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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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从“天安门诗歌”到“伤痕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再讨论

编者按：保马今天推送的是黄平老师的《从“天安门诗歌”到“伤痕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再讨论》一文。本文通过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相关史料的梳理，还原“天安门诗歌”与“伤痕文学”经典化的经过，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两种代表性的新时期文学起源论提出批判。文章认为，“讨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要以‘文革’为参照；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意味着对于‘文革’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的克服；这种克服的完成标志，是要以文学的想象，给出在新时期有效地询唤主体的‘新人’形象。”

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感谢黄平老师授权“保马”发表此文，由于原文较长，故分为上、下篇推送。


从“天安门诗歌”到“伤痕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再讨论（上）
黄平

引言
如何界定文学的“起源”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中，界定文学的起源是十分棘手的任务。倘若没有文化政治上的自觉，对于“起源”的界定将陷入到文学概论式的讨论与缺乏内在问题意识的资料堆积。相反，如果体认到“起源”一定指向着对于某种“新文学”的命名，而所谓的“新”必然牵扯到对于文学、对于时代、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又总是契合于这一种或那一种历史趋势，这种历史趋势背后对应着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调整，那么对于“起源”的讨论，首先应该是对于宰制“起源”的“知识型”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怎样的认识装置，确定了在历史的哪个点上——往往是某个历史事件或某部作品——一种“新文学”诞生了。

在文学场域貌似平静、乏味实则充满着隐形的文化政治冲突的今天，对于“起源”的界定，一定程度上是最有斗争性的也是最有生产性的学术工作。在现代文学领域，近年来对于“起源”的重新讨论，比如“五四”向“晚清”的移动、“五四”向“民国”的移动，联系着迥然不同的对于何谓现代文学的阐释。而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国家想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作为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文学的讨论，指向着对于何谓“现代”的理解，关联着现代性内部诸种可能性的分歧冲突。

对于当代文学领域而言，由于“当代”背后一体化的政治性，对于当代文学起源性的讨论，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谱系上的追溯，比如追溯到延安文学或者30年代的左翼文学。然而对于“起源”真正有力量的讨论，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多种异质性的文化力量的冲突博弈，只有在这种张力中，才能更为有效地识别“起源”所牵动的历史叙事的文化政治内涵。故而，当代文学“起源”的讨论，不如对于当代文学“转折”的讨论引人注目，正在于“转折”所处理的文化冲突更为复杂与丰富。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讨论，是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关键点所在——或者说，“当代文学”发展到“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讨论变得重新可能。当代文学走到“文革”的终结，已然几乎耗尽了一体化的能量，在历史的转轨时刻，多种异质性的文学兴起，描绘着不同的历史图景与人性想象，指向着新的历史道路。“新时期文学”和所有“新文学”的兴起相似，既要处理与以往的文学传统的关系，又要开启新的文学想象，同时由于新时期文学前后关联的“两个三十年”巨大的历史落差，这种内部的辩证关系尤为复杂。

当然，作为残缺的“新文学”，“新时期文学”不像“五四文学”一样在“形式”（语言与结构）与“内容”（题材与思想）两个方面同时展现出新的特点，“新时期文学”在形式革新上，如果不考虑内部异质性的现代派文学的话，基本上没有推进。和“十七年文学”乃至于“文革文学”相似，“新时期文学”在基本的叙述形式上，依然臣服于一种巨型的全知叙述，叙述人在叙述权力上明显高于文本中的人物，可以自由进入人物的内心，控制人物的行为，主导人物的思想。其深层的原因，在于新时期文学依然受到“文学/政治”二元等级结构的影响，尽管“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废去不提，但在深层结构上，新时期文学依然紧密地被新时期政治所宰制，文学作为小叙述始终服务于政治的大叙述。

也正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在80年代乃至于在今天，都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文学”是无效的概念，是以往的文学程式苟延残喘，真正有意义的“起源”始于1985，开启于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新小说”。笔者重视侧重于“形式”以及从“形式”视角出发的“审美”与“人性”，但不同意单纯以“形式”判定文学的新旧。倘或将新时期文学悬置，仅仅以1985作为“新文学”的起源，这不是历史化的讨论起源，而是预设了“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形式”为立场，将自身的文学观转化为真理形式，并以此为“文学性”的标准，构建一种反历史的文学史。所谓文学，在这个尺度上变成了杰作的集合，星星之火般在20世纪的艰难时世里时隐时现。这种认知框架显得窄化，压抑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能量。我们不必羡慕社会各领域完成分离、高度自洽的现代社会，在我们这种“不成熟”的历史空间之中，文学之“不纯”，意味着可能性没有完结，在负面上我们的文学连一个合格的仿品都不是，在正面上我们的文学（不止于文学）不安于做一个仿品。对于人文研究而言，还有什么像可能性没有终结更有吸引力呢？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是故纸堆的翻检，而依然有力量介入到历史之中。

今天对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讨论，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当代文学研究的坚冰，以一条贯穿性的历史逻辑，串联起1976到今天的文学史。不是从1985年以后的“纯文学”返顾新时期文学，而是从新时期文学开始，重新贯穿1985年之后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史在今天几乎无力进入90年代，勉强进入的话，所呈现的也只是文学现象的时间展示，这种展示又带有撰写者很大的随意性，背后的历史逻辑十分模糊。“新时期”真的已经完结了么，我们已经处在丧失总体性的历史真空中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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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正视现实，那些困扰20世纪中国的历史问题依然在场，甚至于更为尖锐，只是我们几乎丧失了从文学出发把握这些问题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承认，任何对于“起源”的讨论势必携带着鲜明的“当下性”。如果我们同意柄谷行人对于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分析，“现代文学就是要在打破旧思想的同时以新的观念来观察事物”[1]，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作为改革时代三十年的起点，界定“新时期文学”的“新观念”是什么？这种“新观念”又是如何落实在新时期文学中，转化为一套富于感染力的历史叙述，塑造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对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追问，关键的问题所在，就是通过文学勘察这一“新观念”的历史印痕。

笔者在后继的系列论文中会重点界定，这种“新观念”，就是肇源自“新时期总任务”的“新时期文学”所指向的“现代化想象”。而本文是这项学术任务的开始，首要讨论乃至于辩论的，就是以往界定“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两种话语的史料梳理与辨析，也即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起源，和更为主流的以“伤痕文学”为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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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天&&安门诗歌运动”是“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这种观点基本上出现于1978年，在80年代有一定影响，也延续到当下部分当代文学史著述。这种观点的出现，几乎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同步。一般认为，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标志着对于“天&&安&&门事件”的官方平反。这篇报道源自1978年10月-11月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廷三在11月14日的总结讲话时，念了发言稿之外一张小纸条的内容，这段内容出现在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对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报道中：“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滔天罪行的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此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凡，恢复名誉。”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敏感到这一段内容有重大的政治意义，随即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请示将这一段单独发表。新华社社长曾涛、新华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穆青表态支持，他们在没有请示中央的前提下，冒着政治风险抢先发稿。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首先宣布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批准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至此中央正式表态。[2]而在11月18日，华国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词，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决定“先斩后奏”，在题词前就印好了全书[3]。

尽管天&&安&&门诗歌在1976年的清明节后就在民间秘密传播，“有的将诗稿密封在蜡烛或罐头里，有的埋藏在花盆和炉壁中，有的缝在沙发内，有的缠在线团中……”[4]，但正式出版要在两年之后的1978年12月。在此之前，《班主任》《哥德巴赫猜想》《伤痕》等作品已经发表，掀起一场场热烈的讨论。在时间的脉络上，《天&&安&&门诗抄》和其它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作品相比，既“早”又“迟”，爆发于“文革”末期，出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际。之所以有这么长的出版上的延宕，在于天&&安&&门诗歌鲜明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并不仅仅体现在“揭批四*人*帮”。倘或限于此，那么随着1976年10月“四*人*帮”的终结，天&&安&&门诗歌早可以重现天日。天&&安&&门诗歌敏感的政治性在于，“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是经毛主席批示，也是导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直接原因。如果“天&&安&&门事件”被平反，那么“两个凡是”就彻底动摇，邓小平的复出也顺理成章。在当年的语境中，天&&安&&门诗歌乃至于“天&&安&&门事件”的平反与否，无疑构成了政治上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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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天&&安&&门诗歌深深牵扯进新时期起源阶段的政治博弈。据于光远回忆，“‘四*人*帮’被粉碎后，党中央对1976年4月7日所作出的决定和同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对此事件所作的宣传[5]，在看法上有所改变。可是直到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召开前，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活动仍得不到支持。汪东兴等竟仍然违背广大群众和千部的意志，说‘有毛主席的批示在，谁也翻不了这个案’。这就是他们阻挠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的‘根据’。”[6]

在乍暖还寒的政治气氛下，尽管“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但是天&&安&&门诗歌的搜集、编辑工作一直在“地下”进行，“出版”的方式，也以民间刊物的油印或铅印为主。主要的编辑团体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即童怀周编辑组）、七机部五零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世界文学》编辑部、七机部二一一厂等。我们熟悉的童怀周版的《天&&安&&门诗抄》之外，其他几家的编辑情况大致是：“七机部五零二所编辑组，在粉碎‘四*人*帮’后，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一些同志组成联合编辑组，在1977年内，出版了《革命诗抄》初版的正编、续编，又赶在周总理逝世两周年之际，出版了合订本《革命诗抄》，共收诗文960余篇，照片67幅。在童怀周和五零二所同志的行动稍后一点，七机部二一一厂也曾成立编辑组，出版过《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书，收入诗文1370余篇，照片60幅。《世界文学》编辑部也编辑出版过《心碑》诗文选集，不仅收录1976年清明的诗文，也收入1977年元月群众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贴出或流传的诗文”[7]。

在当代文学史中得以经典化的，是童怀周版的《革命诗抄》，后来演变为我们所熟悉的《天&&安&&门诗抄》。据童怀周成员之一白晓朗回忆，在“四五运动”期间，他所在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同事几乎天天去广场悼念周总理，并抄录广场上的“反动诗词”。“四*人*帮”粉碎后，教研室的李先辉找到他和另一位同事黄林妹，商讨结集刻印天&&安&&门诗词。同时，李先辉草拟了一份倡议书，贴在汉语教研室的楼道上，得到十三位同事签名支持。故而，童怀周共有十六人：李先辉、白晓朗、黄林妹、刘兰英、刘志宽、赖梅华、罗丹、朱清颐、汪文风（汉语教研室主任）、黄玉文、胡连璞、张润今、石淑兴、杨坤民、赵寿安、蒋士珍。在第一次碰头会上，李先辉提议起名为“佟怀周”，寓意“共同怀念周总理”，白晓朗建议改生僻的“佟”为“童”，这就是“童怀周”的由来。这次碰头会也商定，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时油印出版天&&安&&门诗词。经过紧张的编辑工作，童怀周版《天&&安&&门革命诗抄》在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时油印了几百本，“选诗词409首”[8]，童怀周编辑小组将散页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围栏的木板壁上与王府井、东单之间的墙面上，并在散页上留下了学校地址和汉语教研室电话，向群众征集散佚的天&&安&&门诗词。这次征集得到大量的支持，1977年3月，童怀周编辑小组又出版了一份内容大幅扩充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这次由油印改为铅印。[9]此时由于张贴呼吁邓小平复出的大字报，白晓朗被逮捕关押，这无疑给童怀周编辑小组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然而编辑工作并没有中止，相反，在周总理逝世两周年时，童怀周又编好《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及续编，“共收诗文800余篇，照片59幅”[10]。童怀周版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影响越来越大。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黎之编辑回忆，他在当年收到了各个版本的天&&安&&门诗抄，准备出版该书，但在1978年8月华国锋等高层领导的一次相关讲话后，出版工作暂时中止。黎之回忆，“听了以上传达我很注意，甚至有点紧张，专门抄了一份给严文井、韦君宜。在当时这种背景下，《天&&安&&门诗抄》的出版只好暂缓了”。[11]这次讲话源自《人民日报》1978年7月30日一篇署名杨西岩（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学负责人）的文章《捂盖子的是谁》，批评北京市委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捂盖子，矛头直指天&&安&&门事件，隐含着对于吴德的批评。这封信引起华国锋等高层领导的不满，8月4日经政治局讨论后决定《北京日报》不予转载《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中央的考虑是，发表这封人民来信没有向中央请示，也没有向中央常委请示报告。《人民日报》有权发表人民来信，但发表这样的人民来信牵涉到政治局委员、市委第一书记，不请示报告中央是不慎重、不妥当的。”[12]黎之的回忆，应该来自华国锋等领导人8月初的讲话，在当时的气氛下，《天&&安&&门诗抄》还难以正式出版。

同样，另一次关于《天&&安&&门诗抄》的正式发表，也经历了巨大的阻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拟定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13]。时任《中国青年》编辑孙兴盛回忆，《中国青年》的复刊号在主题策划时确定为呼吁“天&&安&&门事件”平反：“更为紧迫、更能震撼人心的，还是报导‘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人物。社会各界早有强烈要求，但都被‘两个凡是’禁锢压制，全国所有报刊杂志没有一家敢碰，这肯定是个最大最敏感的‘地雷’。如果我们青年刊物敢于赴汤蹈火，大声疾呼，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肯定是惊天动地的。”[14]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复刊号全部印完，有四万多份先行邮送到北京地区读者手中，但是汪东兴在9月10日下午打电话给共青团有关负责人，指责复刊号有问题，复刊号随即停印停发，“已经发到北京地区各邮局的要设法收回，到读者手里的4.1万份将来要用新出的刊物换回来”[15]。编辑部据理力争，连夜给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写信，陈述多条理由力争，如指出“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在政治上没有问题。9月14日，编辑部争得与汪东兴面谈的机会，以些许的改动赢得复刊号继续出版。“这场风波带来的这一特殊效应。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空前热烈的欢迎，这期刊物270万份在全国各地迅速争购一空，又加印了30多万份，创下历史最高纪录！”[16]

“天&&安&&门事件”的文学表达，真正的突破口来自话剧《于无声处》。1978年9月23日，当时还是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话剧《于无声处》（原题《扬眉剑出鞘》，引自天&&安&&门诗歌中的一首）由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排演。该剧完成于1978年5月，宗福先用三个星期写完四万字的初稿，将剧本交给工人文化宫的导演苏乐慈过目，宗福先1973年开始就在工人文化宫的小戏创作学习班业余学习。苏乐慈导演在当年7月份开始带领一群工人业余演员排练，9月23日在工人文化宫小剧场正式彩排，向观众开放，演出后受到热烈欢迎。9月30日《于无声处》在《文汇报》上登了一个“半个火柴盒”大小的演出广告，这个广告受到《文汇报》负责群众文艺报道的记者周玉明的注意。

从10月份开始，《文汇报》深度介入到《于无声处》的宣传与阐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推动文学变革作用于时代而言，北有《人民文学》，南有《文汇报》。首先是周玉明记者与该报文艺部主任史中兴在10月2日或3日观看了演出，两个人激动不已，周玉明连夜采访宗福先，回家后通宵完成了四千字的通讯《于无声处听惊雷——话剧〈于无声处〉的编剧、导演和演员》，史中兴将该稿的发排小样交到《文汇报》总编马达送审，马达看过文章与话剧后，开始酝酿一个更大的报道计划。10月12日，《文汇报》刊发《于无声处听惊雷——话剧〈于无声处〉的编剧、导演和演员》一文，该文在全国引发激烈反响；10月21日，在马达、史中兴指挥下，周玉明约请上海戏剧评论家王家熙在当日报纸上发表剧评《寒凝大地发春华》；10月28日，《文汇报》几乎以专号的方式开足马力宣传《于无声处》，当时《文汇报》只有四个版，在头版以主标题《热情歌颂天&&安&&门广场事件中向“四*人*帮”公开宣战的英雄：〈于无声处〉响起时代最强音》发表消息和读者来信摘编，报道话剧演出、通讯见报后所引起的强烈反响。第二版至第三版连载《于无声处》剧本，从10月28日到30日连载3天，登完剧本全文。[17]宗福先在三十年后回忆到，“我们一个业余剧团小范围演演影响不大，《文汇报》发通讯、登剧本，这个影响一下子打到全国去了，收都收不回来！他们将近一百万的发行量啊！” [18]

比《文汇报》更大的力量也开始介入《于无声处》，10月23日，胡乔木赴上海调研，在离京前胡乔木已经看过周玉明10月12日的通讯稿。在10月23日中午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胡乔木向前来迎接的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车文仪提出，能否安排观看《于无声处》。10月27日晚，在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韩哲一的陪同下，胡乔木观看该剧并与编剧、导演、演员与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并当面向宗福先表示剧本写得很好。10月29日，胡乔木回到北京，向胡耀邦写了一封信，建议调《于无声处》剧组来北京演出。胡耀邦非常赞成该提议，在胡耀邦、胡乔木安排下，11月4日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向剧组发出邀请，文化部特谓成立以副部长周巍峙为组长的接待组。[19]而安排这一切的重要历史背景，在于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在11月10日召开，这次会议从11月10日到12月15日，历时三十六天，对于12月18日到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言，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邓小平著名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常常被误会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实际上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发言。如于光远的追忆，“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问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出来，并且得到了解决；对妨碍党和国家事业的错误观点如‘两个凡是’，已经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华国锋在会上承认自己犯有错误，承担了责任；充分改善中央领导机构的名单也已经酝酿好了。这些，都已经取得三中全会多数与会者的共识。”[20]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背景上回顾《于无声处》的进京之旅，自有一番历史的况味。在会议召开三天前，作为预热，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于无声处》的演出；会议召开当天，《光明日报》发表赵寻的评论文章《戏剧舞台上的一声惊雷》。同一天上午，《人民戏剧》编辑部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召开《于无声处》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于无声处》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个以歌颂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作斗争为题材的好作品。它写出了伟大时代的革命精神，传达了人民的心声”[21]。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时尖锐地提到六个历史遗留问题，其中第五个问题即举《于无声处》为例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4日《于无声处》剧组抵达北京，而就在同一天，也就是本文开篇所描述的那一幕，主持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贾廷三念了一张小纸条上的内容，在北京市委的层面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16日，《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虎坊桥工人俱乐部举行首场公演，“上千名群众从工厂、郊区、机关、学校涌向剧场。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部长黄镇、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毛联珏、李立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苏振华、书记王一平，以及首都文艺界知名人士周扬、曹禺等观看了演出。”[22]就在11月16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在胡乔木指导下完成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 人民的力量——评话剧〈于无声处〉》。11月19日，《于无声处》剧组赶赴京西宾馆，为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领导进行专场演出。从11月16日在京首演开始，《于无声处》剧组在北京期间共演出三十八场，12月17日晚，文化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举行授奖大会，授予《于无声处》编剧、剧组和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特别嘉奖。也是从1978年11月、12月开始，全国各地剧团大面积排演《于无声处》，仅北京市就有十九个剧团在排演。

“《于无声处》的演出，不仅促进了文艺界，而且直接影响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加快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进程”[23]，作为编剧的宗福先后来也看清楚了[24]，《于无声处》是“求是派”与“凡是派”的政治博弈中对于文学最直接的征用：《于无声处》被视为平反天&&安&&门事件的人民意愿，而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极大地冲击着“凡是派”的思想基础与组织基础。如同梅斯纳的描述：“在1978年所有的‘拨乱反正’措施中，没有什么比中国共产党对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的重新评价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了。”[25]

《于无声处》的巨大成功，以及背后政治形势的逆转，刺激了《天&&安&&门诗抄》的出版，黎之回忆，《天&&安&&门诗抄》在1978年秋已经印了一些征求意见本分送有关领导，但无人表态。“就在这时，我们听说上海公演话剧《于无声处》是歌颂天&&安&&门事件的。1978年11月4日《人民日报》转发上海《解放日报》报道：题为《为天&&安&&门广场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高歌，上海演出话剧〈于无声处〉》。11月13日首都戏剧界盛赞《于无声处》。16日《于无声处》在京公演。‘人文社’通过新华社于11月15日向全国发出题为《声讨‘四*人*帮’的战斗呐喊，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天&&安&&门诗抄〉》即将出版》，与此同时写信给华国锋请他为该书题字。”[26]1978年12月，《天&&安&&门诗抄》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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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无声处》剧照
由此，天&&安&&门诗歌开始正式被当代文学叙述经典化。1978年第3期的《文艺报》比较早地发表过张澄寰《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绕开当时尚未平反的天&&安&&门事件，将“首都群众革命诗词”赞誉为“一座不朽的纪念碑，永远耸立在诗歌发展史上”。1978年第6期的《文艺报》，以近乎专辑的形式连登三篇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文章，其中郑汶发表《学习天&&安&&门诗歌的彻底革命精神——祝贺〈天&&安&&门诗抄〉编辑出版》，将《天&&安&&门诗抄》的出版视为“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在大会讲话中表示：“以诗歌为战斗武器的伟大的‘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民奋起抗击‘四*人*帮’的一场威武壮烈的斗争，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史上具有独特光辉的不朽的一页”[27]。在80年代出版的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更是将天&&安&&门诗歌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编写的《新时期文学六年》（据编写说明该书完成于1983年8月）：“新时期虽然肇始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被粉碎，但六年文学的发端和序幕，却应该追溯到‘四•五’人民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革命诗歌”[28]。

这种将天&&安&&门诗歌视为新时期文学起源的文学史叙述，尽管和将“伤痕文学”视为起源相比居于支流，但对于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依然有不小的影响。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认为天&&安&&门诗歌“挖掘了埋葬阴谋文学的坟墓，揭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29]。孔范今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持有类似看法：“追溯新时期文学的潮头，1976年4月，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产生的天&&安&&门诗歌事实上已经吹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拉开了它悲壮的序幕”[30]。

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正是由于天&&安&&门诗歌和新时期政治紧密关联，其文学价值也一直受到怀疑。近年来讨论天&&安&&门诗歌的文章寥寥，仿佛已经“不证自明”地将其排斥到“文学”之外。就不多的研究而言，研究者在“文学/政治”的两分法中认为天&&安&&门诗歌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位置在于其政治批评指向，而这是反“文学本体”的：“只有从文学本体出发对‘四五’天&&安&&门诗歌进行文学史定位，才有可能还文学史以本有的面貌”[31]。

笔者的看法是，既不能完全以新时期起源阶段泛政治的方式来理解天&&安&&门诗歌以及“四五文学”，也不能以当下所流行的“文学/政治”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来理解。对于天&&安&&门诗歌文学性不强这一点，所有的论者都没有异议，在天&&安&&门事件中，诗歌是由于其它文类所无法代替的一些艺术特征而被征用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这时候出现普遍的诗词，首先是因为其含蓄，不直接点名，却又意味无穷；不至于被观看者一下子定性为‘反动’而追查。第二个原因，是其蕴涵丰富，感情充沛，正适合悼念周恩来时悲愤而复杂的心情。第三个原因，是其精练、简短、顺口，易于抄写和传播。”[32]然而，倘或仅仅以“文学性”追索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那么“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在内的作品恐怕都是不合格的，《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这些作品的政治性也是明显的。这依然是一种“纯文学”的认知框架，其问题在于比较狭隘地理解“政治”，基本上将政治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权力斗争，而不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表述’”[33]。而且，由窄化的政治定义出发，反身建构了文学性，这种“文学性”也是对于“先锋文学”丰富性的一种删消。尽管“纯文学”的认知框架征引“先锋文学”作为文学性的证明，但是“先锋文学”通过对于我们对于“人”的想象之颠倒，解构了“社会主义新人”以及对应的现实主义文学程式，包含着十分有力的政治性。

诚如竹内好的看法，“迎合政治或白眼看政治的，都不是文学。所谓真的文学，是把自己的影子破却在政治里的。可以说，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 [34]。竹内好的看法似乎在字面上殊难理解，何为文学的“影子”？什么是“自我同一关系”？竹内好认为，文学与政治有关，而且政治是行动，文学也是行动，但文学的行动是一种异化的行动（这里的“行动”近似于“实践”），“文学是行动，不是观念。但这种行动，是通过对行动的异化才能成立的行动。文学不在行动之外，而在行动之中，就像一个旋转的球的轴心，是集动于一身的极致的静”[35]。竹内好这个比喻很准确，文学的形式性不是“纯文学”意义上所理解的“永恒的形式”，而是如何吸纳“政治”的力量并在与“政治”的辩论博弈中生成自身，文学的结构仿佛是静止而孤立的，但却是文学与政治的彼此冲击、辨证的力量达致平衡那一刻的平静。

在这个意义上，好的文学依然是归于文本自身，归于文本的“质地”。但衡量文本“质地”的形式硬度，不是形式主义的形式，而是在历史的风暴中充满力量地生长着的形式。竹内好对于文学的起源一语中的，“文学诞生的本源之场，总要被政治所包围。这是为使文学能开花的苛烈的自然条件。娇弱之花没有生长的可能，劲秀之花却可获得长久的生命”[36]。这一判断，尤其适合新时期文学。

这里涉及到笔者的主要观点：和很多文学史的看法相似，笔者也并不认为天&&安&&门诗歌可以构成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但笔者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天&&安&&门诗歌是否有“政治性”，而在于天&&安&&门诗歌是否有效地将“政治”转化为自身的文学资源，并由此生长出有意味的文本结构。

天&&安&&门诗歌在“文学”上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深入到其所反对的“文革政治”的核心，而只是流于道德化的义愤，“文革”被描述为“鬼”、“豺狼”、“国贼”、“魑魅魍魉”的兴风作浪。以代表性的几首诗词为例，比如“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这严格来说不是诗，而是通过“江桥摇”影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这类隐语发泄压抑的政治情绪；又如“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可能是最有名的一首天&&安&&门诗歌了，内在的情绪仿佛很纠缠，悲与叫，哭与笑，但实则是高度透明化的，其所塑造的抒情主体，完全被“政治”所宰制；这里的政治不是有力度的对于世界的表述，而是凝固的教条，这大概是竹内好所批评的“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同样，有的诗歌仿佛触及到新的政治，比如这一首：“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遗志我们继承，‘四个现代化’实现日，我们一定要设酒重祭。”这首诗尽管触及到“文革政治”与“现代化政治”的冲突，但缺乏有效地展开，而只是流于口号，这种文学既没有触及“文革政治”的要害，也无法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有效地询唤新的主体。

天&&安&&门诗歌如果说展现出新的政治性，那么是其作为“四五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民间化的集体书写，指向着作为书写主体的“人民”的历史出场。在《天&&安&&门诗抄》的序言中童怀周谈到，“天&&安&&门革命诗歌，是人民的创作。它是人民和‘四*人*帮’的战斗武器，也是人民的艺术珍品。它受到人民的衷心热爱，得到人民的高度评价。”[37]尽管这里的“人民”依然是一个过于巨大、过于抽象的能指，其内部组成也需要更细致地辨析，但考虑到“文革政治”在权力运作上很大程度依赖于最高权威，“人民”的出场无疑给予新时期政治以支撑，天&&安&&门诗歌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新时期”所强调的“人民性”的起点。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天&&安&&门诗歌不能有效地支撑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但无疑是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未完待续）

注释：
[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页。
[2]参见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一章第三节《新华社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电讯稿的经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又见曹敏：《天&&安&&门事件平反经过》，《文史精华》2012年第10期。
[3]据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黎之回忆，“其实我们是用了先斩后奏的手法。全书已印好，前言已发表，不好再改，连在前言中加一句感谢华主席亲自题写书名的话都没有。只在扉页反面用红字写明‘本书承华主席题签’。”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4]童怀周：《自有人民写春秋》，《文学评论》1978年第6期。
[5]笔者注：这里指的是1976年4月7日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以及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两个决议并发表同题报道。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5页。
[6]于光远：《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下）》，《百年潮》1998年第6期。
[7]初清华：《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页。
[8]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9]参见白晓朗：《天&&安&&门事件后的“童怀周”》，《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
[10]初清华：《新时期文学场域研究》，第31页。
[11]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
[12]曹敏：《天&&安&&门事件平反经过》。
[13]徐庆全：《文坛拨乱反正实录》，第24页。
[14]孙兴盛：《〈中国青年〉复刊风波》，《百年潮》2008年第10期。
[15]同上。
[16]同上。
[17]相关回忆参见周玉明：《文汇报报道话剧〈于无声处〉的前前后后》，《新闻记者》2008年第10期。
[18]宗福先、木叶：《心事浩渺连广宇——〈于无声处〉前前后后》，《上海文化》，2009年第4期。
[19]参见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第571-573页。
[20]于光远：《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三十六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追记（上）》，《百年潮》1998年第5期。
[21]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第573页。
[22]张金才：《胡乔木调话剧〈于无声处〉进京演出》，《百年潮》2008年第2期。
[23]胡乔木传编写组：《胡乔木传》，第573页。
[24]宗福先后来醒悟到，“实际上，我觉得不像巧合，更像是有人在运作。你想，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11月7日中央电视台向全国现场直播《于无声处》，这是多大的舆论准备？然后11月12日陈云同志发表了《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第五点关于天&&安&&门事件，他说道：‘而且又出了话剧《于无声处》……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那天晚上叶帅对华国锋说，天&&安&&门事件再不处理，中央要被动。13日我们剧组被安排进京，14日抵北京，当天，北京市委常委会通过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16日我们首演的当天，《人民日报》头版上面是北京市委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下面是本报评论员文章《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力量——评话剧. 〈于无声处〉》……所以我觉得有人策划，要不然哪有这样巧？”宗福先、木叶：《心事浩渺连广宇——〈于无声处〉前前后后》。
[25]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05页。
[26]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
[27]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28]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新时期文学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9页。
[29]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30]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47页。
[31]武善增：《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32]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9页。
[33]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选自《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2页。
[34]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第134页。
[35]同上。
[36]同上，第135页。
[37]童怀周：《自有人民写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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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天&&安&&门诗歌相比，“伤痕文学”在今天的文学史论述中，基本上被判断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就80年代文学史教学而言，常规的教学安排是沿着“伤痕文学”（有时会接到“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这条线索展开。在一个宽泛的意义上，天&&安&&门诗歌有时也被视为“伤痕文学”的一部分。和上文对于天&&安&&门诗歌的分析相似，在梳理以《班主任》《伤痕》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发表、接受与经典化的基础上，笔者尝试讨论：如果说“伤痕文学”可以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的话，其深层原因是什么？笔者又在何种意义上认为“伤痕文学”也不足以构成“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组长的涂光群，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了发表刘心武《班主任》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背景：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抓科学、教育工作。笔者在下文以及后继文章中分析《哥德巴赫猜想》时也会提到，今天理解“新时期文学”，往往过于简单地在政治上直接勾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真正有生产性的政治背景，是1977年邓小平的政治规划。在涂光群的回忆中，“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等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观点。……作为处于‘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编辑，我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我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1]。

在这一背景下，《人民文学》开始“组稿”，用涂光群自己的话讲，就是“物色合适的作者”。在对应科学的报告文学方面，我们知道是请徐迟写作《哥德巴赫猜想》[2]；在对应教育的短篇小说方面，《人民文学》想到了刘心武。涂光群回忆说，“我们想到了一位投稿者刘心武。心武那年三十刚出头，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教书，给编辑部有一两次投稿，虽说稿件未能用上，编辑已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假如他写熟悉的教育战线的生活，说不定是一把好手呢！一位编辑遂将编辑部近期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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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是否是《人民文学》的“组稿”，在今天倒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桩“疑案”。因为在刘心武的自述中，《班主任》是他的“投稿”，不存在《人民文学》约稿在先。刘心武在1979年的采访中就谈到，“《班主任》是七七年初四人帮倒台三个多月以后开始酝酿的”[4]。在后来的回忆中，刘心武说：“《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一九七七年夏天”[5]。在给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编辑、《班主任》责编崔道怡的信中，刘心武写有“这回寄上我上月写成的短篇小说《班主任》”[6]，这指的是1977年8月完成。而《班主任》的直接缘由，刘心武回忆说是对于当时自己手上编的小说的不满。1977年刘心武担任北京人民出版社（现为北京出版社）的文艺编辑，正在编辑两位农民作者合写的小说《大路歌》，小说中必须有阶级斗争，歌颂“文化大革命”，“于是我出差到他们所在的农村，跟他们翻来覆去地编造阶级敌人破坏的故事，可是怎么也编不圆。……编《大路歌》的失败，使我产生出弃瞎编、写真实的求变革的想法。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子写《班主任》。”[7]。

崔道怡也回忆过收到稿件的经过：“1977年春天，他寄给我题为《光荣》的短篇小说，读后觉得不甚理想，便退还给他了。这年秋天，他又直接寄给我一篇小说，就是《班主任》。随稿还附有一封信。后来我才得知，他寄此稿时，曾因邮局不准稿内夹信而气闷，当时不想寄了。沉下心来以后，他又细读一遍，被自己的文字感动，觉得还是应该寄出。幸亏他寄出了，而且是直接寄给了我，否则，《班主任》的面世，很可能延误许久。因为，编辑部收到自然来稿后，经过积累和分类，才能送到各地区的责任编辑手里。编辑接收成批稿件，未必及时就看，总得陆续阅读，或许拖延多时。而我收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当天，也就是9月21日星期三的下午，即刻阅读，并在读后，立即给他写了回信。”[8]显然，崔道怡认为《班主任》是“自然来稿”。而且，崔道怡在文章中直接挑明，“有个问题需要明确。因为后来有一种说法，说是当时编辑部准备发表一些能够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所以才约请刘心武按要求来‘做文章’。这种说法，未免荒唐。”[9]值得注意，崔道怡在别处的回忆中，曾经指名批评过涂光群对于《班主任》发表经过的叙述。[10]

在涂光群、刘心武、崔道怡的回忆外，《班主任》发表的一个文学方面的背景，是《人民文学》正在策划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今天的我们可能很难理解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性，如时任《人民文学》编辑部评论组组长刘锡城的回忆，“这个座谈会如果能开成，它将被作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全国性的文艺界的集会记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上”[11]。在刘锡城看来，这次会议是“一个大胆的、出奇制胜的想法”，“无论着眼于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还是着眼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人民文学》似乎都需要在正常组稿之外，另采取一些措施”[12]。显然，此时的《人民文学》试图以“短篇小说”为突破口，谋求政治上与文学上的突破。当时作协、文联还未恢复，《人民文学》作为当时唯一的全国性文学刊物，某种程度上起到组织文学生产的中枢作用。而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设想，据刘锡城回忆正是在《人民文学》编辑部1977年9月20日讨论第11期选题时所提出的。巧得不能再巧，第二天刘心武《班主任》的稿件寄到。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后来在1977年10月20日-24日于北京远东饭店召开，老中青三代作家近三十人参加，是“文革”后文坛复苏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会议结束后，《人民文学》于1977年11期推出“短篇小说专辑”，打头的正是《班主任》[13]。

综合《班主任》的发表经过和当时的政治/文学背景来看，尽管是“约稿”还是“组稿”难有定论[14]，但《班主任》被征用为新时期文学的突破口，刘心武的写作有意识地应和着邓小平复出后政治的变局[15]，这一点应有定论。在当年的历史语境中，《班主任》确实带有一定程度的先锋性。刘心武之前的短篇小说，尽管也在“揭批四人帮”，但其弊端正如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当时短篇小说普遍存在的三个方面：其一，教条地颠倒“文革文学”的模式，将“走资派”改成“革命老干部”，将“造反派战士”改成“四人帮”的喽啰；其二，把对“四人帮”的斗争简单化，英雄人物依然是“高大全”，反面人物脸谱化；其三，动辄就正面去写重大事件、重大主题，公式化与概念化严重，作品里充满政治口号以及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黑体字，不懂得短篇小说应该“以小见大”。[16]

尽管《班主任》对于这些问题有明显的突破，但另一方面的问题也来了，这种突破是否会“越界”？所有的当事人都提到当时在编辑部中，大家对于是否发表《班主任》犹豫不决。崔道怡回忆，“当时负责终审的副主编十分为难，不敢拍板，便提请主编张光年裁决。那时编辑程序上有这样的规定：具体编务和一般稿件，全由当班副主编定夺，个别重点作品或把握不准的稿件，则要送呈主编做出最后裁决。”[17]查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日记，1977年9月30日记有：“下午刘剑青来谈短篇小说座谈会计划，并携来短篇小说《班主任》备阅”[18]。据崔道怡回忆，10月7日下午，张光年将《班主任》三级审稿人员与有关编辑召集到家里谈意见：“这篇小说很有修改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抓到了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主题不在于对宋宝琦，相信不相信他能改造、愿意不愿意接收他的问题。而在于对谢惠敏，应该支持呢，还是应该批评帮助呢？这样就可以涉及到路线问题了。”[19]张光年的眼光极为精准，他对于《班主任》的理解，直接抓住了这部作品真正关键的人物谢慧敏，并从“教育-社会-政治路线”的结构中予以定位，这种文化政治的判断，多年来《班主任》的论者几乎无人能够达到，这方面下文会详细展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推手，张光年1977年6月底接任《人民文学》主编一职[20]，《班主任》的发表，意味着张光年所主持的《人民文学》开始介入到“思想解放”运动之中。正如李洁非的评价，“‘两个凡是’压制‘文革’后中国人的精神与思想约一年多，1977年下半年逐渐受到挑战。在文学界，张光年主编的《人民文学》决定发表《班主任》，是一个转折。”[21]

《班主任》在1977年底发表后激起强烈反响，编辑部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人民文学》对于《班主任》十分重视，在1978年第2期，以《欢迎〈班主任〉这样的好作品》为题，选登了五篇群众来信，完全是一边倒的赞扬之声。这种自我表扬的做法比较少见，实则体现出《人民文学》预感到《班主任》会招致一定的批评，故而以“群众来信”的方式提前为这一作品定性。果然，《班主任》发表后，招致“暴露文学”的指责。查当年的史料，在1979年四月《向前看啊，文艺》发表之前，无法查到谁持有“《班主任》是‘暴露文学’”的立场并写出文章署名发表，如果有的话往往是“用匿名信转寄了来”[22]，或者以群众来信的方式写给编辑部与作者本人。在1977、1978年的环境中，指责《班主任》是“暴露文学”，其实是“逆潮流而动”，政治敏感的批评者恐怕对此心知肚明。然而，具体的论敌不存在，不等于这种指认《班主任》为“暴露文学”式的心理定势与批评氛围不存在，“暴露文学”也是在“伤痕文学”的说法出现之前最常见的对于《班主任》这类作品的批评。

所谓“暴露文学”，是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经由五六十年代一路延伸到新时期起源阶段的批评定式。这个概念直接来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暴露文学”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针对的是在延安引发争论的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等作品。如何确定社会的“本质”，怎么在反映社会问题的文学与“暴露文学”之间做出区别，这条分界线随着政治环境的紧张与松弛一直在移动。在50年代“反右”期间，《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等打出“干预生活”旗帜的作品，再一次被批评为“暴露文学”；在60年代对于邵荃麟“写中间人物论”等较为温和的文学主张发起批判时，也出现过“暴露文学”之类指责。“文革”期间倒很少使用“暴露文学”来发起批判，原因很简单，那条所谓又粗又长的“文艺黑线”把30年代到“文革”前几乎所有的文学都一并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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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到“暴露文学”这种批评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惨痛记忆，怎么将《班主任》与“暴露文学”相区分？《文艺报》1978年第2期发表以洪的文章《是“暴露文学”吗》予以回应，强调“暴露的不是社会主义的‘黑暗’，而是‘四人帮’的黑暗”[23]。《文学评论》杂志社1978年8月15日组织作品研讨会，邀请冯牧、孔罗荪、李季、严文井、韩作黎、许觉民、朱寨、林斤澜、刘厚民、屠岸、江晓天、邓绍基等参加，驳斥“暴露文学”之类指责，“会上不少同志说，‘暴露文学’问题，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有明确指示：‘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班主任》则与此完全不同。屠岸同志说，《班主任》给人以希望，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刘厚明同志说，作者并没有以提出宋宝琦、谢惠敏的问题为满足，而是充满革命激情，提出了解决宋、谢问题的方向和途径。从作品的整个倾向来看，给人的是愤怒而不是感伤，是战斗而不是窒息。”[24] 冯牧的发言最为提纲挈领，“需要开这样的会来澄清事实，给予肯定”[25]。同时，冯牧把《班主任》提到代表新时期文学发展方向的地位上：“我认为，这样的估计是并不算过分的，这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作品，给我们当前的创作提供了范例，这样的范例，可以起到开辟道路、引导和促进其他作者在一个新的创作道路上探索前进的作用。”[26]《班主任》经历了1978年的论争，开始迎来自身的经典化之路，诚如程光炜的分析，“刚开始，它曾受到是‘暴露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责难。但是，随着草明、朱寨、冯牧、孙犁、冰心、陈骏涛、刘再复、阎纲、张炯、何西来、蔡葵等文坛‘重镇’和新锐批评家的‘介入’，尤其1978年8月15日《文学评论》以‘为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为题召开的座谈会的充分肯定，大半年来围绕这篇小说出现的‘争执’逐步趋向‘统一’，该小说终于获得文学界的‘一致好评’。”[27]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78年将《班主任》制作成广播剧播出[28]，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同时，《班主任》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评选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的短篇小说），奠定了其在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的地位。

对于正面的支持者而言，如何指称《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冯牧等支持者一般将其概括为“革命现实主义”。冯牧在为刘心武短篇小说集所写的序言中谈到：“他的这种奋斗方向，无疑地是值得赞许的。这种方向，我认为就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向”[29]。在《文艺报》批驳“暴露文学”的同一期，发表了洁泯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力量——读近来的若干短篇小说》为《班主任》正名，雷达、刘锡城在《三年来小说创作发展的轮廓》中一文也提到，“1977年的秋天，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向革命现实主义迈出了一大步”[30]。在《文艺报》1978年9月召开的短篇小说北京、上海座谈会上，与会者更是将《班主任》这样的作品视为“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31]。

《班主任》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提法，和《班主任》是“暴露文学”的提法相似，都是回到“文革”之前，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话语体系中予以肯定或否定[32]。不能简单地将对立的双方视为“改革派/文革派”的冲突，双方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文革”后重返“十七年”乃至更为漫长的左翼文化传统寻求支撑，只是所选择的路线大相径庭，这种冲突还是“文革”之前左翼内部的冲突。然而，通过重返历史来转喻性地理解新时期文学，这种方式难以奏效，新时期文学的“新”不是在左翼文化传统中可以完全说明的。而且，由于沉淀着历史的债务，“暴露文学”固然乏人应和，“革命现实主义”也惹人怀疑，尽管有意回避了“两结合”中导向粉饰与虚夸的“革命浪漫主义”，但是1979年上半年开始文艺界就公开地质疑与批判“两结合”[33]，“革命现实主义”这种说法无法整合新的文学。

对于《班主任》这样的作品，需要一种新的命名，但这种命名的困难之处在于，无法在“十七年”的话语体系中找到恰当的位置，然而又只能通过这套话语体系来指认，由此为“新文学”获得合法性。合乎历史逻辑的结果，就是将批判者的命名予以转化，通过对于批判的批判，确定这种命名所指称的“新文学”的正当性。同时，这种论敌抛来的命名，不能是纠缠着历史的原有名词，比如“暴露文学”“解冻文学”之类，而是在历史中第一次出现的、全新的说法，便于转化与填充。故而，对于《班主任》的命名，最终确定了不无吊诡的“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的命名，源自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的卢新华短篇小说《伤痕》。这篇作品描述了和《班主任》类似的“文革”经验带给一代青年的创伤体验。但和《班主任》不同的是，携带“内伤”的主人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根正苗红的谢惠敏不同，对于“文革”的历史逻辑的逆转其实不如《班主任》有力，小说的结构与语言也显得过于简单。在该文刊于《文汇报》之前，卢新华曾经将这篇小说投给《人民文学》，但是被《人民文学》退稿。

还是《文汇报》成为《伤痕》的重要推手。作为复旦大学77级中文系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原本是作为该系文学评论专业班的墙报一部分，在1978年4月上旬张贴在复旦大学四号宿舍楼底层拐角处，系墙报主编、卢新华同班同学倪彪的约稿。《伤痕》张贴后成为复旦校园的文化热点，据卢新华回忆，“自此以后，直到《伤痕》正式发表，这墙报前，便一直攒动着翘首阅读的人头，先是中文系的学生，继而扩展到新闻系、外文系以至全校，而众人面对着一篇墙报稿伤心流泪的场景，也成了复旦校园的一大奇观。”[34]和卢新华住在同一栋楼的中文系刚刚留校的女教师孙小琪，将成为校园新闻的《伤痕》这篇小说介绍给《文汇报》的编辑钟锡之，在《文汇报》总编辑马达的支持下，经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洪泽批准，小说得以发表。据钟锡之回忆，“小说《伤痕》分明地触动了路线是非、理论是非和思想是非上的这些‘禁区’”[35]。总编辑马达更是在“揭批‘四人帮’”的意义上征用《伤痕》，“我考虑，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当时正是揭批‘四人帮’斗争的第三战役，即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罪行的思想理论根源，肃清‘四人帮’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和影响，发表小说《伤痕》无疑将对推动这一斗争深人展开有帮助。我认真思考后，决定发表这篇小说，并签下‘阅发’和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文艺部立即拼版。”[36]先是8月份的《伤痕》，之后是10月份的《于无声处》，《文汇报》以少有的直接刊登文艺作品的方式，介入到新时期的政治博弈；同时借助《文汇报》这个平台，《伤痕》等作品广泛传播，其影响超越仅仅在文学期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而是构成理解中国社会政治动向的窗口。据马达回忆，“《伤痕》发表后，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37]张业松据此认为，“国外的新闻媒体有可能先于学界人士使用‘伤痕文学’一词”[38]。

谁第一个提出“伤痕文学”，这个问题的答案莫衷一是，在当代文学史上，这大概是第一次：一种引领性的文学概念不是出自某个权威，不是出于有意识地规划。学界对于“伤痕文学”的提出者有所考证[39]，尽管答案各异，但都是集中在这场座谈会或那篇文章中提到的“有人说”，都是以模糊的对立面来确定自身。故而，不如就停留在朱寨当年对于“伤痕文学”的概括：“‘伤痕文学’的提法，始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短篇小说《伤痕》后引起的讨论中。之后，人们通常习惯地把以揭露林彪、‘四人帮’罪行及其给人民带来的严重内外创伤的文学作品，称之为‘伤痕文学’”[40]。

所谓“伤痕文学”，其实是“暴露文学”的新讲法，当时为《班主任》《伤痕》辩护的支持者一开始很自然地排斥“伤痕文学”，雷达、刘锡城为《班主任》等作品辩护时谈到，“尽管这些作品不断遭到非难和指责，给它们加上‘暴露文学’、‘伤痕文学’、‘解冻文学’之类的恶谥，但广大人民群众始终给这些作品以很高的评价，给这些作者以有力的支持。”[41]“伤痕文学”这个概念直到80年代中期，才被主流文坛所接受，“1984年8月，在起草作代会报告时，张光年提出‘正式承认这个名称’，还打算‘要写一篇《伤痕文学论》’”[42]。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1984年12月29日开幕）上，张光年做的大会报告就将《班主任》《伤痕》等作品称为“伤痕文学”。张光年扭转了“伤痕文学”所携带的“暴露文学”的指向，为这个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所谓‘伤痕文学’，依我看，就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是遵奉党和人民之命，积极地投身思想解放运动，实现拨乱反正的时代任务的文学。”[43]在完成于1985年12月之前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一书中，已经正式以“伤痕文学”指称“文革”结束后最先出现的文学现象，并且将“伤痕文学”的内涵概括为四个方面：对“四人帮”罪行的揭露；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烈颂扬；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提出令人警醒的社会问题[44]。“伤痕文学”从80年代中期开始，基本上构成了描述新时期文学起源的第一个概念，这种框架一直持续到今天。

诚如刘锡城的感喟，“‘伤痕文学’因一篇作品而得名，最初是用来否定这类作品的贬义词，后来竟然被文艺评论界反其义而用之，成了新时期文学中反映十年‘文革’题材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潮的专有名词。这是在特殊年代中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45]。所谓特殊年代、特殊情况、特殊的文学现象，关键之处在于，《班主任》在“特殊性”的表象下孕育着未来的“普遍性”，但同时无法将自身的“特殊性”转化为“普遍性”。如此矛盾的原因，在于“伤痕文学”是一种“否定性”的“肯定”，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步，但不能直接等同于新时期文学的起源。

就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所内置的主流文学方案而言，尽管“伤痕文学”最终获得了正当性，但作为服务于“揭批‘四人帮’”的文学，“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起源阶段面对历史的否定性的环节，而不是指向未来的生产性的环节。《班主任》这样的作品“也可以说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射出去了一枚重型炮弹”[46]。“揭批‘四人帮’”一度是77年、78年的“首要任务”，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文革时代”向“改革时代”过渡的逐步完成，其重要地位渐渐让位于“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任务”。

如果说“伤痕文学”对应于“揭批‘四人帮’”，“四个现代化”对应的文学方案，是邓小平在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次讲话指出了新时期的“中心任务”，确立了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47]

“伤痕文学”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规划的潜在背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意味着主流文学对伤痕文学“去伤痕化”，重新规划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饶有意味的是，“伤痕文学”尽管得到主流文学的肯定，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微妙的紧张。尽管“伤痕文学”作家们颇为“自觉”地认识到，书写伤痕是为了“从而更好地洗刷自己心灵上和思想上的伤痕，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48]主流文学也需要“伤痕文学”这样的文学形态配合政治上对“四人帮”的揭露与控诉。[49]但是，“伤痕文学”一定程度上始终是暴露性的，无论如何谨慎铺陈，历史的创伤始终难以回避。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伤痕文学”被借助来总结“历史”、展示“伤痕”。然而，伴随着政治的转轨，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继续展示“伤痕”已然不合时宜。[50]

作为“伤痕文学”的典范，《班主任》这样的作品并非没有触及“新人”问题，并非没有介入“社会主义新人”所代表的建国以来的文化领导权之争，但其着力的地方，是对于原来的“新人”形象的颠倒。对于《班主任》所内置的文化政治的核心所在，1978年以来的评论与研究都意识到落实在谢惠敏这个人物身上，但似乎一直没有击中关键所在。在70年代末期对于《班主任》的讨论中，大致都谈到了团支书谢惠敏这个人物形象比小流氓宋宝琦重要。《文学评论》在1978年组织了一场青年工人与中学生为主的座谈会，认为《班主任》的“新”就体现在谢惠敏这个“新形象”上：“对于谢惠敏这个形象，大家的感受也是很深的，有的同志说，这篇作品新，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因为谢惠敏这个形象新。”[51]像宋宝琦这样的形象，无论是“文革政治”还是“改革政治”，对于这种“小流氓”都是严厉打压的。然而谢惠敏所代表的人物谱系在“文革”文学中（包括刘心武本人出版于1975年的小说《睁大你的眼睛》）一直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但是随着从“文革”到“改革”认识装置的转换，谢惠敏的形象悄然发生变化。日本学者濑户宏在当年的看法十分精准：
《班主任》之所以在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之间引起了剧烈的反响，正是因为它描写了谢惠敏。毫无疑问，谢惠敏是文革期间的肯定人物。这一点，如果看一下《睁大你的眼睛》中的方旗就可以理解了。谢惠敏是一个为了“革命”而无视生活，由于无视生活就越来越相信自己是革命的少女。《班主任》所揭露的正是这种无视生活规律的“革命”废弃了生活和人生观，这同地痞流氓废弃人生观是没有两样的。在文革期间成长起来的青年为《班主任》而震惊，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自己内部找到了谢惠敏。[52]
所谓“在自己内部找到了谢惠敏”，意味着原有的“文革政治”所规划的“新人”方案的瓦解，以及在自己的内部所感受到的这种瓦解的震动。作为“文革政治”最后一个“新人”，谢惠敏这个形象在“新时期”丧失了文化领导权，而是被转化为受教育的对象。在很多评论家看来，《班主任》是一个“教育题材”的作品。然而，这里的教育不应被理解为狭义的教育，“文革”期间的教育，是一种政治的再生产，像《决裂》这类鲜明体现“文革政治”的教育题材作品，从来都联系着“新人”的塑造。故而李杨在重读《班主任》时认为，“《班主任》改变了知识分子作为‘被改造对象’的身份，知识分子变成了启蒙者，而那些使知识分子蒙难蒙羞的‘革命小将’重新变成了受教育者。尤其是将谢惠敏这样的‘革命青年’塑造成反面人物，更是对‘文革’政治的全面颠覆。”[53]值得补充的是，也不能以“启蒙论”的后设视角来框定《班主任》，“知识分子/启蒙”在《班主任》中的位置，和80年代的“启蒙论”有不小的差异，在《班主任》这里，张俊石老师作为谢惠敏的教导者，其依靠的文化资源和8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差异。在《班主任》中，通过对于《牛虻》（该书中文版出版于1953年）的辩论，通过“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青春之歌》”，通过《暴风骤雨》《红岩》《茅盾文集》《欧也妮•葛朗台》《唐诗三百首》以及广泛影响到50年代青少年的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的《盖达尔选集》[54]，其隐含的规训谢惠敏的思路，是将“新人”的方案退回到“十七年”。谢惠敏身上重叠于“十七年”的“新人”的印迹，在小说中则是被正面肯定的，张光年授意刘心武特意补充了谢惠敏的一个细节：送还麦穗。[55]这种“决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在小说中是谢惠敏唯一被肯定的。而不同于“十七年”的“文革”所塑造的“新人”的感觉结构，则被视为“精神内伤”。

通过将“新人”的方案退回到“十七年”，《班主任》契合于文艺主流的观点，就当时而言，“即使社会对反对‘文革’式文艺有了共识，但文化主流的呼声是希望回归到‘文革’前十七年”。[56]同时，这种文学构想契合于彼时政治、经济向“十七年”汲取资源的调整。诚如蔡翔对于1977-1979这“前三年”的文学上“拨乱反正”的理解，“‘乱’是什么，‘正’又是什么。在‘前三年’，这个‘正’指的就是所谓‘十七年’，无论是《班主任》，还是《伤痕》”[57]。对于“新人”方案的颠倒，这是《班主任》真正有力量的文化政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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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出发，谢惠敏这个主体的内部空洞化了，她变成了一个本质上和宋宝琦一样“愚昧无知”的人物，在当时的评论家何西来、蔡奎看来，“谢惠敏是一个比宋宝琦更深刻、更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她本质纯正，品行端庄，没有丝毫政治上的投机心理。在她身上有着不少好的素质。然而，作者却以惊人的洞察力，发现和揭示了她的性格的另外一面，畸形的一面，这就是以教条、僵化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她的愚昧无知在形式上虽与宋宝琦有所差异，但本质上却是一致的”[58]主流文学对于谢惠敏“愚昧无知”的判定，为新的“新人”的出现开辟了历史道路。毫不意外，从《班主任》开始，“新时期文学”经历了震荡的几年，各种各样的文化力量争夺着对于“人生”的重新定义。一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模模糊糊地在地平线上出现了。
结语
通过对于天&&安&&门诗歌与“伤痕文学”历史性地梳理，笔者要提出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讨论新时期文学的起源，要以“文革”为参照；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意味着对于“文革”所导致的社会主义危机的克服；这种克服的完成标志，是要以文学的想象，给出在新时期有效地询唤主体的“新人”形象。

从这个角度回顾历史现场，从天&&安&&门诗歌到“伤痕文学”，越来越逼近“新人”的诞生，但始终是否定性的、开辟性的工作，否定“文革政治”，为这个时代“新人”的出现开辟空间。无论天&&安&&门诗歌还是“伤痕文学”，他们只是文学史的“中间物”，既没有深入“文革政治”内部展开文学的辩论，也没有呈现“现代化”视野中的新人形象。而这二者的关系，是需要在辩证博弈中来完成的，只有通过对于“文革政治”的批判来确定“现代化”的合法性，也只有通过对于“现代化”的想象，来完成对于“文革政治”的批判。

在此要纠正一种错误，许多研究者包括笔者曾经以为，四次文代会上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新人”最终沦为空洞的号召。有研究者梳理“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认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呼吁，并未引起文艺界广泛重视。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没有几个人积极回应‘新人’的提法。”[59]笔者在发表于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也一度以为，“在‘新时期’的语境中，传统的文学成规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质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文艺界领导的倡导，并没有得到以往的‘热烈响应’。”[60]现在笔者觉得这种观点值得辨析，在表面上四次文代会“社会主义新人”的呼吁确实没有得到热烈回应，但是不等于“社会主义新人”的文学规划没有效果，相反，笔者以为这个任务其实是完成了的，但不是基于高层的号召，而是作为历史运动的“现代化”所自发催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形式必然要生产出新的人性想象，而这种想象十分清楚地落实在新时期文学之中。在《歌德巴赫猜想》《乔厂长上任记》《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爱，是不能忘记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内当家》《乡场上》《黑娃照相》等一系列作品中，已经有效地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新人”形象，这种完成度很高，甚至于隐匿了自身的历史运作。和50-70年代没有区别，“新时期文学”依然高度嵌入在时代的政治结构之中。由于不同于50-70年代“政治/生活”的二分法，新时期的新人的诞生，不需要经历惊天动地的批判与斗争，而是在“生活”的内部完成——新时期的“政治”顺应而不是改造“生活”的逻辑，征用而不是提升人的基本欲望为自身服务，这大概就是所谓契合于“人性”吧。蔡翔曾经分析1960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为了克服这一‘日常生活的焦虑’，1960年代开始陆续生产出它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这一叙述中，欲望（情爱、性、家庭，等等）被理解为阻隔人的社会性的一种（平庸的）形式”[61]。而在新时期，欲望被理解为一种积极的形式，被援引过来以形塑对接“现代化”的文化认知。

不同时期的“新人”，指向着不同的“人性”想象，以“文革”为背景，这种“人性”想象清晰展现出内部的历史源流。《哥德巴赫猜想》从“红”与“专”的辩论开始，以20世纪中国的核心思想概念“科学”入手，将“人性”圈定于去政治的专业化；《乔厂长上任记》回应“马钢宪法”与“鞍钢宪法”的辩论，将专业化的“人”置于现代性的管理之中；《爱，是不能忘记的》《赤橙黄绿青蓝紫》《陈奂生上城》等作品，回应所谓“人性”——人的基本欲望的位置，并且初步讨论了欲望的差别及合理化。《班主任》所止步的地方，也即没有给出询唤性的新人形象，在后来的作品中陆续完成。最终的完成，也即“新人”感知到内部的欲望冲动可以在外部的社会空间中落实，游离的个体要在差别化的空间中完成最有“效率”的匹配，体现在路遥寓言一般的作品《人生》之中——在这部作品中“新人”的诞生是如此清楚，历史能量是如此涌荡，以至于作家本人不敢面对他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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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新时期文学的起源一定要具体归于某部作品，笔者的答案既不是天&&安&&门诗歌，也不是“伤痕文学”，而是起源自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一篇似乎毫无文学性可言的、作为“报告文学”这样边缘文类的作品，怎么能够开启一个时代？因为“人”变了，“风景”也变了。以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为背景，《哥德巴赫猜想》发表的前前后后发生了什么？何谓“红”与“专”的辩论，《哥德巴赫猜想》又是怎样终结了这场辩论？复刊的《中国青年》在著名的“潘晓大讨论”之前为什么要讨论是否应该学习陈景润？这些缠绕的问题，笔者将著文另述。回到新时期文学的源头，这从来不是一条平静的大河，而是有无数暗流涌动。

注释：
[1]涂光群：《刘心武创作〈班主任〉》，《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2]可以参看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周明的回忆：《徐迟与〈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2008年第1期。
[3]涂光群：《刘心武创作〈班主任〉》，《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第243页。
[4]张平访问、李黎整理：《刘心武谈中国的新写实文学》，朱家信、黄裳裳、朱育颖编：《刘心武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3页。
[5]刘心武：《刘心武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
[6]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长城》2011年第4期。
[7]同上。
[8]同上。
[9]同上。
[10]参见崔道怡：《〈班主任〉和〈人民文学〉》，《北京晚报》2009年1月4日。
[11]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2]同上。
[13]这期“短篇小说特辑”依次是：刘心武《班主任》、贾大山《取经》（各地作品选载）、徐慎《四书记》、叶文玲《年饭》、陆星儿《北大荒人物速写》（二篇）、江刘与班斓合写的《两邻居》、曹雪寒《我的“新战友”》、张永秀《送鹅记》、贾平凹《春女》、俞林《在太行山上》。
[14]考虑到同一时期《人民文学》对于徐迟《哥德巴赫猜想》的幕后工作，笔者倾向于《人民文学》向刘心武打过招呼，但不像《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深度介入。《人民文学》不会仅仅依赖自由来稿来准备下大力气谋划的、在当时带有明确导向的“短篇小说专辑”。
[15]刘心武在回忆中比较委婉地提到，“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更能‘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从农村回到出版社，听到很多消息，很多议论，更感觉‘试一试的时候到了’”。参见刘心武：《刘心武自述》，第148、143页。
[16]引自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讨论纪要，刊于《人民文学简报》第3期（内部参阅，1977年11月19日印发）。参见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0页。
[17]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
[18]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19]崔道怡：《报春花开第一枝——张光年和〈班主任〉的发表》，《文学报》1999年4月8日。
[20]据张光年1977年6月24日的日记，当天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副局长王子野邀他谈工作问题，“最后达成协议，先抓两个刊物，主要是《人民文学》”。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第22页。
[21]李洁非：《风雨晚来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230页。
[22]韦君宜在《思痛录》中提到过类似的匿名信。参见韦君宜：《思痛录》，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82页。
[23]以洪：《是“暴露文学”吗？》，《文艺报》1978年第2期。
[24]本刊记者：《为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记〈班主任〉座谈会》，《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25]冯牧：《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26]同上。
[27]程光炜：《文学“成规”的建立——对〈班主任〉和〈晚霞消失的时候〉的“再评论”》，《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2期。
[28]据刘心武回忆，“杂志负责人和编辑对这些作品的问世当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但作品的推广，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就是电台的广播……谷文娟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编辑，连续编录了我的《班主任》、《醒来吧，弟弟》，以及另外一些作家的作品，使当时还不能及时看到报刊的人们，特别是还在农村插队或在边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年轻人，从电波里一下子听到了跟‘四人帮’那时候完全不同的声音，以至于印象深刻到终身难忘的程度。……记得那时一些作家见到谷文娟真是笑面如花，不知该怎么亲近她才好，还曾有人私下里来问我，‘究竟怎么着才能让谷文娟看上（作品加以改编播出）呢？’”参见刘心武：《何处在涌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2002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21-222页。
[29]冯牧：《作黄金和火种的探求者——序〈刘心武短篇小说选〉》，《文艺报》1980年第3期。
[30]雷达、刘锡城：《三年来小说创作发展的轮廓》，《文艺报》1979年第10期。
[31]本刊记者：《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记本刊在北京召开的短篇小说座谈会》，《文艺报》1978年第4期。
[32]“革命现实主义”出自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我们的工作要革命热情、革命理想和实际精神相结合，在文艺上就是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是谓“两结合”，在当时针对的是大跃进民歌运动。参见南帆：《两结合》，《南方文坛》1999年第1期；又见于宁志：《1958年的中国文坛》，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未刊。
[33]关于“两结合”的论争经过，参见《关于“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情况综述》，引自余世谦、李玉珍、陈家灼、胡荣祉、林琴书编：《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一九七六——一九八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0-186页。
[34]卢新华：《〈伤痕〉得以问世的几个特别的因缘》，《天涯》2008年第3期。
[35]钟锡之：《小说〈伤痕〉发表前后》，《新闻记者》1991年第8期。
[36]马达：《〈伤痕〉和伤痕——小说〈伤痕〉发表前后》，《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第66页。
[37]同上，第63页。
[38]张业松：《打开“伤痕文学”的理解空间》，《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3期。
[39]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王琼在其博士论文《作为文艺思潮的“伤痕文学”》（2009年答辩，未刊）中梳理过谁先使用“伤痕文学”这个问题，参见该论文第22-25页。
[40]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540页。
[41]雷达、刘锡城：《三年来小说创作发展的轮廓》。
[42]李洁非：《风雨晚来方定——张光年在“文革”后》，《典型文坛》，第230页。
[43]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44]张钟、洪子诚、佘树森、赵祖谟、汪景寿：《当代中国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481-482页
[45]刘锡城：《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108-109页。
[46]草明：《致青年作者刘心武》，《十月》1978年第2期。
[47]邓小平：《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辞》。选自《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80—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
[48]卢新华：《谈谈我的习作〈伤痕〉》。《文汇报》，1978年10月14日。
[49]胡耀邦在讲话中曾指出，“三年来的文艺，总的来说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特别是写了大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包括批判他们搞特权，搞冤、假、错案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是很好的，是文艺界对我国人民的贡献，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个时期写暴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多一点，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参见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本文引自沈太慧、陈全荣、杨志杰编：《1979——1983文艺论争集》。郑州：黄河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50]这方面的展开分析可见笔者的相关论述。黄平：《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1]本刊记者：《青年工人和中学生谈〈班主任〉——座谈纪要》，《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52]濑户 宏《试论刘心武——到班主任止》，《钟山》1982年第3期。
[53]李杨：《重返“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
[54]刘心武对于《班主任》中大量的“书名”有过专门的回忆，参加刘心武：《〈班主任〉里的书名》，《文汇报•笔会》，2009年1月7日。
[55]崔道怡回忆，“刘心武汲取张光年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大概他觉得意见中有关谢惠敏的形象塑造最为重要，在这方面改动最多。加上了‘小小麦穗’整整一节的叙述”。参见崔道怡、白亮：《我和〈班主任〉》，《长城》2011年第4期。
[56]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一九七九一九八一）》，第442页。
[57]蔡翔、罗岗、倪文尖：《“文学的这三十年”三人谈》，《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2月16日、2月23日。
[58]西来、蔡奎：《艺术家的责任和勇气——从〈班主任〉谈起》，《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59]武新军；《“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与新时期文学》，《河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60]黄平：《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以〈今天〉杂志为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61]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