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真言：《燕园忆旧》【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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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忆旧》是纪实性的文字，记录我1965.8--1970.3在北京大学所经历所看到的一些事，包括自己当时的一些想法。文中选用一些照片。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请知情者指正，以便修改完善。

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一个去镇上赶集的村民带回来的。记得那是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太阳很毒。火辣辣的阳光将石头路面晒得发烫,也把一群一群馋嘴的母鸡和她的儿女们赶到阴凉处，躲藏起来了。晒谷场一片宁静。我高考结束回到家，就被乡亲们选为生产队的保管员，负责夏季稻谷过称、晾晒、仓储和缴纳公粮等事情。这是我第二年干这种差事了。此时，我正坐在祠堂门口，一边照看着谷场上晾晒的稻谷，一边翻看着一本闲书。

“你的信！”

只听这一声喊，我就知道，我的等待结束了！我十二年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

现在已记不清信封和录取通知书的样子了，但印有“北京大学”红字的几张行李标签却使我感动，我把它们牢牢地贴在行李上，省事又醒目。它们护送我简单的行李，从南到北，经过长途跋涉，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其实报考北京大学并不是我的初衷。我最初的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理由有二：一是母亲交代，离家近一些，“太远无用，省内就好”；二是考前填报志愿，心里没底，认为考厦门大学的保险系数更大些。但学校不同意，说根据我平时的成绩，完全有把握考北大。我时任校学生会主席、校团委委员，组织观念还是有的，一咬牙，就改报了。考北大哲学专业，规定要加试数学。那天不巧感冒，头昏沉沉的，为了保证下一科目考试，我准备放弃，心想哲学专业录不上，还有中文、历史专业呢。但在老师的督促和鼓励下，我还是带着药进了考场。思想一紧张，病好象好了一大半，
题目也顺利做下来了，自己感觉还比较满意。这个坎一过，信心越来越足，一一拿下了。

后来才知道，学校坚持要我考北大是有原因的。我的母校是老县城中学，历史悠久，解放后县城搬迁，学校虽位列县第二中学，师资力量仍很强，教学质量和县城的第一中学不相上下，两校竞争很激烈。当时学校打探得一中有人报了清华大学，二中岂能落后？也要推出一个考北大。于是
我就成了这个角色，发生了上面那个小插曲。
北上的路走了好几天，那是新生只能报销普通车票的缘故。我们一行5人先是在漳州郭坑站坐火车，在山里走了一天两夜到江西鹰潭站下。同行的两个同学转车到长沙中南矿冶学院去了，剩下的三人签证到上海。在上海父亲同事的驻沪办事处住了一夜，又签证到南京。到南京农业机械化学
院报到的同学留下了，到合肥工业大学的同学也启程了，我一人继续北上。记得签证到山东济南，再签证到北京，最后抵达北京南站。一路走来好不辛苦！

北大校园，大致分两个区。北区是教学楼、办公楼，湖光塔影的未名湖也坐落在这里；南区是学生生活区，奇怪的是，宿舍楼不叫楼，叫“斋”。哲学系的学生住38斋，靠近校园西南拐的小南门，出门就是颐和园到动物园、西直门的32路公交车站，过马路就是海淀区街道，出行、购物都很方便。


我们很快就知道，38斋是一座新楼，房间比较大，只住5个人，不但有书桌，墙上还辟有小书柜，外宾常来参观。宿舍楼对面的学生第六食堂，摆放着整齐的桌子和椅子，窗明几净，也是外宾经常参观的地方。学长开玩笑说，外宾一来，伙食变“白”。供应馒头、米饭，不用吃玉米窝窝头了，这对南方人来说，是多么高兴的事！不过，馒头、米饭、玉米面的饭票是按比例给的，占不了什么便宜，窝窝头还是要硬着头皮吃的。

我们65级哲学专业两个班，共50位同学；心理学专业一个班，9位同学。我们59位同学来自全国各地，几乎每个省都有，真正是五湖四海。从此，我们或聚或离，以这里为“根据地”，生活了近五年，直到70年3月毕业离开。

我们 65 级哲学专业 2 班同学合影（缺来自湖北的吴西举），1968.10于未名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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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忆旧》【2】：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应该说，开学那一段的校园生活是令人兴奋的。开始，我们在未名湖捉鱼。未名湖的水放干了，草鱼、鲢鱼、鲤鱼....在浅水中乱窜。我们人多势众，用“合围”的办法抓“俘虏”，战果辉煌。当然，大个“俘虏”并不老实，会用强有力的尾巴扫你一脸泥水，让你睁不开眼。我们一身泥水，一连干了好几天。学生食堂也一连好几天供应香喷喷的红烧鱼，我们吃得喜笑颜开。后来，我们年级的同学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参加国庆群众游行仪仗队训练，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整个学校都动员起来了，“五四”大操场热火朝天，到处是练正步走的队列，脚步震起的灰尘象烟阵阵升腾。腿要抬得一样高，步子要迈得一样大，手臂要摆得一样有力，30人的队列要成一条直线....，严格的要求，反复的练习，几天下来，累得腰酸腿痛。但大家热情依然不减，欢声笑语占据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上午十时，走在群众游行队伍前头、穿着白色衣裤、手挥花束、正步走的方阵，就是我们的队伍。

身着白色服装、手捧花束，摄于1965.10.1中午

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令我难忘。更令我难忘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同学们事先约好，游行结束后，大家集中到天安门广场照像。仪仗队行进到西长安街解散后，我们几个人绕道沿前门大街向东返回广场。当我们好不容易走到广场南口时，刚好游行结束，戒严解除，我们第一时间赶到天安门前西华表下集合。
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大约十时半，我们仪仗队浩浩荡荡通过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向我们招手！我看到毛主席了！可惜，距离太远了，队伍通过得太快了，没有看得太清楚。....中午十二点左右，我们到了西华表下休息并准备照像。广场上的人并不多。这时，突听得一个少先队员喊：“毛主席来了！”我抬头一看，毛主席真的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喜讯如东风般传遍整个广场，四面八方的人都往天安门前跑，连路过的公共汽车也停下，让乘客下来。我三步并作两步爬上金水桥旁的铁栏干上。啊！毛主席！我看得清清楚楚！他老人家陪着外宾，从天安门城楼西边走到正中，从正中走到东边，然后从东边回到正中，再到城楼的西边，不断地向人们挥手致意。这时，天安门广场又重新汇集成无比壮观的沸腾的海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有节奏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我两眼凝视着毛主席，挥着手中的花束，激动地欢呼着。大约过了十几分钟，毛主席回去了，可是大家还是不愿离开，还在一遍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是我第一次耳闻目睹人民爱戴领袖毛主席的动人场面！
后来，我就站在那栏干下面，照了一张像作为纪念。就是那张我至今珍藏的、一身仪仗队员白色着装、手捧花束的照片。它是黑白的，却承载着我彩色的记忆。
感谢这次照像活动的组织者、摄影者，来自北京的我们2班的王渭林同学。我和我们班同学当年在北大留下的许多照片，都出自他家的相机和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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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忆旧》【3】：享受5年国家助学金
当时国家在大学实行助学金制度,学校为大学生免费提供宿舍，水、电不用交钱。根据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还按月给予伙食补助。国家助学金分19.5元、18.5元、17.5元、16.5元和15.5元几个等级；15.5元是每个月的伙食费,另外的钱用于购买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当时学徒工月工资18元，转正后也才22元，国家助学金的标准是很高的。

1965年冬。雪后，在系办公楼 --- 南阁旁

我作为二班临时指定的班长，带领班委会评议大家的申请，最后确定推荐等级。记得名额并没有限制，我们班25个同学,对照申请条件,很多人没有申请,申请的人也如实填报,所以很快就办完了。享受最高助学金的,一个是来自河南农村的孤儿，姓田的女同学；另一个是烈士的儿子,来自苏北农村的老沈。

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上中学，两个妹妹上小学，还有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妹妹，母亲体弱多病，挣不了多少工分，仅靠父亲每月三、四十元的工资维持全家生活，经济拮据可以想见。我的助学金是17.5元。15.5元的伙食，对一个缺少油荤、常常吃不饱饭的农村孩子来说，好象是天天过节似的；两元钱的零用，解决了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对家庭困难的南方学生，还补助棉衣棉裤。我有一件旧棉衣，是我上初一时，父亲给我的，很旧很薄，我带到学校；学校补助我一件棉裤。当然，平时穿衣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知道父亲的艰难，极少向他张口要钱。记得有一次，为了做一件春秋衫和短袖衬衫，我犹豫了很长时间，最后向父亲要了十元钱，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我的一条裤子，破了补，补了穿，大补丁套小补丁。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有自己的针线包，我们班有两个高干子女和两个华侨子女，他们家境要好一些，衣着也很朴素。我的一条褥子，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学生串连时期，借给几个在我们宿舍门口过夜的串连学生御寒，结果被席卷而去，他们或许无奈，在继续的串连途中还需要它，可我就苦了，铺的只剩草席，一条棉被，一半做垫，一半做盖，度过了在北京的最后四个冬天。为了节约车费，不增加家里的负担，我强压思亲之痛，5年没有回一趟家。大家视艰苦朴素为美德，铺张浪费为大家所不齿。

1968年秋，教学楼前，二班同学集体照（缺吴西举）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爱需要灌输，更需要感受。我用国家的助学金，度过了近五年的大学生活。每每想起这些，我心里就感到温暖，对国家的感激之情油然而起。回想起来，我一生对共产党对国家的忠诚，这近五年的切身感受，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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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忆旧》【4】：年轻的“四清”工作队员

谁也没有料到，我们又面临着那一届大学生所没有的特殊经历。

正当我们期待上课的时候，却听到要我们参加“四清”的消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隐隐约约听高年级同学议论说，系里的两派老师正在城里的国际饭店忙着整风呢，不能上课了。当然，上面动员可不会这么说。这样，全系同学和一小部分青年教师就成了“四清”工作队员，参加了当时在全国部分农村开展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政治运动（简称“四清运动”）。

“四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于一九六三年，一直延续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为止。1989年版的《辞海》这样评述：“这一运动对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因而把大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简单地看成了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因而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继而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使‘左’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和我们班其他11个同学，被派往北京北边的怀柔县碾子公社。记得是十月十二日早上四点多离开学校，坐火车到怀柔县城，再坐带篷的卡车，冒雨往北到180里外的汤河口。第二天清晨，雨过天晴，老乡用毛驴驮着我们的行李，沿着天河向北而去。我们翻山越岭，跨河过涧，步行60多里到碾子村—- 碾子公社所在地。“四清”工作团碾子分团团部就设在这里。


1966年1月1日，摄于怀柔县城

碾子公社地处北京市北部深山区，全公社的主要村子就散落在60多里长的大山沟、天河两岸的山坡上。往北不远和河北省交界——老百姓所说的“坝上”。我所在的四道窝铺大队大石窑生产队，离“坝上”只有二十几里地。全村28户人家，坐落在一片缓坡上，清凌凌的天河水，从村前的浅滩上流过。一条蜿蜒逶迤的马车道，向北通向河北“坝上”，向南通向大队和公社。村子的北边，有一大片河滩地，那是天河年复一年发水时，用淤泥一点一点堆成的。天河给别的地方制造了灾难，却送给大石窑村一块沃土。村子两边的缓坡，不知经过多少代的耕耘，也成了好地。大自然对大石窑似乎有点偏爱。我曾经去过王家营小队，山路曲折，象飘带般在山沟里出没。十几户人家，分散在二十几里的山沟里。他们就在荒石山坡的岩石中间种谷子、玉米，简直是见缝插针。说这里是穷山恶水，一点不为过。难怪俗话说，不到王家营，等于没到四道窝铺，真是一点也不假！

四道窝铺“四清”工作队由工厂干部、大学老师四五个人组成，我是第四批进驻的队员，也是唯一的一名大学生队员。我们的队长，是北京市一个工厂的头头，同时负责四道窝铺小队的“四清”；驻王家营小队的队员，是北京钢铁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驻大石窑小队的队员，是清华大学的一名青年教师。开始，我和清华的那位教师住在一起，白天劳动，晚上组织社员开会、学习，一起吃派饭，一起商量工作上的事。不久，他就调到大队工作队队部去了，留下我一个人负责大石窑小队的“四清”工作，直到1966年6月离开。

生产小队的“四清”，没有多少事好做。村子小，情况不复杂，地主、富农分子就几个，50年土改就定了的，大队对这几个“专政”对象管得很严，没有听说“乱说乱动”的。关于经济帐，虽说帐本有点乱，白条也有，但帐不难算，小队干部“多吃多占”不严重。印象深的，有三件事。一是组织大家开会学习，学习内容上面有布置，必需完成，我尽量讲解得通俗易懂，还穿插一些我家乡的人和事，大家感觉新鲜，挺受欢迎。开会时，大家挤在大炕上，有的人打起了磕睡，打了呼。这时，我会停下来，让他呼一会，然后说：“是让他呼一觉我再讲，还是叫醒他我接着讲？”旁边的人就会猛打他一下，让他惊醒，引发哄堂大笑，大家又来精神了。二是开办夜校，组织团员、青年识字、唱歌。很受欢迎，办得有声有色。年轻人的笑声、歌声，从夜校的窗户飞出来，回荡在山村的夜空。有一个结婚不久的新媳妇，很快就成了夜校的积极分子。初中毕业的丈夫，是生产队的会计，不同意她上夜校，俩人有了矛盾。一天晚上，他丈夫突然失踪了，家里慌了神。大家连忙四处寻找，找了大半夜不见影子，只好作罢。第二天天未亮，大家又出去找。不久传来消息，找到了。这个小伙子性格内向，不善沟通，一赌气，趁夜色跑到新修的水渠里躲了起来。幸好水渠避风，加上旁边地里有玉米秸可以拿来避寒，才没冻坏。这个笨拙的“苦肉计”的收获，是他的新婚妻子退出了夜校。三是一次“外调”。任务是队部交办的，主要是查实一个人的历史问题。根据调查方案，我协助另一个队员，先去北京市第一监狱提审一个服刑的犯人，取了材料；然后去河北滦平县农村找一个人调查。后来，俩人又返回怀柔县最北部的喇叭沟门，分两路调查。我在当地“四清”工作队的帮助下，很快就完成了任务。那时山区交通很不方便，很难坐上汽车。我决定走小路返回碾子公社。山路实在太难走了，糟糕的是冬天日短，太阳偏西，山中暮色越来越浓。为了防备野狼，我在路过一个小村时，顺手取了一根木棍壮胆。我一个人在山路上快步行走，翻过一座山，走出一条深山沟，赶在天黑前上了大路。在一个大的村子找到“四清”工作队吃饭、睡觉。第二天，我继续赶路，傍晚时到了碾子公社团部。吃过饭，天快黑了，我脑子一热，没有在团部留宿，又往大石窑赶。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就黑透了，好在朦胧月光下，看得见白色的石子路。石子路沿着大山谷，弯弯曲曲向前延伸，可以走马车，还算平坦。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山谷中夜行，不知黑黝黝的杂树林里会窜出什么东西来，不由得你不心生胆怯。我多希望后面有一个夜行的人，哪怕远远的有个人影也行！可是没有！恐惧感一阵阵袭来。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在路边找了两块长条形的石头，握在手里算是防身的家伙，硬着头皮往前疾行。我记得，黑暗中路边两户人家的灯光，给了我莫大的鼓舞。这样，我又走了一个多钟头，才回到大石窑。这次“外调”，特别是夜行的经历，使我的胆量增加不少，自信心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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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忆旧》【5】：大石窑的“三同”体验

我作为一名工作队员，长住在大石窑，按上面的要求和村民“三同”，即同住、同吃、同劳动。

我住在单身汉老李家里。老李叫李春青，贫农成份，四十多岁，腿有点残疾，妻子去世十来年了，现在一个人过日子。就一间房子，一炕、一灶、一水缸、一木柜便是全部家当。他话不多，别人说他脾气很倔，难处。但我和他很快就混熟了，话慢慢多了起来。他说：“我们贫下中农最欢
迎‘四清’，大石窑再不整整，集体生产甭闹了！”还悄悄对我说：“你们原来住的杨家，靠着地主古家，不保险，传出去，败坏事！”土炕很大，烧得暖和，睡起来很舒服。美中不足的是虱子、跳蚤经常来袭扰。老李习惯了，棉裤棉袄一脱，也没有内衣内裤，赤条条钻进被窝倒头便睡。我为对付这些小家伙，想了许多办法，但效果欠佳。后来有人给我出了一个绝招，买了一小瓶敌敌畏农药，晚上睡觉时洒在内衣内裤上，用棉袄包好，熏它一晚上。效果确实不错。至少可以睡两三天安稳觉。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如法炮制，老李看着新鲜，也拿去洒了一点。第二天中午，发现老李走路不正常，一步一迈走“八字”，一脸的苦笑。原来他头天晚上裤裆的敌敌畏倒多了，没有挥发干净，早上起来棉裤一套，把那敏感部位“烧”个正着。为了减轻老李的负担，小队安排青年砍一些柴火、多分一点玉米秸给老李，算是我用热水、睡热炕的补助。用水是我包干的，我每天早上到村中井里挑两三担水，也就够用了。我在老李家住了六个多月，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离开大石窑，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为止。

我的肚子是靠吃“派饭”解决的，按规定标准交伙食费。吃“派饭”就是与贫下中农“同吃”。全村28户，规定8户地主、富农家不去，那是为了划清阶级界限；3户单身汉家不去，那是为了不给他们添麻烦；其余17户一户一天，轮着来。这里都是旱地，不种水稻，大米饭就甭想了。馒头也罕见。大多是玉米面、谷子等杂粮。这和我的饮食习惯相差实在太大了。但到什么山得唱什么歌，几天下来，我这个南方人也就很快适应了，再说一天劳动下来，肚子咕咕叫，吃什么都是香的。说是农民家做什么吃什么，但真轮到哪一家，多少都会做些准备。有的会蒸点馒头，家境好的会买点肉，全家一起改善生活。我喜欢吃锅贴，那是用新鲜玉米面做成的，金黄金黄的，吃起来很香。粘高梁熬的粥，稠稠的，香喷喷，一吃就两大碗。榆树叶子和玉米面煮的稀饭，清香而又爽口，别有风味。印象最深的，是桌上的一大盘生菜，绿油油的可爱，伸手抓一棵，蘸些酱塞到嘴里，爽爽的，脆脆的，食欲顿时大增。一边吃饭一边唠家常，既了解了情况，又轻松愉快。这种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做法，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同劳动”是要求最严的。除了工作队白天偶尔召集开会或学习外，我都和社员们一起劳动。时值秋末冬初，收割玉米、播种小麦，农活很快就干完了，剩下的是小麦的田间管理，活也不多。我根据上面的要求，结合本队的实际情况，和大家一起讨论，办了两件事。一是扩大土地，引水种稻。临天河有一片低洼的地，叫西滩，有十来亩的样子。大家顺地势把它辟成梯田，上游开渠引水，准备明春发水时，淤土种水稻。二是开渠引水，变旱地为水浇地。这个工程要大一些，有两个地方还要打炮炸石。我们的办法，是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思想统一了，事情就
好办了。在开渠中，青年小伙子、民兵们最积极，打炮眼、干重活，个个跑在前，是一支突击队。这里的妇女，过去很少劳动，养孩子、种菜、烧饭是她们的全部活儿。现在她们晚上参加开会，白天参加劳动，懂得了许多道理。她们说：“要改变大石窑的穷面貌，光靠爷们不行，还要我们娘们
出一把力！”在劳动中，她们叫得响，也干得欢，毫不示弱。我干活也很卖力，休息时还组织大家学习，融合到他们中去，打成一片。这两项工程进展很快，春节前就完成了。开春浇麦子，用新开的水渠。我6月初离开时，新辟的水田长出了绿油油的禾苗，引得路人啧啧称赞。

七个月的“三同”，使我了解了北方山区的农民，也使我得到了磨练，无论是体魄还是精神，都是潜移默化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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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忆旧》【6】：北大诞生的“文革”第一张大字报

我们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七日，奉命离开“四清”工作队回校的。卡车到碾子公社来接我们，直接送回学校。此时离聂元梓等七人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已经过了十二天，离人民日报发表这张大字报和评论《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三家村’黑帮一个大阴谋》，也有七天。

晚上十点多钟，当卡车一进南校门，我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从南校门到大饭厅一带，灯火辉煌，道路两旁插着红旗，高楼墙上贴满了大字报。看大字报的、抄大字报的人很多，有的专注，有的兴奋；马路上，一堆一堆的人聚在一起，有的在议论，有的在辩论，人人情绪激昂。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除了北大的学生、老师外，还有其它高校的学生和老师。短短几天，这张大字报经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人民日报刊登，不但使北大陷入一片狂热，也使北京高校逐渐动荡起来。

(注：此资料照片签名中缺杨克明)

贴出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7个人，都是我们哲学系的领导、老师。聂元梓是系总支书记，赵正义是副书记，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是中青年党员老师。
大字报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是我们系的老师贴的大字报？大家议论纷纷，也引起我们的好奇。后来才了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64年11月，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北京大学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的试点，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工作队成员由各省市的宣传部部长、教育厅厅长、重点大学的校长党委书记组成，声势浩大。在工作组的发动下，哲学系的一些干部、老师，对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和校党委的工作提了意见，有的意见挺尖锐；而另一些干部、老师则拥护陆平和校党委，双方意见对立。1965年4月底，工作队员以放暑假的名义离开北大，不久，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北大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党内整风”，哲学系党员教师参加。主持会议的是接任张磐石的北大工作队长许立群(中宣部副部长)。整风中，哲学系的两派意见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谁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哲学系能说善辩的老师不少，文革初期，我们就听说孙蓬一老师在会上，不用稿子，一口气讲了五六个小时。这样，双方矛盾就更深了，也公开化了。1966年5月，党中央下发“五.一六通知”，号召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聂元梓刚好生病在校，还没有到怀柔县搞“四清”，她找了几个系里的老师，都是国际饭店“整风”中挨整的人一起商量，于是，由宋一秀起草第一稿，杨克明加工改写，聂元梓加
工定稿的大字报应运而生。

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在学校中心-- 大饭厅的东墙上一贴出，就炸了锅，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支持的人不少，反击的大字报更多。很巧合，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大鸣大放的时候，谭天荣的大字报也是贴在那里，反击的人就说：“谭天荣又出现了。”有的人认为是反革命的大字报，是反党；有的人要找他们7个人辩论。这样，支持和反对的意见在激烈较量，大字报在专供贴大字报的学3食堂贴不下了，又贴到大饭厅和校内的墙上。直到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支持形势才一边倒。大家议论，如果没有中央“五.一六”文件，没有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国际饭店的“党内整风”，聂元梓他们7个人也和全系师生一样，分散到农村搞“四清”去了，这张大字报可能不会产生；如果没有毛泽东主席批示广播，这张大字报也可能就被淹没在反击的大字报里了。

新成立的北京市委立即采取行动，6月2日，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北大。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指出：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上面一定性，学校从上到下，掀起了揪斗“黑帮”、“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浪潮。据工作组统计，从6月1日到6日，校内贴出5万余份大字报，“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部，除哲学系外，全部陷于瘫痪。”

从此，北京大学进入复杂、动荡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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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园忆旧》【7】“斗鬼台”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38斋宿舍楼的地势是西高东低，出东边的楼道是一个小平台，顺着山墙再下十几个台阶，才能到地面。小平台下面是一片空地。各系的“造反派”，押着他们划定的对象，在校内游行“ 示众 ”，然后押到小平台来进行“批斗”。所谓“批斗”，就是给那些人挂黑牌、戴纸高帽、坐“飞机”，喊喊口号之类。于是，这里就成了所谓的“斗鬼台”了。

大概是六月中旬，在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领导下，各系从上到下也成立了“文革小组”，随意揪斗的混乱现象基本上没有了，大家转入了有组织的学习阶段。我作为年级的“文革小组”成员，忠实地传达系里的部署，组织我们班的学习和活动。我们班对学校和系的情况不了解，更不了解什么“黑帮”和“牛鬼蛇神”的“罪行”，没有“揭发”和写大字报的压力，更多时候是看看大字报，日子过得相当轻松。

这样平静的日子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部分激进的学生对工作组产生了不满，认为压制了他们的革命热情。6月18日晚上，我们正在一楼的宿舍里闲聊，忽听得楼道东头口号阵阵，人声噪杂。跑出来一看，只见38斋小平台下集聚了不少人，一些学生和职工正在那里组织批斗“黑帮”，势头不小。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在“批斗”什么人。一伙人押着几个“ 黑帮 ”走了，另一伙人又押着几个“ 黑帮”来了.....场面乱糟糟的。混乱中有人将厕所里的废纸篓子，倒扣在被批斗者头上。台下聚了一大片看热闹的人，有的鼓掌拍手称快，有的看不下去了，高喊 ：“不准打人！不准打人！”这样的混乱局面，持续到九、十点钟才结束,后来听说当晚一共揪斗了五、六十个“黑帮”、“牛鬼蛇神”。

这就是有名的“六.一八事件”。校工作组把“六.一八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一面组织清查和批判，一面写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上报。6月20日，《 简报》被转发全国，认为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地“照此办理 ”。当时，我们班也按校工作组的安排，组织清查和学习。我们班看热闹的有，但没有人参加揪斗活动，大家只谈谈认识，气氛不算紧张。大家认为，揪斗是可以的，但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乱揪乱斗不对，扣纸篓、打人更不对；是不是有校外的坏人参加，我们不知道。我们反对过火的行为，对定性“反革命事件”也持怀疑态度，只是没说出来而已。“六 .一八”事件和《简报》转发以后，清华大学工作组开展“ 反蒯斗争”，对反对工作组的蒯大富等学生进行批判；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组在全校搞“反干扰”，“抓游鱼”....派驻各校的工作组和部分学生、教工的分岐在加大，矛盾在逐步激化。

7月中，北大有人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校工作组；也有人贴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的大字报，支持工作组。反对和支持的两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辩论。
7月21日和23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陈伯达、江青两次到北大看大字报，都是深夜时分来的。他们还在大饭厅和一部分同学席地座谈，发表讲话，江青还说：“我会把你们的干劲、你们的热情带给毛主席！”参加座谈的同学是各系的代表，人不多，是得到秘密通知的。我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对那些参加座谈的同学只有羡慕的份了。

7月25、26日两个晚上，全校师生在未名湖畔的东操场开辩论大会。这两个会都是江青主持，康生、张春桥参加，陈伯达第一天晚上没有来，第二天晚上来了。偌大的东操场坐满了黑压压的人，北大附属中学的同学们举着校旗，高唱自编的《造反歌》，雄纠纠地进场，获得一片掌声。辩论会开到一半，乌云忽至，下起了倾盆大雨。大家丝毫未动，要求辩论会继续下去。这样，江青拒绝别人给她撑伞，一直在雨中主持，台上的人也只好一边淋雨，一边听同学发言，时而传看台下递上的纸条。头天晚上的辩论会10点才开始，要求发言的人太多了，只好宣布第二天晚上继续进行。



第二天晚上七点半钟左右，在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等“黑帮”被拉上台“示众”之后，辩论会在江青的主持下进行。和头天晚上一边倒的揭露校工作组严重问题的发言不同，支持工作组的发言不少，形成了两派。支持者认为，张承先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工作组的工作，其成绩是主要的，不同意赶走工作组。反对派认为工作组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运动的绊脚石，要工作组滚蛋。从阵势上看，反对派力量更强些。最后，江青、陈伯达先后讲话，明确指出张承先工作组是运动的绊脚石，要罢官。这样一来，以张承先为首的校工作组，就成了铺天盖地大字报批判的新对象。



7月29日，北大工作组被迫撤离。在8月4日晚上东操场批判张承先工作组的全校大会上，康生、江青等人还亲自出马，大批特批校工作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破坏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要把张承先工作组批倒批臭！“中央首长”一定性，校工作组的日子不好过自不必说，系一级的工作组和我们年级的“文革小组”，也被“上挂下连”批了一通，“罪名”是：定条条框框，压制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校工作组保护陆平、彭佩云“黑帮”，下面“文革小组”保护小“黑帮”和“牛鬼蛇神”等等。

于是乎，从学校到年级的这套组建不久的系统，便在“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的口号声中，瘫痪瓦解了。北京大学又一次陷入混乱之中。

后来我们才知道，江青一伙在北大的矛头所向，不仅仅是张承先工作组，还对着清华大学工作组，对着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邓朴方是技术物理系二年级的学生，好象被上面指定为学生代表进了北大新党委，批判工作组时，邓朴方自然被“上挂”到他的父亲邓小平。而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的运动，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倒了，自然而然就“上挂”到刘少奇。北大工作组受批判，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和其他大学的工作组，也相继受到冲击和批判，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刘少奇、邓小平作了检讨，全国开展了对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1967年1月6日，清华大学“造反派”搞了个所谓“智檎王光美”的事件。“造反派”冒充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医生，打电话说王光美的女儿出车祸了，要做手术，要家长来签字。王光美信以为真，急急忙忙赶去，被“造反派”扣了，后来周恩来总理发话，才得以脱身。4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开大会，说是王光美作检查，实际上变成了批斗会。“造反派”迫使王光美穿上随同刘少奇主席出访印度尼西亚时穿的旗袍，身上挂着用乒乓球做成的长“项链”，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人在台上陪斗。那天外校的许多学生也赶去看热闹，主楼广场上一片乱糟糟，除了口号，什么也听不清。晚上7 时，“批斗会”草草散了，王光美才和周恩来总理派去的秘书一起回中南海。

我当时的思想处于矛盾状态，一方面认为江青等人是代表毛主席的，是正确的，我们不听毛主席的又听谁的呢！但对全盘否定工作组又想不通，没有工作组，谁来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呢？“踢开工作组”的结果是变得一团糟，随便揪斗的乱象又起来了，加上自己被“上挂下连”不服气，对学校混乱的局面还有点幸灾乐祸呢！我当时在班上的处境很尴尬，既要组织大家学习，又要听人家“上挂下连”的批判，虽没什么内容，也不指名道姓，但心里总不舒服。不久，北大的学生开始到外地去宣传“文革”，当时称为“串联”，我也趁机离开班级的“批判”，和班上的小宫、小成一起南下广州“串联”去了。

我们在广州呆了七八天，由接待站安排住在暨南大学。每天乘船渡江到市里去，有时去市委院子看大字报，院子搭了一个很大的棚子，专门给人贴大字报用的，但大字报不多。有时去参观，记得有黄花岗烈士纪念碑、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展柜里，保存着朱积垒烈士的农民情况调查报告，那是1926年朱积垒按照毛泽东讲课的要求，回我的平和老家调查后所写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好评。朱积垒1927年回乡领导农民暴动，攻下县城，名声大震。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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