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削有罪，高薪无理——以上海京剧院为例看高薪制度的危害性（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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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有罪，高薪无理——以上海京剧院为例看高薪制度的危害性

《砸烂旧文化局，打倒李太成》大会专刊1967年8月第二期

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头号代理人，剥削阶级的狗奴才。他一贯鼓吹“剥削无罪”的谬论，宣扬“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就越光荣”的“剥削合法论”。在他的支持下，陆定一、周扬、夏衍一伙，在文艺界极力推行“三名三高”政策——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海京剧院“三名三高”尤其突出，特别是高薪问题，不但在上海，就是在全国也是相当惊人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揭开它的盖子，看看它的丑恶本质!

  高薪问题的严重性

  以上海京剧院为例，一九五七年，占全院人数7%不到的高薪演员(不按级别拿二百元以上的)工资占全院总工资数的45%。
  周信芳，一九五七年前采取与国家四六拆帐的办法，除每月200元固定薪金外，每演一场戏，收入千元以上。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后，改为固定工资每月二千元。一九五九年他混进党内后，每月还拿一千七百六十元，在一九五七年以来，周信芳一共演过多少戏呢?除了每年偶而演几场传统戏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歌功颂德外，就排了三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共演出十一场)、《鹿台恨》、《澶渊之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他每月只给自己雇佣的褓姆浦聪妹同志十元钱，给她吃青菜罗卜汤，而每天用肉、牛奶、饼干喂狗，甚至给狗“祝寿”!周信芳自己有一幢豪华的花园洋房，有私人小汽车，电冰箱；家中的日用品连草纸都要用香港进口的。请看，这与华尔街老板有何区别?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吸血鬼、寄生虫!
  反动“权威”李玉茹、童芷苓、言慧珠，她们在一九五七年起，每月工资都在一千元以上。李玉茹、童芷苓入党后，工资每月仍有六百八十多元。这次红卫兵抄家，单在童芷苓家就抄出黄金二百多两，人民币(包括存款和现钞)十万余元，此外还有一辆汽车，三辆机器脚踏车，等等。

  反动“权威”、恶霸盖叫天，一九五七年时，在上海京剧院只挂名不上班，每月净拿工资八百元。每逢演出，还要向国家伸手。不劳而获，座拿高薪。此外，在上海京剧院，还有不少人，几年来一场戏不演，却心安理得地每月拿一百到二、三百元不等的高薪。但是，许多基层演员和工场的工人，却每月只有几十元，养活一家数口，住的是棚户、阁楼、亭子间。两相对照，不更可以看出高薪的性质吗?

  高薪的性质是什么?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高薪就是剥削。高薪就是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高薪是变相的定息：定息是赎买资本家的厂房、机器等物质财富，高薪是赎买某些演员的精神“财富”。

  高薪的危害

  高薪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为反革命复辟准备了社会基础。京剧院这些高薪演员中的绝大部分，从阶级立场到世界观，到生活方式，全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他们远远脱离工农兵，热衷于搞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艺。他们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左右一切。一部分人混进了党内，却毫无共产党员气味，脑子里没有半点毛泽东思想，因此，素有“统战党员”之称。这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现在被群众揪出的反动“权威”都是高薪分子，岂不是发人深思的吗?
  高薪是毒害青年的鸦片。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高薪使人变得自私，虚伪。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青年受了毒害，只求专不求红，向高薪看齐，为高薪奋斗，严重脱离政治斗争，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
  高薪是革命化道路上的绊脚石。我们文艺工作者的革命化，就是要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谆谆告诫我们：“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磨练。”试问：一个月的工资比贫下中农一年甚至几年收入还多，怎么和工农兵结合?下乡带人参、高级点心，还谈什么革命化?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突出政治，彻底砸烂高薪制度，彻底砸烂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京剧院《无产者》联合战斗队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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