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生：南阳“文革”亲历记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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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前言

南阳“文革”是全国“文革”的一个缩影。
生不逢时，偏偏让我在赶上了那个时代，于是便有了这些杂七杂八的记忆。
对这段历史，我不想做不自量力的“研究”，而只是记。因此难免有零碎、片面之嫌，也缺乏高度。不过，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不假。
有朋友问我：你写这做什么？我说，不做什么，好玩！
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张扬，不为恋旧……如同“斗地主”、钓鱼、溜狗、看蚂蚁上树一样，不就是玩吗？
在电脑上玩，更有意思。把文字码来码去，像玩积木，太有趣了。
这不是矫情。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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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一：横扫“牛鬼蛇神”

南阳一高的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正式停课开始的。成立的第一个组织后来被造反派称为“老文革”，全称应是“南阳一中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是官办的学生组织。“老文革”一成立就把矛头对准他们认为有问题的老师，批判的第一位老师是教三年级语文的贾维钦。一天同学们正在饭堂吃饭，突然从广播里传来了杀气腾腾的批判文章，大家十分震惊，怎么一个好端端的老师说倒就倒了呢？我在心里说，贾老师要倒霉了。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的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一开头就为当前的运动形势叫好：“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正是在这篇文章的煽动下，“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的“黑五类”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挨整的对象。包括贾维钦老师，一高共“揪”出4人。贾是“反革命分子”；杨富湘是摘帽右派，照整不误；另两个据说是历史问题。
他们被毫不留情地关进东院的一间教研室，一夜之间失去了自由。架飞机、压杠子，让他们互扇耳光，或者让他们排着队从桌子上往下跳，或者让他们一字排开，把头插在前一个人的胯下在地上爬，打饭时也必须原地左转三圈、右转三圈……
“打得落花流水”，这个“打”成了真“打”，而且极尽污辱之能事。
当我从门缝中无意看到这些场面的时候，惊出了一身冷汗。小时候曾听说过一个故事，有一种动物，以折磨弱小动物为乐事，抓到动物后并不马上把它吃掉，而是先寻开心……难道在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世界上有一类人也是这样吗？
一个夏日的晚上，天气酷热难耐，没有一丝风。老文革在中院召开批判贾维钦老师大会，乒乓球案子上放一张书桌，书桌上放一个方凳，让贾老师低着头站在凳子上，头顶悬着一个100瓦的大灯泡，灼热耀眼。贾老师大颗大颗的汗珠往下掉，黑压压的蚊虫在头顶绕成一团。一些骨干分子一边起哄一边逼他承认反对毛主席的事实。贾老师似乎是“死硬派”，“死不低头”。有人把他的头按下去，他又像弹簧一样地弹起来。由于他“不老实”，有人就气急败坏了……只听哐通一声，一声惨叫，凳子倒了，贾老师被重重地摔下来。大多数同学目瞪口呆，便趁机一哄而散，批斗会不了了之。
凳子是被人冷不丁推倒的。
贾老师被第一个“揪”出来，其实明眼人早就猜到了。有人说他不懂政治，和某某人有矛盾。当然这只是传言。他的主要罪证是有人揭发他用针扎毛主席画像。这是一桩陈年旧账，几年前有人发现他宿舍里挂的一张毛主席像被扎了，两只眼睛上各有一个针孔。但这事早已不了了之，因为贾老师说是有人栽脏，到底是不是他扎的已很难说清。没想到这事现在又翻出来了。
在以后的批斗中，打急了，贾编造说，我看了《海瑞罢官》，想着彭德怀是那么有功的人，太冤！心里生气，认为毛主席有眼无珠，就扎了。
那时报上正批《海瑞罢官》，说是为彭德怀翻案。他这样说似乎合情合理。不这样说，还得挨打。
贾维钦的哥哥说弟弟几个月没给其母亲寄钱了，便找到学校。不能见。便找到门卫王建林让其帮忙，王建林找到学生刘长海，刘长海见到贾老师，故意大声说，贾维钦，老实不老实？贾说老实。刘长海趁人不注意，悄悄地说他哥来了……贾说让他回去吧，我现在也没钱，别说这里的事。
一位姓袁的同学打过贾维钦老师，文革后贾遇袁，本想着只要袁说句话就可相逢一笑泯恩仇，但袁未理。贾生气地想，难道你和我有深仇大恨吗？以后二人隔阂更深，形同陌路。
和贾老师一起被整的人还有历史老师李春芳和语文老师张超群。张超群是因为从他箱子里搜出一幅岳飞的《还我河山》条幅，而他又在国民党部队当过文书，于是就认定他梦想复辟。李春芳也是历史问题。
杨富湘是摘帽右派，虽已摘帽，也在劫难逃。那时他在总务上管理劳动工具，抬扛、抬筐、铁锹等由他保管，没想到后来他们就被关在工具室里，而这些工具就成了对他们施暴的刑具。就地取材，手到擒来。
以上这些耸人听闻或匪夷所思的事，绝不是杜撰，也不是道听途说，都是我亲眼目睹。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也触目惊心。
有一位同学，是整老师的急先锋，下手最狠，打人不计后果。让大家不解的是，他对杨富湘也毫不留情，其实他的父亲也是右派，也受尽折磨。要说应该同病相怜吧，可是没有。是什么样的心理在作祟，就不得而知了。
当某种潮流到来的时候，如果不被冲走，最好是站在岸上看，万不可推波助澜。
后来我之所以加入“文联”，正是不满“老文革”这种做法。“南阳一高文联”成立的最初动因，应是逼上梁山。“南阳一高文联”和“农校八一八”是南阳地区最早成立也是后来被称为“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组织，是河南二七公社南阳二七分社的骨干组织。1968年春被南阳地区公安处宣布为“非法组织”。但在那个非常的年代里，非法也好，不非法也好，都只不过是一场闹剧。
近日看到《“红色公主”叶向真口述历史》的文章。叶向真（凌子），叶剑英的二女儿。“文革”大潮中，叶向真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也是首都艺术院校的“造反派”领袖。196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她带领着两辆载满红卫兵的汽车，强行冲进位于台基厂７号的彭真住地，把彭真从被窝里抢走，并摆脱了随后追来的警卫人员。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通过一番“谈判”，才把彭真交出来。她回忆说：“当时的想法很单纯，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是永远忠于毛主席，这个宗旨不变。派系间互相看不顺眼，我对你有看法，你对我有看法，如此而已。大家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口号，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团。”（见2013年3月8日《报刊文摘》）
当一种潮流汹涌而来的时候，人家老帅的宝贝女儿尚不能超然世外，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草芥小民！
凌子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普及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职。想来她在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心情一定也不会轻松。
文革结束后，起初有一种观点，认为造反派不好，保守派正确。不久中央指出，所有组织都是错误的。英明！
在当时的背景下，没有哪一派不整人，也没有哪一派不被人整；没有哪一派不批刘邓，也没有哪一派不声称自己是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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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二：“六二二”事件

(2013-04-18 09:56:41)

1、前奏

1966年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南阳一高的形势和全国一样，波谲云诡，充满了变数。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或恐惧，或激动，或失落，或庆幸，你如同一个无助的羔羊，只能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草地上瞎撞。
5月底，地区教育局下发通知，要求学校停课一周，学习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当时教师和同学们只是懵懵懂懂地跟着形势走，叫揭发就揭发，叫批判就批判，并没有意识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竟是那样猛烈，那样持久，甚至革命还要革在自己的头上。临近毕业的同学们边写大字报边准备高考，一二年级的同学也是一边凑热闹一边偷地复习功课。大家都有点小高兴，不用上课了，自由了。不上课的日子过得很快，转眼一周就过完了。正不想上课时又接到通知，再停课一周，于是继续高兴。接下来是10天麦假。原以为麦假过后就不能再高兴了，谁知麦假后继续停课，直到高考泡汤，大家心中才有些失落。没想到这一闹竟闹了10年之久。
停课闹革命，其实很好玩。
地委派出工作组进驻学校，在学校成立文化大革命领导委员会（后称老文革）和学生红卫兵组织，大字报铺天盖地，一切都很新鲜。不过让大家难以接受的是工作组成员个个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大有一副不揭开学校阶级斗争的盖子就誓不罢休的架势。
第一任组长杨白洋，是南阳行署档案科科长。管档案的人大都不善言辞，爱说爱动的人不会让你去做这件默默无闻的工作。杨白洋也不例外，每次讲话，翻来覆去就那一句话：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想复辟资本主义，那是痴心妄想！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第二任组长罗瑞堂，为地委干部；第三任组长杜化屏，为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连换三任组长，不知是地委觉得他们工作不力，还是另有原因。最后地委书记林晓又把正在社旗蹲点的宋子明调回来任驻校特派员。宋子明，地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频繁地更将换帅，可见地委对一高运动的重视，也可以想见一高的形势不容乐观。
然而让林晓始料不及的是他的一番苦心同学们并不领情，宋子明也没能驾驭住局势。宋子明刚来几天，一个后来被称为“622事件”的事件就爆发了。
2、经过

6月22日夜，一阵急促的集合钟声响起，正在三个一堆五个一群议论着革命大事的同学们迅速地到中院集中。后来知道集合钟声是一个叫黄金发的同学敲的。这显然不是组织行为，大家一边佩服他的大胆，一边也觉得不可思议。人到得差不多了，就有人开始演说，慷慨激昂，颇具煽动性。大意是工作组把矛头对准贫下中农老师，不支持学生运动，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应当滚回去。大家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在近几天的大字报中，由于工作组的操纵，揭发批判的对象的确大多数是贫下中农老师，也是大家共认的好老师。同学们看得出来，除了已点名的贾维钦、李春芳、张超群、杨富湘外，下一步恐怕就轮到这些贫下中农老师了，心里愤愤不平。那时很看重成份，唯成份论的思潮已经抬头。在大家的潜意识中，这些根红苗正的老师怎么会一下子就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他们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而且不少同学对那几个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十分同情，对不能加入老文革控制的红卫兵组织也耿耿于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满的情绪、一种朴素的阶级情感在校园里悄悄蔓延。有人贴出了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毫不忌讳地问了几个“为什么？”有人联名向中央或省委发电报，要求撤销工作组。“工作组滚出南阳一高”的大标语也赫然贴出来了，而且越贴越多，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现在回想起来，这应是“622事件”爆发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事件的爆发已是箭在弦上。
“赶走工作组，自己闹革命！”“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好下场！”“贫下中农万岁！”“工作组滚出南阳一高！”口号声在校园此起彼伏。群情激奋，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622事件”的实质是驱赶工作组。
一群人把宋子明请到了阅览室（鲁迅图书室）。面对同学们的围攻和质问，他一言不发，只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门口的一个凳子上，一个劲地在腿上搓灰，灰条一绺一绺地往下掉。
第二天，工作组悄无声息地撤出了学校。
工作组是真的撤走了吗？
3、罢官

为了防止工作组卷土重来，为了防止宋子明报复，不少同学煞费苦心。
他们想到了罢官。
早在6月初，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罢官的消息就登在了《人民日报》上，同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随后罢官风迅速在全国蔓延。同学们欢呼雀跃，原来共产党的官是可以在大家的要求下被罢掉的！这无疑给参与“622事件”的同学们打了一支强心针，给他们指明了方向。
一天，几十名学生风风火火地冲进地委大院，强烈要求罢宋子明的官，解宋子明的职。口号声惊天动地，大字报铺天盖地，地委的头头们哪见过这等架势，只觉得昏天黑地，便躲在“角落”里不敢露头了。
闹了半天，大家终于讨得了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地委办公室主任送出来的，上面写着“在一高同学们的要求下，同意解除宋子明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学们如获至宝，见上面盖着红彤彤的大印，没有多想，便欢呼着胜利，收兵回营。
说起来有些滑稽，原来条子上的落款为地委办公室，公章也是。地委办公室如何能解除地委常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之职？太好忽悠了！
如同哄小孩，拿出一粒糖豆，马上就不哭了。
正在得意之时，不少同学隐隐感到一丝不安，原来一股逆风正在悄悄吹来，许多老师也为这些同学担忧。因为官方的舆论并不向着他们。中国人说到底还是怕官！年幼无知的同学们概莫能外。
果不其然，事件随后被定为反革命事件。带头闹事的学生被严厉批判和管制，听候处理。地委文件把这一事件定名为“622事件”，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那天晚上，同学们在阅览室围攻质问宋子明，驱赶工作组，宋子明垂头丧气，狼狈不堪。今天宣读地委文件，在同一个地方，宋子明正襟危坐，杀气腾腾。同学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么快人家就杀了个回马枪！也万万没有想到宋子明被罢官原来也是假的。
这个事件没有教师参与，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行动。那天晚上，我只是一个看客，但从内心来说，我是支持的，打心眼里高兴。
驱赶工作组的“622事件”在全国来说并不是孤立的偶然事件，在随后的一两个月里，全国类似的事件不在少数。不过从时间上来说，“622事件”可以说是捷足先登。
正当参与者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准备着被开除被关押的时候，毛主席拯救了他们。当年７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有了这个护身符，那些“闹事”者们才得以幸免。
后来，他们感谢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不是没有理由。
4、事余

宋子明被“罢官”后，造反派曾把他“请”回学校写检查。
学校南小院幽静而神秘，当时就让他住在这里。这里曾是校党政领导开会办公的地方，从朝东的圆形拱门进去，首先看到的是座北朝南带着花格窗棂大玻璃窗的5间歇山式大瓦房，庄重而华美，是会议室。西头独辟一间，单独开门，是校党支部委员、校团委书记杨天佑的办公室。文革中老师们能躲的都躲起来了，这间房子一直空着，后被群众组织占领。
院子的西南角有一片竹林，茂密而幽静，竹林后面有两间闲置的瓦房。因少有人来，显得阴暗可怖。宋子明被“请回来”后，就让他住在这里。怕出意外，头头安排我陪伴他。大约有十几天时间，我就和他住在一起，各支起一张小床，早晚形影不离。宋子明，当时为地委常委、财贸部部长。“文革”后，1981年7月~1983年6月任南阳行署副专员。那十几天里，我一点没难为他，对他很客气，给他买吃的、用的，还给他打水洗脸，实际上成了他的勤务员。他也老实听话，从不乱说乱动，每天不是拿笤箒扫地就是趴在床上写“检讨”。有时我们还说说闲话。那时只是让他“检查”、说“情况”，并没有开会批斗的打算。文革后，我曾去拜访过他，他不仅没有责怪我，反而心存感激。那次交往，不能说我们成了朋友，起码可以说成了关系不错的老熟人。
一天几个头头安排了一辆车要把他送回去，车在校门外等着，我送他出来，刚走到牌坊处，没想到正遇见一群人轰轰烈烈地要去街上刷标语，人家认出了他，便临时糊了一个高帽子戴在他头上，有一个同学竟在他背上刷了一通浆糊，贴上一张白纸，歪歪扭扭地写上“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然后才嬉笑着把他押上汽车。
这件事我非常反感，尤其反感的是往人家衣服上刷浆糊，但没法制止。后来和宋子明说起这事，他笑了笑说，学生运动嘛，难免有些过火……
如此宽阔的心胸，让我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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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三：激情燃烧的疯狂

(2013-04-18 10:00:37)

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在这短短的一年中，南阳一高和全国其他学校一样，发生了太多的事，或可笑，或愚蠢，或幼稚，或盲从，但无一例外都是充满激情的举动。
1、“四大”

“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兴起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泛滥成灾，并被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独创形式写入宪法。“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还继续享有合法地位，直至1980年被废除。
“文革”中，毛泽东对大字报极为推崇，不仅把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指控北大党委、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的大字报，褒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而且于8月5日亲自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批判。8月9日公布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告（简称十六条）规定：“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高的“四大”和全国一样，也是轰轰烈烈。所有的墙壁都被大字报糊满了，主干道两边尤甚。有的还贴到了大街上。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谁想怎样批就怎样批，反正是“言者无罪”，有持无恐。
一语 文老师因讲杜甫的《登岳阳楼》，有人便抓住诗中的句子“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硬说这位老师有意污蔑我国的大好形势，倾心于处于东南方向的台湾。
有同学发现老师的一首情诗：“让我们驾上那轻快的小舟，荡上那美丽的海岛……”便说这位老师是想往台湾跑。
一女同学因说了一句“春雨贵似油，下得满地流”，便被批为是小资，没有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
据邓桦老师说，学校用油印机印刷毛主席语录，因有些字迹不清，一个老师用笔把不清晰的字描清一些，另一个老师进屋后问他在干什么，他随口回答说：“我在修改毛主席语录”。谁知，一句话换来一场批斗，说他斗胆包天，竟然敢篡改伟大领袖的语录。
邓桦老师教化学，他在讲到石膏的成分和用途时，因举例说“像粉笔和毛主席的石膏像都是石膏做成的”，便遭到批判，问他“把毛主席和粉笔相提并论，是何用意？”
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可笑又可气。
大字报内容的主流与大批判一样，是政治宣判式的而非说理的。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利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的办法，上纲上线，欲置人于死地。私下议论、日常琐事乃至个人习惯、好恶、情愫、隐私都被检举揭发。不讲事实证据、逻辑推导，只需扣上大帽子，再配上“砸烂狗头”、“×××不投降，就叫你灭亡”的豪言壮语就完事大吉。开始是用以打倒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后来用来打派性战争。为了争夺显眼的有利位置，不同派别组织之间互相覆盖大字报，引发经常性的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因此最后总要写上“保留三天”，有时还要写上“谁撕就砸烂谁的狗头”的狠话。
2、大串联

1966年，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5日的《通知》发表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
我是9月初到北京串联取经的。走的时候问一位在南阳工作的表哥借了10元钱。9月15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我参加了。半夜起床，在东长安街排队，直到下午三点多才通过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拥挤着前进，连毛主席的影子也没看到。不过回来后还是自欺欺人地向人炫耀：我看到毛主席了，他老人家红光满面，不停地向我们招手。
大串连中我就去过一次北京，其他什么地方也没去过。有的同学天南海北地跑了大半个中国，穿着单衣出去，穿着棉衣回来，有人管吃管住，免费旅游，何乐而不为？还有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徒步串连的，穿着绿军装，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画像，雄纠纠气昂昂地在公路上走，成为当时一道独特的风景。
3、破“四旧”。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后来《十六条》又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目标。“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由首都红卫兵首倡，走上街头破四旧。从此一股破“四旧”之风在全国蔓延起来。
一天晚上，一阵急促的集合钟声把我们召集起来，说是要去街上破“四旧”，不知是谁组织，就懵懵懂懂地出发了。事先我们分好了组，我在的这一组去民主街，半夜三更把人家的门叫开，沿街一家一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把我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统统带走。可谓无法无天。搜查了半夜，我们这一组只是搜出了几本破书，记得有《镜花缘》、《儒林外史》等，都交上去烧了。
有几个学生拿着锤子一连几天在学校大门口凿那几通石碑上的字。当时我就不屑，那些石碑上的字平时谁看？你费那么大的劲干吗？
有人把一个年轻女教师的胸衣挑出来，说人家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而加以批判。这样小的衣裳谁见过？没见过的都是坏的。
好在学校图书馆没有遭劫，万幸！
“破四旧不仅造成了社会生活的混乱，财产、文物的损失，更可怕的是让红卫兵从学生循规蹈矩的行为规范、习惯里挣脱出来，打破了种种文明禁忌，把虚妄的阶级斗争从理念转化为实行践履的狂热。行动赋予了他们青春的自信、权威，使他们崇尚非理性暴力，崇尚可以恣意妄为的权力，唤醒了他们心中的魔障。为红卫兵日后政治性的造反、夺权做了热身演习。而人们也被从日常生活秩序的规行矩步中拽了出来，受了催眠似的，在暴力残害面前变得懵懂麻木，束手就擒，逆来顺受。”这观点我是赞成的。
4、怀疑一切

一天，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小道消息，标明“十万火急鸡毛信”。鸡毛信，旧指需要迅速传送的公文、信件，上面插上鸡毛。说鸡毛信，大家就知道十分紧急了，还要强调“十万火急”，如不是重复啰嗦，那就真的不可等闲视之了。于是你传我，我传你，不大一会儿，全校师生几乎都知道了。有不少同学知道后，惊恐地大哭起来，似乎天就要塌了。原来鸡毛信上说，发现了一张极其反动的画，是阶级敌人妄图损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的黑画，这张画一定要尽快收缴销毁，肃清流毒，消除影响。阶级敌人真是太猖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传单！
当天夜里，以至第二天、第三天，同学们就自发地在校园、在市内的大街小巷，挨家挨户地收缴这张画，大家怀着对毛主席深厚的阶级感情，把这当作一件重大的政治任务，迅速行动，雷厉风行，一点也不敢马虎懈怠。画成梱成梱地收上来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是一张什么画呢？原来就是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那幅油画。后来我们仔细研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问题。然而那封鸡毛信上说，毛主席头顶上的建筑物，雕龙画栋，是寓意毛主席要当封建皇帝；毛主席身后有一个靶环（实际是建筑物上的图案），是要把毛主席当作靶子，等等。危言耸听！
这件事发生后，同学们的阶级觉悟似乎更加灵敏了，除了相信毛主席，其他任何人、任何东西都在怀疑之列。无论看什么事物都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去看，都要从反面去揣摩。一天我在大街上正走着，一个女同学把我拉进一家商店，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你看看这张像有没有问题？我看了看，没看出问题，便反问道，你是不是看出问题了？她说，你没看出问题？毛主席为什么只有一只耳朵？我犹豫了一下说，这是侧面像。她说，好，不说耳朵了，那毛主席为什么不向“左”侧而像右侧呢？是不是想暗示什么？我无言以对，只觉得好笑。
阶级斗争的弦都绷得紧紧的，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
让人惊鄂的小道消息接二连三传来。有说李泽浩的油画作品中隐有大量反动口号，作者借油画进行反动宣传；有郭沫若为《欧阳海之歌》提写的书名中隐含有反动口号……刹那间，各种政治谣言传遍全国。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曾围在一起，对上述作品进行仔细研究。人家说的那些问题仿佛也有，例如从《你追我赶》的芦苇丛中找出了“这血没有白流”几个字，心中十分惊恐，阶级斗争真是无处不在啊！但是再仔细一想，作者如果真的要把这些字嵌进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时，除少数骨干分子外，大多数人不生产、不学习，闲来无事，便无事生非，捉摸出许多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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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文革”亲历记之四：一高“文联”

(2013-04-18 10:03:35)

1、同情牛鬼蛇神

一高文联是南阳地区“文革”中第一个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
一高“文联”全称为南阳一高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主要由二甲班部分同学发起。我在二甲班，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
1966年5、6月间，“老文革”成立后全校学生逐步分化为两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二甲班42位同学，以班长徐文题、团支书叶学林为首的一部分人参加了老文革，并经老文革批准参加了红卫兵，但由于胡万有、张富太等7人对老文革大整老师看不下去，批判不积极而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我是这7人中的一人。
转眼间我们这7人便成了另类，成了老文革眼中的小右派，成了边缘人。
我们是少数派。
许多会议不通知我们，许多活动不让我们参加。不仅如此，而且老文革正在酝酿着对我们展开一场批判，问一问我们到底还有没有阶级立场，屁股是不是坐到牛鬼蛇神那边去了。
全班11个女同学，其中有三位同情我们，常给我们通风报信。那边有什么活动或动向就写个纸条悄悄地夹在我们的书本里。她们的代号，云为A、雪为B、英为C。云主要和张富太联系，雪主要和我联系，英和乙班的谢增寅联系。像战争年代，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她们就潜伏在“敌人”的阵营里。
后来云和雪分别成了张富太和我的初恋情人，而英则和谢增寅结了婚。
秘密战是很容易建立感情的。
在那段日子里，我们都很郁闷，眼前一片迷茫。但我们从没有放弃过斗争。例如在一次班干部选举中，由于我们7人的“捣乱”，致使无记名投票投了5次都没有结果。
ABC传来消息说，有人在跟踪、盯梢我们，要我们小心谨慎。
ABC传来消息说，人家正在整理我们的黑材料，要把我们打成右派、反革命。
一天早上，果然有几张批判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
大字报称我们为“胡张集团”。胡指胡万有，张指张富太。
想不通，我们究竟错在哪里。
2、给毛主席写信

一天晚上，老文革组织批判牛鬼蛇神大会，班上的人都走了，就我们7个人不愿去。人家也不通知我们去。我们聚在教室里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就是要给中央给毛主席写一封信，反映学校的情况和我们的想法，以求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
这想法现在看来实在是太幼稚了，但那时我们别无选择。
内容大家商量，信由我起草。签名者7人，分别是胡万有、张富太、荆久长、牛云青、付锦厚、李书光和我。那时在班上，胡万有是生活委员，我是学习委员。
信寄走后如石沉大海。但在次年一高文联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时，这封信却成了罪证之一——告黑状——而影印在布告上。
毛主席他老人家宵衣旰食，中央日理万机，哪有时间管我们的破事！
怎么办呢？总不能坐以待毙吧！
3、赴省告状

大家决定冲破老文革的戒规去省委告状。谁去呢？去的人一是要有思想，二是要有口才，三是要有胆量。大家推举张富太去。就去一个人，去人多了既没有路费，也容易被人察觉。
7月10日早上，张富太悄悄地蹬上了去郑州的汽车。路费是大家一块两块对的，又向我们认为同情我们的张林才老师借了10元。我拿出一件白棉布衬衣让他带上，说衣服脏了可以换洗一下，雪拿出一双丝祙说，你也带上，见了省里领导总不能赤着脚吧。我们把他送到车站的时候，几个同学都偷偷地哭了。
富太走了，带着我们7位同学的重托，带着一份渺茫的希望踏上了上访的路。
如果写一部当代的上访史，我们的这次上访可能是第一次。
富太走后，我们心急火燎的等待着，同时也严格保密。我们乐观的相信，他一定能带回让人兴奋的消息。
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人家早就觉察到了。老文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调查。
我们自以为高明，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实在是自欺欺人。
一天傍晚，夕阳的余辉慵懒地洒下来，学校古老的大门和那个木牌坊上散落着星星点点的白光。就在学校大门口的那一段坡路上，我一眼就看到了富太的身影。他背着黄挎包慢腾腾地向上走，我借给他的那件白衬衣穿在身上，不过已不再白，而几乎全是黑的了。见他那样的无精打采、那样的疲惫，我的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一准没戏。
果然没戏。
富太一回来，关于我们到省城告黑状徒劳而归的消息便成了学校的最大新闻，针对我们7位同学的大字报也雪片似地贴了出来。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
原来，富太赴省，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见到省委领导，只是在一个接待站反映了一些情况，到几所大学看了看。不过据他的观察，我们并没有错。
是啊，我们错哪儿了？“622事件”中赶工作组我们不是骨干，批老师我们只是不积极、不赞成而已，这有罪吗？
4、得救

一天，在大操场传达中央文件，地委副书记杨林波亲自传达。传达中央领导7月29日在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精神，邓小平、周恩来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中央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
撤销工作组，我们拍手称快！
学校里的这些怪现象，那一个不是工作组在导演？
我们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8月1日~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这些话，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
那天晚上，我们在大操场上聚精会神地收听关于《十六条》的广播。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听罢广播，我们被压制的同学一下子就欢呼起来。我们终于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我们是对的，革命的矛头应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是对准那些普普通通的老师。
《十六条》砸碎了我们身上的枷锁，《十六条》把我们再次解放。听着广播，我们心潮澎湃，全身泛起了一股暖流，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我们有救了！
我们抱成一团，流着泪水高唱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第二天，工作组就灰溜溜“撤”走了。
5、“文联”成立

后来知道，文革初期运动的对象究竟是“向上”指向“当权派”，还是向下指向“黑五类”“牛鬼蛇神”，这一个问题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正如刘少奇说的那样，“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由于“矛头向上”不符合强势群体的利益，这一“正确”的运动方向就受到权力精英竭尽全力的歪曲，而把正确的运动方向教给人民，则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文革的第一回合是就围绕运动的对象和方向问题展开的。
刘少奇代表当权派的政治意愿，于1966年年6月10日前后（根据王任重的笔记），在一个会议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要抓30～40万右派”。这一指示被各地当权派积极执行，他们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去领导运动，工作组就是领导运动向下“横扫”的，这被毛泽东后来归纳为“五十天白色恐怖”。在“五十天白色恐怖”期间，受打击的“少数派”（老造反派）成为文革10年群众运动的中坚力量。造反派和历代的革命者一样，多数是被逼上梁山的。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
8月上旬，我们第一次贴出了揭发镇压运动的刽子手宋子明的大字报，并要求彻底为“622事件”平反。接下来，我们就酝酿着成立自己的组织，你不让我们参加红卫兵，我们也要当红卫兵，保卫毛主席的光荣职责你怎么能说剥夺就剥夺了呢？他们的红袖章都是发的，你不发我们就自己做。难道只允许你革命就不允许我们革命！
踢开老文革，自己闹革命！
我们也堂而皇之地戴上了红袖章。
1966年9月5日，学校的几个醒目处同时贴出了一张通告：
南阳一高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宣告成立。
发起人共有27个，以我们受排挤的7人为核心，二甲班的同学占多数，包括ABC，外班有贺西怀、边得训、谢增寅等。都是生在农村的草根人士。
头头有胡万有、杨豪信、张富太、谢增寅等。都是在斗争中形成的。
成立之前，有一清华大学的学生，南召人，到一高串连，他在清华的那个组织叫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因此我们就把那个名字照搬过来了。
“文联”的成立打破了“老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几天时间队伍就发展到200多人。“老文革”中的不少人都倒戈了。
为保存实力，“老文革”来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剩余人马急匆匆地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文筹”，把“老文革”这个臭名昭著的名字像废纸一样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虽然名字换了，头头换了，但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在“文联”看来，“文筹”是“老文革”的变种。
6、被“非法”

1966年9月下旬，以一高文联、农校八一八为核心的南阳八一八红卫兵造反总指挥部（后更名为造反司令部）成立，这是南阳地区学生界造反派的联合组织。1967年1月1日，以南阳一高文筹为代表的一部分组织从八一八红卫兵总指挥部拉出去，另行成立八一八红卫兵红色造反总部，加上红色二字，自称“红八一八”。同时把原八一八称为“黑八一八”。由此，南阳地区的学生造反派分成了两大派，即“黑八一八”和“红八一八”。后来“黑八一八”和“红八一八”分别成为南阳二七分社和南阳摧资站的核心组织。
一次，文联和老文革在学校展开辩论，南阳公安处的观察员因替老文革说话而引起文联的不满。第二天文联便聚众造反，把公安处的牌子摘了、砸了。后文联被打成“非法组织”，这是一条主要“罪状”。
1967年2月7日，一高文联在郑州加入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郑大联委被宣布“非法”，二七公社被说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3月13日，南阳一高文联、南阳农校八一八被南阳公安公社宣布为“非法组织”。其活动转入地下。
“黑八一八”和二七公社的命运一样，被勒令解散。直到1967年11月14日才“光荣复生”。
“坐牢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捍卫毛主席，死了也甘心。”“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只要打不死，还要干革命！”这是一高文联那个时期最为响亮的口号。
后来，这股“镇压学生运动的逆流”被称为“二月黑风”。
在“二月黑风”中，河南省军区先后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郑大联委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不久，河南省军区受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批评。
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承担了主要责任。
7、胜利

1967年7月22日，河南省军区发表声明，承认了在支“左”中的错误。声明中说：
“我们错误地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在全省造成了恶劣影响，引起了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压制了群众运动；社会上一度出现了摧垮二七公社组织、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等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革命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特别是我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在关键时刻所作的重要指示，贯彻执行的很不认真，很不坚决，很不得力。毛主席、党中央二月要我们组织各方代表赴京汇报的指示，中央四月关于安徽问题的五条指示，中央军委的十条命令，都是我们改正错误的大好机会，但是我们没有坚决认真地贯彻执行，自以为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二七公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看作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又重申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二七公社，并且还压制打击了支持二七公社的首都红代会和外地赴豫串连的革命小将，以及军事院校的革命同志，这就错上加错，越陷越深，给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些错误应由省军区党委常委、主要是何运洪同志承担责任。”
在何运洪的问题上，二七派和宛造总派尖锐对立。
1967年7月7日，河南二七公社南阳分社诞生。南阳一高文联、南阳农校八一八、外贸车队工造委（即工人造反委员会，1966年12月成立）是南阳分社的发起人，也是其核心组织。
毛主席视察河南时说了一句话：“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张大标语叫‘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这句话决定了河南二七的命运。
1967年7月25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了毛主席的声音：“河南二七公社是真正的造反派！”二七派获得解放。
南阳二七得到了南阳军分区和南阳驻军4789部队以及由其成立的联合支“左”指挥部的支持，河南省革委会1967年2月成立后，也坚决地支持二七。
尽管在以后出现了“踢开修文联，彻底闹革命！”“农校黑八一八……”的大标语，但这已无关大局了。“修文联”、“黑八一八”是那时其他派别常用的语言。
1968年5月，南阳地市革委成立，一高文联有两个头头分别担任了地革委和市革委常委。
几十年后，一位当时的老师（文革后曾当过一中的校长和南阳市人大副主任）在纪念文章中写道：“文革初期，在工作组和老文革的操纵下，不仅整了老师，也整了不少所谓的‘落后学生’或‘反动学生’。一部分学生没有去批斗老师，而是贴了学校领导或党支部的大字报，而老文革的学生们却是保领导，把矛头对准老师们，这样，就出现了造反与保守两派，初期被压的这部分学生就成了日后反工作组和斗走资派的造反派主体。”
他认为，现在的好多表现文革的影视作品，并没有区分两种红卫兵，而把他们笼统地说成是造反派是不准确的。他认为，其实两种红卫兵的矛头指向和组成是不同的，一种是矛头向下，整所谓有问题的老师；一种是矛头向上，整所谓的走资派。后者把被压的老师们解放了。因此，这些老师很感激这些学生，并参加了他们的组织。
他的这些观点，可谓实事求是，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