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华、程铁军 内蒙军方及其操纵的保守势力——《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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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研究网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章《夺权的日子》、第二十一章《带枪的资反路线》，【注：……】为原书所附注释，现标题为整理者自拟。

第二十章、夺权的日子

1967年1月中旬，我们回到师院。师院东纵总部正在整风，整顿临时总部与老总部的关系。师院东纵成立后，总部由曹青海等几名学生和秦维宪等几位教职工组成，后又陆陆续续吸收了一些学生，并未严格分工，也未划清权力界限。总部勤务员在“高树华是什么人”等问题上，虽有意见分歧，但并未激起大浪。

　　一，小道理皈依大道理

1966年秋冬，红卫兵大多外出串联。为了应付局面，总部以留守人员为主，又扩编一些教工代表，自称临时总部。他们在一、二月做了许多工作，巩固东纵战斗组织，维持和发展东纵的社会交流。现在，老总部的成员回来了，与临时总部必然发生矛盾。其焦点，不外是谁掌权问题。
　　在总部整风第一次会议上，我建议召集师院东纵战斗队队长会议，然后再召集全体红卫兵大会，由全体红卫兵决定怎么办。我的建议得到双方支持，决定由我主持这两次会议。
　　在大会上，我讲了两个观点：第一，根据中央精神，全国进入向走资派夺权的关键时刻，不能让这种内部整风挡住我们的眼睛，我们应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用大道理管小道理。第二，我提议，以正式选举的老总部为主，吸收临时总部的成员，参加总部工作。全体红卫兵支持我的建议，但为此我得罪了临时总部教职工代表，为日后师院造反派内两派的演变埋下了伏笔。
　　毛领袖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忆起来，许多事果然是虎头蛇尾，刚刚部署的一件事还没做彻底，毛领袖的最新指示已下达，两报一刊社论又吹响新的进军号角。各地造反派以这些社论为指针，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有时理解不了，也只从自己“觉悟不高”找原因，何况还有个“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原则。
　　事实上，在疾风暴雨般的节奏中，整个社会被巨大的力量转动起来，不允许回过头去思考。《青春的浩劫》一书有段话令人印象深刻：
　　十年动乱之后，举国上下万众一辞，齐声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在1966年，那如火如荼的年月，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那震动江河的游行集会，那惊先祖泣鬼神的破四旧，哪一件不是天翻地覆、席卷神州?又有哪一件是一小撮跳梁小丑能够当此大任的?……【注：《青春的浩劫》，陈义风、方正等着。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6月，第22页】
这段话很真实。现在，许多大学生不知道“文革”是什么，可当年，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戴红领巾的小学生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家庭主妇也组织了战斗队，出外串联，上街辩论。可以说，历史扫把从未触动的社会角落，也让文化革命触摸到了。

　　二，社会骚动的产物——红卫军

1966年末和1967年初，呼和浩特地区出现了全社会的大骚动。1966年12月7日，呼三司发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动攻击大会”，把行动面涵盖至全内蒙。工厂、机关内一贯受党组织压制的群众纷纷成立战斗队，宣布造反。因家庭出身不好，平时总是老老实实任人欺压的群众，多数跟在本单位出身好的造反派后面助威，社会上称这些人为“呼三司观点”。当然，其中政治反抗和个人报复是混杂在一起的，很难分清。从整个社会而言，参与造反，支持造反的人仍是少数。
12月12日，全区各地一些造反派组织聚集呼和浩特市，由呼三司出面组织召开“全区革命造反者控诉内蒙党委执行的资反路线大会”。1967年1月1日，呼三司为首的呼市地区革命造反派组织数万人游行，批判内蒙党委执行资反路线。
　　当批判资反路线的浪潮从学校推到社会之后，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力量出现了，那就是视党组织高于一切，与党组织有各种共同利益的老党员、老模范、老先进。他们从朴实的阶级觉悟和历次运动的经验中得出“谁反对共产党决不会有好下场”的结论。他们认为，这些学生、知识分子比当年右派分子更猖狂，他们无法理解“呼三司观点”的人为何如此作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之当权派暗中操纵支持，社会上从基层渐渐酝酿出一些与呼三司观点对立的反对派组织。1966年12月18日，王逸伦书记支持的“内蒙古自治区革命职工红卫军” (简称“红卫军”)成立。第一负责人为呼和浩特市橡胶厂工人张三林。随张三林同时成为红卫军总部决策人物的还有橡胶厂其它几位工人，其中之一是我中学同学赵树勋。
　　这之前，我与张三林有过一次交往。1966年10月底的一个傍晚，我去院办公楼一层的东纵总部办公室时，见走廊里靠墙蹲着几位工人。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是呼市橡胶厂的，非要见高树华不可，不见就不走。我赶忙把几位迎入办公室，灯光下，我认出了中学同班同学赵树勋。他向我介绍了其它人，其中的一位叫张三林。听说他们还饿着肚子，我掏出自己的饭票让学生去教师食堂买饭菜。可惜，开饭时间过了，只买到五个玉米面发糕招待几位。当时人交往实在，没觉得不好意思，充饥而已。
　　张三林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厂内造反派，对立派让内蒙师院数学系学生把厂内的材料抢走，带回了师院，因此请我帮忙。我表示，没调查无发言权，明天派总部的人去厂内调查之后再详谈。
　　三天后，我根据调查报告再次与张三林、赵树勋等会面，谈了我的意见，拒绝了老同学的不合理请求。我说，橡胶厂“四清”中整了工人群众不少材料，不论怎样，谁也不应把矛头对准群众，不能整群众的材料，群众要求退还又得不到答复，他们有权用自己的办法拿到整他们的材料。
　　我劝他们要学习中央文件，看看中央在这些问题上是怎么说的，他们同意。此刻，双方都感到有一份同志式的真情，表示今后要加强联系。张三林在文革中经历一番坎坷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破格提拔到内蒙古总工会任一名处级干部，直至退休。此为后话。红卫军联合以师院抗大兵团为首的呼一司，也召开批判资反路线大会，批判内蒙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等人，说他们纵容呼三司，给呼三司的牛鬼蛇神平反。
1966年12月18日，师院抗大兵团贴出一份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二十二问》。其中一问是：“运动中大多数保卫党组织的师生反而错了，那些出身黑五类，平时远离党团组织的人反而成了正确的革命派。请问：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你们站错了立场，把事情看反了?”
立即有数十张大字报质问：“你们”是指谁?有胆子的明说明指，何必躲躲藏藏?很快，大字报滚滚而来：“抗大兵团把矛头对准党中央、中央文革，罪该万死!”抗大兵团的人知道自己惹了大祸，把贴出几天的大字报趁黑夜撕掉，但没有逃过照相机的镜头。

　　三，红卫兵身亡，红卫军武斗

　　当整个社会力量都参与较量时，一波接一波的对立斗争发展极为迅速。12月22日，又发生了更为引人注目的事件。
　　内蒙人委礼堂由内蒙人委办公厅管理，谁在该礼堂开会，必须事先向办公厅申请登记，批准后方可使用。呼三司和呼一司同时选择12月22日上午在人委礼堂开会，双方均向办公厅登记过。此时，人委办公厅也分成两派，各自支持呼三司和呼一司。到12月22日，双方红卫兵各自占据礼堂一部分座位，但无法共享主席台。这时，属呼一司观点的呼和浩特第一师范学校红卫兵赵利忠，手提扩音器站在二楼高处为全场呼一司红卫兵加油鼓劲。当他脚踏二楼护栏向一侧行走时，失足从楼上掉下，送到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不论怎么说，这么年轻的一个学生，遭遇不幸总是令人惋惜的。人死了，就是大事，双方各自撤出会场。
12月24日，呼一司、红卫军在王逸伦主持下，召开全市追悼赵利忠的大会，会后，组织了游行。大会上，发言者统一口径说，是呼三司红卫兵预谋把赵推到楼下或用什么方式杀害的。显然是利用一位年轻学生的死，把仇恨引向呼三司。第二天，呼三司用传单和广播向社会公布了赵利忠死亡的真相。
　　红卫军总部在分析1967年的策略会上，众口一词：“搞大会发言、写传单、刷标语这些文化人的事，我们比不过呼三司，要采取另外一种斗争形式(即武斗)。”
1967年1月9日上午，红卫军出动上千人把呼三司总部(位于火车站南的原锡林旅社楼上)团团围住，冲上楼去，将值班的呼三司人员痛打后赶出，把总部的文件抄走。当天，红卫军下属组织，在市内砸了呼三司观点的呼和浩特手工业系统东方红造反组织，殴打、绑架了该组织两名负责人。这是呼市地区出现的第一次绑架事件，造成停工停产。
1966年12月30日，呼市地区出现一个新组织，名曰“内蒙古自治区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简称工农兵)，负责人叫樊俊智，以复员、转业军人为主体，吸收工人、农民参加。该组织为全国红旗军下属组织第四纵队。
1967年1月11日，红卫军、工农兵出动几路人马，乘汽车袭击了呼三司的新址——内蒙古工会大楼，再次捣毁呼三司办公地点，同时袭击了持呼三司观点的“呼市革命职工造反总部”及内蒙古日报社。
　　内蒙古日报社由编辑、记者、干部、工人组成的东方红造反队为了采取主动，在被袭击的当天晚上宣布夺取内蒙日报社的领导权，主持今后《内蒙古日报》的出版发行工作。此举与报社内另一派支持红卫军观点的组织发生冲突。
　　呼三司办公地址两次被捣毁后，移到内蒙古党校院内，并于1月15日和其它造反派共同组织了示威游行，抗议红卫军和工农兵等组织的暴行。1月18和20日，呼三司分别与内蒙党委造反派“红旗”总部、革命职工造反总部、中小学教师造反司令部及新文艺造反联合总部等召开大会，批判资反路线，也批判红卫军的打砸抢行径。然而，造反派的和平抗议，终究无法制止保守派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呼和浩特地区矛盾冲突愈演愈烈，打砸抢事件逐步升级。
1月20日晚，师院东纵得到红卫军将去砸呼市革命职工总部的消息，急派红卫兵前去职工总部所在的中山西路民族旅社守卫。红卫军看到造反派已有准备，只用广播车大骂一顿，砸了十几块玻璃后扬长而去。在场的造反派因屡遭砸抢，十分愤怒。现场决定，去砸红卫军总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勇敢者们自愿结队前往，当夜把位于新华街的红卫军总部砸了，绑架了正在值班的张三林的两个高参，带到内蒙党委“红旗”总部，连夜令其交待红卫军、工农兵的活动内幕，两人如实做了交待并当场录了音。这是呼市地区造反派搞的最大一次打砸抢活动。

　　四，吹响夺权的号角

1967年1月的上海，因夺权风暴而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在一本描写文革夺权的著作中，有对下列情节的记述：
1月8日，毛泽东召开了一个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活动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当场据毛泽东的谈话，写成《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经毛泽东当场审定。【注：《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80-185页。】
　　地处祖国北疆的内蒙古，不可能脱离全国运动发展的轨道，只不过当地运动的节奏总要慢一些。
1月19日、20日，内蒙古人委办公厅“东方红联合总部”宣布夺权，内蒙农业厅“东方红革命造反纵队”夺权。呼三司等十几个组织发表声明支持。
　　进入一月下旬的呼和浩特到处是“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之类的标语，让人感到一种临战前的紧张气氛，似乎在空气中飘飞着一股血腥味。
1967年1月22日，经毛领袖审定，《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中明确指出要夺两种人的权，即顽固不化的党内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
　　社论发表后，师院东纵多次与内蒙党委“红旗”负责人、内蒙党委宣传部干部李枫，内蒙直属机关东方红总部负责人，内蒙轻工业厅干部张志蓬，华建井冈山霍道余、铁路火车头刘立堂等三刘、呼市工总司、工人公社、内大井冈山贾国泰、林学院红旗陈晓林、农牧学院井冈山石磊等座谈。
　　大家认为，中央的夺权号召说明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决战阶段，进入谁胜谁负的关键时刻。座谈者分析了内蒙党委书记的情况：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李树德、李质等几名领导人，需要进一步帮助并支持其工作，他们正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王铎书记虽然犹豫，应该争取他。与会者决定各组织均成立一个小而精的“运动情报部”，师院东纵为情报的汇集点。
　　座谈中，有一点引起各方关注，即工农兵头头樊俊智，曾经是内蒙军区副司令黄厚的警卫员，这个以复转军人为主要成员的组织是得到黄厚支持的。大家一致认为，在军队问题上要极为慎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的斗争大方向正确，相信内蒙军区领导会支持我们。不过，要设法打通关系，努力向他们靠近，向他们汇报我们造反派的情况，力争赢得理解。
1967年1月24日，部分保守派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无产者革命总部”(简称无产者)。当天，无产者与红卫军、工农兵一起，在呼和浩特市郊区人民公墓的办公室开会，讨论内蒙形势，决心与同情呼三司观点的内蒙党委书记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李质及郭以青、雷代夫(任内蒙党委农牧部主任)等人斗争到底；拉住王铎书记，坚决支持书记王逸伦、刘景平，及沉新发(自治区副主席)、张鹏图(自治区副主席)、朋斯克(自治区副主席)等。要向他们和内蒙军区首长们及时通报情况，以得到支持。会上组建了“内蒙古自治区工农兵学商联合总部”。
总之，1967年伊始，社会派别壁垒分明，在毛领袖的夺权号召下，各树旗帜，各施韬略，展开激烈的夺权较量。此时，军队的态度和立场，成了决定双方胜负的最重要筹码。

　　五，军人介入1.22事件

1967年1月14曰，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做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决定》说：
　　“最近，毛主席指示：解放军应派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革命左派。”
　　为此，1月28日，发布《中央军委命令》八条。这样，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均有了依据，关键在于各地如何执行了。解放十几年来，军队对地方情况的了解较为肤浅，其决策多来自指挥军队和解决军队问题的思维方式，决策人若主观、片面、简单、武断，极容易出现错误，把“支持左派”的事情办砸。www.wg1976.net
1967年1月22日上午，红卫军、无产者、工农兵千余人围住内蒙古日报社准备重新夺权，把报社内造反派清除干净。市内造反组织上千人前去支持，双方围住报社形成对峙。广播车大喇叭的对骂声，数千围观群众的吵嚷声，乱成一团。不久即发生肢体冲撞，进而开始拳打脚踢，大规模火并一触即发。军区参谋长下令派一连士兵到达现场，带队的指导员当场宣布双方人马退回，报社问题由军队主持解决。实际上，他们动身之前已接到军区领导王良太的密令，到报社去是支持红卫军观点。事后，4931部队一个战士透露：“……出发前指导员给我们讲，这次去是支持红卫军夺权的，但是去了报社要是有人问我们支持谁，我们不要表态，就说是来保护国家财产的。”【注：引自《挺进报》第35期，1967年7月11日第三版。《挺进报》是呼三司属下内蒙古工学院“井冈山革命造反委员会”所编印的一份红卫兵小报。】
　　军队组成的人墙名义上要把两派群众隔开，实际上是把呼三司观点的人分割包围开来。红卫军对被包围的呼三司成员拳脚相加，介入的军人并不阻拦。更奇怪的是，军队的干部、战士，许多都戴着大口罩，把自己的半个脸遮起来，似乎有意掩盖。
4931部队这个战士又补充说：“到了报社，我们就组成了几道人墙，把三司群众围在里面，红卫军一见有我们撑腰，就越发起劲，大打造反派……当时把大批造反派同志打坏了，在我们面前倒下去，从我们面前抬出去。我也感到解放军支左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心里别扭。怕当场遇见熟人、同学，特地戴上了一个大口罩。……”【注：同上。】
1.22事件以军队进入报社暂时收场，但事态还在继续发展。此后，内蒙古的文革形势，开始迈入一个更加险恶的腥风血雨阶段。


第二十一章、带枪的资反路线

1月22日晚，呼市地区很多造反派负责人不约而同来到师院东纵。进门后，每人都来不及相互打招呼便开始诉苦。粗略统计，被打的人数超过200多，有轻重伤患50余人。“内蒙军区一出兵就支一派，压一派，明显地把我们的人围住，支持红卫军的人打我们，这叫什么支左?”

　　一，与军区“交火”

　　当晚，内蒙日报社又传出消息，介入报社的军人勒令报社的造反派负责人检查。他们正在斗争，要求支持。
　　我在发言前，先给大家读了一遍1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我说：“我们的人挨了打，受了气，我建议各单位头头回去稳住大家情绪。肯定说，内蒙军区领导对我们要采取压的政策，但他们现在手里有这个中央文件，我们不能急着与军队去冲突。那正是对方希望看到的。”
　　“我们应讲清真相，利用一切可能向内蒙军区领导汇报情况，打动他们，争取他们支持。如果这一切均无效，我们也要选择中央允许的方式进行反抗。”
　　参与讨论者多数情绪激动，有的主张与军队硬抗，也采用红卫军的办法，你砸，我也砸。对此，我解释说：“我们只图一时痛快，会把大家引上死路，文化大革命是反对武斗的，难道对方不执行十六条，我们也把十六条拋在一边，那成了什么革命派?我们革命派与红卫军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必须有勇有谋，不能当二杆子。”
　　会开到近天亮，决定各单位宣传车分片广播。讨论过程中，东纵几个写作快手，把“1.22”事件真相写成传单，写、刻、印连续操作。散会时，一气呵成的传单及时交给每个组织，以便统一口径、更有宣传效果。
1月23日，由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驻内蒙联络站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造反派组织驻内蒙联络站的人，共同发起在人委礼堂召开大会，揭露“1.22”事件真相，在呼市地区引起的反响很大。他们从外地人角度看问题，一方面毫无顾忌地揭露红卫军的打砸抢，同时把矛头对准了内蒙军区。他们讲话言辞激烈，当场喊出“打倒军阀!”的口号，从而煽起了造反派内的过激情绪。
1月23日下午，东纵情报部人员报告，有几位身份、举止不同寻常的人在院内看大字报。我让刚来总部办事的化学系的两个女学生去当向导，一再嘱咐她们要态度和蔼、耐心，要机灵，多察言观色，弄清来者身份。两个女孩子回来后只说其中一个官架子拿得很大，其余三个像保镖，说话还和气，她们尽可能回答了客人提出的问题。
　　之后不久，传出内蒙军区首长王良太来师院看大字报遭到学生围攻的消息。我们对“围攻”一词实在不解，两个女孩于何以能围攻四个男子大汉?两个女孩子被迫写出当时的过程与双方交谈的情况，以明是非。
1967年1月25日这天，呼市地区的造反派与内蒙军区负责人正式“交火”了。25日下午，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驻内蒙联络站的红卫兵借用师院的广播车到军区南门口广播了“1.22”事件真相，求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昌。这时，从军区院内冲出20几名战士，围住宣传车，不问青红皂白，把车上的人拉入军区院内，把广播器材砸坏。司机甩开围攻的战士，开车冲出包围，回去报告。清华大学红卫兵陈鼎，被几名战士掀翻在地，拖来拖去。陈极力反抗，战士边喊“红卫兵打人”，边扑上来将陈毒打一顿，然后关押。有个战士抢下陈鼎的红卫兵袖章，摇晃着拋向空中，对着几个红卫兵喊：“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此事一传出，立即引起造反派的极大义愤，从各方面集中到军区南门口要人。
25日下午6点20分左右，内蒙工学院井冈山造反兵团的39名红卫兵，从学院出发，步行到军区北大门，由两名代表与门卫交涉，请求见军区副政委刘昌。当再三请求遭到拒绝后，39名红卫兵推开门卫，列队行进到军区主楼门口停下，继续要求见刘昌副政委。值班负责人命令警卫营封锁主楼大门，并把39名红卫兵包围。一个多小时后，军区一位负责人让39名红卫兵进入军区小礼堂内，军区四名干部对红卫兵进行说服、动员，劝大家离开。红卫兵们决意要见刘昌反映情况，表示见不到就决不离开。
　　几位内蒙军区文工团员找到刘昌政委，向他反映了刚刚发生的情况，力劝首长出面见学生，刘昌才来到小礼堂。
　　开始，相互间的谈话很平和，互相尊重。井冈山红卫兵反映了呼市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介绍了“1.22”报社事件的真相，并代表内蒙革命造反派，请求军区首长对事件进行调查，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刘昌认真地听着，同意深入调查。此时，突然有二三百名军人拥进小礼堂(事后得知是政治部副主任张德贵和参谋长王良太组织的)，高喊着“把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别和他们费嘴，先捆起来再说。”等等。会场气氛急转直下，激烈的辩论骤起。内蒙军区两位文工团员，当场表示反对这样对待学生，当即被扭送出去，关押起来。刘昌并未阻止眼前发生的这些不正常现象，只在一边微笑着观望，不久被军区干部护送出去。
　　小礼堂的围攻持续到第二天。参与围攻的军区干部轮流吃饭休息，对呆在小礼堂的学生实施疲劳战术。军区干部逼迫在场的红卫兵承认“冲击了军事机关”，并做出书面检查，方可放行。
1月26日下午，闻讯赶来的内蒙党委书记高锦明，内蒙党委常委、人委副主席李质和军区党委进行座谈。高、李向他们介绍了内蒙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劝解军区领导支持呼三司等群众组织，要求立即放出小礼堂的红卫兵，遭到军区拒绝。
　　高、李离去后，王良太对在座的军区负责人说：“内蒙党委一直抱住三司不放，高锦明和李质刚才的话，也说明他们把其它组织都当成保守派，我们不能听高锦明的。”
1月28日，中央军委来电话批评说：“内蒙军区竟敢违背中央指示，出动武装部队压制革命派。”被围的几十位红卫兵才被放出。www.wg1976.net

　　二，洞门大开，等待“武士”

　　从1月26到28日，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等组织，在呼市贴大字报，说呼三司冲击内蒙军区，揪斗了军区副政委刘昌。有的甚至说刘昌的领章被撕掉，并被红卫兵毒打等等，抗议呼三司把斗争矛头对准人民军队，斥骂呼三司红卫兵是冲击军区的反革命，有的干脆说呼三司准备夺军权。
　　我从未经历过如此尖锐残酷的大规模群众冲突。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四处放风，要去砸某某单位，常常是声东击西、指南打北，让我们防不胜防。一些在本单位处于少数的造反派，白天上班，夜间干脆来师院东纵找地方借宿。幸好有一部分学生外出串联未回，我们热心地为他们安排。学生宿舍楼内出现越来越多的生面孔，但校园秩序井然，从未发生过失窃、斗殴等事情。
1月25日后，红卫军四处传言，要砸师院东纵。许多工人造反组织负责人与我联系，要派人来保卫东纵，我好言谢绝。工人们白天要坚守生产岗位，如何应付频繁的、闪电式的打砸抢?东纵总部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以防不测。我们加大了东大门(正门)的夜间亮度，在门两侧墙上刷了两幅新标语，一边是“热烈欢迎红卫军、工农兵兄弟组织来我校串联”；另一边是“东纵战士心向毛主席，胸怀坦荡，放眼全世界”。夜间，北门关闭，正门大开，留两个红卫兵轮流守卫。广播室彻夜有人值班，各战斗队时刻准备，只要听到大喇叭广播声，全体东纵战士立时集合，守卫在各自岗位。总部由我值班，我指挥广播室，联络口号是：全体东纵战士迅速起床，欢迎客人。播音室特地录制了一盘欢迎锣鼓的磁带，大喇叭一放很有气势。
　　那几天，白天我忙得双脚离地，各地造反派有什么事都会找东纵，最难处理的问题都转到我这里。夜间人静了，我开始值班。为了应付特殊变故，我请数学系两位年轻教师，和我同年留校工作的同事【注：一个是马文卿，另一个是李勇。马是我中学同学，他和李勇是大学同班，留校后住一间宿舍，十分要好。我和马、李都是同年留校的。我虽在外语系，但我们宿舍相邻，文革前常常来往，关系密切。马、李在文革中是造反派。马的母亲在解放初受过管制，其兄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被打成右派。家庭的黑帽子一直压着他。】，三人一起，集体值班。因为这个岗位一旦发生事情，要靠有勇有谋的人来支撑。
　　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夜晚，我感到恢复了普通人的身份，因为同学之间可以随便说东道西。
　　院内虽一片寂静，但我们的内心十分紧张，时刻等待着“武士”的到来。我们在屋内谈的话题实际也离不开文革，往往是，他们两人把白天听到的见闻带给我，大家一起议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前景会怎么样?谈到下半夜时，三人会拿出白天准备的咸菜、玉米面窝头之类的食物充饥，如果有点辣酱，便如同过节一样愉快。
　　红卫军终究没敢上门砸东纵，他们多次派人侦察，也了解到我们有所戒备。不知是什么阻止了他们的计划，是热烈欢迎的标语?还是洞门大开、一片漆黑的神秘大院?当时外面流传：东纵在院内设立了陷阱和杀人堂。
　　对于我，那些紧张而又安静的夜晚隐隐难忘，同学之间的友谊比什么都感人。
1月30日，红卫军袭击了呼和浩特云母厂的革命造反派组织。冲进厂内的红卫军、工农兵成员借机对一些女工不轨。云母厂女工十分气愤，上街游行抗议。呼三司群众利用这一事件揭露工农兵、红卫军的流氓行径。云母厂同时向市公安局、内蒙公安厅报案，但这两处都是支持保守派的人掌权，无人受理。不过此事让红卫军脸上无光，挑衅活动稍有收敛。

　　三，无视徐帅的电令

　　在图们、祝东力著的《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中，有很长的一段是对1967年1月底呼和浩特地区的叙述描写，现摘引如下：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内蒙党委和政府近乎瘫痪的日子里，呼三司号令一方，所向披靡，俨然是地方的一大势力。
　　呼三司要求军区领导出面。23日，军区领导派出了副政委刘昌来到报社。
　　刘昌也是老红军，1955年授衔的少将，在军区主管政治工作。他赶到报社，呼三司立即与之辩论。刘昌承认武装出兵不对，并答应过后到呼三司所在地当众检讨。
　　然而，军区的其它领导却不同意向呼三司低头。
　　军队支左决定下达以后，自命左派的呼三司更加有时无恐。他们不断到军区大院张贴大字报，要求刘昌公开检查。
　　内蒙古军区领导置之不理。
　　呼三司一声令下，呼市全城大街小巷贴满了炮轰刘昌的大小字报。……
　　一时间，军区大院成了全自治区造反运动的漩涡中心。
　　上述所言，把祸因归结于“称霸一方”的呼三司头头，内蒙军区领导人是无奈又无辜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运动初期，按中央军委命令，内蒙古军区机关开展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1966年7月，前门饭店会议结束，乌兰夫留在北京检查，内蒙军区第一副政委吴涛从北京回内蒙军区主持工作。实际上，吴政委在北京期间，张德贵、王良太两个军区常委在军区党委另一位副书记萧应棠支持下，散布吴涛与乌兰夫有关系，把吴涛向乌兰夫黑线上推。内蒙军区没有向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便自行切断吴涛家中电话，查封汽车，撤掉警卫员，派哨兵监视。1967年1月，一向不动笔的刘昌副政委也急忙写出“首长的第一张大字报”，称吴涛是三反分子。此时的吴涛完全失去自由。
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总理，这位中共元老，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听到内蒙军区所为，严厉而气愤地指着在场的萧应棠、刘昌、黄厚、刘华香几人说：“你们一不请示报告中央和中央军委，二不事后检查错误，封锁消息至今，私自把一位主持军区工作的副政委打成三反分子，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还有没有起码的组织性、纪律性!你们眼里还有没有中央和中央军委!”萧华也严厉地说：“你们就是无法无天，就是旧军阀的做法。”
　　周总理转头批评吴涛说：“你就不能在发现他们的错误苗头时向中央写个报告?就是打个电话也好嘛，让我们知道，早些采取补救措施。”我有幸参与这次接见，至今历历在目，音犹在耳。
　　然而，对内蒙军区如此重大事件，在《康生与“内人党”冤案》一书中，却是这样写的：
　　内蒙军区自前门饭店会议以来，揭批了司令员兼政委乌兰夫，而后又揪斗了在军区党委书记中排名仅次于乌兰夫的第一副政委吴涛和孔、廷、鲍四位领导……。到“一月风暴”袭来的时候，全军区停止工作、靠边站和被揪斗的干部已多达235人。……
　　此时，实际上持军区工作的是军区党委副书记、副司令员萧应棠。
　　该书作者把内蒙军区内出现的非正常现象，轻描淡写为自发的事件。但已然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当年军内确实存在激烈的派系斗争和政治清洗，文革大动荡之下，难免催化地方的混乱。
1967年1月22日之前，萧应棠等人曾向中央军委请示过，22日晚，徐向前元帅答复三条：军队不得动武；对两派群众组织情况不明时，不要轻易表示支持任何一派；如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派部队徒手前去劝解。
　　徐帅的指令是十分正确的。如果当时的内蒙军区负责人认真执行命令，便不会演变出更大的政治动荡。
1967年1月23日，即军区向报社派出一连士兵的第二天上午，内蒙军区党委开会讨论“支左”问题。副司令员黄厚讲，要支持“工农兵革命委员会”这些组织。黄认为，该组织主要是由复转军人组成，就是不穿军装的战士，不会有什么问题。
1月26日，王良太命令某团两个连待命，一个连进驻军区大礼堂，一个连进驻后勤部门，并批准某师机关干部的武器归个人保管。
1月27日，内蒙军区作战部根据萧应棠、王良太命令，向呼市秘密调进五个连，动用了驻呼部队九个连，准备支持工农兵、红卫军、无产者夺权。
1月28日，中央军委电报批评内蒙军区领导违背中央指示，“出动武装部队压制革命派”。王良太说：“电报没有以中央名义发，中央不了解。”“毛主席听了一面之词，不管他!”
　　当天，王良太在军区党委会上说：“中央军委抓了我们典型，说明对我们情况不了解。”这位军区参谋的话，当场得到其它党委成员、副司令员、副政委的支持。
　　下午，王良太指示呼和浩特军分区负责人宋发富迅速和红卫军、工农兵、无产者联系，正式把军队与红卫军拴在一起。无论呼三司造反派红卫兵怎样找军区领导沟通，已无济于事。呼三司在他们头脑中已成为敌人。实际上，内蒙军区任何部门和干部从未对呼三司正式调查过，或要求呼三司向他们提供组成人员政治面貌等材料。我作为呼三司方面领导人之一，是多少年以后，才搞清内蒙军区领导人的政治态度形成之缘由的。
1967年2月1日，内蒙军区党委会研究支持哪一方问题，由萧应棠主持会议。
　　王良太发言说：“我从内心反对呼三司，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反革命的。应该支持红卫军。”“把呼三司砸了，犯错误，杀头，我愿意。”黄厚、张德贵连声附和。王良太进一步提出建议：1，立即把呼三司头头抓一批；2，对河西公司818【注：河西公司，是位于呼和浩特郊区的一家大型的国营公司，负责研制尖端武器，隶属于北京的七机部，其职工干部’大多来自复员转业军人。由于是高度保密企业，基本不与地方来往，因此文革之前，当地人并不知道这个企业的存在。文革开始以后，河西公司一方面要参加北京七机部的文革，同时也要参加呼市当地的文革。或许由于受北京方面影响较大，对全国文革的情况了解更多，该单位绝大多数干部职工，都支持呼三司造反派的观点。818是该公司造反派组织的名称。】采取镇压行动；3，把内蒙公安厅的保守派“红革联”扶植起来掌权；4，对内蒙党委开刀，先把高锦明、权星垣、康修民三人抓起来。他催促萧应棠快下命令，萧感到事情重大，自己难负其责，不肯下令。
　　会后，王良太在自己管辖的司令部，命令下属写传单《坚决打倒呼三司一小撮坏蛋及其幕后操纵者高锦明一伙，戳穿呼三司在1.22、1.25事件上散布的谰言》，直接与群众组织打起了传单战。
　　与此同时，内蒙军区在所属范围内，开展了清洁内部，修理“吃里扒外”的运动，开始镇压对军区有不同意见的领导、干部、战士。调动200多名通讯兵，把军区文工团新成立的“红色造反团”捣毁，砸了他们的油印机、电话机，抢走了材料，并打伤了三人。机关干部及家属中，凡对造反派持同情、支持态度的，一律要检查，甚至隔离关押起来。
　　呼三司等群众组织十分关注内蒙军区大院内的动向，在外面组织各种声援、抗议活动，但却不能对军队本身，有更多的行动和过火行为。
1966年到1967年4月前的内蒙军区个别领导人，无视徐帅的命令，支一派，打一派，执行了一条带枪的资反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