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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
（人老了，总爱回忆往事。许多往事渐渐浮上心头，不把它记录下来，往往挥之不去。）
1951年1月5日，我出生在上海松江县的24军医院。因为按辈份排，为“俊”字辈，因出生在松江，取名俊江。我虽然出生在松江，但不是当地人。当时我父母都是军人。我父亲是浙江定海人，1936年参加革命，时任驻浙江平湖的24军70师政治部副主任。我母亲是福建福州人，1938年参加革命，时任70师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我们姐弟五人，我排行老四。
1952年9月，24军奉命入朝参战。我父亲也去了朝鲜。我们就随着我母亲工作调动，多次搬家。基本一年一个地方，先后住在山东曲阜，上海真如，江苏苏州。中间我一度还被寄养在上海姑妈家。1955年10月，24军回国，但70师部署在北京郊区的顺义。直到1956年7月，我父亲升任70师政委，我母亲才调到北京铁道部党校任二部总支书记。我们全家才从苏州搬到北京北太平庄。当时我5岁半了。
听老人们说。我小时候特别皮，经常惹祸。一会儿把黄豆塞进鼻孔里，弄不出来，只好上医院，一会儿把棉花塞进耳朵里，直到流脓才去医院，一会儿又和二姐打架，磕在凳子上，至今在眼眉处留下一道伤疤。全家搬到北京后，第一次去顺义我父亲那儿，我又闯了祸。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刚到顺义师部，才十几分钟，就发现我把大门的钥匙（2寸多长）吞进肚子里了。没办法，赶紧找车把我送到军区总医院。当时顺义至北京的电话很不好打，就和医院约好一周后来接我。谁知我第三天就把钥匙拉出来了（此钥匙至今仍在军区总医院陈列室里，作为病例陈列）。医院怕我受交叉感染，让我出院。可我能去哪儿？一个护士就把我领回她在总医院的家住了几天。记得当时是中秋节，还给我月饼吃呢。
到京后，我进了70师幼儿园。师幼儿园是日托，只有家长有事不能来接，孩子才留下住宿。别人家长都住在师部大院里，下班把孩子接回家。我父亲一人住在师部，很忙。我母亲在城里工作，不可能过来，所以我常在幼儿园过夜。幼儿园夜里常常只有两三个孩子，有时甚至只有我一个。记得有一次又只剩下我一个，我很害怕，半夜光着脚丫翻窗逃出幼儿园，跑到我父亲宿舍。我父亲看我逃出来，很生气，让我回幼儿园去。他不开门，我只好光脚站在门外。过了一会儿，警卫员叔叔把我抱进他的宿舍里。
当时幼儿园园长是汪群阿姨。她丈夫是师后勤部长，她和我妈是老战友，她女儿陶小松也在幼儿园，比我大几个月。所以以后她接女儿时，如看到只剩下我一个人，就把我也接到她家，第二天再送回幼儿园。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胆子那么小，不敢看电影。可大人都想去看电影，不可能把我一个人放在宿舍里。于是把我带到礼堂，放在我父亲背后，给我一点吃的。这样我就躲在椅子背后，看不见银幕了。
1957年夏，我的上学又成了大问题。我6岁半了。可北京市规定满7周岁才能上学。我父母认为我7岁半再上学岁数大了（也可能是嫌我在幼儿园太麻烦），领我去铁道部党校附近的小学报名，被拒之门外。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又没名额，就把我寄养在通县一个地方小学校长家里。在他家吃住，在那个小学上学。
这样过了一个半月，汪阿姨听说她女儿上的石家庄七一小学的班里，有一个小女孩老哭，不愿意住宿，家长就给她办了退学手续，有了个空额。我父母没空，就托汪阿姨把我送到石家庄去。临走时再三嘱咐我，一定要说是1950年1月5日生的，免得被学校退回来。坐了五个多小时火车，到了石家庄，插班进了陶小松那班。
那时候楼上是女生宿舍。那个退学的是女孩，我就睡她原来的床。记得那是个30多平米的大房间，放着三排带栏杆的小床。把我安排在最靠边靠窗的小床上。全屋都是女孩，只有我一个男孩。平时不觉得什么，只是每到周六，集体换衣服（送到洗衣房洗衣服），她们就把我轰出来。我只好一个人站在走廊里。有时陶小松就会走出来，陪我站着，说说话。
到1960年，粮食紧张。原来吃饭时，男生女生分桌坐，一桌一盆饭，一盆菜，由老师给大家分。那时老师就把人员调开，男女生混坐，说女孩子吃得少，这样男孩子就可以多吃点。想想那些小女孩也饿，但她们都尽量少吃，让男孩多吃点。
那时我们是寄宿制，只有放寒暑假才能回家。一个学期五个月，一直在学校待着。家长也从来不去学校。没有电话，也不会写信，虽然衣食无忧，但一个6岁多的孩子需要独自处理面对的问题。就这样，我父母最头痛的是寒暑假接送我去学校。去学校要带上四季的衣服，每样两件，还有学费，只好由警卫员叔叔送我去（当然他的来回路费由我父亲出）。记得有一次警卫员叔叔把我送到石家庄，才知道过几天才开学，我就非跟着他回北京。我父亲见我回来很生气，过几天把我送到火车站，让我跟着集体回石家庄。以后放假，学校组织集体回北京，包一个车厢，到京后由家长到火车站接。有一次下车后，没人接我。汪阿姨去接她女儿，看到这情况，就把我接到她家。半天后我们家才来人把我接走。
1959年夏，我父亲调到唐山的24军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便于接送我，1961年寒假，我10岁，上小学四年级，把我转到天津红光小学。一去就有人喊我的名字，我一看，原来是陶小松。她父亲也调到24军任后勤部副部长，所以也把她转到红光。我们还在一个班。
虽然我父母都是高级干部，工资较高。但每当开学时，我们几个孩子都住校，要交一个学期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常常捉襟见肘，只好向别人借。在红光时，家里一个月给我一块钱零花钱。开学时把五块钱交给老师保管，要用时就去找老师要。我记得当时真是精打细算，一个星期天只向老师要0。25元，然后上街。来回坐公共汽车一毛钱，剩下0。15元，买份刨冰吃就回学校了。
红光的事我真的没什么印象了。只记得那个班是乱班。刘小宝带头逃课，大家翻墙进入隔壁的宁园公园玩。后来学校开除了刘小宝等两个学生，情况才有好转。当时是困难时期，吃不饱饭，老饿。后来杨勇司令员来天津，指示66军给红光一批粮食。我只记得头一次豆腐渣随便吃，我拼命吃，撑得小肚子圆圆的，晚上撑得睡不着觉。后来可以吃饱饭了，但老师们仍在挨饿。
当时最高兴的是放假的头一天夜里。考完试了，第二天就可以回家了。平时按时熄灯，还不许说话。到那天老师就不管了。大家约好当天熬夜。但不到12点，虽开着灯，但都睡着了。那时候有生活老师，但几十个孩子她也管不过来。我常常偷懒，一个星期才刷一次牙。记得有一次我的两只布鞋的后半截鞋帮和鞋底分家了。我也没鞋换，就找了几根大头针，把鞋帮和鞋底串起来，又穿了半个月，穿着它坐火车回家后才换了双鞋。
1963年夏，我小学毕业。当年八一学校给了24军一个初中名额，于是我进了北京市八一学校，才可以每星期回一次家了。
新浪网友
你好，校友！我是红光小学的校友，是58年进的红光，我是甲班，女生。请联系。
2010-1-30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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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网友
校长是贺海峰
2010-1-30 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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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魂
难得看到50多年前的校友.如果楼主是57年入"七一小学",那我们就是同级的同学了,我是三班的,一直到小学六年级上半学期(62年),也转学到天津,不知您还能回忆起那时的老师.同学名字吗?有个语文老师姓韩树华,侯桂琴.阿姨里我还记得有个叫,张桂琴,李月兰,我们班同学的名字我还能记起十多个:周津平,刘渤海,刘胜利,段永学,刘中勇,赵冀川,马小辉,侯建国,郭长江,王京生,女生有:滕海平,梁淑琴,王计安,王淑平,苟东辛,董?(父亲是董振堂,著名抗战英雄,烈士),姜秀琴等~~~
2010-7-24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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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老百姓 回复 摄魂：估计咱俩是一个年级但不是一个班的.你说的老师和同学的名字我一个也回忆不起来.同学我只记得陶小松和王新平.因为王新平是我中学在八一的同学.当时太小,又没有任何照片和文字记录,实在没印象了. 普通老百姓(2010-7-28 16:1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74d21d0100a7y2.html#cmt_1994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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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8-4 19: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