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丽英：郑州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老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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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丽英


文革开始的行为


我出生于1951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只有15岁，正在郑州七中上学。七中是郑州市设施最好的中学，原来是1950年办的工农速成中学，是为老干部补习文化的，校长是13级干部，就连看大门的也是一位老红军。

其实在文革开始之前，毛主席对王海容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学生上课可以睡觉，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相互商量，作业可以不作，自习可以不上。自己当时特意的不做作业，也故意在晚自习的时候跑出去玩，并不是要怎么样，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有这个自由。

文革开始的时候，高中生留校，初中生放假。那个夏天觉得很好，没有暑假作业呀，轻松。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消息发布之后，就拼命学习游泳，想着要锻炼身体和磨练意志，哪个游泳池不要票，或者哪儿游泳不花钱，就想着法子去哪儿。

我的文革应该是从8月16号开始的。

8月16号通知我们初中生返校参加文革，在当天的忆苦思甜大会上，全校师生分裂成了两大派，这之后的一个星期都没有睡觉，跟高三的几个同学一起，每天晚上都到省委去要见刘建勋，当时也想不出到底要见他干什么。后来说是我们学校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他去表态。省委的一个副部长冯登子出来说好话，说刘书记真不在家，在北京开会，如果在家一定出来见你们。最后是有一天省长文敏生去了我们学校，发表讲话支持红卫兵搞文革运动，我们从心理上就觉得胜利了。

成立学生组织

8月16日这一天是“忆苦思甜”大会，请老贫农做报告，吃忆苦饭。会上有个三年级的同学跳到台上，说宣读一封北京来信，就是《论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学校当即就炸窝了，我听到“造反有理”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可能吧”，怎么可能造反呢？学生会的干部跟党委好，认为不可能，上去辩论，许多同学上台去振臂高呼，抢话筒，到处打听这个是不是确实，我们一夜没睡。接着我们去河南医学院宣读这个来信，结果被打出来了。第二天还是出去“点火”，派了一些人出去。选年级联络员，后来又转为服务员，主义兵有一些是高干子弟当头，我们选了两个工人子弟一个农民子弟当头，直到铲平山头为止。

每年夏收和秋收还要下乡劳动两次。当时我们还是照样去兰考联系参加农村秋收，对立面去了工厂，我们派了两个同学去联系，一男一女。对立面说那个女同学的母亲是地主出身，已经走到校门口了，赶紧问她是不是，她扭扭捏捏地说可能是吧，结果就迅速换人了，不让她去。

当时通知我们去市委大院抓一个人，敲门的时候他们不开，就有男同学从门上面的天窗爬进去，他们家里人看见怕出危险，赶紧把们打开了。我们进去之后，要那个老人跟我们走，他从床头上摸了个什么东西往嘴里一塞，我们很紧张以为他要自杀，他说是假牙。第二天就分配我跟着常香玉，我也跟她一样在街上站着，不过人们只注目她罢了。我们跟了一个上午，也没有什么过激行为，用汽车拉着她，停一个地方她就开始讲自己的问题。至今还有同学记得她在河南人民剧院门口说的话“我捐飞机是为了保陈宪章的狗头”。陈宪章是她的丈夫，历史上参加了国民党还担任过职务，在抗美援朝开始的时候，可能有划入“镇压反革命”范围的危险。其实共产党对这些人，也是够好的了，常香玉和广州的红线女，是当时仅有的两个地方戏的一级演员，月工资八九百，比毛泽东还多一倍，陈宪章作为一个什么级别的编剧，也是高薪，工资比省长不少。

在我们816宣布造反之后，跟工作组划清界线，但还是心里不塌实。后来才知道，有些高中同学因为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打成反动学生，造反派的主体和核心就是所谓的“反动学生”，最开始起来的人除了这些反动学生之外，还有一些与北京有联系的高干子弟，他们有消息所以第一批起来响应，我们主要是跟着起哄，这些人反工作组，成立的组织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来上面来通知，不要称毛泽东主义，就称为816红卫兵。

保工作组的人也有，学生会的人还写了大红标语“坚决拥护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在818毛主席接见之后，校党委马上成立了主席团红卫兵，参加的都是些学生干部什么的。

在我们造反之前，学校党委工作组打了十几个牛鬼蛇神，我们怕对方说我们包庇，还是继续对他们进行管制，继续劳动。我们造反之后，派了几个人去看着这些人，他们后来都同情我们，我们因为担心对立面的攻击，也没有迅速改变这个政策。破四旧的时候，我们也有一定程度的参与，我们冲进书店，把封资修的东西当场烧了，当时都觉得很正常。

在文革初期，有两个人自杀了，一个是语文老师晏老师，他语文课讲的好，在讲詹天佑的时候，满脸泪水很投入，他自杀的时候用菜刀自己砍了30多刀，然后又从三楼跳下来，巡逻的同学发现了，赶紧送医院，但是没有抢救过来。当时血统论还没有流行，学校贴了许多大字报说他是孝子贤孙，都是工作组布置的。还有一个人自杀，是一个老师的老婆，有些同学根据工作组的安排，在她的门上贴大字报“地主婆滚回去”，勒令她回家劳动。结果工作组还开大会，让老师去揭发批判他老婆。这些事情都是文革初期，当时血统论还没有流行，都是工作组安排的，有些人无限制地扩大，说这些事情就是文革的全部。

我们在参加完秋收回到学校之后，就开始参加了大串联，学校有个有一个我们这一派的同学参加了831接见，连夜赶回学校报喜，学校一片欢腾，我们学校选举了 10个人去北京。初中一年级二年级选了我一个人，三年级和高中是每班一个。我们到北京之后，红卫兵接待站分配我们到东城根小学住，天天去国务院接待站要求毛主席接见。那些时，我们还分成几个小组去各校抄大字报，几个同学不约而同的抄回了谭力夫的讲话，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谭力夫是谁，就觉得这个讲话特别解气，有人猜测说可能是一个中央首长吧。我们在故宫的后门参观泥塑“收租院”的时候，因为排队的人多，我们去景山看了崇祯上吊的歪脖树。

9月14日通知我们第二天接见，我们的位置在东观礼台下边，主席出来后，一放东方红，大家那个情绪和感觉就不一样，大家都跳啊，哭啊，在心中暗暗发誓，产生了一股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豪气。本来我们的位置不坏，那个感情下也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个情景应该能够唤起很多红卫兵的记忆。当时有个同学的鞋子挤掉了，回头去找的时候，挤掉的鞋子有三大堆，比桌面还高，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的鞋子，随便拿了只能穿的鞋子就算了。

当天我们连夜回来，把自己的喜悦和战友们共同分享。16日开全校大会，除了介绍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情况之外，还宣读了谭力夫的大字报，还就去景山公园的事情做了自我批评，说出去串连不是游山玩水，今后决不再犯。到9月底的时候，我们在学校就感到扬眉吐气了。

自己当时对文革的理解，觉得很快就要结束，将来怎么办，大家都觉得不会很长，还是要学习，不善于掩饰自己要加强修养，就买了几本书来读，买了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传说毛主席对修养的评价高，还买了英汉词典什么的。

学校里的刘立强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我们就是这个郑州联动的成员，在1966年12到1月行动了两次，后来就不行了，说我们这一派错了。当时自己心里怎么都不服气，就跑到火车站准备出去串连，当时串连处于收缩阶段，车票没有，杭州的几个人有回程票，要我跟着他们走。到了南京之后，那几个杭州一中的人说，没有钱怕什么，马上去资本家的家里抄家，顺手拿点东西就出来了。老百姓的子女根本想不到这样做，我看他们这样明目张胆地做这些，也是心里没底，周总理说串连应该结束，我就马上回来了。

参加造反派之后的武斗经历

回到学校之后，到处是秋风落叶，一篇萧条，我找了蜡纸钢板，刻了收租院的剧本，到处张贴。

郑州成立二七公社的时候，我们在内部讨论要不要参加，大家都认为社会上的人很复杂，大学生太狡猾，我们不打算参加。后来是清华的唐伟在郑州到处散发《二十七个为什么》，把我们和刘建勋牵扯到一起，把我们逼着参加了二七公社。全市大联合的时候，我们这一片的筹备会，在省二轻局楼上开会，是元月底有这个意向，我在会上认识了其他单位的一些人。后来在市体育场召开大会，实现大联合，会后游行，宣告二七公社成立。

三月份军队支左之后，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1967年3月6日，河南省军分区派飞机撒传单，说郑大联委是非法组织。各个单位都把与这一派组织宣布为非法组织，我们就是眼睁睁地看着对立面把我们的油印机和油墨拿走，唯一的抗拒行为是一个高个子男同学把我们组织的公章塞到天花板上面藏起来。对立面进来的时候，我们都躺在床上唱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歌。

那个时候，保守派十大总部举行游行，经过我们学校门口，我写了个声明，支在学校门口，说强烈要求加入二七公社。因为抓人主要是十大总部里面的公安公社的人干的，学校几个男生写了个标语“踏平公安公社”，署名816，后来他们说这样不好，说是要改，我说不用改，署名就用葛丽英的名字。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我的名字就是这样传出去的。

三月十几号的时候，河南中医学院的河造总学生，来做我们的工作，让我们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叫他们参加二七公社。到三月底的时候，二七公社又死灰复燃了，开始有一些动向，四月份就彻底抬头了。4月30日，我们在市公安局对面的二七纪念堂绝食，要求释放被抓的二七战友。

当时军区队造反派做了很多妖魔化宣传，家里开始也不赞成，我回家一讲，谣言谎话都破产了，所以很多学生家长都是支持造反派的。到4月底的时候绝食开始了，有个同学到我家来说，绝食了去看看吧，我就知道是叫我去参加的。爸妈说你千万不要去参加啊，走了几步之后同学说，不参加才怪。我们学校当时参加绝食的人很多，起码有七八十人，去了之后就往那儿一躺，以节省体力。

后来对立面宣传，说绝食的时候偷吃东西，是假绝食。确实中学生不太老实，有时候弄一水壶牛奶，每人喝一口，或者用加了葡萄糖的水，大家相互传，每人喝一口。我们传给旁边的大学生，他们气得咬牙切齿，不但不喝，还骂我们，要我们别在那里捣乱，要赶我们走。当时就是中学生有点特殊，大学生们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

我们在那里绝食的时候，保守派的人还冲击绝食现场，绝食的人身体本来就虚弱，还要挨打。我们以前都是挨打不还手的，从保护绝食现场出发，开始成立“五四战团”，准备再挨打的时候要开始还手了，郑州的武斗就是从5月4日开始的。绝食后决定撤到农学院，我在前面带路，从一条近路转移到农学院。我参加绝食之后，对他们的饭印象特别深，饭里有粉条、黄豆，觉得这个饭吃起来特别好吃。

睡觉的时候，就是大教室铺上稻草，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旁边的一个男同学发感慨说“就我自身的感受而言，这样的稻草一天也不想睡；如果革命需要，我是可以一直睡到底的。”很多的同学都受到他的感染。

第二天，我爸爸去找我，把我带回家锁在小屋里。我在里面也叫，踢，弄得他们也是一天不得安生，他们觉得锁也没有用，就把我放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就又回到学校了。五四战团得主要组成人员是豫剧团和评剧团的武生，他们去学校动员我去五四战团，学校的头也说那里有需要就去吧，也觉得应该跟社会上有些来往。

当时五四战团的大本营设在大石桥的露天剧场，在1967年5月29日晚上得到情报，说十大总部可能要偷袭郑州市铁路局机务北段，我们就去支援。夜里四五点钟的时候，忽然说我们的老窝被人包围了。我们就一路跑回大石桥，当时的武器就是钢管，我被砸了一砖头，头上鼓起一个大包。我们冲进去把陷在里面的同伴接出来，没有地方去就撤到我们七中，我们进教室里面还没有安顿好，就看到窗户外面一个个柳条帽，密密匝匝的柳条帽都凸突出来，十大总部的人跟过来了。我们学校里面也没有工事，打了之后，就又撤到黄委东方红楼上，这一次至少打伤了十几个人。有一个工人，他曾经教会我怎么防守，他当时受了很重的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六月份我在五四战团的时候，提出“文攻武守”，要扭转印象加强宣传。当时我们出了五四战报，还搞了一辆宣传车，装上大喇叭，晚上就把车子开到二七广场，广播北京来电、传单。当时中联部派北京红代会的人，到河南来支持二七公社，其中有几个女孩子，和我们郑州的三个女孩一起，做这个工作。我们在五四战团的时候，还有一项工作是侦察任务，因为女孩子不引人们注意，那里有大型武斗或者打死人的事件，我们就前去。

有一天在粮院吃饭，说一个粪坑边上发现死尸，装在三个麻袋里，切成一块一块的，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十大总部残害二七战友。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是纺校的学生打了老师，本来受伤不能喝水，结果他去喝水就不行了，是军医大的学生解剖的尸体，当时看到切得很整齐。

那个时候每天出去宣传，唱歌，除了唱二七战士之歌外，还是五四战歌。我们学校对立面的人，扬言要抓住我打死，当时我都不知道。进入7月份之后，中央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了，除了特别顽固的人之外，基本上都偃旗息鼓了。以前我们学校对立面的人走前门，我们走后门，14日我回学校，因为形势好转，想着要从前门进去，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后门。正是这样一次犹豫，才救了命。就是这一天，河造总的人把我们学校的教学楼给放火烧了。我们跑到附近的河南省供销学校，带上安全帽和铁棍，冲进大楼里去救人，这一次受伤的人，最少有二十多个。七月天热大家穿的都烧少，我的同学说，看到一群人头戴安全帽冒着黑烟往上冲，就看到你一个人穿着花衣服特别显眼。这些烧楼的人，后来都被抓住了，我们也没有怎么样他们。
我们把同学从大楼里接出来之后，又听说任衍庆被粮院的对立面给抓住了，我们又去粮院救人，最后是他们把人给放了。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与本校的战友共患难，就和他们一起搬到省委体工大队的楼上。就是在体工大队的露台上，我们听到中央广播武汉的事儿，说王力同志回到北京，大家听了很高兴，马上全都蹦起来了。

我们当时有二十多伤员住在黄河医院里，自己在学校里都立不住足，都被人赶到这步田地了，心里极度不平衡。当时有点复仇心理，还有就是老是白吃人家的饭也不好意思，夜里跑到省商业厅，偷他们的猪，第二天中午一人一碗红烧肉。结果后来我们整天挨骂，端着碗吃红烧肉的时候，也都吃了，吃完了还骂我们。为这个事情，二七公社的代表在北京谈判的时候，曾经亲自向周总理做检讨，后来毛主席也知道了，说他们没有吃的，那也是没有办法么。

从复课到下乡

后来搞“复课闹革命”，学校又恢复上课，学生可以不好好学，但是老师要正经讲，我记得当时上了几天几何课。当时火车站抓住了几个小偷，交给我们学校的人，说拉回去修理修理。结果被同学打死了两个，丢在学校外面的草地上，我早上到学校之后问死尸的事情，有些同学还很得意地反问，你知道是谁打死的吗？后来这个事情被公安局追究，参加打人的人全部受到影响，事情载入档案，还判了一个有期徒刑。很多人说文革期间社会秩序很乱，一切都没有人管，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个时候有一件事印象特别深，学校的头发了一个通知，让我负责本年级的工作。结果有人贴出匿名大字报，说我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人，还有人给我写情书。我当时感到很奇怪，有人写情书给我，我怎么不知道呢？后来才知道，曾经是有人给我写过赞美的话，说我的大字报写的好，我感到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情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还拿给别人看过。当时觉得当官是一个耻辱。

1968年9月开会，宣布谁下乡，我很高兴下乡，有的人不愿意，表现出那个悲惨劲在那里唱九一八的歌。我下乡到信阳县游河公社。

一天正在割稻子的时候，同学说开运动会，就把校队的同学找来，开始集训跟别人比赛，打球还记工分，我们就从县里打到市里。1970年12月要我进化肥厂，我不愿意要这份工作，就跑回郑州，那个时候一门心思想要回郑州。父亲让我服从分配，这样我就在信阳呆了18年，在1986年才调回郑州。

当时我正在信阳县化肥厂工作，这个厂子年产碳酸氢铵一万吨，是1969年开始筹建的，1971年投产的，厂子里700多人，是国家二级企业。我们进厂之后，很多基建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是白天黑夜干，没有什么星期天。许多土建工程，都是这样自己赶出来的。

在化肥厂我开始是车间化验员，1973年信阳县工会代表大会召开，我当选县工会副主任，周六还是回厂里上班。1975年邓小平搞治理整顿，要下放造反派干部，我自己要求回厂去烧锅炉。后来看，幸亏我去了锅炉车间，这个车间里都是从农村招工来的人，最朴实，不管运动期间上面怎么说，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眼见去看人。上面领导下到车间里来，也没有人上去趋奉，该干啥还是干啥。工人对我特别好，车间选劳模每年都有我，到厂部之后才强行去掉。家里买煤都有人帮忙，门开着常常有人在我的桌子上放一把豆角什么的，也不知道是谁给的。机关里面知识分子多，运动来的时候都看领导的脸色行事，跟着踩你，普通的工人农民不这么着。1982年，车间核算员调到厂里，主任就要我赶紧接上工作，免得上面又下派，这个工作就很轻松。

毛主席去世之后

毛主席去世之后，我比较关心政治，喜欢议论，当时猜测中央再没有毛主席那样威望高的人了，说要搞一段集体领导。后来看到华国锋的行为，觉得完了，他利用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和剪除异己的法西斯制度，我们车间主任是信阳高中的一个造反派头，我和他在一起分析形势，说华国锋是搞右派政变。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黑袖章找出来戴上，想着应该为毛主席戴孝三年。这个车间主任是个软骨头，他被关之后，一哄一谝一威胁，就招认了，我坚决不承认，说自己没说。他们说谁已经揭发了你，我根本不承认，我说这些话只有孤证，如果我反过来说是他说的，你们相信吗？

当时他们主要是要抓我的现行反革命罪行，说我反对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还有就是说我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说“真讨厌”。我当时写了几条反驳，说自己确实是派性十足，华国锋在文革期间是支持“湘江风雷”的，我怎么会反感他呢？还说华是毛主席圈定的接班人，我也没有反对的理由。总之是不想叫他们把我投进监狱。我被三个人24小时跟着，倒是也不慌张，我跟她们三个说，生完孩子，你做饭，你洗尿布，你看孩子；她们说你想的美。后来要我去医院检查，我不愿意挺着大肚子出门，太影响形象，结果就把医生叫到厂里来检查，我听到她们跟医生说：你去告诉我们领导，说葛丽英不行了，要赶快送进医院去。她们三个也想赶快脱身走人。

我与张正耀是1976年4月26日结婚的，谈恋爱的时候，主要的谈话内容就是文革你们学校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在那里，做了些什么事情，确实感到造反派都很亲。回忆起来，在1967年“二月逆流”到处抓人最恐怖的时候，只要有人唱一句“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大家相互都觉得很亲，外地的学生就能够找到本地造反派的帮助解决吃住，在武斗最紧张的时候，没有什么地域观念，许多河南的造反派到外地去，就为了保护当地的据点献出了生命。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间，搞了好多次活动，其中一次会议张正耀出席了，有一个他的同学参加过殴打“坏分子”，后来那个人死了，结果不明不白地把一个李均地关押判刑15年，在批林批孔期间，经过我们的努力，这起冤案被平反昭雪，人也放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又被重新抓进去了。我的这些表现令那些干部讨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就想借着整我来整张正耀，张正耀是河南省100多个县里仅有的四个革委会副主任之一，而且是中学生参加三结合的。他们办我的学习班，是想突破我，去找他的辫子。派了三个女党员24小时守着我，女儿开玩笑说，我才是真正的根正苗红，在我妈妈的肚子里就开始上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了。结束管制的第三天，我就住进医院生孩子了，差点没了性命。

后来保卫科的人把我材料还给我了，是什么人揭发我，我都知道。我被解除管制之后，那些揭发过我的人，他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我一样还是笑眯眯的，见了面还是打招呼。批斗我的时候，他们说你为什么跟张正耀结婚，我也一样是笑眯眯地回答他们“我说这个还要跟你们讲吗？”全场也是跟着大笑。

我个人认为很幸运，文革赶上了，上山下乡赶上了，这些都赶上了。文革前无古人，很难说还有来者，自己也没有觉得受什么苦，有些人老是抱怨自己的境遇，我觉得没有什么。在自然灾害期间，虽然吃的少，但是有自豪感，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受些罪也应该，如果一帆风顺的话，没有什么逆境和磨难的考验，什么人都敢蜒着脸说自己是主人翁了。我二哥当时饿得全身浮肿，皮肤发亮，他的愿望就是节约十斤粮票，给毛主席寄去，都是想着要为国家和民族有所担当，这个境界不是那种整天寻求刺激和安乐窝的人所可以梦见的。

对江青看法的转变过程

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猛批江青说她想当女皇，我心里一阵冷笑。自己虽然是女性，但是总觉得女人当皇不好，全国的造反派也决不会同意江去当。

文革的时候，我对江青的印象不是很好，认为她与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区别，她什么时候出来，头发都是梳得光溜溜的，军装也很合体，还常常穿黑披风，就觉得她自己的小资思想没有改造好，才这样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文革期间，有一段有些歌不让唱了，其中有一首歌是“贫下中农热爱毛主席”，我们同学议论中间就说是江青吃醋了，说只让她自己一个人爱毛主席，不容许别人爱了。

她每次讲话，我们都要挑毛病。她当时的讲话，总是有气无力，声音颤抖，当时都觉得她这样是太做作，现在才知道她当时的身体不好。我们当时总是找她的毛病，她演过电影，也觉得这是下九流，因此不能成为正宗的政治人物。

在毛主席去世之后，我有两个同学给她写信，对家属表示慰问。后来批判他们说他们写效忠信，这完全是瞎说，当时我周围没有一个人觉得她应该当权。

今天看来，邓小平他们搞公开审判是一大败笔，结果是彻底改变了江青在人们心目中间的印象。这也是工人和农民教育了我，让我彻底改变了头脑中间的江青形象。当时还只有很小的九寸黑白电视机，看得还很模糊。在法庭上，上海的一个什么里，与江青当庭对质，江青说“你敢说你不是叛徒”，说得大义凛然，而那个什么里却显得那样卑劣猥琐，低着头不敢回应，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工人说江青“真没有给毛主席丢脸”，一个老农民则说蒋介石虽然叛变革命，但是也没有抓宋庆龄。

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江青追着毛主席要钱买照相机，就是一个公社干部都用不着这样，自己的小小的权力就可以解决问题，江青是什么级别的干部，这说明她确实很清正廉洁，不滥用权力。看了权延赤写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之后，从侧面认识了一个具有真性情的江青，书中间说他与李银桥为打牌而吵架，自己也从来不去接李纳放学，毛泽东要李纳去她妈妈学写字知道她的字肯定写的好。

到这个时候，再回顾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写给江青的一封信，当初完全不明白信中说的是什么，现在才真正明白：为什么最硬的东西反而容易折断，为什么最干净的人物反而最招人泼脏水。
江青确实有缺点，但是有缺点的战士还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期间，江青在前面冲锋陷阵，因此得罪了很多当权派，所以主席去世之后，就有很多人恨她，整她，乃至造谣侮蔑她。

在九十年代末期，在我的心目中间，重新树立了一个江青的另一个形象，她是当代女性中间最值得崇拜的人。外国人不大理睬中国的政治风向，她入选过英国的杂志，被评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我与父亲在家里争论，他说江青怎么能与宋庆龄相比？我说这个话要反过来说才对：宋庆龄怎么能与江青相比？


转自 文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