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峰：“文革”中军报撰稿人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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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值得回顾的经历，令人热血沸腾、思绪万千。“文革”中，我的三年军旅新闻报道工作生涯，就是其中的一段插曲。当我翻开那《登稿剪辑》第一集，不禁百感交集，往事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1、曲线谋位，终于当了连队报道员

1968年1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三个年头，停顿近两年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作为六六届初中毕业生，因学校持续两年的“停课闹革命”，眼瞅着升学无望，就业无期，社会动荡不止，加上我早｛原创｝“文革”中军报撰稿人纪事（上）已厌倦了那些“派仗”的喧嚣，游荡的苦闷，于是毅然选择了报名参军的道路，期望在部队这所大学校里，通过我所擅长的写作爱好，谋求新的发展。
我之所以要从军发展自己的写作爱好，这是有缘由的。
在学校里，我从小学到初中，就是班里的“一支笔”。我的作文写得最好，最受语文老师的青睐，不仅高分打得最多，不少范文还多次在全班后墙的“学习园地”上展览。“文革”开始后，我又“以笔做刀枪”，应潮流书写了不少批判所谓封、资、修，“走资派”的大字报和传单，成为全校有名的“派笔”……尽管我不清楚入伍后我的这支笔能派上什么用场，可从事何种工作，但我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的写作专长不会被埋没，会有用武之地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入伍后我才知道，我所在的三十八军，是一支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屡建功勋的英雄部队，抗美援朝又荣获“万岁军”的称号，多年来一直是人民解放军的王牌军。在和平时期弘扬光荣革命传统，一直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部队的新闻报道工作，更是重视有加。如在机构编制和人员设置上，做到了团有报道组（通常3－5人，由新闻干事任组长和副组长），营有报道组长（1－2人，通常由热爱新闻报道工作，有一定写作能力的老战士担任），连有报道员（由擅长新闻报道写作的战士担任）。此外，军、师两级的宣传处、科里，还分别设有新闻干事为主力的新闻报道组，负责组织和指导下属部队的重要报道工作。全军上下形成一个阵容庞大的新闻报道网络。
记得新兵连训练一结束，我即被分配到具有光荣传统的三三九团二营五连当战士。营报道组长在从各连新兵中挑选通讯报道骨干苗子时，我被有幸入选了。当时布置我们每人写一篇入伍感受的文章，我看出，这实际上是一次考评测验，领导上要通过每人交出的答卷摸底，看看这些苗子到底写作水平如何，有几斤几两。当时的年轻人，不仅血气方刚，且经过两年的“文革”运动，往往显得自以为是，甚至夜郎自大。记得我交出的那份文稿，字里行间处处显露出“造反派”的经历和语言特点，还东拉西扯上了“突出政治还是突出军事”的所谓“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等内容，总之大而空洞，言之无物。
事后我得知，营报道组长对我的文稿评价是“有一定写作能力，但还需部队实际锻炼。”这个报道组长是个有一定报道资历的老战士。他对我们说，要想当好一个连队报道员，就必须脚踏实地深入连队生活实际，今后应多写一些连队中发生的小故事。
这样的指导和忠告，我基本能接受。只是让我一个学校的高才生、笔杆子去写连队的小故事，当初我还不以为然，觉得这似乎大材小用，看低了我的写作才干。直到后来，我在担任连队报道员后屡碰钉子，才逐渐明白了“小故事”对于连队报道工作的意义。
1968年的3月，天气乍暖还寒。我团在北京通县（即今通州市）某地执行战备施工任务。我们连以班为单位住民房，连队每天要往返三里多路的工地与驻地之间，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伙食上，几乎每天三顿小米干饭，土豆、白菜等素菜为主，吃肉很少。
我们连的连长李平如被抽调外出“支左”，连部只有指导员杨学发和副指导员、副连长三人负责连队的工作。我一开始是被安排当连队报道员的，然而不久，也许指导员看我这个学生兵缺少部队实际锻炼，还有点清高自大，于是便将我分配下到一排二班当战士。这一安排，虽然对于我的写作专长来说不尽如人意，可我也没有什么怨言。我深信毛泽东的教导：“只有先当好群众的学生，才能当好群众的先生。”是金子，早晚有放光的时候。况且，我那弱不禁风的身板，也需要到第一线去流一身大汗，经风雨锻炼锻炼。后来的实践证明，我这一年的“士兵”经历受益匪浅。在驻地，我学会了从井中提水，用扁担挑水，经常起大早为房东老乡和炊事班挑水。在工地上，我舞铁锹挥汗如雨，在老战士中赢得了“小程很能干”的赞誉。我还通过学习射击、投弹和刺杀等军事技战术训练，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年终，我被班长提名，评为“五好战士”。当然，我也没有丢掉“老本行”，经常被连里抽去编写黑板报，刷大标语，写工地广播稿等，还搞了当时一度时兴的“忠字化”墙报园地。我们班长姓卓，高个子，是个东北大汉，比我早三年入伍，曾在东北大兴安岭伐木时，一次不幸被大树砸断了右腿，后经部队医院抢救，腿保住了，但为防止右腿残废或瘫痪，他遵照医嘱，以顽强的毅力进行康复训练，终于恢复了右腿的功能。在帮助他整理先进事迹讲用材料时，我也很受教育。
人生的道路，总免不了曲折和坎坷。我的曲线谋位，就是走过一段“之”字形道路后归位的。下面，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五连的通讯报道工作。
自从我下班后，连里安排一名和我同年入伍高中文化的四川籍新战士付小平当了连队报道员。他工作中很积极努力，写了不少连队好人好事方面的稿件，然而却时运不济，不觉一年过去了，所写的稿件一篇也未登报，他有些沮丧和苦恼。其实，团报道组要求每连一年内见报一篇的指标，本身就比较苛刻。解放军部队那么多，每天军报社收到的稿件成千上万，而用稿率仅是千分之一二，登稿确实很难。去年全团“推光头”的连队占了一半以上。可作为连队报道员自身来说是，没有完成预定的指标，等于战场上没有完成上级布置的战斗任务，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其压力可想而知。
1969年元旦一过，为了在新的年度摘掉“光头”的落后帽子，把连队通讯报道工作搞上去，“支左”归队的李连长果断决定“换马”：原报道员付小平下班当战士，程太生则从一排二班抽调到连部青年班①当报道员。我的曲线谋位初见成效，写作专长又有了用武的天地。

            2、军报处女稿的诞生

新报道员上任伊始，首要的工作就是定指标、表决心。在营报道组长召集的全营报道工作会议上，我写的五连报道工作计划和措施受到了表扬，被评定为“措施具体，切实可行”。在要求各连制定今年度的见报指标时，鉴于前任报道员付小平的教训，我也不敢冒尖，和其它连队报道员一样：一篇。记得当时，四连张某是去年干了一年毫无收获的同年新兵中的老报道员，他深知报道工作的难度，显得顾虑重重，连一篇的指标都不敢应承。营报道组长发话了：“难道你要把今年的目标定为零篇吗？”张某这才勉强答应了争取见报一篇的最低指标。
为了总结推动部队的新闻报道工作，团政治处召开了全团1968年度新闻报道工作总结大会，表彰了那些去年媒体上见稿的连队报道员，还把所有见报的稿件剪贴到一张大白纸上，布置成展板，供大家参观学习。我发现，绝大部分连队见报的稿件，多是千字左右的小故事，通常约有豆腐块大小，又被称为“豆腐块故事”。经师团一些新闻干事的辅导和指点，我才知道，写豆腐块故事是连队报道员的基本功。新报道员练笔切忌贪大求全，应从写小故事练起。后来我发现，这连队生活的小故事，看似简单，要写好可也真不易。它首先检验的不是你的写作水平如何，而是你深入连队生活的程度如何，采访和观察生活细致不细致；其次，小故事在写法上注重形象性，是通过细致描写一件事来反映主题思想的，实际上具备了文学的萌芽。我虽然看书很多，可“文学细胞”却未增长多少，加上“文革”中唱高调、讲大道理的文章写的多，开始写的一些小故事总是“不上路”。我曾尝试写了几篇小故事，送到营报道组长看后，总说我深入连队生活不够，采访不细致，稿件上显得干巴空洞。我承认自己写的小故事水平不高，可有时也不服气，和平时期连队成天就那些工作，没啥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新闻报道又总强调真实性，没有的事我也不能瞎编呀！在今天看来，这些都是我年轻幼稚的表现，不成理由的辩解。俄国十九世纪的大文学家别林斯基曾经说过：“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说到底，还是我不善于观察和捕捉连队生活的火花。当然，事情后来有了改进，也做出了一些成绩。
1969年元月10日左右，团报道组向全团一些有光荣传统的英雄连队布置了一项组稿任务：今年1月15日，是天津解放20周年纪念日。我们军作为当年解放天津的参战部队，要求以一些英雄连队的名义撰写纪念文章，稿件最好千字左右，既要体现解放天津的事迹和传统，又要结合现实，宣传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思想。我们五连是全营唯一的英雄连队，我连出一篇稿件义不容辞。由于稿件要得急，领受任务已是晚间6时左右，次日一早必须将稿件完成，交给团报道组，由他们当日上午派人将全团的稿件一柄出差送到天津的主要媒体。看来，这一晚上加班是不可避免的了。
对这次紧急撰稿任务，李连长大力支持，还把下班的老报道员付小平抽调来配合我的工作。我们共同抖素材，定选题、吹思路。我们连在当年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曾涌现出爆破英雄、一班副班长丛贵，1950年他还出席了全国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可惜他后来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丛贵的照片，一直陈列在连部，时时激励着全连指战员。最后商定，以丛贵所在班一班长张守礼的名义，写一篇发扬光荣传统的纪念文章。
这一晚上的鏖战可真不轻松！其实吃苦我不怕，干的就是这种苦中有乐的工作嘛。只是首次承担这种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写稿任务，只怕稿件写不好，可惜了这么好的题材和见报机会。在白炽灯光下，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我不敢有半点懈怠，不断驱散着困倦和疲劳。当激情于笔端时，我一方面被英雄丛贵在天津战役中奋不顾身炸碉堡的事迹所鼓舞，另一方面，还要结合当时的现实，提炼和拔高连队发扬光荣传统的意义，努力写好这篇理论和事迹相结合的纪念文章。最后稿件写完誊清了，已是下半夜5时，东方露出鱼肚白。我长抒一口气，由付小平将稿件送走。
几天后，团报道组有消息传来，全团筛选送出共三个连队的稿件，其中九连（天津战役的“三好连队”）稿件在《天津日报》上刊载，我们五连和一连的稿件因报纸版面所限，未能登出，但拿回来了校样。另外，由于其它两个连队的稿件是复写的，除送津报外，还送到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均被播用了。而我写的稿件因没有复写，就一份，未能送到天津广播电台，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播用机会。为此事，我和全营报道员直埋怨团报道组。记得当时布置完写稿任务后，组里还来人到我们五连，可就没有提醒我要复写稿件。再说亡羊补牢，到天津后替我连誊抄一份稿件送广播电台也并非没有时间和可能。为啥没有这样做？据说，我团在天津广播电台播发的稿件，师报道组还专门录了音，裴师长还认真听了两遍。
千载难逢的一次发稿机遇就这样擦肩而过了，太令人遗憾了！不过事情已经发生，怨天怨地也无用了。事后，我如实将情况向连长做了汇报，还把那张未登报的校样让他看了。连长也肯定了我的成绩，安慰我不要灰心，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见成效的。

“文革”以来，是贯彻林彪推行的创“四好连队”，争“五好战士”运动的极盛时期。1969年3月，《解放军报》上连篇累牍刊载处理“一好”（政治思想好）与“三好”（军事技术好、作风纪律好、生活管理好）关系的文章。我也奉命紧跟风向，开始琢磨撰写这方面选题的稿件。当我分析了报上登载的有关稿件后，发现大多数用稿是强调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性，批判罗瑞卿所谓“大比武”冲击政治和“单纯军事观点”的。如果跟这种风写稿，在内容和观点上难免大同小异，中稿率肯定不会高。焦裕禄有句名言：“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能否另辟蹊径，强调一下如何抓好军事训练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反（逆）向思维，反向思维有时倒能出奇制胜。这个想法一闪现，我即倒吸一口冷气：这个观点虽然出新，可容易惹麻烦，能否站得住脚，还得有权威的理论做根据。在“文革”中，最权威的观点，只有毛、林的语录。后来，我终于从林彪语录上，找到这么一段话：“我们强调政治挂帅，但是，不要一味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是不行的……”这下，我心里有底了。
观点站住脚了，还需要一个能体现这个观点的事例。于是，我从连队反复寻找挖掘，发现四班在全连“天天练”中表现突出，于是，就对该班一次出操训练的小事上添油加醋，编了一个小故事。还了解到去年连队一次政治学习中，驻地老百姓庄稼地里发了大水，二排立即赶赴现场抢险救灾的事迹。我把两件事捏合到一起，写了一篇稿件。后经团报道组一些老报道员修改后，送到了解放军报社。
连续一两个月，尽管自己写了不少稿件，可总不见军报用稿，我们连长都有些急了，经常见面就问我：“你什么时候给咱们连报上登一篇稿件呀？”我起初回答：“别急，早晚会的。”问得多了，我心里也没底了，难道我要成为第二个付小平？眼看半年过去了，我不得不准备好退路。一次，我坦然告诉连长：“其实，我尽力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报纸上不了稿子，也不能全怪我，报社也不是我家开的。”“真是这样？”连长也无奈地苦笑着，默认了我的观点。
天道酬勤，好消息终于来了。一天，团报道组一个来我们连通知我说：“今天的解放军报登了你写的一篇稿子，快到报道组去看！”天哪！这消息来得太及时了。我来不及多想，只想快点见到这张报纸。赶忙跟这位报道员去团部。一路上，由于我过度兴奋，加上天黑看不清道路，连柳树枝挂伤了我的额头也不觉疼。连队距团部仅有半里路程，我脚步匆匆，只觉走得太慢。
在团报道组，全团同志都向我表示祝贺。我拿起那张期盼已久的报纸一看，虽然只有短短几百个字，还砍掉了原稿中那个放下政治学习抢险救灾的事例，仅保留了第一个“天天练”的故事，可我还是兴奋不已。该报道全文如下：

             坚持“天天练”是军事第一吗?
                    战士  程太生
“天天练”开始了，四班战士迅速地跑到练兵场。唯有新战士尚开昌慢腾腾地到枪库去取枪。班长叶国栋焦急地喊：“尚开昌，快点！”尚开昌却满不在乎地说，“‘天天读’是雷打不动，‘天天练’积极了，弄不好别人会说咱是军事第一呢！”
“军事第一？”叶国栋心里一怔。“天天练’结束以后，他带着这个问题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伟大教导和林副主席关于“我们强调政治挂帅，但是，不是一味政治挂帅不要军事，那是不行的”的重要指示，使大家认识到，政治是挂帅的，但其他三好也不能丢，抓好了政治思想工作，不等于把其他都抓好了，三八作风、军事训练、生活管理也要抓。老战士李连友说；  “以前我曾错误地认为，只要政治思想好就行了，军事训练搞不搞也过得去，因此平时训练不认真。有一次紧急集合，丢三拉四，像这样怎能打好仗呢！”小尚听了大家的发言也开了窍。他说：“我把坚持‘天天练’说成是军事第一，这是错误的，在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前提下，练好技术，准备打仗，这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的需要，自己口头上讲重视政治，但是，对美帝、苏修放松警惕，缺乏准备打仗的思想，这实际上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表现。”
从此，小尚和全班同志们一样，每到“天天练”时间，就迅速跑到练兵场认真地练起来。

次日中午，这张报纸下发到了连队。五连新来的郭指导员在训练结束之际，当众向全连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全连顿时沸腾了！课余时间，大家争先恐后传阅这张报纸，有的战士说：“看来写稿并不神秘，我们也要写！”没多久，有的战士模仿写出一些类似稿件，给我送来。那些日子，我兴奋得两天没睡好觉，只觉得天亮了，长时间压在肩上沉重的包袱卸掉了，我为五连的报道工作创造了历史。今后，我该放手大干一番了！
不久，家中父亲、一个老军人收到我寄去的登稿剪报后，也来信表示鼓励，说我的这篇报道抓住了人们容易忽略的问题，很有意义。其实，现在看来，这篇在当时看来观点新颖的稿件，客观上也是“以毒攻毒”，批判了林彪所鼓吹的“精神万能”的空头政治，以及军事取消主义的观点。

             3、批修反霸摆战场

清代文学家龚自珍有句名言：“国家大事，匹夫有责。”
盈尺书纸，紧连着五洲风云。撰写国际评论的文章经历，我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
1969年春夏之交，正是党中央下决心扭转河北保定地区动乱局势的重要时期，我们团奉命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下乡徒手去宣传收缴“造反派”的武器弹药。在此期间，我接到了来自团部的通知，要我去师报道组帮助工作，三天之内就去报道上任。
接到这个通知，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个连队报道员，营团报道组还沾不上边，怎会一步登天，去师报道组帮助工作？别是搞错了吧？后来我才弄清，原来，师报道组有个计划，要带训一批来自各团基层热爱新闻报道事业、有发展潜力的报道员。他们要在老同志的帮助指导下，尽快提高业务水平，成绩优异者，可留师、团报道组工作，作为培养新闻干部的苗子。恰好我们三三九团报道组和我同年入伍的报道员、老高三毕业生齐文中被抽调去帮助工作，经他推荐，我也被师报道组批准抽去，协助他组织和撰写国际评论，重点是“批修”方面的稿件。
“批修”，即批判以前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有时也捎带一下东欧系列“小修”国家。自上世纪60年代苏共二十大会上，前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来，批修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国际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1969年3月2日，中苏边境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前苏联百万大军，两万多辆坦克陈兵中苏、中边境，侵略战争随时可能爆发。我国政府和相关媒体加强了反霸批修宣传的力度，其中《解放军报》国际版，还开辟了一个“千钧棒”②专栏，经常刊载部队作者反帝批修的稿件。师报道组也拟组成一个批修评论小组，由齐文中负责。小组除我们自己撰写稿件外，还要指导各团报道组的骨干撰写相关的稿件。
由于战士批修是个新课题，谁也没有写过这方面的稿件，更无成功的经验可借鉴，一切都要在摸索中去干。能否适应这一新的报道工作任务，干出成绩（即见报的硬指标）来，我当初还真有些压力。那时我有遇到问题学毛泽东语录的习惯，伟人“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的教导，给了我很大启发。我决心在实践中闯一闯。
为了搞好批修报道，师报道组编印了一些前苏共首脑人物的反华言论，下发至师、团批修报道骨干中。不久，各团送来一些批修稿件，我发现大部分稿件因作者大都是初上阵，存在着批不深不透，水平低等问题。但其中某团选送的一稿，是批判当时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鼓吹的帝国主义“温和论”观点的，写的较有深度，其中还特别指出，这种所谓“温和论”，不过是（前）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超帝国主义论”的翻版，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果然，这篇稿件送到新华总社后，即被编发了新闻通稿，不少报刊转载。《解放军报》在“千钧棒”专栏中，以《戳穿所谓帝国主义温和论的画皮》（以下简称《温和论》）为题刊登。据后来反馈的信息得知，这篇稿件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有的外国媒体甚至怀疑这篇文章有背景，怀疑是我国政要授意而写的。
《温和论》的稿件一炮打响，我们的批修小组军心大振，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后来，我才知道，写这篇稿件的作者是三三八团的报道员刘连喜，他是和我同年入伍的山西籍新战士，是个高二学生（数年后，他转业到《山西科技报》社当编辑），他收藏一本批修的“九评”书，稿件中的很多论据和论点，都是从这本书中受到启示、借鉴过来的。乖乖，怪不得他的文章高人一筹！看来，机遇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
《温和论》稿件成功了。欣喜之余，我并不满足：文章虽好，可毕竟不是我自己所写，我总在想，何时在报上看到自己亲笔所写的文章啊！
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为了提高批修稿件的水平，我们向能者请教，向行家学习。我们发现，师政治部某科科长很有学识，一次，我和齐文中就向他请教苏修鼓吹的中国黄祸论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向我们讲起成吉思汗远征欧洲的历史，以及时下苏联政要鼓吹黄祸论，把一向热爱和平的我国诬蔑为企图步成氏后尘发动战争，贼喊捉贼的险恶用心，使我们大受启发。
一次，我从内参上看到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抛出一个对外政策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一面散布中国所谓“反苏不反帝”，是“同苏维埃国家存在以来同它作斗争那些人是一丘之貉”的谬论，一面鼓吹要改善苏美关系等口是心非的内容，便和齐文中商量，觉得有必要写一篇批判文章，若写好了，见报的可能性很大。后来，我们将这一选题交给我们的老团队八二炮连的五好战士、报道员李德春（数年后退伍任山西省计委办公室主任）去完成。很快。小李稿件送交上来了。我看后觉得不理想，小李也说他也不满意，不知道这篇稿件该怎么写。后来，齐文中揽下了这篇稿，说是他先改改看。当齐文中把修改稿交给我看后，我发现稿件质量虽然比初稿有了一定提高，可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反苏不反帝”，本是苏修泼给我们的一盆脏水，而在稿件中却过多地去进行自我辩解，洗刷这盆脏水带给自身的污垢，显得很被动，未能给对方谬论有利的批驳，揭露其险恶用心。记得解放军报社国际部一个编辑，曾在剖析我一篇失败的稿件时指出，批修最忌过多地洗刷自己，这样太被动，“千钧棒”一定要打出去，揭露苏修的险恶用心和挂羊头、卖狗肉的卑劣行径。于是，我重新调整了写作思路，拿出了一个较成熟的稿件，齐文中又此基础上润色了某些字句。
这篇稿件题目最终定为《究竟谁反苏不反帝？》。从标题上，即暗示真正“反苏不反帝”，贼喊捉贼的正是苏修自己。全文分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先驳斥苏修诬蔑我国“不反帝”的谬论，揭露其报告中找不到一句反帝斗争的字句，相反却疾呼要把赫鲁晓夫开创的苏美“良好关系”变成“友好关系”，要同美帝在国际问题上寻求“一致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叫嚷中国‘不反帝’的苏修叛徒集团，正是美帝的头号帮凶，正是联美反华的罪魁。”
文章下半部分驳斥了其诬蔑中国“反苏”的谬论。其中列举了苏联当局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激起了苏联人民的不满和日益增长的反抗。因此，他们抛出中国“反苏”的无耻谰言，意在“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疯狂繁华，妄图借以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转移国内人民视线”，指出“真正反对苏联人民的，不是别人，正是勃列日涅夫一小撮”。全文结尾指出：“苏修叛徒集团是联美的罪魁，反苏的祸首，总有一天会被押上被告席，受到苏联人民、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正审判！”
这篇稿件送到解放军报社国际部后，很快就受到有关编辑的重视，甚至对我们夸赞道：“稿件写的不错！”还特许我们参与通稿，即与两位编辑一道，共同对稿件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编改。后来，这篇稿件在军报“千钧棒”专栏刊出后，受到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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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即连部直属班，主要由连队文书、司号员、通信员、理发员、报道员等战士组成。因该班战争年代沿袭下来即由小青年组成，习惯称其为青年班。
②千钧棒，出自古典小说《西游记》中所描写的孙悟空手持的武器。毛泽东诗词中也有“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句，表现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解放军报千钧棒命名专栏，寓意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b902301008db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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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自信，常常是成功的钥匙

自信，常常是成功的钥匙。有时候，你可能仅有五分才干，但由于你有了自信心，敢于创路，勇于探索，结果，却常常能干出连你自己都难以置信的八九分、甚至十分成果的事情。我所参研讨与和撰写的数篇以赞颂“样板戏”为主要特色的艺评稿件的见报经历，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谓“样板戏”，全称为革命样板戏，当时特指现代京剧、舞剧。它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是根据毛泽东对文艺界由封建“死人统治”的批评，由毛泽东夫人江青主抓搞起来的。为此，她曾在上海、北京等地相继组织一些京剧团、舞剧团（又被称为“样板团”）的编剧和演职人员，先后排演出《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等八个“样板戏”，在上海、北京等地演出。到了1968年底，“文革”中全国各地夺权建政工作基本完成（俗称“全国山河一片红”），形势趋于稳定，样板戏经有关媒体大力宣传，越演越热。全国各地的文艺团体，纷纷以排演样板戏为时尚，甚至波及至一些厂矿、行业厅局也组织业余宣传队排演样板戏。《解放军报》文艺版也开辟了专栏，刊登部队作者赞颂样板戏的文章。到了1969年初，刊发样板戏的文章不仅数量繁多，调子也越唱越高，江青被誉为“以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虽说江青授意或默许的这种宣传大有过誉之嫌，也包藏着其以文坛为基地跳往政坛的极大野心，但如此政治背景我们部队下层战士哪能知道，不这样宣传还不行，稍有疑义，轻者受处分，重者打“现反”。
为了紧跟这种动向，完成部队多发稿件的指标，我们批修小组在组织撰写批修稿件的同时，也曾尝试撰写一些赞颂样板戏的文章，以增加一个宣传报道稿件的品种。
赞颂样板戏，需要有文艺评论（简称艺评）的基础，对我们这些从校门走进军营门的新战士来说，大都是门外汉。我以前从未写过此类文章，更谈不上文章见报了。常言道：学问，学问，不懂就问。为了尽快掌握艺评文章写作的规律，我和齐文中决定走捷径，走访解放军报社文化处的一些知名的作家型老编辑，看能否给我们约个稿件写一篇，打开局面。
我们先是拜访了一个孙编辑。该编辑是个作家，“文革”前曾写过唱片小说《粮食采购队》一书（“文革”后期曾改编为电影《难忘的战斗》）。也许他见我们是没有什么经历和文艺学历的新兵，说什么艺评稿件要求较高，需要有较高的文艺理论修养等等，言外之意，我们这些部队报道员不适合写这类稿件。请教不成，还被婉拒，我们心里真有点不快。后来，我们仍不甘心，第二次去军报文化处，见到了一个叫常恒强的编辑。这个常编辑热情接待了我们，他听了我们要写评赞样板戏稿件的想法后，耐心向我们讲解了艺评稿件的写作特点，强调对赞颂样板戏稿件除要进行政治分析外，还应当注意艺术分析。可以先从写小文章着手，不必面面俱到，只要将戏剧精华写透一两点即可。他还建议，近来，演得比较热的是《智取威虎山》（以下简称《智取》），可以选角度写一些评论这出戏的稿件。因没布置具体选题，这不算约稿，但常编辑的指点还是给了我们很大启发，增强了我们写艺评稿件的信心。
为了写好《智取》的艺评稿件，我们通过本团在北京某样板团支左的董副政委的关系，搞到一张《智取》的戏票，认真看了这出戏，获得了难得的视觉感受。
现代京剧《智取》表现的是我人民解放军东北剿匪斗争的历史，其实，杨子荣及其剿匪小分队的生活原型，就是我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侦察连的前身（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又与我们军旅生活相近，比较有亲切感。
为了增加“文艺细胞”，打好艺评第一仗，我们还向我师宣传队长刘万生请教该戏的艺术特点，后以侦察英雄杨子荣与匪首座山雕在威虎厅斗智斗勇的场景片断为内容，以《甘洒热血写春秋》为题，以刘万生署名，写了一篇千字稿。送到军报后，很快刊登出来。记得那一天很有戏剧性，我和齐文中在军报文化处见到了常编辑。他对我们说：“你们的文章登出来了！”还拿一张军报指给原先婉拒我们的那个孙编辑说：“这篇文章就是这两个战士写的。”“噢？”孙编辑脸上顿时流露出惊奇、尴尬的神情。
对于小看你的人，对于认为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人，最绝妙的反击，就是拿出成绩来给他看。

               5、巧借东风上青天

古诗云：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首战获胜，我们新闻报道的触角伸向了文艺领域，也增强了撰写艺评稿件的信心。为了扩大战果，我们又把目光瞄准了现代京剧《红灯记》。恰好军报文化处为部队作者评赞样板戏提供方便，赠送给我们两张《红灯记》的戏票，这样，我们又获得在首都看样板戏的一次机会。为了写好这部戏剧的艺评稿件，我们将组稿基地再次放到了老部队——三三九团报道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该团又有了新情况。
是年，为了落实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的指示，全国一些大专院校将一些毕业待分配工作的大学生，下放到我军的步兵团进行军训锻炼，我团也分到一些。政治处首长很支持我们的艺评报道工作，在分来的大学生中，挑选了三名有一定写作能力和水平的才子，抽调到团报道组帮助工作。我们的《红灯记》的剧评稿件，开始借助大学生的智力，共同来完成。
记得其中一个姓陈，好像是沈阳某大学的学生，28岁，戴副眼镜，叫陈绍杰，我们习惯称呼他为老陈。他是三人中写作文笔最好的，九连在《天津日报》上刊登的那篇稿件，就是他起草的。后来，我们评赞《红灯记》的重头稿件也是由他来执笔。还有一个叫高原，好像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另一个姓孙，叫孙中起，为北京航空大学的学生。通过与这三名大学生的接触与合作，共同研讨稿件，我感到，他们年龄比我们大，阅历比我们丰富，知识面也比我们宽。他们加盟我们的艺评写作，也使我这个文艺新兵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们的艺评写作在起步上受到了启蒙，少走了很多弯路，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效率。
在此期间，正好团放映组放映了《红灯记》等几部样板戏的戏曲艺术片，为我们的艺评写作雪里送炭。
〔原创〕“文革”中军报撰稿人纪事（中）
大学生，往往具有敏锐的感知和发散性思维，用现在的话来说，即有很多创意。一次，我们在研讨《红灯记》艺评稿件的选题时，大学生老孙突然来了灵感，他说：“剧中李玉和被叛徒出卖，他被捕时喝了母亲送的一碗酒，发出了：“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上胆雄赳赳……”的大段唱腔，我感到可做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充满战斗豪情的一碗酒》。”我听了，眼镜一亮，拍案叫绝。大家也都认为这是一个好选题，劝他尽快把文章写出来。后来，他将此文写了出来，送到军报后，受到有关编辑的青睐，发表时，将原标题改为《充满战斗豪情的壮别酒》。
也许看我们写的艺评稿件上了路，也了解到我们发挥了下部队锻炼的大学生的作用，较有写作实力，有关编辑开始对我们另眼看待。一次，军报文艺处（原文化处）的宋维编辑首次对我们定题约稿，让我们围绕《红灯记》中贯穿全剧的“红灯”这个道具，写一篇稍有分量的剧评文章。面对首次正式约稿的礼遇，我们非常高兴。回团后，我们再次和三名大学生共同商讨选题和写作思路。最后，选题定为《红灯颂》，内容上破出三个小标题。第一个小标题为《团结战斗的标志》，着重分析李玉和用铁路信号灯——红灯作为联络地下党同志的接头工具的剧情；第二个小标题为《光荣传统的象征》，展现了李玉和一家原本素不相识，是在白色恐怖、同志牺牲后，前赴后继走到一起的历程。第三个小标题开始定为“光芒四射的毛泽东思想”，这是个寓意，后我们觉得这个标题将毛泽东思想与前两个标题并列了，没有体现出其统帅和贯穿作用。最后谁也未想出更好的标题，只得先暂定这个小标题，将“矛盾”上交至军报文艺处解决。后来，《红灯颂》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2000多字，成为我们最有分量的剧评稿件之一。其中第三个小标题由军报编辑妙笔生花，改为《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照千秋》，体现了统帅和贯穿全文的作用。大学生老孙赞不绝口地说：“还是编辑水平高，一个诸葛亮，顶我们好几个臭皮匠！”

                          6、意外的收获

师、团党委对我们报道工作的十分支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尤其是第二点，体现在支持我们到北京送稿，按出差标准报销旅差费。
北京送稿的优越性，一是可以直接听取报社编辑的对稿件的当面指导，二是可以得到更多的约稿和用稿机会，对我们战士报道员来说，这两点，可以说是工作上一点小小的特权待遇了。
一次在北京送稿期间，解放军报社文艺处常编辑赠票，邀请我和齐文中去看两部中央新闻制片厂拍摄的新影片。一部是《珍宝岛不容侵犯》（以下简称《珍宝岛》），反映了我国东北边疆边防战士奋起反击苏军入侵的事迹。另一部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会屈服》（以下简称《捷克》），反映了苏军1968年侵捷的背景实况。报社的意图是拟组织一些部队作者撰写批修的影评稿件。
看完两部电影，我们回到所住的总参第四招待所，已是晚上11点钟。经商量，决定两部电影各写一篇影评稿件，其中《珍宝岛》稿件是指导部队建设的军旅题材，是重点稿，一定要保证质量，争取见报。于是，我俩先吹这篇稿件的路子（思路）。我俩越聊越兴奋，越谈声音越高，结果，吵醒了同屋正在熟睡的一个客人，他发出怨言：“你们到底还睡不睡觉啊！”我们连忙道歉，只得停止讨论，明日再说。
第二天，我们分头行动，齐文中去报社送这次带来的其它稿件，我则留在招待所先突击写《珍宝岛》的影评稿件。我知道，这次赠票看电影的新闻工作者不光是我们一家，谁要先把稿件又快又好地写出来，送到编辑部，谁的稿件采用率就高。
时效性，是新闻报道的一大特点，这次影评稿件也不例外。一是快捷，二是保证质量，二者缺一不可。稿件光快而没有质量，那就失去了快的意义；反之，稿件有质量而拖延了时间，那也就会被别人的稿件抢了先，失去了用稿的机会。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儿，这是正常规律。可如今需要“快工出细活儿”，这也是残酷的新闻竞争形势逼你这样做的。
从何角度去写《珍宝岛》的影评呢？这是我两天来反复思考的问题。其实，这是一部政治影片，内容上也没有复杂的情节。影评稿件也只能是结合影片内容的一篇政治表态稿，若表不好，很容易流于一般和平庸，降低了采用率。甚至可以说，稿件写好了就能被采用，写不好，即被弃用，恐怕连个修改的时间都没有。
怎样才能将这篇稿写出特色，打动编辑呢？我反复回顾了影片中的场景。尤其是我边防战士怒目圆睁打重机枪的情景，以及重机枪防护板上左面写着“打到苏修”，右面写着毛主席“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语录的情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最后决定标题为《对准苏修入侵者狠狠地打》，内容在复述影片情节的基础上，突出一个“打”字，在“打”字上大做文章。为此，我用了四个“打”字的排比句，体现了我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决心，以及我军边防战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特摘录如下：

“打!”凝结着七亿中国人民对苏修新沙皇的刻骨仇恨。这个铿锵有力的命令，对于勾结美帝，疯狂地实行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苏修新沙皇，是一个严正的惩罚！
“打！”表达了革命战士无限忠于毛主席，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在我方怒吼着的机枪的护板上，战士们写下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打倒苏修”的钢铁誓言，显示了“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打！”深刻地告诉我们；“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对于横行霸道的苏修豺狼，我们就是要狠狠地打，坚决地打，决不手软！它们空中来，我们空中打；水里来，我们水里打；陆上来，我们陆上打；来多少，我们就报销多少。
“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打出来的。过去，我们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用小米加步枪打出了新中国；今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彻底埋葬帝、修、反而斗争到底。

《珍宝岛》稿件完成后，我又开始构思《捷克》影评稿。在影片中，一捷克青年撕开胸襟衣服，对着苏军坦克炮口的特写镜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突然灵感闪现，想到了两句：“大炮对胸无惧色，刺刀下面不低头！”顿时，我思如泉涌，奋笔疾书，描绘了捷克人民不畏强敌，反抗苏军侵略的场景和精神。其中，以三个“看”字为排比句，突出了捷克人民奋起反抗侵略战争的不屈形象。特摘录如下：

看！成千上万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自动组织起来，为反对苏修侵略进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他们高举：“俄国佬滚回去”的示威标语牌，高呼口号，把苏修坦克围了个水泄不通，跟他们展开了辩论，把苏修侵略军质问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狼狈不堪！
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怀着满腔仇恨，把苏修坦克和军车炸成了废铜烂铁，堆在布拉格街头上。
看！苏修法西斯血腥镇压激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抬着战友的尸体，举着鲜血染红的国旗，昂首挺胸，迎着刽子手的刺刀阔步前进，以浩然正气压倒了苏修新沙皇的反动气焰。
……
      
当天晚上，我们把两篇稿件带到了解放军报社。在军报传达接待室，齐文中略有所思，再次看了一遍《珍宝岛》一稿，提议说：“这四个“打”字还不够劲，咱们再斟酌改一改吧，一定要写出道理来！”当下，我们又将稿件推敲修改，誊抄了一遍。这次修改稿，鲜明和强化了四个“打”字的政治含义，进一步提高了质量，这才将稿件送到军报文艺处编辑部。
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刘编辑。我们去时，他旁边坐着一名海军的作者，从他们言谈中听出，刘编辑认为海军作者的稿件主题思想没写深、写透。当他将我们的《珍宝岛》稿件粗粗翻阅了一遍后，说：“写的不错，放下吧。”我一阵高兴，正要告辞，齐文中却不放心地央求说：“刘编辑，还是指一下稿件中的问题，我们可以修改。”刘编辑有些不解了：“我刚才不是说了，不需要修改了。”看编辑已有些不悦，我急忙把齐文中拉出门外。齐说：“咱们的稿子可能被枪毙了！”“不一定吧？”我半信半疑。后来，我们又将情况与熟识的常编辑说了。常说：“刘编辑说的放下，应该是可用的意思。”他很快又代我们到刘编辑那儿去探听虚实。刘将几篇准备采用的稿件让常编辑看，我在旁边发现，我们那篇《珍宝岛》的稿件也在其中，稿件上还用红笔批了个“用”字，这才放下心来。
在报社的走廊上，我和齐文中商量，能否把《捷克》一稿也交给刘编辑。原来，我们考虑到报社对作者来稿可能要搞点平衡，照顾一下面。一般不会在同一版面上用一个作者的两篇稿件；因此，我们虽然也带来了《捷克》稿，本想在《珍宝岛》稿万一被“枪毙”，再拿给编辑备用。眼下，两稿已经落实了一篇，不如再试一试第二篇稿，看能否采用？于是，我们再次见到了刘编辑，说我们还带来一篇《捷克》电影的评论稿，说着将这篇稿件递上去。刘编辑还是粗略地翻了一遍，说：“稿件也不错，不过，你们的两篇稿件只能用一篇。你们看留那篇好？”看来，报社还是要搞平衡。“那还是用头一篇吧！”于是，我们收回了这篇稿件。
第二天上午，我们将《捷克》一稿送到《北京日报》文艺组。一个编辑对我们说：“两部电影的稿件我们已经组好版面。稿子可先放下，我们再看看。”
一听这话，我们有点心凉。想到如将稿件要再送别的报社，恐怕时间已晚，不如就手放下，碰碰运气，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两天后，我们再次来到解放军报社，探听《珍宝岛》一稿的编用信息。常编辑这时拿着一份《解放军报》对我们说：“你们的稿件登出来了。”
“太好啦！”我们接过报纸，欣喜万分。一想到那天晚上在军报传达室的改稿过程，我很感谢齐文中的这一把关举动。不然，我们这篇稿件的前景确实要大打折扣。
这时，常编辑又说，另外，《北京日报》还刊登了你们的一篇稿件。我们拿过报纸一看，只见标题为《不屈的人民    英勇的反抗》下面署名：齐文中   程太生。
这真是两全齐美，大获全胜！看来，由于我们《捷克》一稿质量较高，最终还是挤下了该报社一篇预定上版的稿件，用了我们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b902301008db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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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单兵作战创奇迹
   
剧评和影评稿件，有它自身的规律。有时你掌握了它，写顺了则思如泉涌、一气哈成。运气来了挡也挡不住；可也有写不顺的时候，写失败的稿子。例如一次，军报文艺处一个新来的编辑，约我们写赞颂钢琴协奏曲《黄河》的稿件，为此，还让我们当场听了有关录音。后来，我们交出了稿件，他们说留下备用。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军报刊登赞颂协奏曲的版面上，并没有我们的稿件。当我们去军报文艺处询问情况时，原来向我们约稿的编辑调走了，其他编辑谁也搞不清我们的稿件为何没有采用，甚至连稿件都找不到了。由于这篇稿件我们没有留底，无法补救了。还有一次，军报文艺处约我们撰写现代京剧《沙家浜》的重头艺评稿，要求我们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去分析评论。在此之前，报社曾约某部队一个很有名气的文艺评论组去写，结果，写出的稿件不理想。于是，报社又将写此稿的任务交给我们。尽管稿件要求有一定的难度，我们还是应承下来了。哪知接到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我们曾根据报社意见返工修改了两次，最后报社虽然留下了稿件，但从编辑的话语中我们听出，稿件仍有欠缺，不大可能采用。也许，报社的这个命题压根就是难以企及的。
从1969年下半年，我和齐文中结束了师报道组的业务带训，回到了老团队——三三九团。齐文中原本就是团报道组的成员，我也被抽调到团报道组工作。
1969年度，是我们师、团两级报道工作的丰收年。在两级党委的重视下，我们一一三师在军报等各种媒体上刊稿突破100篇，成为全军（三十八军）有名的百篇师，并受到军党委的通报表彰。我们三三九团在军报等各种媒体上刊稿32篇，位列全军第一。这个成绩，若是在全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级单位刊稿排队中，也会名列前茅的。在军、师两级新闻报道工作的成绩中，我们的批修、剧评、影评稿件占了一定比重，其中也有我做出的贡献。
1970年元旦一过，新的一年又开始了。齐文中（上世纪90年代转业至山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先后任宣传科长、党委副书记）协助团报道组长黄宪臣主抓部队建设稿件，我则被分配主抓批修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评论和赞颂样板戏为主要内容的文艺评论（艺评）稿件。
这一年，团里情况与去年不同了。原先在我们团军训锻炼的大学生撤走，分配了工作。我们的艺评报道失去了拐杖和优势，从此一切工作都要靠我们自己独立去完成，显然，工作的难度加大了。
但是，工作的难度也是新的挑战，新的动力。
早在去年与大学生共同组稿、写稿过程中，我就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与大学生并肩战斗只是暂时的，或权宜之计，自己如何多向他们学习，尽快提高写作水平，以便将来他们撤走后，能独立作战，独当一面；或领衔新的文坛战友，共同完成任务。
1970年，解放军报赞颂样板戏的艺评工作，也同样面临着如何寻找新的角度，写出新的高度，将这项宣传报道深入下去的问题。恰好，是年5月，我去解放军报文艺处时，宋编辑向我约了一篇稿。他说，为纪念××××主持的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10周年，正好今年样板戏——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以下简称《娘子军》）演得正红。让我结合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写一篇评赞《红色娘子军》的文章，突出宣传一下剧中体现的毛主席的政治建军思想。我一听就感到，这次约的不是一篇小稿子，应是重头文章的构架。面对新的课题，我求之不得，急忙应承下来。原来，自今年以来，军报编发了我师其它团一些作者赞颂样板戏的稿件，而我团这方面显得落后了，报上几个月不见稿件刊载。此次约稿，正是雪里送炭。
回到团里，我把报社编辑的意图向报道组黄组长做了汇报，他积极支持，还让新调来的和我同年入伍的山西籍报道员李记生配合我的工作。
舞剧《娘子军》是样板戏中较晚诞生的一个剧种，由于芭蕾舞演出难度大，对演员技巧要求高，除中央舞剧院外，全国还没有第二个剧团能演这出戏，更谈不上普及了。因而，全国能看到这个剧的人不多。我和小李谁也没有看过这个剧，头脑中连个感性东西都没有，看来，要想写好稿件，首先应该解决看剧问题。其次，以往报刊上可参考的艺评文章也不多，尤其剧中的一些舞蹈语汇，对我们新兵来说，更是一窍不通。
还好，团里又出现了新情况。为了响应毛主席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北京铁道部文工团（简称铁工团）大部人员下放到我团农场，一边进行劳动锻炼，一边进行内部斗批改运动。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铁工团是北京的专业文艺团体，与《娘子军》的样板团少不了有千丝万缕的业务联系，搞几张舞剧票恐怕不成问题。加上他们中编创人员有专业的“文艺细胞”，写艺评稿件也比我们在行，假如与他们合作，完成这次写稿任务是个有利条件。我们的意见，得到组里黄组长的大力赞成，后征得政治处领导的同意，我们决定去一趟团农场，看能否通过铁工团，解决一下在北京看《娘子军》的剧票问题；如有可能的话，还要请铁工团抽出写作人员，帮我们共同完成写稿任务。
一路上，小李兴致很高，把铁工团的“笔杆子”与我们的合作想得简单，甚至过于乐观了，他认为，我们和铁工团之间，是教育与被教育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们中的“笔杆子”不会拒绝与我们合作的；假如那样，那我们完成写稿任务就容易多了。我却有种预感，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去年与大学生合作写稿的佳话，今年未必会重现。我提醒他，咱们可不能有“靠”字，要立足于自己写稿；有外援更好，万一外援不成，一切都要立足于自力更生。
后来的发展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在农场有关部队负责人的协助下，铁工团抽出三人配合我们工作。其中一个姓张的同志，还是12级领导干部。也许他们对“文革”中昨天是人，今天就变成鬼之类的苦难经历得太多，也许对文艺工作中的“文字狱”心有余悸。当我向他们交代了合作意图后，尽管一再动员，他们三人口头上都说舞剧《娘子军》如何如何好，可却无人愿意承担执笔写作的任务。我们也就不再难为他们。当然，对于为我们联系舞剧票的问题，他们的态度还是积极的。由该团带队负责人给我们写了亲笔信，让我们去北京找铁工团革委会主任去办。
团农场归来后，由于与铁工团合作写稿的失败，小李的情绪一落千丈，对完成写稿也显得没有信心。我因对此情况有心里准备，于是便用当时流行的时髦话语，半开玩笑地批评了他。说他开始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盲目乐观；一遇到困难，又转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和懦弱性，垂头丧气。最后，我鼓励他，我们应该迎着困难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写稿，完成任务。
在北京的铁工团，团革委会主任看了我们带的信函，得知我们是来自铁工团下放锻炼的所在部队后，非常热情，我们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对方不仅一口应承要给我们联系搞《娘子军》的舞剧票，还特意为我们安排了住所房间，每日食宿全包，一律免费。
次日晚上，我们在铁工团的安排下，在北京某剧场观看了舞剧《红〔原创〕“文革”中军报撰稿人纪事（下）色娘子军》。在剧场，我们不断被演员们精湛的表演艺术所感染。散场后，我对写稿充满了信心。后来，我们干脆在居所现场作业，没多久，我就起草出了《娘子军》的剧评稿件。其实，以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为指针，评论舞剧《娘子军》，侧重点是政治评论，在写法上，观点加例子（剧情）即可，不需要更多我们所不擅长的艺术分析，写作难度并不大。为此，我在稿件中引用了不少毛泽东和××的有关语录（他们的语录，至今看来也是没有错的，正确的言论应与错误和罪行区分开），同时，引用舞剧中的舞情加以印证，突出了毛泽东政治建军的主题思想。落款为团报道组笔名“群智”和后勤处笔名“侯占斌”。
最后，我们将稿件复写了两份，一份送到解放军报文艺处，另一份送至北京军区机关报——《战友报》。在把稿件送到解放军报，等待编辑阅后回话期间，我和李记生又各写了一篇艺评稿，送到报社。
1970年7月9日，《战友报》在第四版头条位置，以《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壮丽颂歌——赞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为题，先行刊登3000多字。《战友报》刊稿，这中间有个背景。该报某编辑前段时间向我约写一篇赞颂某样板戏的文章，后来几经反复修改，仍未刊载。该编辑也曾当面向我致歉。而此次非约稿却顺利刊登，应视为还这份人情债。
1970年7月14日，《解放军报》在第四版头条醒目位置，以《毛主席政治建军思想的光辉胜利—— 赞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1970年5月演出本》为题，刊登了2500余字。就在军报同一版下方，还刊登了我写的第二篇《娘子军》的剧评稿件《精神原子弹威力无比》（以五连指导员李平如的名字署名）。在同一版上刊登一个单位或作者的两篇稿件，这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舞剧《娘子军》的艺评稿件的成功，标志着我们已经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独力完成艺评的重头稿件，这是我们单兵作战能力的提高，艺评写作水平的成熟的体现。
在撰写样板戏稿件期间，我还根据军报文艺处宣传报道动向，还先后组织营连报道员撰写了数篇批判所谓“四条汉子”③的稿件，先后在1970年和1971年的《解放军报》上刊载两篇文章。

身着碧绿装，挥笔书华章。
奔波京保线，妙文四海扬。
难忘战友情，师长尊编恩。
又见新约稿，功到自然成。

以上是我当年为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所赋的一首拙诗。
1969年至1971年三年时间，是我在从事部队新闻报道工作期间，撰写和刊载新闻报道稿件的旺盛期，尤其是国际评论和文艺评论稿件，更是一道引人注目风景线。在部队领导和党组织的关怀支持下，我在组织和撰写上述稿件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得到了提高，为部队的新闻报道工作贡献了自己一份才智和力量。为此，部队党组织也给予了我相应的荣誉和待遇。1970年9月22日，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71年7月25日，我被提拔为见习新闻干事，是年21岁。
回顾历史的几点经验、体会和思考：
1、“文革”中的新闻报道工作，包括撰写批修和艺评稿件，尽管不可避免带有“左”的观点影响，但作为作者，还是在理论素养上和写作水平上得到了提高。我的艺评基础，对后来90年代撰写反映山西省歌舞剧院编创和排演《黄河儿女情》与《黄河一方土》事迹的纪实文学《来自黄河的歌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文革”中的军旅新闻报道工作，特别是国际评论和文艺评论这类特殊稿件的写作，强调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其中包括以老带新、取长补短，集思广益的合作模式，可以说，每一篇见报稿件，都是同仁群体智慧的结晶。这种团队合作方式，不仅对当时提高稿件质量，快速培养新闻写作人才起到重要作用，对当今青年写作人才的培养，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关于“文革”期间军旅新闻稿件的署名问题。“文革”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是一个倡导集体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的极盛时期，同时也不适当地将名利思想与个人主义划了等号。尤其在部队，政治空气甚浓。有关领导经常提醒我们，新闻报道工作，不仅是一项最有意义的政治宣传工作，也是一项最容易产生名利思想的工作，作为从事这项工作的每个人，应该时刻警惕自己头脑中名利思想抬头，坚决克服名利思想。为此，我所执笔撰写过的见报稿件中，很少署个人的姓名（现存13篇登稿的剪辑中，仅有3篇署了个人姓名）；相反，有的稿件署的是团报道组的集体笔名（如群智）。有时为了消灭刊稿空白点，署的是某营、连首长或报道员的姓名。“文革”中因取消了稿费制度，不存在稿费的利益分配的矛盾问题，也没有当今官司不断的一些著作权的纠纷。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报道员、新闻干事等，常常将这种“无名英雄”行为看成是理所应当，是为部队新闻工作做贡献，而很少计较个人得失。这也属于“文革”中军旅新闻报道工作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一种令当今人们不可思议的现象。
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批修问题的提法被重新修改，如将批判前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改为批判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对这场国际政治斗争的历史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5、样板戏是“文革”中特殊的文艺现象。是毛泽东“文革”初期左倾文艺政策的产物，毛在“文革”中后期对这一政策的后果是有察觉和反省的，并对江青兴师问罪某些文艺人士和作品的行经提出批评，并主张“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但左倾文艺政策并未在根本上得到纠正，并始终被江青集团所利用，江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对建国以来的我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作品全盘否定，又通过主抓艺术形式单一的“样板戏”，发动所谓“文艺革命”，迫害老文艺工作者，把文坛作为越向政界的跳板，企图一步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这无疑是应当否定的。但“文革”中诞生的革命现代戏剧，毕竟还包含了编创和演职人员的辛勤劳动，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多数艺评文章，也起到了帮助人民群众鉴赏戏曲艺术的作用。应把江青抓样板戏的卑劣目的，同样板戏的本身的作用（包括评论样板戏的作用）两个问题区别开来。造成“八亿人民八个样板”的百花凋零状况，并非是样板戏的罪过，而是宏观文艺政策的偏颇问题。我们不应因噎废食，因宏观文艺政策上的失误而废弃一个剧种，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倒掉。革命现代题材的戏剧，不仅“文革”中盛行（几乎成了人人会唱的歌曲），我们当今社会仍然需要，这是贯彻文艺“双百”方针应该反思的重要问题。
长江后浪推前浪，薪火传承有来人。
如实记载上述我所从事过的“文革”时期部队新闻报道工作的经历，为的是给后世、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史料和光荣，已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的战友，属于我的团队，属于三十八军整体，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该时期的一代新闻战士。后来人也许可以从我们的沧桑经历中获得某些经验或教训，得到有益的启迪和借鉴，倘若这样，我们也就十分欣慰了！      
谨此向三十八军老部队新老指战员致敬！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新老新闻战士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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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四条汉子”一词，最早出自鲁迅的一篇杂文，当时是指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生等四人。在“文革”中，所谓“四条汉子”受到错误批判，党的三中全会后，这一冤案得以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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