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iren491112（陈君远）：贵族学校北京育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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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学校北京育英小学

北京育英小学，其前身为“中共中央供给部小学”，1948年由中共中央供给部、中直党委创办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负责筹建学校的有李一纯、刘建勋、孙统一等同志，教职工十余人，学生八十余人，主要是革命烈士或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1949年学校随党中央直属机关迁入北京，由中直党委领导，改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

笔者过去对育英小学、育英学校了解不多，只知道该校是中央办的，才成立一年，进入北京后，不允许已有近百年历史的北京名校育英中学叫育英了，改名北京市二十五中学，笔者在北京二十五中学读书五年，从心里讲对海淀区育英小学没什么印象。

作为一个老北京人家庭的孩子，当时城里的孩子称育英类中央和军队住宿制学校叫“八旗子弟学校”。他们校舍好，待遇高，车接车送，有校服，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学生也有牛奶、鸡蛋和苹果吃。

现在笔者很难找到60年前完整的育英小学的老建筑照片了，只有一些简单的文字描述，比如“学校都是二层建筑，一排一排的，宿舍、教室、食堂有连廊相通，下雨都不湿鞋。”“育英小学原来是玉泉路地区日本兵营，老师都住在日本人盖的别墅里，没有床，睡在厚厚的榻榻米上，屋门是带花格玻璃的木质推拉门。”

我父亲是1949年10月成立的北京市建工局的首批工作人员，办公地点在玉泉路。我父亲讲，育英小学和十一小学都是北京市建工局盖的，1950年9月1日开学前初步建成，一个属于中央办公厅，一个属于总后勤部，十一小学在青塔（现玉泉路），育英小学在北沙沟（现万寿路）,两座学校一直建了三年，才全部建成。

我想，由同一单位建设的二座规模差不多的小学校，建筑图纸应该是基本相同的吧。下面几张照片是50年代北京十一小学的大门、礼堂、教室、宿舍楼（男生一层女生二层一个班级一栋）、校园的照片。


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央办公厅立即派出干部，参与接收北平。副校长孙统一也随团到北平，他的任务是为育英学校勘定校址。

孙统一看中了万寿路最西端的一片旧军营。邻近有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警卫团，将来在安全上有充分的保证。在安全问题上，以前是有过血的教训的。1945年8月18日，延安洛杉矶托儿所里刘伯承5岁的女儿刘华北，在半夜里被偷偷潜入的特务分子暗害。此案一直未破，成了延安幼教工作者挥之不去的心病。

经中办主任杨尚昆拍板，孙校长的选址方案被批准了。1949年4月22日，育英学校告别下东峪村，迁往北平。 4月23日，学校车队到达北平驻地。

这是在荒野上一处孤独的残破军营，四周几乎没有人家。遍地是荒草和废弃的工事，到处是弹坑，地上撒满了子弹壳。所有院墙上都用白石灰画着大圆圈，据说这里经常有野狼出没，画白圈是为了吓唬野狼的。

清理旧战场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随处可以捡到没有爆炸的炮弹、手榴弹和生了锈的子弹。就在清理旧战场的时候，一位警卫战士触发了地雷，不幸牺牲。经过解放军工兵营的清扫，排除了所有战争遗存的危险品。

中央书记处决定改组育英学校的领导班子，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学校设董事会，由杨尚昆、康克清、李培芝、傅连璋、曾三、廖志高、李伯钊、邓典桃、李一纯等同志组成，杨尚昆任董事会主任。
1949年秋季开学，总人数已近200。学生来源扩大了许多，有些一直跟随父母的孩子，现在也纷纷送了进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等人，就是这个时期进入育英小学的。
从1951年起，学校进入连续三年的全面建设的高潮，陆续修建了宿舍区、教学区、食堂、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校医院。虽然校舍是全新的，但使用的建筑材料尽量简朴，强调的是施工质量。



1953年新校舍落成，名誉校长杨尚昆特意请朱德为育英小学题词，镌刻在学校大门照壁墙上。题词是：“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后来朱总司令曾偕同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学来看孩子们，并同孩子们合影留念。
学校仍然实行供给制和寄宿制。伙食是部队的中灶标准。被服、生活日用品、教材和文具则全部由公家发放。虽然育英小学的生活、住宿条件相对很好，但崇尚俭朴、反对铺张的校风代代相传。同学们身穿补丁衣裤司空见惯，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人人都会自己动手补袜修鞋。
又送走了28个布尔什维克
1950年秋天，育英小学迎来50多个来自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他们就是电影《红樱桃》中描写的那批革命烈士的子弟，父母都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党中央对他们极为关怀，新中国成立后，局势一稳定下来，就把他们接回祖国，送进了育英小学。他们回国后，朱德、任弼时、林伯渠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接待了他们，合影留念。
由于在苏联长大，这些学生的生活习惯、语言都已完全苏联化了。学校为他们开设了中文补习班，请来了翻译，建立了西餐厅。这些孩子都非常争气。当中文补习到一定程度以后，年龄大些的孩子又到苏联上大学，年龄小的孩子则留在育英小学学习。年龄半大的28个孩子，程度相当于中学，被送到哈尔滨中长铁路苏联学校用俄文继续学习，为去苏联上大学作准备。送走这28名学生后，当时的校长韩作黎满怀深情地说：“咱们今天又送走了28个布尔什维克。


育英小学曾接纳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就读。他们毕业后有许多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长期留在了中国。
毛泽东亲手给学校题字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53年6月，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1950年6月10 日，育英小学建队，第一批入队的是13名年龄最大的同学。
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中直育英小学都派代表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观礼。1952 年国庆节，育英小学学生李莉莉代表全国少年儿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献花。



育英小学学习氛围很浓，人人力争上游，这也和领袖的殷切期望有关。
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毛泽东主席通过他的女儿李讷，送给育英小学一个珍贵礼物——他亲手书写的“好好学习，好好学习”的条幅。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制作了玻璃镜框，把它高高悬挂在校部大厅里。韩作黎校长号召全体师生，以此为鞭策，好好学习。



下面是曾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学生们的一些回忆文章摘要。
育英小学新校舍
育英小学的校址是过去国民党军队的一所兵营，刚建校时，校园内杂草丛生，壕沟纵横，到处都是子弹壳，不过到我们上学时，学校已建设得非常漂亮了。为了不忘过去，学校在北墙处留下了一个钢筋水泥筑成的大碉堡，人们在碉堡上修建了一个很雅致的中式亭子，亭子旁堆起土山，山上林木青翠，绿叶摇风，山下的小动物园里，饲养了猴子、孔雀、梅花鹿、火鸡和上百只五颜六色的小鸟。记得当年我和小朋友曾砸开碉堡的门锁好奇的钻进去，除了阴森潮湿，碉堡里什么都没有。那座小动物园是我们这群孩子们当年最喜欢玩耍的去处。
在五十年代，育英小学的校舍可算是超豪华的。进入校门，一座镌刻着朱德元帅1953年为育英小学的题词“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影壁突现在你面前。绕过影壁是数十亩的大草坪，草坪西北角的大礼堂前有一座造型优美的喷水池，喷水池呈圆形，里面是漂亮的假山，假山石都是地道的太湖石，夏天，喷水池里荷花绽放，游鱼往来。大礼堂分上下两层，所有的坐椅都是那种可折叠的简易沙发椅。
学校分教学区、宿舍区、操场区等若干部分，教学区按年级分东中西三个小院，封闭的东小院是一年级的课间活动场所，方砖漫地，有转椅、跷跷板等简单的活动器械，那时有这么一首顺口溜：“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瓷碗，一打一个眼”，低年级的东小院之所以封闭，也许是从安全考虑的。
相比之下西小院有些简陋，那是五六年级的活动领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件体育器械。
最大的中小院活动器械也最多，除了单双杠、爬杆、滑梯、秋千、云梯以外，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转伞，一根碗口粗、三四米长的装有轴承的铁柱子竖在地上，顶部是一个直径1.5米左右伞状的盖，六七条十分结实的粗绳子上端联着伞部的轴承，下端挽成一个圆圈，玩的时候，所有参与者都要先把一条腿伸进圈里，然后将绳圈紧紧地套住自己的大腿根，另一条腿则似金鸡独立般站好，双手牢牢抓住绳子，在：“一二三”开始的呼喊声中逆时针跑起来，边跑边利用惯性使劲蹬地，人便飞了起来，六七个孩子你追我赶，上下跳跃，煞是壮观，谁要是被后面的孩子抓住，谁就下去让排队等候的孩子接着玩。我清楚地记得，当下课铃声响起，不同班级的孩子便发疯似的向转伞奔去，抢到绳子的兴高采烈，没抢到的也立刻有秩序地排起队，大家争分夺秒，谁都不愿浪费这短短的课间十分钟。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游戏有一定的危险性，即便还有这种器械，家长们也绝不敢让自己的独生子女去玩，可当年的我们却非常钟情于转伞，太有刺激性了。
学校的教室、礼堂、办公楼、体育馆、游艺室、食堂、学生宿舍均由一条宽约1.5米，长达数千米的被称做风雨走廊的长廊连接，教学区挂满了中外名人的画像和简介，除了马恩列斯毛的画像和语录外，走廊里挂有祖冲之、李时珍、张衡、毕升、李四光、爱因斯坦、伽俐略、牛顿、达尔文、居里夫人等许多科学家的画像和他们的格言，还有李白、杜甫、普希金、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文学巨匠的肖像。音乐教室里挂着巴赫、莫扎特、贝多芬、冼星海、聂耳等人的画像，图画教室里则是齐白石、徐悲鸿、列宾等中外名家的作品。学校教学楼的门厅处挂着毛泽东主席“好好学习”的题字原件，那是毛泽东的小女儿1952年（当年她也是育英小学的学生）向自己的父亲为学校专门讨要来的。
育英小学的管理非常严格，除了班主任和课任老师外，低年级每班还配有一个生活老师，专管学生学习以外的吃喝拉撒睡。后来文革时批判育英小学的贵族化，其中一条便是育英小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比例竟然是四比一，而当时一般小学的比例大约是三十比一。
学校北半部的大操场平时是不让学生去的，在儿时的记忆里，那个操场非常大，有一个配有二百米跑道的足球场，还有几个篮球场和若干活动区，各种体育器械一应俱全，几个班同时上体育课也不显拥挤，那时，我们每周要上两节体育课，加上课外体育活动，还真是把三个体育教师忙活的不亦乐乎，不像现在的学校，只看重升学率，恨不得把体育课都砍掉。
踢足球是所有男孩子最喜欢的运动，我上六年级时还是校队的守门员呢。大多数中国人是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开始了解棒球（垒球）运动，而在我上学时，垒球已是育英小学体育课上最受欢迎的项目了，一堂垒球课下来，孩子们不但滚得满身是土，有时还不免擦破点皮，甚至流那么一点点血。那时，谁都不在乎这点擦伤，自己跑到校医室涂点红药水就完了。只可惜小学毕业后，我就再也没有接触过垒球，不是我不喜欢，是没有地方玩。回想起来，我现在的那点棒垒球知识几乎全是上小学时学到的。
操场旁边是一个占地近二十亩的果园和一座在当时北京校园里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体育馆，体育馆里有一个铺着木地板的标准篮球场,以及可以放下六、七张台子的乒乓球室，每当刮风下雨，我们的体育课便在这里上。



育英小学还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图书馆，能容纳几百人的阅览室里摆满了各种书刊杂志和各类小人书。高年级的孩子可以办张借书证，小一点的孩子就只能在阅览室里看连环画了。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买过多少小人书，可我当年却没少看小人书和连环画，除了现在孩子们熟知的《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外，一些我们儿时非常喜欢的图书，如《卓娅和舒拉》、《铁木尔和他的伙伴》、《洋葱头历险记》、《小布头奇遇记》等，现在的孩子恐怕根本没有听说过。记得我读的第一本“大部头”的外国小说就是从图书馆借来的《雾都孤儿》。
传达室的红军老大爷
当年在学校大门口值班的老大爷是一位老红军，讲一口很难听懂的陕北话，旱烟袋总不离手。他看守学校大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到学校来的小汽车，无一例外均被他挡在校门外，其中，有国家领导人、元帅专用的防弹吉斯车和部长、上将乘坐的吉姆车。
有一次，我和同学正在校门口玩耍，看到红军老大爷站在门口，双手叉腰，手里提着旱烟袋，操着浓重的陕北腔对一辆苏联造的“胜利20”小轿车大吼：“倒出去，不准进校园！” 轿车缓缓倒出校门后，司机从车上下来，嘴里嘟囔着：“奇怪，大学校长的专车进不了小学的大门！”
上世纪50年代初，陈毅同志在上海担任市长时到北京出差，顺便来学校看望孩子，没想到连人带车被挡在校门外。司机对看门大爷说，这是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利用出差机会来看孩子。但红军老大爷仍一本正经地说：“不行，学校有规定，家长不能在上课时间探视学生。”司机又说，首长从上海来，时间紧，请他变通一下。他摇摇头斩钉截铁地说：“任何人不能违反学校规定。”后来，陈毅同志碰到了当时担任育英小学董事会领导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非常幽默地说：“你的育英小学管理得很严格很安全，连我都进不了大门。我的娃儿放在那儿很放心。”一滴水可以映照太阳的光辉，看门老红军的铁面，折射出育英小学的校风是何等威严。她是一座不可侵犯的教育殿堂，一直保持了延安清新、淳朴和严肃的风气。
小学生参与国家大事
育英小学曾直属中央办公厅。1958年底的一天上午，教导处的杨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说，有一件国家大事要征求我们的意见，根据毛主席本人提议，他不再兼任国家主席，只任党的主席，国家主席由刘少奇同志担任。同学们听了非常惊讶，都问为什么？杨老师解释说，毛主席担任党的主席，可集中精力考虑大问题，管好全党的大事。国家主席一职有大量的外事礼仪活动，身兼两个主席，时间精力忙不过来。杨老师问大家：“同学们同意不同意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意见？”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同意!”杨老师见状，便不再说什么，悻悻而去。随后不久，广播、报纸便公布了毛主席不再兼任国家主席的消息。当时我们还是不懂事的孩子，对参与这样重大的事并不在意，但今天回想起来，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任免问题上，中央办公厅会通过学校征求我们小学生的意见，真是不寻常，不禁感慨万千。
悼念斯大林
当年育英小学和全国一样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先进经验，包括先进的教学方法。在学校四通八达的走廊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米丘林、马卡连科的名言随处可见，教室黑板上方挂着一排马恩列斯毛的彩色标准头像。当时中苏两国两党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教室后面的墙报上，有晨跑锻炼的登记表，题目是“北京至莫斯科”，记录着每个同学每天晨跑的距离，累计下全班同学用多长时间便可以跑完北京至莫斯科的距离。我们还学唱了很多苏联歌曲，其中就有“莫斯科—北京”。
1958年3月5日那天晚自习，我突然感到教室气氛严肃，斯大林像框挂上了一圈小白花。随父亲从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回国的女生张新华，向大家讲过中国大使馆悼念斯大林的悲痛情况。果然晚自习一开始，老师便讲，今天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伟大领袖斯大林逝世五周年，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战争中建立了不朽功绩。五年前的今天，斯大林因突发脑溢血永远离开了我们。张新华坐在位子上突然发出悲痛的哭声，这哭声陆陆续续感染了所有女生，后来男生也开始哭了。平时表现好、听老师话的男生先哭，我本来很茫然，没掉泪，但在满教室的哭声中，我也跟着哭起来。有几个平时最捣蛋的男生表现“最坚强”，在老师的怒目之下，他们还偷偷地笑，做鬼脸。他们的心理是：决不随大流，不看老师的脸色，我就是我，我才是“好样的”。今天人们的价值观、评判事物的角度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来评判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各种表现，一定会和当年不同了。
平等分配有福同享
当年男生住在宿舍楼下，女生住楼上。宿舍地板是打了蜡的，不许穿鞋入内，一排排的球鞋码放在宿舍门口，走廊里臭气熏天，弥漫着难闻的臭球鞋味道，尤其是冬天，门窗紧闭，臭味不易散发，女老师和管生活的阿姨都说喘不过气来。我们这群傻小子的经验是，从操场回宿舍，一进走廊先憋气，屏住呼吸，进屋后呆一会儿感觉就正常了，实际上是久闻而不觉其臭了。
每到周末，大家从家里带些糖果和点心回校，我们会在宿舍里进行热烈的食品交流和品尝。家里是外交部和西苑机关的同学，父母长年在国外，无家可回，他们都围上来，你一块我一口，大家平等分配，没有偏心。巧克力和奶糖的香味儿，压过臭尼龙袜子加胶鞋的味道。我们的感觉就象父辈当年在延安窑洞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真是欢乐无比。
育英的教育风格
育英学校除了周藕花这样的工人子女外，还有附近四季青人民公社（原红星高级合作社）的农民子女，以及大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专家的子女。有中央首长的子女，也有首长身边普通工作人员的子女，有革命烈士遗孤，还有外国兄弟党领导的后代，不论肤色、国籍、口音，大家相处得特别好。李瑛瑛是西苑机关子女，从小记不住父亲的模样。她父亲是1955年与周总理参加亚非会议后，乘坐“克什米尔”号飞机遇难牺牲的。曾立是回家后常在毛主席办公室玩耍的小女孩，其父亲是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班上的同学都很单纯、正直，他们的家庭都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在育英小学，无论父母的地位有多高，每个学生都不能搞特殊化，都不允许轻视工人农民。其实，我党我军的很多高级干部、老干部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还有很多高年级同学，在战争年代是老乡把他们喂养大的，在炮火和敌人面前，老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们。育英学校的政治气氛浓厚，风气非常正派，学校注意培养、教育我们与工人农民的情感。除日常打扫教室宿舍卫生和食堂卫生外，每周还安排一至二次劳动课，到学校果园、菜地、附近生产队劳动，提倡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不怕苦不怕累，向工农看齐。此外，学校还经常组织体育比赛，在田径、棒球、足球、乒乓球（高年级还有篮球）等项目展开班与班之间的激烈比赛，勇拼第一，磨炼意志，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重点学校北京育英学校简介

“北京育英学校”位于万寿路西街12号，是一所历史悠久、具有优良传统的学校，1948年11月7日建立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多年来，学校一直受到党中央和革命前辈的关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以及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为学校题词，“好好学习”是毛泽东主席1952年“六一”儿童节为学校的题词，胡耀邦同志亲笔题写了学校校名。1956年交给海淀区管理。
育英学校坐落在海淀区万寿路西街1号和11号，是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全日制学校。1958年分为北京市育英学校和北京育英中学二部分。育英学校的艺术教育已经形成特色。学校有金帆管乐团、合唱团、舞蹈队。其中《金帆管乐团》已成立10年，其成员是在全市范围内经过严格选拔特招的艺术特长生，整体艺术水平较高。乐团以“全面发展、学有所长”为宗旨，通过艺术教育的途径，使学生感知和理解美，培养了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良好的心理、身体、音乐素质，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创造型人才提供了一方沃土。金帆乐团的袁丁同学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录取。在1999、2001、2003、2005的北京市、海淀区的艺术节中，乐团均获得中小学艺术一等奖、第一名、最佳训练奖等优异成绩。建团以来多次在音乐厅举办音乐会，到法国、德国、香港、澳门等地与当地的乐团交流学习，参加迎接外宾等礼仪、外事活动，受到极大的好评。在2004年春节期间，受市教委和国家外宣办的委派，参加与法国举行的“中法文化年”演出，受到表彰。
2005年，北京市育英学校在校学生5348人（其中:小学1883人，中学3465人，其中初中2361人，高中1104人），125个班（其中:小学45个班，中学80个班，其中初中56个班，高中24个班）。2005年，教职工380人，专任教师279人（其中小学部：94人，初中部119人，高中部66人），高级教师57人，中级职务教师174人。其中：研究生（硕士）2人，读完研究生课程班有118人，本科毕业生292人。
北京市育英学校占地面积88445平方米(132亩)，建筑面积63036.63平方米，绿化面积18485平方米。各种实验室、多媒体教室、电子备课室53个。具有照明设备的国际标准400米全塑胶田径场，标准足球场各一个；学校还有200米跑道塑胶田径场；体育馆；游泳馆；塑胶灯光篮球场。图书馆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现有藏书125262册，实现了计算机管理。
北京育英中学校园内有二栋2000年盖的高层教师宿舍楼。



贵族学校与重点学校

这是一所极普通的小学，与全国其他学校没啥两样：使用北京市统一教材，参加一年一度统一的毕业和升学考试；它又是一所极不普通的小学：曾被编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序列，学校各级领导由中直机关党委任命，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还给学校题词。它就是“新中国第一小学”——育英小学。
宋庆龄不曾生育过子女，但她为中国宋儿童事业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成为千千万万孩子最敬爱的宋奶奶！
抗日战争中，面对飘泊不定、生活无助的孩子，她大声疾呼：“援助无数的失却了父母的儿童！” “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的子女成为迷失的一代，必须把他们从由于饥饿而濒临于死亡和由于无人照管而使肉体和精神上遭受摧残的恶果中拯救出来。”在她的努力下，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给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儿童送来大量的衣物、食品与药品。1942年，美国洛杉矶的友好人士与爱国华侨，为两年前创建的延安中央托儿所筹集到了大量款项与物资。为了感谢这些富有爱心的朋友，这所托儿所更名为延安洛杉矶托儿所！
托儿所初建时只有六孔窑洞和几个孩子。工作人员克服重重困难，逐渐将它扩大到20多孔窑洞和平房，可以同时接纳90多名儿童。保教工作者以“一切为了孩子”为准则，以“阿姨赛妈妈”为标准，以“保教合一”为方针，用自己全部的爱，让这些孩子不仅身体健康，而且精神愉快。
宋庆龄多次向世界呼吁支持中国的抚育儿童事业，并数次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向洛杉矶托儿所转送各国人民捐赠的款物。她一直倡导的“不仅仅给予儿童生存权利，还要重视儿童教育与儿童素质的提高”这一理念也在这里得到了实践。幼儿园虽然条件简陋，但孩子们饱满的精神与工作人员忘我的投入赢得了所有来这里的外国人的由衷赞叹！
1946年，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幼儿园40多名工作人员，带着90多个孩子开始转移。在敌人的围堵与进攻下，他们历经一年零四个月，辗转跋涉千余公里，途经三省十八县，终于安全到达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苏家庄。1949年又迁到北京，次年编入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保育院，即万寿寺幼儿园。
党中央所办的延安洛杉矶托儿所（解放后改名为北京万寿寺幼儿园，现名总政幼儿园）于1946年12月28日撤出延安，开始了一年半的颠沛流离。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领导机关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洛杉矶托儿所跟随党中央，也在距西柏坡村不远的苏家坨村落下脚来。离开延安时，洛杉矶托儿所共有近100名幼童。经过一年半的长途迁徙，连中班的孩子也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中央书记处决定创办一所自己的寄宿制学校。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供给部原有一个小学，只有十几个学生。这小学就被扩展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育英学校”，入学孩子包括附近中央直属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所属各单位全体在职人员的学龄子女，不分父母的资格和职务，一律平等对待，一起在校生活。
学校设在下东峪村，离西柏坡村只有10余里，村旁有一条滹沱河的支流流过。校舍是一户地主的大院子，主院有一排北房和东西厢房，全是砖瓦房，后院和偏院都是干打垒的平顶土房。学校又加盖了几间平房，在当地请来几个木匠，打造了一些黑板、桌子、板凳、秋千、单杠、双杠，都没有油漆，这就是学校最初的全部家当。
1948年底，育英学校全体师生一度急行军，到达一个叫滚龙沟的地方隐蔽，以防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发动突袭。但不久后师生就回到下东峪村。
1948年11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育英学校宣告正式成立。这是育英小学正式诞生的日子。为了纪念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后来每年的校庆日就选在11月7日。开学典礼非常隆重，会后集体合影，中午会餐，晚上放映了露天电影。电影是美国原版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把大家逗得笑破了肚皮。
育英学校第二天就开始上课了，每个班20人左右，都是6至8岁的孩子，使用边区政府编写的教材，孩子们的服装是统一发给的。各部队向党中央送来一些战利品，领导同志把其中大部分转送给医院、托儿所和小学。孩子们偶尔可以吃到大米和白面，更有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饼干和奶粉、罐头。
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央办公厅立即派出干部参与接收北平。育英学校副校长孙统一也随团到北平，他的任务是为育英学校勘定校址。
孙统一看中了万寿路最西端的一片旧军营，邻近有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警卫团，将来在安全上有充分的保证。在安全问题上，以前是有过血的教训的。1945年8月18日，延安洛杉矶托儿所里刘伯承5岁的女儿刘华北在半夜里被偷偷潜入的特务分子暗害。此案一直未破，成了延安幼教工作者挥之不去的心病。
经中办主任杨尚昆拍板，孙校长的选址方案被批准了。1949年4月22日，育英学校告别下东峪村，迁往北平。4月23日，学校车队到达北平驻地。
中央书记处决定改组育英学校的领导班子，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并成立校董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主任、名誉校长。
以前，共产党军政人员的子女被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都是集体过供给制生活，不用交钱。而从1955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新生报到时需缴纳学费，学费由课本费、学杂费两部分组成。如果有条件继续读寄宿，应增加伙食、住宿等相关费用。
1956年，中直育英小学改称北京育英小学，划归海淀区教育局管辖。新的入学条件是革命遗孤、烈士子女，或父母双方出国，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转轨之后，让子女继续上寄宿制学校，这对子女多的大多数干部甚至最高级别的干部都是个不小的负担。1955年9月1日刚一开学，不少人就把子女转到城里上普通学校了，其中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等。
受学校转轨影响最大的是烈士遗属。以秦邦宪（博古）的遗孀张越霞为例，20世纪50年代初，她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单靠自己的工资难以供养6个子女。于是，杨尚昆为张越霞的每个子女申请到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
海淀区育英小学校是所中央直属机关的高干学校，大都是中调部、外交部、中南海、国务院各大部的子弟。还有一部分其它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子女，有越南的、马来西亚的等等。当时学校的同学因为很多父母都长年在外国工作，所以这些人的子女都长年住校，每周回去一次，回去也是住中调部的少年之家。学校更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名的人的子女们：像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毛远新、刘少奇孩子刘丁丁，林彪的儿子林立国、任弼时的儿子任远远、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女儿曾立、曾自、毛主席在中南海的女摄影师侯波的女儿侯大海、陈赓的儿子陈知建、罗瑞卿等元勋的子女、陈伯达的儿子陈晓农，韩念龙的女儿韩阿惠、伍修权的女儿伍星、外交部赖亚力的儿子赖万京、原新疆主席的女儿哈吉亚、廖承志的几个子女廖丁丁等和我是一班的。等等。那时，经常有苏联专家来学校访问，学校有个小小的动物园，有孔雀、鹅、火鸡、兔子、猴子等等。教室和宿舍都用走廊连接在一起。在各个拐弯之处都有厕所，外面有巨大的穿衣镜。整个建筑结构都是学习苏联的寄宿学校建立的。有个很大的礼堂，礼堂的前面有一个有假山的喷水池，每年夏天都有睡莲开花，红色的金鱼在里面游戈。还有喹呱乱叫的青蛙和癞蛤蟆。一、二年级的运动场里有秋千、转椅、低矮的单杆、双杆、攀爬的梯子、滑梯。地都是红砖砌成的极为干净。还有标准的大操场，有足球场和篮球场，赛跑的弯道围着足球场。还有跳高、跳远的沙坑，主席台。还有一个室内运动场，有篮球、排球、体操、举重等所有器械。有图书馆、洗衣房、大果园、水池、假山等。
陈伯达儿子陈晓农回忆：刘丁丁和我是同岁，1951年我上北海幼儿园，他即和我同班。后来我们又一起于1953年到北京育英小学上学，仍是同班。
育英小学在1957年以前，是中共中央直属干部子弟小学，它的校舍和设施在北京市是最好的，校址却比较偏僻，坐落在北京西郊万寿路附近。孩子们都是住校，可这里却不通公共汽车，每周六、日由各机关派出的班车接送孩子们往返。个别高干摆排场，用公家的轿车接送孩子。刘少奇从来没有用轿车接送过孩子，刘丁丁每次都是同我一起搭乘路过中南海北门的中央宣传部的班车。
1957年夏，育英小学发生了一个大变化。这一年的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所有这类学校都对社会开放，学生费用全部自理。在此之前，育英小学实行的是供给制，学生们从食宿到衣服，一律由学校包揽，费用由公家拨付。取消干部子弟学校的建制后，这些费用都由已实行薪金制的家长们支付了。
育英小学改制后，规定每个学生除了学杂费外，每月的食宿费为三十多元。这对我家是没有问题的。但刘少奇家的孩子多，如果都住校，就负担不起了。为了节省开支，刘家就让丁丁转学到离中南海较近的师大附中，每日走读，至少不用花住宿费。
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他们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学生实行免费寄宿制，所有费用一律由国家负担。而且有的高干子弟学校，按照干部的级别，分为甲乙丙三类待遇。其腐败程度甚至胜过当年的八旗子弟学校。
中共北京市委1952年6月11日关于中小学生费用负担及生活情况给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中说，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对学生有所帮助，但还不能解决问题。小学根本无助学金，只有减费免费名额，在公、私立小学分别约占全校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和二十。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营养不够，医疗卫生设备少，而功课和课外活动又较繁重，学生健康状况虽较过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计划接管全部私立中小学，公私立中小学一律免收学杂费。报告还说，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所得待遇虽较一般中小学学生为优，但也极不一致，一是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二是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设有公费生，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
毛泽东批示——周总理：（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毛泽东六月十四日
重点学校-——用全体人民的钱办少数人教育
重点学校，国人再熟悉不过了。家长们送礼跑关系、一掷千金，方法用尽只为挤进名校。当然，我们无法苛责家长们的争先恐后，因为几乎没有谁甘于让子女输在起跑线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重点学校的存在是合理的。
我国的重点学校与其他国家在自由竞争之下自然形成的名校不同，许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为了国家发展经济或者特定阶层的利益，通过行政权力人为地集中教育资源形成的“贵族学校”。本期专题拟全程梳理权力集中资源建立“重点学校”的历史过程。
前30年：教育公平被国家经济发展目标所压倒
50年代初，周恩来：集中力量办重点学校，培养更高质量专门人才。
50年代初，中国开始全面移植苏联的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工业，急需高等教育人才。当时教育资源有限，要更快为工业培养人才，面临着选择：是即先普及教育，为更多民众提供教育机会；还是牺牲部分民众的教育机会，先集中资源提高部分学校的质量，快速向高校输送合格生源？那时领导层选择了后者。
1959年，总理周恩来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说：“在各级全日制的学校中，应该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提高。抓住重点，带动一般，是符合教育事业发展规律的。”
1962年，教育部下发通知建立重点中小学
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明文规定，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高中应全部包括在这类学校内，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
重点学校的前身：只向领导开放的干部子女小学
这种集中资源建学校的思路，早在1952年“干部子弟学校”的建立中有所展现。干部子女学校也是先集中经费，建立设备精良的学校，但又与“重点学校”有区别，它只向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子女开放，可谓让领导子女先跑。这只是建国初期干部阶层拥有特殊利益的冰山一角，彼时的中国，并非如一些人所想象的是一个官民平等的社会。
关于干部子弟学校，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机关及团体得根据需要，设立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小学的设置、人事配备、经费，由设立机关或团体负责解决”，如限于人力物力不能招收全部机关子女时，“得依干部的职务、工作年限、待遇等条件优先录取一部分；对烈士遗孤，应给予特别照顾”。
据1952年底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四大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干部子女小学42所，学生13084人，教职员工2975人，他们只对本系统的干部子女开放。
干部子弟学校教师编制比例是农村学校六倍
干部子弟集中了大量资源，自然比其他学校优异。譬如编制，干部子女小学学生与员工之比为6∶1，而一般大城市小学的这一比例为28∶1，农村小学为35∶1。
此外，京城“贵族”集中一起在上学，一下子就将这一阶层的生活状体集中呈现出来。当时许多家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据1954年12月11日（星期六）北京6个干部子女小学的不完全统计，接学生的小汽车共359辆次。（《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杨东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由于干部子弟学校，用民众钱办学却只向领导开放，加之学校呈现出来的“贵族生活”，招致民众不满。1955年10月，中央决定取消各地干部子弟学校。
其实：干部子女学校早在解放前延安时期就已出现
干部子弟学校不是建国后的产物，其历史可追溯到延安时期的办学经历。战争时期的延安即已出现等级化教育。
譬如，当时成立的保育院，就是采取供给制方式重点包办党、政、军托幼机构机关幼儿园。保育院不是所有干部都能享受的，需要一定的级别，并按级别区别对待：边区保育院看护儿童需要核查父母的干部身份和工作单位，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孩子父母身份不同，所得待遇差别很大，连孩子母亲的补贴也有很大的差别，内部分化严重。
文革期间：重点学校被取消
文革时，社会混乱不堪，教育领域则是奇怪的混合：一方面是“知识无用论”“反智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得到普及和发展，重点学校制度也被取消了。
后30年：重点学校继续泛滥，农村学生宁愿打工
1977年至1978年，邓小平约十四次谈及要办重点学校，尽快培养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文革结束后，领导层开始大力发展经济。这与50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体方向，经济和工业化成为主导，而领导层的选择也并无二致，教育公平再次被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压倒。
1977年，邓小平作了一系列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和批示，几乎每次谈话和批示都提要建设重点学校，前前后后约14次。譬如，1977年5月12日，他说：“现在看来，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
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提出要“早出成果，早出人才”，要求“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
1978年，教育部重建重点学校制度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提出全国重点中小学形成“小金字塔”结构，并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由此形成国家级、省级、地级、县级的重点学校“层层重点”的格局。
重点学校绝大多数设在城市：城市占70%，农村占2%
重点学校主要分布在城市。1982年对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48所重点中学的调查显示，城市243所，占70%；县镇98所，占28%；农村7所，占2%。其中7个省、直辖市的农村没有一所重点中学。
重点中学设备费等于9所非重点中学设备费总和的9倍
政府对重点中学建设，主要以增加重点中学的附加经费。有学者对某地调查统计得出，重点中学和普通中学在生均教育经费上虽有差别，但并不严重，差别主要来自附加经费。1989年至1996年，该地区3所重点中学共得到855万元附加经费。1996年的500万元被用于为一所重点中学修建运动场。而普通学校却没有得到任何附加经费。仪器设备的投入，每所重点中学所得几乎等于9所非重点中学设备费总和的9倍。
1986年，重点学校催生择校热，国家教委推行小学初中就近入学
重点学校政策实施不久后，负面影响就日渐彰显，“择校热”“应试教育”被国人所诟病。教育主管部门开始认识到重点学校政策的弊端，于是先向义务教育开刀。
1986年，国家教委下发《关于在普及初中的地方改革初中招生办法的通知》，首次规定：“积极而稳妥地取消初中招生考试，并按学籍管理规定，凡准予毕业的小学生就近直接升人初中学习”。1986年，我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合理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但没有细则解释如何就近入学。虽然这时国家没有正式文件取消重点学校制度，但是推行小学初中就近入学，在客观上是改革重点学校制度的尝试。
1996年，“就近入学”无济于事，国家教委再推示范性高中，扩大学校差距
政府推行小学初中“就近入学”无疑是好事，但是实际效果不如预期理想，因为它不是解决教育均衡的手段，反而其实施的前提是学校之间发展均衡。在学校差距极大地前提下，但凡有经济能力的家长们不会“听天由命”甘于让自己的孩子被分配到“差”的学校的。
此外，教育部门还继续集中扶持重点、制造重点，扩大学校之间差距。
1995年7月，国家教委下达《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评估验收1000所左右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的通知》，决定在2000年以前分批建设并评估验收示范性高中，其思路依然是建设重点中学的思路。
2003年至2004年调查显示：上层阶层子女有60%就读重点中学，底层子女60%就读非重点中学。
对于重点学校的一个质疑就是，是否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这种质疑是有事实根据的。譬如，重点学校要从现有体制取得经费，渠道之一就是“共建费”。政府、企业或机构资助一笔不菲的费用，学校提供学额作为交换。此举将权势部门子女的择校费转化为公款，不需要家长自行出资，对学校也十分安全。譬如当时有调查显示，1996年福州市某重点中学初三的一个班中，科技以上干部的子女28名，占56%。（见彭在羹《重点中学干部子女增多的忧虑及对策》，教育参考，1996年第六期)
此外，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初，学者杨东平等人对北京、苏州、宁波等10个城市调查显示，优势阶层（高级和中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子女约60%在重点中学就读，而低阶层家庭的恰好相反，约60%子女在非重点学校就读，如果再考虑各阶层的人口比例，这种差距还更大，上层子女进入重点中学的入学机会比低阶层子女要高得多。
2006年，新《义务教育法》禁止办重点学校，效果甚微
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办重点学校和重点班。虽然法律已有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要求，但不少地方在具体操作中仍然乔装打扮，偷梁换柱，办起了所谓的“示范校”、“实验班”、“特长班”等等，重点校、重点班实际上是“名亡实存”。
2006年调查显示：60%农村孩子不再继续读高中
重点学校政策催生“择校热”“应试教育”，这已是老生常了。近期，媒体报道农村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比例在下降，编者认为原因之一就是农村学子初中毕业后就辍学了，根本就没有机会参加高考。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秘书长涂猛在2006年曾透露，据青基会调查，60%以上的农村学生在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而回乡务农或外出打工。这大大地缩小了农村地区的优质生源，使很多优秀的农村学子在初中毕业后就与名校无缘。
现状：农村孩子如果去了一个差的学校，宁愿去打工
为什么他们不继续读高中呢？《长江商报》曾报道一所农村高中的典型衰落过程，从中可以一窥究竟。
“更要命的是，孩子们都不想读书了。”读书无用论在这个县城的大多数农村蔓延。上当阳一中，在当地是大多数农家孩子的梦想，这个在村民看来才有点城里模样的学校，一般只招尖子生，大多数农村学生去不了当阳一中。再加上这几年河溶高中考上名校的比率在逐年下降。大多数学生想，去了一个差的学校，毕业后又不好找工作，他们宁愿在家长撺掇下，选择去南方打工。”
结语：重点学校制度最不合理之处，在于把本应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分成三六九等，教育资源优先向重点学校倾斜，普通学校却严重匮乏，用全体纳税人的钱办面向少数人的“精英教育”。
上文内容主要摘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杨东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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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今日才知道此博主已经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