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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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事年表

　　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六年九月间，薄一波自首叛变以后，经刘少奇批准回山西搞统战工作，通过他在太原国民师范时的同学郭聚才(即郭挺一，大叛徒，当时任阎锡山训导院院长)，同阎锡山拉上关系，深得阎匪器重。在此期间，他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统一战线政策，而是执行了一条“只统不战”的王明路线。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薄一波认为，阎锡山当时的政策是：“反蒋拥蒋，联共反共，抗日和日”十二个字，不看其本质是“拥蒋、反共、和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同阎锡山合作创办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军政训练班”、“民训团”、“国民军官教导团”、“决死队”，等等组织。在这些组织中，虽然也派有共产党员作政治工作，但是没有掌握军事指挥权。因此，当一九三九年阎匪搞“十二月事变”时，我方毫无准备，措手不及，我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决死队”四个纵队只剩下一个多，于一九四零年转入八路军。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有成为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旧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问题，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绝不能抱任何幻想。”薄一波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回到了晋冀鲁豫边区，他不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却热衷于推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论和平民主新阶段》中提倡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在边区大搞军队转入民兵、地方干部复员、国营工商业转入公私合营等等准备工作，散布和平幻想，放弃对敌斗争。当国民党向黄河以北发动进攻时，边区处于无准备状态，遭到很大损失。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七年冬，薄一波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土地会议上，又拒不执行毛主席的“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阶级路线，不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却完全执行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鼓吹的一套形“左”实右的路线。在老解放区先是到处斗争中农，使中农产生“割韭菜”思想，后来又进行赔偿；在游击区乱杀乱斗，扫地出门，消灭地主。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始是“向区村干部致敬”，后来又当“石头”把他们搬掉。薄一波就是这样来破坏党的政策，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农业生产的。当这一错误路线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以后，他不是认真检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反而在解放以后华北地区的土改中，实行了一套“和平土改”的政策，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一九五零年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对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土地改革完成以
　　后，农村中社会主义(互助合作)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逐渐尖锐，农村阶级向两极分化的情况也日益明显起来。党的任务，在于把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轨道上来。但是，作为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却在那里宣扬邓子恢的“四大自由”(即自由买卖土地，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并在华北局的“指示”中就曾提出过“允许党员雇工”的口号。他还极力鼓吹刘少奇的“不要怕冒失”，提倡发展新式富农，说什么农村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主张农村需要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谬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农业集体化的革命路线。一九五三年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主席批评了“四大自由”，薄一波也没有进行检查。

　　一九五二年
　　毛主席在一九五二年元旦，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伟大号召(即“三反”运动)。为了取得“三反”运动的胜利，党中央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大力开展群众运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进行自我检查。但是，身为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却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对自己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生活，没有进行一点检查。他不是按照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而是依靠行政命令，依靠由上级机关派出大批“打虎队”去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后来，却把“三反、五反”的成绩记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到处吹嘘。

　　一九五三年
　　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规定了对待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又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统筹兼顾，合理调整工商业”，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大任务之一。在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正是私人资本主义猖狂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薄一波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中，不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反而伙同陈×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全国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力图争夺领导权，他们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等破坏活动，使一部分私营工商业出现停工待料、歇业倒闭的现象。薄一波却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限制过多”的结果，主张放宽限制。一九五三年，他在修改税收政策时，公然提出：“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纳税”，进一步鼓励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使国营商业“大泻肚子”，缩小了批发阵地，打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他在同一政策中，还过高过快地提高了农业税，增加农民的负担，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破坏工农联盟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七月，全国第二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的上述右倾错误受到批判，中央撤了他主持财经工作的职。毛主席曾当面给予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作风粗暴、没有民主，工作飘浮、不扎实，缺少马列主义思想(即他以后所说的：“粗、浮、少”)。但是，薄一波在刘、邓的包庇下，并没有作认真的检查，反而对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批评采取了两面态度，表面接受，实际抵制，一有机会就发泄不满。

　　一九五四年
　　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受了批判以后，不是积极地改正错误，而是消极对抗，躺倒不干。这一年，他在中财委三办，名义上是主持交通运输工作，实际上却没有干什么事，不是外出参观游览，就是打麻将取乐，工作全是下面同志做的。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以后，薄一波不是真正出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党的团结和统一，起来反对高、饶的“清君侧”和“逍遥津”，而是借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在会上和会后，大肆宣传高岗在财经会议上如何如何整他，企图借机进行翻案。
　　同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薄一波担任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他乘建立机构之机，提拔和收罗了一批自己的老部下和亲信，如孔祥祯(同薄一起叛党的)、孙志远、安志文(安子文弟弟)、梁膺庸(叛徒)、彭德(叛徒)，把这些人安排在领导岗位上，控制了建委的领导大权。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听取中央三十五个部的汇报过程中，对于我国的工业建设工作作了很多极为重要的指示(这些指示，大多反映在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但是，薄一波既没有认真传达，也没有贯彻执行。
　　同年，薄一波在参加了全苏工业工作者会议回国以后，却大肆吹捧赫鲁晓夫的一套修正主义的黑货。他说：这个会议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心是“发展工业的新技术”，办法是“派人出去(即到美帝国主义那里)学习、购买样品”。并且极力鼓吹苏斯洛夫之流的“一长制”。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组织人员搜集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管理自治”的材料，推广修正主义的一套企业管理制度。
　　薄一波在主持基本建设工作中，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走我国自己的道路，而是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苏联的一套洋框框。基本建设上一整套设计规程、施工条例，全是由苏联专家给规定的，就连盖房子也是苏联的标准设计。于是，一些工厂，修建了高大的办公大楼，托儿所、小学校、医院、俱乐部、招待所等一应俱全。厂前厂后区又留的那样大，扩大了整个厂区面积，占用了很多耕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指出了我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薄一波被这种大跃进的新高潮吓破了胆，急忙伙同陈×等起来反对所谓“冒进”，大肆攻击：“一九五六年某地方冒进了，基本建设投资此去年增长近一倍，有不少东西显得很紧张，把各方面的材料都弄出来也不够，市场所需要的都挤掉了”。他把一九五六年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片黑暗，说什么“冒进”的结果，造成了“供求失调”，“最突出的是人民生活紧张，有了钱，到街上买不到猪肉，穿不上衣服，农民卖了农副产品买不到工业品”。
　　薄一波这种反“冒进”的思想，最突出地反映在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他借“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的关系”为名，行反“冒进”之实。他说：“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每当我们想更多地搞一些工业建设或其它建设，而将国家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打得过大的时候，总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人为紧张。”今年的基建投资是几年来最多的一年，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跟不上，运输力量跟不上，不仅基建计划难以顺利地执行，而且还造成若干方面发展的失调，给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实际执行的结果，基建计划不仅顺利完成，而且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它各个方面也是全面跃进的一年。
　　同年五、六月间，中央决定成立经委，主管年度计划工作，计委专管长远计划。薄一波借此机会大抓干部，并且一再表示：“毛主席过去批评我不抓干部，这次要我管计划，不给我人不行。”为此，向富春同志争干部，把贾拓夫、韩哲一、叶林、王新三、王逢源等人都要到了经委，反过来还批评王光伟有本位主义，实际是对富春同志不满。

　　一九五七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薄一波不听毛主席的教导，不去研究重、轻、农的关系，却仍然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继续大反“冒进”。在他主持编制的一九五七年度计划里，不仅没有体现毛主席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把基本建设的投资压得很低，造成了经济建设上“马鞍形”的不正常局面，压制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这一年，他到处吹冷风。他在东北出差期间，专门收集“冒进”的材料，还以“郑重”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宣传他的观点。他认为有多少钱，有多少物资，就办多少事情，超过这个可能性是不行的。并且要统计局专门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供反党分子马洪帮他写一篇“建设和生活的关系”的文章，继续鼓吹他的右倾观点。

　　一九五八年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严厉批判了陈×、薄一波等人反“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告诫大家，今后再不许提反“冒进”了。同时指出：“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对此，有人痛心，有人漠不关心，有人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薄一波正是上述第三种人，但他却不作自我批评，把错误推到陈×一人身上。并且，一有机会就极力表白自己。他在中央办公厅组织的传达这次会议精神的会上，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大言不惭地去批评别人反“冒进”的错误。
　　三月成都会议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下放一部分中央企业归地方管理，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薄一波在做这件工作时，不考虑中央部同地方的困难，过急地一下子下放了很多任务厂，给中央部和地方造成了困难。
　　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次提出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薄一波一反常态，到处鼓吹高指标。他到鞍山检查工作时，对鞍钢同志提的“坐八百，看一千”，十分欣赏，并且以此类推，说什么“不要十五年，只要再过一两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主持搞了“二本账”计划，大吹高指标，从极“左”的方面同毛主席相对抗。
　　八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计划工作同生产工作分开，经委专门负责工业生产。九月以后，薄一波在抓钢铁生产时，只抓数量，不抓质量，到处鼓吹放“卫星”。他甚至还提出：一番两番不算翻，三番四番是中游，五番六番是上游等口号。并且在十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还想搞“三本账”计划，进一步继续鼓吹高指标、浮夸风。
　　十一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薄一波主持搞了一个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计划。毛主席在会上批判了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出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冶，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作分析，只爱热。强调要冷热结合，反对浮夸。薄一波对毛主席的批评，并没有真心接受，反而埋怨富春同志，埋怨计委，批评下边具体工作的同志。

　　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九年初，薄一波在沈阳召开东北、华北两个大区的工业书记会议，他在会上继续鼓吹高指标。在三月上海会议上，薄一波报告说今年钢产量可以完成××万吨，争取××万吨。他的这十报告，上午讲了下午就被推翻，把指标降到××万吨。毛主席批评说：“你上午报告，下午就被推翻，你坚持一天也好嘛!”薄一波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攻击富春同志。
　　上海会议以后，薄一波又回到他右的老路上来了。他大讲特讲“比例失调”，“得不偿失”，说什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虚假的，是“寅吃卯粮”；甚至是“寅吃辰粮”。工业增长百分之××，同几千万人上山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是得多，还是失多？等等。他的这种反对大跃进的谬论，在工交几个部召开的广播大会上也大肆散布过。并且还把各地和经委反映阴暗面多的一些报告、资料，批送中央，企图欺骗中央，欺骗群众。
　　七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以前，薄一波到处搜集所谓“比例失调”、“得不偿失”的材料。他布置统计局研究“为什么大跃进，大紧张？”的问题，并收集小高炉成本高、消耗多、质量低、劳动力浪费大的材料，和“得不偿失”的典型例子，准备带到中央全会去放毒。但是，当他七月中旬上庐山开会时，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已被揭露，他的“失调”私货未敢抛出。在中央全会上，他根本没有检查自己的右倾错误，反而装扮成反右倾的“积极分子”，鼓吹生产要大上，指标要提高。
　　十二月，薄一波就带着以上这种思想到西北、西南两个大区去鼓“干劲”去了。

　　一九六零年
　　一九六零年初，薄一波召集工交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到钓鱼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一个月的学习期间，他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这本书进行批判，反而请了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来作“顾问”，在那里大肆贩卖“价值规律”以及利润挂帅等等经济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
　　三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批转了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提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给我们指出了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正确道路。薄一波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既未认真讨论，也未在干部中传达贯彻。他借着主席批的太原市委关于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文件，派人去召开现场会议，大力宣扬“煤气化、管道化、超声波”等等，进行政治投机。不久，又提出“几天革一个命”，甚至“一天革几个命”，全面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当时，还以中央名义批转了不少所谓技术革命的文件，进行瞎指挥。结果发生了问题，他就撒手不管了。后来，他说什么在工厂里只能搞技术革新，不能搞技术革命，以后干脆连技术革命的口号也取消了。
　　在四月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薄一波继续鼓吹他的“开门红”，要求生产一天此一天高，一旬比一旬高，一月比一月高。这个生产直线上升的口号，助长了当时在工交战线上的高指标、瞎指挥。在此以前，为了保证一季度生产不低于去年四季度，大抓工人生活、工资奖励问题，根本不提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所说的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
　　毛主席历来强调集中领导，分级管理，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但是，薄一波为了独揽大权，在向刘少奇汇报时，提出经委不管钱、不管物，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要求对物资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刘欣然同意，并以中央名义发了《五月十八日通知》，支持薄夺取了全国物资大权。
　　五月份，薄一波率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当时波兰的修正主义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但薄还说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为波修涂脂抹粉。
　　八月北戴河会议后，为了保钢，各大区分别召开工业书记会议。薄一波于九月底赴西安听了一次西北区工业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就转赴沈阳主持华北、东北区工业书记会议，始终只强调生产调度工作，不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业务挂帅，反对政治挂帅。

　　一九六一年
　　在一九六一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在三月份重新印发了毛主席一九三零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去蹲点，解剖麻雀。薄一波表面上拥护，督促大家去蹲点，但他自己却不去，而是派了反党分子马洪“代表”他去作调查。
　　六月份，薄一波带着反党分子马洪等一班人马到沈阳去起早《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稿)》即《七十条》。他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具体贯彻《鞍钢宪法》，而是以治三年大跃进之“乱”为根据，借机大肆贩卖苏修一套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他猖狂攻击三年大跃进，认为工业战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秩序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受到损坏，企业亏本，工资上的平均主义，党委包揽行政事务多，等等。因此，要恢复旧制度，用“一长制”来治三年大跃进之“乱”。在他这种“治乱”思想指导下，这个《七十条》草稿，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鼓吹经济业务挂帅、科学技术挂帅；恢复“一长制”，取消党的领导；掩盖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鼓吹物质刺激，瓦解计划经济；提倡专家路线，反对大搞群众运动；推崇爬行哲学，反对技术革命；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黑货。这是薄一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代表作。
　　七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工业《七十条》草稿时，虽然有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基本上“通过”了。
　　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也讨论了工业《七十条》草稿，地方同志提出很多批评意见，薄一波极为不满，说什么“算了，大家叫怎么改就怎么改吧!”完全采取了对立态度。
　　十月份，薄一波伙同陈×召开了“西山煤炭座谈会”，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不强调政治挂帅，只强调物资刺激，不强调人的因素，只强调物的因素。
　　十一月份，薄一波又伙同陈×召开了“钢铁座谈会”。他们利用我国经济的暂时困难，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相配合，大肆攻击三年大跃进中的缺点，说什么“大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万马都死了，一马也死了一大半”、“大风高温把高炉吹垮，多装快炼把平炉炼穿”、“精疲力竭难增产”，大吹阴风。
　　十一月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歪曲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仅仅强调成是“调整”，要求工业采取木收缩的方针，把“关、停，并、转”作为一九六二年工交战线的中心任务，把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钢铁、煤炭、化工、机械等等小土群、小洋群企业，几乎全砍掉了。在调整期间，他主张指标越低越好，要“以质胜量，以少胜多”，要按“短线平衡”等等，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十一月在总结工业生产“经验”的十七条中，有十六条都是讲的大跃进的“教训”，把大跃进一笔抹杀，根本否定。还说什么“过去三年的增产，百分之七十靠增加人，只有百分之三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诬蔑我们大跃进是“人海战术”唱同一个腔调。

　　一九六二年
　　一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同毛主席唱对台戏。他大肆散布“国家元气大伤，不知要多少年才能恢复”的悲观论调。薄一波极力吹捧刘少奇在会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认为这是扭转局势的关键，是重要决策。他说什么成绩和错误“三七”开的估计，并不过分，有些地方，错误不只三分；许多事情搞坏了，国家元气大伤，好像一个人得了重病一样，要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呀!
　　薄一波吹了一年的冷风，不作半点检查，却在暂时困难面前溜之大吉，于二月份到广州养病去。
　　四月份，薄一波在杭州养病期间，曾同陈×密谈过一次。陈×五月份在国务院部长会议上的报告，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竭力夸大困难，显然同薄的密谈有关系。但薄一波在后来经常吹嘘说：“六二年的错误同我没有关系”。
　　五月底，薄一波返回北京以后，反党分子马洪把他在西北湟中、张掖、三原三个地方的农业调查材料送给薄，薄对这些主张单干的黑材料十分欣赏，表示同意，还说什么农民要单干也没有法子，公社办得不好嘛!他不仅亲自作了批示，还单独找反党分子马洪谈了一次。
　　六月中旬，薄一波到北戴河继续休养。他配合当时社会上的单干风、翻案风，找了叛徒王玉堂(全国文联负责人之一)为他编写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的“狱中斗争史”，找《中国青年报》的人写了《王若飞同志出狱前后》的文章，为他自己和他的一伙叛徒涂脂抹粉，竖碑立传。
　　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重要报告，批判了邓子恢等人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歪风，并且指出有些人利用写小说进行翻案活动。会议指出，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薄一波向中央隐瞒了他赞成单干、编写小说的问题，不作一点检讨，反而在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行政治投机，作了一个题为《各工业部门的工作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变》的发言，以此来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会后，他几次要反党分子马洪把这个发言修改成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不同意而未能得逞。
　　十二月，薄一波在广州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上根本不提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却大谈他的工业“转轨”和扭转亏损、设备维修等等。但是，对于工业究竟如何“转轨”，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如何体现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却没有认真进行讨论，做出具体的安排。会后，他又使出了他一贯的手法，在向中央的报告里，要“秀才”们加上一些有关阶级斗争的字句，欺骗中央，进行政治投机。

　　一九六三年
　　二三月间，反党分子马洪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的主要章节脱稿，薄一波看了以后，对其中许多错误未作任何修改，就以他的名义发给各工业部门、各大区经委和一些省、市去“征求意见”，散布毒素。
　　9月间，薄一波召开政治工作座谈会，交流“五反”运动的经验。他专门请了彭真在会上大肆放毒，鼓吹“五反”运动的经济意义，大讲经济斗争，说“五反”运动不能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要挂起来，由专门机关去解决。薄一波对彭真这一套，十分欣赏，推崇备至，到处宣扬，坚决执行。经委关于“五反”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也只讲经济问题，不提阶级斗争，别人写上，他还发脾气。
　　五月份，薄一波召开技术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大批“专家”、“学者”参加。会上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挂帅，不提党委领导，不提大搞群众运动，一味抬高这些“权威”的身价，强调总工程师负责制。会上还制定了一个《关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责任制条例(草案)》，规定总工程师是企业的第一副厂长，不懂技术的要调开，把企业的生产技术大权全部交给总工程师统管，这完全是苏修一长制的变种。
　　六月份，薄一波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多次说：工交企业的计划、财务、统计等经济工作人员，既无学街，工资待遇又低，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还有后继无人的危险。他主张在企业里设置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等，井要提高他们的待遇。总之，是提倡物质刺激，反对政治挂帅。
　　十月间，薄一波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时，刘指示要用经济方法管理工业、管理企业，不能用行政办法管理。并且说：一九六二年初我曾讲到工业要集中管理，但没有找到适当的方式，问题没有解决。
　　最近，研究了苏联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觉得应当组织“社会主义的托拉斯”，对工业实行高度集中垄断，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薄对刘这一套，自然十分拥护，他同刘一唱一和地说：“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多头领导、分散经营，办托拉斯，这是方向、道路问题。”并组织人力收集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修办托拉斯的资料，报送刘少奇。
　　十一月，薄一波途经西北、出差西南，一路上大肆宣扬刘少奇讲的要培养一种什么“作风”的谬论。说一个工厂要有一个工厂的厂风，一个部要有一个部的部风，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国风。一个好的作风，可以管上几百年，如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德国的俾士麦铁血宰相统治时代那样。公开反对毛主席倡导的三八作风。
　　十二月，毛主席提出《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指出：一些同志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爱好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更怕别人批评。但是，薄一波并没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进行反省，检查自己的“三自一高”错误，反而污蔑毛主席是“借题发挥”。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学习解放军的伟大号召，指出：工交各部门从上到下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在一九六三年底、一九六四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薄一波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一面宣传工业部门同解放军此有“十二个不如”，哗众取宠；一面却借学解放军，提出企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关系问题，向地方争党权。同时，在会上提出所谓“两赶三消灭”，作为全国工交部门的中心任务，以此来抵制毛主席关于学习解放军的伟大号召。
　　薄一波对于毛主席关于学习大庆的伟大号召，也是大耍两面手法。一面让石油部同志在工交会议上介绍大庆经验，一面又大谈大庆特殊性，胡说：“大庆经验代表不了我们整个工业的情况”，歪曲大庆经验，提倡大抓“三基工作”，大搞“评功摆好”，以此来抵制大庆经验，抵制“五反”运动。
　　毛主席指示工交部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条例，拿去略加修改，即可使用。但是，薄一波在刘、邓支持下，在三月份召开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却大讲工业部门的所谓“特性”。鼓吹工业企业只是生产物质产品的经济组织，它的政治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从生产出发，围绕生产，为生产服务，落实到生产上，而不是提倡首先落实到职工的思想革命化上。同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加强具有产业特点的经常性政治工作，极力鼓吹把直属企业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收上来由部领导，妄图组织“工业党”。
　　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薄一波公然反对。他说：我就不相信群众学了《愚公移山》干劲就那么大，就那样解决问题；有些经验介绍说有了问题是学习毛著解决的，真是那样解决的吗?是总结经验时“总结”出来的吧!他在许多场合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什么“不要把学习毛著庸俗了”，“不要夸夸其谈，形式主义”。
　　四月间，薄一波在友谊宾馆主持编制“三五”计划，他对计划的指导思想同邓小平、陈×一样，是以解决“吃、穿、用”为纲，鼓吹所谓有多少钱、有多少物资，办多少事情的原则，根本不考虑人的因素，他认为人的因素是“虚”的，在计划中是不能算数的。他反对政治挂帅，说什么政治挂帅就是挂
　　到经济效果上去，不讲经济效果是自己毁灭自己，是大少爷、败家子作风。并说前几年经济管理上不统一、战线长、浪费大，后来不得不搞关、停、并、缩，搞得血淋淋的。因此，“三五”计划不能高，必须以解决“吃、穿、用”为纲。计划搞出来以后，向毛主席汇报时，受到批评，主席提出加强内地建设的战略部署。薄一波却以先发下去征求意见为名，坚持不进行修改，对抗毛主席指示。但是他对刘少奇却大加吹捧，说什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仍然是条条，管军事的”，并说“十五年来，决定从那儿来?主要从两位主席提方针政策”。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刘少奇大讲他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会后，薄一波不宣传毛主席的号召，却大肆吹捧刘少奇的观点，说什么“根据现有的经验，防止修正主义，目前只有三条措施，一是四清，二是干部参加劳动，三是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七月，薄一波根据彭真的“指示”，在建工部机关搞“五反”运动，他派了李运昌、周仲英当工作队长，企图创造机关“五反”的典型。但是当机关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反党分子刘秀峰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薄一波怕火烧到自己头上(薄的老婆当时也在建工部工作)，急忙伙同彭真出来包庇刘秀峰，说刘等不是反党、反中央的小集团，不能象斗地主那样斗争他们。欺骗中央，保护刘等混过了关，压制了革命群众。
　　七月，薄一波随同邓小平等到东北“视察”，对邓关于企业四清主要是解决领导班子不齐、不力、不好的“指示”，奉为圣旨，要工交企业的四清照此执行。对邓小平照搬资本主义专业化、协作的要求，也立即电话传回照办。
　　薄一波对于王光美桃园四清“经验”，极为赞赏，对刘少奇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地的几次报告，更是推崇备至，并要把这些“经验”吸收到城市四清的文件中。刘、王这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完全是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相对抗的，而薄一波却积极推行。
　　九月，薄一波在一次经委党组会上说：“学习主席思想就是学在日常工作中的指示。选集是过去时期的。”“毛选上的，那些是历史文献。在当时起了作用了。”胡说《毛泽东选集》过时了。
　　十一月，薄一波出差西南，历时一月，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这一年，薄一波在刘、邓支持下，办起了十二个全国性托拉斯，他不但大量收地方工厂，而且还把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也收归中央各部直接管理，为建立“工业党”作准备。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的错误，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薄一波把这一纲领性文件，说成是反“左”的、纠偏的，并多次给工交口部长们散布这一观点。他把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少奇在会议上坚持错误、反对毛主席的讲话，编印成《两位主席的讲话》，用以抵制和反对毛主席，抬高刘少奇。会后不久，薄主动向刘汇报工作，刘“指示”要“向下钻”，薄到处宣扬，借以反对林彪同志“吃透两头”的指示，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对×××的蹲点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管理也是社教”。薄一波不研究、不贯彻，反而贬低主席指示的伟大意义，说这只是要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甚至诬蔑主席指示是对某同志个人的批评。
　　二月全国工交会议上，薄一波不继续贯彻学解放军、学大庆，反而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抛出了齐齐哈尔车辆厂的经验，以代替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会后，薄一波以大庆骄傲为理由，拒不批转大庆工委《关于以“两分法”为武器大踏步前进》的报告，不许印发大庆政治工作和生产
　　管理经验的小册子。薄一波在全国工交会议上还继续反对大跃进。说什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时期，重要之点是领导干部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再闹大跃进时期的盲目多快了，要总结经验，不能再闹“笑话”了。小高炉生产一吨铁赔一万元，这是教训。
　　年初毛主席决定成立建委，薄一波为了独揽大权，先是提出建委由工交口管，中央不同意，他的阴谋没有能得逞；后来就百般刁难建委，不给调干部，不给拨钢材，井告诉李哲人：我批了同意，你也不要给材料。
　　三月份，薄一波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修改《七十条》。他为了装璜门面，特地请了大庆、白银厂等企业的负责同志参加，并且专门到对《七十条》意见比较多的上海去修改，以便将来好堵人家的嘴。薄一波抛出来的《七十条》修改稿仍然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同原来《七十条》不同的只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两面手法。
　　四月底，薄一波从上海回京，带回不少盆景，当他见到桌子上放着毛主席关于取消盆花问题的指示时，即对秘书大发雷霆：“你们不要拿这个来压我!什么盆花不盆花的，……”。公开反对毛主席。
　　六月份，计委向毛主席汇报“三五”计划时，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方针。薄一波极力歪曲主席的指示，他在六月下旬去山西老根据地“视察”时，把主席指示的“藏富于民、藏粮于民”，歪曲为“吃饱、吃好”。
　　七月份，薄一波在北戴河召开企业四清工作座谈会，会上不认真贯彻执行《二十三条》，反而搞出了一个同《二十三条》相违背的《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抵制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贩卖修正主义的黑货；篡改六条标准，提出四条搞好运动的标准；贩卖形“左”实右的路线，混淆运动的主要打击方向；提出一进厂就“三结合”，四个月搞完一期等错误的作法。
　　八月份，薄一波搜集大量材料，什么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存在问题的材料；基本建设同国民收入、工业生产关系的材料，等等，送给彭真作“炮弹”，妄图证明一九六五年小计委对基建任务追加多了，吃了库存；“三五”计划“冒”了，小计委定的盘子不可靠等等，把矛头指向小计委和富春同志。他还说：“陈独秀不准说不，瞿秋白不准说不，王明不准说不，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五八年以来不准说不，前几年发生那么大困难，结果是八字方针。”恶毒地攻击毛主席。
　　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计划时，薄一波依然采取两面态度。一面伙同彭真反对小计委提的“三五”计划，说指标高了；另一方面在主席面前又表示“同意”。
　　在中央工作会议基本确定“三五”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底和一九六六年初这段期间，薄一波继续搜集材料，攻击一九六六年计划。他一会儿说计划指标保守了，要另提增产指标；一会儿又攻击计划有“缺口”，故意捣乱。
　　十一月薄一波随同邓小平等到西南“视察”。
　　一九六五年底一九六六年初，薄一波在准备一九六六年全国工交会议期间，继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胡说什么“搞群众运动难免有缺点，不是绘画绣花，但指导思想不应如此”。他还串通梁必业等所谓解放军的“将军”们，诬蔑解放军也不知道四个第一怎样落实，我们怎么学?含沙射影地攻击林彪同志。
　　中央工交政治部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就几次提出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但薄一波不仅不支持，反而吹冷风，说“学那么两本书就能活学活用啦?我就不相信《愚公移山》有那么大的作用。”“有的人枕头上面放着毛著，枕头下面放的是小说。”还说，各级各部门都布置了毛著学习，学多了是形式主义，是命令主义。由于薄一波百般阻挠，一拖两年过去了，会议始终没有召开。

　　一九六六年
　　二月份，召开全国工交会议，讨论突出政治问题。薄一波坚持刘、邓路线，反对突出政治，抵制毛主席关于反对折衷主义的指示。他继续鼓吹他的“工业特殊论”，说政治工作仅仅是为生产服务的工具，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而不是落实到职工思想革命化上；企业第一位的任务是出产品，反对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一位，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第一位。
　　同时，在工交会议上，薄一波竟把毛主席批示为“资本主义化了”的企业沈阳冶炼厂封为大庆式企业。一九六四年冬，毛主席批示谢富治同志关于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报告中指出：“这个厂是一个资本主义化了的企业，在工交企业系统中，象这样的工厂，估计要占三分之一以上，需要一个一个清查。”薄一波不但不认真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反而在一九六五年全国托拉斯会议和工交系统四清座谈会上，说什么：“沈阳冶炼厂还是一类厂。”今年又封为大庆式企业，公开同毛主席唱反调。
　　三月初，薄一波、陶鲁笳在刘、邓和彭真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交党委，把工交各部以及物资部的党委书记都拉入工交党委，妄图独霸工交财经大权。他们还在安子文的帮助下，企图把郑思远、乔明甫、李琦等人调到工交政治部，把持干部、党务等大权。他们以工交党委名义向工交各部发号施舍，俨然自成第二中央、第二国务院。
　　三月十一日，林彪同志经他的秘书给薄一波从电话上传来关于工交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封信。但是薄一波和陶鲁笳对于林彪同志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根本不研究执行，也不向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传达。直到六月间机关革命群众提出批评，薄、陶才被迫在《工交战线》上刊登，刊登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林彪同志亲自审改的稿子，他们不用，反而用了电话稿，并借机突出薄一波个人的名字，进行政治投机。后来他们反把刊登的错误归之于“林彪同志又作了修改”，破坏林彪同志的威信。
　　三月，薄一波又随同邓小平去西北“视察”。
　　三月中旬，毛主席对文化革命和工业管理体制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对薄一波伙同刘、邓片面强调集中、垄断，压制地方积极性的错误提出批评，指出这种作法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四月上、中旬，薄一波、陶鲁笳急急忙忙召集工交各部，讨论工业管理体制问题。他们一面要各部赶快下放工厂，妄图减轻罪责；一面别有用心地印发了几年前由薄一波自行整理的毛主席讲话。他们利用这篇讲话，打着红旗反红旗，鼓吹各部管工业要“一通到底”，攻击地方“抢钱、抢物资”，喧嚷要地方多管“虚”的，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各部要“虚君共和”的指示。
　　五月，毛主席发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七”指示。薄一波只是在会上说了几句如何重要的空话，根本不讨论研究如何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直到他九月份离职休养前，尽管革命群众写小字报、大字报提出批评，他置若罔闻，仍然不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连各部贯彻“五七”指示的报告他也不看。
　　五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了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此以前，薄一波早同彭真等勾勾搭搭，曾与彭真密谋策划，攻击其它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妄图取而代之，共同篡党、篡国。会议期间，薄一波恐慌万状，找了他的心腹梅行给他修改会上的发言稿，企图掩盖反党罪行。为此，不惜将会上的重大机密泄露给梅行，梅行又转告了田家英。在会议召开以前，薄一波还同安子文秘密勾搭，将中央关于彭真问题的通知草稿送给安看，共谋掩盖反党罪行。
　　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薄一波为掩盖他伙同陆定一、罗瑞卿等诬蔑攻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罪行，勿匁忙忙地召开了“科学技术人员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座谈会”，并接连向中央报送有关材料，力图把自己装扮成支持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样子，并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的锋芒引向科学技术方面，逃脱自己。

　　(注：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薄一波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罪行从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罪行录

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革命造反队
　　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革命造反队
　　上海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反修火革命造反队
　　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革命造反队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革命造反队
　　上海市生产技术局革命造反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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