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文：父亲在一九五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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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一九五八年

－－作者：吴光文


我家有一张全家福老照片。照片上，父亲端坐正中，身着毛料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头戴毛料解放帽，眼镜后面，双眼炯炯有神，右腿搭在左腿上，十指相扣轻轻按着膝盖，手腕戴着手表，脚上皮鞋纤尘不染。母亲坐在父亲右边，中式印花布外衣十分合体，梳着两条短辫，怀里抱着小妹 。弟弟站在父母之间，大妹站在母亲身旁。立在父亲身边的是我，圆领绒衣，足登皮鞋，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左臂挂着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标志。照片上是一个幸福温馨的六口之家，这是一九五七年的春天。那时候父亲拿着全县文教卫生界最高的工资 ，从衣着上，很明显可以看出，在一个县城里，我们家的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那年月，全县范围内，能着毛料衣服，穿皮鞋，戴手表的，真是凤毛麟角。一九五七年，是父亲最得意最高兴的一年。选上了县人民代表，评上了省先进工作者，涨了两级工资。父亲从省城长沙开会回来，带回来一枚金光闪闪的奖章、一张奖状、一支金星金笔、一个皮面精装笔记本和一件印着“省先进工作者”红字的米黄色绒衣。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共有七人，都与父亲年纪相仿，个个面带微笑神采奕奕，照片左上方两行小字－－“光荣的聚会 一九五七年春”。父亲说，照片上那六个人是他的同学，都是从全省各地来省城出席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那时候我还小，对父亲过去的经历一点都不知道。但我能感觉到，父亲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医生，也是一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我还能感觉到，虽然我只是宜阳小学初十五班的一个二年级小学生，但从校长到班主任，对我似乎比对其他同学更关爱一些。或许，这些都与父亲有关。我记得，一九五七年元旦，学校举行迎新年联欢晚会，我们班出了一个根据课文改编的节目－－《拔萝卜》，我在节目中扮演小学生。节目演完以后，班主任易老师把我领到袁校长办公室，只见父亲与校长相对而坐，父亲面前有一杯热茶，桌子上摆着饼干瓜子之类的小吃。父亲见我来了，就站起来与袁校长易老师道别，拉着我的手准备回家，袁校长起身客气地送父亲到学校大门口，才转身回去。当然，我自己在学校也很优秀，各门功课都是全班前三名，每个学期都拿奖，老师喜欢像我这样的学生，也是顺理成章的。


一九五七年夏天，大鸣大放开始了，医院食堂里出现了大字报。一天放学以后，我到食堂去玩，见到一幅漫画在满墙的大字报中特别显眼，漫画的标题是《脱下你的白外衣，到底是个什么人？》，漫画画的是一个戴眼镜的谢了顶的男子，白大褂敞开着，里面是军装，上衣左上方口袋上别着一枚国民党徽章。有几个人在漫画前指指点点，见我站在旁边，就拿眼睛瞟我，眼睛里透出一种异样的神情。我虽然只有八岁，却有着一种从娘胎里带来的别人少有的敏感，我已经隐约感觉到这幅漫画与父亲有着某种关联。晚饭餐桌上，我小心翼翼地问父亲，大字报和漫画是怎么一回事，父亲放下饭碗，沉吟了一会儿，口气平缓地说：“你还小，以后慢慢会知道的。”又伸手摸着我的头，“你要相信，爸爸不是坏人。你在家里是哥哥，要好好学习，争气。”漫画出来后几个月，我们并没有见父亲出什么事，照样天天出门上班回家吃饭，晚上去开会学习。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背地里正在准备的泼向父亲的那盆水，很快就要沸腾了。

医院的反右派斗争，跟全国一样，如火如荼的展开着。最先被揪出来是一位姓程的护士长，罪名是解放前当过三青团的区队长，大鸣大放中又有攻击医院党的领导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不由分说，不容辩解，几番激烈斗争之后，右派分子帽子就给她戴上了，接着就被逐出医院，下放到一个乡卫生所接受监督改造去了。程护士长有三个女儿，大的是一对双胞胎，梳一样的发型，穿一样的衣服鞋子，活泼聪明人见人爱。她家老三在二十年以后考上了大学，还入了党，当然是共产党，后来还当上了领导干部，前些年已从市里某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休。县人民医院谭院长和内科的毛医生也成了右派，他们都有在国民党军队从医的历史，要想逃过这一关，难。曾经与谭院长搭档的党支部书记，是一个从四野转业的姓初的东北人，院长和书记，工作中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平时没事，运动来了就是罪过。与书记不和，就是不尊重党的领导，再加上历史有污点，谭院长如果不当右派，在当时，老天爷都不答应。很快的，谭院长一家也被逐出县人民医院，给发配到一个区卫生院去了。文化大革命中又被下放去了几百里之外的老家农村务农。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给落实政策，按退休处理，安排两个子女在医院上班。古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位主持医院反右运动的初书记，在几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另外一个单位被查出参军前是富农，是一个隐瞒历史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几场批斗下来，党员被开了，职务被撸了，初书记被撵到一个偏远的区卫生院，巧了，早前的右派分子谭院长也在这里，冤家对头又要在一个锅里舀饭吃，真是一出五味杂陈的人生悲喜剧。

抓了这几个右派以后，医院的反右运动似乎平静了一段时期。我无法知道父亲当时的内心是怎样一种状态，是庆幸自己躲过了这场灾难，是担心更猛烈的风雨还在后面？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自己的命运自己完全无法掌握，甚至今天晚上都不知道明天身处何方，真是令人恐怖。全家就在这种忐忑不安的惶惑之中度过了一九五七年的冬天。

一九五八年春天，刮向我们家的暴风雨终于来了。我不知道针对父亲的批斗会是怎样开的。只是在多年以后，才隐隐约约从父亲口中得知，父亲在批斗会上与主持者对着干，甚至敢跟他们拍桌子。我长大后，有亲历者对我说：“你父亲当时是全县最顽固最嚣张的右派，也是全县最后一个右派。”顽固也好，嚣张也罢，父亲的对抗是他自认为他有对抗的本钱，是他自认为凭他的工作凭他的贡献，绝不应该这样对待他。父亲是全县最有名望的儿科医生，经他救活的病儿不计其数。只要父亲在门诊坐诊，经常是别的诊室门可罗雀，而父亲诊室门前总是人头攒动，往往中饭时间都压缩在半个小时以内。父亲在门诊每天的工作量，几乎都在一百以上。甚至他在家中休息时，还经常有人抱着孩子上门求诊。曾经有患儿的家长在别的诊室就诊以后，因为不放心，又重新挂号找我父亲再看。父亲当然不明就里，就给看了，先前那位医生知道后，愤懑之情不言而喻。这位医生在反右和后来的文革运动中，表现积极，拚着命地折腾我父亲。父亲基本上不跟我们谈及他挨斗的经过，我猜想，他的罪状无非就是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历史方面，他曾经是国军少校军医，在当时那是无论如何都抹不去的污点。现实方面，父亲向来谨言慎行，交友不广，基本上不谈论政治，他又不喝酒，也无酒后吐真言一说，能抓到他的什么小辫子呢？后来，我听说只有三条：一，对党的领导干部自由恋爱横加干涉。当时，医院初书记正在跟一个姓段的护士谈恋爱，段护士活泼开放，有时候与初书记打情骂俏不分场合，背地里医院职工便有了一些议论。父亲是个古板的人，虽然看不惯，却并不参与议论。在大鸣大放中，医院党支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要我父亲给党支部领导提意见。父亲凭什么要给党支部领导提意见呢？凭良心讲，那时候，父亲对共产党是感恩的，对医院党支部是感激的，推举他当人民代表，评选他为省先进工作者，一次给他加两级工资，县里从县委书记到医院领导都很尊重他，众多的老百姓尊崇他，他能仇恨共产党吗?他会仇恨共产党吗？除非他是精神病患者。父亲实在没有意见可提，可是架不住一次次的催逼，父亲终于委婉地说，希望初书记谈恋爱注意一下场合。后来在斗争父亲的大会上，段护士就打了头阵。二，医院党支部有一个委员，姓曾，和初书记一样，也是部队转业干部。此人是本地人，解放前当兵随国军部队去了东北和共产党打仗，在战场上成了俘虏，因为出身贫苦，脱下国军军服换上新装又成了解放军战士。小曾又瘦又矮，扛枪打仗不是他的强项，刚好团卫生队缺少看护，小曾就被安排去当了看护，大概小曾这个看护当得还不错，本人又积极要求进步，于是就入了党提了干。后来部队南下经过家乡，正逢部队整编，小曾就转业到了家乡人民医院，成了医院党支部的曾委员。曾委员仗着军队转业干部的身份，自视甚高，虽然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但在医院里，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业务工作，都喜欢过问过问。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别人就不厌其烦。父亲在业务工作方面也顶撞过他，曾委员自然心中不快。现在恰逢反右，机会来了，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个罪名，报你这个国民党军医的一箭之仇，那还不是顺手拈来？最令人哭笑不得的罪名是第三条。医院有一位陈副院长，说我父亲“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有一天，父亲给我们学校校长打电话(当时学校只有校长办公室的唯一一部电话)，请校长通知班主任，要我放学别回家，直接去医院，晚上住在医院，明天从医院去学校上学。放学后，我就去了医院。晚上，我在父亲卧室的写字台上写作业，父亲坐在床上看书，这时候，住在隔壁的陈副院长过来了，他站在我身后看了一会儿我写作业，对我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真好，几乎都是5分，你看，这作业写得多工整。好好培养，将来一定能够上大学。”这样的话，可以说是由衷之言，也可能是不假思索的顺口而出。我父亲随口答道，“孩子还小，谁知道今后能怎么样？”这句话错了吗？难道我父亲要说“我的儿子是很优秀，将来上大学绝对没有问题”才合适？就是这样一句话，成了“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罪证。父亲当时随口这么一说，谁知道竟然一语成谶，自从父亲成了右派，我胳膊上的“两道杠”没有了，优秀学生奖状也从此与我无缘。小学毕业，我以全考场交卷最早总分第一的中考成绩，硬是敲不开一所正规公办中学的大门。第二年，父亲的右派帽子已被摘掉，我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再次参加中考，照样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对于我来说，上一个公办中学都如同登天，上大学更是想都不敢想了。我不敢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社会主义公办中学和大学的门，对我，对我的弟弟妹妹，却始终是锁上的，直到一九七八年。

父亲的对抗是徒劳的，也是无益的，无休无止的车轮批斗，已令他身心俱疲，精神几近崩溃。斗争会后，还有人来找他单独谈话。他们说，那叫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实际上，那是用一种与斗争会比较相对温和的逼迫方式。一些在斗争会上不便明说的利害关系，在这种场合就可以挑明了。跟我父亲单独谈话的一位领导，平时与父亲关系很好，谈话过程很和缓，那位领导甚至把一些本不该从他口中说出的话给父亲说了。经过这次交底谈话，父亲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没有动他，而到了一九五八年却死死揪住他不放。上一年没动他，确实是人民代表的身份和省先进工作者的荣誉救了他，是他的工作成绩救了他，是他的医德医术救了他，更是他在群众中的声望救了他。一九五八年情况就不同了，本来县里反右派运动已经结束，总结材料报到上面，上面一核查，按照比例，县里还差一名右派才能达标。于是，材料退回，待补齐了再报。县里只得把各部门各单位重新梳理一遍，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出一名右派，才好交差。然而，右派分子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当上的。只有读过书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右派，你总不能到工人农民中去找右派吧，你总不能把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划为右派吧。右派只存在于学校医院银行文化馆和政府部门的知识分子当中，划拉来划拉去，上面认为该定为右派的人都戴上了帽子，再找，符合标准的就只有父亲一人了。不把右派给你补上，县里的反右派运动就无法收场。你一个国民党少校军医，右派不是你还能是谁呢，这全县最后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你还是乖乖戴上吧。你不低头认罪，无论如何都过不了这一关。你仔细想想，你不是一个人吧，你有老婆孩子，孩子年幼，需要你抚养吧。你这样硬抗下去，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鸡蛋碎了，石头还在。可你的老婆孩子靠谁呢，孰轻孰重何去何从，你可要三思啊。这一番谈话，彻底击碎了父亲倔犟的神经，终于，他屈服了。

父亲对于强加给他的罪名照单全收。但是，口头认账是行不通的。父亲被勒令不得回家，被关在在一间小屋里写交代材料，连上厕所都必须请假，吃饭饮水由家人送去。我不知道父亲在那间小屋关了多久，大概是交代材料得到认可，才放他出来。这一段经历，父亲有日记记载，我曾经偷看过父亲的日记，其中一段我印象特别深。“我被困在这间小屋里，如同坐牢。头顶上的灯泡发着昏黄的光，窗外是漆黑深沉的夜，仿佛身处坟墓之中。我本出身贫苦的农家，为吃一口饱饭才离家投军，谁能料到山河易帜，我又成了罪人。我真心实意地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新社会服务，可得不到认可。真是：我将此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并不怕吃苦，却万难忍受冤枉和屈辱。面对斗争会上毫无缘由的斥责辱骂，我真想一死了之。可我死了又怎能一了百了？我的体弱多病的妻子，怎能养得活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我虽然解脱了，等待他们母子五人的无疑是死路一条。我不能死，为了妻儿，我无论如何也要咽下这口难咽的冤气。”父亲按照人家给出的路径，交上一叠厚厚的交代材料，总算熬过了这第一关。接着，又指派他和其他右派去干繁重的体力劳动，用竹筐挑石块，用板车拉木材。我无法想象一个长年不挑不扛，靠脑力吃饭的人，是如何干得动那繁重得近乎残酷的苦力的，但是，毕竟父亲用他的坚忍用他的倔犟，扛过来了。

父亲的处分决定下来了，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工资被取消，发给全家每月人均8元的生活费。医院分配的住房也被收回，一家人被赶到外面租房居住。人民代表的资格被终止了，先进工作者的称号被取消了，奖章奖状被收走了，金星金笔皮面笔记本和绒衣，因为已经用过，让留下来了。那张题有“光荣的聚会”的合影照片，仍然悄悄躺在家中橱柜的抽屉里。合影中的七个人，无一漏网地全都成了右派。虽然他们一生经历各异，军阶高低有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罪名－－毕业于国民革命军长沙高等军医学校，担任过反动军队的军医，是历史反革命。万幸的是，父亲并没有下放去下面的区乡卫生院，而是留在县人民医院继续上班，只是他的处方权被限制了，他只能开普通药，特殊类药品他开出后，必须经院长签字，药房才能发药。其实，这种限制也只是一种形式，院长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刁难过父亲。父亲行医，向来十分谨慎，没有出过任何医疗事故，而且他非常体谅老百姓的困难，不到非不得已，绝不开贵药。所以，那些特殊药品，父亲是极少用的。父亲的诊室又门庭若市了，老百姓并没有因为他是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而鄙视他，嫌弃他，几个月不见，他们一见面就对父亲嘘寒问暖。我想，那时父亲心中一定会是百感交集的。现在有一句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用在父亲身上，我想，大概也不为过吧。

父亲划为右派分子以后，医院的初书记，曾委员，陈副院长先后调离县人民医院。新来的院长兼书记，姓孔，山西人，这是一个非常正直富有同情心的南下干部。当时，父亲工资被取消，全家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孔院长见医院住院部旁边有一块荒地，就让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去种菜，后来，菜种出来了，家里吃不完，我和弟弟还挑着筐子去集市卖过菜。一九六0年，因为极度营养不良，父亲得了严重的水肿病，小腿浮肿，指头按下去一按一个坑。孔院长经请示县委同意，让父亲去营养食堂就餐。营养食堂就办在医院里，只有县里科局正职以上的干部发生水肿病时，才能在这里就餐。父亲在营养食堂就餐几个月后，水肿就消失了。有机会的时候，父亲也带一些罐头和红烧肉之类的菜回来，让我们兄妹打打牙祭。为了我上中学的事，孔院长也帮了很大的忙。他要我父亲专门写一个报告，他亲自去找县委主管文教工作的领导，虽然事情最终没有办成，父亲和我仍然非常感谢这位热心肠的好人。我离开家门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孔院长了，如果他还健在，也是九十以上的高龄老人，我在外地祝愿他健康长寿，好人一生平安。父亲戴右派帽子被管制的三年，正是中国老百姓最苦的三年。父亲的粮油关系在医院。母亲在一九五八年还给我们生下了一个小妹妹。全家母子六口人，每月口粮大米八十六斤，食油一斤四两。现在根本无法想象每月一斤四两食油，分三十天用，那个菜是如何炒出来的。平心而论，靠着父亲的医术和名望，我们家的生活比起街坊邻居还是好出一些的。副食品公司的吴阿姨，是专管批猪油和白糖的，时不时给父亲批个条，让我们去买个两斤猪油一斤白糖什么的。面粉和挂面在南方是稀罕之物，有时候，粮站的小范来找父亲看病，就悄悄地塞给父亲几斤面粉几斤挂面的批条。父亲去肉店买肉，说买一斤肉，肉店的师傅们往往就割两斤最好的肉，当然钱还是要按两斤收的。须知，那时候猪肉凭票供应，每人每月二两。能买到计划外的猪肉，不是一般人可以办到的。这些事情，经常都是别人主动给办的，父亲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求人，他有一句口头禅：求人不如求己，这是他的做人准则。

一人有罪，全家都没有好人，所谓黑五类是也。一九五九年，有一天下午，我和弟弟都放学了，正在家门口街道上玩耍，街道居委会唐支书带着两名公安人员来到我家，把母亲.弟弟和我叫到他们跟前，对我们说，“把你们的书包拿出来让我们看看”。两个公安把书包里里外外书本练习本翻了个遍，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又摇了摇头。最后，从我和弟弟的书包各抽出一个语文练习本，对我母亲说，“这两个本子我们拿走了，明天你们去居委会取”。后来听说，在人民医院一个男厕所的隔板上，出现了反动标语，初步分析是未成年人所为。查这案子从何处下手？当然先得找黑五类。就这样，我和弟弟成了首批怀疑对象。大概我和弟弟的练习本在公安局的笔迹鉴定中确实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第二天，母亲从居委会把练习本拿回来了。

一九六一年国庆节前的一天傍晚，父亲突然兴冲冲地对我说，“今晚上带你去看电影”，记得那天晚上电影院放映的是马连良裘盛戎主演的京剧影片《借东风》。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 ，父亲边走边轻轻地哼着剧中的唱段，我已经有几年没见过父亲看电影了，更没有见过父亲这么高兴过了。这是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在这一天被宣布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解除了管制。原来，被管制期间，看电影都是不可以的。这时候的父亲当然有理由感到高兴，他幼稚(这个词用在一个年已半百的人身上可能很不合适，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地认为摘掉了帽子，解除了管制，从此就是自由身了。他并不知道，阶级斗争已经需要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在庙堂，在最高层，一场更猛烈更残酷的史无前例的席卷全国震惊世界的狂风暴雨正在酝酿之中了。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那场汹涌的大潮中，一个边沿的小浪就差点儿要了他的老命。文化大革命中的事，那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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