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海：工厂文革回忆一组（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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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文革一黑名单

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队搞了一个名单，内定要把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弄出北京市送到山西去改造，在批判工作队资反路线的时候群众组织的某些人知道了此事，就开始追这个名单，也就成为有关追黑名单的事件。1967年1月3日造反派组织几百人到五机部造反要这个名单，五机部政治部主任冀绍凯、工作队副队长李效康、闫广发，厂党委书记巫忠、厂长方敏，他们不按照中共中央的紧急通知精神办事，怕字当头，在造反派的压力下，公然签字允许公布黑名单，这是非产错误的，实质是对抗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1月6日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在工厂召开交黑名单大会，在大会上有许多同志勇敢的站出来坚持真理，主张按中央的指示办事，不能公布黑名单，这些同志用主席思想挂帅，敢在五机部的冀绍凯等大人物点头之后站出来抵制他们的错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而不是奴隶主意，这种勇气和做法好得很，运用党的方针政策指导自己的言行，大会没有实现黑名单的公布。使同志们更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这次大会好得很，不同意见可以同时发表，掌握大会的服务小组也提出来好话坏话都叫说完，大会可以展开正常的辩论了，一言堂的局面在工厂逐步破产，这是革命群众在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黑名单是工作队按照五机部指示，是几个同志干的事，是很机密的事，其中名单中有谁没有谁，除去这几个工作人员之外，再没有别人知道。多数同志认为在什么场合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就要在什么场合下给予认真彻底地平反，像杨秀荣、徐宝金等同志在全厂范围整的，就应在全厂范围内恢复名誉，不仅在厂内要做好这项工作，而且应到家属区去做好这项工作。黑名单这事就几个人知道，就不应该在全厂大会上公开，公开做又扩大了影响面。有人说黑名单上有我，我都不怕，为什么不公布，既然你知道了，你又为什么非叫别人犯错误不按中央指示办事呢？在大多数群众的监督坚持下这些领导同志在大会上没有敢把名单交出。
1月3日联络站派8辆大汽车的人到五机部造反，要求公布黑名单。去的人在部机关吃的晚饭，一人六两主食，一个汤，没有收钱和粮票；饭后，冀绍凯、李效康、方敏、巫忠、王维邦签字说可以公布黑名单，要工作队、厂党委和各派革命组织协商解决。
1月4日群众组织“革联总部”追问冀绍凯为什么同意交出黑名单，是否符合中央规定，他答不出来。
1月6日群众组织“红联”再次召开大会要工作队交出黑名单，其实他们已经掌握了名字，会场引起群众辩论。晚上毛泽东思想捍卫队这个组织把闫广发、方敏、冀绍凯弄到他们的队部叫他们交出黑名单，活动到深夜。闫广发解释说这是回忆的名单，原来的烧了，公布又不符合中央紧急补充通知精神，所以不能交，大部分与会者也不同意交。捍卫队的人指向李效康问他为什么冀绍凯签字后你才签字，李答是奴隶主义，捍卫队的人说你对最高指示为什么不奴隶主义，李答执行最高指示不能算奴隶主义，捍卫队的人被噎得无话可说。李最早是我军石家庄公安局的局长现任617厂的副厂长，四清时是一名副队长，有一定的水准；有的人在冀绍凯的头上瞎模，进行人格侮辱，引起公愤，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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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文革 二                     经济风

    自1966年12月份到1967年一月上旬，1962年下放离职的职工和家属纷纷回厂要求复职，工厂党委会讨论通过借用工厂137名半工半农的名额指标，分三批让他们回厂复职；
    1967年1月5日联络站的头头“带领工人到厂技安科闹“五皮”，即皮鞋、皮帽、皮大衣、皮手套、皮裤等；
        1月6日1958年进厂的工人因工资低问题找厂长方敏，方敏表示支持；
        1月7日工厂几乎全部停产，群众组织“红旗”头头李西标、宋福祥带领1956年-1959年的工人大约1200多人到五机部造工资反，要求提高工资，造成生产停顿状态，并且把厂长方敏也拉去，经济风越刮越厉害；党委书记巫忠说到五机部去把厂长换回工厂参加工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会上作检查，到部里后巫忠不讲话，一言不发，造成工厂的大会开不成；红旗头头孙振德带领部分家属到厂办围攻梁副厂长，要求上班，大食堂的大师傅造反要求增加大师傅，幼儿园老师也来造反；这一天下午劳资科经风雨战斗队贴出第一张反对经济主义的大字报。
      1月10日刮了三天经济风，工厂损失不少，上午“革联”组织其成员战斗队调查批判厂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要揪出罪魁祸首。“老兵工”“永红”“经风雨战斗队”，在厂部会议室要总工程师李培荣交代经济主义问题；下午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开了不到一小时的批判经济风的会；
      上午“革联”组织调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问题——经济风问题。在7、8、9三天工厂领导批出劳保费两万八千多元，保健费一万四千多元，几天内就发出4万多元，一千八百多套工作服被一抢而空......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提出必须立即制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下午革联召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有力的批判了反革命经济主义，会上冀绍凯、方敏进行检查，这个大会沉重打击了反革命经济主义。
    1月12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指出：“这种经济主义，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货色”“这是从老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在社会主义下，具有更加反动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这种经济主义，是用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来代替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使用资产阶级的极端民主化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代替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性，用资产阶级反动非法手段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来代替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大反扑的新形式”。同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会上李培荣做检查，他声明：现在我深刻地认识到我是一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在新反扑中是一个打手，要清算，我听了告上海人民书和今天社论，才认识到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敏和巫忠是绊脚石，不能当领导者，因此我宣告，我退出党委与群众在一起。他宣布退出党委会，耍阴谋，妄图逃脱罪责。这一天，李桂奇退回257.5元，曹正民退出803.4元(受经济风影响的)；方敏说临时工上班问题党委交给一个群众组织去办理。
   1月13日联络站下午斗争方敏，首先由经济风调查小组做调查报告，揭发了巫忠、方敏带头搞经济风的罪行事实，引起全场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会议中因方敏态度不好，群众要求方敏站起来，此时，一小部分人在会场后面大喊大叫，要方敏坐下，出现分歧，会场大乱，斗争会改成了辩论会。
   1月16日首都工农兵革命联络站委员会发布紧急倡议：
    1、在经济风中上班人员凡不符合中央精神的一律退出618厂，临时工转正的恢复原状，待运动后期根据国家规定和本厂需要酌情处理；
    2、凡是在经济风中造反领来的款项、物资一律退还发放单位；
    3、革命的职工同志们，起来革私字的命，把所收五皮等物资退回发放单位；
    4、勒令当权派把经济风中批发的款项、物资一律负责追回；
    5、全厂革命职工应当协助做好这项工作，自我革命；
    6、呼吁其他革命组织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1月17日老兵工召集巫忠、乔兆文、李培荣、方敏交代经济主义问题。
   1月18日人民日报转载《毛主席论经济主义》及光明日报编者按，指出：经济主义把人们引向邪路，使人们只顾眼前片面的福利，而去掉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它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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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文革三                              有关学生进厂的争论

    1966年12月群众组织纷纷组建，公开分为两大派，对一些事情的认识也分为两大观点，一派同意另一派就反对；12月上旬以来各院校学生纷纷来厂联系，要求进厂串联，学生也分为两派，有天派也有地派，工厂的两派也受到他们不同派别的支持，为此围绕给学生开通行证的时间问题引起争论。
12月1日：618厂销毁黑材料领导小组成立，由方敏、闫广发、毛贵桐、刘玉山、刁国祥等组成。
12月4日：国务院有通知，开始不许学生到工矿企业串联，工矿企业按要求不搞文化大革命，现在有人叫青年学生到工矿企业煽风点火。未有正常串连手续，李继生、华军等北航政法联合战斗队就要进厂。
12月7日：由联络站主持召开618厂第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主席台坐着受迫害的革命群众，气氛与筹委会主持的大会大不相同，与会同志要求第二天下午继续进行请求党委批准，但党委不批，书记巫忠在大会上向群众发火，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12月8日：巫忠在厂筹委会传达陈伯达几条意见，指出群众组织不承担路线责任；联络站下午4:30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刘明备、佟光等发言；党委批准两辆汽车拉复转军人委员会的人去闹工资。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草案）》；联络站继续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张学琴发言：以张竞成为首的民乐队是革命的十年、光辉的十年，张竞成的“送友下农村”“卢沟晓月”是为工农兵而创作的......他说：不拿枪的敌人不是我们，而是你们工作队。点了群众刘一清的名，说是一两个小政治扒手的造谣，却像细菌一样蔓延，把政治扒手当宝贝，依靠个别人物进行政治迫害。他的发言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
12月11日：厂里来了北航、政法学生。厂长方敏被部分北航政法学生强行架到五机部处理学生进厂问题。
12月12日：部分革命群众组织也到五机部走访关于学生进厂问题。学生的观点分为两派，分为天派和地派，工厂职工也分成两派，观点对立，学生进厂明显地支一派打一派，所以对学生进厂，群众组织就出现一派坚决反对，一派坚决支持，连续几天争论僵持不下；在革命群众组织的强烈要求下，厂党委多次和五机部联系、请示，第一次给学生开了五天的通行证。复转军人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指挥部用大字报发出最后通牒：根据今晚座谈会决定，不通过我们绝对不允许私开通行证，否则一切后果由私开者负责，并派几十人日夜控制保卫部。筹委会主任老红军团长刘怀亲自带领群众不下四次到五机部询问五机部政治部能不能给学生开通行证，五机部领导答复说已给上级国防工办打了请示报告，中央还没有表态，我们意见可给学生先开五天的通行证。给学生开长期通行证，无有定论。
12月13日：由于北航、政法等院校学生进厂通行证时间长短发生分歧，引起辩论，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工业系统所属厂矿、企业、科研设计单位和基建单位不准串联的通知》精神，当时，坚持保密制度，办理正当手续，再进厂串联的意见是正确的。给学生开通行证行不行当时没有文件依据。
目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广大的革命工人群众已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革命的学生与工人群众相结合，出现了新的开端。青年学生按照最高指示，深入工厂进行劳动锻炼，利用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精神，与工人一起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一起劳动，青年学生的这一行动，应该说是革命的行动，应表示热烈的欢迎。对青年学生的革命抱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也是两条路线的问题，我们每一个革命职工都应该热烈的欢迎他们，支持他们，青年学生与工农相结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为了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中央制定了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了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交流革命经验，还可以有计划地和工人一起上班，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讨论文化革命问题。我们认为学生到厂一定要有计划，这种计划上边要有，下边也要有，学校要有工厂也要有，不能无计划乱来。学生进厂也要按照保密制度办事，不能强行，特别是在保密制度没有宣布废除时，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国家的机密，我们认为必须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学生能不能到国防工厂串联，需不需要有什么限制，在新形势下是一个新问题。工厂请示部里，部里请示国防工办，工办请示中央，中央没有答复，没有表态，没有落实的具体办法，此时有人说先开三个月的通行证上级有规定之后不符合我们马上就走，也有人主张先开一个星期的，等中央有了文件，革命需要开三年的也应该。现在开三个月的就不符合保密制度要求，学生到工厂主要是与工农相结合，现在这样为通行证时间问题争执下去没什么好处，学生不能很快的按照最高指示与工农相结合。我们认为中央关于国防厂的串联文件没有下发前，按照保密规定，可以给学生先开短期通行证，一周或二周，这样可以给学生创造条件，使学生广泛地迅速地深入工厂，了解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情况，群众非常希望学生来厂。当然开这种通行证在手续上是麻烦一点，但为了革命我们认为这些学生是不怕麻烦的，是可以理解的。在开通行证这个问题上，不要在争论了，要防止有人挑动，这些人的挑动集中点就集中在时间问题上，挑动学生与工人想争论。
  这次纠纷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五机部政治部主任冀绍凯两面三刀不坚持原则挑起的。
  12月14日：《老兵工》等十六个革命群众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自己的联络机构“革联小组”。该组织宣言：要从政治上、思想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伟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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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文革七                 1967年3月份大事记

3月1日：1、写反动标语的现行反革命张永康悬梁自杀；
        2、贵阳棉纺厂按行政部门自下而上的联合经验报纸发表，一致认为，原11车间的联合样板好得很，9车间的样板也是正确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
        3、红联扣押了他们队员经济风时领取的一万二千九百元钱；
        4、红军老团长刘怀、行政科科长张焕银声明参加“新革联”组织；
3月2日：1、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支队、十五支队，智取红旗联络站的口头广播电台，并发表要将广播器材交厂，搞全厂性广播站；
        2、革造调兵遣将脱离生产，包围红卫兵总部并强迫警卫连表态
3月3日：1、人民日报报道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的消息，发表宣言，指出“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我们的战斗口号：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2、工农兵、新革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起来，建立“永红革命联合会”，在成立誓师大会提出为促进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而努力；红联23支队发言表示热烈祝贺；红联部分队员无理闯入会场，纠缠其总部代表张居正参加会议问题，张在大会上发表声明，支持大会，责备其部分队员无组织纪律性；
3月4日：1、红旗开队员会，张居正做检查并发表声明，在昨天大会上的声明作废；
        2、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是怎样争取和团结大多数的”，红旗杂志发表编者按，他们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
3月5日：1、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保卫四清运动的伟大成果”。指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括四清运动下台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为挽救他们的失败，而否定四清成果......
3月7日：党委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各组织派代表发言，宣布一月份只完成64%，2月份10%......
3月8日：人民日报转发文汇报3月6日社论“搞臭风头主义”；
3月9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主持召开保卫红卫兵辉煌战果大会，有力的打击了地富反坏右的威风，控诉了阶级敌人对抗革命干部和红卫兵小将所进行的阶级报复的滔天罪行；经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批判勒令流氓分子陈霞灵回原籍劳动改造；
    在4768军代表建议下，协议恢复全厂统一的广播站；
3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1967年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
        红联王皖生、潘龙宝等到红旗指挥部征求意见，对大联合不表态，也不给联络站提意见；
        首都职工红色造反者总联络站发公告：总站所属各分站和联络站全部撤销；
3月11日：红联广播通知全体队员集合以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为名，对中央施压，对抗中央解散其总部的决定，但他们行到卢沟桥被挡回；
3月17日：部分支队造了红旗总部的反，全部改组了服务小组，并发表二个公告；
3月18日：上午新服务小组召开队长会议，布置下午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局北京卫戍区司令部军事接管。下午开全厂大会宣布军管12条；
3月19日：中共中央给厂矿企业革命职工和革命干部的信发表；
         新革联组织140多人义务劳动
3月20日：军管会召开厂级干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成立生产第一线指挥部；
         军管会召开各组织代表座谈会；
3月21日：军管会召开各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有关整风问题。上午由军管会主任召开中层干部会，就抓革命促生产及当前形势等问题作重要指示；
3月22日：革命造反者六名和其他群众组织代表十九名参加北京市职工代表会；
3月23日：军管会召开全厂大会，传达工代会决议和重要报告。

   军管会到工厂，中央要求他们要支左不支派，根据当时情况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军管人员素质不同，水平不同，作为不同，有的表现太差，军人的形象受到损失，军队的声誉也受到伤害，所以军管会的成员也换了几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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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文革八                  抢砸群众组织的事件不断发生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十一月九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正式亮相。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老工人、党团员、劳动模范为基础组成的，对工总司强烈不满的上海工人赤卫队也宣布成立，一万多人到上海市委机关要求上海市委承认拥有几十万的赤卫队为革命群众组织。他要成立了就是工总司的对立面，张春桥在北京遥控工总司打电话给他的头头王洪文捏造赤卫队“要抄张春桥的家”“炮打中央文革”的莫须有的罪名，十二月三十日“赤卫队”被“工总司”攻击、镇压，打砸抢，伤了不少人，但这一暴行得到中央文革张春桥的支持，开创打砸抢的先例，有的地方学习效仿，群众组织被攻击现象频频发生，演变成以后的武斗，内战局面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将坦克大炮都弄出来，一夜能打上万发子弹，房子的墙上弹痕累累，甚至有的开炮打舰艇，相互攻击。北京市在工人体育馆成立北京市工人捍卫团，为了镇压这个组织，此时上面有人说时传祥为了保刘少奇，组织了这个组织，说他是保皇派，保刘少奇，于是该组织像上海的赤卫队一样被扼杀，时传祥被批斗游街，受到迫害。
   工厂群众组织也分两派，一派群众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党团员，听党的话，听上级的话，按政策办事，不敢干违法的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些迟缓，有点和风细雨，被指责为“保皇派”，思想比较保守，对一些人否定四清成果、否定红卫兵运动，否定解放以来的成绩，否定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否定社会主义优越性，进行翻案活动有抵触等......另一派群众组织敢想敢干，条条框框较少，敢造反，其中有一部分人参加群众组织的目的是为自己的事翻案，该组织中有那么一部分人，在四清和红卫兵运动中受到冲击，受到伤害，有那么一股子怨气；还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四清运动，矛头指向共产党，指向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钻进群众组织内部有的甚至掌握了群众组织的领导权，打着造反的旗帜、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干劲特别大，干着别人不敢干的事，实施打砸抢的疯狂行为......工厂两派群众组织一派代表是“工农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联”等群众组织，以后称为“永红”，另一派是“红旗”“红联”“毛泽东红卫兵造反兵团”等群众组织的联络站，以后称为“三红”。
      一九六七年一月七日工厂几乎停产，“三红”联络站的头头带领部分家属在厂部办公室围攻梁副厂长，要求转正上班，另一部分头头带领1956年-1959年的众多工人到五机部造反要求提高工资；
      群众组织“革联”出海报要为受迫害的杨秀荣召开平反大会，要求厂长方敏宣读决定，但此时方敏被“三红”的人拉到五机部带领他们去造反闹工资，“革联”决定派人找方敏想用吴忠书记把方敏换回，遭到反对，他们不放人，巫忠也不表态，厂内的平反大会因此破产，开不成。
      一月九日，“革联”给杨秀荣召开了平反大会，杨秀荣本人和他们家人都很满意，她母亲说这比吃几副药都强；
      一月十日刮了三天经济风，工厂损失不少，上午“革联”组织其成员战斗队调查批判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要揪出罪魁祸首。“三红”一看下午“革联”要开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他们也忙贴出要为刘明备、徐宝金开平反大会，平反会召开前，慌慌忙忙地开了一会儿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会；
     一月十二日，“三红”部分战斗队把工厂四清时成立的政治部经济专案组给查封了，参加查封的人中有多名有经济问题的人，前几天他们就有人在公开场合揪政治部主任的脖领子要打他，被群众阻止，揪着政治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要拉他到“三红”联络站去给他平反，叫嚣到联络站去讲理，看来只有到联络站才会有人替她们这些有问题的人鸣冤叫屈。下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继续召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大会；
     一月十三日晚上十点五十分“三红”派人把“革联”总部给抄了给抢了，把办公室给砸了，开创了一个群众组织袭击另一个群众组织的先例。
    从上述情况看，谁是谁非，一目了然，非常清楚。“革联”按照人民日报的社论，大力地积极地去揭发批判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反对经济风。当联络站的头头大刮经济风的时候，“革联”的同志给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当“革联”的同志调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的罪恶事实时，联络站站出来查封了政治经济专案组，要为有经济政治问题的人翻案，助长了贪污分子的威风，破坏四清成果；在“革联”不断批判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反经济风的时候，联络站纠集中层干部来揭发领导的过去问题，现在又拿出来以掩盖经济风中的新问题，实质是把新反扑问题包庇起来，并且说谁要是再揭发厂党委的经济风问题谁就是保皇派。“革联”不听那一套，照揭照批照揪经济风的罪魁祸首，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恼凶成怒，造谣说“革联”的组织里有厂党委的当权派，“革联”是北京市捍卫团的，他们的后台是时传祥，于是把“革联”组织总部给抢了、给砸了、给抄了；他们还把时传祥给拉到工厂进行批斗，借此打压革联组织，这些活动得到上面某些人的支持和配合，这些人最后有人成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凶。
                                 二次打砸抢群众组织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新革联”成立，“工农兵”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工农兵”成员大部分是老兵工和复员转业军人，面对有人揪解放军少将的领章帽徽，面对这种野蛮行为，心里不痛快，有人不制止还支持叫人不可接受，非要叫军委办事处的葛华民处长来厂说清楚，因为他私自支持联络站的人揪军队干部我军少将、工作队队长钟仁芳的领章和帽徽，有损军人的尊严，群众组织召开大会叫他说清楚，联络站的人心虚，葛华民一到厂就叫联络站的人给劫持走了，不叫他与大家见面，破坏大会的召开，为此群众在厂大门一直辩论到深夜。一月二十日“新革联”进行整风，去掉过去的一些缺点和不足，对准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斗争了崔映国的大红人，隐瞒黑材料，大刮经济风的中干张兆昌，后来才知道张兆昌那时已经秘密参加“红旗”组织并且是幕后指挥。这下把“红旗”组织的头头激怒了，于是他们放着走资派不斗，而非要把矛头再次指向革命组织、革命同志。特别是中央关于加强公安工作的六条规定之后，他们仍然组织人员坚持打砸抢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
                                     打砸抢群众组织的背景
   一月二十五日：1、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权，是人民解放军用枪杆子夺来的，也要靠人民军队用枪杆子来保卫。对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组织，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2、山西革命造反指挥部发表第一号通告；
       3、工厂“红旗”组织改为“革命造反者”称号；
   一月二十六日：1、“红联”挑动部分工厂技校学生二次抢砸“工农兵”总部，非法抓走该组织的领导孟宗理等四人；
     2、红卫兵小将记玉珍被17车间“红旗”战线的人斗争并游街，污蔑她有十大罪状；
     3、“红联”负责人赵子元说“红旗”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并逐步滑到修正主义的组织；
   一月二十七日：九车间革命造反者九支队发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再夺权一文；我外交部发表声明，最最强烈抗议苏修疯狂镇压我留欧学生；
    一月二十八日：1、人民日报发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
           2、中央军委公布八条命令；
           3、“工农兵”揭发巫忠、李培荣的错误事实；
           4、“红旗”组织一车人去北京反修示威游行，抗议苏修殴打我留学生的法西斯暴行；
   一月二十九日：政治部“红旗”“红联”研究刘恩波贪污问题；
   一月三十日：“三红”从五机部索回我厂的一份黑材料；决定二月一日召开三红队长联席会，讨论是联合还是合并问题，由队长会确定；人民日报发表《关键在于大联合》文章；清华井冈山在十一车间树立样板，让十一车间的红色造反者和红旗成员各自脱离各自总部，自己闹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指出：”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是敌我矛盾”“在夺权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还指出“名为革命派，实为保守派的组织，就是这种反动组织。这些组织中的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是应当争取教育的，但是这些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却处心积虑地炮打无产阶级的革命司令部，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袭击革命群众组织，暗害革命群众，收买职工，停止生产，破坏和抢劫国家财产，他们乘火打劫，妄想变天，这种反动组织，有的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红旗联络站对新革联革命组织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恶毒地攻击新革联；北航红旗五六分队进厂；
   二月一日：“红联”晚上到五机部参与斗争副部长张连奎、政治部主任冀绍凯，五机部保卫处处长陪斗；工厂设计所斗争所长华军和付所长张继恒；
   二月二日：下午清华及北航政法学生在俱乐部开大联合辩论会，从下午4点开到次日5点。期间清华学生与工人发生小矛盾，学生发言时有一个工人上去夺话筒，学生不给，有人揪学生的脖领子，学生向后扬手，碰到后面的工人，有人大喊打人了！打人了！，红联纠察队上台把学生拉走，带到其队部，广大革命群众对随便抓人表示不满，部分造反者、清华学生到纠察队要人辩论，红色造反者十三分站调来2辆汽车人大约60-70人，准备动武，来人一看是两拨人在辩论，就回去了。
   二月三日：工农兵、新革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抄了修字号“为人民”组织，通令其解散，该组织是成员是以四清下台干部、被斗争的所谓反动技术权威和有各种问题的中层干部所组成，支持一派反对另一派，幕后操纵一派，进行各种翻案活动......
  二月四日：“红联”的徐宝金写出大字报，说“红旗”是假夺权；
                                    三抢三砸革联的背景：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新革联、工农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修字号“为人民”给封了，并通令其解散。为人民是由当时的中层干部组成的组织，其成员有很多人是被群众批判的，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有的是四清运动中下台的干部，有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密切关心的人等；五日新革联、工农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组织参加北京公社大会，晚上造反兵团和一些学生砸了工农兵总部，抢去所有东西，搞坏两张新桌子；十日“红旗”到“新革联”抢物品、抢资料，遭到群众再次谴责，谴责他们违背中央有关规定，要与他们到中央文革去讲理，他们理亏不敢去。指责他们为什么抢东西，他们的头头说我们是来辩论的，不是抢东西来的，底下的人不听话，来后就抢，组织纪律性太差。关键不是组织纪律性差，是他们一贯把矛头对准群众、对准群众组织。特别是“新革联”查抄了“为人民”之后，他们搞的翻案材料被查抄了，他们是来抢那些材料来的，不客气的说因为这个组织代表一种思潮，那就是搞反攻倒算，搞翻案活动，进行阶级报复。所以矛头不会不对准群众，不会不对准反对他们的群众组织。
   二月五日：工农兵、新革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参加北京公社大会造汽车的反，并去苏修大使馆进行反苏游行；红联、造反兵团和工校遵义公社第三次砸了工农兵总部办公室，桌子、椅子被砸烂；
   二月六日：工农兵、新革联、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进行游行，抗议袭击革命组织的罪行；
   二月七日：“三红”组织人员去北京参加造反派批判罗瑞卿罪行大会；
  二月八日：“新革联”召开批判总经济师王春华经济主义大会；红联红旗组织人员到通县包围249部队一夜，进行武斗，破坏军工生产；
  二月九日：进厂学生在红联总部的墙上贴出“红旗是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反动组织”“红旗是牛鬼蛇神的大本营”，晚上7点50分红旗的人在其头头谷汉杰、冷桂兰带领下集中他们的骨干于晚上9点打着辩论的幌子到“革联”总部，抄了“革联”总部，抢去了“为人民”所整理的翻案材料；“红旗”队员张村打人被群众揪到派出所；“革联”的同志与谷汉杰辩论，他们被驳的理屈词劣，不敢去中央文革讲理，无理纠缠到次日4点多，公开践踏中央六条规定；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群众组织都是派性的产物，代表不同的思潮，均是上当受骗，他们的斗争是派性斗争，是瞎折腾，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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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文革九                                   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下旬，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小将的鼓舞下、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革命的红卫兵，打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习惯、新风俗。红卫兵迅速发展起来，红卫兵走上街头、抄家、破四旧、立四新，他们站在批判“封资修”的前头，他们起了先锋作用，他们对准的是“封资修”的人和事，对准的是地富反坏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
   领导讲话和报纸社论均对红卫兵运动给予肯定，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公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这是红卫兵的功劳，红卫兵的行动真的好得很。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上宣布全国各大城市综合起来的红卫兵战果：
   一、挖出暗藏敌人
    1、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万六千六百二十三名
    2、破获反革命案件一千七百八十六件
    3、其它刑事案件五百六十八起
    4、发现大量反革命线索
   二、缴获枪支弹药反革命工具
    1、60炮八十五门
    2、机关枪一百二十二架
    3、长短枪一万三千七百支
    4、炮弹手榴弹二万六千七百发
    5、土枪一万三千八百支
    6、子弹一百三十六万四千发
    7、炸药二万一千斤
    8、雷管三十八万九千支
    9、毒药六百斤
   10、战刀（匕首）二十三万八百把
   11、变天地契一百一十万件
   12、反动证件一百八十五万八千件
   13、反动旗帜蒋飞照片一万三千九百张
   14、反动黄色书五千二百四十五本
   15、大烟土三千四百斤
   三、没收财产
   1、黄金十一万九百八十斤
   2、白银三万六百斤
   3、银元九百七十八万九千块
   4、其他外币三百七十三万九千元
   5、美元三百八十五万三千元
   6、汇款公债四万八千一百二十八亿元
   7、绸缎布匹九十五万九千尺
   8、其它大批物件古物1亿多件
   9、收发报机几百台
  舆论导向使红卫兵发展飞快，红卫兵首先从学校兴起，以后又在工厂农村等各行各业发展，从学校冲向社会，在社会上不仅有上述成果同时还砸毁大量文物古迹、商店匾牌，红卫兵抄家也出现很多过火行动，特别是学校红卫兵，出现打人现象，有的人还被活活打死；上面传达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主席说：“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全面讲呢？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要宣传今后不许打人，打人是犯法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有的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收音机当成发报机，把人家当成敌特分子，实行专政；有的上街把人家穿的衣服当成奇装异服，用剪刀在大街上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动手上去就给剪开了，真是无法无天，把宪法抛到一边，实行了所谓的红色（白色）恐怖等等......
   对红卫兵运动，我们也有想法和看法，过去抄家得有公安局的搜查证，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想抄就抄，没有王法，当时认为学生抄家还可以，学生小不懂事没有法制观念，没有宪法的概念，错了没有关系。我们过去是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去抄家行不行有顾虑，我们错了就没有办法交代了，特别是我们几个人原来帮助工作队搞运动，又是大学生，别人要求我们就更严厉，更高了，我们应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不能胡来。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不是考虑怎样打击阶级敌人，如何揭露敌人妄想变天的罪恶活动，而是被各种条条框框给框着了，前怕狼后怕虎，考虑的不是任何不变色的问题，而是错了自己将怎么办的问题，在革命的运动中缩手缩脚，对红卫兵运动有些不了解看不惯；可又想到红卫兵运动是毛主席支持的，是把矛头指向阶级敌人的，党中央对他们都给予肯定，毛主席和党中央接待红卫兵八次，这本身就说明问题，所以对其有什么看法，应该按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面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用毛泽东思想去要求，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应积极地参加进去向四旧开火。同时认识到在革命的运动中，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缺点，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必须正确对待否则就会大错特错了。以后红卫兵从地主婆家中抄出地契、变天账等，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正如当时的有关领导所说，红卫兵是捉拿牛鬼蛇神，捉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头子的天兵天将，起了很大的作用。实际上红卫兵后来被某些人利用了，成了他们打倒一切，篡党夺权的工具。
   9月初，针对红卫兵运动出现的问题，周恩来亲自起草了“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几点意见”，试图对运动进行某些限制，但该意见在政治局会议讨论，遭到中央文革康生等人的反对，没有通过。运动开始主要是中学的红卫兵，以所谓红五类人员为主，向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开火，以后大学生也出现红卫兵，大学里的红卫兵组织和造反派组织当时被林彪和江青为主的中央文革也就是后来的林彪集团和四人帮所控制和利用，打倒刘邓、打倒陶铸、打倒大批领导干部的口号首先由中央文革的人员暗示给他们，之后他们在社会上提出，行动，抄家批斗，戴高帽游街，变为现实，干了许多坏事，挑起全面内战，武斗升级泛滥，造成大量伤亡，犯了许多罪行，文革中期和后期，他们的头头成为反革命分子和“三种人”即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之后被揪出批斗受到惩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红卫兵运动蓬勃兴起，向旧思想、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猛烈开火，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工厂的红卫兵也开始出现，红卫兵成立并发表宣言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的作风和纪律：1、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终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时时刻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2、一定要努力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而且要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做十六条的模范执行者；3、坚决执行毛主席制定的三八作风、要闻风而动，雷厉风行，遵守群众纪律，保卫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4、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战斗至少在战斗小队统一领导下进行；5、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在执行任务中要区别对象采取强迫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及强迫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方法；6、保证完成本职工作任务。
    四清运动，八分队有个负责查工会账目的小组，从查账中发现工会俱乐部的帐问题较多，刘某某的经济问题比较集中，比较突出明显，但他心里非常清楚，采取的态度就是不承认，对抗；发现他的问题如下：
   1、多报餐费补助：当时规定出差在本市吃饭，报伙食补助必须有在饭店吃饭的发票，刘所用的发票不是饭店的发票而是购买其它物品的发票，如商店购买毛巾的发票，用这些发票报销多次，冒领出差补助；
   2、他出差到外地如到天津，领了到天津的出差补助之后，他又用在天津吃饭的发票再报销，重负报销餐费多起，计贪污39.2元；
   3、他把俱乐部的喇叭偷偷拿走到委托公司去卖，被商店把他扭送到派出所，派出所还挂有一个公社的牌子，派出所给单位打电话叫工厂派人把他领回，别人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到公社去了，避而不谈他因偷卖公家的物品被扭送到公安机关。1963年工会账上留有他当时写的字据，凭证45号留有他所写的台灯、中轴、喇叭三件计十五元整，现将原物退回。
   4、扑克问题，梅剧团是一九六零年一月十六日来厂演出，刘说扑克是为了招待梅剧团而购买的，扑克是化学扑克，比较高级，一副9元（麻将式的），窃为己有。报销时刘将发票上的化学扑克用钢笔划掉，改写为“灯光”，将发票夹在梅剧团演戏时用的灯光布景社的发票之中报销了。发票是百货大楼的发票，日期是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三日，梅剧团演出后走了之后购买的，说是招待梅剧团那是瞎话。
   5、他重报拉电影拷贝的三轮车车票多起。拉拷贝的三轮车工人给的报销凭证是报销凭证和小票，凭证上注明无小票无效，报销时必须一起报，一次七元钱，他报销时将凭证和小票分开报，应报七元他报十四元，一次多报七元。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用无小票的凭证报七元，六月一日又用小票而无单据报销七元，这次贪污七元；有时用工厂汽车拉的拷贝，没有用三轮车，他也报销三轮车车费，他报销用的小票联号，一联就是80张或90张，三轮车工人说我没有给过他这么多联号的小票；贪污三轮车车费148.1元。
   6、1959年5月16日-31日财务科1号帐第二册1-5-92刘报销俱乐部做三道幕布和修改边幕全套共计1386.10元,时间是五月十五日，附五张发票，四张是公私合营北京锦旗套垫厂门市部的发票，有一张是北京市百货公司王府井百货商店购买的混纺华达呢2.4米，单价15.4月,共计36.96元，发票日期是3月21日，经查是一个星期六，发票的编号是3-11-1，背面刘注明用布修理两边幕料，时间是5月12日。外调问修幕布的老师傅韩晋武，他说修幕布时没有见过这种布料，也没有使用过这种布，也用不着这种布；俱乐部其他工作人员也证明没有用过这种布料，有人见过刘穿过这种布做的衣服。
   7、有些电影在工厂放映了，有支出而没有收入，1959年9月6日的“劳动与爱情”，1960年5月22日的三堪蝴蝶梦，1958年2月16日的奥赛罗，1957年的李时珍，1957年11月25日的荒地之春，1960年1月28日的特别任务等，这些电影不是招待电影，其票房收入都在他的手里，没有入账。
   从上述情况看，刘从百货大楼购买化学扑克，麻将式的，质量不错，一副九元，他用钢笔将发票的化学扑克涂改为灯光二字，把发票夹在其他发票中报销，将扑克偷偷拿回自己家中窃为己有，明显的贪污；他把俱乐部的东西偷出到委托商行去买，被捉，有盗窃行为；派汽车到影片公司拉电影拷贝，他还报销三轮车费等等......经查帐经济问题很多疑点都集中在他身上，正在查证落实他的经济问题过程中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这时期他特别繁忙，怀疑他在捣鬼，四清时开过他的几次帮促会，他的问题群众都清楚，有所了解。红卫兵抄家风刮起的时候，政治部的红卫兵抄他地主婆母亲家时，把他的小屋也抄了......
    红卫兵运动中有许多做法是违法的，有许多东西值得反思和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