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必须彻底批判 (1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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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必须彻底批判

上海东方红电影制片厂调查材料

  编者按：目前上海许多文艺单位，都在辩论干部问题：在文艺单位，是否存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又如何正确对待“解放干部”？这里发表的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的调查材料值得大家一读。在文艺界就是存在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严重状况。“东方红”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指示后，成立了调查小组，走群众路线，进行广泛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他们单位的干部问题上的反映作出了初步结论。为他们进一步“在斗争中解放一大批”统一了思想，创造了条件。这个经验很好。

  去年《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来，我们东方红联合战斗队即高举批判大旗，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追猛打，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大搏斗。几个月来，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压制、迫害、打击的种种罪恶手段已被我们识破、批倒、砸烂！在“一月革命”风暴中，我们夺了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我厂占了绝对统治地位。但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并没有完结。目前，在亿万人民把矛头对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就是要著重批判他们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一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这样做，就不能使我厂广大要革命的干部真正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就不能使群众对干部状况心中有数，不知道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就不能使广大群众与革命干部团结起来去打倒“一小撮”，就不能在斗、批、改过程中逐步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总之，不是彻底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就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运动以来，为什么我厂广大干部与群众如此严重对立？为什么长期存在干部整群众，群众斗干部的现象？为什么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长久得到保护？带著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专题的调查。

  （一）党委领导时期：

  １、抛出一批一般业务干部：

  （１）六五年十二月彭真到上海与黑市委共同密谋道：这场斗争是文学、戏剧、哲学、经济学等各方面的一次“学术批判”

  ；彭贼一再说：你们如果把周予同、李平心等人揪出来，我请你们的客，吃北京烤鸭……。从六五年五月起，旧市委宣传部经常召开各单位党委书记会，旧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等人多次下黑指示：“这次运动主要是搞他们（指学术‘权威’），在座这些同志（指各单位当权派）说过错话、写过错文章，现在不要急，运动后期再说，我们领导上心里有数”。他甚至讲：“我也说过反对学毛选简单化，但我的性质与周扬不同……”，“上海市委是紧跟毛主席、是正确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定下了文化大革命即“学术批判”的调子，制造舆论，以图保护自己。

  （２）他们把文艺界“铲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战略任务片面地说成“挖卅年代”（６月１０日曹荻秋报告直至１０月初杨西光、杨永直对我厂两《红卫兵》代表谈话都如此），把电影厂复杂的阶级斗争仅仅说成为：“夺卅年代专家权威的权”。杨永直就把天马厂阶级斗争归纳为“电瓶事件”与“剪刀事件”（６６　４　３０）。把青年与中、老年的矛盾、助理与一般技师的矛盾，上纲再上纲，把具有一般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技师视为打倒的物件，挑动青年去夺这些一般业务干部的“技术权”、“剪刀权”。这样一来，斗争矛头就避开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只针对了“卅年代”，更严重的是这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故意混淆两类性质矛盾，把矛头对准一般业务干部。运动初，技术科、特技车间就在一般技师中间大抓什么“三家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丁一竞跑到特技车间表扬他们“方向对头，火力集中”。那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更是藉口批“权威”，压制别人革命。作曲ＸＸ因揭了党委内幕而被一些“铁杆保皇”认为是作过不少“毒曲”的“权威”，不许她参加十七级以上干部会；有的一般技师，因观点倾向造反派，党内便组织围攻，挑动群众斗争，或被当做“反动权威”抄了家；一个当了廿多年导演助理，长期受排挤，当他起来造反时，竟被诬为“卅年代小权威”，就连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也被称为“周扬的宠儿”，“彭真的爪牙”。６月上旬，厂党委排了作为运动中的斗批对象名单，准备逐个送宣传部审批，卅多名全是业务干部。剪接师ＸＸＸ，连丁一等人都感到他“反党事实不清，无法上报”，但因主子杨永直点名就把他列入上报名单，作为斗争对象。

  （３）６月６日，厂党委匆忙公布撤销四个办公室，六个科级以上干部靠边站，并在他们由“四清”回厂的前夕，布置专人写他们的大字报以“造声势”。企图把群众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中层干部身上，而厂级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仍在宝座上泰然自若。

  ２、控制、利用广大基层、中层干部，造成干群对立：

  （１）撤销四个办公室后，又成立四个领导小组，把党员骨干及青年锻炼小组骨干提到了第一线，继续牢牢控制这批力量。

  通过十分频繁的大大小小的会议向广大基层、中层干部宣传什么“上海是紧跟毛主席的”，“我们党委不好说话，要看你们的立场了”，什么“我是老革命，反对我就是反对党”和“反右前夕”等谬论。汇报工作大搞神秘化、特务化。把广大干部推到群众对立面，要他们“顶住”。黑党委就这样，造成了基层、中层干部与群众的对立，而把自己保护了起来。

  （２）在党内用刘邓的“内外有别”来控制党员，把党员的笔记本全部收起，并要党员抓群众中的“右派”，造成党员与群众对立，来保护自己。

  ３、从组织上保护一小撮

  电影局自六月四日起成立七人领导小组来领导文化革命。杨进、杨琪华、丁一、韩英杰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运动的当然领导者，他们掌握著政权，谁也不敢碰他们一根亳毛，就这样被保护起来。

  二、工作组进厂后，手法更其狡猾、隐蔽：

  １、６　２２　　８　２０干部一概靠边：

  （１）工作组一进厂就代替党委领导运动，党委及各支部全部靠边，不久以后，就让人专门整理４８个中层一般业务干部的大字报，而当时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丁一等人大字报却未加任何整理。

  （２）工作组提出的口号是“全面开花，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于是引来混战一场，几乎所有中层干部及党员中的６０

  ７０％都被贴了大字报，工程特技车间甚至达到９０％。

  （３）工作组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干部都看成是有问题的，甚至对干部采取训政方法，如对车间工人出身的新任支部书记几次三番说：“你要老实交代，否则一切后果你负责”。

  （４）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倍加保护，黑局党委曾介绍给工作队丁一是“四清”时的二类干部，于是她早就确定为厂工作组正组长，后怕群众有意见，就做为“不宣布的组长”、“地下组长”，曾几次主持工作组会议，后由群众的压力越来越大，工作队怕露马脚撤销她组长职务，但仍把她排为“三类”。对另二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非常明显，但宣传部迟迟不肯审批，只是抛出了四个党外的反动“权威”让群众来斗。

  （５）他们对真正的反动“权威”，除非“死老虎”，他们也是舍不得抛的。如：杨永直保谢晋，丁一保汤晓丹。工作队怕串联学生斗这些牛鬼蛇神，说什么：“这些都是各流，万一出了事可不好交代”。在杨西光、杨永直等人直接指示下，把他们都锁在摄影棚中，逃避群众监督，阻挠群众斗批，他们也得到了保护，这就形成了“牛棚”。

  ２、８月２０日以后，组织利用干部，镇压群众运动：

  从８月13日起，我厂以工人为核心的革命力量如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一般，冲破了工作组的各种条条、框框，工作组害怕极了，立即把矛头转向了群众，要抓“扒手”、“右派”、“反革命”，由于前阶段黑党委的控制，大部分干部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与群众对立，于是工作队迫不及待地利用这批力量煽动这些干部说：“对造反派都顶不住，看你们以后落在敌人手里怎么经得住考验。”并纠集厂里其他一些保守势力，于８月２０日匆忙成立天马厂红卫兵。这是由黑市委宣传部与工作队直接控制的保皇御用军，它从组织上与随后成立的革命造反派东方红联合战斗队对立起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利用干部整群众，干群对立也更加严重起来。

  工作队走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加紧幕后挑拨活动。丁一被联合战斗队斗过后跑到中层干部中去说，“看来他们胃口大得很，不止要斗我一个，还要斗所有的中层干部呢！”使干部们人人自危，视造反派为眼中钉。十月底黑局党委杨琪华竟拨款一千多元给保皇组织去调查联合战斗队七十多人的黑材料，以致九月、十月出现严重的干部整群众的局面。

  几个月的运动，以工人为主体的厂内基本群众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绝大部分干部（除去科级干部支部委员各一人参加联合战斗队外）站在反动路线一边，如刀切豆腐一般整齐，可见我厂干部群众对立的严重性。

  《红旗》评论员文章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个人“企图一箭双雕，既整了革命群众，又整了革命干部。他们企图使干部不能站出来革命，使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严重对立”来达到“保护一小撮”的目的。因此，干群严重对立便是在干部问题上执行反动路线的恶果，是它的主要特徵。

  我们厂，表面看来，大部分干部没有受到什么“打击”，相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但这正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一大片干部推到与群众对抗的第一线，自己躲在幕后挑动的结果，为了保住丁一及其主子等“一小撮”，他们控制、利用了一百多名基层干部、党员骨干为打手，打击了我们联合战斗队的３００名战士。一箭双雕，既镇压了广大革命群众，又打击了一大片干部。镇压群众，打击干部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们在彻底批判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在革命的大批判，斗批改的斗争中就要敢于解放一大片，实行“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毛主席在干部问题上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东方红电影制片厂

  东方红联合战斗队

  东方红支队干部问题调查组

  （上海艺术院校文艺革命造反司令部《文艺战线报》1967年5月22日，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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