照。
有一个学生名字叫“蒋必成”，本来这不过是父母望子成龙的一种心理表现。可是把这个名字一分析、引伸，问题可就大了，说这是希望蒋介石必然成功；那么给他起名的人一定是个心怀叵测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兴师动众，对这个学生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内查外调，幸亏这个学生家庭出身好，也没有反动的社会关系，本人在校表现一直很好，文革中还是个“造反派”，这才让他改了名了事。类似在名字上出了问题的人，我所知道的在山东煤矿学院还有好几个。于是在文革初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改名风潮，都把自己的名字使劲往革命上靠，像“向阳”、“卫东”、“前进”、“新兵”……一时大兴，有的干脆就叫“文革”。
有一位老教师，历史上有点问题，他很喜欢刚兴起的半导体技术；在抄他的家时发现了一些电子元器件。于是，就推断他要组装电台，组装电台的目的一定是想和台湾联系，和台湾联系当然是要搞反革命活动，不用说，他就是“现行反革命”。就因为这事，一直批斗了他好久，逼他承认，把这个老师整得好苦。
学生们批“黑修养”，都是从书里找出一段话乃至一句话来，断章取义、歪曲演义，就都变成了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了。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学生班的批判会，有一个学生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里找出了一段话，念了一下之后就上纲上线地批起来了。可是，还没等他批完，就有同学发现那段话是列宁说的。批了列宁说的话，在当时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不过关系不大，他是个造反派。可如果他批的是毛主席说的话，那就造反派也不顶用，就有可能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我曾经在给学生上团课时，为了说明一个道理说过一个假公济私的故事。故事的情节是有甲乙两个京剧武生演员，一次甲向乙借5元钱，乙没有借给他，甲就耿耿于怀寻机报复。正好当晚演出的剧目有《武松打虎》，乙扮武松甲扮虎形。甲于是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在舞台上怎么打，老虎也不死了，把个武生乙累得张口气喘，台下也一个劲地喝倒采。情急之下，乙只好在台上低声向甲求饶：“我实在受不了啦，老兄帮个忙吧！”乙说：“你借我5元钱，我立马就死。”
这个故事在当时大家哈哈一笑，觉得很说明问题。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成了“黑话专家”，在批判会上一上纲，可就了不得了。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故事中的老虎当然是指的是帝国主义，打虎的武松理所当然地就代表社会主义。现在帝国主义打不死了，要花钱买才行，这个故事可是太反动了，一定要我交待，说这个故事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看样子非要把我打成帝、修、反在中国的代理人不可；可惜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我曾遇到过一个提前复员的北京8341部队的战士，当年一说8341那是全国有名的。因为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机关的部队，所以战士入伍时是经过了严格的政治审查的。这个同志一直都说他在部队表现很好，可是突然之间他回家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一句话。
有一次战士们学哲学，讨论“一分为二”。毛主席说，世间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他就说了一句，“那么样毛主席也可以一分为二”。就这一句话，震惊了他们的首长；那还了得，毛主席是绝对正确的怎么能一分为二呢？要把毛主席一分为二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把这样的人留在中南海周围就是定时炸弹，太危险了，必须立即复员。好在他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都没有一点问题，否则，给他戴上个什么帽子是不足为奇的。
他曾给我说，那时部队上的口令都“革命化”了。不能再喊“向右看齐”，向右派看齐那还了得，只能“向左看齐”。更有甚者是用一个革命词语代表一个行动指令。例如指挥汽车，用“忠于党”表示前进；用“大批判”表示倒车。有的人常常因为说错了或听错了这些特定的词语被训斥。
过去对自私、狭隘的人说惯了“农民意识”。“文革”中这可成了大禁忌，特别对于出身不好的人，若口中吐出这个词，最小的帽子是“污蔑贫下中农”，最轻的处罚是批判。“贫下中农”身上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全身的每一根汗毛都是革命的。
地富或资本家出身的人，是绝不敢在人前说自家过去的生活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你在怀念旧社会，你有“变天思想”，这就距离反革命不远了。有了这样的错须要赶快检讨，深挖思想根源，自己上纲上线，以求得“革命群众”的谅解，否则，能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很难说的。
那时一般的人，一提“上纲上线”就心惊胆战，人前尽量少说话，大会小会必念稿，写文章要字斟句酌，生怕飞来横祸。可是造反派只要想找你的茬，一句平常话照样可以给你分析上纲。例如，你想知道明天的活动安排，问一句：“明天上午还学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吗？”有人就会用一脸的大问号对着你：“怎么着？学烦了。我早就看你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厌烦情绪。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你这就是阶级立场问题……”接下来他会怎么说就看你的态度了。这“上纲上线”可是“无限”的，弄顶“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帽子戴戴是完全可能的。“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个什么罪？这不很清楚吗？
那时节，“反革命”帽子就像一团乌云，整天在人们的头上飘来飘去。不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你还是少张你那臭嘴的为好。
没有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人，是很难深刻理解“万马齐喑”这个词的。这些事今天听来会感到荒诞离奇，可在当时，这是俯拾皆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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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军宣队的趣闻
今天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派工军宣队到大学去领导“斗、批、改”，完全是从政治概念出发的一种应急行为。虽然在当时对于约束狂暴的红卫兵、稳定大学的混乱局面、使大学走上文革要求的革命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是从长远来看，它对大学的生存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特别是一些文化程度很低的工军宣队队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学里，闹了不少笑话，大大影响了工军宣队的形象。所以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命”了。
在工军宣队进院之初，对于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要领导一切”的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大学校园里的教师们是很敬畏的；红卫兵虽说有点酸溜溜的心情，大面上还是服从领导。加上开始派的工军宣队队员素质比较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工作也比较谨慎，一段时间威信很高，成效显著。
那时，师生们对工宣队的人都叫师傅，心里也认可他们经验丰富，是自己的老师；对军宣队的人都喊他们来校后所担任的职务，因为这与他们在部队的岗位都要高出很多，他们在部队大部分是些连、排、班长，有的还是战士。一开始，采煤系就是一个副排长当革委会的副主任；直到工农兵学员进校时，还是一个普通工人在矿院教务部说了算。
可是，时间一久，人们感到不少队员变了，不但派性流露，支一派压一派，有的人脱下了工装换上了料子裤，连走路的姿势也都不一样了，还在个别工宣队员那里传出了绯闻。工军宣队的威信受到了影响，说话不那么灵了，于是队员开始轮换。
这样一来，就有一些文化水平很低的工人被派进了学校，要出一些文明笑话就很难免了，特别是学生们又爱找他们的毛病。
那时在会上发言，都是先来一段毛主席语录，长篇的讲话还常用毛主席的诗词开头。这要一些识字不多的工人，用得那么贴切是很难的，有时给他们写在稿子上也不一定能读对。可是，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大小会第一个发言定调的，都应当是工人师傅。在一些小会上出的错就太多了，只说系以上的大会出的故事就不少。
有一次院里开大会，欢迎新来的工宣队长，可是队长上台致辞时竟紧张得两手发抖，念不成句，别人只好上去给他提示。在公开场合当然没人敢讲，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
我们系里有一次开会，工宣队的师傅先上台发言。他是认真地照稿子念的，可是他把讲稿开头的毛主席诗词“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念成了“上山，下山，风展红旗如面”，道也合辙押韵，大家不敢笑，可实在是憋得难受。后来分析原因，一是，因为写的字太草，“画”和“面”的样子差不多；二是，这个师傅是个采煤工，他下井后走的路，除了平巷就是上山、下山，说顺嘴了。
在别的系也出过类似的事，那是把“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读成了“战士指看南奥，更加有有忽忽”，完全是不知其含意把字念错了。
有时笑话出在工军宣队的主要领导身上。
有一位工宣队的副指挥，据说是枣庄煤矿的一个电工，本来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很爱在大会上作报告，而且还总想咬文嚼字。什么“红色电波传喜讯”、“鲁南煤城尽朝晖”、“枣庄煤矿红烂漫”……顺口就来不一而足。他还常有自己的创作，在欢呼九大胜利召开的全院师生大会上，他突然来了两句“长江南北红旗滚滚，大河上下顿失涛涛”，让人不知所云啼笑皆非。
林彪出逃坠机死亡之后，有一次工军宣队的政委给师生传达文件，中央文件中对林彪的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的事，用了一个“死有余辜”的词。会后，有几个学生请政委解释，“死有余辜”是个什么意思，我想这是有意难为他。这位政委是部队的一个“三八式”的老团长，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不高，是穿着红缨草鞋进院的。他很宽厚，学生有问题他不推辞，就一本正经地给学生解释开了：“这个事很好明白，那飞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了吗？林彪死是死了，可是他的骨头还在，这就叫‘死有余骨’……”对他这想当然的解释，一时在学生中传得无人不知。
我还听到过一个大伙推崇的工人，对毛主席《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的解释。他说：“鲲鹏展翅九万里，奶奶个×，这个庞然大物是代表帝修反的，别看它大，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个纸老虎。毛主席不是说了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别看蓬间雀小，它才是新生事物，它代表社会主义……”“‘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就更好解释了，土豆容易烂，牛肉可不好熟，土豆熟了再加牛肉，哪怎么行，还不是放屁。”
对于工军宣队中出的这些笑话，学校里的头头开始是要保密、不准传播的，那太影响工军宣队的威信，这可是对工人阶级和解放军的态度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更是脸上不敢有任何表情。后来，学校的造反派和工军宣队发生了矛盾，这样的事在学校里就越传越多了。
本来这些工人在生产岗位上都是好样的，硬要他们到从没到过的、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府来耍嘴皮子；应当说，这些笑话是上边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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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革命精神并没有变成丰富的物质财富
我们从来就相信，精神可以变物质，所以，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央就提出“抓革命促生产”。革命是要抓的，不抓发动不起来，而革命抓上去了，就自然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过去似乎都是这样，可是这个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灵了，革命如火如荼，生产却一路下滑。后来的中央文件变成了“狠抓革命，猛促生产”，革命是狠上去了，而且越来越狠，生产却怎么也猛不起来，各种产品一天比一天短缺。
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那促生产似乎与抓革命是矛盾的。“造反派”们总是强调抓革命，不时地攻击“保守派”“以生产压革命”。似乎一说生产，就有好多资本主义的东西。在中央，好象只有周总理在关心这事。到后来，造反派提出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表示自己彻底革命的精神，生产还怎么个促法？于是社会上又开始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的景象。
到了67年的4月，66年发的布票还不准用，说是要到6月以后才行；67年的布票什么时候发呢？不知道，不过那时还有人造棉一类的代用品。
一年一年的下来，文化大革命是真正发动起来了，男女老少齐上阵，吃了饭不干别的，四面八方设战场，揪出来的走资派成千上万；生产却是一路下滑，商店里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差，数量越来越少，更谈不上什么花色品种，后来连人造棉也没有了。供应的粮食粗粮多了，商店里的食品要粮票的多了；在躲躲藏藏的自由市场上，粮价大涨，碰到个卖花生的是天大的幸运事。纬三路百货公司对面有一家熟肉店，过去每走到那里我都会在那橱窗跟前端详一阵子，那么多叫不出名字的珍馐佳肴，让人眼馋。尤其那一块块的叉烧肉，让人不住地咽唾沫。现在橱窗里的东西我家都有，都是毛主席著作。有一天我壮着胆子进去看了一下，人们在排队买猪下水。有一阵子引火柴都缺货，有一天我在市里跑了十几里，走了四个店，只买到13斤。街上讨饭的也一天天多起来。人们都感觉着，自己的生活在往回走。到了1969年，那日子就过得明显地紧巴起来了。与上一次经济困难的开始，正好隔了十年；不同的是，这次工资虽说没提高，物价却也没涨，发的票种类增加了好多种，就是有票有证也买不到东西。一段时间火柴、碱面和农村里点灯用的煤油都很紧张。
山东煤矿学院的师生，于69年的 4月29日，从枣庄煤矿回到了济南自己的学校。我到了家，第二天就想到街上买一点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我爱人怀孕8个多月了，正需要营养，再说，明天就是五一节了。
我跑到官扎营的菜店看看，除了烂乎乎的白菜、萝卜找不到别的。想买点肉，排上了长队，到我跟前没有了。要想买点豆腐，人家说光有票不行，必须早上一早来排队，价格还由一毛三涨到了二毛四。只有一角钱一斤的杂拌咸菜可以随便买到，豆豉一类的过去常见的小菜也早就绝迹了。
我又跑到相距有十里的西市场，也没有什么收获，可是我看到百货商店里，正在卖从阿尔巴尼亚进口的小孩衣服，说是布票要的少，我挤着去排了两次队，费了近两个小时，也没买到一件。想在节前理个发，谁知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挨上号。
五一节这天，见到我一个在济南市统计局工作的老朋友，和他说起济南市节日供应紧张的事。他说不光是节日，平日也是这样。现在煤炭生产节节下滑，整天开电话会也不管用。济南市由于缺煤，许多工厂都停了产，山东拖拉机厂，上月的任务只完成了12％。许多厂子两派又打起来了，就连军区里开展四大的单位也分成了两派。加上近来事故不断，黄台电厂三号锅炉爆炸、电报大楼失火；在东北，中国又和苏修打起来了……他越说越激动，可是忽然低下头不说了。
我想托他买辆自行车，他说这可难了，局里多长时间才分到一个票，争的打破头，没办法，只好抓阄。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找在北京解放军总参工作的内弟。他说，部队上的票多些，后来果然是他给我弄到的。那是先打报告申请到一个票，而后再凌晨去商店门口排队拿号，他是起了两个大早才拿到的。车子买到之后还不能马上寄给我，因为他申请的是自用，不能让领导有看法。那时，谁家里买齐了四大件（手表、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是很令人羡慕的。
生产形势确实很严峻，我看到济南烟厂出的香烟，包装都变成了白纸；人们给这种香烟起名叫“白如冰”，这是前山东省长的名字。我们煤矿学院一向是近水楼台烧好煤的，这时供应的淄博洪山块煤，石头煤粉特别多，人们都说：“洪山块，洪山块，除了石头都是面。”
中国人有的是克服困难的办法，那些日子，我爱人学会了自己染衣服，我学会了做饭。
那时节，我们冬、春、秋三季穿的衣服，大都是黑色和蓝色，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群蓝蚂蚁。深色衣服穿时间长了，有些地方就磨得发了白。特别是外边的大衣服，哪有那么多布票和钱来及时更换，就学着自己染。爱人去买来颜料，自己用锅煮。第一次没掌握好，衣服染成了花的，到后来可就技术娴熟、染旧如新了，她还在学校里教了好几个徒弟。夏天穿的背心、汗衫好办，就是破得只剩了下边的一圈，也可拿到东方红商场去，“补上”那烂了的百分之八九十，无非是多要点钱，可不要布票。我家大人小孩穿的衣服，一直是由我爱人自己制作缝补，送服装店花钱不说，这个时候要等二三十天才能拿到。
家里日常吃的菜由我掌勺，那时的菜很好做。不管是谁家，都要到国营的菜店去买菜，没有别的供应渠道。那里的菜，冬天是白菜、萝卜为主；夏天是土豆、茄子、黄瓜、西红柿、辣椒、菠菜居多。菜是碰到什么买什么；三五周见不到一点肉是常事。我是不论什么菜都是一种做法。瓜菜切成片、叶菜切成段，下锅炒一下就加水，最后加上些面糊糊，弄成一大盆，各人用勺子舀着吃。它既是菜，又是汤，还是粥，冬天吃了还暖和。
遇到点好菜是爱人下手，不过机会不多，肉是可遇不可求的，一周能吃上一次豆腐。难得在官扎营鱼肉店排队买到斤小杂鱼，她有办法吃两次；第一次是吃鱼肉，第二次是吃鱼骨头。在吃鱼肉的时候，要把骨头仔细地吐在盘里，第二顿她把骨头使劲煮，而后加上面糊，再放点菜叶子，她说那叫鱼冻，又是一顿美餐。
70年春节一人供应了一斤半肉，一家一只鸡，还有点芹菜什么的，这可是大大地改善了生活。不过，孩子要想吃点饼干，我转了好几个商店就是没有给她买到。
你别说，那时家家也都有自己的“美味佳肴”。和我很要好的一位老汽车司机，有一天神秘而又兴奋地对我说：“我现在有了高级营养品，一天吃六个花生米。大夫说了，六个花生米就能顶一个鸡蛋。”我知道他神通广大，不知他从哪里弄到的花生米，我可是两三年没见过它的面了。他告诉我，他还能想办法买到酒，这可是市场上早就不供应了。
那可真是一个节约型的社会，垃圾箱里除了烂菜叶子就是炉灰。
我的爱人，在学校里还是有名的会勤俭持家过日子的。那时我们俩一月97元工资，三分之一以上要寄给两个家里，其余的我们三口消费，她还要一月省出五元钱来，“零存整取”存到银行里，一年下来就有了60元积蓄。我们的自行车，就是这样用了三年时间省出来的。有的女教师来我家取经，常有来哭诉家里因钱不够花而吵架的。
有的家庭就不行，收入、负担都差不多，可是工资总花不到月底。有一家到月底又过不下去了，找到我的爱人，那时她手中还有二元四角钱，都借给了他们。谁知后来那家人家把这件大事给忘了，40多年过去了，他们都没想起来。
我还记得有一个老干部不知有什么大用项，从银行里提了1500元钱，成了全院的一个大案件。银行通知了学校，学校调查用途，是不是有什么非法行为，甚至还有更上纲的怀疑，一时轰动全校。
那时干部的“多吃多沾”说起来真可怜。新汶矿务局的工人揭发他们的一个局长搞特殊，到了矿上就要求给他炒豆腐吃。
就是这样，农村的亲友，还认为在城里工作的人过的是多么富足的生活，见面就要这要那，难为得好多职工不敢回老家。
可也是，不要说一般的社员，就是有些在公社、供销社工作的人员，后来也拿工分了。与分值只有毛把钱的工分比起来，我们一月四五十元的工资，可真算得上是高收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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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王效禹下台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还记得，那时的“革命形势”变幻莫测。从全国看，不断有人被打倒，也不断有新的中央领导人出现。人们都非常注意报纸上出现的中央领导人的先后排列和表述的形式。那时有一种特殊的新闻格式，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最后，总是加上“还有××同志”。在“还有”后边的人，距离打倒已经不远了。有时人事的突然变化，真正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让人不可思议，瞠目结舌。
各个省、市更不平静，除了打派仗就是揪干部，今天打倒这个，明天上来那个，谁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个什么故事。当时有一则流传甚广的民谣：“受不完的蒙蔽，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搞不完的大联合，建不完的革委会……”
企事业单位也不例外，昨日这派在台上，今天那派又夺权。大大小小的头面人物，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老百姓跟着遭殃。就山东矿院来说，我所认识的人，想不起还有哪个干部没犯过“错误”；有谁没整过人，又有谁没挨过整？这真正是一场人人都要“触及灵魂的大革命”。
对于那种翻来覆去的政治形势，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还给了它一个很形象的表述，叫“翻烧饼”。
不过，就全国来看，大部分地方闹腾了几年之后平掉了山头，不同观点的群众甩开了坏头头，实现了真正的革命大联合，69年“九大”之后，局势一个个稳定了下来，不再翻烧饼了。
山东可就不一样了，在全省，自从1967年“二·三夺权”以后，一直就是以王效禹划线的；别管你的组织是什么旗号，有多少人，拥护王效禹的就是“造反派”是革命的，否则就是“黑老保”，至少是不革命的。
这位青岛市的原副市长，不知通过什么手段，领着一帮人到济南夺了山东省委、省府的大权，把省委书记和省长都赶下了台，组成了以他为首的省革委会，当了山东省的党政一把手。他不但得到了中央的承认，随后还当了省军区和济南军区的政委，号称“四个第一”，后来又说是“六个第一两个委员”，真正是权倾一时如日中天。
在山东省的造反派中还盛传，中央领导对王效禹的评价是：“在各省、市的一把手中，王效禹的级别最低水平最高、工资最少能力最强。”“军队出了个李再含，地方出了个王效禹。”是全国军政干部学习的好榜样。王效禹一时成为山东省最有权威、炙手可热、独霸齐鲁的大人物。
王效禹的班子名噪一时，左右手有王立波、王路宾、杜春胜，号称“三王一杜”。后来还加了一个庄中一（庄中一当时好像是省军区的参谋长），个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路线觉悟特别高的革命领导干部；再加上韩金海（外号韩铁壶）、张美智、还有他的老婆刘崇玉等得力干将，这支人马可真是水平高、能力强，没有哪个省、市能和山东相比。
造反派们公开说：“以王效禹为首的山东省革委会，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山东分部。”“对王效禹的态度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对省革委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可是别管压力多大，另一派就是不买账，始终旗不倒、人不散，与王效禹这一派对着干。
中央号召大联合，王效禹和他那一派人的观点是：“毛主席说了，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当了保守派就是干了国民党。”“革与保之间，没有团结问题。”“发展造反派组织就是联合。”就是说，你到我的旗下来，参加我的组织，都在我的肚子里不就大联合了吗？可是对方不干，仍然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尽管另一派，常常被压得发不出声来。
令人奇怪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央是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会的；可是省革委会认为，下属的许多单位，特别是一些大工厂，都是“老保掌权”，是不革命的，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革委会都“复旧了”。
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王效禹为了维护自已的独立王国，坚定不移地拉一派打一派，不惜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各级革委会中的人，只要是坚决支持王效禹，别管是焊铁壶的、炸油条的、被部队清理的、投机倒把的、甚至地痞流氓，都可以一步登天，当常委坐轿车。人们私下里说：“王效禹手下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王效禹手下坏人不少，好人也走上了歪道！”
“亲不亲一派人”，这些人依权仗势，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官官相护、沆瀣一气。他们的原则就是，谁惹了“造反派”就把谁打倒；不能压人了就是被压。王效禹家的“造反派”在山东一手遮天。
济南市公安局的局长抓了几个搞打砸抢的学生，被王效禹抓了起来；据说韩金海还带了一万多人的“文攻武卫”，去围剿临沂的“马陵山游击队”；这类的事情在山东比比皆是。所有这些，都是在“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反逆流”、“反复旧”的旗号下进行的。当时流行的民谣说：“效禹思想一边倒，两派性质革与保，不镇压问题解决不了，革委会一派掌权好。”在山东省，确实形成了一个以王效禹为首的特权阶层，他们把“站错队的老保”狠狠地踏在脚底下。
1969年5月15日上午。市里有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开车到矿院西边一个村头的水塘里捞鱼虫子喂金鱼，轧死了一个小孩，就想扔到水里了事。群众出来拦阻，“治安人员”就出来驱赶，还说：“这不是公路，这里出了事没人管。”人越聚越多，他们挡不住了又叫来了警车，结果，让愤怒的群众打了警察，毁了警车……社会上到处是干柴，遇到火星就会燃烧起来。
要想在山东过太平日子，就得当顺民。当时有一则民谣说说：在山东当老百姓，应当“读刘老师的书（指王效禹的夫人刘崇玉），听韩金海的话，照孟庆芝（棒子队的队长）的指示办事，做王效禹的好学生”；老百姓的愤怒和无奈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王效禹这一派的人相信，拳头棍子能够统一山东，在他们的眼里，山东省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他们的这种做法在少数单位确实是见了效的，山东煤矿学院就符合他们的要求，一派独掌大权，另一派被压得不敢出声，于是他们说矿院只有一派。后来，造反派还用“矿院特殊论”来顽抗大联合，说“矿院本来只有一派”。看看其他省市的两派激烈争斗，我也一度觉得山东的形势这样也不错。
可是，在大多数地方和单位，这一套并不灵，许多反对他的人死不瞑目，不但背后叫王效禹“王二麻子”（他也确实是一脸的大麻子），还明火执仗地和他对着干。有些他认为是老保掌权的革委会，有群众拥护，硬是压不垮、打不倒。就说在济南市，1969年的春天，一个小小的区办企业针钉厂，上演的那一场轰动全市的牌子大战就是一例。
为了保卫红色新政权，王效禹的“棒子队”，头戴安全帽、手拿长木棍，让干过伪警察的地痞孟庆芝当队长，坐着大卡车，到处去“反复旧”，镇压反对派。他们还私设公堂，关押刑讯持不同观点的人。就这样，反对他的一派照样活动，反对王效禹的浪潮此起彼伏。山东境内，到处流传着一些讽刺王效禹的歌谣和故事，其中有代表性的两个顺口溜是：“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一片铁壶声，大明湖边炸油条，马路边上卖花生，四四方方一块肉，第一宿舍女妖精……”“柳条帽，大口罩，打死人，不知道。”
总这样闹个不停，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严重影响：工厂停产、交通中断、物资匮乏，有些煤矿自己的食堂没有煤做饭，工人买饭票要先交煤。有的煤矿出的煤被老百姓哄抢，说是一天供给的二两煤做不熟饭，不抢不行。别的行业更可想而知，老百姓可真是生活在不见天日的水深火热之中。
山东省的问题是越来越明显了。
先是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矛盾，逐渐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而且公开在群众之中。被王效禹一伙夺了权的前省委书记谭启龙，传说毛主席都说他是改造好的走资派典型，可是在山东就是当不上九大代表，不过照样被选为九大中央候补委员。当了委员王效禹也不让他和群众见面，听说还是中央专门派飞机来接他去北京开会，后来调到青海去当了革委会副主任。对于这些问题，群众不仅对王效禹有意见，对中央也有看法，只是谁也不敢说。
省革委会班子内部，好像自己的问题也不少。原来的核心人物是“三王一杜加一庄”，到了68年的春天，说是省革委会里出了个什么集团，要“打倒王、王、庄”；后来王效禹又说杜春胜是政治流氓加生活流氓，被打倒了，不久死在了监狱里；这时的王效禹成了孤家寡人。
可是这以后，在山东省这个王效禹独断专行的独立王国里，省革委会内部新贵们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传闻，依然不绝于耳，绝大多数群众，早对他们失去了起码的信任。
这些事情，不能不流传到学校里，何况矿院里的头头们也在见风使舵，利用这些风浪争高低、论短长。不过，院革委会的人对外天天在辟谣，还给群众定了个几不准；到了关键时刻，枣庄工宣队的派性面目也暴露无遗，他们不让向师生传达对他们不利的文件，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事，不能说给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九大以后，武斗出了名的武汉都大联合了，山东还是一派掌权。
可是，从69年5月下旬开始，济南市又一次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首先是群众砸了棒子队的队部，还在大门口搞了刑具展览，观者如堵。接下来，省革委大门口、八一大礼堂前、百货大楼附近等几个传统的政治热点，又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矛头直指王效禹手下的几员干将：“不杀韩金海、孟庆芝不平民愤！”“枪毙韩金海、绞死孟庆芝！”开始不准说“打倒王效禹”，他们就写：“打倒资产阶级政客！”“打倒两面派！”“打倒王二麻子！”关于王效禹的传说也越来越多……当然反击的大字报、标语也不少。两派的人越聚越多，又在那些地方激烈地争吵、打斗起来，形势和67年春天“二·三夺权”的时候差不多。省内各地市武斗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公安部门和卫戍区联合发传单加强社会治安，街上巡逻的军警也明显增加。
王效禹这一派曾发下誓言：“山工联、王王庄、反复旧，三个案决不能翻！”可是这时他们一齐起来翻案了。原来“山工联”办公楼的大门口，挂起了平反联络站的大牌子；“山大主义兵”扛着大旗又上了街；枣庄前段被压倒的多数派“大联合”也起来了，据说他们的人数占到当地群众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一下是烧了矿院工宣队的后院。
这时，山东的生产一蹶不振，全省日产原煤五万吨的计划，只能完成一万五六千吨。其他的工业可想而知。
中央能让山东一直这样乱下去吗？不少人的心中早就有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传说毛主席早就说了，九大之后解决山东问题。随着天气的转暖，山东局势在变化，传说王效禹等人都被留在了北京，周总理亲自主持山东各派人物参加的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不时传来的那些消息，多半是对王效禹不利的，说揭发出了大量的材料，他如何的搞阴谋诡计、耍权术，欺下瞒上、排除异己、大搞独立王国，是个反革命两面派等等。到七月份，“打倒王效禹！”的大字报、大标语就上了街，看来王效禹是回不了山东了。后来再传来的消息就是，有的说他进了秦城监狱、有的说他在什么农场劳动，记得正式传达王效禹撤职罢官的中央文件是71年的4月。
我这时已经心神疲惫，对当前的争斗实在没有兴趣了；心情郁闷至极，只想好好干工作，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党，自己于心无愧。可是我知道，造反派们又在搞我的《黑话集》。
有些教师也在逍遥，除打扑克还在自制麻将。有的教工还去打兔子，可是有的打伤了别人，有的打掉了自己的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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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院“造反派”丢权
山东煤矿学院革委会的头头们，是王效禹的铁杆信徒、名副其实的“保皇派”，工宣队又是枣庄煤矿的造反派组成的，他们一提起王效禹那简直敬若神明，听说有人要打倒王效禹都认为是天方夜谭。我曾听见一位造反派的老师，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人说：“打倒谁也打不倒王效禹，王效禹是毛主席肯定的、中央信任的、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枣庄的工宣队也异口同声。尽管全省已是风雨飘摇，矿院还是王效禹的天下。
“九大”以后，面对山东急剧变化的形势，以院革委会和工军宣队为核心的山东煤矿学院“造反派”，还在负隅顽抗，且战且退。毛主席在九大上的一些讲话，他们不向师生传达，说是“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会泄密”。他们宣传的还是“效禹思想”。对已经解放的干部只要求带头干活，不给一点实权。一个解放干部的标兵，是原总务处处长，一直在买病号饭。我这个副连长，实际上是个跑腿的。这些人开会不敢发言，发了言会后还要问问别人说错了没有。他们组织师生到处参观学习“忠字化”，日以继夜地绣毛主席像、刻忠字；要求学生从宿舍到教室到食堂都要排队，还要举着毛主席像，还又开始自己搞“军训”。后来又在学生中抓“反革命”。
新来的军宣队政委，精力在抓战备、抓组织纪律上，早上又有人出操了。
工宣队自己则不断地开大会，总结经验，评功、摆成绩。可是于指挥的报告没人爱听了，人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一位老副院长晁涌光对我说：“我参加革命时间久，历史复杂，现在老了，只剩下阴暗面了，我也就解放不了啦。我也不想干什么事了。”有的教师说：“知识分子是玻璃瓶中的苍蝇，前途光明，出路不大。”学生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倒一切。”解放了的学生工作干部都不想干了。可是，就在这时，那位一直和“红旗公社”对立，当“主义兵”绝食到第五天，不少人晕倒，还从北京打电话来，要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革命闯将，却被批准加入了“红旗公社”，真是匪夷所思。
王效禹的问题还是捂不住了。 6月23日，工军宣队的副政委向全院师生传达省革委会关于王效禹问题的文件（十条）。话语之间，对王的错误多有保留。工宣队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只是要群众讨论文件，“批省革委主要负责人一个错误、给院领导提一条意见、共同接受一个教训、找出一个措施、而后加以整改”。他们在内部还提出，“要注意，不要叫站错队的人，利用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起来翻案”。
群众的讨论可就泾渭分明了，有的义愤填膺，说王效禹比走资派还坏；有的强词夺理，说文化大革命的案不能翻，别单位有的问题矿院没有；也有的失魂落魄、情绪低落，指桑骂槐、插科打诨不说正辞。
王效禹的问题已经很明白，再也拖不过去了。6月27日，工宣队召开全院师生大会做检查，可又说他们在矿院是抵制“反复旧”的，队长也受王效禹迫害，并宣布“十条”已经落实，始终不承认矿院还有被压制的一派。同时，院里还在贴大标语：“庆祝六·二七革命造反三周年！”有的人还对“肃清王效禹的流毒”的说法嗤之以鼻。接下来的又是讨论、讨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讨论之中”。有时实在顶不住了，就用教改、复课来应付。
可是，王效禹的问题一步步升级，文件虽不多，传说很不少，对他的公开称呼由“省革委主要负责人”到直呼其名王效禹。揭出来的问题现行的历史的都有，而且都在纲上线上，再说“内部问题”糊弄不了群众了。院里矛头直指工军宣队、院革委会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到处传来本单位工宣队被赶走的消息，到7月14日，矿院大门口工宣队的牌子不见了。可是在大门口出现了一张标语：“几个小老保翻案，要把工宣队打成反革命！”
这时，山东全省深入揭批王效禹的浪潮铺天盖地，我看到的揭发材料有204师的、北海舰队的、几个大企业的……还有曾经紧跟王效禹的国恕连、乔世俊等人的，都说“王效禹是山东的蒋介石”；还有说他是叛徙的。
山东矿院的工军宣队已是手足无措，院革委会如坐针毡。后来，总算羞羞答答地承认了，矿院还有被压制的一派、院系革委会不健全、“十条”还没真正落实。可是，接连几次部署落实“十条”的计划都流产了。“造反派”们，特别是学生公开抵制。开大会，要嘛不参加，到会的也在下边讽刺挖苦；讨论会，根本开不起来，有一次采煤693班只到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还只坐了十来分钟。到后来，早上的“天天读”也没几个人了，也不知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哪去了？
在这时，矿院的许多“造反派”还是理直气壮：“王效禹犯了错误我们没犯，矿院就是只有一派。”“上边说，要把所谓的老保请进革委会，我们这里没有所谓的，只有真老保。”“我们要用团结中农的政策吸收他们。”满院是“造反派受压”的大标语，在头头学习班上，他们拍桌砸椅还是造反精神十足；在补台“座谈会”上，一边是言不由衷，一边是欲说还休。真正受压的人，还在心有余悸地观望。不过，不同观点的干部还是派了代表，到省革委上访，提出了进院革委的干部名单，可是里边并没有刘子光。矿院也真是特殊。
矿院还是自由世界，在学生中半导体高潮过了又开始养金鱼，到处去捞鱼虫子。扑克、麻将更是全院开花。就连要求宿舍里灭臭虫的事学生也不干，有的班几乎和工宣队动了武。有的男女同学干脆抢了房子，双双对对过起了小日子，用电炉子做饭，还烧了变压器。教工宿舍里更出了大笑话，为一个小孩在邻家养的鸡身上拨了几根毛的事，引起了两家的一场恶斗，大人对大人、小孩对小孩，还用上了石头、棍子和刀子。
在形势的迫使下，9月1日，院工宣队指挥部召开“两级革委会补台座谈会”，还吸收了包括我在内的7个科级干部参加。提出要增加干部，可一谈到刘子光又引起了一场大争吵。是不是解放他意见还不统一。大字报又贴满了院。还出了什么“矿院当官科学讨论会”、“矿院补台观察委员会”，提出了“派性越足当官越大”、“压力越大当官越稳”的理论。
在矿院第一个被揪出、省委定性为“三反分子”、三年来受尽折磨、早已经被批倒斗臭的刘子光，现在又成了矿院运动的焦点。天长日久必然水落石出，当时揭出的那些材料有几条能站住脚？又有哪个领导没执行“资反路线”呢？看看矿院的乱象，似乎只有刘子光出来能解决问题。可是要解放刘子光，造反派是一百个不情愿的，他们的丰功伟绩和革命桂冠岂不要大打折扣。要结合刘子光更是不可思议，上了台的怕丢权，“造反派”怕报复。
刘子光的解放是拖到了无法再拖的时候，在院革委会补台名单最后出炉的前两天才宣布的。造反派再反对，工军宣队也要坚持，否则无法向上交待了。
可是，在院革委会的补台名单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更大的较量，大会吵，小会闹，折腾了近一个月。
开始是造反派不承认矿院的“保皇派”是“所谓的”，而是“真正的”，不准他们进革委会，只能补工军宣队；《斗批改战报》还大批“宗派主义”。后来又变成工军宣队不参加，原来的人不变；可是这说不过去。最后还是凑和了个名单，原有的人不动，工军宣队参加，再补五个干部；这时刘子光是无法排除了。可是11个常委的分工，主任是工军宣队的政委，副主任一大帮，第一副主任是陈维棠，刘子光只是一个常委还排在后边。宣布院革委补台名单的大会乱得一塌糊涂，几乎听不到拥护的声音。可是这个名单报到省里，省里一直不批。
这个革委会可以说没有一点威信。有一天开大会，那位学生副主任要做重要报告，召集人用了45分钟，要我们去找学生，我只找到7个。会后我参加采煤691班的讨论，学生们先是挤眉弄眼、动手动脚，后是胡扯八啦、大喊大叫。屋里只听到尖声吵嚷、拍桌砸椅的声音，工宣队的连长在场也毫无办法。
69年国庆节庆祝大会上不见了王效禹，讲话的是杨得志。他到哪去了也众说不一，有的说他到哪个农场劳动去了，有的则说他进了秦城监狱。他是倒了还是没倒？在学校里，群众争论了很长时间。
国庆节后，王效禹的头号心腹韩金海也出来揭发他。大会批斗了他的老婆刘崇玉和孟庆芝、张美智等，还抓了一些坏人，包括市公安局逮捕矿院学生引起绝食的主使人。这时，全国到处都在抓捕挑动武斗的坏头头，有的还判了死刑。矿院的“造反派”真正感到了压力。
尽管有人说，王效禹还在山东，可是他再没有出来，这颗山东政治舞台上闪耀一时的明星，从此不知下落。尽管矿院的“造反派”还是对“十条”的落实软磨硬抗了好长时间，怎奈天时不再，大势所趋，已是穷途末路，头头们也不再说“王效禹是内部问题”了。不过，有一天听揭批王效禹的大会录音，到会的学生不到十人。大字报不敢贴了，有了小字报“评矿院革委补台”，还批了工宣队的于指挥。“保守势力回潮论”、“造反派受压论”、“矿院特殊论”还在统治着矿院，党员还是不敢交党费。
省革委会的领导换了，从部队来了一些大干部，有的当了省革委的领导，有的在政治部、生产指挥部当一把手。“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和“大中学校红代会”等“群众组织”被撤销。已经倒了的“山工联”也不准再恢复山头。原来被打倒和靠边站的一些厅局长，又当了省革委各组的组长。
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不过，新班子的主要任务似乎是真正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一阵子战备抓得很紧，又在校园内挖防空洞，改用军号代替铃声，反复让师生熟悉防空号音。家家要有储备，一人20斤干粮，一个月的工资，白菜、萝卜越多越好。说是下一步还要疏散人口。尽管社会上派性斗争还是十分激烈，山东省的经济形势渐渐有了好转。
矿院的工宣队变了面孔，先是枣庄矿派了新人来搀沙子，新来的21个人中有17个党员，而且都是另一派的。后来又由机床二厂派人全部替换了他们，指挥姓董。不知何故，在这之前，学校大门口那个白底红字的“红旗分社”大牌子被取下来了。
军宣队的人也换了，政委姓魏。他旗帜鲜明地把矿院各派的代表人物拉到军营去办学习班。学习班成立党团支部，恢复了组织生活，刘子光还当了学习班的指导员。这一换，矿院受压的一派可就占了上风。
这下“造反派”感受到了真正的危机，“不动枪，不动炮，矿院换旗号。”“不动枪，不动炮，大权又夺了。”林副主席的教导他们是牢记在心的：“有了权就有了一切，丢了权就丢掉一切。”有的老干部也担心地说，有的干部就是有错误，不能一律官复原职，不能又是一派压一派。
两派斗争重新尖锐起来。有一个参加学习班的造反派学生发表声明，不参加学习，红卫兵继续活动，以示抗议。接着，矿院的两派又大斗起来，有点像运动初期。造反派否定学习班的成果，说：“都是革命的，谁代表资反路线？”“王效禹犯了错误我们没犯！”有些学生还以离校来抗议。
1970年1月27日，全院开大会，批判王效禹的“阶级关系变动论”、“军队支保论”、“造反派受压论”、“保守势力回潮论”、“清理阶级队伍三不清”（指党外的不清、新班子里的不清、社会上的不清。）等谬论，刘子光主持会议，这可能是军宣队安排的。这在全院引起了轰动，他只是一个排在后边的常委。可是，似乎多数人认为这是应该的、正常的，只有他有领导全院的能力。没过几天，到“一打三反”时，是他在安排部署全院的工作了。
这时工军宣队态度更加明朗，公开批评运动中表现不好的干部，支持坚持原则的干部；批评“造反派”，发动全院师生进一步批判王效禹，落实“十条”。“造反派”开始分化了，可是还有一些人在顽强地反抗，采煤69.3班中的有些学生就是一直硬顶着的，直到揭出了他们中的一个破坏和盗窃公物的团伙。有的则从硬顶转为软磨，大会小会不发言。
到这年的3月30日，学校公布了省革委会批准的新的院革委会名单，31名委员中，虽然还有9个学生，可是干部占了14个，刘子光成了院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任是军宣队的政委，他成了事实上的矿院一把手。文革前的干部，除了确有问题的之外，几乎全部复职。于是又有人说公道话了：“干部全部复职不好，上台后以胜利者自居，还是老一套。有的还对冲击他的群众不满，以新的一派掌权，代替旧的一派掌权……”说起来也耐人寻味，从这以后，矿院表面上很快平静了，直到刘子光调走。
一个人在这样动乱的社会里，就更像激流中的一片树叶，那命运是变幻莫测的。几年前已经被造反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的刘子光又成了矿院实际上的一把手，主持了院革委的工作。那省委关于他是“三反分子”的决定也没有人再问了。我们这些“造反派”怎么也通不过的党员的党籍也似乎自动恢复，我还成了采煤系革委会的副主任，并实际主持了采煤系的工作。各个学生班级，又是原来的班、团干部掌了权。一伙老人又在老会议室见面了，这文化大革命也真有意思，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可是人人的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新班子没有打击报复造反派，反复强调让他们放下包袱共同对敌。就是矿院群众公认的头号打人凶手陈老广去找刘子光“赔礼道歉”时，刘子光也只是对他说：“毛主席一再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为什么不听呢？”当时，我在内心里对“造反派”、特别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说是很厌恶的，可是我还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的，没有利用职权对造过我的反、甚至打骂过我的人有任何报复行为。后来我更是原谅了他们，在这些学生参加工作之后，我接待了不少的“外调”，当他们问起“听说某某打过你……”之类的问题时，我都说“我不记得了”。
我知道，这会关系到单位对他们的任用，甚至关系到他们的一生。对于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我自己都不理解，办过很多的错事，更不能苛求他们。
学校院系领导班子里的人是新的了，可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坚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仍然是极左的一套，只是没有了“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从形式上看，山东矿院又是原来的当权派掌权了。“一打三反”的内容，又必然要涉及到不少“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使他们一度灰溜溜的。可是，“造反派”在山东矿院里经营了几年，其势力还是很强大的；他们是绝不甘心丢失他们曾经夺在手中的权力的。再说，全国大的形势也并没变，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中央文革”还在掌权；他们不时地要出来表演一番，明顶暗抗，搞过不少的名堂。
刘子光同志恢复工作之后面对一个十分复杂的局面，学生中的“造反派”有些人还在反对他；工作组时期给他炮制材料的一些教工，特别是几个机关干部下不了台，还在背后活动，甚至到省革委去告状。只是由于大势所趋，加上他往日的群众基础和自己的工作能力，还能控制局面；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又获得了群众的拥护和上级的肯定。学校表面稳定了一段时间。
在刘子光调走之后，矿院又动荡不定，“造反派”还上下配合不时掀起波澜。在以后的几年时间里，矿院从未真正安定过，特别是在后来的“批林批孔”中，“造反派”又故伎重演，乱中篡权控制了矿院，几乎要再次“翻烧饼”。只是中央及时揪出了“四人帮”，他们的总后台垮掉了，“造反派”们哀叹几声之后就渐渐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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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与“造反派”
在山东省，自从王效禹下了台，在大多数群众的心目中，那“造反派”就像馊了的馒头——不香了。
山东矿院也不例外，革委会改组之后，“造反派”很快由失势变成被人另眼看待。到后来，它就成了政治投机、有野心、不讲道理、横行霸道的代名词，直到如今。
“造反”是什么？历来在中国的字典中的解释是：发动叛乱，采取反抗的行为。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造反”是不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推崇的，是一种迫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中国人崇尚的是太平与和谐。
旧社会，中国人民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只好起来反抗。历时百年，艰苦卓绝，付出了世界史上无与伦比的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才换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老百姓想，从此会过上天下太平的安定生活了。
解放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国人民简直是在“运动”中过日子。这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经历，开始还觉得新鲜，也看到了成效；加上毛主席、共产党的无上威望，群众还有积极性参加。大跃进、大炼钢铁之后，虽然也有些新城市、新铁路、新工厂、新技术，让人振奋，可是长时间的过度劳民伤财，广大群众已经对运动感到疲倦、厌恶。后来的“四清运动”，尽管是中国共产党在自己领导的国家内进行，也需要用“扎根串联”的方法来发动群众了。
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从来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四个服从”已经成为党员的思维定势和行为准则。特别是“反右”之后，服从本单位党的领导，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党的领导是什么？还不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大小领导干部嘛。在当时群众的思想上，造党的领导干部的反，被认为是一种完全不可接受的、错误的、甚至于是犯罪的行为；可以说，人们想都没有想过。
“文革”一开始，听到“造反”这个词，人们普遍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我也不例外。就是在造反的人，也觉得这个词不那么名正言顺。我在 1966年8月24日最早见到的，由“济南市三十二中革命造反队”散发的《“造反”宣言》，那“造反”二字还是加了引号的。本来嘛，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共产党号召人们起来造自己的反岂不匪夷所思。
可是偏偏毛主席就有“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主席的话是绝对不会有错的，要错都是自己错，这也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定信念，我则是有过之无不及。在政治问题上，我早已经习惯了从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毛主席说“造反有理”，那就是造反有理。和全国一样，“造反”的大旗也在山东矿院高高飘扬了。
当时各单位的“造反派”，造单位领导的反；一个县、市、省的一些“造反派”串通起来，可以夺县、市、省的权；都是畅通无阻的。可是当出现了自行组成的全国性造反组织，就被中央立即通令解散了。
后来还有了所谓的“造反精神”，那是需要从小培训的，“要当小老虎，不当小绵羊”，小学生敢造老师的反才是好样的。这样的典型果然在各地不断出现，小学生中出了黄帅，考大学的更是出了天下闻名的白卷英雄张铁生。
要“造反”当然就要有“造反派”，有“造反派”还必然要有与之相对的“保守派”，否则“造反”这命题就难以成立。从历史的事实来说，“文革”是为了造“刘少奇黑司令部”的反。在这一点上，山东矿院的师生中并没有“保守派”，都是“造反派”，不过有先后而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毛主席就是一切，还有谁不紧跟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干革命吗？“造反派”们说得有理：“只要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各级党委算老几？”
我虽然在运动中受冲击，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其实我也是时刻紧跟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到了后来，我的思想体系也是“造反派”。中央下了文件，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虽然开始有些吃惊、怀疑，后来我还是深信不疑了，也起劲地跟着批判《黑修养》；在这之前我是虔诚地拜读了好多遍的。只不过是“造反派”不讲统战而已，要早发现我这个人才，我会为矿院的“造反派”成就不少大事的。
那时人人都明白，毛主席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毛主席，毛主席高于党中央，只要不涉及毛主席谁都可以反。
就山东煤矿学院的“文革”历程来说，开始公开造以刘子光为首的院党委的反的人，只有成彦水一个。后来工作组来了，打出了“毛主席派来的”旗号，又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刘子光之后，可以说全院师生都一起“奉旨造反”，矿院哪来的“保守派”？我也是造反派，尽管没人承认。
矿院“保守派”的帽子是别人硬扣上的，他们是工作组在矿院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过程中被压制的一些人。这些人大部分是一些党员、干部、先进模范、积极分子和比较老实本分的人，有些人弯子转的慢了一点倒是事实。不过，从后来的大形势看，其实矿院的这些人当“保守派”也没有什么可委屈的，似乎这一类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应该成为“保守派”。全国的大小单位都一样，头头都是“走资派”、“三反分子”，“是刘少奇线上的”人，过去和他们接近的人不当“保守派”还想当什么？另一些人呢，都自诩为路线觉悟高，早就看透了一切，是天生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
“造反派”还要“响当当、硬邦邦”，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比什么称号都光彩的；它发出的气味，会对异性更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而争得了漂亮老婆的人可是不少。我发现这样的人数量不多，可是能量很大，都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真正的造反派”，其他大多数人只是随大流的。
就我在山东煤矿学院所耳闻目睹，当个“真正的造反派”可也并不容易。
首先他得脸皮厚，会说瞎话、编故事，只要“革命需要”，可以把狼牙山五壮士说成是绝对没有的事；把一切被捕过的老革命都定成叛徒；把真正的叛徒封为烈士；把劳动英雄模范都说成是假的；把汉奸、伪军官说成是“党派进去的地下工作者”，说起来还要口不打顿脸不发红。“曾母疑于再至”，“市虎成于三夫”，只要你硬着头皮说下去，一个事实就确立了。还可以用偷换概念、诬陷栽赃等方法先把一个错误观点硬加给对方；然后假装来一个大吃一惊，再大张旗鼓地声讨批判，造的声势越大越好，让你有口难辩有苦难言，一个罪名就又按上了。
二要利益所在六亲不认，别管他过去工作如何、对你如何，只要他今天碍了你的路就把他打成“走资派”、“牛鬼蛇神”；他就是你不共戴天的敌人，就要和他划清界限，毫不留情地把他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万劫不复；什么阴险毒辣的手段都可以用，拳打脚踢是革命的表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
其三是要抛弃一切的正常思惟和是非标准，要敢想、敢干、为所欲为，根据嘛，到毛主席语录中去找，那里边什么都有。
其四要有点流氓泼皮的劲头，成为彻头彻尾的痞子。说不过就动手，打、砸、抢、抄、抓，都是革命行动。那时学生造反派的标准形象是，穿一身绿军装，胸前和帽子上别着毛主席像章，皮带不扎在腰间而是拿在手上。我在想，过去历史上造反夺天下的人物是不是都是这个架式？我总觉得用这个架式是夺不了天下的，可是后来我看着陈水扁在台湾用这一套还真管用。别管怎么说，要说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是无论如何不敢认同的。
就山东矿院而言，绝大多数自称“造反派”的人，都是在明确地看到了这次运动就是要矛头对准以刘子光为首的院党委后，“奉旨造反”的；只不过有几个早一点，被称谓“老造反”，最早的就是那位基础课教师成彦水。不过，若从他所反的那些“修正主义”内容来看，实在文不对题；可是在广大师生还本本分分地在党委领导下搞运动的时候，他敢冒风险、顶风而上，单刀直入杀向院党委、刘子光，又像是胸有成竹，坚定不移的。别人都说，那是背后有名人指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不敢妄评。
这位教师在学校内是风光了一阵子，被当成山东矿院的“革命造反的理论权威”和英雄，干过院革委会的付主任。后来“文革”发展到“武斗”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冒尖，还被王效禹的棒子队打破了头。“文革”后他还是当教师。80年代他“下海”了，在济南矿院分院附近开了一个小饭店，我有一次出发到济南还去吃过一次饭，“相逢一笑泯恩仇”，见面都很客气，他还一再推让不想收我的钱。后来他不开饭店了，湮灭在茫茫人海之中，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
采煤系采煤专业66级，有一个学生造反很早，造反精神特强，自诩路线觉悟高，其实那原因我是最清楚的。他本来在我们眼里是一个很平常的学生，谁知他胸怀大志，想要一鸣惊人。他写了一篇叫《论家庭》的文章，我记忆中的大意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先要消除私有制，为此必须彻底改造现有的家庭结构，不要固定的一夫一妻，可以随个人的意愿结合，生了孩子由社会抚养……记不清他把这篇文章寄给了党中央哪个部门了，还附了一封信，说他对这个问题已经研究很久了，只是现在学习任务很重，没有时间继续研究了，让他们接着来完成这个任务等等。
中央这个部门看过文章之后转给了学校，还附了一封信，要学校有针对性地做好这个学生的思想工作；这封信我看过之后，交给了他班的辅导员。回信的事不知怎么让他知道了，他认为信在我手里，看来是想要，可他又不直接找我。正在这时，工作组进院了，他立即起来造反撬了我的办公桌。这位“老造反”可是真有雄才大略，造了一年的反之后，他脱颖而出，不但当上了院革委会的主任，还成了省革委会委员，成了全院屈指可数的大人物。不过，他说因为受到我的迫害才起来造反，可实在是有点昧着良心说瞎话。尤其是在我被工作组推到井里的时候，这落井下石可就太不光彩了。
后来王效禹倒了台，省里的大首长是当不成了，可能是他的难兄难弟保了他，到山东莱芜的一个大工程项目去当了副指挥。又可能是他后来不甘心，不久又回到了学校，听说是想当院长的。那时也确有人支持他，包括军宣队的人，可是毕竟大势已去，最后的结果是当了一名力学教师。这么多年了，当上教授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在今天的大学里，像他那年头毕业的大学生，还有几个不是教授呢？要说学术上有什么造诣恐怕很难说，因为他是擅长搞政治的。听说直到现在，他和当年给他戴上造反英雄的桂冠、让他风光一时的工作组组长还过从甚密，患难之交嘛，有共同语言也不奇怪。
在我们系的学生中，还出了一位山东省红卫兵指挥部的大官。他年纪小、很机灵，在野营拉练时曾给我当过通讯员。怎么上去的我不清楚，只见他那时是披着军大衣，出入坐小汽车，见了我两眼向上四十五度。“文革”后期他吃了点苦头，差点儿被打成反革命。“文革”以后见面就很客气了，曾要求调到我主管的学校工作，我倒是想接受他，可是上级人事部门说他是造反派的头头不能到学校工作，没有批准。我退休时他已经当了一个厂的厂长，带了秘书到我家去，称我“恩师”，请我帮助他们厂推销产品。说是要专门为我配一台轿车，一个月只请我出两次门。我想安安静静地读点书，写点东西，不想卖老脸皮，没有答应他。从那就再没有见他，我这“恩师”的恩，可能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全国上下的”造反派”，把矛头一致对准了各级党委的时候，大大小小的单位、部门的领导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放眼环顾，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似乎没有几个好的。在“造反派”的眼里，刘少奇是“藏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邓小平是“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朱德是“黑司令”；贺龙是“土匪”；陈云是“修正主义分子”，整天不干工作，吃饭还要数米粒……各省、市、部、委，地、市、县、乡的主要领导干部似乎都应该打倒。当全国各地乱成了一团的时候，另外一种意义上的造反出现了。
矿院有一位教师，据说，他父亲是国民党军队阵亡的高级军官，他是在国民党“励志社”里长大的。这时他被眼前这打倒一切的局面搞糊涂了，一时心血来潮，自己也跑到一个学校领导干部家去造反了，而且当面对那个干部说：“你们共产党完蛋了！”谁知这话传到了“革命师生”的耳朵里，他马上成了“专政”对象，看来此“造反”不同于彼“造反”。不过这个老师很聪明，他很快就明白了眼前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在“清理阶级队伍”时，他老老实实地交待了事情的过程，深挖了自己的反动思想，表示今后坚决跟共产党走。他还“现身说法”去做别人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老师以后所走的路证明了他说的是心里话，他本来就是业务尖子，后来学术上很有成就，在培养新教师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老而不休，运动中的这件事早就被人遗忘了。
至于最早当众“揭批”刘子光的那位勇敢的、年纪不大的老太太，“文革”中认了不少大学生当她的干儿子，她的家一时热闹非凡，很是风光了一阵子。不过，当时就传出了不少的绯闻。后来到某个矿上又找了个丈夫，离开了学校，走的时候似乎也不大光彩。
乱世英雄起四方，不论是持什么观点的人，除了“牛鬼蛇神”，当时都组成了“革命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在山东煤矿学院，除了两派红卫兵之外，还有众多的“造反队”和“造反司令部”。不管人多少，那名称都是争奇斗艳，尽显革命风采，什么“前进”、“大方向”、“东方红”、“卫东彪”、“驱虎豹”、“花枝俏”、“硬骨头”、“反到底”、“不怕死”、“剌刀见红”、“揭老底”……还有一个只有一个人的“独立大队”。一时间群雄逐鹿，风尘滚滚，你上我下好不热闹。在经过反复较量，几经沉浮，一派夺了大权之后，与夺权的一派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了“红旗公社”。之后山东矿院绝大多数师生都成了它的部属，“造反派”终成正果，新朝廷的新贵们粉墨登台，在山东煤矿学院的历史上，上演了一幕空前也肯定会绝后的滑稽剧。
俱往矣，一代风流！可是有哪一位“造反派”是出于真正理解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起来捍卫它而造反的呢？在山东矿院我至今也想不起一个来。
从山东矿院走过的历史来看，公平地说，在文革风云初起，广大师生怀着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心情，打起毛主席倡导的造反旗号，去做一些自认为是革命的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到了运动的后期，是非已经清楚，广大群众已经醒悟，那一些还在坚持“造反”大旗的人，即使和“四人帮”没有组织联系，他们思想上也明确地知道，上边有王、张、江、姚等一伙人在支持他们，是一种自觉地投靠。他们的爱恨不是出于是非，而是基于利害和野心。所以当“四人帮”被打倒时，矿院有个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气极败坏地说出了“‘你办事我放心。’这可放心了，尸骨未寒就让人把老婆抓起来了……”的露骨的狠话。
今天看来，相当年叱咤风云不可一世，上窜下跳横行霸道于一时的“造反派”，不过是被大人物耍的猴儿；文雅一点说，是做了别人的政治工具。所不同的是，开始有些人是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被动不自觉的；后来的人则是心甘情愿乐于效力的。可是当“造反派”的光环与权势在身的时刻，不少人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狐假虎威不可一世。他可以以革命的名义不择手段的打倒所有有碍于他的人，如有必要就毫不手软地致人于死地，这在当时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事。不过当他处心积虑地瞄准别人的时候，常常他自己又在别人枪口的准星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从实质上说就是一场人们撕下一切伪装面具、抛掉一切做人道德准则的相互攻击、恶斗与仇杀，把个神州大地一时搞了个天昏地暗，人妖难分。
文革中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令后人难以理解的怪物。可是，在中国人人性中的这些丑陋的东西，至今还没有人认真地研究一下。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造反派”还念念不忘昔日的风采，有矿院有一个采煤系的学生在井下曾对人说：“当初我在大学里是院革委的宣传部长，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话，现在我在深深的地下，还有谁知道我……”不仅是思想上怀念，造反精神的流毒还不时在社会上作孽。个别保持“造反派”思维的人，在计划经济下的企事业单位，继续搞他们的“对准领导就是大方向”。他们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纠合一些人搞夺权，手段还是老一套：造谣言、编故事，对内胡搅蛮缠、对上到处诬陷，把个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招还是有些效果的，一般的单位领导都拿他们没辙，明知是害群之马，可你不养着他们又别无办法。
到后来，形势有了变化，再想用这种办法搞乱一个单位夺到权力很难了。可是他们很长时间想不通，为什么“造反有理”不管用了呢？还有些“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十几二十年后也没想通，还不时有点“造反行动”。在打倒“四人帮”之后，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政治流氓”，对这些人大概是最准确的称呼。
我不明白，到底是中国人中一直就有这类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有理”的宣言唤起了他们的觉悟，便在这面大旗下物以类聚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在中国造就了这一类的人，他们还会“继续革命”？
不过在体制改革之后，管事的领导人真有了管人的实权，这类人在当今的领导面前可就都老实了；特别是对待私营业主，更是只有奴颜媚骨，可鄙而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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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
要革命就会有反革命，如果这只是两种思潮、两种势力的对立，在法律的制约下和平竞争、较劲，就是再激烈也不会对国家、社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可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革命与反革命从来都是你死我活、誓不两立的。
人民群众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活不下去，只能起来革命。可是，革命起初受到反革命的镇压，“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刑场、战场，血流成河、尸骨堆山，人间地狱，惨绝人寰；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革命成功之后，为了防止反革命的复辟，那专政也是毫不客气的，是“血债要用血来还”。于是，“革命”在中国就定性为暴力和流血。按说，既然革命与反革命是水火不能相容，那么革命与反革命两者，就应当是界限分明的。
解放之初还是比较明确的，戴这种帽子是有具体的杠杠的。
“历史反革命”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汉奸、特务、军官连长以上、警察警长以上、地方官保长以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只要够了那规定的杠杠就要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轻则交群众“监督改造”，重则要判刑蹲监狱。一般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虽然不戴帽子也要“内部控制”，不能重用，更不能上机要岗位。
“现行反革命”则是只要带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杀人、放火、爆破、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在公共场合呼喊反动口号、在群众中散布谣言……都要定成“现行反革命”罪。对于这种罪，量刑从严，处罚从重，镇反、肃反中是杀了许多人的。那时的现行反革命，多见于从事破坏的敌特和进行报复的地、富、反、坏，不过，我还不记得在我身边发生过。
“反革命”，那是一个人的危险身份和最不可赦的罪名。只要谁的头上有了“反革命”的帽子，他就是敌人，是专政的对象。对待这种人就是要冷酷无情，只有界线不清的疑虑，永远没有过左的担忧。他们的家属子女、亲戚朋友也必然要受到牵连和影响。不过，那时的敌人不多，也比较明显，同时也是早就被人们认可的。
可是到了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与反革命，两者却常常是难以分辨的。定案也变得很容易，只要有两人旁证即可，证据、口供都是可有可无的。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敌人成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山东矿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子光，而且几乎大小单位的一把手都是，人数众多比比皆是。
谁也想不到，这次革命就是要“革革过命的那些人的命”。当然，那“历史反革命”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被揪出来，当陪斗的靶子；因为他们突然又变成了“受走资派保护的人”。与此同时，“现行反革命”也一下子多了起来，开始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后来又加了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和文革的旗手江青。这几个人就是“革命”的惟一，绝对反不得，其他的统统打倒都是革命行为。再后来，反对“样板戏”也是反革命了。
那“反对”也变得越来越容易，别管字大字小，写一个标语；别问声音高低喊一句口号，甚至于坚持自己观点，都能成为“现行反革命”，最典型的是张志新。一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就因为自己不同意“中央文革”的那些歪理和恶行而且坚持不改口，就被定成“现行反革命”判了死刑。行刑前还在她嘴里放上夹子不准出声。这样以来，“现行反革命”也就越来越多。别管多少，对“现行反革命”是绝不能客气的，轻则被批斗，重则被判刑；文革期间，我还在济南市的一次公判大会上，亲眼见过一个小青年，因言犯罪被判死刑的。
“文革”期间，在山东矿院，“历史反革命”新挖出了好几个，也出了多起“现行反革命”案件，其中在采煤系师生当中就有两起。
一起是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那还是造反派掌权的时候。有一天，学校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一起嬉戏，有的在学着大人呼口号，伸着胳膊乱叫一气。混乱中，一个三岁的小男孩喊了一句：“打倒毛主席！”，别的孩子报告了老师。他 班的老师十分害怕，一时简直是吓得魂不附体。自己班的孩子喊反动口号那还得了，要牵连上自己那就全完了。幼儿园的领导也惊恐万状，连忙和几个老师一同问这个孩子是谁教他喊的，孩子说是他妈妈。幼儿园如实回报给了院革委会。经查，这孩子的妈妈是我们系的一位中年女教师。可是，她们夫妻两个都是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对毛主席是无限热爱的。虽然学校是造反派掌权，这可是大是大非，包庇反革命可是谁也担不起的罪名。
当时最流行的提法之一就是“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这真是祸从天降，于是隔离审讯、批斗、搞“车轮大战”，弄得这位老师披头散发、面黄肌瘦、目光呆滞。反复审查了两次，折腾了好久也没弄出个结果来，我记不清最后是怎么收的场了。这个女教师是学地质的，原本身体很好，后来年纪不大就去世了，是不是与这次的惊吓有关？我说不清楚了。
另一起是发生在我主持采煤系工作之后。在学生宿舍二楼的男厕所里，一个大便蹲位的门上，有一天出现了“打倒毛主席”几个小字，像是一边拉屎一边用钢笔写的。第一个发现的学生被吓得心惊肉跳，大便没解完就急忙跑出来报告。此事惊动了全院，采煤系革委会更是泰山压顶。我们迅速到公安部门报了案，接着，按上边的要求在学生中核对笔迹，排查嫌疑人，呼呼隆隆搞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结果，事情也就渐渐地放下了。
过了一段时间，采煤专业69级有一个姓陈的学生，自己找领导说是他写的。谁也想不到是他，那是一个很老实，不多说话，学习也很好，从没有发现有任何劣迹，只是对采煤专业有点反感的学生。
既是“现行反革命”就得严肃查处，于是把他隔离起来，要他交待作案的动机、目的和相关情况，可他什么也交待不出来。记得他是南方人，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做工的。社会关系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实在找不出他写反动标语的“阶级根源和现实原因”。我怀疑，他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可是，既然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就不能轻易放过。不过，最后还是作为宽大处理的典型，在济南市召开的“宽严大会”上宣布：由于主动交代，态度老实，从宽处理，免予刑事处分交学校处理。学校把他开除了，并派人把他送回原籍，把他的犯罪事实材料转给了当地。他后来的情况不得而知，大概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阶级斗争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的结果是，抓的人越抓越会抓，阶级敌人也越抓越多了。
当时有一项罪名叫“恶攻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说句对江青不太恭敬的话，都会被戴上“恶攻罪”的帽子，打成现行反革命。
记不得是什么时间了，《大众日报》的第一版上刊载了一张大幅的毛主席像，在背面的一页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那题目是《打倒……》。对着阳光一看，那“打倒”二字正落在毛主席像的头上。这下可不得了啦，几千人包围大众日报社，要揪“现行反革命”。这件事我到现场看过，人山人海，群情激昂，听说持续了很长时间，如何收场不得而知。
新汶煤矿有个采煤工人，平时说话不大在乎。有一天晚上在看电影的《新闻简报》时，看到林彪手里摇晃着《毛主席语录》，猥猥琐琐地跟在毛主席后边不大顺眼，脱口说了一句“真像个奸臣”。于是闯下了大祸，立刻被当“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幸亏林彪暴露得早，否则他不知要蹲多长时间的监狱。
还有一件事，当时侥幸没有外人知道，当事人逃过了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劫。在三十多年后，他们亲自告诉了我。那时家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毛主席像，有一种磁质的20公分高的毛主席半身塑像，是人人都想得到的珍品。一位年轻女教师好不容易弄到一尊，当成了一家的宝贝。恭恭敬敬地把它放在书架最高层的中心，两边摆上毛主席的著作，天天擦拭得一尘不染。
有天傍晚拿下来擦拭时，一不小心，那像的底座被碰掉了一个角，小两口被吓得目瞪口呆。这可怎么好？让别人看见了，这砸坏毛主席像的事，扣个“现行反革命”帽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了，何况还有对立的一派正在找茬。怎么办呢？扔掉可不行，到处都有“革命群众”的眼睛；再说要是被查出来还不得罪加一等。藏起来，一间小屋往哪里藏？一旦被发现这可是有口说不清的。
两口子晚饭也吃不下了，提心吊胆地商量到半夜才想出了个办法。到夜深人静无人注意的时候，把窗户关严，先用被子把它包起来砸成大块。然后每天夜深了，再把一个大块放在书上，底下再垫上枕头，轻轻砸成小块，住在楼上，那动静是一点不能出的。他俩像作贼一样，胆战心惊地捣鼓了一个星期，才把这件生死悠关的事完成；之后还要分次把那碎末拌到炉灰里倒出去。这件事使两个人好像生了一场大病，直到看看周围的人没有什么异常表现，那悬着的两颗心才算平静下来。一场大难总算躲过去了，后来说起这事来，还有点心有余悸。
那时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心里的天总是阴着的，总感到头上有一面无形的反革命大网在张着，不一定什么时候说错一句话、办错一件事，就会惹来大祸。人人都谨小慎微，郁闷难言。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更是倍加小心，在人面前不敢说话，开会发言必照稿念，那怕是几个人的小会。
我也不例外，每天晚上都要仔细想想，今天可有说错了的话。至于写作，那早已经是“左派”的专利了，因为在一篇文章里要找你点毛病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
同事们告诉我，他们早就都把自己的日记、文稿、乃至来往书信都烧掉了。平时更是把自己的头脑和嘴巴上把锁。对人只说三分话，真情深深埋心底，来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时时表忠心，跟着路线走”。
回想一下那时，不是两面派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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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之一
山东的王效禹被打倒，刘子光又重掌了矿院的大权之后，我也成了采煤系的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主持了全系的工作。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整个国家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我们所执行的还是左的一套。接下来的“一打三反”，仍然主要是阶级斗争，只是我们从主观上注意了，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认真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再搞“造反派”的那一套。
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又下发了《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指示》，概括为“三反一打击”。不过，在运动中一直是叫“一打两反”，重点抓的是打击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到运动的末期又把反对铺张浪费并在一起，叫“一打三反”了。为了叙述方便，这里就统称“一打三反”。
在山东煤矿学院,“一打三反”运动是1970年2月16日下午开的全院动员大会。“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拖了一年多了，这次要和“一打三反”结合进行。
在这个运动正式开展之前，全院进行了一轮针对性很强的斗私批修活动。班、系、院，层层开会，主要矛头是派性和在前段文革运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学生中还进行了“公物还家”活动。这就必然要涉及院系一些造反派的大小头面人物，他们的抵触和对抗是可想而知的。听领导说，省里也是一样，被解散的“三大左派组织”，账目混乱，挥金如土，贪污盗窃问题成堆。“红山指”的有些学生也发了大财，从一个学生身上就搜出了1200元现金。所以运动的阻力很大。
在这时，院革委还对一些领导不力的基层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我这时是采煤系革委会的副主任，还是排在第三位，主任到外地帮助工作了，系里有点群龙无首。院军宣队的魏政委和刘子光同志一起找我谈话，说要调整系革委会的班子，要我抓全面工作。我有顾虑，因为两派都不喜欢我，在当时派性还很明显的情况下，怕工作不好开展。建议保持现有格局，我一定尽全力工作。从这之后，我实际上主持了采煤系的“一打三反”工作；应当说，采煤系在这次运动中出的问题，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时，我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院里开了大批判会、斗私批修放包袱大会，刘子光在大会上苦口婆心地动员，要犯错误的人主动交待问题、归还公家的财物。在采煤系，不少人这样做了，可是有些人思想抵触很大，“造反派”说这是“老保翻案，打击报复”。他们也不把我放在眼里。有个姓王的学生对找他谈话的人说：“你们想怎么样？我是老造反，毛主席接见过，大方向一贯正确。多花几个钱算什么，不过是小节……你们这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气势汹汹、振振有词。有的学生还假装谈思想找我摸底，研究对抗的办法。
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在全院动员大会的前一天，先开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大会，这是过去搞运动的常规惯例，文革以来还是头一次。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有关文件、省革委批示和省直机关的经验；反复强调，对反革命不打不能平民愤。省里的领导说，这次要杀一批，40个太少，南昌市一次杀了127个，淮南一次判了500多。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右倾、不能手软，领导不力的要撤职。党、团员要上第一线，发挥带头骨干作用。省革委会为了让干部大胆工作，特别提出，已经解放的干部，不经上级批准不准批斗。
在全院动员大会上，工宣队的董指挥对阶级敌人和顽固坚持派性的人提出了警告。会后接着召开了各级领导小组会部署具体工作。刘子光强调，首先发动群众，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晚上又开治保小组会，安排对重点人物严密控制。
第二天我就开了采煤系全系师生大会、学生党员大会，作了工作安排。我的党籍似乎是自动恢复的。
经过了三年多的文化大革命，社会的混乱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舞枪弄炮、杀人放火成了寻常事，就连援越军事物资的列车都被抢劫，当然都是以革命的名义。有些解放以来，在历次运动中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也起来翻案，有的说自己五七年就是造反派已经被压了十几年；有的说：“过去的左派都是右派，过去的右派都是左派。”贪污犯说自己“不过是多花了几个钱”，十七年来形成的社会秩序完全被打乱了，似乎历史要重写。还有一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在真正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奉公守法的人天天生活在惶恐之中。
乘机作乱的坏人，当然属于这次一打的对象。可是，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鼓动下，自我膨胀得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些造反英雄们，前不久还自诩为革命壮举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言论，打、砸、抢、抄、抓的行为，这时也进入了“一打三反”的审查范围。“要揭文革中的阶级斗争盖子”，矛头也必然指向了这些“造反派”中的人。
王效禹当政时，对清队有个“三不清”的说法，就是党外的、新班子、社会上的人都不清，这就把好多坏人送进了保险箱。这次两个运动一起搞，那些对象可是基本上都在“造反派”里边了。特别是上边提出，这次清队要指向借文革起来造反的敌人，要揭“文革中政治、经济和思想三个领域的阶级斗争盖子”。动员大会之后，有些人就感到压力沉重了，不只是有历史问题的人，包括有些“造反派”学生、教工，也觉得事情不妙。有的在动员会上香烟烧了手指自己都没感觉到。
这是不难理解的，就拿“现行反革命”这一条来说，有些造反派头头前一段的行为，可是明显地违反了“公安六条”。例如，在两派争夺省革委大院时，切断省革委通北京的通讯电缆，实际上是“造反派”自己干的，而后给对方栽赃。我们学校的一个进了“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头头就直接参与了此事，这次也被圈进了“现行反革命”的范围。有的教师、学生，借文革串联，到自己的家乡去煽风点火，支持一帮人横行霸道，为地富分子亲友翻案；有的在运动中翻自己的旧案；有的自恃是老造反，信口开河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等，当时都被提出来了。有些学生造反的能量很大，我们接到昌乐县的揭发材料，说我们系有两个学生，前段曾在他们县煽阴风、点邪火，支持坏人反军乱军、整干部，他们要当县长、县委书记。一时间，找我揭发问题、交代问题的人应接不暇；还有人找我哭诉，说她的问题是被冤枉的。院里收到的揭发材料更多，到4月7日，达到了6000多份。这时我在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太沉重了吧？这是当日的初衷吗？
接着，山东省和济南市公安部门联合召开了公判大会，济南市判了17名，山东省判了34名，其中21人被判死刑。省里又开了大专院校领导骨干会议，首先传达了省革委会主任李水清,在各地市党的核心小组和公安系统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克服右倾思想，放手发动群众，把一打两反运动进行到底。”
会议说到当前山东的形势是，敌情严重，打击不够；还说有的省一次杀了200多，中央领导说这算不了什么。强调只要分清两类矛盾，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管的管，破坏运动的要严办，再不能姑息放纵。随后学校就开了大会，各单位的群众要求揪斗几个公认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上台发言的群众和被揪斗的对象都是各单位安排好了的。院里还办了重点人物学习班，让他们交代问题；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搞重点突破。采煤系也排查了有反动言行的教师和学生30人，要批判和揪斗。
“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转移了，可是手法完全还是过去的一套，内查外调，批斗逼供，这一套我们都是很熟悉的，只不过不像“造反派”那么野蛮。
新一轮的批斗高潮开始了，各有各的对象，班里批判学生，机关批判教工。教学楼、办公楼彻夜灯火辉煌，口号声此起彼伏，对敌斗争的温度越来越高。不久就有一名院机关的老职工自杀。就在这个时候，院里传达了中央关于抓“516反革命集团”的通知，说是还在院里发现了两个对象；市里又几次组织夜间防空演习，灯要全熄、人要入洞，重点人物监视好，重要地点要设岗……愈发增加了紧张气氛。
我的工作比文革前还要紧张忙碌，院里、系里、班级、教研室的大会、小会一天好几个；动员会、批判会、现场会、情况回报会、材料分析会、案件排查会、领导碰头会……天天开不完。除了开会还要看材料，找积极分子和批判对象个别谈话，审查大会的发言稿，几乎天天要过半夜才能上床。
“打击面太大”的反映出来了，可是上级还在反右倾，我这时也很矛盾，思想上又感到跟不上形势了。
在“三反”中我发现，通过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学校财产的损失是十分惊人的，存放了很多抄家贵重物品的仓库几乎空了。学校基干民兵的10辆战备自行车不知去向，那都是全新的“大国防”，原来是放在办公楼地下室，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地方。有些学生的表现更使人触目惊心。有的在抄家时偷人的钱；有的偷卖学校的床铺、板车、自行车、幕布。负责看管学校文工团仓库的学生，监守自盗，好的服装道具都到了他自已的家里，就连乐器中的木鱼也成了他家小孩子的玩具。更不敢想的是，他把管乐队的乐器砸瘪当废铜卖，为了多卖钱，把大铜号管内填进铁秤砣。有些学生做的那些事使人难以想象。采煤693班几个造反派学生，集体拆床板钉箱子，箱子里装的内容大都是见不得人的。有个姓王的学生，大量骗取药品，每次都用大提包往家带。他还在串连时用公款买了手表，回来说是钱被盗了。有的学生成了名副其实的盗窃犯……这样的事太多了。经过了几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灵魂深处闹革命”的结果，一些原本纯朴的青年学生，变成了如此卑鄙的小人。这恐怕是这场大革命的发动者始料不及的吧。
采煤系的工作似乎还不错，在“一打三反”运动期间，院里在采煤系开过两次现场会，前期的内容是消除派性，后期是大批判。我自己也感到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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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之二
1970年4月初，正当院里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学校接到了省革委的通知，要全校师生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德州地区的平原县农村去，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支援抗旱。
一切行动军事化，只有六天的准备时间，到 4月11日，除了留下少数师生看家，全院大队人马就出发了。我们乘坐的是602次济南开平原的专列，大部分是运货的闷罐车皮，上午9点20从济南火车站出发，10点30分就到了我们系要下车的张庄，路上的这点时间，有的班还召开了列车批判会。
我们系去了253人，由我带队，分住在林庄公社的官庄、前李、随庄、簸箕张、双庙宇、宋美公、万庄等，方圆十余里的10个村中的41户人家，指挥部设在官庄。院的指挥部是在公社驻地的林庄。
我住在前李村，当天晚上我就召开了住地全村的社员和住村同学的大会。我把来意向全村群众作了介绍，村干部把村里的七个四类分子揪出来让我们认识。据村干部说，邻村有的人听说我们来吓跑了。
我们从张庄车站下车时，这个村有位老大爷赶着一辆牛车来给我们拉行李。我们步行了十多里地才到了前李庄。这是一个位于一片大平原上的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村外到处是梨树。
村里有一处原来比较像样的房子，只是大院落里的房子和外边的围墙大半都已经倒坍，只剩下一个破旧的门楼和一座高大一点的房子，还鹤立鸡群地在村中间矗立着，里边住了一户人家。其他的房子大都是一些简陋的平房，绝大部分是草屋。村里没有商店，没有学校，更没有任何的娱乐场所。村里的人衣着破旧表情木然。不过，听说在这一片里这个村的生产抓得最好，工值能到七八角钱，只是干部“只管粮棉油，不问敌我友”。什么时候问他们都说“四类分子很老实”。
德州、惠民、聊城，据说历史上是山东省的粮仓，那些年可成了山东省最穷的地方。当时在山东省，号称“北三区”的这三个地名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一眼望不到边的盐碱地、稀疏瘦弱的庄稼、低矮的土房子，是那里的典型景象。平均一人有5—8亩地，还是填不饱肚子。
上级要求我们这次到农村仍然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我又穿上了当年我爱人到齐河搞社教穿的那件棉军装。由于又破又脏，村里人人见了我说我像个伙夫。待我在大会上讲话的时候，有人说：“别看这个伙夫，管事还不少。”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当然都要住在贫下中农家里。我住的那一家，是真正的“贫农”。两口子和两个小孩子，住在一个不能再小的院子里。小院里有两间住人的北屋，一间放杂物的小南屋。正房土炕的苇蓆上只有两床破被，锅台上有吃饭的简单家什，屋里还有几件小农具，总共算算不过值20元钱。春天，他们一天三餐吃的，都是放上些菜和盐的玉米糊糊。他说，他们生产队是这一带比较好的，一个工分能值七八分钱。在他家的小南屋的地上铺了些玉米秸，就算我的床铺。院子里有块大石头是我的写字台，座位只能是土坯，晚上我就在那里对着煤油灯写日记。
本来是要求队员和群众“三同”的，同住、同劳动问题不大，这同吃大家感到实在受不了，于是决定自己开伙。
这自己开伙首先要解决炉灶问题。那里的老百姓烧柴不用风箱，我们做大锅饭要烧煤，没有好炉灶是不行的。头两天，饭做不熟、水烧不开，十分狼狈，我体会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确乎是真理。于是请了当地有名的师傅，派上教通风安全的教授跟着学习，一连两天通宵达旦地到各村去帮助师生垒灶，有位老贫农还主动来教大家烧火。你别说，这垒灶、烧火还真有点学问，不用风箱，只要一个土坯烟囱、一个回风坑，那煤火就能把大锅的水很快烧开，确也让教授们开了眼。
当地不少农民吃不上饭，我们吃大白馒头是说不过去。于是在白面里搀地瓜面，看起来有点黑，吃起来还是很香的。就是当地供应的那棉仔油受不了，炒出菜来发黑，吃在嘴里发涩，有的人还有过敏反应；可是当地百姓常年吃的就是这种油，一月一人能有半斤就不错了。建国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的农民还在过着这样的生活，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给农民讲“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理和山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还要传达中央关于“一打三反”的文件。每天晚上村里都要开大会，让我讲话。想起来好笑，我怎么能讲到他们心里去呢？不过我每次讲过他们都鼓掌，会后私下里还说：“想不到这个伙夫还挺能讲。”最受欢迎的事，是学生们教村里的女孩子唱歌。听说吓跑了的人又回来了。
支援抗旱就是和农民一同下地车水，有一天我还参加种谷子，可我什么也不懂，有一个小孩自告奋勇教我。
我那时要各村转，去安排、检查工作。可是不管住到哪村，都要早上听到村里打钟就起床，和社员一同下地。那里地下水位很浅，用的是“解放式水车”。那水车是在一根从地面伸到井下的铁皮管子中，装有带皮圈的铁链子，铁链子扣到水车支架的链轮上。用手摇链轮把手，那在管子中向上移动的皮圈就把水抽到地面上来。两人摇一台水车是很轻松的。
我一到那里就发现了一个让我奇怪的现象，那里是盐碱地，据说很难侍候，雨大了淹地，雨小了返碱。大田里的麦子长得像秃子头上的毛，稀稀拉拉、瘦瘦巴巴，还有大片大片的缺苗。可是，偶尔见到有的人家在门前屋角种的小块麦子，密密实实黑油油的叶肥杆壮。我很奇怪，不都是一样的地吗？后来我从村干部口中听到一个新名词“卫生田”，说那大田从合作化以来就没施过肥。
有时我还在地里见到有的农民车水时，那水车的链子根本不扣到链轮上，而是放在摇把的轴上；远处听见水车响，近看并无水上来。
为什么大田里庄稼不好？问题很清楚。可那时词也不往政策上想，只往阶级斗争上联系。还是一个劲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有的农民说，出工还不如去打免子，三天打一个也比挣工分强。不用说，这是单干思想，要批判。田间的批判会是常开的，我们去了之后就联合开，批村里的对象，也批学校的。
我负责的片，有一个村叫“簸箕张”，是这个公社有名的落后村。这个村，历史上以柳编为副业，家家都有编柳条的地窨子，收入颇丰。听大队的干部说，直到我们去之前，该村80户人家，60户有“投机倒把”活动，除了长途贩运就是搞副业。社员下地干活的少，玉米不剜苗，地瓜没人挖。一个冬天耕牛死了一半，剩下的也成了“见风倒”。这个生产队没有办公室更没有仓库。干部们都不想干，年年换，也没有一个干净的。毫无疑问，这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坚决制止。那个时候，大家的观点是，农民就是种地，否则就是不务正业；只有大家一起过穷日子，才是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嘛！
官庄就不同了，没有人“投机倒把”，只种地，可是种地不施肥，养的猪满街跑。打的粮食不够吃，就出去要饭。有些人家，没的吃了就拆屋卖木头，而后就举家出去要饭。待收庄稼的时候又回来了，要求政府救济再把屋盖起来。村里到处可见残垣断壁，也到处有盖屋的。盖屋也简单，墙都是土坯的，只是要在底下的石基础与上边的土坏墙之间，隔上很厚的一层草，要不，地下返的碱很快就把那土坯墙粉化了。
这时的同学们，基本恢复了文革前的精神状态。到了村里之后，首先要发扬“老八路的作风”，给房东挑水、扫院子；还要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推水车、种谷子，绝大多数学生都干得很带劲，忙起来了，内部一些无聊的争论也少了。
学生一参加劳动又有了新问题，42斤定量有的同学不够吃。有的老乡就给送些菜和玉米面。我们看到老乡的生活很苦，既不能收，也不能买，自己想办法“爪菜代”，清水煮萝卜也没人嫌，很受到群众的称赞。也有个别学生很不像话，明明出发前还在球场上生龙活虎，下乡后忽然全身痛，痛得吃饭、喝水都要人送，更不用说下地干活，要求回济南住院，或者回家。可是，听说有个小学里有篮球他又去了，不用说，他一定是“造反派”。
我们除了宣伟毛泽东思想，支援抗旱外，还要继续自己的“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极左的路线一直统治着我们的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公社的干部思想是一致的，于是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的结合点。我们召开干部联席会，共同研究贯彻县和公社革委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和“一打三反”的指示。
这时也有个别的学生拿出了红卫兵大串联时的老一套，煽动群众斗干部，要大队的干部交待自己的问题，引起了他们的不满，我们很快就制止了。
我们的到来，推动了林庄公社“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4月18日，林庄公社召开“对敌斗争大会”，驻各村的学生都和社员一起整队前往。簸箕张村来了积极性，早上5点30分集合，2点55分队干部就敲钟要各家起来做饭，他们的队伍到的最早。在大会上，一共揪出了17个有现行活动的阶级敌人，其中有学校的两个。会后，学校的文艺宣传队还表演了节目，社员们看到了大学生的演出十分高兴。4月25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第二天，学生还组织了庆祝游行向社员报喜，星期天也不休息了。这让社员感到很新鲜。
在这期间，我们系发生了两件事，有两个被批判的学生，一个跑了，一个自杀了。
前者是采煤691“前卫战斗队”的一员干将，前段在校内外干过不少坏事，在班里打出了威风。这次同学批判他，开始他还要来硬的，打了揭发他的同学，后来看看形势对他不利，他就偷偷地跑了。可是不几天，他又回来了，找我表示要检查错误。
后者是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平时不多说话，运动中和另外两个出身不好的学生在一起，说过一些“反动言论”，后来那两个同学揭发了他，班里的同学办他的学习班批判他。他们班住在万庄，在老乡家睡通铺，大家都不理他。他的思想压力太大，感到没有了出路，可又没人在意去做思想工作。有一天清早他跑到村头的梨园里，在一棵梨树上吊死了。正是梨树开花的时候，一眼望去白雪一片，清风阵阵芳香扑鼻。
我赶到时，他已经被从树上放了下来。他躺在树下，两条小腿压在大腿下边。上身穿了件外衣，没结扣子；下身只穿了个裤头；脚上的鞋穿反了。人们发现他上衣的口袋里还有一条绳子，可见他是早下了死的决心。他的同学说，这两天他一夜起几次，都有人跟着他，今天这是第七次，跟他的人睡着了。
那个时候，在运动中死人是常见的事，特别是有问题被审查的人自杀。公安人员来验了尸，证明是自杀。学校决定：通知家庭，就地埋葬。只是用高梁秸编了一个箔，把他卷了一下，在地头挖了个坑就此了结。后来也没有什么人过问。
一个青年人，一个大学生，就这样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连个什么仪式都没有。两天后，补了一个仪式，是开他的声讨会，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顽固不化，对抗到底。”他是文革的牺牲品，他的名字叫郑宝荣，他有一本小书我一直保存着。看到这本书，我就心中不安。在这件事上我是有领导责任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在官庄村看到过一次奇异的葬礼。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要“破旧立新”，丧葬也不例外。可是旧的摔瓦盆、哭丧一类的事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丢了就不像发丧了，所以就来了个新旧结合。
那里还不时兴火葬，孬好要弄一个棺材。发丧时，先把棺材抬到大门口，在棺材前边举一个毛主席像，亲友先站在棺材前，对着毛主席像做“四个首先”。这时学的语录多是“为人民服务”中关于开追悼会的那一段。唱的语录歌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后拿掉毛主席像，再起灵（抬棺材）、摔瓦盆、哭丧。今天想想这种不伦不类的行为实在好笑，可在那时，不论是当事人还是围观者，都是一本正经，十分认真严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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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还有漫漫长路
我们下乡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抗旱，可以说来得匆忙、走得慌张。
干什么事情我都很容易投入，只要是上级安排的。我当时所从事的算是什么工作呢？今天怕是很难说明白了。农村的条件那样差，可我竟然干劲十足，天天在想着今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全然没有嫌弃和离开的念头。不过，刚干满20天，工作才感到有了点头绪，领导就说要回校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抗旱都没看出有什么效果，老天可是很帮忙，5月1日下了雨。
回校也是说走就走，3号通知做准备，6号就要动身。走之前的事可也不少，首先是要写总结，还要和当地的干部交接工作，要和社员开联欢会，和房东告别；有些工作要告一段落，还要评“四好班排”、“五好个人”，当然，还不能忘了要吃忆苦饭……总而言之，就像大姑娘上轿，那事似乎是没完没了的，我身上都发臭了也没空洗一洗。
5月6日，我们一早就起来，学生们忙着打背包、扫院子、挑水、归还借的东西……我和指导员要到各个住处检查群众纪律，征求房东的意见。许多老乡昨晚就没睡好，又早起来给我们煮稀饭、炒菜，有的老大娘还煮上珍贵的鸡蛋塞进学生的口袋里。后来几乎全村的人都没出工上街送我们，小孩子围着我们不让走，有的老大娘哭了。我们只好提前一个小时行动，可是7点钟动身，8点还没出村。干部只好出来组织，让社员列队、呼口号、夹道欢送。社员们还给我们套了牛车拉行李。我们走出村很远了，回头看看，村头还站满了人在向我们招手。有些干部和小孩，怎么劝也不听，一直送我们到车站。看到这样的情景，有的同学也落泪了。老人们认为，我们比公社大队的干部好，勤快爱劳动；年轻人特别是姑娘们认为，我们能写会说，还能教她们唱歌；小孩子认为我们和他们玩得花样多，彼此真正有了感情。
林庄公社为我们召开了欢送大会，还组织社员在路边列队把我们送进火车站台。张庄这个本来很冷清的小车站，那天像赶大集，人来人往，牛车成排，话别的人依依不舍。
十点多钟，指挥部在车站附近召开了各系部工军宣队和系革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布置了途中注意事项。我们接着召开了连排长会议作了传达，还部署了回校后头三天的工作，可谓雷厉风行。有的班排还见缝插针，下午一点上车之前，在车站边的小树林子里开批判会。这一次下农村，使矿院师生的面貌变了一个样，也使刘子光在师生中的威信，似乎又恢复到了文革前的状态。
我们是5月6日下午三点到的济南，走进校门举目四望，使我惊喜不已。校园里整齐清洁，像是又回到了文革前。我急忙安顿好学生，回到家里一碗接一碗地喝水。
第二天照常上班，修改接着要开的全系总结大会的材料和几个学生在全院“讲用会”上的发言稿。
回校后，“一打三反”的工作重点还是办原来的院革委主任等一些头面人物的学习班。文化大革命把社会变成了一个快速旋转大车轮，本来是几个很普通的学生，前不久成了在学校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主任、常委、部长，今天又要在学习班里交待问题了，而且面对的是曾被他们蔑视和训斥的对立面的教师和学生，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猜测的。这时，学校的师生还不断地参加有线广播大会，收听被迫害的人控诉王效禹的发言。记得比较有名的有：济南市公安局李虎，由于他反对王效禹一派的胡作非为，两次被王效禹关进监狱，时间长达一年多。临清县的一位县委书记，由于他不支持王效禹，自己差一点被打死，老婆、孩子和老母亲都被折磨死了。中国人工喉的发明者杨仁中，由于不参加王效禹一派，被反复揪斗，一定逼他承认人工喉是他抄袭日本的、美国的……
进入5月中旬，开始批“极左思潮”，这可是文革以来的第一次，按照上级的部署，要联系全国的“反逆流”和山东的“反复旧”。说是毛主席有指示：“狠批极左思潮，深挖现行反革命！”这可是在挖“造反派”的理论基础。王效禹和他支持的一派，在群众中越来越臭了。不过他们的牢骚话不少：“党员也有缺点错误，现在都一贯正确了。”“党内的事还不是党员先揭出来的？”“定刘子光三反分子也是党员带的头，现在都推给群众了。”“我们不过是党组织瘫痪了掌了一段权，跟着王效禹犯了错误”……
不只是有怨言，还有人不服气。那个在矿院首举义旗的造反先锋成彦水，这时扬言要举行他66年6月5日贴出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和6月27日批斗刘子光，这两件大事的纪念活动。有一次全院召开批判极左思潮大会，他还自己跑到台上去站着出洋相。采煤系学生中那个“猪头小队长”还来过一次歇斯底里大发作，一天卧床不起破口大骂：“你们算什么东西，还想管我，除了毛主席的我谁的也不听！”“你们搞蚕食政策，夺了我的权。”“老子要拼他几个！”……我们可是有经验了，随他们跳，不理他；今非昔比，他们的行为所换来的只是人们的讥笑，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了。
“一打三反”似乎进入了尾声。不久，我们接到上级的指示，6月10日前要结束“一打三反”运动。文件中还说到，山东省前段运动处决反革命分子34人。
“一打三反”还没完，又要接着搞整党建党，5月23日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说是要长期抓。
这时的国际形势还是说一派大好，不过我看到帝国主义越来越硬、反动派越来越凶、修正主义越来越多，那些“牢不可破”的友谊都变成了“老不可靠”的。环顾四周，日本、朝鲜、苏联、蒙古、印度、缅甸、越南……无一不是敌人了。中央提出要“备战备荒”，不断组织各种防空、灯火管制等等的演习。
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可就很紧张了。这时候，全院办着不少人的学习班，采煤系也有好几个，从前省革委会委员、院革委会的一把手，到省红卫兵指挥部的大员，因为他们都是采煤系的学生。另外，各个班、排也都有自己的对象。要抓紧让这些人做检查，给他们整理材料、做结论。参加大会小会、讲话、听回报、看材料、找人谈话、参加学习班，还要出席院里的定案会议……天天忙得我团团转。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上级的指示越来越明确：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拉不要推，属于内部矛盾，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属于敌我矛盾的也尽量不判刑、不戴帽子、只定性质。省里开了“宽严大会”，从宽处理的六个典型中，就有矿院的两个，院里也跟着行动。我们系的“一打三反”对象，不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定过几个“历史问题”、“政治问题”、“政治错误”……我不记得处理了谁。于是又有人说，“采煤系的一打三反是虎头蛇尾，该整的人没整是右倾。”
随着毛主席给王效禹定了性的传闻，揭运动中阶级斗争的盖子、算前一段造反的账，似乎成了一股新潮流，这很符合矿院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愿望。在这期间，院里和国棉四厂、国棉三厂、向阳区，联合召开了批判“反复旧”和极左思潮的大会，那位死里逃生的国棉三厂革委会主任王德敏等，当时的几个被打击的对象，都上台发了言。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些事都是上边指示我院的革委会主任、造反先锋成彦水等人一手制造的。
六月初，省里作了决定，要把“一打三反”运动进行到底，再重点反一下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要搞深搞透，还要经过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验收合格，才能转入“整党建党”。我院是一类单位，为了推动面上的工作，大学片要在我院开现场会。这时学校又调我和另外一个同志负责现场会的筹备工作，主要是布置一个展览厅。
经过了一周的苦战，矿院的“一打三反”展室搞成了。省革委群众组和大学片的领导都来检查。听了回报，看了实物和图片展览，很满意；可有的领导又说，在突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上不够，在这方面必须大赞大颂。要我们充分肯定红卫兵的伟大功勋，革命师生的革命成果；还说今后不论说话、做事，都要时刻注意这一点。一时让我们一头雾水，在这个展会上，怎么着体现这些功勋和成果呢？可是想了一下顿时醒悟，可不是嘛，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进行吗？这时我也听到省革委里还传出了另一种声音，说是，在山东不能只看王效禹的三年，还要看刘少奇大搞修正主义的17年，还要看“资反路线”。这可不是个一般问题，是立场、原则、方针路线的大问题。我们想方设法对展室又经过了一番的充实、调整，才算通过了上级的审查。
6月26日上午，省直文革大学片“一打三反”现场会，在山东煤矿学院举行了，有上千人参加。会后，各单位来参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矿院又成了先进单位。有的人在背后说：“刘子光就是有本事！”
现场会后，矿院又掀起过一次三反新高潮，清查出了一些盗卖公物和投机倒把的案件。有的学生，能从东北整车皮的往山东倒卖木头，也着实让我开眼。现在，他可能早成大老板了。
“一打三反”运动和批判极左思潮之后，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发表了关于增产节约的指示，生产形势大为好转，山东的煤炭生产月月完成任务，市场供应也有些缓和。那年的麦子也丰收了，我们去参加麦收时，老农对我说，一亩地能收四、五百斤。
这时的山东煤矿学院，大部分学生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一些日常行为，纪律好了，卫生好了，在一些空闲地上学生种上了蔬菜。“四个自己”又在校院内重现，有的学生在修理桌椅、粉刷自己的教室和宿舍，承认刘子光原来对学生的要求是对的。
可是，文化大革命至此才进行了一半，毛主席还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中央文革”还在号令天下。矿院里的“造反派”也没随着这次“一打三反”运动而消失。一些头面人物，包括当过院革委会一把手的那个学生，开始在学习班上老实了一段；有一个老造反还跑到黄河边上去说是要自杀。可是，过了一阵子这几个人似乎又精神了起来，频繁地和外边的人接触，口气也大了起来。学生班里的一些小头头，刚从宽处理就不听招呼了，有的甚至于公开翻案，很嚣张，说这是“一派压了一派”，“否定文化大革命，搞反攻倒算”…… 成彦水更是公开宣扬“一打三反是错误的”。他还到处收集材料，要在“矿院造反记念日”那一天有大行动。他还要贴出他的第四份革命的大字报，“坚决和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斗争到底！”他指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肯定是以刘子光为首的，也肯定会有我。似乎在他们背后，还有一股和当前山东面上的运动对立的势力。这种从上到下，两股势力较劲的感觉，在文革中不时涌进我的头脑。
进了七月，虽然上级又抓了一阵子反贪污、反浪费，说是有些大学的运动走了过场。可是我院的院系领导都忙着69、70两届学生的毕业工作，搞分配方案，在学生中整党、整团，给毕业生写鉴定……学生也坐不住了，矿院的“一打三反”运动渐渐式微。
待到70年7月26日，除了几个在省里、学校里当过大官的学生，留在学校里交待自己的账目之外，绝大部分学生都离校了。在毕业分配过程中，造反派又搞了不少名堂，说：“黑老保搞分配，把造反派分到了离家远的地方……”有个造反派的学生，分配的工作地点离他家只有18里地了，还要求再近一点，反复找领导。还有个女学生哭着撕扯系里管学生分配的干部，后来竟哭昏了过去……
学生走了，表面上看，大院子里变得冷冷清清了。可是随着在教工中“整党建党”再次展开，教工中两派的斗争又紧张起来。一部分人要算文革开始被工作组领着人整他们的账；另一部分人则要“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暗流涌动，剑拔弩张。有的人还到省革委去告刘子光“搞打击报复”。新来的军宣队政委整天板着面孔，要搞“一碗水端平”，关于矿院的“一打三反”，有些人开始评头品足，是左了还是右了争论不休。
似乎从那以后，在这个大院子里连续了四年的人与人的无情搏斗，从轰轰烈烈的大场面，转入了争争吵吵的小场面。文化大革命的“斗”和“批”远没有结束，大海无风三尺浪，何况上边还不时有各种名目的风吹来。“批修整风”、“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尊法”、“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些五花八门的运动内容都说不清是怎么冒出来的，谁也估不透以后还会冒出什么事来。人们都在这种捉摸不定的运动生活中习惯了，什么时候结束文化大革命也就无所谓了。
记得是70年8月底学校里传出刘子光要调走的消息。这之后就不再见他的面了。后来他到山东工学院去当了党政一把手，那是一所规模比矿院大的老大学。
刘子光离开矿院之后不久，成彦水在他贴“第一张革命大字报”的教工食堂东门口，接连贴出两份大字报，一份是“批判群众组织不能代表党的领导的谬论”、一份是“给刘子光的公开信”（未完待续）。他说，批判“反逆流”、“一打三反”都是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要斗争到底，不怕坐牢。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山东矿院造反派的动作不断，还有几次派性大发作。特别是到了1973年，林彪事件之后，山东新省委的二把手出了问题。造反派乘机起来要“揭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盖子”，说“一打三反”、“清查5.16”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现在是走资派重新掌权，整了“造反派”，大闹院党委，要求重新恢复原来的两级革委会，一时间闹得天昏地暗。原来分配走了的那位当过院革委主任的学生，本来在“组织关照”下当了一个在建大工程的副总指挥，后来又回到学校来了。新党委倾向造反派，军宣队是造反派观点的，我亲耳听一位军宣队的人说：“张某某可是合法的院革委主任”。教工的思想又乱了，弄得想做点事的人欲干不成，欲罢不忍。他们折腾了两三年，把个山东矿业学院彻底搞乱了。直到了66年揪出了“四人帮”，“造反派”的老根被挖出，这才真正树倒猢孙散，山东矿院的“造反派”才算消声匿迹。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造反派”成了个历史名词，不过，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从思想上服了还很难说。
至于“改”，在学校里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教育革命”。说起来耐人寻味，在前段的大批判中，我看见过最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纲领》；在前段“复课闹革命”中，我又发现采用的是比平日更落后、更草率的教材和教学方法，这让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更加怀疑。
“一打三反”之后，我从系里调到了院里，先是担任了院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分管教学工作；体制改革后我当了教务部教学组的组长。在风风雨雨中，学校的“教育革命”跌跌撞撞，首先是迁出济南市，下厂矿“分散办学”；接着是搞“专业探索队”，办“试点班”；后来又是“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社会上、学校里，闹出的花样可是真不少。这里边，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反思。这学校里的“斗、批、改”，伴随着社会上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浪，特别是“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直搞到文革结束。
随之而来的又是批判“两个基本估计”，“拨乱反正”；大学恢复招生；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建设。国家对学校、对学生开始高标准、严要求，中国的教育事业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谁知后来的大学又来了一番折腾，“打破常规”、“产业化”、“高速发展”、“升格”、“合校”……
这些事情，我都是全程参与者。其人其事，在本书的续集《漫漫长路》中再告诉你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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