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维丽、马笑冬：两位老三届女生回忆“革命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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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三届”女生回忆“革命化”教育（上）

人生况味| 两位“老三届”女生回忆“革命化”教育（上）

叶维丽 马笑冬 | 我们的初中生活（上）

叶维丽和马笑冬都是老三届的学生。她们分别于1963和1964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和北京女八中。叶维丽现在美国某大学教书，马笑冬1990年代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复旦大学任教，现已退休。以下是她们对自己少女时代生活的一段回忆。
——编者

叶：从小学到中学，是咱们青少年成长的一段很关键的时间，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就在这个时期，我们经历了强化了的“革命化”教育。咱们这一代狂热地投入“文革”，当红卫兵不是偶然的，“革命化”的那一段的准备非常重要，但现在人们不再提它了。
马：你为什么这么说？
叶：这个看法我也是近来慢慢意识到的。要说明这个变化的过程，还是从咱们上中学谈起吧。
马：我在小学毕业前有个非常大的心愿，考上北京最好的学校：师大女附中。但是由于考试时粗心，我没有能考上第一志愿，而只好上了我的第三志愿：北京第八女子中学。我为此哭了好长时间，一个星期才缓过劲儿来。这种考试制度没办法，不参考平时的成绩，一锤定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能每次考试都不失误呢？
叶：女八中也是个不错的学校啊。
马：是啊。女八中的前身是民国时期的女子师范大学，鲁迅曾在那里任教，刘和珍、杨德群曾是那里的学生，她们因为抗议北洋政府被杀害，鲁迅为此写了著名的文章《记念刘和珍君》，这个学校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出名。就这一点来说，进女八中我还是多少有些安慰的。刘和珍和杨德群的墓碑现在还在女八中校园里，坐落在一个非常幽静的小院子。
叶：女八中离新华社大院很近，我常从那儿经过，对它也很熟悉。现在的建筑还是当年鲁迅教书时的老楼，民初的设计吧？看起来很古典了。
马：女八中的校舍建筑是比较特殊。它由两个大四合院组成，每个四合院都是两层，很高，两个院子由门洞和廊子相连接。我记得很清楚，开学第一天我走进学校时，里面热闹极了。每个门洞和廊子都有高年级的学生拿着各种各样业余兴趣小组的牌子招揽新成员，不断有人走上前来问你：你想打篮球吗？你喜欢书法吗？你想参加舞蹈组吗？这些女学生个个朝气蓬勃，充满自信。我到女八中没太长时间就当了学校大队宣传委员，我的任务主要是出学校的墙报。
叶：你看，你一上中学就受重视，我始终是个不起眼的学生。你上初一我上初二。我上的是师大女附中。现在北京的中学已经全部是男女合校了，在“文革”以前还 有很多女校和男校。我还是很喜欢女校的气氛的，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所都不办了。
马：我也很喜欢女校。
叶：我喜欢女校是因为女生在一起很舒服，我觉得对女生的自信心也有好处，要不然可能容易受到男生的“压”，也会出现其他青春期的问题，像小男女互相调情什么的。女生在一起单纯多了，但也可能把咱们弄得太单纯了，比较“傻”。
马：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叶：我对开学第一天的印象，只记得在路上碰到一个女孩，也是新生，她告诉我她在小学是大队长。女附中的学生在小学尽是大队长、中队长什么的，我只是个小队副。我当时就想糟了，那么多大队长在一起，一个个都那么那个……
马：能干。
叶：就是。但是后来你曾经是不是少先队的干部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一个新的标准开始出现了，就是家庭出身，这个变化非常重要，待会儿咱们再说。在中学我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到今天还有很多来往，但中学的班集体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没有再遇到像小学吴老师那样的老师，大概是因为开始进入青春期，对老师不像在小学那么容易接受，毛病看到的多了。我至今仍然十分感激的是教我英文的王老师。我们年级有六个班，三个班学英语，三个班学俄语，很庆幸我学的是英语，现在派上了用场。当时英文不是很主要的课，我也不太重视。很多年后我又开始自学英语，才意识到初中时王老师给我们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特别是语音语调，使我得益极大。王老师个子很高，有些驼背，慈眉善目的，说话非常温和，听说她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她只教书，课外和我们很少接触。
马：不知为什么，我对小学和中学的老师几乎没有一个能记得住的，连他们的样子都想不起来了。我不认为这是我的问题，也不认为老师不好，而是觉得他们只是教书，没有通过自己的人格力量对学生们的生活信念有所影响。
叶：那我们在小学遇到吴老师这样的老师，是十分幸运了。就在我开始上中学以后，中国变得越来越革命化，我对初中最深的印象，就是这个革命化过程的逐步深入。像王老师这样的老教师，越来越觉得她在“夹着尾巴做人”。而在小学的时候，老教师还是很受尊重的。
马：你说起革命化，我记得它当时是作为一个运动搞的。
叶：我想革命化既可以说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在一段时间里也是一场运动。在“文革”前二三年，农村有“四清”，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整风”，北京市的很多中学都搞革命化运动，整个社会都在逐步动员起来，用现在的话叫“热身”吧？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文革”的前奏，给“文革”做准备，而我们青少年是被准备的重点。革命化开始的时候我是初二。头一次经历这样的运动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它的搞法跟小学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首先是声势就不一样，全校都动起来了，虽然没有停课，但是会一下子多起来了，班里开、年级开、全校开，这就是“运动”吧。这其实是咱们经历的第一场政治运动。
马：对革命化我是积极参与的。我记得当时一是强调防止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二是强调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叶：当时的提法是“反修防修”，苏联成了修正主义，美国也希望中国“变修”，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二代，也就是咱们这一代身上。中国要坚持继续革命，要做世界革命的堡垒，我们这一代人要做革命接班人。小时候更多听到的是咱们是“祖国的花朵”，而现在成天是要咱们做“接班人”。
马：那时老说不能让父辈们用鲜血打下的江山变色，要去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
叶：给咱们的感觉，除了中国和少数没有变“修”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咱们去解放。
马：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经常念毛泽东的一段语录：“今后的几十年，对于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和重要的时间啊……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每次读到这段话，我都会热泪盈眶。直到现在它都能使我感动，因为它有一种爱国主义的激情。
叶：对这段话我的感觉和你的有些不一样。几十年真的过去了，这个世界和当年要我们准备创造的世界岂止是天壤之别！而我们这一代人曾经那么真诚地相信。现在想起来让人感到一种痛楚，也深深地感到一种irony(具有讽刺性的)。这是解释不清楚的情绪。
马：当时这些提法激发了我的革命激情和责任感，也开始形成了我的特殊感，因为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子弟”的意识，这是个值得一提的变化。在“革命化”运动之前，我不懂家庭成分这些事，因为没有人讲。革命化时，我才知道了自己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
叶：强调“阶级成分”、“家庭出身”，是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的变化。“文革”开始，家庭出身成了衡量人的唯一标准，是和这段的准备分不开的。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比谁家官大，可是家庭出身的观念很淡漠。因为官大的不仅仅是共产党的高干，高级民主人士的官也大，他们的孩子也令人瞩目（我们班到了五、六年级，没有入少先队的同学只有两个，其中一个他爸爸是部队的将军，家庭出身绝好，可并没有因此让他入队）。到中学就不一样了，我们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彼此是什么家庭出身，大概是填表的时候互相看到的。民主人士不那么吃香了。如果你的父母是地主、资本家，或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历史问题”，你的家庭出身就是不好的。
马：所谓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
叶：出身这样家庭的同学就开始被排斥在一些活动之外了。那时候不是经常要欢迎外国元首吗？一欢迎就停课，出身“不好”的同学就不让去了。不是因为这个人表现不好，纯粹是因为她的家庭问题。有一次欢迎外宾，我忘了为什么原因中途回到教室，看到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孤零零地一个人在教室里自习，我还记得这个同学看到我时显得若无其事似的，我也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好，我想她内心承受的压力一定非常大，才十四五岁的年纪，就因为家庭出身受到了孤立。而“革干子弟”、“革军子弟”成了最优越的家庭出身。我们学校开过一次全校干部子弟大会，那次给我的印象很深，过去从来没有把人这样地区分过。


1950年代中期，叶维丽在颐和园。


1950年代末，马笑冬与父母、哥哥在北京。


1965年秋，叶维丽一家在北京。


1960年代末，在云南西双版纳做知青时的马笑冬（左一）。


1970年代初，在雁北农村插队时的叶维丽（左二）。


初到云南，马笑冬当上了炊事员。

马：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叶：可能是1965年的时候，还没到1966年，我们上初二和初三之间。本来同学之间，可能由于其他原因有区别，比如高矮、性格爱好不一样啦。我的个子比较高，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她的家庭出身不好，我们经常在一起出出进进，一起谈论各种事情，没有觉得什么。但这个时候出身一下子变成了划分人最重要的分野。我们学校每次在礼堂开会，因为椅子不够，总要我们从教室带上椅子去，每次全班走的时候稀里哗啦一片响，人走了以后教室空空荡荡。我记得那次全校干部子弟开会，留下全班大部分同学默默地坐着。我拖着椅子走时，心里对留在教室的同学有些歉意，这样分，因为家庭分，这是第一次，平时都是挺要好的朋友，怎么就这样把人划分了？
马：你们开会都说什么？
叶：那次会的内容无非是说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对革命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学校有个副校长叫胡志涛，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中共的老干部，特别会说，煽动性极强，跟女学生说话可以说得你热血沸腾，像我这种冷血的都爱听她讲话，更别提那些特爱激动的人了。那次也是她来讲，她说干部子弟比一般人的担子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当时一张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了宋心鲁给干部子弟的一封信，信中也是讲干部子弟对革命有特殊责任的话，责任感加特权意识，那封信的影响很大。你们学校没有开过类似的会吗？
马：我没有印象。当时讲出身给我的主要不是优越感，而是做革命接班人的责任感。我前面也提到过，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是革命的后代，我们不接班谁接班？
叶：可是“责任感”和“优越感”大概是不可分的。就这样，干部子弟变成了特殊的阶层、革命的“特种部队”，这也给后来的“文革”做了铺垫。不过当时不只是要干部子弟做“接班人”，咱们这代人都得准备做接班人。而革命化运动就是强化这种准备。
马：“革命化”的时候让你检查自己有什么不好的思想，有什么私心杂念。有点儿“私心”都是坏思想，越把自己讲得坏，就说明你革命越彻底。我们初一有个同学检查自己赛跑的时候，就盼望跑在她前面的人摔一跤，这样她就能得第一。还有个同学说她出身是赤贫，她爸爸参加革命前是个放牛娃，她这样的人应该思想特别红，可她自己却有很坏的思想，她越说越难过，觉也不睡了，在走廊里整整站了一夜。
叶：怎么坏的思想？
马：具体的不清楚。这事我是听她们班一个同学说的，那时她们临时住校，她的同学们都不敢睡觉，怕那女孩跳楼……
叶：有那么严重？
马：就是啊。那女孩当时也就十四岁。“革命”这两个字在当年竟是这样深入人心，能把我们这些刚上初中孩子全都卷进去。
叶：走火入魔了。我们学校的气氛也非常浓。人人都得暴露思想，写思想总结，暴露思想好的人就到全校大会去讲，在教室的广播里也常听到又有人暴露了什么思想。我记得当时最普遍暴露的是有“成名成家”思想。有的同学批评自己想当有成就的工程师，还有人批评自己想当电影演员。你还记得吗，在小学的时候是鼓励咱们成名成家的，现在这种思想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受到批判。这实际上是对咱们小时候受的教育的一种否定。在广播里我曾经听到一个高中的学生暴露思想。她的父亲是个大文化名人，她说看不起她妈妈，嫌她妈妈粗鲁，她批评自己这种看法不正确，说是“资产阶级”的。当时我有些惊讶她怎么可以这样来讲家里的人，她妈妈知道吗？后来搞文化大革命，批判自己的父母就屡见不鲜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班一个军队干部子弟暴露的思想，说她过去从来没有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后来她在街上老觉得别人看她，她就觉得自己好看了。
马：这算是很私人的想法了。自从革命化以后，爱美、爱打扮就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心目中，只有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阔小姐、太太们才打扮。我当然不肯和那样的人为伍，所以对美是不想也不提的，尤其对在街上左顾右盼、自我感觉很好的女人特别看不上。
叶：“文革”前社会上还是有一些爱打扮的女人，可是后来这种女人的形象越来越变成反面的了。
马：变成是只要你爱美你这个人就不好。
叶：咱们的外表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变的，穿得越朴素越革命。
马：对我来说，革命化最具体的就是要艰苦朴素，在形式上和资产阶级的吃喝玩乐、梳妆打扮、怕苦怕累的行为及思想决裂。我做得很极端。过去我一直梳辫子，小时候妈妈把我的两条辫子分别在头的两侧盘成髻，像古代小姑娘梳得那样，很漂亮。这张照片我到现在还有。到了革命化的时候，我第一次剪成了短发。而且每次妈妈给我剪发时我都要和她争吵：“短一点，再短一点。”我妈妈很生气，说：“还怎么短？耳朵都露出一大半了。”那时年轻，头发很多，又剪那么短，洗完头干了以后，头发全蓬起来了，要多傻有多傻。所以我常常在傍晚的时候洗头，快干了后就睡觉，把头发压平。那时我如果看到有人打扮得娇滴滴的样子，就特别反感。我觉得人们之所以对女人有看法都是被这些人搞坏的，所以我们就不应该那样，要把所有的矫揉造作全去掉。
叶：你小时候是很爱美的呀，现在不让你美了，你有没有感到别扭？
马：那时候穿得艰苦朴素是心甘情愿的，对我来讲那样做不但是自觉的，而且是我积极追求的。就像你说的，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爱美的女孩子。小时候看了外国童话故事片，对公主头上的桂冠和长长的披风羡慕不已。有一次手工课我做了一个公主戴的纸冠，做得很好，一做完马上就戴上了。戴上之后觉得特别好看，想想还缺一个披风，就拿一个毛巾被披在肩上，在镜子前照来照去。但这个事情1965、1966年的时候就没了，全没了，我连想也不想了。
叶：我小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对高跟鞋很着迷，老爱画高跟鞋，很高很细的跟。其实当时社会上和我们周围并没有多少人穿高跟鞋，但我就是喜欢画。熟能生巧，我的小学同学说还记得我能一笔画一只高跟鞋，她们怎么画也画不了。这大概是我留给她们最深刻的印象了。上中学后当然就不画了，再画就会挨批了。
马：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儿，特别爱画古装美女，我爸爸就说留着，他觉得我确实画得好。在刚进中学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比较朴素，但也喜欢追时髦。那种时髦是比较隐蔽的，比如怎么把辫子梳得靠脑后一些，吊得高一些，这样显得洋气。当时还流行肥裤腿，而且要长，盖住半个脚面。我也曾追过这些时髦，但因为衣料和式样都很普通，显不出特别来。革命化开始以后，我不再穿任何鲜艳颜色的衣服，而是穿带补丁的，补丁越多越高兴。
叶：我们班也有同学专穿打补丁的衣服，而她们的家庭生活一点儿也不困难，这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新的“时髦”。有意思的是这个外表的变化对咱们似乎非常自然，当时没有一点受压抑的感觉，就像你说的，成了自觉的。坦白地说，如果不是最近翻出两张过去的照片，还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咱们的外表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马：两张照片？
叶：一张是1963年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班在北海公园照的，另一张是我们中学班上的一些同学在初二时照的，大概是在1965年。第一张照片上女孩子都穿着五颜六色的花裙子，我穿的是一条带格的连衣裙。第二张照片上大家都穿着灰色蓝色的衣服，而那个时候我们十四五岁，正是所谓的“花季”，该爱美的时候。服装上的变化是很有象征性的。从女孩子穿的衣服上看，1963年到1965年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马：真是这样的。我本来是个很喜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爱美的女孩子，怎么就变成那样了呢？我现在想，当时真是不知不觉就变了。
叶：这个过程发生的很自然，大概还因为像我们妈妈那样的人的潜移默化的榜样。我印象中我妈妈总是一身蓝制服。从年轻时候起，就穿男女不分的衣服，穿了一辈子。
马：我妈妈也是一样，她们那一代女干部都是这样。
叶：到我妈妈去世前一年，有一次我带着我妈妈逛商店，在卖花布的柜台前，她突然说：“如果我年轻，就穿。”我妈妈那时患老年痴呆已经很严重了，但这句话说得这么明白，让我听得心酸，可惜这已经是她生命的晚期。那次我给妈妈买了一块很漂亮的料子，但是没有来得及做。女性男性化的过程并不是在1960年代才开始的，但把它普及推广到全社会，包括少年儿童，大概是在这个时候，至少咱们是在这时感受到的。我想这个风气和当时的全民皆兵也有关系。
马：毛泽东那时为一张女民兵的照片题了一首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对咱们都有影响，那张女民兵持枪的照片我现在还有印象。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都要跟男的一样，我对女人感兴趣的东西不感兴趣。你看我的生活知识贫乏到什么程度？人家说“你这衣服挺不错的，是的确凉的”，我就问什么叫“的确凉”？不知道。人家说这肉很老。我就问什么叫“老”？人家觉得我有毛病，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还有做饭，我也一点都不会。我是故意不想知道，不感兴趣，我为此而自豪。我特别希望自己像男孩子一样。那时候我看书，书里如果写一个姑娘笑，总是什么“咯咯咯的笑声”、“吃吃吃的笑声”。我就想讨厌不讨厌啊，她就非得这么笑不可吗？她就不能“哈哈地”笑吗？
叶：哈哈，有的书上是这么写的，现在还这么写。
马：我认为书中写的那种笑声都是装出来的，是为取悦于男人的。我从来没有学会取悦男人。再给我一个青春，我也学不会。
叶：说得好，我也学不会。
马：总的来讲，我感谢那个时代。
叶：那是一个女性男性化的时代，现在对这个批判很多。“文革”刚一结束，就有人说要恢复“东方女性美”，就是对这种极端化倾向的反动。但同时那个时代也给了我们女孩子一种自信，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宝贵的。
马：但是当时也还是有来自其他方面的信息。记得到了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零零星星地听到有人说“嗨，别看现在咱们女生的功课都不错，人家男的小时候淘气，到了高中、大学，人家的功课就比咱们好了”。我当时听了很不以为然。当成耳旁风。
叶：这其实是说女的智力不如男的，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同学之间这么说，我不记得老师说过。你说当成耳旁风，可实际上还是有影响的，咱们都记住了。
马：我还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大哥正在谈恋爱。他在一个农业技术学校工作，那里有一个农场，在郊区。我常到那儿去玩，在那儿听到一种说法：“女的一结婚生孩子就完了。”我对这种话特别反感，那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将来绝对不能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一定要冲破框框，哪怕所有的女人都走不通这条路我也要走通。我挺小的时候就这样。我觉得我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实际上男女不平等，而我对这个特别敏感。
叶：你为什么这么敏感？我就不如你。你这样是不是因为有人刺激过你，说你不行你才要证明自己？
马：没有，我在集体里总是比较强，比较冒尖的。我遗憾的是我从小到插队到大学，在集体里没有一个特别强的男性。
叶：那在家里你的两个哥哥有没有让你觉得受欺负？
马：没有。我的两个哥哥对我都特别好。尤其我大哥，对我十分呵护。而且我在家最受父母宠爱。
叶：这里面有没有一种潜意识，你父亲在单位和家庭的地位比你母亲高，这对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马：我想可能有关系。虽然我母亲也是一个单位的负责人，可是我对她的工作能力一点没有感觉，她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贤妻良母。尽管我也不知道父亲的工作情况，但我能感觉到工作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常常把文件带回家来，经常有同事到家里来谈工作。从父亲对我们的谈话中，我也能感觉到他的能力。所以在我的心里，父亲是事业型的，而母亲是贤妻良母型的。我不想做贤妻良母型的女人，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当好妻子好母亲，而是说我不想让贤妻良母成为我生活的主要角色。
叶：那你觉得你的敏感和你母亲在家里的角色有关系吗？
马：有关系。
叶：我们家没有你父母那样明显的性别分野。我从小一直以为男女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上中学以后也没有开始对这个问题有意识。对女的智力不如男人的说法是知道的，但没有多去想。当时的感觉，好像这个社会真是男女平等。看看周围，咱们的母亲都工作，再看看小说电影，里面尽是女书记，女政委。我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女孩子在家里受歧视的，至少我的朋友里面没有。
马：而且往往女孩儿学习好，努力；当大队长、中队长什么的，往往是女的。
叶：在咱们的性别意识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咱们接受的是男女都一样，甚至女性男性化的信息。咱们的服装、外表的变化似乎发生得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没有在咱们的心理上留下明显的痕迹，这是挺有意思的现象。

（未完待续）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四十九辑，作者叶维丽 马笑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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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况味| 两位“老三届”女生回忆“革命化”教育（下）


2006年3月，叶维丽到上海看望马笑冬。

叶维丽 马笑冬 | 我们的初中生活（下）

马：对上中学后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我的感觉就深多了，那就是开始了下乡劳动，一年两次，一次秋收，一次夏收。你们也去吧？
叶：去，初二的时候开始去的，那时我们十四岁。听说在我们之前，女附中的学生劳动都是去摘草莓，听起来像是去郊游。从我们开始，是真正参加农业劳动。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是去北京郊区的红星公社参加秋收，大概是两个星期。头一次在农村生活，水土不服，浑身长疙瘩。下乡劳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受锻炼，劳动改造思想，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很重要的一课，所以总是在收割的季节去，干最累的活儿。我们班有的同学干活真是不怕苦不怕累，割麦子时镰刀磨得满手都是血泡，她们就会受到表扬。说起干活不怕苦，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有一年秋天我们下乡割稻子，和一个高中班在一起，我们管她们班叫“姐姐班”，这是女附中的叫法。她们班劳动最好的是个胖乎乎个子不太高的人，她干起活儿来动作特别快，一刻都不停，浑身衣服都被汗浸透了，运稻子的时候她手里多得拿不住了就用衣服兜着，每个胳膊下夹着好几大捆，用手使劲拽着衣角，肉都露出来了,她却毫不在意。我忘了自己干活，光看着她，直为她累，干嘛要这么个干法？后来听说她家庭出身不好。
马：你们怎么知道？
叶：当然是姐姐班里的人告诉我们的。她不说笑，就是干活，像个苦行僧，我当时觉得她有点儿可怜。那时候总说出身不好的人要重在表现，但她即使这样干活，也没有听说她受表扬。我干活从来受不到表扬。别看我个子高，干活老落在后面。即使这样，我每次下乡劳动结束回到家里，常常累得过了好多天腿还伸不直。
马：有人用“腿肚子朝前”来形容累的程度，大概你就是那种情况。我记得上初中时有一次下乡帮助农民收麦子，劳动结束后为了继续锻炼我们的吃苦精神，学校组织我们步行回北京。近傍晚开始走，一百里路，走了整整一夜直到天明。半夜下了大雨，淋得像个落汤鸡。我知道有的同学来例假，卫生纸上的血被大雨都泡白了。我脚上磨了好几个泡，咬牙坚持下来了。可是一到家，我就昏睡了一整天，我睡在爸爸妈妈的床上，他们的床大，是席梦思的。快傍晚的时候，小哥哥用妈妈刚蒸好的雪白的菜包子把我逗醒。起来之后，我就夸张地一瘸一拐地走，好让妈妈疼我。我最想念的就是我妈妈的手擀面，一大碗香喷喷的荷包鸡蛋面，我永远忘不了。
叶：你一回家就撒娇。我们家没有席梦思床，下乡劳动回来睡到自己的木板床上舒心的感觉我也记得。在农村是睡土炕，大家挤在一条炕上。
马：头一次下乡劳动回来，我连衣服都没换。劳动了那么长时间回到家里总该洗个澡换个衣服吧，这太人之常情了，可那时候我就觉得不该换衣服。我觉得如果我换衣服，就说明我认为劳动是脏的，说明我厌恶劳动。我妈妈说：“ 你为什么不换衣服不洗澡呀？”我说：“干嘛呀，我为什么下乡回来立刻就换，要是我现在还在农村，我不是还不洗吗？为什么一进城就要换？”第二天我到学校，还穿着我下乡时穿的特别破的裤子，上边有大补丁。可是一到学校我就傻眼了，所有的人都换上干净衣服，就我一个没换。我这时才想，大概换一换也没什么……
叶：你真够革命的。我对下乡劳动还有个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强调阶级斗争了。
在第一次去农村之前学校开了个大会，校长讲的别的话我都忘了，但有一件记住了，就是她说农村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不能够看到什么人上去就叫大叔大伯。
马：对，那时是这样说的，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地主富农坏分子呢？当时已经有这个阶级观念了。
叶：毛泽东当时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革命化”的过程也是逐步绷紧阶级斗争弦的过程。那时一天到晚在讲“反修防修”，给十几岁的孩子造成一种革命事业危机了的感觉。又是美帝，又是苏修，又是国内的阶级敌人，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当时有出戏叫《夺印》，里面有个地主婆叫“烂菜花”，企图腐蚀村干部何支书，给他做了一碗元宵，有个很长的唱段是唱这元宵有多好吃。
马：一碗元宵就能把人给腐蚀了？真是滑稽。现在的干部哪里看得上？
叶：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不知道农村是怎么回事，但从小就知道地主富农不好。听了校长的话，心里很紧张，也很害怕。记的有一次在一个村里劳动，吃完晚饭天很黑了，我们走回睡觉的地方，在路上看到有人在路边蹲着，模模糊糊地看不清。有个同学就指着一个蹲着的人悄声说：“他可能是个地主。”好像地主就该在黑地里蹲着。当时听了就有点儿害怕。
马：觉得他蹲在那儿就有点儿不对劲？
叶：是。后来插队了才知道，北方许多地方的农民没事儿就爱蹲着。我们插队的地方管蹲着叫“圪蹴”，下了工吃了饭，男人喜欢在外面蹲会儿，抽袋烟说说话再回家。
马：咱们那时候一点儿不了解农民。
叶：一讲阶级斗争，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对阶级敌人就不能客气，对年纪大的不能称呼“大伯大爷”。小的时候受的那种对人要有礼貌的教育在这儿就行不通了，这又是对咱们小时候教育的一种否定。我们在农村除了干活和村里老乡没有多少接触，谁知道村里是什么情况。
马：我对讲阶级斗争也有印象。记得有一次我们班上政治课时有个讨论，说如果有人掉进水里，你不知道他的成份救不救？你救的人万一是个地主，而你为了他牺牲了自己，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一个好人死了，换来一个地主的生命，这怎么办？
叶：你们的这个讨论非常有意思，是一个只有在那种形势下才会出现的讨论。那你们的结论是什么？该不该救？
马：没有结论。大家争论说如果一个人马上要死了你还调查他的成份，就来不及了，那舍己救人就根本没有意义了；可是你不调查他的成份的话，如果你救的是个地主怎么办呢？
叶：你们转来转去在兜圈子。
马：这种讨论根本不可能有结果，因为没有人敢说这样做是对的，那样做是不对的，老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叶：这样的问题在1963年学雷锋的时候，都还没有提出来，至少我们小孩儿不会想到这个问题。那时候就是强调做好事，帮助人，在公共汽车上给老弱病残让位子，并没有说要问问被帮助的人是什么出身，什么阶级成份。但是话说回来，雷锋的“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已经埋下了伏笔。你们这种讨论其实是给“文革”做准备。到了“文革”，对地主不但可以见死不救，打死也是死有余辜。
马：我们好像只知道有阶级性，就是人道主义也要分阶级性。我当时对克服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是有点困难。记得当时上演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我很喜欢。可在革命化期间，这些电影都被批判了，说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什么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大概像多愁善感、软弱、动摇等等都算吧。《早春二月》里有一个情节，一个知识分子为了免于一个年轻寡妇陷入厄运，决定离开自己的女友，和这个寡妇结婚，当时批判这个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我不明白这种人道主义有什么不好，但我自觉地纠正自己，努力向革命化靠拢。
叶：这个革命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对咱们早年教育否定的过程。咱们小时候受的教育还是有一些人文主义的因素的，民间故事、外国童话、古典诗词，各种成份都有一些，并没有和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传统完全隔绝，你内心有冲突也说明这一点。在革命化的过程中你在努力靠拢“革命”，批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而我恰恰在这个革命化不断加速、大部分人都往前赶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疏离，感到不合拍，同时也开始感到痛苦。
马：你怎么感到疏离？
叶：对那些越来越革命的说法我总有一些怀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学校里劳动，抬很重的黄土垫操场。我跟一个同学前后担着一个大筐，来回走了好几趟，越走越沉。走着走着，这个同学突然停了下来，说：“我刚才想到一句毛主席的语录，突然就觉得担子轻了。”我的反应就是一种不相信的“是吗”？当然没敢说出来。
马：我想那个同学说的可能是真的。
叶：她可能是真信。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大学毛选，毛的话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人们行为的指南，毛泽东思想精神变物质的说法也越来越多了，好像有了毛的思想武装，就可以创造出任何人间奇迹。
马：是的，那时候毛的权威越来越被神化，报纸上充满学习毛选积极分子的先进事迹。对你的同学的说法我就不会怀疑。你还能这样真不容易，我是整个地投入进去了。
叶：我不可能一点儿没进去，周围那么一个大环境，但就是开始觉得有点儿格格不入。你刚才提到电影《舞台姐妹》，我也看了。里面有一句话，“清清白白地做人，认认真真地唱戏”，我当时一听就想，这两句话怎么说得那么好啊？
马：真的？！我那时候一定会批判这句话。这种话一点儿也吸引不了我，到现在也吸引不了我。
叶：这句话马上吸引了我。那段时间我总在心里默诵这句话，但不敢告诉别人我喜欢一个受批判的电影里的话。那时候我在新华社图书馆里经常能碰到一个长得很秀气的年轻人，他好像是新华社的一个年轻干部，总是一副很忧郁的样子，和当时革命化的形势特别不协调，我就注意他，到现在还记得他的神情，我想他是很吸引我的。这种思想要在革命化中暴露可真是“不健康”，所以我也不暴露。
马：要从无产阶级的角度讲，他这样的就是“多余的人”。
叶：大概我自己也正成为“多余的人”。我知道在“文革”前那种政治气氛下，我的想法很可怕。革命化的时候我就批判我自己，可是那些想法照样有，我没有办法相信那些离谱的革命高调，也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我的想法是没道理的。我越来越感到疏离，而疏离的感觉又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责，从十几岁开始我就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对象，老觉得改造自己，这种感觉是很不舒服的。我内心开始有一种痛苦，这是小时候从未有过的感觉。我的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我的一个老师居然找我谈话，说我的精神面貌太低沉，不像个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人，我心想都被看出来了，而且也不是他一个人觉得我“有问题”，“团组织”也发觉了。
马：那是怎么回事？
叶：我成了我们班干部子弟中极少数到了年龄没有入团的人，而在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下，入团是进步和革命的标志。到十五岁就可以入团吧？我们班干部子弟基本上只要满了十五岁就会入团。你是什么时候入团的？
马：我是十五岁生日那天入的团。可我们学校没有干部子弟一到年龄就入团的规矩，这是太明显的特殊化了。
叶：我们也没有这样一个明文规定，可情况就是这样的，不管是多不起眼的同学，只要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满了十五岁就入团。我们班是谁入团了，团组织就在黑板上宣布，恭喜谁谁入团了，大家就都知道了。到了1966年春天，我们班最小的同学都满了十五岁，整个班上的干部子弟差不多都入了团。到了黑板上宣布那个最小的同学入团的时候，我就明白我被甩了。


图① 1960年代末，叶维丽与家人在北京。


图② 马笑冬在文艺宣传队跳“革命芭蕾舞”。


图③ 1980年代初，叶维丽的父亲（左一）和伯父叶笃义、叶笃庄与美国友人在北京。


图④ 马笑冬一直希望做一名真正的“红色娘子军”。


图⑤ 1980年代中期，在美国耶鲁大学留学时的叶维丽。


图⑥ 1980年代初，《中国青年》记者马笑冬外出采访途中。

马：被甩了？
叶：被革命的“列车”甩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她说我看到黑板上那一行字时，脸马上红了。我表面上若无其事，但内心还是感到被排斥了，那个滋味不好受。说得轻松点儿，像别的小孩不带你玩儿。说得严重点儿，就是不让你进“革命队伍”了。当时革命的压力那么大，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要是不革命，就有问题了。
马：你是不是和团组织的人关系不好？
叶：不是，不是个人的理由，我跟谁都没有什么不好。我想我们班团支部的人就觉得我这个人不追求进步，不接近组织。我曾经跟一个同学开玩笑说，要入团还不容易，不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吗？可是我不写，觉得那种东西假。
马：是啊，你不积极靠拢组织，组织为什么要吸收你？
叶：我们班上有的同学为了入团，写了学毛选的心得日记，放在别人容易看到的地方。当然这样的人大家都看不上，在底下都议论她。她特别想入团但也没入上。她不是干部子弟，要是干部子弟也不用费那么大的心机。我知道如果我想入，就是写几份思想汇报的事儿，但是我不想写。
马：当时别人都争着革命，你怎么会这样？再说你还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
叶：对，我也觉得自己有点特别，后来也想过为什么。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家庭环境很平等、民主和宽松，爸爸妈妈从来就鼓励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养成了我比较能够独立地自由自在地去思想而不会受到斥责，在这点上我终生感激我的父母。新华社那个大院的环境对我的“自由化”倾向也有影响。我觉得每个大院都有自己的文化，比如说军队大院的文化比较尚武。新华社不像一些专门的部委，它是新闻机关，工农兵学商，东西南北中，国际国内，无所不包。在新华社长大的孩子知识面比较宽。那个时候院里不分生活区和工作区，我们可以自由活动。我大大得益于大礼堂和图书馆，它们就像我的课堂一样。如果开了个重要的国际会议，比如日内瓦会议什么的，大礼堂就会有报告，全国知名的人物也会请来讲话。小孩也能溜进去听。礼堂每个星期放电影，常放外国电影，也经常有文艺演出。梅兰芳就曾经来演过戏。那是一个从小给我以美的熏陶的地方。新华社图书馆阅览室里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都有，也有外国画报，我是开卷有益，我爸爸妈妈从不干涉。我上初中的时候经常泡在那里，作完功课就翻报纸杂志看。我想在50和60年代能成长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里是很可贵的。
马：真是挺难得的。
叶：即使是在1960年代初反修的时候，也能得到有意思的信息，就看你怎么看。院里曾办过一个苏联摄影展览，目的是让大家看看苏联修成了什么样儿。里面有一张照片，我至今忘不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在莫斯科举办完演奏会，几个苏联姑娘趴在台前，很仰慕的样子，台上散着几束鲜花。照片的题目是“莫斯科郊外的傍晚”，很美。因为我意识到了这个环境的可贵，所以到1966年初，当这个环境受到了威胁时，我曾经写过一张大字报，表示不满。
马：怎么回事？
叶：那年春天新华社开始加强警卫，大院被分成生活区和工作区，工作区有军人站岗，只能凭工作证出入，可能这和“文革”以前的政治形势紧张有关系。图书馆和大礼堂都在工作区，这两处我从小出入的地方一下子就不让我们进了，我对此强烈地反对。我就写了张大字报，对不让小孩进图书馆、大礼堂表示不满，然后拉了我弟弟和我弟弟的一个朋友签了名，署名“三个学生”，晚上贴出去，贴在新华社食堂附近。那一带，过去人们也不时贴一些大字报，像一个新华社的小论坛。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去之后有很多小孩知道是我写的，来找我说写得不错。我想我就是为大家写的，你们说不错就好。没想到新华社的思想教育部门把我妈妈找去，让我妈妈注意我的思想。其实那张大字报内容本身真没什么，我就是说图书馆和大礼堂不应该向我们关闭，但是他们说那口气不像小孩写的。记得我那时候特别爱看一个香港记者在《参考消息》上写的文章，口气很轻松，不是板着面孔训人，嬉笑怒骂的。他还有一句名言：“笑谈真理又何妨？”我很喜欢这种不“正统”的文风，就学来了。我想他们觉得毛泽东时代的孩子不应该是这样，觉得我比较复杂。
马：哇，思想复杂在那时是个很坏的词。
叶：我爸爸当时不在北京，他们就让我妈妈注意我的思想。
马：你父母机关的人还管你的思想？
叶：就是啊，他们居然注意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思想。
马：那你妈妈是怎么和你说的？
叶：我一点儿也不记得我妈妈是怎么说的，反正她没有给我任何压力，我想她是轻描淡写地跟我说了一下。印象中我妈妈从来不跟我讲大道理。我妈妈从我上中学起就说“你是名士派”，我想她也感觉到我和时代有点儿格格不入。从小我妈妈就喜欢给我起外号。
马：什么叫“名士派”？
叶：我想名士派就是有些清高，对待事情总保持一种距离，缺乏激情，不投入。我对待周围事物的态度无形中和我的大家庭有关系。我父母两边的家庭都有政治问题，我多多少少是知道的，而我父母都跟家庭的关系很好，从来没有说过要我们划清界限。我的三伯伯叶笃义是“章罗联盟”的重要成员。我的五伯伯叶笃庄，因所谓“美国特务”问题，1958年被关进监狱，一关很多年，“文革”后才回北京。他的孩子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一直很亲密。他们家一有事，我五娘就来找我妈妈商量。我的奶奶早就去世了，但有一位奶奶(我爷爷的“大姨太”)仍然活着，住在天津，1963年前后她到北京来，在我家住了一段，我爸爸妈妈对她非常尊敬，伺候得特别周到。按当时的说法，她是剥削阶级的老太婆。我虽然是干部家庭出身，但因为我父母双方的大家庭在政治上都不“红”，“文革”前填表，我就怕填亲友中有无被“杀关管”那一栏。我想我心理上多少是有阴影的。没有那么强烈的家庭出身优越感，大概也减弱了我的革命冲动。
马：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是争着要革命的。
叶：对，所以你比我“典型”。
马：上中学的时候，什么样的人是你的榜样？
叶：我一时说不上来。你呢？
马：在我看的所有的书里，保尔和牛虻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我在美国有时会看些中文录相带以解思乡之苦。有一次突然发现有苏联拍的电影《保尔·柯察金》，我一愣，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反复了几次，还是决定不看了，因为我怕引起太多的回忆以致不能入睡。
叶：你有“保尔情结”啊？好多中国人都有。
马：确实是有。牛虻也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个极其坚忍的人，特别能忍受磨难，同时又不把它表露出来。那本书里有一句话，就是“又能忍受，又不诉苦的人是特别伟大的人”，这样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俄国十二月党人，还有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那些革命者，都是这样的，他们对中国年轻人有很深的影响。说到坚忍的性格，你记得有个电影叫《海鹰》吗？
叶：我记得，讲海军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
马：那里面有个演员叫刘毅，扮演一个不重要的角色，但给我的印象最深。有一个情节，共产党的快艇被打中，快沉了，这时刘毅饰演的角色负了伤，特别重的伤。为了不成为负担，他什么也没说，没有人知道他负伤了，直到他牺牲。这电影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文革”以前还有一个电影《红色娘子军》，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对当女兵有深深的向往。“文革”前我时不时地把头发剪得特别短，像个女战士，我还特别喜欢军装，想要得不得了。
叶：那你一定爱看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了。
马：没错。里面的女主角高山是个副排长，她女扮男妆，女军官带男兵，得克服好多困难。我特别羡慕她，觉得机会怎么就落到她身上了？我怎么就没有？如果我有那种机会我肯定能做到她那样。当时这种感觉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可能是普遍的，“生不逢时”，没有生长在战争年代，错过了做英雄的机会。
叶：是吗？我没有想做英雄的渴望。
马：我就是想做红色娘子军女战士，想做高山那样的人。如果我有机会，我一定能做得跟她们一样。
叶：你说的这些人，包括牛虻和保尔，实际上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成功的，他们成为了大家都知道的英雄。这点在你的意识上有多重要？
马：我没有多想当不当英雄，我只是想我生不逢时，我可能更属于那个革命的时代。
叶：你没有想当英雄？可是你的榜样都是英雄。我老想知道你追求的后面是什么。当时官方的教育其实是挺矛盾的，一方面说要做“螺丝钉”、做“驯服工具”，批判“成名成家”思想，一方面又要轰轰烈烈，要英雄主义。你要是费了好大力气还是默默无闻，是不是会有点儿心理不平衡？
马：怎么说呢？你知道“文革”前对个人英雄主义已经批得一塌糊涂了，成了非常丑恶的东西。
叶：可是你又不愿意过普通人的生活，结婚生孩子，你又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马：对，我就是特别向往一种跌宕起伏的生活，并不一定要成名。保尔和牛虻就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如果不是被写成了书，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我是羡慕他们经历的那种曲折的过程。
叶：你刚才问我谁是我的榜样。保尔、牛虻这样的人物对我是有影响的，我是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受影响，但没有你那么深，我没有你那么强烈的英雄主义倾向。我喜欢看屠格涅夫的书，他的《父与子》和《罗亭》中的主人公都是多余的人。当时我喜欢的东西十有八九要受批判。比如有人写了一篇东西叫《陶渊明写挽歌》，我看了就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似懂非懂的，就是喜欢那种多少有点儿低沉的调子。不久这篇文章就被批判了。我当时看的书很杂，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侦探小说，除了《福尔摩斯探案》，有一本英国人写的叫《月亮宝石》的书，我看得特别着迷。有一天带到学校去，一个同学看到里面的一幅插图，画的是一个19世纪的贵夫人，还批评我。说起革命者，我比较喜欢的是《青春之歌》里面的卢家川，我喜欢他的不修边幅，外表不那么一本正经，甚至有点儿吊儿郎当，内心却是很坚强的。可是想来想去，我想不出一个可以称作榜样的人物。你说的保尔和牛虻都是男性，他们对你的吸引，除了英雄主义的东西外，有没有别的因素？
马：我想是有的。保尔、牛虻的形象都能打动我，牛虻都破相了，可还是打动我。其实我当时主要不是看重外在形象，而是性格坚韧，有献身精神，有魅力的人。这种人现在不多了。
叶：可我没有把保尔、牛虻和男女之情联系在一起。
马：我是在潜意识里联系在一起了。牛虻和琼玛的爱情故事令人刻骨铭心。牛虻已经破了相，当他又和恋人琼玛相遇时，琼玛认不出他来了。后来琼玛从牛虻的举止和风格中感到牛虻就是自己过去的恋人，但牛虻认定他早晚要为革命献身，一直没有向琼玛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最后因起义失败而牺牲。起义前牛虻给琼玛留下了一封信，信上说：我永远是一只快乐的大牛虻。
叶：这些书我都看过，可是他们的爱情故事并没让我觉得那么铭心刻骨。
马：可是我深深受感动。我记得看《牛虻》我是一夜没睡觉，打着手电一口气读完的。
叶：那个时候你懂不懂什么是性？
马：不懂，也没有想过。
叶：我想起《青春之歌》里的一个情节，林道静的爱人卢家川牺牲以后，江华出现了，他和林道静在一起工作，建立了信任。有一天晚上工作完了，江华说他就不走了，林道静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可她一会儿就明白了，她就说“那别走了”，就完了。
马：就是说他俩开始同居了。
叶：是啊，可是写得很隐晦。我第一次看这个小说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觉得江华这个人怎么这么赖啊，后来大了再想起这一段就觉得很好笑。
马：咱们对性是怎么回事一点儿都不知道。我觉得清教主义对我们的影响真是很大。
叶：咱们上的又都是女校，和男生没有什么接触，真有点像在修道院里长大。即使男女合校，当时也绝对不提倡中学生“早恋”，在那种气氛下男女感情就是有的话也只能在缝隙中生存。文化革命开始以后除了政治还是政治。《白毛女》里的大春和喜儿的关系，成了“革命友谊”。说起来，“文革”前文学作品中爱情还是正面的，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的东西。可是我们所知道的爱情，是没有性的，也没有日常生活，是纯粹精神上的东西。
马：说起性方面的知识，我小的时候真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十三岁的时候来了月经，当时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班上同学也没有人给我讲过这类事情。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妈妈也不事先告诉我。我当时的震惊是可以想象的，尤其是妈妈告诉我以后我会一个月来一次时，一种绝望的感觉从头渗到脚，好几天都缓不过劲来。我现在对当时的感觉都还记得。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男女有这么大的生理差别。我脑子里不断地出现一个念头：做女人怎么这样倒霉。
叶：所以咱们管来月经叫“倒霉”啊。我妈妈事先也什么都没跟我说过。我是在小学时来的，当时班上女生在底下悄悄议论，带着点神秘，又有点兴奋。谁要是“来”了，就好像有了一种“身份”，而且可以不上体育课，我们都盼着可以不上体育课，所以没有把来月经当成特别可怕的事。说起和性有关的事，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害怕被强奸，老想着要是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是死还是活，我是不是就得自杀了，不活了？现在想，要死还是要活这个问题反映了“贞操”观念的影响。虽然这个观念“五四”时期就被批了，可是在五六十年代读的小说和看的戏剧里，“贞操”对女人还是惟此惟大的事。
马：我也想起一件和性有关系的事，我从来没跟人说过。我在女八中上初一或初二的时候，可能是属于青春期的骚动，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男的女的什么的。其实我那时根本不知道性是怎么回事。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可是又不断地冒出来，我就拼命地压制自己。结果有一次不知怎么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毛主席也和女人有性关系，不然怎么会有孩子？
叶：你知道什么叫“性”？
马：一点儿都不知道，就是一种朦胧的感觉。闪出这个念头后，我觉得自己犯了天大的罪过。想谁不行啊，偏偏要想毛主席。当时的犯罪感使我简直抬不起头来，那阴影压了我半年多才慢慢消失。
叶：我对性的想象和你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爱画一些画，“文革”的时候都给抄走了，还给展览了。
马：我能猜得出你画的是什么。我也有过这么一段时间，非常想画人体，但只画女人。我其实很想画成裸体，但每次总是把衣服也都画出来了。后来我终于画了一个没有穿衣服的，脸马上红了起来，赶快又涂掉了。于是在一段时间里我又有强烈的犯罪感。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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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敬兰的书评：


生长在毛泽东时代   

2009年5月5日


评论的商品: 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 (平装)

旅居美国多年的历史学者叶维丽的口述实录文本《动荡的青春》终于出了中文版，出版社大概是为了迎合时下读者的阅读趣味，还加了副标题“红色大院的女儿们”。数百年来，北京的市民都是居住在胡同里的，1949年政权更替后，才出现了一种新的居住形态，即党政军机关新建的家属区，规模有大有小，自成一统，是为“大院”。其实，“红色大院”里的日常生活也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这部书以两个同龄人对话的形式展开。两位都是女性，叶维丽是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马笑冬是北京女八中1967届初中生；两位都是留美学生，叶维丽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博士，马笑冬是东北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两位都出身“革命干部家庭”，乍看是“一块布上裁下来的”，细究又有明显的不同。叶维丽的父辈来自富有的城市资产阶级，马笑冬的父辈来自中原农村的小康之家，家族的烙印或许就是精神成长的“基因”，对她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两位从童年开始的叙述和交集，读者会发现，同样生长于毛泽东时代，两人并不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同为理想主义者，她们的价值取向、爱好趣味、人格形成和生命历程有着明显的不同。马笑冬热情单纯，无私忘我，激情投入一切公共活动和政治运动，叶维丽冷静理性，时常冷眼旁观，超然于“团体”之外，不断质疑和追问。前者代表了当年那一代人的大多数，而后者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的自由精神，伴随着必然承受的寂寞，她把质疑和追问坚持到了今天。
叶维丽在该书前言中说：“我和马笑冬最初做个人成长史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对抗冷战后西方话语不容分说的霸权，守住自己不愿失去的历史。”十几年前，叶维丽筹划做这部口述史之初，正值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资本全球化刚刚开始，在欢呼声中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取得了全面、彻底的胜利。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引下，西方公众眼中的中国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基本上是政治迫害史。在美国出版的多部中国人撰写的个人传记大体上是血泪控诉的文本，抒发了长久压抑在心中的悲愤，从个人视角再现了当年残酷政治迫害的情景。作为一个历史学者，叶维丽认为，对那个错综复杂的时代，应该从多元的角度去探寻历史的真相，以开放的态度去分析判断，追根究底。她反对用“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去观照历史。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几次对历史的全盘否定，已给后代带来了极大的困惑。“五四”时期高呼打倒 “孔家店”，1949年以后一笔抹煞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和国家的贡献。近年来，中国人似乎又面临着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武断的全盘否定，只能制造历史的虚无。一个无法从自身历史中汲取精神养料的民族是可悲的，难道我们要第三次和自己的历史决绝吗？
一百多年来中国和世界的沧桑剧变，造成了中国人巨大的认同困难。叶维丽身在海外，困惑尤甚。当个人的意志无所适从，个人的历史也会变得支离破碎。我从哪里来？我是谁？不再是顺理成章的问题，而是需要去艰难求证。要了解和厘清自己的历史，必须梳理个人以往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十几年前，在波士顿的一次聚会中，叶维丽认识了马笑冬，同是北京人、老三届、年龄相仿、女中的学生，她们立即找到了共同语言。叶关于做成长史的想法，得到马的积极响应。
个人生活是不可忽略的，细节决定历史。她们的口述从各自懵懂记事时开始，一直到80年代先后出国留学截止，基本上涵盖了一个时代，即毛泽东时代。书中展现的是发生在家庭、学校、大院里的日常生活，琐碎而平凡，却处处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叶维丽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是有史料价值的，能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提供具体的、有质感的说明，任何看似平淡的日常生活对理解那个时代都是不可或缺的。她认为：“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对应一般历史回忆中重视政治史，而轻视社会史、生活史的倾向；在西方出版的中国人写的回忆录中，这个倾向尤为明显。他（她）们那样做从个人遭遇角度讲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涵盖丰富多面的大千世界，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复杂的历史经验，也容易落入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窠臼。”

我和叶维丽从1963年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读初中时，就一直是同桌，虽然两人家庭出身和个人身世大相径庭，性格也都有矜持的一面，却没有妨碍我们成为终生挚友。也许正因为此，我在读这本书时，会不时停顿下来，浮想联翩。有时会发出会心的笑声，有时也会陪伴她们落泪，有时惊异于她们那样革命的家庭也有着常人所有的伤痛，有时感慨于她们剖析个人心灵时的勇气和自信。
由于“文革”贯穿了我们的整个青年时期，因而必然成为本书的叙述重点。叶维丽认为：“对待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似是而非，一笔糊涂账，而应勇敢直面，不管它会勾起多少难堪甚至痛苦的回忆。” 在谈到那些具有历史怨恨的敏感事件时，光控诉是不够的，必须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原由（人文因素和政治背景）等，叶维丽秉持着 “有七分事实，不说八分话”的职业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字斟句酌地写进自己的文章。譬如，为了弄清1966年8月5日发生在母校的致使校长遇难的暴力事件，她曾在2002年至2006 年期间利用寒暑假多次回国，不仅探访过受难者家属，还在 “文革40年”卞校长的追思会上，作为当年在校学生向家属表示道歉。她先后采访了二十几位目击者和相关的老师同学，阅读了大量当年的有关资料，反复论证，在美国发表了英文版论文《卞仲耘之死》，2007年又在《二闲堂》网站发表了中文版译文。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同代人，一个史学工作者应有的道德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应该说，读完全书，我获得的不是宣泄的快感，而是在观照时代与个人经历时的一种新的心境。我以为，叶维丽的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那就是，在回顾过去那些敏感的往事时，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为了寻求理解、谅解与和解。仇恨不仅扭曲自己，还会影响判断力，甚至伤害别人。只有理解、谅解与和解，才能真正解放自己。
这本书不仅可以帮助年轻一代去了解和理解他们的父母——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人们，同样也对同代人有所启示，使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联想到自己。无论时代发生过多少错误，个人的经历都是自己宝贵的历史。如果说一个人的回忆是局限的，那么一代人的回忆必定将更准确更全面。如果说一个人的历史是单薄细微的，那么亿万人的历史必定将展现出巨大的丰富性和震撼力。
从作者最初想做“成长史”，把她们在美国的一大摞谈话录音笔记拿回国内给我看，到本书与读者见面，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这也是作者的历史性思考不断深化的过程。《动荡的青春》文字朴素，见解独到，情感真挚，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书；由于摒弃了“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以多方位的思辨与追问，使得该书同时具有了很强的耐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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