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功宜：揭秘“新中国第一小学”（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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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1948年11月21日在河北省平山县下东峪村成立，由中央办公厅主办。 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1949年3月5日～13日）之后的1949年3月25日，跟随党中央一同迁入北京，与中央书记处比邻为居，党的高层领导干部的子女大多在此就读。这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小学，与全国所有的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学生就近入学，缴纳相同的学杂费，使用当地（北京市）的统一教材，参加一年一度统一的毕业和升学考试。这又是一所极不普通的小学，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是它的校董会主任、名誉校长。区区一所小学，赫然编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序列，学校的各级领导由中直机关党委任命。毛泽东主席为它题词“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曾为它题写校名。其规格之高，编制序列之超常，与中共领导核心之亲近，在全国数万所中小学中，无出其右者。它的每一步成长，无时不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无时不得到新中国缔造者们的亲切关怀，无处不体现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无怪很多人把它称为“新中国第一小学”。

延安洛杉矶托儿所的孩子们

　　一、杨尚昆负责学校筹办工作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向中原解放区进攻，内战全面爆发。从1946年下半年起，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就开始有秩序地转移和撤退。党中央所办的洛杉矶托儿所于1946年12月28日撤出延安，开始了一年半的颠沛流离。
　　1947年3月，蒋介石令胡宗南纠集兵力进犯延安。中共中央最后撤离，留给“国军”一座空城。在陕北转战了一年多，194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刘少奇、朱德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
　　跟随党中央，各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也迁至平山县，分布在全县50余个村庄。洛杉矶托儿所也是其中之一，在距离西柏坡村不远的苏家坨村落下脚来。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特征。十几个解放区彼此分割，各地方军政首长，不但要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局，还要分出许多精力，兼顾后方建设，物资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危，当然也包括家属和子女的安置。党中央领导机关同样有自己的负担。就拿保护和照看家属和子女来说，比任何一个解放区都身背更加沉重的包袱。
　　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许多为革命事业献身的烈士，寻找并且养育他们的后代是党中央无可推卸的责任。正在开辟疆场、浴血奋战的将士，戎马倥偬，险象环生，许多人把家属和子女留在陕甘宁边区。为了抢占先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中央派出了十万大军和大批领导干部。几乎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被派往东北，而他们的家属和子女大部分都留在了延安。根据战后国共停战协议，共产党撤出长江以南8个根据地，其中有些年幼的孩子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有一些在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也把子女寄养在延安大后方。
　　离开延安时，洛杉矶托儿所共有近百名幼童。经过一年半的长途迁徙，连中班的孩子也都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既然党中央机关都已经安定下来，也该考虑让孩子们有一个安稳的生活，上学读书了。中央书记处一到达平山县，就决定创办一所自己的寄宿制学校。
　　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供给部原有一个小学，只有十几个学生。现在就便把它扩展为一所正规的学校，称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育英学校。学校筹办工作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负总责，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曾三同志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事安排。入学的孩子们也包括附近中央直属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所属各单位全体在职人员的学龄子女。上自中央领导同志，下至普通工作人员，不分父母的资格和职务，只要是参加革命工作，大家都是革命家庭中的一员，都一律平等看待，接收不误，一起过供给制的生活。
　　第一任校长刘建勋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一直传唱到今天的育英小学校歌，就是由他亲自作词作曲的：“小小的叶儿哗啦啦啦啦，育英小学是我的家。学校里面真正好，唱歌跳舞笑哈哈……” 李一纯协理员是2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李立三同志的夫人，在安源煤矿搞过工人运动（后与蔡和森结婚），参加过长征。孙统一同志原来在中央供给部石家庄办事处负责军需物资采购。筹建育英学校，中央办公厅任命他担任副校长，主管学校建设。
　　学校设在下东峪村，离西柏坡村只有十余华里，村旁有一条滹沱河的支流流过。校址是一家地主的大院子。主院有一排北房和东西厢房，全是砖瓦房，后院和偏院都是干打垒的平顶土房。学校又加盖了几间平房，在当地找来几个木匠，打造了一些黑板、桌子、板凳、秋千、单杠、双杠，都没有油漆。这就是学校最初的全部家当。

育英小学学生李莉莉代表全国少年儿童向毛主席献花

　　二、开学典礼观看《米老鼠和唐老鸭》
　　1948年10月24日晚，党中央接到由北平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发出的绝密电报：蒋介石坐镇北平，命令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派出精锐部队，已于24日出发，准备突然袭击位于平山县的中共首脑机关。形势万分危急！从10月中旬起，华北军区发起太原战役。所有主力，包括中央警卫团都被派去参战。而党中央周围的卫戍部队仅有一万多人。
　　解放军总部急调中央警卫团星夜回防。平山县的中央机关和阜平县的华北局机关第二天也都接到命令，立即转移和疏散！育英学校全体师生紧急集合，背起行囊，用一天的时间急行军，到达指定的隐蔽地——滚龙沟。
　　滚龙沟是一个小山村，沟壑纵横。相传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南征北战经过此地，人困马乏，道路崎岖，不慎从马背上跌落下来。皇帝乃真龙天子，这里因此被称作“滚龙沟”。
　　毛泽东以新华社记者的名义连写三篇评论，在报纸上发表，新华社电讯同时播出。揭露了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作战计划，傅作义不明共产党底细，不敢轻举妄动，趁蒋介石刚刚离开北平，就下令部队立即撤回。
　　11月2日，第四野战军占领沈阳，东北全境解放。几天之后，各单位陆续接到可以返回原驻地的通知。育英学校全体师生告别了滚龙沟，又回到了下东峪村。
　　1948年11月21日举行开学典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育英学校宣告正式成立。这是学校真正诞生的日子。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胜利，每年都把校庆和它结合在一起举行，于是以后每年的11月7日，就成了育英学校的校庆日。
　　开学典礼非常隆重。会后集体合影，中午会餐，晚上放映了露天电影。电影是美国原版的《米老鼠和唐老鸭》，把大家逗得笑破了肚子。
　　第二天就开始上课了。每个班大约20人，都是年龄6～8岁的孩子，使用边区政府编写的教材。主要课程有国语、算术、美术、音乐、体育、手工等。
　　孩子们的服装是供给部统一发给的。因为全是“边区造”，所以发下来的服装也并不完全“统一”。有棉制服，也有呢制服。说是呢制服，其实和麻袋片差不多。黑的、红的、灰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每个人都发给了一双布鞋、一双棉鞋、一顶棉帽、一套被褥和枕头，也都是粗布缝制的。孩子们能够得到的最昂贵的器物，就是每人分到一个铜制洗脸盆。铜制品极易氧化，每个星期都要到河滩上用细沙子擦拭脸盆，以使它保持锃光瓦亮。
　　孩子们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因此健康防病和保证营养是学校领导头等关心的大事。只要是育英学校需要，中央卫生处的傅连处长都尽可能保证药品的供应。各部队向党中央送来一些战利品，领导同志把其中大部分转送给医院、托儿所和小学校。孩子们偶尔可以吃到大米和白面，更有其他地方难得一见的饼干、奶粉和罐头。
　　教室就是饭厅，课桌就是饭桌。只是在吃饭的时候，桌子上铺上一块白布，这是为了清洁和卫生。晚上点的油灯光线太暗，通常不上课，只是老师给孩子们读报纸，或者大家围坐在老师身旁学唱歌、听故事。
　　1949年的春节到了，每个人都得到两张“新边币”，可以买一些零食。孩子们从小到大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钱。初二那天，杨尚昆在百忙中抽空来看望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顺便看看儿子和女儿（小二和小妞）。没有什么礼物，就放了3颗信号弹，当作节日的礼花。
　　天真烂漫的孩子们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大战役结束，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准备渡江，新中国快要诞生了。
　　三、刘伯承5岁女儿被特务暗杀
　　北平和平解放了，中央办公厅立即派出干部，参与接收北平，为将来接待中央机关进驻尽早做好准备。孙统一副校长也是随团来北平打前站的工作人员之一。不过他的任务是为育英学校勘定校址。
　　孙统一副校长看中了万寿路最西端的一片旧军营。抗日战争期间是一所小学，后来成了傅作义骑兵部队的马厩和军需品仓库，有一些房舍可资利用。最主要的是，邻近有中央书记处和中央警卫团，将来在安全上有充分的保证。那时，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全国领土还有一大半没有解放，保证安全可以说是高于一切的首要问题。这是有血的教训的。1945年8月18日，延安洛杉矶托儿所里刘伯承5岁的女儿刘华北，在半夜里被偷偷潜入的特务分子暗害。此案一直未破，成了延安幼教工作者心中挥之不去的心病。
　　经中办主任杨尚昆拍板，孙校长的选址方案被批准了。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第10天，3月23日，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从西柏坡出发开赴北平。3月25日毛泽东进驻香山双清别墅。
　　4月22日，育英学校也告别下东峪村，迁往北平。浩浩荡荡的汽车队伍开出了崎岖的山道，进入广袤的河北大平原。
　　有人叫道：“快看，那个冒烟的东西跑得多快！”老师耐心地解释说：“这是火车，能拉很多东西。它烧煤，所以冒出很浓的烟。”
　　到达保定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宿营地是一座教堂，门口有一盏很亮的电灯泡，耀眼的灯光照射得如同白昼。晚上是睡在礼拜堂的地板上，下面铺上稻草。礼拜堂里也有一盏电灯，熄灯时怎么也吹不灭。大多数同学从来没见过电灯，不知是怎么回事。
　　4月23日下午4点多钟，车队到达北平的永定门。由这里经天桥、前门、西单、复兴门、公主坟直奔新校址——西郊万寿路。初到大城市，一切都那么新奇，令人目不暇接。高大雄伟的城垣、古色古香的牌楼、繁华热闹的商店、路口上交替闪烁的红绿灯、梳“羊尾巴头”（烫发）的摩登女郎、穿没有领子的衣服（西装）的绅士，简直像魔幻一般。“铛铛”作响的有轨电车隆隆驶过，里面灯光明亮，挤满了人。由于刚刚认识了火车，所以有人一口咬定“这是火车进了城”。解放军战士和留用的旧警察并肩站在道路中央指挥交通。解放军战士向进城的车队敬礼，而旧警察们却表情呆滞，无动于衷。
　　两天的征程和一路颠簸，人人身心疲惫。到了驻地，急急吃过晚饭，倒头便睡了。第二天醒来，大家才看见朝思暮想的新北京、新校舍是一幅何等破败的景象！

　　四、1950年后的各届新生不再男女分班
　　这是在荒野上一处孤独的残破军营，四周几乎没有人家。遍地是荒草和废弃的工事，到处是弹坑，地上撒满了子弹壳。所有院墙上都用白石灰画着大圆圈，据说这里经常有野狼出没，画白圈是为了吓唬野狼的。
　　清理旧战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随处可以捡到没有爆炸的炮弹、手榴弹和生了锈的子弹。这些危险品都被及时收缴上来，统一销毁了。就在清理旧战场的时候，一位警卫战士触发了地雷，不幸牺牲。经过解放军工兵营的清扫，排除了所有战争遗存的危险品，建设新家园的工作全面展开了。
　　孙统一副校长卓有远见地指示保留一座碉堡不要毁坏，留作将来学校的一处景观。后来在碉堡顶上修建了一座凉亭，附近用渣土堆起两座假山，真正成了孩子们最爱去玩的地方。
　　中央书记处决定改组育英学校的领导班子。学校正式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成立校董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任主任、名誉校长，曾三、傅连、邓典桃、李伯钊、刘建勋、李一纯为校董会委员。校董会通过组织手续，又调来了一批年轻教师，其中不乏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部队里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
　　1950年8月，中央办公厅调韩作黎同志任育英小学副校长，他当时任北京育才小学教导主任。孙统一同志坚持把校长的位置让给韩作黎。他说，既然我们是来创办学校，搞好教育当然是首要目标，应当由懂得教育的同志担任校长。校董会高度赞扬了他工作第一、不计个人名利的高贵品质，并且接受了他的建议。韩作黎最终成为著名的人民教育家，是和孙统一副校长举贤让贤，甘当无名英雄分不开的。
　　王恒同学在到达北平的第二天，突患阑尾炎，必须马上开刀。北平刚刚解放，市内最好的医院都是私人开的，收费很高。育英小学虽然直属中央办公厅领导，却付不出高昂的医疗费。通过北平市军管会介绍，最后被送进国民党的陆军医院。这所医院，除了有一名解放军派出的军代表以外，其余全班人马都是国民党留用人员，连住院的伤病员，也都是国民党兵。国民党军医的医术很高，也很敬业，手术很成功。在住院养伤期间，有个“国军班长”对败在共产党手下很不服气，埋怨傅作义太软弱，要和这个“小共匪”辩论。就这个当口，外边传来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消息，他简直不敢相信，强大的国军怎么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续丢掉南京、上海两大城市！还没展开辩论，事实就无情地宣判了国民党政权的覆亡。
　　1949年秋季开学，总人数已经接近200人。对有些同学来说，这已经是第四次上一年级了。现有的10个班学习苏联经验，实行男女生分班制，直至毕业。但是从1950年以后的各届新生，不再男女分班了。
　　学生来源扩大了许多，有一些一直跟随父母的孩子，现在也纷纷送了进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和李讷、侄子毛远新、毛岸英之妻刘松林的妹妹张少华（邵华）、张少林等人就是这个时期进入育英小学的。过去因为战乱，很多同志把年幼的子女寄养在老百姓家里，后来重新找回，比如彭真的儿子傅锐、女儿傅彦，黄镇的女儿黄文等。
　　五、山西老红军看大门忠于职守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国家政权的建设，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调入北京工作，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也一同到来。干部子弟学校的接纳能力远远赶不上需求。
　　从1951年起的三年，学校进入了连续三年全面建设的高潮。陆续修建了宿舍区、教学区、食堂、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校医院。除了医院和洗衣房，所有新旧建筑都用一条走廊串联起来。虽然校舍是全新的，但是设计标准并不高，使用的建筑材料也尽量简朴，强调的是施工质量。
　　1953年新校舍落成，名誉校长杨尚昆特意请朱德总司令为育英小学题词，镌刻在学校大门照壁墙上。题词是：“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和祖国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后来朱总司令曾偕同夫人康克清，一同到育英小学来看孩子们，同孩子们合影留念。
　　1951年“六一”前夕，老师们集体捐款，购买了一只猴子和一对火鸡，作为给孩子们的礼物。后来几经扩建，在学校北墙根建成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动物园。
　　学校仍然实行供给制和寄宿制。伙食是部队的中灶标准。被服、生活日用品、教材和文具则全部由公家发放。四季服装加鞋帽都是统一制式。最引人注目的是，每个孩子都发给一套呢子制服。走在街上，路人皆以为是中国的少年军校。其实那是用仓库里日本军装改制的，染成黑色，不比麻袋细多少。
　　周恩来的一位秘书的孩子也在育英小学读书。他注意到孩子身上穿着的小中山装，竟然是呢料制作的！
　　周恩来问：“你的衣服是谁给买的？”
　　孩子回答：“不是买的，是学校发的。”
　　“学校的伙食怎么样啊？”
　　“挺好的，老吃鸡、鸭、鱼、肉。”小孩子童言无忌，信口雌黄。
　　几天后的一个休息日，周恩来要了车直奔育英小学，当面向韩作黎校长核查情况，韩校长一一作了说明。看来，事实并不像以为的那样严重，但是，周恩来仍然严肃地指出：“你们学校的学生，都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学校有责任好好教育他们。要艰苦朴素，不能特殊化。”

周末孩子们回家，毛泽东有时委托机要秘书，有时委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外交部亚洲司有一位干部叫魏宝贵，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子女，造成浪费，影响不好。毛泽东很重视，立即将来信转批给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客车，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中央直属各大部也都派大轿车在周末集体接送子女。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刘允真）和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结伴，每次搭乘中宣部的班车，在经过中南海北门时下车。

　　学校鼓励孩子们从小自立，不用家长接送，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家。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就在其中。他们有几次甚至是从学校一直步行到家的。

　　虽然育英小学的生活条件很好，但是崇尚俭朴、反对铺张的校风代代相传。同学们身穿打补丁的衣裤司空见惯，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人人都会自己动手补袜修鞋，袜板和针线包是育英子弟走遍天涯随身必带的传家宝。

　　北平刚刚解放时，周围的社会环境比较复杂。为了保障安全，学校订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平时绝对不允许孩子外出。外人接送孩子必须有盖公章的介绍信，名单上没有姓名的孩子，即使明知是某单位职工的子弟，既不准离校，也不让探视。

　　负责看守大门的，是1935年参加革命的山西老红军张老伯。他忠于革命忠于党，执行纪律一丝不苟。不符合规定，在他面前绝没有任何通融。

　　陈毅有一次到北京开会，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结果就被那位不讲情面的老红军挡在校门外。任凭你说破大天，就是不让进去，让乘兴而来的陈毅吃了一个闭门羹。

　　下午开会时，陈毅拍拍名誉校长杨尚昆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得知原委后，感到过意不去。无奈会议一结束，陈毅就必须赶回上海，只能“下次再说了”。
    六、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回国

　　1950年秋天，育英小学迎来50多个来自苏联伊万诺沃第一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他们就是电影《红樱桃》中描写的那一批革命先辈的子弟，父母都是我国老一代革命家。党中央对他们极为关怀，新中国成立后，局势一稳定下来，就把他们接回祖国，送进了育英小学。

　　他们回国后朱德、任弼时、林伯渠代表党中央在中南海接待了他们，合影留念。

　　他们中间有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邓发的女儿邓金娜、曾三的女儿曾芳兰、萧三的儿子萧立昂和萧维嘉等人。由于在苏联长大，生活习性，甚至语言都已经完全苏联化了。学校为他们开设了中文补习班，请来了翻译，建立了西餐厅。最重要的是尽快帮助其中一些孩子找到他们的父母。韩作黎校长熟悉这些情况，那也是费尽周折，花费了二三年才告结束。亲人相认的场面是非常感人的。有的父亲或母亲牺牲了，另外组织了家庭；有的父母在外地工作，千里迢迢赶来。孩子长大了，他们之间已经不相识，语言又不通，相见时只能久久地拥抱，泣不成声。还有的孩子父母亲都已不在人世，或者没有留下线索，始终没有找到亲人，成了真正的孤儿。不过令人宽慰的是，他们并不孤独。他们来到了育英小学，老师和校长就是他们的父母，同学就是他们的兄弟，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们长大以后写回忆文章，题目就是《韩校长是我们最亲的人》。

　　这些孩子们都非常争气。当中文补习到一定程度以后，年龄大些的孩子又回到苏联上大学。年龄小的孩子则留在育英小学学习。年龄半大的28个孩子，程度相当于中学，被送到哈尔滨中长铁路苏联学校用俄文继续学习，准备将来去苏联上大学。送走这28名学生后，韩作黎校长满怀深情地说：“咱们今天又送走了28个布尔什维克。”

　　中直育英小学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接纳了许多东南亚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就读。他们毕业后有许多人返回自己的祖国，也有一些人长期留在了中国。他们长大后都把育英当成了第二个家，校长和老师是他们的亲人。

　　中直育英小学也曾有过不幸。国民党特务利用万隆会议之机，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中国代表团成员多人壮烈牺牲，其中就有烈士的子女在育英小学学习。烈士子女所在班级举行了“为了和平”的班会，共同追悼先烈，激励后人。

　　七、毛主席题词“好好学习”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同志逝世，对育英小学的孩子们尤为刻骨铭心。他的几个子女都在这里上学，是同学们最要好的伙伴。他们失去父亲，同学们也如同失去了自己的亲人。

　　1953年3月6日下午，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学校里顿时哭声一片。

　　老一辈革命家把江山打下来了，但他们不能抗拒自然规律，革命事业还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队建立。1950年6月10日，育英小学建队，第一批入队的是13名年龄最大的同学。新队员们为能佩戴用烈士鲜血染成的红旗的一角而感到自豪。

　　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中直育英小学都派出代表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观礼。1952年国庆节，育英小学学生李莉莉代表全国少年儿童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主席献花。

　　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加入少先队就意味着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接革命的班，靠的是忠诚和知识，是“红与专”。在中直育英小学，从来没有将“红与专”对立，他们把二者看作一个统一体。这里没有“品质恶劣”的孩子，只有学习成绩暂时落后的学生，这是少数孩子迟迟不能加入少先队的主要原因。

　　育英小学学习空气浓郁，人人力争上游，还来源于领袖的殷切期望。

　　1952年“六一”儿童节前，毛泽东主席通过他的女儿李讷，送给育英小学一个珍贵的礼物。他亲手书写了“好好学习　好好学习”的条幅。全校师生欢欣鼓舞，制作了玻璃镜框，把它高高悬挂在校部大厅里。韩作黎校长号召全体师生，以此为鞭策，好好学习，长大了成为毛主席所希望的接班人。

　　育英毕业生升入市重点中学的比例最高，全凭自己的实力。50年代，领导干部作风正派，走后门谋私利的现象极少发生。学生升学和入学只看成绩，不靠关系。少数未能升入志愿学校的学生中，就有当时北京市主要领导的孩子。

　　“好好学习”不仅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它同时还强调高度的思想觉悟、高尚的道德情操、远大的革命理想。卓娅、马特洛索夫、董存瑞、黄继光……都是孩子们心目中的榜样。

　　在育英小学没有沉重的课业负担，不感到升学的压力。孩子们无忧无虑而又充实有意义地生活着，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是当时最大的特色。

　　胡乔木同志有一次来参观学生成绩室，他提出要把对学生爱祖国、爱科学的教育结合好，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参加进来。能动手就自己动手，使他们看得见，摸得着。学校为此组织了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小组。木工组、模型组、米丘林组、动物组、气象组、舞蹈队、合唱队……培养孩子们广泛的兴趣，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

　　育英小学特别重视开展体育运动。拥有全国唯一一座小学室内体育馆，学校提供了所有当时能够提供的最好的条件和最充足的运动器械。田径、球类、冰上运动都有上好的成绩。女生和男生同场踢足球，在建国初期就开创了女子足球运动的先河。

    八、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

　　共产党一夺取政权，就面对供给制与薪金制两种分配体制并存的局面。入城之初，各行各业的职工和工人都发放工资，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原则上“原职原薪”。工资中包含维持家属生活的各项费用。而共产党军政人员却仍然执行从解放区延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所谓供给制，是吃穿用都由公家定额配给，每月发给差额不大的津贴。表面上衣食无忧，却只能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其微薄的津贴不包括负担家庭和子女教育的费用。他们的子女只能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集体过供给制生活，统统由公家管起来。干部子弟学校是供给制的影子。只要供给制还存在，干部子弟学校就无法取消。解放初期，全国地级以上单位，差不多都分别或联合建有党、政、军系统的子弟学校，执行统一的组织和财务制度。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供给制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时难以接受薪金制。朱德说：“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火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毛泽东说，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首先要在党内统一思想，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最终导致供给制取消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恰恰是供给制自身。单位不论大小，都要有一个维持供给制运转的编制，他们不创造却大量地消耗着财富。全国总和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给制与薪金制两种分配体制并存的局面。入城之初，各行各业的职工和工人都发放工资，国民党政府的留用人员原则上“原职原薪”。工资中包含维持家属生活的各项费用。而共产党军政人员却仍然执行从解放区延续下来的供给制（包干制）。所谓供给制，是吃穿用都由公家定额配给，每月发给差额不大的津贴。表面上衣食无忧，却只能解决个人的生活问题，其微薄的津贴不包括负担家庭和子女教育的费用。他们的子女只能送进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学校，集体过供给制生活，统统由公家管起来。干部子弟学校是供给制的影子。只要供给制还存在，干部子弟学校就无法取消。解放初期，全国地级以上单位，差不多都分别或联合建有党、政、军系统的子弟学校，执行统一的组织和财务制度。

　　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对供给制怀有很深的感情，一时难以接受薪金制。朱德说：“我们是在供给制条件下过来的。打仗不要钱，火夫不要钱，什么都不要钱。革命成功就靠这个制度，将来建设新的国家也要靠这个制度。”毛泽东说，我们和国民党不同，大家是来革命的。“革命有生命危险，生命既准备牺牲，何况薪水这小小的东西？”取消供给制，实行薪金制，首先要在党内统一思想，而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最终导致供给制取消的诸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恰恰是供给制自身。单位不论大小，都要有一个维持供给制运转的编制，他们不创造却大量地消耗着财富。全国总和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成了国家沉重的负担。

　　1955年8月31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命令，将包干制待遇一律改为工资制待遇。改行工资制待遇后，工作人员个人及其家属的一切生活费用，均由个人负担。国务院命令的颁发和执行，郑重宣告供给制成为历史，干部子弟学校体制走向了终结。

　　从1955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新生报到时须缴纳学费。学费由课本费、学杂费两个部分组成。如果有条件继续实行寄宿制，应增加伙食、住宿等相关联的费用。从1956年开始，全国所有干部子弟学校的整个儿建制，包括人事关系划归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1956年，中直育英小学改称北京育英小学，划归海淀区教育局管辖。韩作黎被任命为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后任局长兼党组书记。新的入学条件是革命遗孤烈士子女，父母双方出国、家中无人照顾，父母到边疆工作、无人照顾。必要时也可以考虑就近入学。

　　转轨之后，供养子女继续上寄宿制学校，对于大多数党和政府部门的干部，甚至最高级别的干部，都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不少人1955年9月1日刚一开学，就把子女转到城里上普通学校了。其中包括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陆定一的女儿陆瑞儿等人。而有些人，比如胡绳的儿子胡伊朗等，则改为走读。

　　取消供给制受影响最大的是众多烈士遗属。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家庭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坚持自己克服困难，不向组织上伸手。以秦邦宪的遗孀张越霞为例。50年代初，她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的职务，单靠自己的工资，难以供养6个子女。于是杨尚昆亲自出面，为每个子女申请到每月20元的生活补助。后来有关部门查出有人贪污了博古的一笔稿费，追回将近1000元钱，组织上将这笔款子转给了张越霞。她拿到这笔钱后，主动把孩子们的生活补助额度退了。

　　“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掀起过一股“砸烂干部子弟学校”的巨澜。干部子弟学校身背“脱离群众”和“特殊化”的骂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也都以为那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温床。许多老师因此受到冲击，遭受严重的人身侮辱。与刘少奇有过接触的老师更是被戴上了“刘少奇孝子贤孙”的大帽子，整得死去活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打砸抢的机会，肆意劫掠公私财物，几乎使学校的珍贵财产和文物损失殆尽。

　　此后北京育英小学又曾数次易名。从1972年起扩建，招收了中学生，学校定名为北京育英学校至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为它题写了新的校名，悬挂在学校正门。

　　中直育英小学从创办至今已经60年了，它的毕业生遍及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当中既有国家的部长、省长、书记、将军，也有科学家、企业家、教育家、作家、学者、医生、外交官、公务员、工人、农民。不论职务高低，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九、韩作黎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边区造”特色

　　育英小学的孩子们从小就牢牢记住，自己是普通的劳动者；现在学习知识，将来要把一切都献给劳苦大众；同学间不问父母是谁，没有攀比父母职位高低的风气；孩子们从小就关心天下大事，怀抱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孩子们从小就爱护集体，团结得像亲兄弟，学校就是家；孩子们从小就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不懂得趋奉和世故，不惧怕权威。

　　这就是育英小学的校风，从每一个毕业生身上都能感受到这种共同的品质。

　　学校作风的养成，来自它的带头人。1997年5月11日举行了“韩作黎教育思想座谈会”。众多昔日的教工和学生到会祝贺，也包括两位主席的女儿：李讷和刘涛。韩作黎教育思想带有鲜明的“边区造”特色。而用学生们自己的话来说，可以归纳为一个字，那就是“爱”。

　　曾生将军的儿子曾世平出奇地调皮，连薄一波、叶剑英、廖承志都有所耳闻。一天晚上熄灯后，他带着几个同学，翻墙到邻近的中央警卫团看电影。老师们发现孩子失踪，异常焦急，全体出动，四下寻找。班主任杨树民老师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严肃提出批评。曾世平毫无悔意，竟然挥手重重地扇了杨老师一个耳光。面对如此的粗野和无理，杨老师强忍住内心的冲动，没有还手，平心静气地把他送回了宿舍。曾世平等人为此受到韩校长的严厉批评和处罚。

　　1960年，曾世平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学习。回广州过暑假途经北京，他特意返回母校找到杨树民老师，庄重地向他致以军校学员的敬礼。他为自己当年的错误在内心歉疚了10年，诚恳地请求老师接受他迟到的道歉。杨老师以他真诚的爱赢得了学生的尊重和爱戴，这种爱在每一位教职员工身上都能找到。这就是韩作黎教育思想的集中体现。

　　涛涛和丁丁是育英小学的学生，刘少奇曾经作为家长到学校视察过建设情况，参观了整个儿校园。1954年12月24日，刘少奇和王光美又把两个孩子的班主任郭象慧和王衍茹老师，还有校长韩作黎请到中南海，了解子女的学习情况。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教育质量的好坏，现在固然可以看出一些。但真正要看出来，还在10年、15年以后。也就是要看你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的表现如何。如果表现好，群众拥护欢迎，那就是你们的教育质量好。你们要经常注意，不要叫人家10年、20年以后来清算你们的教育思想。”

　　就这样，韩校长把自己的一言一行，把老师们课堂上和课堂外的表现，都上升到“教育思想”的高度。他认为真正成功的教育是树立人生观的教育，是对学生一生负责的教育。

　　中直育英小学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哺育在中央办公厅的襁褓之中，奔走在崎岖的行军路上，跟随党中央一同来到北京。直到现在，育英小学的同学们仍然坚持每年都聚会，重温母校的历史，鞭策着自己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http://www.crt.com.cn/news2007/N ... KFHDBADBKDH0_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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