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打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 (1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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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队内幕

彻底打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

前言


近年来，我国乒乓球队在历次的世界比赛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为我国争得了一些荣誉。胜利归功于党和毛主席、归功于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

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这个政治掮客，正是在乒乓球队身上作了投机，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荣高棠顽固地坚持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党和毛主席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他贪天之功，据为已有，把自己说成是党的化身，蒙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为他歌功颂德。另一方面，荣高棠把乒乓球队当作他的一张王牌，妄图来和党中央、毛主席和革命群众作抵抗和挣扎。

事实证明：这个顽固分子和其他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样，把他自己的力量估计得太高了。然而，一切反动派都是不堪一击的纸老虎。“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由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断深入，荣高棠的后院——北京体育学院运动系乒乓球班终于起火了，乒乓球队开始大“乱”了，荣高棠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

多年来，荣高棠打着乒乓球队这面旗帜欺骗中央，欺骗全国广大群众，而来树立他个人的威望，利用乒乓球队的荣誉来为自己的丑恶嘴脸擦上一层厚厚的脂粉，以达到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卑鄙目的。

毛主席说：“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乒乓球队的同志长期来受到荣高棠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欺骗和毒害，今天，在伟大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乒乓球队的同志终于起来了，他们用大字报这个有力的武器，向荣高棠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猛烈的进攻，把荣高棠等人的假面具撕得一干二净！

最近，我们从乒乓球队揭发“荣修集团”的大字报中整理了一些材料，让大家看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在乒乓球队干了些什么罪恶勾当，他究竟要把乒乓球队引向何方?

(注：本文所揭发的材料，按一月十五日前揭发的大字报原稿整理，特此说明。)





第一部分

反对运动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一)综合部分：

一、1965年6月份我队讨论风格问题时有人提出庄则栋在《青年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自己风格问题的文章，是应用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的好文章。

×××在文章中说：“根据主席的教导：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对我两边攻来说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我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这件事被荣高棠知道后就大发雷霆，并把《青年报》记者叫来说：“×××这样写是不对的。你们青年报社以后不要随便乱刊登类似文章，象这样类似的文章必须经过我们同意以后才能发表”。

二、乒乓球队的领队、教练声称：“看你们思想好不好主要看你们是否苦练，技术提高快慢”。

三、乒乓球队一向被誉为“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单位，实际上却不是那么回事。训练时间神圣不可侵犯，很少有人请假，若有人请假，需有充分理由，政治学习时间却可以看病、治疗、上医院，绝对合法。久而久之，政治学习时间就成了正规的看病、治疗时间，这就是荣高棠蹲点的“贡献”。

四、对有技术，而驯服的运动员，采取“高压政策”，其结果是绝对服从，奴隶主义；对有技术而有反抗性的运动员采取“怀柔政策”，其结果是骄娇高特，脱离群众，对技术差而安分守己的运动员，采取“培养政策”，其结果是唯命是从，努力效忠；对技术差而又“不安分”的运动员，采取“调整政策”，其结果是心灰意懒，看破红尘。这叫做区别对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五、运动员比赛没信心，领导就叫陪练者故意输球，还要求输得“逼真”，不让对方知道。这叫做“信心培养法”!

六、女队训练发脾气成风，领队孙××却公开讲：“我看发脾气的人才能打好球。”28届×××发脾气，×领队就说：“我的队员就是要发脾气才能打好球。”

七、叫教练员在“运动员情绪好的时候去做工作。”理由是这个时候能听得进去，还说什么“运动员在比赛前要顺着点，不能触……”。

运动员闹情绪，罢练，领队孙××急忙跑去“求”她练习！

八、荣高棠在迎接二十八届世界锦标赛女队准备会上说：“打球不要老是想到七亿人民呀！党呀！这样会给自己增加包袱，重要的是要做到思想集中，想战术……”。

九、一九六六年年初，荣在观看乒乓球队一次公开比赛时说：“你们今年下乡搞三清，回来后又搞技术革命(政治运动)，弄不好今年的冬训就完了！……政治统帅业务?政治统帅个手表呀2”说完就很气愤地把手表摘下搁在桌子上。

十、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红期》杂志上刊登过荣高棠的《从第二十八届世界比赛看我国乒乓球队的成长》，荣曾对体委的干部说：“你们天天学毛主席著作，《红旗》文章你们为什么不学，我要大声疾呼一下你们有什么了不起?……”

这篇文章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打算对此文分析、批判。仅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这篇文章是什么货色了。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曾给《红旗》提出过一个题目，要写“专”的文章，但当时没人敢写，后来荣这篇文章出来后，得到了邓的很高评价。

这篇文章算是荣高棠在乒乓球队蹲点一年多的经验——政治为技术服务，打球为冠军奋斗。这篇曾为荣高棠扬名显声的“奇文”，长达万言，但对“阶级斗争”四个大字连提都没提。

荣高棠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是一贯的，但在这篇文章里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二)大字报选——再挖修根《二评乒乓班的“四个第一”》

以荣高棠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我班推行修正主义的四个第一，与林总的四个第一相对抗，使之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现分析“四个第一”如下：

一、条件技术第一：球打不好，说球板不好、场地不好、球台不好，海棉、胶皮一定要打日本货，还得要一种颜色的，中国红双喜看不上。有了技术就有一切，有了技术，能出国，可以入党、入团，有技术可以得到领导的重视、教练的培养，以至于队员脑子里整天条件技术，技术条件。

二、物质刺激第一：出国发洋财，违反法律，出国走私，为照顾队员情绪，可以多用零用金。国外礼品收为已有，你让给×××给你委员当，以至于一个个变成小富翁。伙食费猛涨，还有补品和营养，为了照顾没出国的运动员，发毛巾收买人心。

三、尖子运动员第一：

尖子运动员是宝贝，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可以先拉入党内来再说。可不能下乡劳动、下连当兵，搞坏身体，这还了得。

尖子运动员认为什么都是应该的：

“你是陪练的，你就应该这样陪，那样打”。

“你是教练就应该给我餵球”。

“你要叫我看戏，就应该有汽车给我解决私事”．

“星期六晚上比赛，就应该给我补假”．

“下一段好好练习，就应该到北戴河去休养，到香山去游玩”。’

“要我在世界比赛中出成绩，就应该去日本”。

“取得了好成绩，中央首长接见也觉得是应该的”。

“到外地比赛、访问，住高楼大厦也是应该的”。

反正什么都是应该的。

荣高棠把这些“优秀”运动员都变成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少爷、小姐。

四、拿冠军第一：

“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了拿冠军。”“少学习政治，多练习为了拿冠军。”“放弃原则、骗哄队员，为了拿冠军．”“物质刺激，为了拿冠军。”按上代表、委员，为了拿冠军，可以捞政治资本，有了冠军可以欺上瞒下，到处推行贩卖修正主义的黑货，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红到底》

《红色造反纵队》

l966年12月30日



第二部分

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一)综合部分：

一、荣高棠等人在乒乓球队发展党团员，都是领导给予暗示，后写申请书，讨论吸收，此项工作进行得非常神速。有一次×××入了党，竟连党支部组织委员都不知道。

二、发展的主要对象有两种人：

1．尖子运动员：哪个队员在大比赛里打出了成绩，立即发展。如二十八届女队打了翻身仗，回来后，四个主力队员先后入了党。(为了女队组成一个党小组，一个人不够，二个，外面还有二个怎么办?下乡四清十天，“火线入党”，还剩一个，照顾一下情绪，就全进来吧！)

2．“听话”的，“老实”的。

按照上述原则，韩玉珍被发展入党了，陈玉华也成了他们发展的对象。全队党员运动员十一人中有九人是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许多党员只是口头上和家庭划清界限，实际上，在政治思想上，经济上仍然混合在一起。有的甚至感到集体没有家里温暖；有的出国比赛，路过香港，还到曾和蒋介石握手言欢过的姐夫家探望，并接受其姐礼物；有的训练时耍脾气，不顺心时就乱打一气，甚至“罢练”……

三、打手陈先在一九六五年李××参加邀请赛前对她说：“这次是对你的考验，你的入党问题……你别笑了。”又对旁边的另一队员说：“你也别笑，你可是还没有入团，马××你是团支部书记啊!”邀请赛那个队员打的不错，马上入团，李××由于没打好，则暂时不入，而她在第二届全运会拿了亚军之后，很快入了党。看来，一场比赛，关系重大，绝对不能等闲视之啊!

四、×××队员球打好了，领导找他谈话，启发觉悟说：“你的问题一定能解决，写了申请马上讨论。”第一次讨论，群众对他批评、意见很多，可是第二天继续开时就全讲优点了。

五、傅××是怎样入党的?

教练傅××历史复杂、作风恶劣，民愤极大，典型的资产阶级“权威”。曾经有一同志讲：“如果傅××入党，除非党内搞统一战线。”然而，象这样的一个人，却被荣高棠看中了，荣亲自为傅的入党问题来“做群众工作”，他说：“我最了解他，要比起进步来，傅××比你们在座的都大得多，你们要看到人家好的地方，我作他的介绍人。”以后陈先、张钧汉这些忠实走卒让傅××赶写申请书和材料，并在党员中施加压力，在他们的高压政策下傅××就这样顺利地入了党。这帮混蛋在我队极力推销彭真的黑货，把这样一位有两个老婆和利用出国方便大作投机买卖的“权威”拉进党内，严重地损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六、×××二十六届得了冠军，荣高棠一伙用小车接其父母参加彭真的宴会，荣高棠腐蚀青年光宗耀祖。

七、某运动员取得了成绩后，每次总结只推客观，不讲思想改造，群众多次提出，张钧汉始终不理，说他单纯，没那么多杂念。散布“自来红”思想，贻害青年。

八、一次在北京饭店首长接见时，陈毅同志对荣高棠讲，“把韩××快清除出去，她这种人我们不能要，尽撕我的台。”(大意)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根本不理采，仍杷韩留在队中，并给她优先条件让她参加一系列的国际比赛，安排男同志和她训练等等，一直到韩无药可救，坏事作到令人作呕的地步，才草草地处理了，并换来一个“抓阶级斗争”的美名，到处宣传。

九、、1965年二十八届先回来的一部分队员下连队当了半个月的兵，也跟去了三个新影广的摄影师，专为优秀运动员拍电影。出操时跑步、射击、学习、劳动……几乎一举一动都要拍成电影，搞得整个连队好不热闹。许多战士意味深长地说：“要不是你们来我们这里当兵，我们是一辈子也没有机会上银幕的，太荣幸了……”十、家丑不可外扬：每次乒乓球队要回省参加全国比赛或外出巡迴表演时，保荣走狗张钧汉一伙都有严格规定，不许任何人把队内的丑事向外人讲，这是“秘密”，谁违反此规定就按纪律严厉处分。并且还再三嘱咐运动员对人要热情、谦虚，如果对省的领导有意见也不准提，谁要是这样就要挨整，(有两个同志回省参加比赛时，看到一些不良现象，给省领导提了意见，回来后受到团的处分，在队里检查，降低技术补贴的级别，而且只能领到半年的补贴。)请看，他们究竟要把运动员培养成什么样的接班人呢?！

(二)大宇报选——揭开荣高棠的画皮，让他的反党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吧！

《我们与工农结合的“成绩”！》

人们常常可以在《体育报》、《新体育》和各种书刊上看到有关乒乓球队的文章，在谈到队员“思想革命化”的情况时，总不难看到乒乓球队员是怎样下乡劳动、四清下连队当兵、与工农相结合……。人们也不难看到不少照片，说明一些著名运动员是怎样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在人民公社、火车上，……譬如：我们照片和报导就不算很少。可是事实怎样呢?

我来运动系八年多，从来未下过一次连队，八年中下乡劳动时间总和还不到一个月！六四年夏我只下乡劳动了一天，第二天就用小汽车接我回城开会，但《体育报》上却马上“报导”了我下乡劳动的消息。

我们每次下乡是怎样“三同”的呢?自己住在一起，自己开伙，吃大米、白面、猪肉、牛奶……劳动时候连个社员的影子也没看见，那里还谈得上什么与工农结合呢?

据说我队有一次去南苑劳动，每天上午只劳动二小时，其余时间可以随便睡大觉，打扑克、玩……，每天牛奶随便喝，还可以随意包饺子吃。无怪乎，有的队员说：“比休养还舒服呢!”

据说今年一月我们参加了十天所谓的“农民四清”，除开听了几个会外，参加了两个斗争会，根本和社员没有接触，当有的队员提出，希望能去找社员聊聊天时，陈先等人竟借口“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有坏人”。怕我们碰到“危险”等等，说是总结下乡劳动的收获，联系个人思想，实际是逃避火热的农村阶级斗争，大整群众，人人过关。

总之运动系的下乡劳动本来就少得可怜，其中乒乓班又特别“照顾”，乒乓班中“尖子”运动员更要“照顾”。记得有一次，×××曾对陈先说：“我的身体不好，将来下农村时间长，可受不了。”陈先立刻说：“这我可以照顾你！”

这就是我们乒乓班队员与工农结合的“成绩”，也正是荣高棠在二十八届总结中标榜自己大抓运动员思想革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荣高棠就是这样弄虚作假，对上欺骗领导，对下欺骗群众的，这样的事情还有多少呢?大家仔细想想吧！



《我的政治头衔何其多也！》

我是一个25岁普通的乒乓球运动员，但是我的政治头衔也真不少：团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人民代表、全国青联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中日友协理事、学毛著积极分子、四好运动队里的一个五好运动员、标兵、世界比赛里的特等功获得者……应有尽有，简直可以开政治帽子铺了！

——但是，平时在队里我却不担任任何社会工作。

——在这回文化革命中我自认为还可以给自己加上一顶帽子“保皇干将”!同志们，从我这一个例子里，就可以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要把我们培养成什么样的接班人。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荣高棠的修正主义黑店砸个粉碎!

《普通的劳动者》

荣高棠常常利用各种机会吹嘘，他把“世界冠军们”培养成了怎样的谦虚、平易的“普通劳动者”。实际上，我只要举我自己的特殊化为例，就可以看到荣高棠在“红招牌”后面贩买的什么货色了：

首长接见：在前头．

照像：在中间。

看戏：坐前排。

看电影：坐中后排。

宴会：在前桌．

出国：物质刺激多。

到外省表演：住高级宾馆，甚至一人住一大间。

看病：大夫打电话和医院联系，小汽车送去，大夫陪着。到了医院，一不挂号，二不排队，随到随看。

总之，在荣高棠统治下，有了技术，有了成绩，就有了一切。不仅“尖子”队员与一般非主力队员差别很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更不能相比了。但是我们过去对这些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这是多么危险的事啊！这样下去，我们就要成为高居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中国就要变颜色了！wengewang.org

《他们要培养什么接班人?》

一九六三年七月来，三反分子贺龙对我们乒乓班说：“今后我们可派一支横板队到日本、欧洲进行访问！”下来后，我有不同的看法，对其他同志谈到：“我认为这样做是没有突出政治。”这话恰好被陈先听到，他大发雷霆对我说：(大意)“你要造反了，贺总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他说话不突出政治?！你要好好想一想，认真领会中央首长的精神，他讲话就是代表党……，你真是什么也不懂！！这不是小事，这事情很严重，给我写书面检讨！”事后我也害怕了，承认自己是错了，才免于写书面检查。

一九六六年一月，在冬训的总结会上，陈先批评了我，当时有许多想法没想通，对立情绪很大，这时我班协理员鲁明荣看到就对我说：“你们在乒乓班，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可以见到许多首长，贺龙元帅亲自给我们做报告几个小时，在军队里不说看到元帅、将军，就是看到上校、大校也是不容易的，按陈先的级别和大校差不多，他亲自作你工作还这样。”(大意)

乒乓班“小老虎”战斗队员

1966．12．29

《看我班的光荣历史——不寒而栗!》

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陈先、张钧汉等人统治、控制、利用的乒乓班，自1962年来陆续出现了一些“有名”人物，现在想起来，使人不寒而栗。

1962年出了谭××，此人“有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作风恶劣，几次想逃往香港。

1964年出了韩××，此人“有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不要国家，不要人民，1962年就出了问题，装疯卖傻，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陈先及其一伙却倍加重视，紧抓不放，还被评为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和五好运动员。

1965年出了陈××，此人曾被“誉”称“韩××二世”，善耍手腕，迷惑群众，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先准备让她参加二十七届比赛，后因换人而大闹，出了“风头”。曾被我班修正主义党支部评为五好团员和五好运动员，当过团支部(女队)副书记。

同年出了××，此人出身反动，父亲被镇压，和家庭界线不清，只因条件不错，倍加培养，从1958年到l963年每次出国和国际比赛都不漏，可是到27届团体赛时却怕上场，成了“热心”观众。

1965年曾在我队呆过的谷××，被上海队清除出队，此人是野心家，资产阶级思想极端严重，作风恶劣，乱搞男女关系。

1966年杨××、×××、吴×，这三个曾在队里呆过的队员都先后被本单位革命群众揪出来。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作风极坏，在印尼时曾想叛国。×××是资产阶级“权威”。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法西斯暴徒。

我班出了这些“光荣”“有名”人物，同志们都觉得是奇耻大辱，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先却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说什么“我们敢于揭阶级斗争盖子”，并说：“其他班也有，比我班还严重，他们不敢揭。”“想把坏事变成好事”。事实并不是象他说的那样，从傅X×可以看出：“我在国家体委荣高棠领导下多么幸福！如果在先农坛，我早已打成黑帮了”。这些荣修集团手中的明珠也太不争气了，的确是在这些人身上再也挤不出什么油水了，干脆丟了，换来一个美名：“洗清阶级队伍”。

《红旗公社》乒乓造反大队 1966．12．28



《两种“头衔”》

有了技术就是“爷爷”，球打好了什么都接踵而来，入党入团不用提，领导会找来，物质方面不多说，单是照相机，(价值千元)半导体、手表……也要吓你一跳。这里单说“头衔”方面，下面要说的一种头衔，看上去还要费点时间，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团中央委员、中日友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市人大代表、市青联委员、市政协委员、体委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党支部委员、体委机关团委委员、团总支书记、团支部书记、五好运动员、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太多了。如果说是党和毛主席需要我们更多的为人民服务，职务再多任务再多，那也是在所不辞的。可是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挂名的空头衔。1964年×××

队员莫明其妙的当上了国家体委机关团委的委员两年多来未叫去开过会，这个队员要求参加团支部工作，要求和青年群众一起学习都未同意，像这样的例子很多，不一一例举。这些人有头衔无工作，只管打球，从不下乡和农民搞“三”同，也不下连当兵鍛炼，偶尔一次，锄头把还未握紧，记者已“卡嚓”一下把镜头照下，大肆吹捧宣扬，挂上这么多“头衔”决不是为了人民做更多的工作，是一种刺激，是抬高身价，是借名发挥，荣高棠这帮混蛋真正是用“头衔”来刺激队员，比赛前给队员封官许愿，28届前说什么“你把冠军让掉给你个委员代表当当”，就是这样，这帮混蛋打着“党和人民给的荣誉”的旗号，把这些头衔的实际意义完全篡改掉了。某些队员们挂上了这些“头衔”更“红”了，真是“红旗”增“辉”，这些混蛋们资本更“雄厚”，扛着这杆“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上骗中央，下骗群众，暗地里反党更甚，队员们得了这些“党和人民给的荣誉”更加感恩戴德，更听“党”的话，争作驯服工具。文化革命中却成了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压制打击革命群众，企图蒙混过关的工具，痛心之极。

我班的另一种“头衔”：“无名英雄”“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俱乐部委员、治保委员、发报员、生活委员、修理员(补板)、理发员…等。

这是送给那些辛勤陪练、搞俱乐部工作，理发、管理报纸、打扫卫生、修理球拍的队员的光荣称号，这些同志下乡劳动最多，下连当兵时间最长，看戏看电影退场总走在前(因座位在后)，荣高棠、陈先、张钧汉这帮混蛋，为了让尖子队员一心练球，打好比赛好捞取政治资本，把一切杂务工作都交给了这些队员，这些队员陪练时出的汗比尖子队员多。空余时间尖子队员休息了，他们却开始搞杂务，有修拍子的，有领报、分报的，有搞俱乐部张贴工作的，抄歌的，在世界比赛前他们还要把每天打扫走廊、打扫厕所，打扫俱乐部、打扫房间的工作包下来，这帮混蛋说得好听，是“为了让比赛队员集中精力，准备比赛，更好的完成祖国人民交给的任务”这些队员在混蛋们的“动员”令下纷纷写出保证书，这些混蛋们采取卑鄙的手法，利用了群众学习雷锋的精神，从中捞取政治资本，真可恶之极。

我们队成了荣高棠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工具，广大革命群众听到“无名英雄”“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这些光荣称号时无不称赞我队不愧是“红旗”，称赞声并不能真实反映我队的情况，却给这帮混蛋脸上贴了金，遮盖了它们狰狞的面目。

两种“头衔”虚虚实实却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等混蛋利用了，利用我们更好地为他们服务，现在我们醒悟了。我们要彻底揭开“荣修”集团在我班所玩弄的，假的，骗人的鬼把戏，彻底把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打倒，斗倒，斗垮，斗臭，一定要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扫地出门，真正把我班办成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学校。

《红旗公社》乒乓造反大队 1967．1．2 wengewang.org

第三部分

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货色灌输资产阶级毒素

(一)综合部分：

一、1962年跳舞成风，外国音乐、尖皮鞋、瘦裤腿成风时，荣起了带头作用，有一次请电影明星来体育场，荣带头和秦怡跳舞。一次和歌舞剧院的联欢，荣又和郭××首入舞场。

二、荣还经常请“优秀”的教练和运动员吃饭，1962年在北戴河休养时请付××喝酒吃饭。二十七届、二十八届回来象“庆功”一样，又请队里的“尖子人物”去他家吃喝。但对那些无名英雄怎么样呢?请客吃饭轮不上，去北戴河更沾不上边了。

三、荣喜欢打麻将、打扑克，二十六屆前在东欧时打麻将经常打到半夜。去北戴河时还把麻将带去，叫运动员陪着他玩。在他的带领下，有一个时期发展到变相的赌博。

四、荣在l962年体工会议上说：“你们乒乓球队全都要学会跳舞。”在他的号召下，形成一对一对，包教包学。

五、荣在二十七届比赛时说：“爵士乐可以听听嘛！”

六、一九六二年荣高棠带中国乒乓球队第一次访日，途经广州，在广州时，在广东体委主任陪同下，每日都到广州最高级的茶楼大摆酒席，每天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广州的茶楼每家都有不同风味)，在广州几乎把具有独特风味的菜都吃遍了。

由于国内买不到大号尖皮鞋，出国前×x×、××已定做了半高跟尖皮鞋，但还嫌土气，后来在荣高棠带领下到广州皮鞋厂(专门做出口皮鞋的)，荣自己还买了一了一双尖皮鞋。

七、有一次访日时，庄则栋理了一个平头，很朴素，可是荣很不满意，嘲笑庄的发式是“傻乎乎的。”

八、1963年去北戴河休养时带了自己的靡靡之音唱片在那儿搞舞会，并在会上表演“伦巴舞。”

九、荣高棠称×××为他干女儿，在国外爱打扮，用香水头油，在南斯拉夫时荣还专门叫我国驻南代办夫人替她吹风。

十、荣高棠是最善于玩两面手法的。二十七届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乒乓运动员，当时有些人的裤腿较小，荣看见后就瞪起眼睛训了大家一顿说：”到这个地方来你们穿得越朴素越好！”

(二)大字报选——荣高棠在乒乓班的“光辉成就”

一、1961—1963年烫头发成风，男男女女都烫头(例二十六届比赛，女队参加32名就有一半以上都烫，男队二十七届几乎全烫)。

二、比谁的皮鞋尖、谁的裤腿瘦、谁的衣服洋，越洋越好，越洋越神气。

三、二十七届比赛回来，好多队员感到思想空虚，精神萎靡不振，有的人只好每天拿起“吉他”来作伴，大唱外国歌曲，有的人显得实在无聊了拿起凳子跳舞，“嚓嚓”二下也舒服，不到星期六，心啊早已飞到舞场去了，当时领导上规定我们学跳舞，连十几岁的小孩都不放过，理由是为出国作准备。

四、谈恋爱成风，有的人专门为作媒、拉关系而奔跑，任劳任怨，比干什么都积极。

五、看黄色小说，有的尽谈非常庸俗低级趣味的东西，甚至专门喜欢给女同志评头品足，说×××是系花，××X可以打几分，×××这里好看，那儿不好看等等，男同志几乎每人都擦头油、头发一丝不苟，苍蝇飞上去也要栽个大跟斗。


看，这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在我班蹲点的“光辉成就”!

　　乒乓班“小老虎”战斗小组 1966．12．29　　wengewang.org

荣高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多年来把持乒乓班推行了一条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用物质刺激、吃、喝、玩、乐来腐蚀运动员。

从几年来乒乓队外出所住的地方看他们的心是何其毒也。

地名 旅馆

上海衡山饭店

上海上海大厦

广州羊城宾馆

武汉蟾宫饭店

济南华侨旅行社

无锡太湖饭店

长沙湖南宾馆

成都锦江宾馆

西安人民大厦

北京香山饭店

北戴河专家招待所

昆明国际旅行社

徐州交际处

沈阳辽宁宾馆

长春国际旅社

哈尔滨北方大厦

唐山交际处

南昌江西宾馆

上海华侨大厦

杭州华侨饭店

遵义遵义宾馆

北京新侨饭店

北京华侨大厦

天津天津饭店

郑州中州宾馆

重庆人大礼堂



真是个：

摩天楼引来了修味冲天

钢丝床睡去了革命志气



乒乓班《怒火》造反大队 12．28

小小对照表



下面我们列出一张对照表，请同志们看看荣高棠修正主义集团在乒乓班贩卖了什么货色，灌输了些什么东西。

去避暑、休养地点时间         下农村劳动时间


1960年 青岛 长春 哈尔浜 约20天   不超过7天

1961年 颐和圆10天           没去

1962年 北戴河20天 香山7天     不超过10天

1963年北戴河20天           不超过10天(尖子运动员更少)

1964年曾派人去长春接洽因条件不理想而没去成。 不超过10天(尖子运动员更少)


乒乓班《赤心》战斗小组 1966．12．29 wengewang.org




乒乓班“奇事”集

一、不吃窝窝头，不吃肥肉。

二、比赛时吃补药(蜂皇精、人参精等)。

三、困难时期走后门神通广大，买电视机、自行车、香烟，应有尽有。

四、热衷于结交“社会名流：名演员、歌唱家、作家等”。

五、看戏要坐好位，没车送不去。

六、看病要名医(有的专门去鞍钢温泉治疗)。

七、劳动时，画饼充饥，举行象征性“精神会餐”。

八、劳动回来，当天就去吃烤鸭。

九、用国家乒乓队头衔，去信上海服装店，特定做衣服。

十、在国内，外出比赛坐飞机。

十一、出国坐飞机怕死，有的人竟留遗书。

十二、出国还有挑地方的，去亚洲怕苦，去非洲怕热，最喜欢去日本、德国等“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去。

十三、不愿下基层表演。

乒乓班《赤心》战斗小组 1966．12．29

结束语

我们在上面所引用的材料，仅仅是目前乒乓球队同志揭发出来的一部分事例，可以说，乒乓球球队的内幕，才掀起一角。这些材料，和荣高棠十几年来在全国体育界所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相比，还只是沧海一粟。

乒乓球队是荣高棠引以为荣的一面“红旗”，红旗尚且如此，那末其他的体育单位和运动队，又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这些活生生的事例再次表明了：“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势力企图复辟的活动方式是极其隐蔽的，不易察觉的，正象一九六六年第八期《红旗》社论指出的一样：“打着‘红旗’反红旗是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个最大特点”。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他操纵了《体育报》这个宣传机器，通过对乒乓球队的宣传来抬高他个人的身价，有些吹捧他的文章已达到十分肉麻的程度。

例如在他亲自主持编写的《乒乓球运动的春天》一书中曾有这样的描写：

比赛期间，在204号房间，哪一夜不是在充满战斗的激情中度过的！热烈的讨论，严肃的思索，反复的推敲，果断的决策。从这里，源源不断地给中国选手以指导和帮助，为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在204号房间，有多少智慧的火花，在这里凝聚，燃烧得更旺盛，成为光芒四射的团团烈火。……”(注：204号房间是荣高棠的住处)

荣高棠的这种“努力”在过去曾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曾经有人说过“荣高棠是部长干部中最有才能的一个。”还有人在听到十二月二十四开了斗争荣高棠大会以后，感到很突然，有的甚至不相信。这就说明荣高棠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不小的，荣高棠的流毒还是很广的。

从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荣高棠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们一样，都是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们表面是人，暗中是鬼。他们常常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作幌子，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贩卖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私货。这种人，正象林彪同志说的那样：“一旦有事，要搞颠复活动，就是他们。”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势力的丧钟，一切牛鬼蛇神，最后都不能逃脱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都不能逃脱党的阳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曾经以很“高明”的手腕把自己装扮成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是“无产阶级的司令官”。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这种自我标榜是最愚蠢、也是最可悲的。正象斯大林同志嘲笑托洛茨基的那样：“与其说他象个英雄，不如说象个戏子，把戏子和英雄混为一谈，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荣高棠——我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丑下台了，然而，历史的车轮依然隆隆向前，不可阻挡。当历史的巨流把一批批的渣滓淘汰掉的时候，高兴的是历史的主人——亿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人民。而让一小撮顽固的保皇党对着他们的偶像去抽泣，去哀叫吧！

北京体院运动系《红旗公社》乒乓造反大队

中国人民无线电俱乐部《长征》小分队

联合整理

1967年1月5日

国家体委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印，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3617&fpage=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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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乒乓球队内幕：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最高指示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解放军报》社论明确地指出：“我国解放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揭发的大量的触目惊心的事实表明，中国赫鲁雪夫就睡在我们身边，在他的庇护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我们的大权已经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悄悄地篡夺了。这些坏家伙打著红旗反红旗，挂著无产阶级专政的招牌，实际上对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大量事实证明，乒乓球班在贺龙、荣高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长期把持下，无产阶级的政权已经被他们悄悄地篡夺了。他们在乒乓球班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

　　贺、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巩固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长期以来，在乒乓球班实行著国民党的“训政”处处压制群众，剥夺了群众的民主权利，忠实地执行著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的独裁统治。

　　(一)独断专行 一切“上面”说了算。

　　多年来，乒乓球班无论大小事情一概由荣高棠、陈先、张均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了算。他们的话就是圣旨，不可违抗，乒乓球班自成立以来，凡是训练计画、出国名单、参加国际比赛名单，以及评选“五好运动员”、“五好团员”、“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甚至发展入党、入团等等，也只是由这一小撮说了算，就算有时候他们假惺惺地给群众讨论，也无非是走走形式，实际上是十足的骗人把戏。其实，他们早已决定了，甚至已经上报或在办理出国护照了。全体教练员已经详细讨论了的东西，荣高棠、陈先、张均汉这一小撮往往一句话就把它全盘否定。在廿八届世界比赛前，女队教研组提出希望让×××队员去，当时就受到运动系党委第二书记陈先气势汹汹的责?，这时，女队的领队赶快说：“×××是全队思想最好的，×××是思想最差的”。于是他们就决定了由×××去。可是这个所谓“思想最好”的×××，却在出国前个人主义大发作，大闹特闹，来了个大暴露。

　　象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总之，贺、荣修集团在乒乓球班里就是独裁统治，就是“一言堂”。他们所公开宣扬的所谓“民主”，说什么在乒乓球班里能够“充分讨论”、“畅所欲言”和什么“广泛听取意见”，统统都是欺人之谈。他们这种假民主、真独裁的鬼把戏，群众也逐渐看穿了，所以弄到后来，什么计画、名单，一宣读之后，有些小组几分钟就“讨论”完了，这实际上也是对贺、荣修集团所标榜的“充分讨论”、“畅所欲言”一个绝妙的讽刺！

　　(二)高压政策，大搞国民党训政。

　　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和陈先、张均汉等一小撮一贯专横跋扈、穷凶极恶，完全是军阀的一套。他们对待运动员和教练员象过去他们的地主祖宗、富农老子对待农民那样，冷酷无情。他们都是骂人的“能手”，荣高棠更是骂人骂出了“名”的，他们动不动就可以抓你臭?一顿，什么“混帐”！“混蛋”！“他妈的”！都全来了，甚至在国外也是这样。

　　荣高棠就曾经好多次在比赛场上当着大庭广众对教练员和领队破口大骂。

　　陈先有一次在外地旅馆，不但把几个运动员骂了个狗血淋头，而且连旅馆服务员也挨了他骂，吓得脸上变色。

　　张均汉这个家伙骂人更是家常便饭，随时随地张口就骂，更令人气愤的是他还对队员说：“领导骂你们是对你们关心，不应计较态度。骂错了也要领会，精神是好的”。甚至在六六年，张均汉还在班里规定：“被领导骂了，不准说是骂，只能说是批评”。这不是十足的宣扬奴隶主义吗？骂了你，不但不准你申辩、不满，还要你去感恩戴德“领会精神”，简直是荒唐透顶的逻辑！

　　荣、陈、张之流的恶语骂人，一方面是他们反动阶级本性的流露，而另方面还有其政治目的，就是要在群众中实行高压政策，树立他们的“权威”好使群众绝对服从。

　　(三)矛头向下，只“整”群众

　　在贺、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资产阶级专政下，乒乓球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整”下不“整”上。只是搞运动员和一些教练员，从来搞不到贺、荣修集团的头上。乒乓球班从一九五九年建班到一九六五年的整六年时间里，贺、荣修集团从没有真正发动过群众向领导进行批评，而是矛头始终向下，由领导去“整”群众。

　　因此，长期以来形成贺、荣修集团的领队老爷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当然的整人者”。

　　最明显的是每逢大大小小的比赛总结、年终总结会上，历来都是要每个队员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然后领队们就向动运员批评一顿，不是说这个不好，就是说那个不对，却从不说说他们自已怎么样，更不用说让队员向自己提批评意见了。

　　例如六三班里搞“五反”运动时，贺、荣的忠实走狗，问题相当严重的原副班主任，党支部副书记阎××只在干部范围里“检查”了一次，讲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算完事了。

　　日久天长，这种作法渐成惯例，引起群众极大的不满，难怪有些运动员说：“每逢总结就该我们运动员倒楣”！

　　贺、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这种做法，正是贯彻刘少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反路线的一个手段。

　　(四)百般刁难，打击报复。

　　贺、荣修正主义集团的大小头目都是老虎屁股摸不得，运动员对他们稍提点意见，就必遭到报复打击。
　　一九五五年，某年青队员在出国回来后，向领队提了些生活作风上的意见，立即就受到报复，该领队对这个队员的态度从此作了180°的变化，于是便对该队员的入党问题多方刁难，在他统治期间始终不发展，还在后来对该队员说“你的做法是整领导，无组织、无纪律！”

　　有一位女队员，就因为她过去爱给领导提意见，不大“听话”，结果十年来，一直遭到这个领队的打击报复，对她格外挑剔，直到这个队员当了教练，结婚生孩子，这个领队还在住房问题上百般刁难。

　　过去有一老教练因与领队有矛盾，于是每次运动一来，这个领队就把老教练推出来当“靶子”，既泄了私愤，又保护了自已。

　　有一男队员平时爱给领导提意见，一九六三全国比赛这个队员回到省里，看见省队里风气很坏，领队问题很严重，当时提了些意见，表示不满，这一下触怒了领导，全国比赛后回到班来，马上开了两次大会“整”这个队员，并且还宣布停发半年的“技术补贴”(每月五元)，作为对这个队员的“处分”。

　　廿八届世界比赛归来后，班里守球运动员在技术风格问题上产生分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亲自跑来坐镇，企图用命令强制压服，当时男队队员张××大胆地站出来作了长篇的发言，引用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来进行分析。这一下可触怒了荣高棠，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一方面称赞两句这个队员能动脑筋，但另一方面却指令把这个队员的发言稿当作反面教材来印发，予以打击，其用心何其毒也！

　　一九六六年初在“技术革命”当中，队员贺××和张××揭露了贺、荣修集团不少问题，触动了荣高棠、陈先等家伙的痛处，当时就组织人进行讽刺、威吓，原党支部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均汉从四清回来马上召开支部大会对党员大喊：“贺××的小字报把我们比成了苏修，你们也不敢出来说话，还有没有政治嗅觉！”陈先这个家伙也叫嚷说：“这是反党的行动。”资产阶级臭权威付其芳也恶狠狠地说：“贺××这一著很毒，后台是张××，非要好好整整不可！”果然，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贺、荣修集团就拿张××开了刀。而在技术革命期间敢于揭发的一些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好几个被划进了“黑名单”，准备作他们“秋后算帐”的对象。

　　二、挥舞刘少奇奴隶主义的四根大棒

　　第一根大棒“听党的话”“作党的驯服工具”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而贺、荣修集团为了维护和巩固他们在体育界和乒乓球班的资产阶级专政，大肆宣扬刘少奇的反动的“驯服工具论”。他们利用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打著“老子就是党”的招牌，俨然以党自居。他们狂猖地挥舞著“作党的驯服工具”和“听党的话”的大棒，一方面藉以压制广大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另一方面也以此来控制党员，好使党员对他们百依百顺，充当修正主义的奴隶。

　　荣高棠之流大肆宣扬什么“听领导的话没错”、“领导考虑问题总是全面的”，要运动员做“老实人”，少说话。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梦华就曾经露骨地说：“对领导最大的爱就是听话，领导对下级的爱就是管”。
　　当有队员说：“以后领导的讲话也要拿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对照，不符合的就不能听。”荣高棠听到后马上跳起来骂：“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伟大体现在哪里？还是得体现在各级领导上呀！”言下之意，他们就是党！

　　修正主义的班党支部还散播说：“党支部就是代表党的，给党支部提意见就是对党不满”。

　　也正是这样，如果有谁对贺、荣修集团的一套做法稍有不满或者反对，那就是要倒大霉！就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大帽子：什么“严重个人主义”、“对党不满”、“与党离心离德”、“阶级本性暴露”，甚至“反党”等等。

　　一九六三年，反党篡军头目贺龙在接见乒乓球队时说：“今后我们可以派一支横拍队到日本、欧洲访问比赛。”下来后，运动员×××嘟囔了一句：“我认为这样做没有突出政治”。被荣高棠的大爪牙陈先听到，马上暴跳如雷地指著这个运动员的鼻子训：“贺龙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他说话不突出政治？！你要好好想一想，认真领会中央首长的精神，他讲话就是代表党！……这事情很严重，你给我写个书面检查！”

　　一九六六年初，在“技术革命”时，群众提了不少意见揭露了贺、荣修集团一些问题，吓得贺、荣修集团赶快来个“急?车”草率收场，并在班的所谓总结会上恐吓说：“大家这次对支部提了许多意见……有大部分人提的意见是好的，但是也有小部分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提意见……”。言外之意，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对党不满”。

　　为了更严密控制党员，作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驯服工具”，陈先、张均汉还在支部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喊什么：“党员的立场要坚定啊！对党决不能怀疑啊！”

　　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在黑《修养》中放毒说：“共产党员对于工作的态度，应该是党需要做什么工作，就去做什么工作，不管这个工作是自己愿意做的或者是不愿意做的，都应该愉快地努力地做好”。

　　而贺、荣修集团也以党的化身自居，同样打著党的招牌去宣扬灌输奴隶主义。他们要运动员做什么事，总是拿出“党的需要”作为幌子。他们要你陪练，你就得替他苦干，他们六年不让你打一次国际比赛；你也得乖乖地“毫无怨言”；要你来，你就得来，不要你，你就得走，还美其名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荣高棠就讲得非常露骨，和刘少奇完全唱的一个腔调。他说：“对领导指示不通也要在执行当中去通！”

　　第二根大棒：“下级绝对服从上级”

　　毛主席教导我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

　　可是在贺、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专政下的乒乓球班，对上级，对领导都是要“绝对服从”。乒乓球班的广大群众根本得不到真正的民主权利，却只有无条件服从的义务。贺、荣修集团动不动就批评你“没有组织观念”，还叫喊什么：“你们是下级，我是上级，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不正是刘少奇所说的：“……是上级和中央通过和决定了的，就要服从，就是不对也要服从”吗？
　　一九六四年评选“五好运动员”时，明明绝大多数群众(包括教练)都不同意某些“尖子”队员当“五好运动员”，贺、荣修集团眼看他们的“说服”、“动员”不成，于是最后乾脆来一个这是“上级决定”，大棒一挥不服从也得服从。
　　在贺龙、荣高棠这些三反分子授意下，乒乓球班修正主义的党支部在发展某些人入党时，也是往往不顾广大群众的反对，甚至有一次竟连支部的组织委员都不知道，就匆忙开动他们的“表决机器”来个强行通过。上面说过，资产阶级臭权威付其芳的入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一九六○年，班党支部讨论一个预备党员转正，邀请群众参加，结果在支部大会上群众都纷纷发言一致认为这个同志不够转正的条件，但由于张均汉一意孤行，在表决时党员看看支委都举手，也都举手通过了。使到会群众非常不满。
　　当有些教练支持队员的正确意见或对贺、荣修集团的做法表示异议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均汉就对教练说：“你是个干部，不能跟群众一个样，要按上级意图办事，要坚持原则！”就是用这种种组织手段把群众压下去。

　　第三根大棒所谓“爱护集体荣誉”

　　贺、荣修集团为了不让“家丑外传”，以免外界和地方知道乒乓球班里见不得人的臭事，而且也为了使运动员更加就范，更加“听话”，于是他们就拿出了一根“要爱护集体荣誉”的大棒来挥舞。
　　荣高棠等家伙就曾经在全班大会上说：“乒乓球班可不是一般的单位，你们也不是一般的人，是有很大影响的，不能轻举妄动。否则出了问题，损坏了乒乓球队这面红旗的荣誉，可不得了，谁敢负这个责任！”
　　为此，他们订下了清规戒律：“队内情况不准向地方讲，否则要受处分！”“往家里或亲友写信，只能谈自已的情况，不能告诉队里的事情，”连通讯的自由也被干涉。当群众做了件什么事，如不合贺、荣修集团的意时，就会给你拉到“破坏集体荣誉”的纲上去，把你束缚得动也不能动，他们拉起乒乓球队这面假红旗作为虎皮，把群众压得只能循规蹈矩地跟著跑。
　　第四根大棒“有什么样水平，打什么样比赛”
　　由于贺龙、荣高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长期在乒乓球班推行著一条“技术第一”、“锦标第一”、“尖子第一”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无论出国比赛或者是迎接国际比赛，基本上是让几个“尖子”队员和少数被他们“看重”的运动员参加，而大部分长年累月辛勤“陪练”的运动员都只能坐“冷板凳”，到看台上当观众，或者在场边当当统计员。
　　有些队员来乒乓球班七年，国际比赛连边也沾不上；有些队员则是几年难得打上一场「三局二胜」的国际“对抗赛”，还被荣高棠之流美其名为“照顾”。但有些“尖子”队员却在一年之内连出两三次国；外国队来访问的时候，有的队员可以从北京、天津、上海，一直追到广州，处处连续上场比赛，荣高棠之流则美其名曰“锻炼”。
　　对于这种极不合理、完全突出技术的做法，广大群众长期以来极为不满，也提过不少意见。可是贺、荣修正主义集团，反而指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均汉挥舞出一条大棒，在大会上大喊什么：“你们有些人老是在打国际比赛问题上争来争去，诸多计较，以后乾脆说清楚，有什么样的水平，打什么样的比赛！没有国际水平就好好练，不能怪领导，只能怪你们自己！”
　　就是在贺、荣修集团的长期专政统治和刘氏黑《修养》的毒害下，奴隶主义的枷锁把乒乓球班的广大群众压得透不过气来，许多同志的造反精神被压下去，革命的棱角被磨圆了，逐渐变成了唯唯诺诺的“驯服工具”。有些人看见错误的东西也不去斗争了。有些人受到重重压迫也只好“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了。有些人本著“多做事，少说话”的宗旨，乾脆啥事不管，一心埋头打球。有些人每天除了练球之外，就躲在房间里正襟危坐，闭门“修养”，进行“慎独”。更有个别同志以“依靠组织”、“靠近党”为名，整天跟著领队的屁股转，对领队说一不二，以博得领导的赏识和“信任”。也正是这样，有的队员在年纪较小、技术正在进步的时候，由于对领导做法不满，爱发牢骚，不但什么都“捞”不上，反而被扣上“个人患得患失重”、“不听话”的帽子，遭到种种刁难和冷遇。后来在黑《修养》的“启发”下，总结了“教训”，学乖了，当了“驯服工具”，对领队唯命是从。于是立即得到“信任”，大受赞赏，在廿八届后入了团，评上了“二等功”，还被誉为“无名英雄”、“走在世界冠军前面的人”，赶快上书、登报、拍照、写稿，并当了团的干部和队的干部，而且明明年龄已经大了，技术也停滞了，还让她出国访问……，成了刘少奇“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典型害者。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乒乓球班在前段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成了保贺保荣的“御林军”，充当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贺、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乒乓球班长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

　　三、在文化革命中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骗群众，镇压革命，使乒乓球班充当了保荣的“御林军”。

　　在这场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公布，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体委系统的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纷纷起来造反，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反党篡军头目贺龙和三反分子荣高棠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眼看革命的烈火势必烧到他们身上，凭著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能，预感到将要灭亡的命运，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因此贺、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国家体委系统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妄图作垂死的挣扎。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是以乒乓球班这张“王牌”来保护自己，镇压群众。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贺、荣修集团在乒乓球班耍尽了种种阴谋手段。一方面，通过重重组织手段来控制广大群众，压制群众的革命烈火；另一方面他们大肆造谣言、放暗箭、颠到是非、混淆黑白，极力蒙骗群众，胡说什么革命造反派揭发荣高棠是“要扳倒乒乓球队这面红旗”，还说什么“炮打荣高棠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官”等等，利用群众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去保荣高棠保系党委，去充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进行了一系列破坏体委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行为。
　　八月十二日，在运动系的“辩论会”上陈先和张均汉暗中唆使乒乓球班资产阶级“权威”和某尖子队员跳出来大肆诬蔑革命造反派，积极参与对少数派的围攻。
　　九月上旬，清华大学革命小将来国家体委揭发荣高棠的黑线关系，接著，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战士和体委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也纷纷到体委来贴荣高棠的大字报，在这滚滚的革命洪流面前，贺、荣修集团眼看形势非常危急，惊恐万状，赶快用秘密方式把正在东郊进行参加北京国际邀请赛总结的中国乒乓球队火速调回体委，在这关键时刻，由贺、荣修集团策划，利用这些所谓“优秀运动员”联合签名搞出了一张臭名远扬的题为“荣高棠是革命的”大字报，给当时革命造反派一个很大的打击，顿时整个体委系统掀起了一片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评功摆好的声音。
　　自九月八日后，乒乓球班一些尖子运动员和主要教练，陆续贴出大量替荣高棠歌功颂德的大字报，有些还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流毒全国。什么“荣高棠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什么“荣高棠是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引路人”，什么对荣高棠“越看越红”……等等，给全国体育界的革命造反派增加了重重的压力。

　　九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贺、荣修集团幕后操纵保守势力，组织了一个所谓“单方面辩论会”，在会上对荣高棠大肆吹棒，陈先、张均汉等家伙操纵指使主力队员×××登台发言，极力颂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对他的“教育”，给予群众很大的蒙骗，使保守势力嚣张一时。
　　十月二十九日，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和国家体委造反派在北京体育馆召开了体委系统第一次大规模批判荣高棠的大会。正当体院被迫害的同学在台上愤怒控诉荣高棠及其爪牙在体院镇压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时，贺、荣修正主义集团却在下面欺骗说荣高棠一天没吃饭(其实已吃了午饭)，煽动和组织以乒乓球班的几个尖子运动员为主体的一班人，在大庭广众的万目睽睽下，端著饺子、拿著醋瓶，送到主席台给正在被批判的荣高棠吃，登时全场轰动，引起了广大群众极大的愤怒和指责。这就是臭名远扬的“端饺子”丑剧。
　　当天晚上，贺、荣修集团借向外地来京串连师生介绍情况为名，指使尖子运动员庄××、徐××在体育馆发表公开“演说”，大肆吹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是“好领导”、“好干部”，庄××还故意哗众取宠地说：“有人说荣棠在我取得了世界冠军后，给我连提了四级，并没有这回事，荣高棠是给我了，给了我什么呢？他给了我四卷毛选！”
　　而在第二天晚上，受贺、荣修集团指使的徐××更是把荣高棠捧上了天，他是在体院“八、一八”兵团(保皇军)同毛泽东主义兵团关于荣高棠出席亚新会问题的辩论会上发言的，他说：“荣高棠同志就是我们的引路人，他给我们灌输了大量的毛泽东思想。”甚至肉麻地歌颂：“要讲荣高棠同志的优点、成绩，两天两夜也讲不完。”“高棠同志就是给我们灌输主席思想很多的一个领导。”等等。这个发言给予革命造反派更大的压力。
　　十一月二日，在贺龙、荣高棠等三反分子的一手策划下，搞了一个所谓“参加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誓师大会”，它既向革命造反派示威，又为荣高棠出国制造舆论，妄图作负隅顽抗。贺、荣修集团又指使乒乓球班的运动员在会上作了发言。
　　十一月三日，贺、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又耍弄了一个更大的阴谋，他们唆使一些所谓运动员“代表”，由乒乓球班×××带领到贺龙家虚张声势，又派乒乓球班资产阶级臭“权威”付其芳和几个尖子运动员带著要求让荣高棠出国的签名大字报去见贺龙，提出了“荣高棠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的反动口号，藉以要胁党中央。三反分子贺龙则装聋作哑，故意把矛盾上推给周总理，同时贺龙、荣高棠的爪牙又在参加亚新会的运动员当中大肆煽阴风、点鬼火，挑动对抗情绪，于是由乒乓球队带头在出发前拒绝上火车(造成浪费七万多元)，并由贺、荣修集团组织受蒙蔽的群众到国务院去请愿，向党中央示威，作出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行动，在贺龙、荣高棠等人的怂恿下乒乓球班的尖子运动员庄××甚至还曾经提出要组织出国队穿著绣有中国字样的运动服装，戴上国徽，拿著球拍上街游行示威的倡议，结果受到周总理极其严厉的批评，使贺龙、荣高棠的反动嘴脸更加暴露出来。
　　就是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和贺龙、荣高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多年来在乒乓球班大搞修正主义，长期毒害我们，把我们推向修正主义的深渊。也同样是这个万恶的贺、荣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千方百计把我们乒乓球班的广大群众引向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充当了可耻的保皇军，犯下了严重的错误，用心又何其毒也！
　　但是，乌鸦的翅膀是遮不住太阳的，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乒乓球班的广大革命群众觉醒了，起来造反了！我们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一定要把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倒、斗垮、斗臭！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教导，发扬彻底革命的精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刘少奇、贺龙、荣高棠多年来推行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彻底砸烂旧国家体委，把整个体育界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原载：《国家乒乓球队内幕》之五；国家体委《东方红》乒乓球班红色造反联络站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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