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华东医院调查报告 (1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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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活样板－－上海华东医院调查报告

上海第一医学院《新上医战报》调查组
上海市大专院校《教育革命》编辑部1968年2月 第三期

　　华东医院是一所“名闻全国”的高级干部医院，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和上海旧市委的一颗掌上明珠，也是他们苦心经营的老爷医院中的一块活样板。
　　华东医院(现称延安医院)的前身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办的“宏恩医院”，1951年8月1日由华东行政委员会接管改名。它的服务对象是×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和文化界的一些所谓知名人物。它拥有全国第一流的医疗设备和优美舒适的疗养环境，它能随时调动全市以至全国医务界的“权威”人士。它受前卫生局黑党委书记何秋澄的直接领导，得到了上海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陈丕显的特别关心，也受到大党阀彭真、杨尚昆等人垂青。华东医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了医院大权，在他们的黑后台的支持下，长期以来，公开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对柯老的严厉批评阳奉阴违。他们利用优越的医疗条件，大搞资产阶级的特殊化，大搞物质刺激，宣扬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推行剥削阶级的养身之道，用颓废糜烂的生活来腐蚀我们的革命干部。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利用医院大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党活动，把人民的医院变成刘邓黑司令部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顽固堡垒。
历史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不可阻挡的红色巨流，冲垮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所盘踞的一切阵地。今天，华东医院成了揭露老爷卫生部和上海黑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在医务界犯下滔天罪行的最好的历史见证人，它象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上海卫生战线上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揭开黑幕，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活生生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搏斗的场面。

　　一、修正主义的温床 腐蚀干部的染缸

　　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派陈丕显之流通过他安插在卫生局和华东医院的爪牙，打着“关心干部，照顾首长”的幌子，使尽各种手段，干绝了拉拢和腐蚀干部的勾当。
　　(一)旅馆菜馆小家庭，腐蚀干部大发明
　　“三化”(即医院旅馆化、饮食菜馆化、病房家庭化)是华东医院的一张王牌，是它广为吹嘘的“优秀经验”。
　　“菜馆化”，即病人要吃什么有什么，现点、现炒、现吃。七、八十个病人，一顿饭到有三、四十种菜。病员伙食一般每月40—50元，甚至100元以上。个别人在这种“菜馆化”的腐蚀下，整天鸡、鸭、鱼、肉，而且吃鸡只吃鸡腿，吃鱼只吃河鱼河虾，吃菜只吃菜心。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某些人钻进这里，借吃药为名，大吃补药及付食品，有的竟在这里吃了三年。
　　“家庭化”又是什么货色呢?一个慢性病症病人住院，他的会客室、夫人卧室、秘书室、警卫室、会诊室同时占了十大间。即使这样，何秋澄还指责说：“家具和窗帘都是白色的，简直象孝堂”。于是，病床桌椅也马上漆成咖啡色，以便“彻底家庭化”。同志们!这是什么阶级的家庭?难道还不是道道地地的苏修高薪阶层生活的翻版吗?
　　(二)大官小官界线分明，等级森严狼子野心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又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但医院走资派却打着“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旗号，故意制造森严等级，妄图引诱干部闹名利，争级别。医院按干部职位不同，分为“特高干”，“高干”，“普高干”，而病房布置也相应分为三级，特高干病房一一一人一套房间，成套沙发，丝绒窗帘，高干病房一一单人房间，较完善的家具；普高干病房一一四人一间房间。至于用药、会诊、伙食等等也分为三个等级，差别极大。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信忠任卫生部副部长时，看病住在四楼。65年升任部长，仅仅因脚癣感染，医院走资派就急急忙忙送他住一楼东面(最高级的病房)，享受更加特殊的照顾。何秋澄也常来床边陪伴，用药也要用每颗三角二分的进口灰黄霉素(国产一粒仅四分半)。而一位级别较低的病员病危时，几次要见医院领导，向党组织作临别谈话。但医院走资派却借口要陪一位首长夫人休息，推辞不去。
　　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制定了一条什么，“兵对兵，将对将”的原则，高干看病必须请专家才能门当户对。在他们的纵容下，这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也就故弄玄虚、卖弄“本领”。这些“专家”经过“认真、细致、负责”的诊断后，往往是小病变大病，无病也有病。如某干部因开会之便，慕名来院，经周身检查，一切正常。但医院走资派为扬名捧场，就指挥“专家”们“沙里淘金”，在眉梢旁的一颗黑痣上做文章，煞有介事地说：“这个痣，一定要抽时间来动手术啊!……”。某省委书记仅为了扁桃腺上生一囊肿来院检查，黑总支就抓住良机，派院长反动学术“权威”薛邦琪亲自挂帅，调兵遣将，搞了个七科专家大会诊，进行了听机能试验，运动试验，钡餐试验，心电图，超声波，X光摄影等全套检查，真是五光十色，应有尽有。在用药上也是如此，高干用药要进口货。在这些洋奴才的眼中，廿年前的外国解热镇痛药也要比中国大跃进的新产品好，因而不惜功本，大量进口药品。
　　(三)糖衣炮弹攻心，营养补品迷魂
　　利用补药来作为毒害人们政治生命的腐蚀剂，借此进行潜移默化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是上海旧市委陈、曹、杨之流和华东医院走资派的又一“创造”。在这所仅为极少部分人服务的医院里，一个月发出的滋补药品量有时竟相当于全市中药店同时期的发货总量。在一位“参医生”的笔下，一帖中药价值甚至可达千元以上。这里吃维生素就如吃五香豆，住院病人100%从头到尾使用维生素，蜂皇糖浆都是免费赠送，人参、滋补膏、洞天长春膏、补血益气膏、桑椹膏等也是家常便饭，一天要发出十几斤。病员常是一大包一大包地领回去，自己吃不完，便由老婆孩子一起享用。上海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陈丕显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家大小每年吃人参耗费公款都在数万元以上。1961年，他的臭老婆谢志诚一人中药补药费就化掉劳动人民血汗一万六千多元，而且越吃越精，每次都指名要吃价格高昂的野山人参(17O元一两)。更有甚者，还搞些荒唐离奇的江湖“秘方”来治病延寿，如“黑芝麻与首乌”、“鹿心”、“鸡冠与羊睾丸”……，花样百出，无奇不有。
　　在这种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下，一些病员每次门诊总离不开一长串补药，有的病人还洋洋得意地对医务人员吹嘘：“你们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我服一贴药。”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上述情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四)活命哲学、潜移默化、医疗措施千奇百怪
　　怎样对待生与死，这是世界观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分水岭。
　　资产阶级是个人第一，贪生怕死，把个人的享乐建筑在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泪和尸骨上，他们信仰着“好死不如赖活”“丢了脑袋还有什么原则”的活命哲学。而无产阶级却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为了光辉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就指出了生命的最伟大的意义。
　　但华东医院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们，利用医疗这块阵地，拼命地向干部灌输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妄图潜移默化地腐蚀干部的革命晚节，以实现他们复辟的阴谋。请看下面典型例子。
　　如某干部患有慢性病，住院多年，医院走资派从不鼓励他用顽强的斗争意志去战胜病魔，却捕风捉影地说他的腹泻与饮水有关，下令将全国几个地区饮水送往上海多次化验，实际上，根本查不出足以引起肠胃紊乱的原因。有一次该病人去杭州后又发病，于是就把病因归结为杭州水不净，只有上海的水才能饮。因此，为“保证首长健康”，在该首长去广州开会时，还专程带去救命的“上海水”。即使是这样，“专家们”还嫌不够，还想提议饮蒸馏水代替，真是荒谬之极!
　　如果真要这样才能生活的话，我们的干部还能不能为革命而工作?那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和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走资派就是这样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企图叫我们干部拜到在病魔之下，让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对此，柯老曾尖锐地指出：“你们把我们的干部，搞得吃饭数米粒，走路量米尺，走进树荫加件衣，要把棺材放在旁边，才能生活”。一针见血地道破了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此阳奉阴违，拼命顽抗。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下，有的干部初来时富有革命朝气，可没住上三个月就变成不关心政治，饭菜稍冷就大声训斥工人，病愈了也不愿离开医院的人了。
　　在这样的修字号老爷医院中，阶级敌人正在用软刀子割我们的头，消磨我们干部的革命意志，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可我们的某些干部还不觉痛，看不透他们的鬼把戏，正在舒舒服服的修下去，这是多么危险啊!
　　(五)修心、养身、和平演变
　　1962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柯老也指示要在华东医院病员中建立党支部，加强病员思想革命化，不要把医院变成某些人的防空洞。医院走资派对此怕得要死，在他的后台老板的支持和怂恿下，瞒上欺下，进行抵制。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草草建立了一个党小组，但又以“高干思想不好抓”为借口，拒不开展正常的党组织活动。他们对一些病员提出大抓毛著学习的迫切要求和切实可行的革命措施置若罔闻。一些病人忍不住写信给旧市委，却落到他们后台老板陈丕显手里，他们吓得要死，连忙向该病人施加政治压力，不等病愈就把他赶走。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在整个华东医院的病房中，竟没有一张毛主席像。有的病员出自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自己带来了毛主席像准备挂在墙上，也受到百般刁难，说是有损于病房的美观。有的病人要挂毛主席语录，医院走资派竟说：“贴了它，病人都不肯出院了”。他们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竟敢如此狂妄放肆。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们还用“防止多用脑子”的借口，不让病员看报、看文件、听新闻，以此来剥夺他们的政治活动权利。
　　无产阶级政治进不了病房，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毒素却能畅通无阻。医院走资派大肆宣扬养病就是要“轻松、逍遥”的谬论。让病人听轻音乐，写字，种盆景，欣赏颓废透顶的古画破字，还大量出借宣扬资产阶级生活的画集书刊，放映《第四十一个》、《雁南飞》、《苏小小》等毒草影片，甚至要护士学跳舞、游泳、打麻将等“更好地为首长服务”。搞得一片乌烟瘴气。他们就是企图用这个黑色染缸来消磨我们革命干部的意志，腐蚀我们革命干部的灵魂。
　　更恶毒的是，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借口要“照顾首长健康”，把一些革命干部调离战斗岗位去“休息”，借此来篡夺领导权。连想到五三年陈丕显与高、饶一唱一和，借“关心毛主席健康”为名，要主席“休假”，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我们，那些窃居党内要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打着“为首长服务”的旗号，利用华东医院这块阵地竭力腐蚀我们的革命干部，培养修正主义的特权阶层，进行着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勾当。革命的人民，必须有高度的警惕，切切不可掉以轻心啊!

　　二、推行奴化教育 培养驯服工具
　　华东医院黑党总支秉承老爷卫生部和上海黑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旨意，不仅处心积累地腐蚀我们的国家干部，而且利用他们篡夺的华东医院的大权，在医院内千方百计地对医务人员进行奴化教育，灌输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力图培养一套受他们支配的医疗班子，为他们反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
　　(一)挑选人员，四大标准
　　为了保证修正主义路线的贯彻，医院走资派牢牢地把住挑选人员这一关。以护士为例，他们的标准是：第一外形要精干些，傻呼呼的不行；第二，要机警灵活，能摸准老爷的气候，做在老爷开口之前；第三，要吃得起苦，就是不管老爷怎样奚落、责骂，都要经受得住，毫无怨言；第四，咀快的不行，以免把他们搞的丑事声张出去。这四个条件基本满意以后，还要派到陈丕显的臭老婆谢志诚那里去实地“考试”一番，医院走资派还恬不知耻地吹捧谢志诚说：“经过你培养考验的护士真是过得硬的。”看，那些爪牙们对他们的主子竟是如此地奉若神明，言听计从!
　　(二)奴化训练，名利教育
　　医务人员刚来到华东医院，医院走资派就迫不及待地对他们进行专门训练，给他们扣上奴隶主义、个人主义的精神枷锁，这种训练短的要几天、长的要1一2个星期，教育内容以后还要不断强化多次，唯恐受毒不深，用时不能得心应手。
　　他们首先给医务人员灌满资产阶级名利地位的迷魂汤，宣扬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腐朽世界观和那套“好好干，往上爬”的市侩哲学，甜言蜜语说上一番：“你们这些好同志不错呀!都是外面挑来的，将来培养培养有前途，可以做多面手，可以从业务上来培养……。”对南一楼(特高干区)的医务人员，更捧得高些：“你们是给首长服务的，是各医院的尖子。”使他们树立高人一等思想，扎下“好好干，可以出人头地”的思想根子。
　　1962年，医院走资派还特地请卫生部副部长傅××来现身说法，鼓吹什么：“你们可以接触很多高级首长，可以周游全国，还有出国的机会”，等等。医院走资派马上趁热打铁道：“傅部长给我们作了多么宝贵的指示，要求大家按照傅部长的指示去做。”就这样，给某些医务人员的思想蒙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灰尘。
　　其二就是所谓“保密”教育，口口声声要大家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实际上是以此来束缚医务人员的思想，听凭那些老爷胡作非为。他们规定，凡保健科工作人员，医生知道的不能告诉护士，护士知道的不能告诉医生，张医生管的事不能告诉李医生。工作任务是单线布置，单线汇报，连支委会党小组会都不能涉及工作，也不能淡及工作时的思想情况。他们还规定：“凡市委教育卫生部、组织部、办公厅、华东局及卫生局何书记交待的任何事，不管对不对，一定要执行，这是组织性问题。”甚至威胁人们说：“如果出了差错，你们的小性命抵给人家，人家也是不要的。”卫生部头号走资派钱信忠曾公开宣扬：“医务人员要有高度的任劳任怨精神。”高度到什么样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医院里作了一个注脚，说是“为病员服务，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主子和奴才一唱一和，露骨地宣扬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使医务人员成为他们俯首听命的奴隶，丝毫不能有半点怀疑和反抗。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那些党内走资派公然对抗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其恶毒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这些家伙还有一个“法宝”，就是千方百计地消除人们头脑中的阶级斗争观念，抹杀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的阶级斗争。林彪同志说过：“对老干部，是必须做阶级分析的，有很多老干部是保持了原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可是有些老干部，进到社会主义时期，没有跟得上，没有变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战士，而是停留在旧的民主革命阶段，有些就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变成新的资本主义分子。”但是，医院走资派却一贯宣扬：“高干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他们经过长期艰苦的阶级斗争，经历了枪林弹雨和敌人的严刑拷打，健康上受了很大的摧残，现在又担负了繁重的领导任务，党培养这些干部是不容易的，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服务。”他们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教育，他们就是工农兵的代表，为他们服务好，就反映着我们的阶级感情。”这实际上是要医务人员不作阶级分析，不分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要是干部，就要心悦诚服地为他们服务，报以满腔热情。更可恶的是他们竟把地方党组织与党中央混淆起来，说什么：“反对一楼任务，就是反对市委任务，反对市委任务也就是反对中央任务。”总之，这些家伙拼命地要把广大医务人员的阶级斗争观念磨灭掉，使他们对发生在华东医院内严重的阶级斗争置若罔闻，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便利自己推行修正主义的办院路线。
　　(三)物质刺激，思想腐蚀
　　医院走资派对业务好的医生护士捧为掌上明珠，惯用物质作诱饵，诱骗某些医务人员一心一意地为老爷们服务。
　　至于从思想上腐蚀的手段那就更多了。
　　在医院里大放才子佳人等毒草影片、香港电影和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不仅毒害了住院的干部，也毒害了广大医务人员。
　　甚至借口政治上的需要，要护士去学跳舞，等等。
　　在这种香风毒雾的熏陶下，一些医务人员的思想在不知不觉地起着变化，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毛主席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医院走资派却竭力推销“只要业务．不要政治”的修正主义黑货，宣扬“业务好就是政治好的表现。”实质上他们要的是资产阶级政治，而不要无产阶级政治。在63一64年医院黑总支树起了两个标兵，都是只钻业务不问政治的人，甚至不顾群众反对，把一个只钻业务不问政治的医师连升了二级。
　　林彪同志号召全国人民：“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是，长期以来，华东医院黑总支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指示，一贯抵制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公开叫嚷要大家“忙时少学一点，闲时多学一点”。但实际上任务忙时强调忙而不顾，任务空时又强调劳逸结合而不抓。有任务时，就不过组织生活，不组织政治学习，不过民主生活。例如在陈丕显住院期间医院走资派竟提出：“为了保证工作好，一定要休息好，为了保证休息好，可以不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一个护士违例参加了政治学习，就被叫去训了一顿。好不容易组织起一次毛选学习，他又强调这样那样任务不出席，还要下级干部随叫随到，为他办事务工作，电话几十只，呼这唤那，人员出出进进，大家根本无法安心学习讨论。1966年5月，群众主动提出要开一个毛选学习心得交流会，部分同志发言稿都已准备就绪，可是医院走资派却一个劲反对，胡说什么：“毛选学习心得交流会多开一个，少开一个没有多大关系。”×××曾提出对病员和护士讲家史，进行回忆对比，也遭到旧总支反对。有一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跑到医院恶狠狠地说：“学习毛著，把医务人员学得面黄肌瘦了。”后来又专门派人到医院检查，结果以“劳逸结合”为名，砍掉了毛著学习时间。在这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心目里容纳不下半点毛泽东思想，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与马列主义世界观是根本相抵触的。
华东医院走资派和他的黑主子一一老爷卫生部及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腐蚀青年，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罪恶必须彻底清算!

　　三、资产阶级老爷的安乐窝 牛鬼蛇神的防空洞
　　华东医院在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纵容与控制下，借“照顾”首长健康之名，满足一小撮人的资产阶级的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任意挥霍劳动人民辛勤创造的物质财富。医院沿修正主义轨道越走越远，不仅变成为一小撮特权阶层服务的安乐窝，而且成了藏污纳垢的政治防空洞，成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俱乐部”。
　　(一)资产阶级的安乐窝，修正主义的享乐场
　　陈丕显之流早有扩建华东医院的野心，由于柯老的坚决反对，使他长期不能得逞。可是就在我们敬爱的柯庆施同志逝世不久，这批篡夺了上海党政财文大权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梦寐以求的心事，终于如愿以赏了。他们扩充了南一楼的特级高干病区，在南二楼建起省级以上的高干病房。以五十万元巨资修建了两座上海最大最宽的门诊大楼。直至1966年陈丕显住院期间还念念不忘这两座大楼的扩建计划，为了对抗中央规定上海停止基本建设的指示，他亲自找医院走资派面授机宜：“上海过去造房子保险系数都打得很高，许多大厦都可以加层，南大楼也可以加层。”借口“加层”不算，基建还要大动土木，真是阳奉阴违，绞尽脑汁。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这个华东医院的“太上皇”陈丕显，为自己“疗养需要”，一道令下，医院黑总支百倍效劳，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夺下了华山路518号原戏剧学院的住家房屋，调拨巨款，停下市内12项建设工程，抽来大批人员日夜施工，限定在两星期内修建一座花园别墅式的病房，黑市委头面人物杨西光等亲临视察工程，旧市委办公厅苏×亲自坐镇，并由旧市委办公厅调拨整套华丽家具，建筑之奢华，举一例即可推想而知，那就是仅仅两层楼的洋房，却安装了电梯。完工之日请来谢志诚验收，这个挥霍成性的陈丕显的臭妖婆还嫌窗帘不够称心，要换成“乔其纱”的，医院请示杨西光，这几千元费用是否可用，杨竟大言不惭地说：“几万元也花了。现在几千元就给他换了吧!”穷奢极侈、任性挥霍竟达到如此地步。
　　陈丕显不仅把华东医院作为政治上投机买卖的工具，也作为满足个人欲望的天堂。1966年3月，他“不幸”得病住院，那些象哈叭狗一样伸长了舌头的奴才和资产阶级医学“权威”，为讨好其主子，真是马屁拍尽，坏事做绝。在医疗上，还嫌上海专家不够，派出飞机从北京、广州请来五个专家，天天为陈老爷的病会诊，院内几十个医务人员足足围着陈丕显转了三个月。在治疗上，肿瘤医院“钻60”室每晚停止接待其它病人，专候陈丕显驾到，即使这样地为专人服务，原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还唯恐陈老爷不满意，提议拨十万元美金加速从加拿大进口一台钻60放射机，安装在医院里，曹荻秋马上亲自批准，为了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点毛病的某项治疗，竟浪费了一大笔外汇，其它医药费用更是无法计算了。
　　陈丕显住院期间，生活更是荒唐到极点，老爷睡觉，还得有一个护士整夜陪坐着为他盖被子，一个护士坐在走廊里“捉”声音，怕外界声响惊动老爷。住院期间，严冬已过，但暖气却通宵不息，始终要保持在21度，略有波动，烧火工人要挨整。
　　医院黑总支在黑主子的支持下，还收纳了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煞费苦心设法满足这批混蛋的特殊要求，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前上海公安局局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是该院的常客，医院走资派吹捧他负责上海这样复杂城市的公安工作“很重要，很辛苦”，要特别照顾。一次黄主诉痰内稍带血，疑神疑鬼怕得癌症丧了狗命，便马上责令医生详为检查，将痰液送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教研组检查达1O多次，结果只是一场“虚惊”。在63—64年间，他还为黄派去一名特别护士和一推拿医生，献足了殷勤。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以“身体不好”、“体重减轻”等理由住院，医院不惜代价为他注射16元一针进口货苯丙酸诺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主诉心前区痛，而一般情况良好，根本不需要特殊护理，医院走资派却要一个护士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坐着距病床十尺的屏风后面整夜守着。前徐汇区第一书记、蜕化变质分子王均，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住院，滥用职权，胡作非为，叫饮食业部门大送全鸡、鱼翅、巧克力等到医院供他享受，把医院变成他的“世外桃源”，有人向医院走资派反映，他置若罔闻。后来事情让柯老知道了，责问他为何不向市委反映，他知事情不妙，竟公然欺骗柯老说：“我官僚主义，不了解，下面的人未向我汇报。”这种瞒上欺下，为一批混蛋大开绿灯的事例，真是举不胜举。
　　教育文艺界的一批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如瞿白音，丰子恺、赵丹、白杨、……也都是这里服务的对象，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为自己可到华东医院看病而自我标榜。社会主义的医院不为广大工农兵服务却为一批精神贵族、资产阶级老爷服务，岂非咄咄怪事!
　　(二)逃避斗争的防空洞，牛鬼蛇神的避风港
　　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是臭味相投，他们是一丘之貉。特别是在时局对他们不利时，他们上窜下跳，互相包庇，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妄图逃避斗争，蒙混过关。华东医院就是在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控制下，用作藏污纳秽的防空洞。在过去历次运动中，他们都把手下的一些喽哕塞进医院，保护起来，逃避革命人民的审判。对此，柯老在世时，早有觉察，并提出严重警告：“华东医院不要成为某些人的防空洞。”以下略举几例，以明真相。
　　暗藏在宗教界里的反革命分子沈启之，在旧市委的包庇下，先后住院十次，以偷吃硫酸镁致泻，服高锰酸钾致吐的手法，假病真做，以至逃避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历次重大政治运动。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丕显不仅借华东医院藏身，还把病房作为黑市委的地下黑司令部，魏文伯、曹荻秋、杨西光之流眼看末日将到，企图作垂死挣扎，负隅顽抗，他们经常出入华东医院，与躺在病房里的陈丕显密谋策划，层层布置，狼狈为奸，使华东医院一度成为旧上海市委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地下指挥部。
　　当着革命小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发动猛烈进攻的时候，他们胆颤心惊，闻风而跳，有的就钻进了华东医院这个避风港。
　　大叛徒常溪萍在黑市委和杨西光的策划下，于六六年九与十一月先后两次躲进医院，并叮嘱不得透露消息，后一次常溪萍足足住了三个星期，尽管他老奸巨滑，但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惧，平时藏身四楼，不敢走动，风声紧时，还与工友换床位睡觉。红卫兵来揪他时，他东躲西藏，有时钻进电梯，有时被塞进汽车里，非常狼狈，而医院黑总支也真为他献尽一片孝心，费尽全部心机，不愧为保皇干将。
　　复旦大学保皇党委书记王零于六六年8—9月在杨西光与医院走资派的精心策划下，装作腹痛病人，溜进了这所防空洞，尽管经各种检查，一切正常，院方却照收不误。还让复旦大学的一个科长前来保驾，观察动静。一待造反派战士闻声前来，立即与复旦保皇军联系，火速派兵援救，医院走资派也挺身而出，大耍鬼把戏，企图阻挡造反派，由于复旦造反派的英勇机智，百折不回的斗争，终于冲破他们布下的罗网，把王零揪了出去。
　　上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曹荻秋感到自身难保时，借口生病也住了进去。医院走资派为他虚报病情，蒙蔽广大革命群众，好让曹老头稍定惊魂，喘一口气，但在革命群众强大声势的压力下，才不得不让红卫兵将曹揪走。
　　此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医院内真不知窝藏了多少牛鬼蛇神，这些人相继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最多的一天就揪了七个。
　　综上所述，华东医院在黑市委和医院黑总支的控制下，不仅是资产阶级老爷的安乐窝，一些混蛋逃避政治斗争的防空洞，也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俱乐部”。在这里群魔乱舞，搞得乌烟瘴气，医院变成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社会上牛鬼蛇神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服务的场所，成为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场所。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字澄清万里埃。”这样的城市老爷卫生院再不砸烂，更待何时?

　　四、揭开华东医院黑幕 看两个司令部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为了击败资产阶级在医疗卫生领域内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党中央曾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革命化措施。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曾亲自对卫生保健工作作了若干次重要的批示，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意实行”。
　　事实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英明的论断。华东医院就是这样的典型。
　　(一)罪恶的政治阴谋，肮脏的办院动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廿五年前就已经明确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因此，华东医院究竟贯彻医疗面向农村、面向最广大工农兵群众，还是继续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办院方向上的一个根本的原则的分歧。
　　从陈丕显到华东医院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长期以来顽固地与党中央、毛主席对卫生保健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指示背道而驰，千方百计保存华东医院的种种特权，拼命地把它纳入修正主义的轨道。他们梦寝以求的是：把华东医院办得规模大大的，设备新新的、专家权威多多的、资产阶级味道浓浓的，成为修正主义老爷们的“资产阶级俱乐部”式的政治交易所。这样既能满足他们奢侈的欲望、填补他们空虚的灵魂，又可以作为诱饵来笼络其党羽，巴结黑上司，麻痹和腐蚀各省市甚至是中央的革命干部，为其黑主子刘少奇篡党篡政、实现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作为华东医院政治支柱和后台的陈丕显就曾公开说过：“华东医院就是我们自己的医院，华东医院的事我都得管。”这就一言道破了这座修正主义的老爷医院在陈丕显心目中所处的地位。那些黑市委的爪牙们，为了掩盖其资产阶级的办院方针，常常用一些非常动听的词句来蒙蔽广大的医务人员，完全脱离了阶级分析，说什么：“高干就是工农兵代表，为一个高干服务就是为几千个工农兵服务。”而那些已演变为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叛徒和工贼们也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工农兵的化身。陈丕显常常恬不知耻地吹嘘说：“我世界观已经改造好了，如果不改造好会有这么多人来替我服务吗?”他们企图利用广大医务人员对革命干部的尊敬，让他们永远成为替少数城市老爷服务的工具。
　　然而，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柯庆施同志却始终如一的坚持面向工农兵的办院方针。坚持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反对扩大干部与群众的差别，与陈丕显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也曾坚决抵制了修正主义毒素的侵蚀。两条道路、两个司令部的搏斗，在前华东医院集中地表现出来。
　　(二)明目张胆抗拒中央决定，千方百计保留老爷特权
　　一九六二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滋补药品自费问题的决定”，堵塞了一小撮养尊处优的修正主义老爷贪污舞弊的一条道路，然而那些被修正主义活命哲学浸透了骨髓的老爷们和那些自称肚子里可以长出一颗“人参树”来的太太们，又怎么能甘心放弃他们享受补品的特权呢?免费供应的补品补药，名声赫赫的专家权威，数一数二的医疗设备这本是构成华东医院这块金字招牌的三大要素，如今补药自费，那华东医院的魅力，不是大为逊色了吗?难怪医院走资派要大声怪叫：“这是完全脱离实际的决定。在华东医院根本行不通。”黑市委内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出于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擅自决定华东医院不受这一决定的约束。这样华东医院滋补药品大量浪费的现象依然如故，而且出现了有些高干病人在北京看病却非要到上海华东医院配药的古怪事情。而那些资产阶级的专家、反动的学术“权威”，也就利用了某些干部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竭尽奉承拍马之能事，尽量投其所好，拼命推销活命哲学，使少数干部整日陶醉于资产阶级的养身之道，渐渐忘了党的工作，人民的疾苦，忘记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甚致丧失了革命的晚节。
　　面对着这些活生生的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事例，柯老在世时曾十分沉痛地提出：“干部的病治好了，思想却变坏了，应该叫病人及时出院。”可是那一小撮大大小小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对柯老的批评置若罔闻全然不加理会，因为中央的决定也好，柯老的批评也好都是和那一小撮政治阴谋家们的资产阶级本能水火不兼容的。
　　(三)欺上压下对抗主席指示，阳奉阴违耍尽二面手法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彭真、杨尚昆、黄树则之流一手控制的高干保健工作。他老人家指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该开放”。
　　同年八月中央下达了毛主席对卫产工作的指示并明文规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医院”。
　　一九六五年六月毛主席严厉批判了由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控制的前中央卫生部，再一次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主席光辉的指示是卫生工作的一项带有反修防修意义的重大措施。它击中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要害。为了维护自己的己得利益，他们一方面含沙射影地攻击毛主席的批示。杨西光跑到医院说：“反对特殊化不要成为简单化，不要搞绝对平均主义。”医院走资派也跟着叫嚷：“三大差别的消灭是逐步的。”“上海是有特殊任务的。”等等。另一方面陈丕显假惺惺地向中央写报告说：“坚决执行”主席的指示，企图欺骗中央。但同时，杨西光又立即派人北上“摸底”，探听在前北京市委彭真和老爷卫生部钱信忠之流直接控制下的另一所高干医院一一“北京医院”的动态，向其黑主子“取经”、“求策”。
　　果然，北京医院全面抵制了毛主席的指示。保健局被毛主席勒令取消之后，他们在医疗预防处又重新设立了一个保健司，来代替原保健局的工作。原保健局的干部则都安插到北京医院的下属机构，仅仅在北京医院托儿所内安置了四十张床位作为“市民病房”，在院外开设了一个第二门诊部装装门面，其它一律照旧。
　　陈丕显之流看到抵制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彭真已做了先例，仗着有人给他撑腰，反革命气焰顿时百倍嚣张，摆出一付凶神恶煞的架势，气势汹汹地说：“主席的指示没有执行的多得很哩!主席说的难道你们都执行了?”蛮横地把下面干部的意见顶了回去。杨西光也恶狠狠地说：“不怕，华东医院保留落后面，留给我们服务。”要下面“顶住”。但是后来他们发现这样公开顽抗太子露骨，几经策划，又搞出了新的花样。
　　杨西光首先指使上海卫生局来一个“化整为另”。这就是将原华东医院的部分就诊对象有计划地转入几个大医院，接受任务的单位要派专职党员负责，给予特殊照顾。加强和扩大市府大厦、康平路和市委33号三个门诊部。在这三个门诊部中；原华东医院就诊对象有特权选择全市任何医院随意转诊，用药要给以照顾。并指使华东医院在康平路不公开地在晚上没立一个部局长以上的特殊门诊，派主任级医师前往。同时指使华东医院可以取消保健科的名称，但原任务不变，指示各区各县也都可以搞机关门诊照顾干部。根据这些黑指令，华东医院摘下了保健科的牌子，但全班人马都分散在各科室和门诊部，随时可以调用。对旧市委书记处仍旧照样上门保健。名义上取消了南三楼高干病房。但却扩大了一楼东特高干病区，并将南二楼也划为省级以上的高干病区。
　　这套改头换面的计划实质是将原华东医院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的医疗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散转移至各处。这是对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彻头彻尾的阳奉阴违。可是它却博得了前老爷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大肆赞赏。为了保存华东医院这座修正主义的温床，黑市委和旧卫生局策划的另一个阴谋就是将华东医院和隔壁的公费医院来个假合并，“合并”之后，原公费医院对享有公费的群众开放，而原华东医院则维持原状，这样既可保持华东医院的整套机构，又可以欺骗中央：“上海的高干医院已经对外开放。”真是挂羊头卖狗肉。其用心是何其奸也，又何其毒也!
　　二院“合并”之后，曾先后更名为第十人民医院，公费医院一部、二部，最后定为现在的延安医院，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前华东医院的资产阶级医疗制度和办院方向始终没有得到批判和改革。
　　在陈丕显之流的百般庇护之下，华东医院这座修正主义的温床不仅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而且他们还千方百计地想按照其本来的心愿，大大加以扩建。但这一阴谋遭到了柯老的坚决反对。柯老在世时曾严肃地指出，“华东医院再建十个也不能解决问题，把许多干部都关在你们医院里，就不要建设社会主义了!……你们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当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后，柯老更加关心华东医院对外开放问题，常常就此事询问医院，而医院走资派却欺骗柯老说：“正在合并中呀!”，“正在做对外开放的准备呀!”等等。
　　柯老深知这帮人的手腕，待身体稍好一些就要亲自出来看看，这一下可慌了医院走资派的手脚，他连忙在那些专供“专家”、“权威”们住的门上胡乱钉了一些“心电图室”、“脑电图室”之类的牌子来欺骗柯老，真是无耻之极!
　　就在柯老逝世后不久，医院走资派就在陈、曹、杨之流的支持下，伸手向卫生部要求增加保健医师，根本不把毛主席的取消专职保健医师的批示放在眼里。
　　在黑市委的纵容之下，华东医院大兴土木，修建门诊大楼，并大量购置医疗设备，据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六年主要仪器设备的添置统计，竟达475800元，另加美金18500元，折合人民币1585800元(还不包括基建费和安装费)，几乎与上海市郊区农村医院一年的全部经费相等。
直至一九六六年六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医院才不得不于十月一日宣布开放北楼(即原公费医院部分)，但仍然死守阵地，牢牢地保住南楼这块修正主义的基地。直到十一月份才勉强同意开放南楼(即原华东医院部分)，而且仍然玩了不少鬼花样，什么“南楼只收公费病人不收市民”，“南北楼结账制度不同”。……就这样把毛主席的指示拖了二三年之久，最后执行得仍然很不彻底。

　　结束语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卫生工作做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指示，他老人家说：“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对旧卫生部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所述的大量事实也证实了毛主席这一指示的英明和正确。揭开华东医院的黑幕，我们看到了城市老爷卫生部和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如何利用他们所窃据的阵地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向无产阶级级猖狂反扑，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活动的。我们无产阶级级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的一切挑战，夺回被篡夺的一部分政权，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来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人民创造了历史，做了国家的主人，可是解放十七年来，中国广大贫下中农仍旧缺医少药，资产阶级老爷却享乐以尽，这种被颠倒的历史我们一定要把它重新颠倒过来。城市老爷医院必须彻底砸烂，祖国的医疗事业一定要向广大的工农兵敞开大门。

  现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取得全面胜利。让那些修正主义的老爷太太去向隅而泣吧!最后胜利一定属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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