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也说北京师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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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北京师大附中

有校友画北京师大附中校园复原图邀我观看，大致画得不错。原来的校园比较宽敞，现在的比较局促。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个中学确实办得比较成功，现在不如以前著名了，但是现在的事很难说，时过境迁，环境不同了。

1980年我去美国。当时在洛杉矶两个主要学校UCLA和Caltech里，总共有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一百来人，但其中从我们中学一个年级毕业的就有四位，分别多年，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我认识的比我们高一级的还有左再思和黄观鸿两位。其他校友肯定还有，因为只有开会在一起，不熟，不认识。我估计总共应在十名左右。这些人都是从全国各单位选拔来的，出自一所中学的占如此大的比例，确实不是偶然的。

但考察过去几十年来附中毕业的成功人士，大致还在文教科学界，从政成功的不多。早期有一位中共烈士赵世炎，但如活到革命成功，他能否上得去也是难以预料的。还有袁永熙，是中共北系学生运动领袖，革命成功了却在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任上被打为右派。一次校庆时我见过他，当时已经“改正”，但仍不被附中视为著名校友。至于王光美叶群两位校友，身份应算夫人，不在此例。这事也许说明，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不需要多少学识。

最著名校友还应有一位语言学家李方桂。我给学校写过材料，但他们仍不承认。

我们中科院声学所原来两位最著名科学家马大猷和汪德昭都是附中毕业的。我很尊崇这两位学长，不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成就，他们的那行我不很懂。我尊崇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骨气、独立人格。所谓独立人格，就是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马大猷在广州会议上首先呼吁给知识分子摘资产阶级的帽子，引出周恩来和陈毅的著名讲话。我们不应忘记周恩来陈毅的好处，也不应忘记马大猷表现的正义感和超常勇气。再说汪德昭，他在文革中当然也受到批判，但在后期被任命为研究室主任。大家知道，即使在文革前，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不受信任的，给你个室主任当当，是做做样子，你千万别拿这个棒槌当针。文革后的知识分子当然更掉价，成了臭老九。但是汪德昭不管这个，既然是室主任，就担当自己的责任，看到实验室面积不够，一直闹到北京市革委会，终于解决。所以，归于一点：不管在什么险恶环境里，你饰演什么角色，还得看你自己。你自己挺得住，别人才能尊敬你。

也许这是附中学生的风格，有些狂狷。我看现在的知识分子所缺的可能还是这个。

当然龙生九种，也不都是这样的。钱学森校友就很受诟病，粮食亩产万斤且不说，其晚年的“人体科学”实在莫名其妙。

现在学校里塑有赵世炎校友的塑像，还开辟了钱学森校友的展室。其实我看马大猷更值得纪念。在如何对待校友问题上，很忌讳势利，但往往不能避免。

这样的学生——我指马大猷这样的——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可以说，不是刻意制造的，而是自然生成的。现在常说素质教育。什么是素质教育？老师有素质就是素质教育；老师没素质，素质教育就怎么也整不出来。

再者就是教育本身的去功利化，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与大环境有关，在现在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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