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红二代掌权归功邓小平陈云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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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二代掌权归功邓小平陈云深谋远虑

一方面，中共元老们口口声声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对响应毛的号召一度起来造反的人，一概毫不留情打下去，永远不准翻身；但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子女小心地圈出来，保送踏上政坛快车道。他们不在乎言行不一、双重标准这些批评。

老高按：昨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镜书刊”节目播出了对我的“袖珍专访”——我介绍了即将上市的《新史记》37期的一篇主打文章，全文转载如下。因为节目有时间限制，我只能长话短说，有些
看法表述得不很充分，也就不很准确。现将一些情况和看法，补充在法广这篇专访的后面。

邓小平陈云合谋铲除造反派，栽培红二代
法广索菲

放眼中国当代政坛及企业、金融各个领域，打江山一代的红色后裔大批接班，掌控共和国重要命脉。这一切都有赖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30多年前深谋远虑的筹划安排。《新史记》37期发表重要文章揭示了这一历史秘辛，这次节目，我们请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来做一个介绍。

法广：中共打下江山的那一代，是什么时候对培养自己的子女产生紧迫感的？

高伐林：中共建立政权之际，开国元勋们都在30出头到50岁上下，都还算年富力强，权力交接问题还不突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全党要重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代新人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广义上普遍号召“争当接班人”。文革十年之后，元老们一来年事己高一一中共1982年开十二大时，邓小平78岁，陈云77岁；二来遭受到底层民众的猛烈冲击，对造反派心有余悸，他们多次说过：王洪文、蒯大富这些人有年龄优势，我们拼不过他们呀！元老们的结论是：“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一期《新史记》发表阎淮的回忆文章，披露了他们的长远图谋。

法广：这位作者阎淮是什么人？

高伐林：阎淮也是个“红二代”，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1982年8月被陈云办公室安排，调进中组部刚刚组建、李锐担任首任局长的青年干部局。最近他出版一本回忆录《进出中组部》，其中一章，详细谈到在青年干部局的工作经历：中共成立这个局，就是要加紧发现、遴选和提拔他们信得过的新生力量，同时要防止、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固淮在那里工作的几年，正赶上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共几次新老交替。他当时年龄轻、资历浅、级别低，然而代表的是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官员仕途的中组部，权力很大。他考察了一大批待提拔的后备官员，其中有一大批后来成为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领导人，像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张立昌……等等。阎淮披露了中组部如何贯彻实施元老们的意图。

法广：元老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高伐林：简而言之，两句话，第一句：要严格把关，决不能让文革造反派“混入”后备干部队伍，重新掌权；第二句：要掌握政策，决不让自己的子女“红二代”被当成“三种人”，仕途受到阻碍。

法广：“三种人”是什么意思？

高伐林：“三种人”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定为“三种人”，就像过去定为“地富反坏”一样，意味着划进敌对阵营，属于控制对象。阎淮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文革期间大学生造反组织头头“记录在案”工作，这就是社会上清理“三种人”在大学里的翻版，只不过这些头头文革中都是青年学生，所以就不给处分了，只是由学校通知其现在工作的单位，记录在案，装入档案，这意味着，他们未来的提拔重用就没戏了。

法广：打击面有多大呢？

高伐林：不小。阎淮因为离开中组部时按照规定交回了文件和工作笔记，记不住具体数字。但他是清华校友，得知母校被“记录在案”者为58人。一所大学就这么多，全国各大专院校加起来，数字也就很惊人了！（我在《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续编）》里读到，广西这项工作的成是：九所院校“记录在案”人数为三位数。一一老高注）
阎淮讲过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说明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意图是什么；另一个例子，说明所谓“掌握政策”是怎么回事。

法广：你介绍一下这两个例子吧。

高伐林：第一个例子：阎淮代表中组部主持北京各大学党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记录在案座谈会”，清华一位领导提问：“红卫兵推倒古迹建筑‘二校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是否要‘记录在案’？”——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意义：1966年血腥“红八月”，带头“扫四旧”、随意打死人的多是高干子弟，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三种人”“打砸抢分子”？

法广：中组部怎么判定呢？

高伐林：阎淮私下对这位领导交底，说了句大实话：“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他回去汇报之后，中组部办公厅马上通知北京市委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后来陈云对高干子弟孔丹来信，做了同样的批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对犯有打砸抢罪行的“红二代”大开绿灯，才有了他们今天的炙手可热。

法广：第二个例子呢？

高伐林：我们知道，文革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虽然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揭竿而起，但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较激进的，也有相对温和的，有些造反派并未参与打砸抢。清华大学温和派造反组织“四一四”的头头隙楚三，应中组部官员的要求，写了一篇介绍文革情况的文章，强调他们是与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一派作斗争的。这篇东西后来也送到陈云那里了。

法广：陈云对这个问题怎么表态呢？

高伐林：按说领导人这时应该告诫“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分化对手，缩小打击面吧？但是陈云的表态让人大跌眼镜：在他眼中，凡是造反派，全是一回事！他在刚才说到的那个批示后面紧接着就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
这两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中共这些元老们一系列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对曾经上了毛泽东的当、一度起来造反的人，一概毫不留情打下去，永远不得翻身；而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子女小心地圈出来，保送他们踏上政坛快车道。这一切矛盾之处，目的一以贯之：保住他们自己的红色江山。

法广：http：//cn. rf i.fr/
明镜网：www. ming j ingnews. com/

老高补记：
以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辨析过“党”与“party”的区别。“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个褒义词，与之有关的两个最为人熟知的成语，也都绝非好话，一个是“党同伐异”，另一个是“结党营私”。不幸，中共的组织部，从阎淮的介绍来看，就是具体落实“党同伐异”和“结党营私”的部门——从我
上面转述的情况来看，诸位想想我是否言过其实吧。

陈楚三这个例子，值得再进一步剖析。陈楚三，其实并非“黑五类”，而是“红二代”，是烈士子弟。他父亲这位烈士，还不是一般人如上海地下党被捕就义的交通员、淮海战役中倒下的机枪手，而是比邓小平、陈云的革命资历还要老——是陈潭秋，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1943年9月，在新疆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人，一起被盛世才杀害。

陈云是否说过“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阎淮考证过，陈云的这句话及文字略有出入的说法，虽然传播甚广，但出处不明，并没有查到直接出自陈云的任何白纸黑字，是否真是陈云所说？有待进一步查证。但从他讲的很多话、做过的很多批示来看（例如上文提到的对孔丹等来信的批示），他着意大力扶植子女接班，殆无疑问。那么，这里的问题就是，陈云为何又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呢？难道他完全不知道味楚三“红色血统”无比纯正？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甚小，中组部官员将陈楚三的文章辗转呈交上去时，不可能不在cover letter上写明有关背景，包括作者出身。陈云对味楚三的打压，我认为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陈云心目中“不会挖祖坟”的“我们的子女”，其实所指并非所有打天下元老和功臣的后裔，而是一个更小的圈子。

据阎淮在中组部工作凭借职务方便所了解的情况，不仅如陈楚三所说，他主导的“四一四”是温和造反派组织，在文革中抵制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而且他本人虽经十多年（从七十年代初期一直到1983年）反覆审查，没有查出任何“打砸抢”方面的劣迹。那么，陈云所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依据何在？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参加了并领导了一个造反派组织。这个例子何等典型！毛泽东被当局至今奉若神明不容触碰，却将成千上万听了毛泽东的话起来造反的民众，压到五行山下，这公平吗？眼下这么多民众怀念文革，怀念毛泽东，当局难道不能从中反省自己的重大缺失吗？

上个周末，与一对多年老友夫妇吃饭——本是我们想给他们回国养老饯行，没想到他们“偷跑”抢先买了单，倒是他们请我们吃饭了！——席间他们严厉抨击我的价值取向，强烈反对社会上对“红二代”的“偏见”，认为“红二代”被别有用心的势力“妖魔化”了，举出很多例子证明“红二代”就多数而言，根本没有那么利欲熏心，称得上正派做人、立党为公，真正腐败的“红二代”，充其量只有“红二代”这个群体的10－20%。他们认为，真正坏人比例高的群体，不是“红二代”，而是“官二代”（他们没有点名，但我猜测，指的是温家宝的儿子、戴相龙的女婿之类吧？）。我很难反驳他们的说法，因为证诸我身边、我认识的“红二代”，其父辈参加革命的年代从20年代到40年代，官职从副国级、省部级、厅局级到处级甚至科级（真的，我的一位堂兄的妻子，父亲是老红军，但一字不识，一直到离休，职务只是某大型国企里的科级），大多数是通常意义上的好人，他们都没有凭借父辈权势，以权谋私。

“红二代”中有不少人，更完全与体制分道扬镳——至少与体制主流派分道扬镳——这个名单是好长好长的一大串，其中不少人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峨！他还是“红二代”呢！魏京生、王军涛、戴晴、张戎、陈小雅、王力雄、唯色、李南央、贺延光……还有我上面谈到的阎淮。

这里我还没有说到那些在中共的政治斗争“绞肉机”中失败的那些人的子女，像林豆豆、程光（邱会作的儿子）、陈晓农（陈伯达的儿子，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晓农是两个人）、纪坡民（纪登奎的儿子）……等一大批人呢。他们也是如假包换的“红二代”，但他们哪有多少以权谋私的机会？

“红二代”问题十分复杂，关于“红二代”的定义、范围、分类、演变，我还有很多见闻想法，一时难以尽述。这里我只想说，从两位老友夫妇对我的严厉批评，我反省自己，正像我们所批评的“美国人对华裔有刻板印象”一样，我对“红二代”，我们对“红二代”，是不是也有刻板印象？一提“红二代”，就认为他们人人都是“近水楼台”，享尽与父辈的权位俱来的种种资源，飞扬跋危，胡作非为，有权就任性……其实，上文中提到的“红二代”味楚三就昭示我：并非如此，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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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中國當代政壇及企業、金融各個領域，打江山一代的紅色後裔大批接班，掌控共和國重要命脈。這一切都有賴鄧小平、陳雲等中共元老30多年前深謀遠慮的謀畫安排。《新史記》37期發表重要文章揭示了這一歷史秘辛。這次節目，我們請明鏡集團總主筆高伐林來做一個介紹。

法廣：中共打下江山的那一代，是什麼時候對培養自己的子女產生緊迫感的？
高伐林：中共建立政權之際，開國元勛們都在30出頭到50歲上下，都還算年富力強，權力交接問題還不突出。毛澤東在上個世紀60年代提出全黨要重視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代新人要在大風大浪中鍛煉成長。但那個時候，他們是從廣義上普遍號召“爭當接班人”；經過文革之後，元老們一來年事已高，中共1982年開十二大時，鄧小平78歲，陳雲77歲；二來受到底層民眾的猛烈衝擊，對造反派心有餘悸，他們多次說過：王洪文、蒯大富這些人有年齡優勢，我們拼不過他們呀，那麼，“讓我們的子女接班不會挖祖墳”。這一期《新史記》發表閻淮的回憶文章，披露了他們的長遠圖謀。\n
法廣：這位作者閻淮是什麼人？
高伐林：閻淮也是個“紅二代”，文革前考入清華大學，1982年8月被陳雲辦公室安排，調進中組部剛剛組建、李銳擔任首任局長的青年幹部局。最近他出版一本回憶錄《進出中組部》，談到在青年幹部局的工作經歷：成立這個局，就是要加緊發現、遴選和提拔他們信得過的新生力量，同時要防止、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閻淮在那裡工作的幾年，正趕上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共幾次新老交替。他當時年齡輕、資歷淺、級別低，然而代表的是號稱“天官第一部”、掌管官員仕途的中組部，權力很大，他考察了一大批待提拔的後備官員，其中有一大批後來成為正國級、副國級、省部級領導人，像習近平、張德江、李長春、吳儀、李鐵映、張立昌……他披露了中組部如何貫徹實施元老們的意圖。

法廣：元老們的意圖是什麼呢？
高伐林：簡而言之，兩句話，第一句：要嚴格把關，決不能讓文革造反派“混入”後備幹部隊伍，重新掌權；第二句：要掌握政策，決不讓自己的子女“紅二代”被當成“三種人”，仕途受到阻礙。

法廣：“三種人”的意思是什麼，指的是哪三種人？
高伐林：“三種人”是當時一個特定的政治概念，指：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定為“三種人”，就像過去定為“地富反壞”一樣，意味着划進敵對陣營，屬於控制對象。閻淮負責在全國範圍內對文革期間大學生造反組織頭頭“記錄在案”工作，這就是社會上清理“三種人”在大學裡的翻版，只不過這些頭頭文革中都是青年學生，所以就不給處分了，只是由學校通知其現在工作的單位，記錄在案，也就是說，他們未來的提拔重用就沒戲了。

法廣：打擊面有多大呢？
高伐林：不小。閻淮因為離開中組部時按照規定交回了文件和工作筆記，記不住具體數字。但他是清華校友，得知母校被“記錄在案”者為58人。一所大學就這麼多，全國各大專院校加起來，數字也就很驚人了！
閻淮講過兩個例子，一個例子，說明中共元老們的政治意圖是什麼；另一個例子，說明所謂注意政策是怎麼回事。

法廣：你介紹一下這兩個例子吧。
高伐林：第一個例子：閻淮代表中組部主持北京各大學領導幹部“記錄在案座談會”，清華一位領導提問：“紅衛兵推倒古迹建築‘二校門’，賀龍的兒子賀鵬飛是否要‘記錄在案’？”  這個問題很有普遍意義：1966年血腥“紅八月”，帶頭“掃四舊”、隨意打死人的多是高幹子弟，難道不是貨真價實的“三種人”“打砸搶分子”？

法廣：中組部怎麼判定呢？
高伐林：閻淮私下對這位領導交底，說了句大實話：“老人家們此舉專為整治批鬥他們的造反派，豈能拿自己子弟開刀！”他回去彙報之後，中組部辦公廳馬上通知北京市委組織部並轉發全國各大學：“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紅衛兵不是造反派，其頭頭不屬於‘記錄在案’範圍。”後來陳雲對高幹子弟孔丹來信，做了同樣的批示：“這些紅衛兵不屬於‘三種人’，其中好的還應是第三梯隊的選拔對象。”對犯有打砸搶罪行的“紅二代”大開綠燈，才有了他們今天的炙手可熱。

法廣：第二個例子是什麼呢？
高伐林：我們知道，文革中各地、各單位的造反派，雖然都是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揭竿而起，但不是鐵板一塊，其中有較激進的，也有相對溫和的，有些造反派並未參與打砸搶。清華大學溫和派造反組織“四一四”的頭頭陳楚三，應中組部官員的要求，寫了一篇介紹文革情況的文章，強調他們與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一派作鬥爭的。這篇東西後來也送到陳雲那裡了。

法廣：陳雲對這個問題怎麼表態呢？
高伐林：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領導應該告誡“注意政策”，注意區別對待，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但是陳雲表態讓人大跌眼鏡：在他眼中，凡是造反派，全是一回事！他在剛才說到的那個批示後面緊接着就說：“像陳楚三這樣的人要特別警惕，絕不能讓他們混進第三梯隊”！
這個例子非常典型地表現出中共這些元老們一系列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們口口聲聲要維護毛澤東的旗幟；另一方面，他們對曾經上了毛澤東的當、一度起來造反的人，一概毫不留情打下去，永遠不得翻身；而同時，他們又將自己的子女小心地圈出來，保送他們踏上政壇快車道。這一切矛盾之處，目的一以貫之：保住他們自己的紅色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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