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生：南阳“文革”亲历记之五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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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九：《南阳二七》小报

(2013-04-18 10:26:32)

《南阳二七》报创办于1967年7月15日，由河南二七公社南阳分社主办，1968年9月10日，随着南阳分社的“光荣倒旗”（当时的叫法，解散的意思）而停办，期间共编印84期，最后一期为8月29日。《南阳二七通讯》创办于1968年4月初，由《南阳二七》编辑部主办，和《南阳二七》同时停办，期间共编印37期。
编辑部设在南阳行署大楼，和二七分社机关在一起。行署大楼是南阳市当时最好的楼，高四层，有一个大院。“文革”开始后，行署停止办公，这座楼就被二七分社占了。
1967年8月我到《南阳二七》编辑部工作，直到次年9月停刊。
《南阳二七》停刊后，直接转换为《南阳三代会报》。《南阳三代会报》为南阳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机关报，1968年10月1日创刊。
一、凑合

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南阳二七》办得一点也不好，这里不说它的政治观点，就是从版面、文字、校对、印刷等这些纯技术的层面来看，能吃60分就不错了。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凑合”。
不凑合不行啊！
编辑部最多时就那么三四个人，我和周同宾同志守老堆（其他人在南阳市有家，我俩没有，只能住在这里），其他同志隔三岔五地来。编辑部没有主编、副主编，大家都一般高、一般粗，也没有记者和通讯员队伍，更没有诸如审稿、审版等责任制度。那时所有的制度都被视为“管卡压”，谁还敢要？一切全凭热情和自觉。分社先后由宣传部长石善亭、金作梓主管，但人家从不过问，也不在这里住。有时来一下又匆匆走了。这也难怪，人家都在忙大事，谁有心管你这张破报？宣传吗？贴大字报、架高音喇叭什么都有了。再说他们原本就不知报纸是怎么个管法，就是让他们管，他们也是老虎吃刺猬无从下口。
于是只能凑合，有些组织送来一些稿件，合适的就用，没有也不怕，反正那时小报多，中央领导讲话多，选一点编排一下不就完了？就这样也往往不能按时出，本来每月6期，如赶不上时间点，干脆就两期合出。有时因纸张紧缺，只能一推再推。
光那些烦琐的事物就够你忙的了，要画版、要往印刷厂送稿，要看样，要摧促，要把印好的报纸送到东关邮局发行部，要三张两张地卷起来，寄往全国各地和人家的小报交流。有时还要写个报道，写个评论，甚至也要拿着架子写社论。其实那时连什么是社论也不真的明白，只是比葫芦画瓢而已。出生牛犊不怕虎呀。
二、我们是想办得好一些的

报上的署名文章除组织外均使用笔名，如向东方、轻骑兵、铁扫帚、倚天剑、鹰击长空、弯弓射、丛中笑、程东风、霞万朵、庸生、小梅、小兵等。有的是组织笔名，有的是个人笔名，无不带着那个时代的印痕。记得发一个希望增加理发店的读者来信，就用了一个“张长发”的笔名。张长发，长长发也。
这都是跟上面学的。“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梁效”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小组的笔名。“峻岭”是江青的笔名，“劲松”是姚文元笔名，“石一歌”是余秋雨参加的那个大批判写作小组的笔名，由“十一个人”的谐音而来。
使用笔名大有好处，比起真名实姓来，要婉转、隐蔽得多。有人找麻烦时，或许能掩盖一二，哈哈，说不定能赖就赖过去了。
因是派性小报，大方向就是批林晓、杨林波。在前期，揭发批判杨的文章较多。这些文章大多是地委机关《红旗》提供，也有来自分社材料组的。批判宛造总和摧资站的文章也不少。南阳地区革委会成立后，《南阳二七》实际上成了地革委的机关报，和地革委保持一致，也就没什么特色了。
地委干部田振亚为分社材料组提供过材料，林晓最恨，说田是地委干部中最坏的一个。摧资杨言逮着田振亚非把他打死不可！分社材料组让田去省里查档案，去了一个多月，实际是要保护他。但一回来就被摧资发现了，把他关到二初中的一个地方打得半死。田翻窗逃走，才保住性命。
真正有份量的文章不太好弄。
1968年3月份的《征稿启事》上说：“我《南阳二七》准备用一定篇幅刊登批判极‘左’或右的思潮特别是右的思潮的文章，体裁不具一格，政论、散文、杂文、小品，诗歌等均可。稿件应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剖析问题，力求简短、通俗、生动、活泼、尖锐、泼辣，一针见血。”
我们是想办得好一些的。
后来，质量有所提高。
1968年5月21日，南阳军分区司令员李桂林、政委张剑东、副司令员雷远锋联名给《南阳二七》编辑部写信，认为报纸近期“连续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和文章，革命性强，尖锐泼辣……好得很，好得很！”他们说：“我们全力支持你们！坚决支持你们！”你们“为南阳地区六百万人民立了新功……”
我们曾以此为荣。
三、编辑部就我们三四个人

编辑部就我们三四个人，好在几个人并不想争什么，也不文人相轻和勾心斗角，都是凭眼色干活，想多干就多干，不想干就走，反正也没人给你发工资，也没人考核。“文革”中的组织大致都是如此，思想上很铁，组织上很松。说是“乌合之众”一点也不过分。你想参加哪个组织，只须贴一张大字报，想退出，也只须贴一张大字报，甚至连大字报也不需要，拍屁股一走了事。如同美国的政党，只要选举时把票投给那个党的候选人，你就是那个党的党员了。其实很好。
我们几个人都是经人介绍而来。除我外，有李玉堂、周同宾、赖平宁、周志超、王华山等。李玉堂，原《南阳日报》编辑人员，《南阳二七》创刊就在这里了。我来编辑部的时候，已出刊几期了。原来这里还有一个南师的学生，后来人家走了。杨豪信和胡万有把我推荐过来。他们知道冲冲杀杀的那些事我不会干，如果能守住一方舆论阵地，也算才当其用。我来后不久，周同宾、赖平宁、周志超先后来了，快停刊的时候，王华山来了。就我们这些人撑着，糊弄着过日子。要不早夭折了。
《南阳二七》停刊后，李玉堂在南阳地区生产指挥部生产组当组长，直至退休。赖平宁，地区供销社职工，其爱人原为俄语翻译，二人半生坎坷。“文革”后情况不详。
周同宾，1941年3月出生，河南社旗县大冯营乡人，南阳县三中（设在瓦店）英语教师。“文革”前，就在全国多家报刊发表散文、诗歌。浩劫开始，因文罹难，挨批挨斗，被遣送农村劳改。他就是这时被抽调来《南阳二七》的。“文革”后，专攻散文创作，陆续在全国百余家报刊上发表散文800余篇。供职于南阳市文联，一级作家。1995年被命名为河南省优秀专家。散文集《皇天后土——99个农民说人生》于1998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奖。现已退休。
周志超，大学毕业，无党派人士。在《南阳二七》工作期间，为南阳拖拉机配件厂技术员。“文革”后调南阳市（小市）科委工作，任科委主任。上世纪80年代被提为南阳市（小市）副市长，南阳撤地建市后任大市副市长。他提小市副市长时，组织上曾找我了解他在二七报时的情况，我写了证言，大致意思是那时他很少到编辑部来，也没写过什么文章。
王华山，1974年被任命为镇平县县委副书记。1975年春我从部队复员，通过他的关系到县文艺宣传队搞文艺创作。后因派性斗争遭人陷害，被免去县委副书记职务，下放到城关公社做一般干部。
人生的旅途，其实如同在暗夜里行走，谁也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有的人走上了光明，日子越过越好；有的人遇到了挫折，从此一蹶不振。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但有一点必须明白，那就是你必须有点本事，有点真才实学，并且要有人格。
那时，我们几个人处得像朋友一样，从没了因工作上的事红过脸。我年龄最小，而且是个穷学生，他们都把我看做小弟弟，处处事事关照着我。我称他们为老师。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闲暇的时候，周同宾讲《红楼梦》，赖平宁讲《三言两拍》，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星期天我们会买来闫天喜的饺子馅，在玻璃板上用钢笔把面皮擀了，在煤油炉里下饺子改善生活；夏日的晚上，去到白河滩上，一边欣赏水中的月亮，一边架起篝火烧烤红薯，那日子过得也有滋有味。
四、和周同宾在一起

周同宾是个好客的人，对他的学生特别好。他的那帮学生这个不来那个来。来了就要管吃管住。每月就那28斤粮票总是不到月底就光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月光族”。一天我对他说：“你的客人何其多，来来往往如穿梭，又管吃来又管喝，粮票不够可奈何？”赖平宁接道：“东边借来西边挪。”周老师随口加了一句：“东挪西借也快乐！”我们都笑了。他又说，没事，粮票没了就回家住几天，还能让饿着？
《天涯》杂志2012年第1期刊登了周同宾的散文《一个人的编年史》，其中有一节题为《1968年：小报》，谈到了他在《南阳二七》的这段经历：
“3月初，让我去编报，那是本地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的一份小报。编辑部在一座颇大的办公楼里。原本在此办公的人早散了，楼道里堆满垃圾。白天，没有人声，晚上，灯火稀疏。外面争争斗斗，吵吵闹闹，乱成了波涛汹涌的海，这里却如台风眼一样平静，平静得近乎死寂，特别是夜里。”
他还写道：“……此时，忽听敲门声，忙把曼殊和尚放进抽屉，面前摊开《毛泽东著作选读》。是和我一起办报的小张，刚从外面回来，进屋就告诉我，听到了消息，报纸怕要停刊。他走后，我一直呆坐，心乱如麻。散伙后我往哪儿去？越想越茫然，越想越怅然。窗外，不时传来一声两声枪响。大规模武斗虽已结束，枪支还没有完全收缴。天下大乱仍在继续。”
这里提到的小张，显然就是我了。
我当兵走的前一天，去南阳向他告别，顺便把《沫若文集》还他，他对我前去当兵很感意外，说了一些嘱咐的话。1971年1月21日，收到他的一封信，信中说他的爱人为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已经20多天了。信中简要回顾了我俩在一起的那段生活，希望我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锻炼成长，做出优异成绩”。劝我“不要完全投笔从戎，要发挥特长。”随后我在日记中写道：周老师的“这段回忆，把我的思绪又带回到那个‘同读苏曼殊，夜半烤红薯’的生活中去，心里甜丝丝的。但，那样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写了一首回忆周老师的诗——《你和我》：

薄雾撒在梅溪河上，
霜叶把小路染黄。
你我在晨风中徜徉，
警惕着零星的枪响。

白河进入梦乡，
河水流淌着忧伤。。
你我斜躺在沙滩之上，
看水中破碎的月亮。

喧嚣中寻找一份宁静，
无奈中憧憬着希望。

开封同游，
洛阳同往。
龙亭雾霾，
龙门残阳。
繁（读pó）台下，一份冷糕，
填饱了你我的肚子；
石窟内，残破的雕像，
已失去昨日的慈祥。
你说，今天我们走进了历史，
我说，明天呢？
唯见伊水无语，
白园苍茫。

细雨中你我继续前行，
寒风中飘荡着梦想。

周老师是全国著名的散文大家，他的作品文笔简洁，意境深远，燃烧着思想，浸洇着情感，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知识渊博、孜孜以求，真诚实在、平易近人。1968年10月《南阳二七》编辑部解散后，我回到农村，他到南阳县任职，我每次去南阳办事，吃住都在他那里。这一切我都铭记在心。
几十年来，我们每次见面，依然和当年一样无话不说，在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愿周老师长命百岁，越活越年轻，写出更多脍炙人口的散文来。
五、两次重大事故

还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次是报纸印出来后发现严重政治错误，不得不把报纸如数销毁。那件事就是现在想来也觉得不可思议。不过那不是我们编辑部的责任而是印刷厂的事。什么事呢？原来在一张报纸上竟然出现三句“反标”。一句是把“无产阶级”印成了“资产阶级”，一句是把“战略部署”印成了“侵略部署”，第三句是把“反革命”印成了“革命”。邪门！一张报纸三处硬伤，绝无仅有！
我吓得不知所措，周同宾大哭。
印刷厂先查，分社再查，查来查去，都是一头雾水，只好不了了之。到底也不知问题出在哪个环节，是稿子、拣字、校对，还是拼版、印刷？那个文文静静、经常加班、任劳任怨的拣字女工，是她拣错了吗？那个文质彬彬、戴着眼镜、认真细致的校对员老涂，是他没校对出来吗？我不敢再想下去。更奇怪的是在调查时原稿和校样都不见了。最后推测，可能是阶级敌人或对立面故意破坏，企图嫁祸于人，趁人不注意时把这几个词偷换了。那时公安已被“砸烂”，调查是自己查自己，也不排除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嫌疑。不过这也万幸，要是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恐怕又要多几个反革命了。
另一件事是发过一组各县形势述评的文章，被肯定的组织扬眉吐气，被否定的一派心有不甘。因此在那一个阶段，各县不同的组织都来编辑部活动，或要求登，或要求撤。就像现在中央台大门口一样，总是聚集着许多人，就爆光或熄火进行搏弈。殊不知“文革”期间这种现象就存在了。有一期登载新野县的一篇述评，消息传出，那里的二七派欢欣鼓舞，但是另一派不干了。他们派人悄悄潜入南阳，伺机采取行动。我也听到了风声，那几天特别紧张。报纸印出来后，以前都是用人力车向东关邮局发送，为确保安全，这一天我找了一辆吉普车拉运，然而还是出事了。车行至新华路附近时，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拦劫，报纸被抢劫一空。后来听说他们把报纸拉至白河滩上付之一炬。
那一期报纸不得不重编重印。
六、发行与价格

《南阳二七》报开始若干期为免费赠送，后改为邮局征订、邮局发行，印数最高达2万多份。每期对开4版，两期合出为8版，每月8期，有重要消息，会出增刊2版或4版。
《南阳二七通讯》为4开8版，像现在《文摘报》那样大小，以刊登国内重要新闻、领导人重要讲话和参考资料为主，南阳本地重大事件的背景资料、领导人讲话也时有刊载。1968年8月1日，《南阳二七通讯》改为内部刊物，控制发行，主要供各级革委会负责人、分社各基层组织负责人阅读、参考。并规定，凡订阅《南阳二七通讯》者，必须持各级革委会、三代会（指红代会、工代会、农代会）或分社基层组织介绍信前来办理手续，外地读者，在汇款时亦同时寄来相应的介绍信函。
从上述规定不难看出，此时这两份报纸已由原来南阳二七分社的机关报不露声色地转变为新成立的南阳地区革委会的机关报了。
转化为革委会的喉舌不难理解。那时《南阳日报》早已停办（1967年1月1日停办），《南阳电讯》只刊发新华社通稿，不发本地消息。地区革委会成立后，不能没有说话的地方。《南阳二七》和《南阳二七通讯》责无旁贷。可以这样说，自1968年8月1日起，这两份报纸就不再是派性报纸了。这样的变化，从它以后若干期的内容上也可一目了然。
《南阳二七》每月6期，每期4版，月价1角2分，季价3角6分，由邮局征订、发行。《南阳二七通讯》，每月6~10期，订费1968年7月以前每份1分，不收30份以下订户；后期改为每份3分，1~10份外加邮费3分，11~20份外加邮费6分，21份以上免收邮费。《南阳二七通讯》须直接汇款到南阳二七报编辑部订阅，由编辑部直接寄送。
那时的1分、2分都十分金贵。
近日我在网上看到，有拍卖这份小报的，一张卖到80元，还有两期卖到400元。40多年翻了多少倍？快成天文数字了。
在编辑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最大的收获是坐在办公室里从文，而没有到外面去惹事生非，这是一。二是交了一些朋友，学了一些知识。就这么回事。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f8a8c720101i6g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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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十：纪登奎大战邱明堂

(2013-04-18 10:32:01)

1、南阳的形势

1968年4月，全国29个省市，已有23个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距“实现全国一片红”的日子已经不远。河南省10个专区，没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也只有南阳一家了。在南阳，没有建立革委会的还有邓县、唐河、方城、桐柏、社旗、内乡。
南阳地区的形势比较复杂。三大派组织中，宛造总似乎无足轻重，主要是摧资站和二七分社水火不容，分社保张打杨，摧资保杨打张，闹得不可开交。起初南阳只有两大派组织——分社和宛造总。邱明堂原是分社的一号头头，分社成立不久他不知受了怎样的蛊惑，突然心血来潮，提出要弃张保杨。他说服不了其他人，于是就从分社拉出一部分人马另立了山头。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摧资站的一号头头。邱明堂撤出后，邱凌云走马上任，接替了邱明堂的位置。虽都姓邱，但一“丘”不容二虎，此邱非彼邱也！
更为复杂的是，在南阳，摧资虽然“背叛”了二七分社，但在上边，投靠的也是二七公社。这就是说，二七公社既是南阳二七分社的婆婆，也是南阳摧资的婆婆。看着两个媳妇整日斗来斗去，婆婆也很无奈。
毛泽东南下视察时路过郑州，看到沿路二七公社的大字报铺天盖地，随口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决定了河南二七的命运。
毛主席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一锤定音！有毛主席的圣旨在，谁还敢与我为敌！从此二七派扬眉吐气，尽管摧资也称自己是二七战士，但似乎有些底气不足了。
二七分社说摧资是“冒牌二七”。
摧资说：“二七分社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
二七说摧资和杨林波是“二月黑风”在南阳的总代表。
摧资说二七是“八月逆流”的制造者。
如此的水火不容，大联合实在是难上加难。
2、纪登奎来南阳

1968年1月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30日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率领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南阳解决问题。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工作组或工作队。同来的还有省革委常委张耀东、党言川、范念民及省军区政治部有关同志。
“这次，我们为什么来南阳？”纪登奎在5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同志们知道，全国和全省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我省十个专区，已有九个建立了革委会，南阳是最后一家了！一百二十多个县，还有十八个县没建立革委会，南阳就占二分之一。南阳是一九四八年解放的，到今年二十年了。解放南阳时，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很重视这个地方。那时全省已解放一百多个县，南阳才解放。现在你们这个地方又落在后边了，要好好想一想，是什么原因？要很快赶上去。为了促进你们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实现全省一片红，建勋同志和王新同志让我来一次。”（纪登奎5月4日在接见“南农八一八”人员时的讲话）
说得很清楚，纪登奎一行来南阳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南阳的大联合和三结合问题。
纪登奎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干部，原本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他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在党的九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后来长期担任党内领导职务和国务院领导职务，直到1980年才辞去党政领导职务。
毛泽东十分欣赏纪登奎的才干和工作作风，尽管纪登奎比毛泽东小30岁，属于毛泽东的晚辈，但毛泽东还风趣地称他为“我的老朋友”。
毛泽东的“老朋友”，自上而下自然都不敢小瞧小瞧。
1968年春，河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纪登奎当上了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实际主持河南省的全面工作。这一段时间，纪登奎既要按照中央的指示，继续开展“文化大革命”，又要努力稳定局势，保证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不被打乱。为此，他费了不少心血。
为了解决南阳的问题，老纪一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把南阳二七分社、摧资站、宛造总的头头们集中在一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达成共识。他要求三派各派出10名代表，主要头头必须参加，于5月20日下午报到，第二天上午开会。
当时大家都称纪登奎为老纪。其时生于1923年的纪登奎只有45岁，但在“革命小将”的眼里，就比较老了。另外“文革”中除毛泽东、周恩来外，很少称职务，一般称同志，或称“老某”、“小某”。这样叫，倒也亲切。
3、请邱

但是老纪的良好愿望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
摧资的一号头头邱明堂拒绝参加学习班。
为此原定于5月20日晚举行的开学典礼，不得不一推再推。我作为《南阳二七》报的“记者”和其他新闻媒体一道出席了多次会议，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20日下午，老纪亲自给邱明堂谈话，请他晚上一定要出席会议，苦口婆心地谈了半天，邱明堂勉强同意了。但当天晚上，其他两派的代表都报到了，邱明堂却没来。“三缺一”，开学典礼无法进行。大家等到11点钟，纪登奎让给邱明堂再发一书面通知。通知说，为了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和促进革命的三结合，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促使红色政权早日诞生，请邱明堂同志无论如何要在明天8点准时报到。
邱明堂不愿参加学习班的真实原因是他认为省革委工作组的屁股坐歪了，支持二七分社而没有支持摧资。
5月21日上午，学习班开学典礼在农校礼堂举行。学习班由省工作组（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下同），4789部队、南阳军分区联合支左指挥部联合举办。9点20分，领导进入会场，全场热烈鼓掌，并高呼口号：相信省革委，支持刘、王、纪！坚决拥护省革委对南阳问题的一切决定！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省革委常委张耀东、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陈端、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张成国、军分区领导、4789部队领导等在主席台就坐。
南阳二七分社、摧资站、宛造总三方代表及一部分革命群众出席会议。大礼堂座无虚席。
清点人数时，却发现邱明堂依然没到。
张耀东（原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说：“今天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学典礼……现在分社的来了，宛造总的也来了。摧资的第一号服务员还没有来，昨天下午老纪同志亲自给他商量，请他来参加会议，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
有人答：“已经派车去接了。”
雷远锋（南阳军分区副司令员）说：“纪登奎同志、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亲自与他谈话，我们支左指挥部又亲自给他打了电话，你们这么多同志在这里等他，请你们再去请他来参加好不好？”
等约半个小时，坐车去的同志回来说：“邱明堂不来。”
纪登奎看了雷副司令一眼说：“老雷，你去请他，今天会议来了这么多人，省军区的，河南日报社的，省广播电台的、新华社的都来了。会议的空气是好的。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希望几天以内解决南阳的问题，条件是成熟的。今天我们的会议是要搞大联合、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大家保持了一个联合的气氛，一个团结的气氛。今天会议的气氛是很好的，现在摧资的一号服务员没有来，我们大家等一下好不好？我看还是首长亲自去请他，做一作工作。大家不要急。为了南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很快地诞生，等几个小时有什么关系？”
雷副司令说声“好，我去。”站起身来，正要走，程副师长示意他坐下，面对台下说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段语录他一连念了三遍，然后说：“纪登奎同志是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我们敬爱的首长。根据他的指示，我们遵照他的指示，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同志张成国、老雷和我，代表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支左指挥部前去请邱明堂同志参加会议。”说罢三人站起身来，走下主席台出去了。
分社的代表领呼口号：“摧资、宛造总、分社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纪登奎高兴地说：“这个口号很对，三方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联合起来！”
会议停了一个时候。大家解手的解手，议论的议论，聊天的聊天，对邱明堂的胆大妄为十分生气。
纪登奎等首长没动，在主席台上看材料。过了一会儿，张耀东说话了，他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庆祝南阳地区三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学，为了尽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迅速建立红色新政权，刘建勋同志派申茂功同志、龙一兵同志今天上午从郑州出发到南阳地区来了！”
全场爆发出热烈掌声。
纪登奎接着说：“申茂功同志是二七公杜的总头目，省革委会常委，他们来南阳是刘建勋同志亲自派来的。这说明省革委重视南阳问题地解决，重视你们的学习班，重视你们的大联合、三结合，尽快建立新政权。大家对南阳建立红色新政权等的眼都红了，（邱明堂）怎么能不来？你们再联合不起来，我们就要把建勋同志、王新同志、省革命委员会搬到你们南阳来！”
参加会议的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会议又停了一会儿。
为了不使会议过分冷场，张耀东给大家报告了毛泽东、林彪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接见全国煤炭会议代表的消息。会场欢声雷动。纪登奎领呼口号：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会场上静下来。
会议又停了一会儿。张耀东拿出一封信晃了晃说：“分社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学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为了开好大会，迅速实现南阳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我们要求我们分社全体学员去请邱明堂来参加会议’。他们是为了团结，这种愿望是好的，我们建议你们等一下，等程副师长和雷副司令员回来以后再说。
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程副师长、雷副司令和张成国回来了，走上主席台。程副师长说：
“刚才我们根据老纪同志的指示，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张成国同志、老雷和我以及摧资的两个服务员同志一同去请邱明堂同志，我们去了以后，向他反复地说明了今天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开学典礼，这个学习班非常重要，主要是迅速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并把南阳600万人民等待已久的心情、省里首长的希望和我们参加会议的情况告诉了他，经过我们半个小时的工作，我们没有完成任务。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在过去的战争年月里，上级首长交给我们的或大或小的战斗任务，我们都完成了，今天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在南阳地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建立红色新政权的今天，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们向纪、张、陈亲爱的首长检讨，我们对不起大家，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没有想到请一个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没有完成任务。”
张耀东接着讲：“今天的开学典礼，我们诚恳地希望革命组织的代表，特别是负责同志都能参加会议，因为它关系到南阳地区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问题。在当前来说，这是最大最大的斗争大方向。我们耐心地等了两个小时，程三号、雷、张和摧资站的两个服务员再次请他（指邱明堂），现在没有来。我们还是希望他能来参加会议。在这里我讲一下周总理的一个指示——”
接下来他讲了下面一件事。1967年11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郑州铁路局以及在京学习和开会的铁路系统代表时指出：“还有这么一件怪事，到中央来谈，让第二、三把手来，第一把手在背后，我们每次接见都是伯达、江青、我、康生等第一线同志出来，而你们的第二、第三线人来对付我们，这种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用这种方法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想了就难过。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密，这是什么行为？怎么说得过去？”
张耀东讲了这件事后接着说：“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再三再四地希望摧资站的同志动员邱明堂来参加会议。这是关系到南阳地区六百万人民的学习班！”
纪登奎同志说：“分社的同志照顾大局，还是要耐心等待一下。摧资要做更多的工作，动员他来参加会议，使我们这个会开得更隆重。我们很重视这个会议。建勋同志讲，你们建立革委会，省里要派大量的代表团，各专区也要派，要使会议开得最热闹、最隆重，因为你们是最后一家。”
会场上再次响起口号声：打倒派性！增强党性！
纪登奎接着讲：“一定要做得完满，做得成功，我们愿付出最大的代价，愿意把工作做好，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帮助和摧资站的帮助。我们提议上午休会，下午三时开会，把这个会议开得更大一些。”
会议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和口号声中（纪登奎指挥并领唱、领呼）休会。
4、给邱的公开信

下午邱明堂依然拒绝出席会议。昨天《南阳二七》报编辑部给邱明堂发出一封公开信。公开信中说：
“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你又没有参加再度举行的开学典礼。省革委常委张耀东同志与程副师长、李富昌同志亲往你的住处请你，接着，军分区李司令员、张政委、雷副司令和4789部队边主任又去请你，但这都遭到了你的拒绝……你一个小小的邱明堂真太不像话了，太不认识你自己了！你眼里除了被你肉麻地吹捧成‘革命领导干部’的杨林波外还有谁？你到底承认不承认省革委？你怀里到底揣的什么鬼？你的住地层层设防，专人站岗，而且用暗号联系，去请你的同志好不容易才能见到你。当首长同志亲自到你的卧室，你大模大样连床都不下。邱明堂，你到底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鬼明堂？你的住地，戒备森严；你的态度，傲慢无礼，这使我们想到，到你那里去见你很像杨子荣上威虎山进见‘坐山雕’。”
因邱明堂没有请到，会议被迫再次推迟。
5、邱终于来了

5月22日上午，会议在东方红影院举行。这次会议被称为“第三次开学典礼”。与会者3000多人，人山人海，影院外面的空场上、过道上都挤满了人。这次开学典礼直到下午两点方才结束。
省革委会副主任纪登奎、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陈端、省革委常委申茂功（原郑州国棉六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主任）、张耀东、龙一兵（原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委员李尚谦（原省委保卫科警卫员），省工作组负责人张成国及全体成员，南阳驻军4789部副师长程毓庭、政治部主任边保山，南阳军分区司令李桂林、政委张剑东、副司令雷元锋，南阳地区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李富昌等出席开学典礼。河南日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河南二七公社报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在现场采访。
邱明堂终于来了。
大会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对邱明堂进行毫不留情的揭发批判。
陈端在发言中说：“昨天老纪同志和和省革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许多同志，听说你们的学习班要举行开学典礼，我们都抱着火热的心情，向你们祝贺去了，参加你们的开学典礼去了。可是昨天很不巧，摧资站的邱明堂没有到会。我们一面请，一面等，等了好几个小时，上午没有开成，下午也没有开成。我对这个问题感到很遗憾，感到很痛心。这种作法是很不应该的，是很错误的……我们万万没有想到邱明堂同志不愿意来参加学习。我们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习班和训练班，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认为，作为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服务员，应该是学在前面，以模范行动来带动这个组织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到学习班学习，不管你是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决没有不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理由。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根本的根本，首要的首要。我们一个组织的主要领导同志，究竟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放在什么位置，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这是对每个同志的考验。如果不是放在根本的根本、首要的首要，就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邱明堂同志不来参加学习班，是很错误的。摧资站的广大同志是明达是非的，决不会对一个原则错误不管的，否则就是对同志政治上不关心、不帮助……我们对错误的东西一定要批判，一定要斗争。”
他的讲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把邱的问题上升到学不学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二是号召摧资内部起来造他们头头的反。在那时，不学习毛泽东思想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这是个很吓人的政治问题。
三天后（5月25日），摧资站中的二中“井岗山”、邮电“从头越”、南师“九十”、三高“备战”等起来造反了，造他们头头邱明堂的反了。午夜，他们来到农干校，高呼“揪出邱明堂，促进三结合”等口号，召开了“促进三结合造反大会”，发表了《关于对邱明堂所犯严重错误痛加批判的联合呼吁》。
陈端的讲话起了作用。
雷远锋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学习班要加强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发扬三大作风。二七分社的代表表现比较好，摧资少数代表特别的邱明堂同志表现得不太好……”
主持人让邱明堂发言。邱明堂灰溜溜地走上主席台，他首先言不由衷地给自己扣了一堆大帽子，承认他“不参加学习班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犯了严重错误。”“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中央文革，对不起省革委，对不起南阳联合支左指挥部，对不起造反派。”也承认保杨林波保错了，“保了一个怀疑中央文革的杨林波。”但是话锋一转，就变味了，他说在张书先问题上也有错误，那就是整理材料没有抓紧，没有搞到社会上，没有向省革委汇报，以致造成现在的群众对立。
听话听音。他是要借此机会把张树先的问题抖搂抖搂。
纪登奎明白他壶里卖的是什么药，插话道：“送材料我们欢迎，你们可以讲，讲10天也可以，我们真心诚意地听，把正确的错误的话统统听完。”
“材料没有全部整理，我们调查的材料有400多份，以后整理出来交给大家。”邱明堂说。他说他昨天不参加学习班，就是在家里整理张书先的材料，要把那400多份材料整理出来。
他反复强调“400多份”，是要向大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张书先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很多。
“材料还没有整理完毕，还没有向社会上公布。”他说，“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把张书先的材料整理出来。”
他没有发言稿，说起了车轱辘话。
说了一通张书先之后，他终于说了一句谦虚的话，他说“要跟上去，向全国、全省的造反派学习。联合中不争席位，不争核心。”
此地无银三百两。大家轰堂大笑。
“真的，不争席位，不争核心。”他见大家发笑，以为大家没有听清，又重复了一遍。
大家笑得更凶了。
纪登奎插话：“他的意见是对的，不要争席位，不要争核心。”
一听老纪肯定，邱明堂又强调了一句：“我在哪一次会议上都是这样说的！”
给他个杆子他就往上爬。
停停又说：“我是泥瓦匠，我会盖房子——谁掌权？我不能掌权，我是泥瓦匠，掌不了权，无产阶级司令部掌权，毛主席司令部掌权，我不中。”
明显地带着挖苦之意。
他接着说：“我不希望大家把我看成南阳大联合的绊脚石，我就是个泥瓦匠，还是想回去搞泥瓦……我垒墙不歪……”
像看一场滑稽表演，大家乐不可支。
能把大家逗乐也是个本事。
他说：“大联合、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我不反对，要是反对，就把我当成反革命。”
龙一兵说：“不仅不反对，还要促进它才对。”
邱有点慌，不知说什么好了。忽然又回到张书先身上。喋喋不休地说，张书先的问题，一定要弄清楚。没有弄清楚是他的错误。
申茂功说：“抓住张书先的问题不放，这里面大有文章！”
“是有文章”，邱说，“400多份材料，400多份材料啊，400多份材料没有向大家汇报。”
一连说了三个“400多份”，而没有说一句实质性问题，就连他们自己的人也觉得没有抓住要领。台下大笑。
见大家笑，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车轱辘话又来了：“应该把材料整理出来向省革委汇报，但是我没有做到家，是我的错误……大联合、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我还是这样认为，我不反对。”
申茂功插话：“大联合、三结合是南阳的大问题，不关心就不是革命派。”
“同志们批评帮助，我欢迎，希望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批判，必要的时候可以揪斗。”
龙一兵：“主要是自我革命，欢迎同志们批评帮助也是必要的。”
“自我革命是一回事，毛主席说要互相帮助、互相爱护嘛。”邱明堂说。
纪登奎：“他讲的是对的，大家应该互相帮助、互相爱护。”
“特别是我，没有文化，更容易犯错误。对我的错误应该揭发、揪斗。”
他再次用了“揪斗”这个词，纪登奎听出了弦外之音，于是不能不说话了，纪登奎说：“不是揪斗，我们是诚恳地真心实意地请你，欢迎你到学习班来学习。你用揪斗这个词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也不符合实际的。邱明堂同志你可以慢慢讲，不要急。”
“我的错误严重，”邱说，“揪斗是可以的，完全应该的，揭发批判不认识，就应该揪斗。我是泥瓦匠……”
“你现在不是一个泥瓦匠，”申茂功说：“你现在是摧资的头头，应该引导大家按毛主席的路线办事，不能因自己是泥瓦匠而推卸责任，这是不对的。”
“我泥瓦匠就是泥瓦匠。”
“泥瓦匠好，是劳动者。”纪登奎说，“一、你是泥瓦匠，二、你是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对你们整个革命群众负了责任。申茂功同志讲的是对的。”
“负责任嘛！我讲了嘛！”邱说，“所有错误都属于我，我应该负责。”
申茂功说：“希望你参加学习班，不能把学习当成饭店、商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要好好坐下来学习毛泽东思想。”
“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不反对。”
“应该坚决拥护，积极学习。”龙一兵说。
到了这里，邱明堂觉得没什么要说了，他再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犹豫了片刻，决定撤退。最后他希望大家对他的错误揭发批判。他说，“我这个人只能认识这些，别的不说啥话了，完了。”
在大家的轰笑声中，邱像个小丑似地走下主席台。
邱的发言是毫无准备的，他可能没有想到会让他在大会上发言，尽管纪登奎让他慢慢讲，不要急，他还是讲得东一锒头西一棒槌，重来重去，不得要领。不过“400多份”和“我是泥瓦匠”这两句话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部大片或许不能留下一句让人们口口相传的精彩台词，而邱明堂的一场表演竟留下了两句经典的话，有如此绝妙的效果恐怕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邱的发言不能说不成功。
6、批邱

邱明堂让大家对他揭发批判，接着这句话，白文富走上了主席台。
白文富是省革委工作人员，这次作为省革委工作组的工作人员来到南阳。白文富以前是支持摧资、支持邱明堂的，这次到南阳主要负责工作组和摧资站的联络工作。在20多天时间里，他了解到许多过去不了解的东西。现在他要对邱明堂进行系统的揭发批判。
让支持邱明堂的人批判邱明堂无疑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白文富首先说，邱明堂昨天竟大耍国民党政客手法，公开对抗省革委，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违背南阳地区六百万人民的迫切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愿望，这让他很痛心。他担心邱明堂会不会变成一个康老批评的郑州铁路系统郑建国式的人物？作为摧资站的头号领导人物，他会不会把摧资站的二七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带到邪路上去？
接着白文富就邱明堂包庇坏人、私藏枪支、对抗省革委等6个方面的错误进行批判。当讲到摧资站服务员让邱明堂参加学习班时，邱明堂说“我要发表声明退出摧资站，单独建立组织”时，纪登奎插话：
“世界上哪有一个人搞革命的？国际歌上不是讲了嘛，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嘛，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这个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张树先的问题，我和邱明堂讲了，对摧资的意见，我们是尊重的，认真严肃对待的，不会不讲原则。因此，请你们到学习班来解决。当时他答应了，我很高兴。我们一直对邱明堂同志寄于希望的，希望他这立新功。但是，他消极，他说他不反对大联合、三结合，这是不够的。要积极，做大联合、三结合的促进派。摧资站的同志也替他着急，也是不希望他这样做的。但是他固执，这是不好的。对正确的意见要接受，而且马上就改，这样才好。你不正确，又要固执，坐不到一起商量问题怎么办？抓坏人的问题，邱明堂同志总是感觉我们有点偏心，这是不对的，我们是搞革命的，包庇坏人什么？凡是打死人、打伤人的凶手，凡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不管哪一派，都要严肃处理。分社也不包庇坏人，一个也不放过，我们告诉他们哪些是坏人，分社就抓了，已经扭送了十三个坏人。但是邱明堂同志却顶住，说要抓坏人抓他。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你自己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尽管这样，尽管邱明堂同志顶住，对省革委、省军区党委的意见统统顶住，包庇坏人，替坏人承担责任，但是我们相信，摧资站的造反派对我们是有感情的，不会包庇坏人的，他们会起来把坏人抓出来的。我们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毛泽东思想的无穷威力，坏人是一定会被揪出来的，无非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分社有一个人开车轧死了几个人，很惨，我听了很难过，立即把他逮捕起来严办。对分社并没有什么偏心。分社是按我们的意见办事的，还有几个坏人，也一定会继续抓出来的。在南阳，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个坏人也没有去抓，十三个坏人都是分社自己扭送的。有一个人一炮打死十八个阶级兄弟，还有人说他是“英雄”，是“自卫”行动，这是什么感情？”
白文富最后说：邱明堂的问题不是个一般问题，而是很严重的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他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究竟是什么感情？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什么感情？他认为邱明堂根本不把中央“九五命令”放在眼里，根本不把省革委、省军区党委放在眼里，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他要滑到康老批评的郑州铁路局郑建国、郭正顺式的人物上去。
在白文富的发言过程中，申茂功插话：郑建国是郑州铁路局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头头，是搞分裂的，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
白文富发言后申茂功发言，申茂功发言后张耀东发言。
申茂功认为，邱明堂在欺骗群众、搞两面派、搞分裂、耍小聪明。张耀东说，有人说邱明堂“敢顶”，这要做阶级分析，你顶谁，顶什么路线？他希望邱明堂要和杨林波划清界限，展开斗争。
纪登奎最后讲话。
纪登奎说：“南阳地区举办的三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克服了种种困难，冲破了种种阻力，今天终于胜利开学了……”
为了使邱明堂丢掉幻想，纪登奎再次讲了张树先的问题，他说：
“南阳地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翻案风，它的代表人物是林晓、杨林波，而张树先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是省革委主要负青同志一起讨论决定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摧资站的同志谈的张树先的历史南题，我们作了专门研究，我们是重视的，是严肃对待的，一定能够搞清楚。但是，就已有的材料讲，只能是现在的结论……”
纪登奎说：“全省的造反派听说你们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都非常高兴，纷纷打电话来祝贺……但是，昨天却发生了一件怪事。就是在全省造反派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的时候，南阳摧资站的一号服务员邱明堂同志却表现出了另一种态度，公开拒绝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他告戒邱明堂说：“你的态度是不恰当的，你的思想感情同革命造反派的大多数人是有距离的。我们是真心诚意的请你来学习，再三再四地派解放军的负责同志、宣传队的负责同志去请你，摧资站的服务员也去请你。你今天总算来了。你来了，我们欢迎。听说你讲过“至死不去”四个字，这句话是不好听的。不过你有一句话讲得还是对的，你说：欢迎批评帮助。今天会上，曾支持过你们的白文富同志对你的帮助，你是应该欢迎的吧！
“张树先的问题，你讲有400多份材料，有多少材料你可以讲，愿意讲多长时间就讲多长时间。正确的话，错误的话，我们都听。我们尊重摧资站同志的意见。对待张树先的问题我们是严肃的，讲原则的。虽然我们毛泽东思想学习的不够，但是我们省革委同志紧跟毛主席，是按原则办事的。
“我们希望邱明堂到学习班来学习，今天你来了，很好，我们欢迎。这样，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学习和商量问题了。但是，你如果不按广大革命群众的愿望去做，仍认为自已是对的，敢于顶住，“至死不去”，我看你就要走到邪路上去。在我们面前讲“可以揪斗”的话是不对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是保护你的，因为摧资站有相当组织是造反派，我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愿意和同志们一起把学习班办好，促进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在坐的同志们，分社也好，摧资也好，宛造总也好，宛造总过去造过一段反，后来犯了错误，错了要改，改了就好了。一切真正的二七战士，一切造过反的同志，都是可以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我们之间是有战斗友谊的，过去我们团秸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难道今天就不能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吗？”
纪登奎最后说：“为了迅速实现南阳地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各派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很快联合起来。我相信，在祖国南阳这个富饶美丽的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能取得全面的胜利！南阳地区和南阳市的革命委员会即将光荣诞生了！同志们，让我们举起双手热烈地来欢迎她的光荣诞生吧！”
会议之后，邱明堂终于老老实实地和其他两派的头头们坐在了一起，当天晚上乖乖地在革命大联合协议上签了字。
8、地市革委会建立

1968年5月23日夜，在白河之滨、卧龙岗下的南阳农干校礼堂举行革命大联合的签字仪式，南阳地区革命大联合委员会正式成立。南阳二七分社邱凌云、赵富贵、胡万有等7人，分社摧资站邱明堂、周文彦（七技校）、常林阁（专建公司）等7人，宛造总兰光庆（▲）、刘怀志（地区邮电局）、尹群法等7人分别在大联合协议上签字。
5月24日，南阳三派群众组织和南阳驻军一万多人在市人民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庆祝大联委诞生。
1968年5月29日，南阳地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地革委中，群众组织的代表48名，其中分配各县（市）23名，占48%；南阳专（市）三派群众组织代表25名，占52%。从委员中选出常委29名，其中群众组织代表15名，占52%。进入常委的群众组织头头，二七分社的有邱凌云（地区外贸车队）、方天才（拖拉机修配厂）、李云章（电厂）、赵富贵（农校）、胡万有（一高）、程传亮（南阳市郊区农民）、常征（地委干部）等7人；摧资的有何正华（地区邮电局）、周文彦（七技校）2人（暂缺2人）；宛造总有刘怀志（地区邮电局）1人。
邱明堂与常委无缘，甚至连一个委员也没有混上。当然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这未必不是好事。

（注：刘建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常委，时年55岁，河北沧县人，河南省革筹组组长、省军区第一政委。
王新：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常委，时年49岁，山东武城人，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纪登奎：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常委，时年45岁，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杜河堤：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军区副政委。
张耀东：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原中共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申茂功：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时年28岁，郑州国棉六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主任。
龙一兵：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郑州第二砂轮厂工人，“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委员。
党言川：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时年24岁，郑州大学学生，“二七公社”负责人，省大联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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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十一：纪登奎在南阳一高

(2013-04-18 10:37:08)

1968年5月8日下午5点半。河南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陈端、南阳驻军4789部队副师长程毓庭等领导来到南阳一高中，接见一高中三派服务员。被接见的人员有：一高文联服务员胡万有、张富太等，一高“星期六”头头方恩铎等。一高文筹缺席。
1、谈话纪要

纪登奎对方恩铎说：我看你们写的文章了，有些方向不对头，不太革命，和郑大附中革命连的文章是一样的，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太右了。你们文章的观点和看法与中央精神相反，这是方向的不对。文筹的言论和你们差不多一样。
方：我们有点认识了。
纪：有了认识就好，那就赶快转过来，你们如果转过来了，你们写的东西，语言还是尖锐的、生动的。就是方向不对。
方：我们《天翻地复概而慷》那篇不对。
纪：不只是那一篇。
方：这篇文章没有出版，我们内部就有人造反。
纪：没出版就有人造反，说明你们内部有人路线觉悟比较高。我看“备战”就比你们觉悟高。你们不只这一篇，有些关于派性的文章有问题。昨天晚上就看你们的文章看了很久，你们应敢于承认错误。有些观点要扭转过来。文联也要做一些自我批评。这样就有了联合的基础。很快地联合起来。
方：一定联合。
纪：联合是有条件的，你们要丢掉不正确的东西，纠正错误。看了你们一些东西，是来南阳以后看的，有些观点是错误的。你们思想有不通的没有？
方：有不通的。
纪，可以讲讲。
方：有些已认识。
纪：派别是有阶级性的，适应这个阶级的需要或适应那个阶极的需要。判断一个人、一个派别的言论行动，要有阶级分析。
方：对反派性我们有不正确的认识。
纪：反派性不能不讲路线斗争，不能离开阶级分析。有一次我在郑州讲了个话，那是因为对造反派欺侮太厉害了，是在一个教育座淡会上讲的。有人说是派性讲话，我说你们是派性，我们是党性。戴苏理很不满意。人在阶极社会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天翻地复概而慷》，它的方向不对，适应了一些人的需要。有人欢迎，有人反对。
纪：三方代表来齐了没有？
众答：文筹都跑了。
纪：你们赶他们没有？
众答：没有。
张富太：（指方恩铎）你叫他说。
纪：你说个公道话，赶他们没有？
方：我刚从郑州回来。
纪：派代表把他们请回来。
张富太：不知在哪里。
纪问：有多少人？
张：有一百多人。
纪问方：你们有多少人？
方答，没有统计过。
纪对胡说：三派都来了怎么办？
方：联合。
纪：你们（指星期六）把方向扭一下，你们（指文联）作些自我批评，可以联合。你们学校内部的问题方向一致不一致？
方：只顾搞社会上的斗争。
纪：你们学校的三派是尖子。在南阳地区是带头的，对吗？
程（指程副师长，下同）：一高是南阳地区的最高学府，我们一定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才是真正的带头，才是给南阳六百万人民做出了贡献。
纪：三号说了，你们是三派的头，丢掉自己的缺点算什么，要给六百万人民做出贡献，可以不可以？
胡：我们没有其他打算，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你要给方恩铎指出他们方向上有错误。
纪：他们要作自我批评，你们也有错误。
胡：我们也作自我批评。
方：我们也作自我批评（众笑说，你们是扭转方向）。
纪：你们服务组要准备好作自我批评，我们也来听听。
纪（对方说）：你们把你们的人集合一下，回来解决问题。（对胡说）你们把人通知一下。都请回来，人不在这儿怎么解决问题？
胡：问题是这样，学校不是斗争焦点，社会上斗争是焦点。
纪：你怎么这么没信心，说了半天无非是张树先和杨林波的问题，每个人写了每个人的历史。这个问题也好解决。杨林波对自已的评价是错误的，他说，他在过去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都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是假的；文化革命中最早支持造反派，也是假的；二月黑风中站在二七一边，也是假的，抵制林晓的错误路线也是假的。我们坚决相信中央文革，而杨林波怀疑中央文革。我们不答应。
程：谁反对中央文革，我们就打倒谁！（众高呼，打倒杨林波！）
胡：“星期六”只要发表打倒杨林波的声明，我们就联合，今天打倒杨林波，今天就有联合的基础；明天打倒杨林波，明天就有联合的基础。
纪：上午到二高备战，他们说过去的态度是支持杨林波亮相，亮什么相？杨林波对干部写的公开信，是为自己翻案，不仅是翻反动路线的案，而是全盘翻案。杨林波的材料包括给我们的信，同志们都看了的，背都背得下来。
纪（对胡说）：如果说张树先有错误，人家要批判，你们是否欢迎呢？
胡：当然欢迎。
（下面转入“文联”、“星期六”的辩论）
（当群众反映，摧资的一些组织在大街上复盖别人大字报、撕别人大字报、署名“摧爷”时）
纪登奎同志说：这是打渔杀家里的口气，叫什么教师爷，还有什么爷的？
最后，纪登奎同志说：我建议你们都让他们回来，你们采取欢迎的态度。回来后解决你们的问题。你们要整顿思想，整顿组织，分歧问题可以辩论，我们也来促促。主要是做自我批评，辩论一下也可以，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革命大联合。
最后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纪登奎同志5月6日提出的八条指示，坚决执行纪登奎同志今天的指示。群众高呼口号欢送纪登奎等首长离校。
2、辩论纪要

     1968年5月8日下午在河南省革委副主任纪登奎等领导接见南阳一高三方服务员时，一高文联和星期六造反队进行了一次精彩的辩论。两位主辩都是我的同学，张富太和我同班，方高一个年级。辩论唇枪舌剑、水起风生。几十年后，张在南阳市教委任教研室主任，方在河南油田教育处教研室主任，二人不仅工作上有联系，而且感情很好。在一起吃饭时说起当年的辩论情况，二人开怀大笑。张说：“当时把你驳得体无完肤！”方说：“老纪和你们穿一条裤子，那有什么办法？”下面是当年的辩论纪要，由此可见一斑。

当谈到一高文筹时，纪登奎问方恩铎：“星期六”原来属于哪个组织？
方（星期六造反队服务员，下同）：我们当时是一高文筹的。
纪：一高文筹属于哪个思想体系？
方答：河造总。
纪：在河南是河造总，北京的是“414”思潮。
方：我们星期六造反队，当时是文筹一个队，在文筹里面受排斥，当时我们反对军区《严正声明》，写文章批判《严正声明》，军分区让我们写检查请罪，我们看到文筹方向路线不对，所以退出文筹，支持二七。三月二十九日我们说：历史宣判我们无罪！
张（张富太，文联服务员，下同）：你们写的反《严正声明》的文章，南阳市从三岁小孩到八十岁老头哪一个见过？
方：（停一会）我们写了没印。
（众哄笑）
方：当时我们思想上是反《严正声明》的。
张：你们思想一直正确，但是你们的行动总是和你们的思想相反。（众哄笑）
方：反击二月逆流时，我们比农校八一八还早，我们还到农校八一八串联，他们还没有起来哩，你们不要以为光你们一高文联、农校八一八反《严正声明》！
张：我们从来都没这样认为。当时反《严正声明》的还有一中八一八文筹、二高联委等好多组织，你说你们星期六支持二七早，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参加二七公社的？我们是二月七号。你们呢？我念段文章看你们是支持二七还是反对二七。
（拿出星期六造反队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的《星期六评论》念其中一段消息报导：据郑州三月二日来电，在河南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党言川流窜北京，大耍无赖，中央文革小组拒不接见，并命令其三日返郑，现已滚回。这对我校修又联是一记当头棒喝。）
方：（哑口无言。）
张：你们一直到四月二日在题为《坚决杀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文章中还写着“他们还把和郑大联委、开封八二四、一高修文联、农校黑八一八等非法组织有联系而又本质不同的造反派压下去。”这就是你们所搞的“逆流”，你们还说“二月逆流是由反解放军的逆流引起的”。
方：（无言）。
张：你可曾记得，在三月二十九日你们整风时，还是你亲自刷大标语“一高修文联休想捞稻草”、“一高修文联休想造谣”、“一高修文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难道你们比农校八一八支持二七还早？假若你没忘记的话，你们三月十日还在我文联办公室贴大字报勒令刘××立即退出反动组织修文联，六点钟前到我星期六造反队报到。假若你没有忘记的括，在三月初你们还抢我们，你们现在用的那个红油印机、黑柜子还是我们的。这难道你们是支持二七？
方：这是事实。对过去这些错误做法我们不否认，但对问题历史地看，我们受压制。
张：你们说你们受压制，应看你们是站在什么路线上，是站在何运洪反动路鞍上，还是站在反《严正声明》而抵制何运洪的路线上！
方：当时我们刷过反《严正声明》的标语。
张：你们刷的这种标语谁见过？
方：我们在军分区院内。
张：让军分区全体指战员说说，看谁见过这个标语？
一中八一八文筹一同学插话：军区《严正声明》出来后。我们在街这边刷标语反对，你们在街那边刷标语支持。
（方大窘）
张：要知道，第一个喊“打倒一高修文修”的是你们星期六。
方：你们应看说你们“修文联”是什么时候，你们当时对革命的过激行动不支持，你们说你们反对打砸抢。
张：你们当时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万岁！”“不打不抢是老修！”“砸抢就是造反！砸抢就是夺权！”
方：你们举出例子，说明我们打、砸、抢的行为！
张：你们抢过文联……。
方：我们抢了地委材料室，抢出了张树先整群众的黑材料。
文联郝西怀插括：你们还抢了红卫兵接待站。
方：我们没纸用，抢点也没啥！
郝：难道你们抢人家的自行车、茶瓶，这也是没纸用？
（当有人提到星期六造反队成立时间时）
方：当时文艺界一潭死水，不搞文化革命，仍在演戏，把演员束缚在舞台上，是资产阶级反动络线，我们造了他们的反！
纪：当时演的是什么戏？
（众答：现代戏。）
纪：造现代戏的反是不对的。
张：这是你们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的一个星期六晚上造的第一次反，因此才起名叫“星期六造反队”，当时放着地委黑司令部你们不去造反，而去造现代戏的反，还以此为名，真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方：我们以那一次造反为光荣，不是耻辱。
这时老纪同志对省军区陈政委说：辩论得很好，对我们教育很大。
纪：按我们建议，一中文筹你们回去，我们在这里是帮助你们解决问题的，一高文筹也要回来，回来后双方解决一下思想问题，再辩论一下也可以，我们可以来听一听，星期六人少，你们要保护他们，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枪炮子弹要交净。你们有没有枪炮子弹？
胡（文联服务员胡万有）：我代表文联全体战士一定按照老纪的指示去做，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省革委会领导下，在革命原则下和他们联合起来，同时我们有几点要求，希老纪同志解决：
1、在“四一五”血案中我们有六人重伤，二十多人轻伤，要求严惩凶手；
2、被抢物品要求归还我们；
3、“星期六”黄××、丘××在“四一五”血案中充当内奸，领着摧资站人血洗我们，要求严肃处理。
众：摧资的作战部长亲自指挥血洗文联。
程副师长问：叫什么名字？
众：×××……
（下面转入了另外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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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十二：武斗与抢枪

(2013-04-18 11:33:26)


1967年8月，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人民武装部给造反派配发枪支弹药。9月南阳二七分社的头头在省军区开会，省军区决定给造反派配发枪支弹药。回南阳后，在枪支如何配发、配发到哪些单位的问题上，分社头头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分社副社长赵富贵、杨豪信等人主张把枪支配发到七技校、市外贸车队等七个单位的造反派手里，而社长邱明堂则另有打算。邱明堂说服不了其他人，一气之下便拉出一部分队伍成立了南阳二七分社摧资联络站。邱明堂另立山头后，二七分社推举市外贸车队司机邱凌云为分社社长。
南阳二七派的分裂，发枪问题是导火索。
1967年10月25日，红旗力车配件厂（拖拉机配件厂）发生了一场武斗。起因是早上6点20分，二七革联成员崔志平携带土枪值勤，在路上误枪打死二七革联成员马超9岁的儿子马红旗。上午9时许，摧资站个别头头到达现场，挑动受蒙蔽的群众，不听支左指挥部、解放军战士和死者父亲的劝阻，硬把小孩的尸首拉到街上游行示众，说：配件厂革联制造杀人武器，枪杀了“摧资战士”。11点多钟，摧资人马陆续出动，一高、二高、三高、一初中、二初中、市建、豫南四处、水泥厂等单位的摧资组织纷纷冲进配件厂进行“报复”。使用了手榴弹。打砸抢持续到当天晚上，打伤多人，抢走一批公私财产，造成多日停工停产。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二七派举办现场展览，组织人员参观，控诉摧资“挑起武斗、制造停工停产事件、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滔天罪行”。
二七派把这一事件称为“南阳10·25反革命事件”。
以邱明堂为首的南阳摧资站因对发枪不满，心里极不平衡，11月30日，他们抢了南阳市人民武装部武器弹药库。这是南阳抢枪的开始。随后抢夺武器弹药的歪风波及到各县。武斗升级，各派打了上百万发子弹。
1967年12用19日夜，镇平县“二七总部”作战部部长、地质608队职工姜树田在镇平境内开枪打死乘车由内乡返回南阳的解放军战士1人，伤3人（姜于1978年7月被逮捕，判刑10年）。1968年1月5日，南阳柴油机厂两派组织发生大规模武斗，参加4000多人，有一个被称为“师傅”的人，一炮打伤18个人。在这个事件中，还用炸药包炸掉一座楼，烧了56间房子。1月6日，“摧资站”砸开军分区教导队备战仓库，抢去大量武器弹药，并炸伤干部、战士多人。规模较大的武斗事件还有方城县汽车队的“514”武斗、内乡县师岗的“518”武斗、南阳水泥厂的“711”武斗、桐柏县毛集的“821”武斗等，死伤事件不断发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1968年4月15日上午，摧资站调动数辆大卡车，拉着市建“先锋”、宛运“××司”、一中“革联”、七技校“革联”等组织的人员以及附近一些不明真象的农民，拿着手榴弹、手枪、大刀、匕首、木棒等凶器冲进一高大院，将文联的扩大机、喇叭、油印机等宣传用品抢劫一空，打伤20多人，其中6人重伤。在受伤者中，彭长有、董传华、刘长海等人最重。同时还抢走一些私人物品和一枚“文联”公章。事件发生后，河南省革委会领导对“文联”进行了慰问。
在几个月时间里，南阳市枪声不断，如同春节期间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以致于人心惶惶，街面上冷冷清清。一次我的房间里就嗖的一声飞进一颗子弹，钻进了对面的墙上，吓得我好长时间不敢在窗前走动。
各派组织互相指责，你掐我拧。你说他的武器不交，他说你的武器不交；你说他的坏人没揪出来，他说你的坏人逍遥法外，各说各的理，软磨或硬抗，致使中央严令收缴武器的命令形同一纸空文。
1968年1月7日，纪登奎请分社和摧资的代表到郑州，1月8日两派就收缴武器问题达成协议，1月9日又达成一补充协议。但是执行得很不彻底，至1968年4月底，全地区只收缴9000支枪支，还有2000多支没收回来。其中南阳市有600多支枪支、2万多颗手榴弹没收回来。
省革委工作组到南阳后，可能是给点面子，市内武斗少一些了，可是南阳周围的武斗却加剧了。不在南阳打，在外边打。声东击西，胡作非为。
有人根本不把省革委放在眼里，他们说，你们来了，老子照样打，照样武斗，照样修工事，你能把我怎样，你算老几？
此后，抢夺解放军枪支、弹药的歪风再次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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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十三：制止武斗与收缴武器

(2013-04-18 15:43:53)

1967年12月3日晚，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河南省军区党委指示四七八九部队、南阳军分区并转二七分社、摧资站，要求坚决执行《九五命令》，立即制止抢劫武器；已抢武器弹药和其他装备物资必须立即交回；由四七八九部队、军分区主持，组织双方协商解决问题。
1967年12月3日，南阳二七分社保卫部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九五命令的紧急通令》，要求广大革命群众和全体二七战士要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不许以任何借口围攻、冲击军事机关、专政机关，抢砸军火库；所有非法所得的枪支弹药必须立即如数上交。
1967年12月6日，二七分社和摧资联合发出紧急呼吁：一、立即收缴一切武器、弹药，停止抢枪和制造杀人武器。二、分社和摧资的所属组织，从即日起，双方都不要互相摧垮，也不要互相攻击，要大力促进革命大联合。三、双方对打砸抢的人要自己扭送，自己处理。南阳分社代表胡万有、摧资代表常林阁分别签字。
1967年12月23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共河南省军区委员会发出电报，再次指示四七八九部队、南阳军分区并转二七分社、摧资站，要求立即停止武斗，停止互相攻击，立即收缴武器，要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电报中说：“最近，连续发生抢砸军事机关、军械库和抢夺武器弹药的严重事件，打砸抢抄抓的歪风十分严重……”
12月25日，南阳分社作出《关于坚决执行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军区党委十二月二十三日指示的决定》。
1968年1月5日，南阳柴油机厂两派“造反”组织发生武斗，双方动用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1月26日，南阳军分区备战子弹库被抢，损失子弹300万发，武器70多件，手榴弹100多箱，干部战士7人受伤。
1968年1月，纪登奎在给南阳分社和摧资站的信中说：“今天下午接南阳来电反映，南阳两派武斗加剧，连续不断发生抢枪事件，今天有一派抢了弹药库，这种极‘左’的思潮，一定为坏人所利用，一定有坏人插了手。”
1968年2月10日，南阳地区公安机关军管会召开“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誓师大会”，大会主席刑振才在发言中说：“目前，南阳形势大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了威力。成立了‘军管会’，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了反革命，打击了阶级敌人，维护了社会治安。”
2月16日，南阳分社召开了“坚决支持军管会誓师大会”。
4月16日~18日，河南省革委领导王新说：打砸抢全省属南阳有名……南阳的摧资站在南阳的大街上开枪啦！向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示威了啦……南阳现在打的很厉害，同志们要小心，南阳摧资这个组织你们重视一些好不好？要活捉纪登奎，要叫雷副司令挂牌子游街。还有一个叫“狂人”的组织，狂谁？上海的狂人，河北的狂人，是什么下场呀，你们知道吧？……南阳抢枪全国有名。
1968年4月18日晚，省革委负责同志接见南阳三派代表。纪登奎说：“你们两家（摧资和分社）一共抢了一万一千多支枪，已交了九千支，还有一千多支没有交出来。”
1968年5月5日，二七分社发布《第三号紧急通告》，共六条，其主要精神是：分社所属组织，私存的枪支弹药和武斗凶器必须在5月10日以前，无条件上交驻军，如有不实交者，以私藏军火论处。所有武斗工事，必须在三日内无条件拆除。坚持文斗，反对武斗，不准调动农民进城武斗，对不同观点的组织和群众不能压，不能赶出本单位。严禁撕毁、涂改、复盖大字报、大标语，保证“四大”的正常进行。严禁打、砸枪、抄、抓，不准体罚和变相体罚。对挑动武斗的指挥者和幕后策划者及打人凶手必须彻底揭发，扭送专政机关，依法处理。
5月6日下午，在“热烈欢迎纪登奎同志率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南阳指导工作”大会上，纪登奎向南阳各派群众组织提出了关于立即上交武器弹药、拆除武斗工事，停止武斗的八条意见。纪登奎在讲话中说：“武斗在全省一些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但绝大部分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唯有你们南阳，打的时间最长，抢枪最多，打的水平最高，机枪、大炮都用上了。”又说：“南阳内战打得很久了，武斗在全省也是很突出的，你们这里把机枪、大炮都用上了，听说还打死一些人。我们查了一下，打死打伤的都是自己的阶级兄弟，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红卫兵小将，我们是很痛心的。”
纪登奎还说：南阳武斗一直停不下来，什么原因？在一般情况下，是由于无政府主义作怪。经过教育，是容易纠正过来的。安阳打那么厉害，我们去了三天就解决了。为什么南阳不能解决？很多经验证明，在那些武斗一直停不下来的地方，正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那样，有走资派、叛徒、特务操纵，或者是那个群众组织钻进了坏人。工人、农民、革命小将是不会那样干的。
5月8日，《南阳二七》为此配发了社论《上交武器弹药刹住武斗歪风》
1968年5月9日，解放军南阳地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第二号通告》，共6条，其中有“凡以非法手段获取、制造的武器、弹药、军用物品，限五月二十日内全部上交当地驻军或武装部门。”
5月11日，省革委常委在接见南阳县革委会全体成员会议上指出：在南阳地区当前一个重要情况，武斗还是相当严重……南阳地区武斗时间已经相当长了，从去年八九月份起到现在已八九个月了，老纪同志讲了，这个地区的武斗时间最长，水平最高，打的水平最高，你们有手榴弹、步枪、机关枪、重机枪、还有小炮，这在河南省来说，南阳这个武斗水平确实是最高的……南阳我们统计，已经打死了××人……第五条就是要交武器，交武器有个思想，说对方不交，我们就不交，交了以后怕吃亏。同志们，真正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应该是文斗而不用武斗，应当把武器上交。南阳这个地方呀，据说在五月一号、二号方城这个地方还抢枪，现在还抢人民解放军的枪，现在据我们了解，还有一百多万发子弹，还有三万多个手榴弹，光南阳这个地区还有将近三千多支枪、大炮、机关枪，、重机枪都有，我们是了解情况的，统统上交。子弹搞去那么多，打也打了半年了……八路军抗战的时候，那个主力部队，最好的部队，我了解了一下，一个战士发四盘子弹，只二十发子弹，那时不是困难嘛，没有子弹嘛。现在一下子搞一百四十多万发，等于一万人每人发了多少盘？等于每人发三盘多子弹，能装备一万人。全部把子弹装足，天天在那里砰叭、砰叭，有些青年革命小将玩枪玩的差不多了吧，也就够了吧，赶快交。
5月26日下午，4789部队政治部主任边保山接见南阳一中八一八文筹、一中革联代表时指出：“你们革联的大方向错了嘛……到处抓军内一小撮，搞抢枪事件。打砸抢你们不是也搞了吗？你们一中革联的打砸抢够出名的啰！抢花生、抢肉、抢烧鸡……不是都有吗？这是什么作风呢？……革委会一定要以文筹为核心。你们（革联）后一段的大方向就是错了嘛！不承认是不行的。”
5月29日，南阳地区和南阳市革委会成立。此后上交武器和清理阶级队伍结合进行。
1968年6月初，南阳市一中革联对新成立的一中革委会多次抢砸。6月2日，一中革联抢走一中革委会的牌子，并于6月4日在大门口挂上了他们擅自成立的革委会牌子。随后两派发生冲突，动用了手榴弹、短枪等武器。后在革联办公室搜出手枪4支、没把步枪一支、手榴弹22个，子弹500余发。
1968年7月3日、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连发两次《布告》，要求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上交武器和被抢物资，严禁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南阳地区坚决贯彻执行，并召开了地市县十万军民落实“七三”布告誓师大会。
7月11日，南阳二七分社和摧资站在南阳水泥厂发生大型武斗，农村造反组织首次介入，双方动用手榴弹、步枪、土炮，致使7人死亡，42人受伤，水泥厂被迫停产40天。
8月28日下午，纪登奎和王庭栋等同志接见桐柏县“五二三”兵团的代表。纪登奎说：“‘八二一事件’是怎么回事？是你们调大批人马攻打毛集革委会嘛！本来你们是攻县城的，中途改变攻打了毛集。”“中央‘九五命令’，已经在全国贯彻将近一年了，你们还说什么要彻底翻案，竟然提出‘先占领农村，然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大打一场，打出个水平’。这是一个反动的纲领。”“你们对‘七三’‘七二四’布告是什么态度？‘八二一’事件，就是你们以进城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为名，实际攻打毛集，挑起大规模的武斗，围抄攻打革命委员会，结果炸死了自己的一些人。你们置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布告于不顾，公然对抗‘七三’‘七二四’布告，你们又不作一点自我批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耍两面派。”
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后，截止8月12日，已上交手枪105支、步枪56支、轻机枪13挺、小口径步枪4支、手榴弹110枚、子弹1.6万多发、土枪土炮30多支、雷管400多个、长矛大刀40多件。
8月底，市供销社一群众组织上交手榴弹6枚、子弹28发。
至此，南阳地区被抢的武器弹药绝大部分已经收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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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闲情生的回忆录（作者：邓桦）


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个故事，他在讲他的故事，他不是写自传，而是写回忆录，是从生活的河流里打捞那岁月的沉淀。他的经历并不波澜壮阔，但那些生活的琐碎却如实地记录了那个跌宕斑斓的时代，那几十万字的个人回忆录竟让我饶有兴致地一口气读完了，可能我对那段历史也很熟悉的缘故，我读后的最简明的感觉是两个字：真实。

别说在几百年后人们要是读这些“古籍”文字的时候，人们会和我们当代人研究古人典籍那样感到好奇和惊讶，就是现在的80后、90后在听他们的爷爷讲自己的经历那样感到不可思议；不是有这样一个笑话吗，老师在课堂上提问：为什么红军在长征路上吃树皮、草根？学生们回答：“为了减肥！”。但正是这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故事记录了历史的真实。

正史写的都是大的历史事件，可谓浩浩荡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是记述了个人经历的细枝末节，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中，所谓一滴水映出了太阳，就是说小故事反映了大历史。何况正史大都有写作的局限，为尊者讳，为权力讳，反而充斥着虚假和谎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野史”更能反映历史的真实，更具有史料价值。闲情生就是干着这样有价值的事情，他的初衷只是给家人和后代留下一点纪念，起初是零零散散地写下一些短篇小文，后来连缀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回忆录。

回忆录和自传有联系也有不同，自传偏重完整的个人经历，按年代顺序记述事件，回忆录则是挑出印象深刻的记忆写出的文字；可以时空转换，也可以写人物、写事件、写感悟；例如他记述的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从大跃进、吃食堂、大炼钢铁、反右倾，一直到十年文革时期，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细节，包括他谈恋爱、相亲那些幽默的插曲，都映照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大背景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的回忆录远远超出了个人经历的范畴，成了映衬和填充大历史的极好素材。读闲情生的回忆录，有时令人忍俊不禁，有时又使人心情沉重，有时开怀大笑，有时欲哭无泪；他的白描，他的娓娓道来，随着故事情节的起伏，拨动着我的心弦。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看起来是不经意地述说，实际上是经过精心采撷和编织的，具有可读性，思辨性，趣味性；要不，我怎么会被他的故事所吸引，跟着他的足迹走了这么一趟远程呢，呵呵。

闲情生从童年到工作的大半个世纪，正是社会大变革时期，是社会运动最密集的时期；从他记事起，就置身于社会运动的洪流之中，生活的苦难和挫折，砥砺了他的意志，这也是他能在逆境中奋起的条件和动力；他的阅历丰富，上学，种地，到工地干活，办报，当兵，干宣传队，特别在高中的文革阶段办了两年小报，这都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和认识社会，有条件积累更多的生活矿藏。正因为如此，他对南阳文革时期的的各个派别的产生、发展、演变，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若指掌；他写的文革部分的回忆，是研究南阳文革史的宝贵史料。

闲情生的回忆录从大的层次上说，既有居高临下的鸟瞰，又有大背景下的细节；即俗说的有骨头（框架）有肉（填充物），没有大背景，就使人如堕云雾山中，所述的故事无所依存；没有细节，就空洞干巴。有细节才使故事生动饱满，闲情生的细节描述是很高明的，第二章“童年”中的“为了生活”一节，记述吃食堂时母亲为了让饥饿的孩子能吃到一点东西，先是去寻找树上那个残留的杏子，无果，幻觉中又出现了一个虚无的蒜瓣；恰恰是这样的再细不过的细节，使一切尽在不言中。

还有相亲时去买什么礼物的一段记述：

“在南阳商场买了礼物，两瓶酒、一包点心。其中白兰地1.38元、碧绿1.32元。遵照雪的嘱咐，给她买了一条灯草凉席，价2.06元。又买了两毛钱的糖块和一块钱的白河桥香烟（5盒），再加上在鸡爪街吃早饭（一个馍、一碗稀饭、一盘凉拌黄瓜），共花费7元左右。用现在的观点来看，哪里拿得出手！”

我佩服他的记忆，也可能是他有当年的日记，正是这些几毛几分的价格等细节，映出了当时人们的贫困和人们生活的原生态。不要以为那时的物价便宜，要知道，那时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不过三十多元啊。

还有一段记述，他的未婚妻13岁那年，跟随她父亲翻山越岭25里第一次进城卖柴和鸡蛋，出门时，父亲专一带着粮票，许诺中午下馆子，让她美吃一顿，小女孩高兴极了，谁知，没有吃成，饿着肚子回家了，因为父亲错把布票当成了粮票。这一细节，反映了那个物资匮乏时代，离开票证，寸步难行。

这个长篇回忆录之所以能吸引我一气看完，除了故事性之外，还有他生花的妙笔，我不妨再引用他小时候逃学到铁匠铺看打铁的一段文字：

“火苗在炉膛里开始时是纤弱的、暗淡的，但随着风箱拉动，火苗就变成了火焰，呼呼地往上窜。火的颜色由暗红转向赤紫，再由赤紫转向幽蓝，宛若盛开的硕大花朵。过不久，大师傅就把铁块捞出来，放在一个铁砧上，然后就指挥着小师傅抡锤锻打。他们都赤裸着上身，胳膊上，胸膛间都挂着汗珠，胸毛、腋毛蓬勃旺盛，在火光中闪着油亮的光芒。锤子砸下去，火星簌簌地四下里飞溅。火星像美丽的甲虫，翻飞着，连成片，包围着他们那滚烫的肉体。在大锤小锤叮叮当当很有节奏的响声中，通红的铁块不断延展、变形，扭曲着自己的身体，不一会就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器具：铁钉、铁桩、铁钩，铁镰刀……而后，小师傅飞快地将完工的铁器“噗通”扔进一个盛满清水的陶瓷盆，铁这才从睡梦中醒来，发出一声尖利的呼叫。随着叫声，盆里冒出一股热腾腾的白烟，白烟遮蔽了两个健硕的身体，艳红的火不见了，铁匠铺变得一片迷茫。”

太精彩了，多么美妙的文字，竟然把那个原始的铁器加工作坊描绘得如此生动，如此花团锦簇；中国呆滞的方块字经过他巧妙地排列组合，转化成了一幅绚丽的图片和一段音像和鸣的视频。像这类写景，写人的美文在这篇回忆录中随处可见。

不说了，看看吧，我相信，当你阅读这篇回忆录的时候，那些文字就会像一个热情的向导一样，带领你走向纷纭曲折的历史深处。

2013.3.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f8a8c720101heu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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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的回忆录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选择性失忆”：对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刻意地“忘记”而对有利于自己的事情则夸夸其谈；另外随着岁月的流失也难免有误，所以必须有其它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