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真：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文革运动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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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轶事 柳浪组曲5
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文革运动和我 雨德
海淀黄庄白颐路——南起白石桥北到颐和园，一条历史厚重人文气氛浓郁的著名路道。两所在北京在中国很有名气的中学，毗邻着坐落在白颐路两侧。北大附中在路东，人大附中在路西。
一九六零年我六郎庄小学毕业后，考入北大附中读初中。一九六三年北大附中毕业后，进入人大附中完成高中的学业。
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中学时代，对我的人生道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永远忘不了两所母校，给予我的学识、智慧、作风与品德。
一九六零年的海淀黄庄，七八米宽的柏油路在这里分叉，向西北进入海淀镇，正北通向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的所在地。
六零年的海淀黄庄还是一片荒凉，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包围着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校园外小路崎岖，散布着稀稀拉拉的农家院舍。鸡鸣狗跳随处可见，猪跑牛叫不绝于耳。海淀蔬菜站，海淀屠宰场，农贸集市就在学校附近。
一九六零年九月我考入北大附中，被分在604班，班主任老师钱逸才。钱老师典型的南方人，活泼精干为人严谨热情。他的数学课讲的十分精彩，几何课妙趣横生。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他的课，我们班的数学成绩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
六二年是中国的大灾年——南方大水、北方大旱、全国粮食歉收，苏联老大哥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逼钱逼债，人们饥不果腹粮食急紧张。当时国家实行供应票证制度，人民币加相关票证才能买到相关物品。票证大概有：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自行车票大衣柜票、工业卷等。粮食定量供应，学生老师每人每月28斤—32斤粮食。粮食不够吃，只能瓜菜代，好多的人浮肿消瘦。我们的钱老师托着两条浮肿的腿，摇摇晃晃地走进教室，坚持给我们上课，给缺课的同学补课，忠实地职守着教师的职责。
缺食短粮身体不好的我，禁不住几折腾，就病了。第二天的下午，钱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家。老师拉住我的手叮嘱道：“好好休息养病，拉下的功课我给你补，身体大好了再去”。妈妈热情的挽留他，钱老师说：“这两天，病了好几个学生，我还要去巴沟家访呢？”说着离开了我家。我挣扎着走到门口和老师再见。看着老师远去的消瘦的身影，我默默地留下了眼泪。
三年北京市中考，语文试卷泄密了。印刷厂的人把作文题《春雨》告诉了自己的孩子。一传十十传百，西城区好多学校都知道了。中考考完我又病了，病中的我接到了重考的通知。我带病重考，这次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我发挥的不够好。北大附中的高中录取线185分，而我考了184分。一分之差的我离开了北大附中，考入了与他一路之隔的人大附中。
一九六三年九月，我进入人大附中，在高中六六级一班学习。
我的班主任老师杨俊是研究《红楼梦》《巴金》的专家。杨老师一头卷发，一双笑眼，一肚学识，一腔热血。杨俊老师教了我们两年，文革中被红卫兵迫害致死。
王子华老师身体魁梧满腹锦纶，一张地图一支笔，滔滔不绝把历史讲活了。老师讲的栩栩如生，学生听的如醉如痴。
物理老师蒋国垣，化学老师楼淑华，数学老师阎世文，外语老师章学藻，政治老师司有论，生物老师王育敏，音乐老师张信等都是我的授业恩师。
忘不了，恩师呕心沥血授学业。课堂上，蒋先生神笔演绎物理定律，实验室，楼老师招招诱人演示酸碱中和；
忘不了，钢铁战士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报告精彩，鼓舞我们扬帆立志报效祖国；
忘不了，学校食堂好吃的饭菜，十五的月饼，垂涎的肉香------
曾记得，邸文域校长要求我们“做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好好学习天天进步”；怎能忘，入团申请书里郑重的承诺“努力学习，改造思想，早日入团”；
还记得，持钢枪走正步，操场上杀声震天，练钢筋塑铁骨；不能忘，三夏时我们开赴皇后店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广阔农村练作为------
一九六六年五月正在准备高考的我们，迎来了一场梦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时的我化学很好，准备考取北大化学系。然而两年后，我走进门头沟做了一名山区的人民教师。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动乱。文革中，一切都是颠倒的混乱的：社会不在安宁，家园不在和谐，工厂不在生产，农村不在种地，校园不在安静，老师不在教书，学生不在学习。
整个社会都在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你是我活的阶级斗争，揭批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各行各业都在斗争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老九。这九类人被视为仇视社会主义妄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必须把他们打倒在地，踏上千万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在“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两篇社论的蛊惑下，社会乱了人们疯了，到处是批斗抄家，到处是打砸游街，中国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状态。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不同观点的人大分成了这样那样的派别，开始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讨论的群众运动。一伙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们的热情无知，干起了挑动群斗群众的罪恶勾当，中国开始了十年的动乱。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群众组织，人大附中先后出现了，红卫兵，红旗，井冈山三个学生组织。
当时的我由于出身小商贩，既不是革命的主力，也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顶多算一个可以团结的对象，因次我们三五同学结伴大串联，到武汉长沙广州转了一圈，游历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回校后，邸文域校长，宋平书记，杨俊老师一大批人被关进了“牛棚”受到隔离审查游街批斗。杨俊老师，经不住迫害含冤自尽了。
1967年我们几个同学响应“复课闹革命”的号召，最先回到学校。夜晚的西宿舍楼里，只有三个宿舍亮着灯，同学们戏称“三家村”。
老戴、和尚、老敦、杨子、胖子、寅生、高喜和我组成了“丛中笑”战斗队，开始了复课闹革命的宣传工作。
白天，我们分头到清华北大各高校，四中十三中各中学调查了解收集资料。晚上，我们交流讨论，撰写文章大字报。第二天，出“神州风雷”小刊物贴大字报，与他人交流。我们的小刊物曾被首都图书馆收藏。记得老代撰写的“中国向何处去？”曾引起了学校师生的热烈反响。后来军宣队进校，学校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学校逐步稳定了。
一九六八年，我们开始了走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革命生涯。人大附中的高三毕业生大部分到了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红星军马场、青海冷湖油田、内蒙农牧区，而我则走进门头沟大山里做了一名山区的人民教师。
北大附中——给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给我插上了飞腾的翅膀。
人大附中——给了我丰富的知识和能力，给了我憨朴的作风坚定的信念，给了我终身受用的顽强。
文革运动——给我上了一堂课，留给了我一面镜一座钟，给了我深深地反思和警示。
北大附中，我腾飞的初始；
人大附中，我梦想起飞的地方。

王忠真 200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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