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中的清华和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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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清华和民主政治

中共瑞金市委党校高级讲师周邦园先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驳斥韩爱晶在同一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毛主席召见五个半小时谈话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清华园付出惨痛代价的两年，其政治生态实属罕见，可谓绝版！这里成了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

周邦国在他的批判文章里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文化大革命与民主政治沾不上边”，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驳斥了韩爱晶的高论。在他看来，不到一页的篇幅就足够的了，这里没有更多的话要讲。

但是，越是感觉简单的事物，里面往往存在很复杂的内涵。事情虽然不像韩爱晶先生说的那样绝对，但是文革中的清华确实和民主政治沾点边。

周先生拿毛泽东说事，说的不错。在文革里，还有文革前，谁也不敢反对毛泽东。但是我们在论及清华大学一隅的时候，不能光用毛泽东说事，因为清华当时的当权者是蒯大富。俗语云“县官不如现管”，对当时清华师生来说，和他们利益攸关的更现实的领导是蒯大富。

在用蒯大富说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周先生所说的三条“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不敢说全都符合，但也不能说毫不沾边。

第一，“人民通过选举产生国家的主要领导者，并能够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当领导者严重违法乱纪时，可以罢免更换，并追究领导者的法律责任”。蒯大富似乎是通过选举上台的，虽然我不知道这选举是在什么范围内进行的。对他的监督是有的，虽不敢说多么有效。特别是，蒯大富的对头。清华四一四派，俗称老四的，认为他就是严重违法乱纪，要求将他罢免更换。

第二，“权力得到制衡、制约，不存在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即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蒯大富是想享有这种“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但没成功，因为他的清华革委会委员名单里有一个对立派孙怒涛，而且老四还不满意这个名单，群起反对，使得这个革委会没成立起来。

第三，“国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可以对任何国家领导者提出批评而不受到打击迫害。”蒯大富不很容许对他的批评，但是对方老四运用大字报和广播台对其攻击，他一时也没办法对付。这是言论自由。他们还结成一个团体“清华井冈山四一四总部”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这是结社自由。这两种自由，都是文革开始后才有的。

我们在讨论文革中的清华时，放在什么坐标上，和什么情况对比？我们应放在文革的时空坐标上，和文革前蒋南翔时代对比。蒋南翔虽在反右运动中表现恶劣，但他总算个教育家，在清华校长任上是有工作成绩的。而蒯大富，横竖不是当校长的材料。但是，在蒋南翔时代，你能反对校长吗？不用说校长，就是党支部书记你也不敢反对。你敢自己组织个政治性组织吗？不用说蒋南翔时代，就是今天你也不能。

当然，校长根本用不着选举。文革中的清华，你说他们是胡闹也可以，正如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所指责的。现代国家代议制民主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但你不能说他们与民主无关。况且，如果今天在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里采取选举校长的办法的话，结果也不一定比现任校长坏。民选校长不妨试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一定向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看齐。

看周先生的文章，感觉他对文革历史不是很熟悉，但是一些话说得还很得体，例如说“这些大大小小的学生、工人帮派无疑不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否则一经发现就会立即诛灭。”这话说得很对，所有帮派只是“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并不一定真心为他卖命，不是毛泽东的走狗，和江青不一样。其实，这一点，原来进驻我单位的军代表就已经发现了。他说，这些造反派口口声声说拥护毛主席，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所以一定要从中挖出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

那么他们打算干什么呢？还是周先生说得对：“帮派头目们都希望掌握一隅之地的控制权”，就清华而言，就是对清华大学的控制权。

但是，这不正是现代政治的精义吗？现代民主政治就是要人们结成帮派，代表这伙人的利益去争权，而无须妄言什么“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虽然社会的进步对所有阶级有利，但具体问题上还是有矛盾甚至冲突的，况且大家不一定都是工人阶级。也无须妄言什么要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被压迫的人民，以他们利益的代表自居。在文革中的清华，无论四派还是团派，都不讳言是在争权，虽然也进行了毛泽东思想的包装，各自用毛语录打架，但无关宏旨，不影响问题的性质。

周先生接着说：“但这种动棍、动刀、动枪的打斗又怎么能说是民主政治？”清华大学四一四派成立并抗争从1967年四月始。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也就是“动棍、动刀、动枪”之前，应该说是与民主精神不悖。至于以后的“动棍、动刀、动枪”，也可认为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一条原则，就是在政府实在不行的时候，老百姓有权动刀动枪反抗政府。

那么，文革中的清华是不是就像韩爱晶先生所说，是“中华民族民主政治最典型、最生动的试验场”呢？绝对没那么理想。他们的这种“民主政治”缺乏一种大家都遵循的游戏规则。况且，如周先生所说，从大局上看，他们的游戏只不过是毛泽东全盘棋局中的一环，如同牵线木偶一样。这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看现在的泰国。现代民主政治的要素，包括游行示威的自由，他们全具备。但是，为什么也“动棍、动刀、动枪”呢？其动乱的程度，比中国的文革稍好有限。这说明，这样的国家走上民主必然是一条崎岖的充满荆棘的道路，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一时难免“动棍、动刀、动枪”。

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是必要的，但是从历史来看，文革是多方面的，不从多元价值观出发无法理解。对具体事物的极端价值判断是容易的，但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周先生说“一代代的既得利益势力，总是找到各种理由诋毁民主、拒绝民主。”仍然说得十分准确，但是能加在韩爱晶先生头上吗？谁是“既得利益势力”，大家心里有数。韩爱晶在批斗会上打了彭德怀，被判处十几年徒刑。而同样殴打过彭德卫戍区副司令却获得什么勋章。

既得利益势力实际上并未彻底否定文革。他们否定的是群众性造反，而肯定的是对群众造反的血腥镇压。他们否定群众造反，正因为其中包含现代民主的苗头。

杜钧福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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