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华、程铁军 伊克昭盟的冷兵器——《内蒙文革风雷》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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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文革研究网

整理者按：本文节选自高树华、程铁军合著《内蒙文革风雷》（明镜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二十七章《伊克昭盟的冷兵器》，【注：……】为原书所附注释。

第二十七章、伊克昭盟的冷兵器

1967年6月下旬，筹备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全区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其它地方比较清楚，处于中西部的伊克昭盟(简称伊盟)的情况基本不明，一时难以决策，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我提议走下去亲自了解，不能坐在会议室里推测，无非辛苦一点，用二十天、一个月，情况就会搞清楚。与会者问我：“既然你提议，你愿意去吗?”“愿意去。”我爽快地应答。

　　一，古老的石头战

　　筹备小组指定两位原内蒙党委熟悉情况的干部，其中有乌兰夫前秘书沃宝田，另由我在师院挑选几名红卫兵，共同组成赴伊盟调查组，开始向沙漠腹地进发。一行人先乘火车到包头，在车站小店住一夜，再转公共汽车到东胜(盟府所在地)。
　　沃宝田用挪揄的口吻讥讽我：“我和自治区任何一个处级干部下来，都是车水马龙地招待。你大小也是革筹会成员，也算是地方大员了，不坐小车，坐火车、公车，住大车店。老实和你说，这地方我刚参加工作时住过。”我说：“这不一样到了吗?”在东胜，我们与当地军区联络，住进伊盟招待所。这个招待所的食谱几乎每日不变：肥羊肉炖土豆和小米饭，我们的人吃得哇哇叫苦。有什么办法呢，逐渐去习惯，以工作为第一位吧。大家分头到各处调查，几天后已知大概。
　　伊盟基本分两派：一是联委，二是鄂尔多斯。联委缩居在伊盟中学内，他们保盟委书记宝彦巴图；鄂派占据着盟委大院，保盟委副书记郝文广。联委指责鄂尔多斯保了乌兰夫的人，而宝彦巴图在前门饭店会议上是反乌兰夫的。他们对鄂派说：“你们在内蒙保乌，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错了。所以你们是保守派，我们是造反派。”
　　鄂尔多斯派反诘：“郝文广尽管是乌兰夫提拔起来的，谁能拿出证据说郝是乌兰夫线上的?二月逆流中，我们支持呼三司，反对内蒙军区。而你们联委和军区站在一起，镇压呼三司，所以你是保守派，我是造反派。”两派谁也不服谁，无法坐到一起。我们撮合了几次，始终不成功。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了解情况，不是解决问题，故而没有强行让他们团结起来。
　　当时的东胜市非常小，只有几条土路。土路两边有一条明沟，明沟外侧竖立着大字报栏，上上下下贴了许多大字报。伊盟的大字报很有特色，多用方言写就，我们抄了一张，上写：“日球怪，联委反乌成了保守派；日球怪，鄂尔多斯保乌成了造反派；日球怪，军区开枪杀韩桐，三大纪律丢脑外；日球怪，天上呼呼响，大块石头往下拽。”【注：“日球怪”，是当地骂人常用的口语，此处表示不理解的感叹词。】
　　最后一句指当时东胜武斗的方式，所用武器酷似曹操官渡之战中对付袁绍的木制发石车，当地人戏称“甩流星”。
　　调查中，我们先与宝彦巴图交谈。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气势有条理。他是伪满洲建国大学的学生，精通日语，知识面广，文革前出任伊盟党委书记。他承认在军区事件上站错了队。他说：“内蒙最大的原则问题是乌兰夫问题，我们始终是反乌兰夫的。我相信，不会把与乌兰夫有密切牵连的人物封为左派。”
　　与郝文广谈话，则是另一番风景。郝农民出身，文化水准较低，讲话吞吞吐吐，许多事讲不清楚。我问他：“联委群众反映你是乌兰夫黑帮，你自己认为，你和乌兰夫有没有联系?”他说：“有啊，没联系人家能提拔我?就这些联系，还有甚联系?”我说：“你能不能说得详细些，有条理些。”“就是这事嘛，还要甚详细!”他梗梗地回答。当问到他对伊盟文革发展怎么看时，他不屑地说：“我咋知道?我又不管球你们的事。”
　　伊盟两派分别据守两个大院，之间相距千八百米。武斗时，冷兵器把石头呼呼地甩到对方院子里，十分危险。制止武斗是我们调查组的核心使命。为此，我们分别到两个大院谈话。那天，我们一进盟委的院门，迎面就见几部石头发射器，黑乎乎竖立在院中。我们正与郝文广谈话，联委甩过来的石头正落在屋顶上，一声炸响，很是吓人，幸好没伤到人，假若落在人身上，肯定会把人当场砸死。与宝彦巴图谈话时，同样尝到了鄂派冷兵器的厉害。我们与两方商量，伤了人谁也负不起责任，斗嘴可以，动手、动石头都不允许。经多方劝说，双方的武斗少多了。
　　伊盟地处边远地带，文化革命极具地方特色。两派除骨干人员缩在各自大院内，一般人员如常上班，准时进入岗位。中午、晚间都按时回家吃饭、休息。据调查，双方并没有类似协议，而是沿袭当地多年的生活习惯。可见，即便文革这样大的事，也难以根本上改变世代相传的习惯，脱离旧有的轨迹。
　　调查时，我们向不少人问过如下的问题，答案极其相似。
　　问：“你们在回家路上如果遇到亲友，属不同观点，双方会怎样?”
　　答：“亲的近的(指血缘)还得打招呼，遇到长辈人，即便是不同观点，也要下自行车问候：要是一般朋友，顶多点个头。”
　　问：“不同观点不影响亲戚朋友的来往吗?”
　　答：“怎么不影响。过去见了亲的、近的什么话都说，现在就捡不甜不淡的话、家族内的话聊。观点的事都避开，一般朋友因观点不同也不亲近了。相反，过去不认识的人，因观点一致，倒是挺亲的。”
　　我们的调查工作进入尾声时，又生枝节，鄂尔多斯观点的人在军分区门口静坐，索要“二月逆流”时整过他们的材料。我们闻讯来到军分区门口，一看大门紧闭，立时感到事情不妙，若这样僵下去会出乱子。我便好言劝说田司令员：“群众要与你田军见面，直接对话，你应该见面，群众又不会吃了你，不见是不对的。
　　伊盟的春天一般多风少雨，这时却偏偏下起了雨，群众照样在外面坐着。田军仍然无动于衷，我生气地说：“这么个大司令员，老资格的军人，看着外面群众挨雨淋，你不心疼?你要这样做的话，我给滕海清司令员打电话，你看怎么办?”
　　他态度也很强硬，说：“你打，我给你挂。”电话很快挂通了，直接接到滕办。秘书陈晓庄接完电话，去请示滕司令员。在电话里，滕海清批评田军怕见群众，让田军按我的意思办。“高树华虽然年轻，他是代表内蒙筹备小组去工作的。”
　　这样，田军才同意马上见群众。他要警卫员找雨衣，我急忙说：“群众淋着，你披雨衣，不是找挨骂吗?”
　　我陪着他在雨中和群众见面。人坐了一天一夜，生理上需要补充东西。军队其它人也觉得司令员做得有些过分，经我示意，他们煮了热面汤，烧了热茶，把群众请进楼。原本也没多大问题，几经说和，喝了热茶，吃了热饭，群众的对立情绪很快缓解。双方最后达成协议，田司令员负责查找这些材料，并全部交给群众；群众也推举出代表，有事由代表找司令员。
　　我们在军分区忙活了两天，当我们离开时，田司令员对我的态度变得非常和蔼，他说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就能解决了，“我以为这事要闹大了，所以硬顶着不见，看他们能怎么样!”我开玩笑说：“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共产党应该是最不怕群众的。”
他说：“你别给我讲道理了，你们还有什么要求。”我趁机说：“伊盟东胜地区的调查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周围几个旗县看看，能不能支持辆车?”他说：“给你们最好的嘎斯69【注：嘎斯69为苏制军用越野吉普车，在内蒙交通不便的草原和沙漠地区，当地驻军普遍配备这种车辆，由于四轮驱动，适合土路行走。】，再派最好的司机，他们很熟悉路。你们最好先去伊金霍洛旗、乌审旗，再去鄂托克旗。从鄂托克旗，经乌拉特前旗到包头，这样快些。”我感谢他的指点，并向军区借了十几个军用水壶。

　　二，解放医生，护卫成陵

　　两天后，我们离开东胜，进入一望无际的茫茫原野。鄂尔多斯高原古老、荒凉，黄沙地上长着一丛丛杂草和灌木，不时可望到远处的羊群和蒙古包。在两位有经验的司机建议下，我们在一处蒙古包前停下来买了些酸乳，再放入东胜街上买的白糖’经汽车颠簸的充分搅拌，喝起来酸甜可口，果然又充饥又解渴。
　　沙漠中，绵延的沙丘像金字塔一样高大，汽车蹒跚地在其间穿梭，有时只能沿沙丘边缘滑行。轮胎不时陷入沙堆，人要下来推车，仿佛在与沙漠进行搏斗。大家高兴极了，叫喊着，欢笑着，从高大的沙堆上往下滑。这时的我们，把满脑子烦恼、浑身的疲惫，甚至把文化革命和斗争大方向，都通通拋洒在茫茫沙原中。
　　伊金霍洛旗好像没发生过文化大革命，除了街道上稀稀落落几张大字报残迹外，什么也看不出来。当地老乡告诉我们，旗医院文化革命搞得激烈，其它地方无非是你这观点，他那观点，谁也搞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问：“你们破过四旧吗?”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四旧。“有红卫兵吗?”“噢，旗里娃娃戴着红袖章。旗医院有，你们到旗医院吧，到那里就都知道了。”于是，我们直奔旗医院调查。
　　旗医院掌权的主任是一位姓刘的女干部，说话霸道，又非常尖刻。我们问她医院是怎么搞文化大革命的，她说抓了一批黑帮，当问她黑帮的标准是什么时，她根本说不清。向她了解完情况后，我们要求与抓起来的人谈话，她坚决拒绝。
　　这一下激怒了我带来的红卫兵：“我们有权找对立面谈话，你为什么这么霸道?”她也很硬，说：“不管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只能了解真理，不能了解谬误。”我们感到非常奇怪，我生气地说：“你想让了解也得了解，不想让了解也得了解。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是经过盟里同意的。你不是认识田司令员吗?我们现在和田司令员通电话。”
　　田司令员得知后很帮忙，把那个蛮横的女人批评了一顿，我们才得以和“黑帮医生”谈话。医生们非常恐慌，不敢说什么，红卫兵气得骂他们窝囊废。当天晚上，我们正睡到半夜，被轻轻的敲门声敲醒，来的是两个医生，其中一个姓杨。他们不让开灯，躲在黑暗中向我们哭诉自己的遭遇。原来，医院文化大革命划线以刘主任为准，拥护她的是左派，反对她的是右派。
　　文革前，刘是新提拔的医院政治部主任，没什么文化’更不懂医术，医生们都看不起她，所以大部分被她打成反革命。我们问：“你们怎么看病呢?”他俩说：“白天监视我们看病，晚上把我们关起来。”原来旗县的文化大革命是这样搞法，真让我们闻所未闻。我们请他们悄悄回去，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根据田司令员的指示，第二天，我们找到县武装部。县武装部部长原是支持这位刘主任的，听完我们的介绍，也觉得旗医院太离谱。我们建议先把医生们放回家，让他们去看病，让他们有自由。“无论谁有道理，应该面对面讲，不应该压制。把人关半年之久，本身就是错误的。”那个女主任坚决反对放人，又哭又闹。我们只好撇开她，强行宣布解除关押医生的命令，宣布他们有回家的自由，有看病的自由，有享受“四大”的自由。
　　我们在伊金霍洛旗工作了一周，旗武装部越来越配合，保证我们走后不再关押这些医生，让他们发表意见。医生经我们鼓励，开始揭发医院的真相，包括过去拥护刘的也反戈一击，好像文革这时才刚刚开始。我们和刘主任谈话，希望她能理解文革，与医生们一起平等地讲述自己的观点，谁也不能压制谁。
　　权力欲很强的人，很难领会平等待人的快乐。这位刘主任始终没理解，很快离开伊旗，到呼市告我们的状。我们的人还没有回到呼和，滕办的秘书便在电话里和我们开玩笑：“告状的人先到了。”滕办向旗武装部了解情况后，认为我们做得对。后来，姓杨的医生不时来看望我，我们一度成为好朋友。
　　伊旗有座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墓。我们到达时，陵墓旁有两匹白马在悠闲地吃草，像两尊神像护卫着庙宇和圣地。管理人员不在，只有一个老汉，颤巍巍地打开大门，让我们进去看看。陵堂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解决医院问题时，有当地人问，成吉思汗陵怎么办，算不算四旧。我说，成吉思汗是个历史人物，不是神鬼，所以陵墓不能算封建迷信。又问：“究竟怎么看待这个人?”我说：“蒙族认为他是英雄，别的民族怎么看，历史学家有定论，我不是历史学家，不能回答你这个问题。”他们又问怎么理解毛主席诗词中“只识弯弓射大雕”这句话，有人说，是主席看不起成吉思汗。
我说：“成吉思汗是军事家，军事家也是伟大的。我的意见陵庙不要动，看上级的正式意见。”伊金霍洛旗人视成吉思汗陵为神庙，颇引以为豪。我作为上级派来的大员，不让动陵庙，很符合当地人的心愿，双方达成了默契。

乌审召——草原大寨

【注：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公社化运动发展到高潮，其标志之一，便是学习山西省昔阳县农民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大队。除了大寨之外，其它地方也培养和树立了一批当地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宝日勒岱所领导的乌审召大队，被称为内蒙古的“草原大寨”。】
　　我们到乌审召公社后，公社干部简单地介绍了公社情况，重点介绍乌审召大队。干部们大部分拥戴草原大寨的创始人宝日勒岱，认为她作风正派，埋头实干，领着乌审召人植树造林，改造沙漠，是名副其实的劳动模范。第二天，宝日勒岱做向导，带我们直奔乌审召大队。一行人穿过几个大沙丘后，真看到了绿色。宝日勒岱说，这就是我们当年种的树，长了好几年了。在烈日和沙丘下，看到绿色，像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大家兴奋异常。真正到达乌审召，天已到了下午。
　　牧民们知道我们来了，都从夏盘营骑马赶到这个村。所谓村，只是一个大庙【注：在内蒙古草原牧区，许多地方以喇嘛黄教的召庙命名，例如乌审召，百灵庙等等。“召”亦称“昭”，为藏传佛教所修建的寺院，除了拜佛颂经，也举办季节性的庆典和庙会。寺庙周围，开始有人定居，渐渐形成村落或乡镇，因此便沿用寺庙名称，为当地的地名。】而已。当时牧民仍过着游牧生活，夏天到四处找牧场，叫夏盘营。收拾完牲口后，晚间聚到这个地方休息。落日的余晖中，不时有三、五人骑在马背上，悠闲地前行：有的则飞马驰骋。在沙漠的映衬下，画面十分动人。
　　当晚，宝日勒岱领着几个妇女，煮大米牛肉干粥，她说没什么好吃的，但粥里加上沙漠里长的野沙葱，份外有味道，我们吃得很香甜。众人围在篝火旁，叫我们谈文化革命。这一情景，似乎不像在搞运动，更像是旅游度假。有几个牧民直率地说，宝日勒岱领着大伙学大寨，是带头人，这没说的。主要意见是，宝工作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
　　有个妇女说，宝有重大问题，要向我们个别反映。她说宝正和一个县里来的电影放映员谈恋爱，当地人叫搞男女关系。我们从公社得知，宝已离婚，前夫就在这个大队。这天夜里，我后半夜醒来，沙漠上日照的热气已散尽，透出些凉意，我不由地走向一个火堆。火堆旁还坐着一个人，和我们同行的翻译交谈得正欢。翻译是内蒙师院蒙语专业学生莫日根，他向我介绍：“这位就是宝日勒岱的前夫。”
　　没料到，这位蒙古汉子一谈起宝，满口夸奖，说宝作风正派，不会有其它问题。我提出电影放映员的事，他说：“那是一个优秀的小伙子，他比我有文化，宝日勒岱爱他是应该的，我还希望他们结婚呢。”我们被少数民族感情的纯朴所震撼。我再次找那个妇女，解释说革命大方向是斗走资派，这种小事不应该与革命问题纠缠在一起，她听后似懂非懂。
　　对宝日勒岱的调查，我们的结论是肯定的，乌审召学大寨的成绩是突出的。
宝日勒岱在1967年成为内蒙革委会委员，不久成为乌审旗革委会副主任兼乌审召公社革委会主任；1969年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后延续为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1969年12月，内蒙军管后，宝日勒岱作为蒙古牧民的优秀代表，被结合为内蒙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常委、副书记，全家随之迁到呼和浩特。八十年代，宝日勒岱担任内蒙古政协常委，享受国家干部退休待遇。

　　四，遥远的鄂托克

　　从乌审召、乌审旗到鄂托克旗行程很远，为了缓解疲劳，司机让我们每个人在漫天的荒野中学习驾驶汽车。天上烈日炎炎，远处的沙丘时而可见到野兔、狼和狐狸。临近鄂托克旗时，还看到了野驴、野骆驼，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鄂托克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围绕伊盟盟委书记田万生是不是走资派的问题展开。
　　田家在当地是大户，革命资格老，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后参加抗日，全家曾遭到国民党烧杀。解放后，田家人在旗里、盟里为官，文革前，家长田万生任盟委主要负责人。
　　当地多数人站在田家一方，连武装部头头也是保守派。而解放后陆续从外地分配来的工作人员，特别是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多数与当地人观点不同，认为田是走资派。鄂托克文化大革命形成当地人一派，外地人一派，但对立情绪不大。人们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并不耽误公务和生产，仅仅在观点、思想、感情上有隔阂。
　　调查组住在旗气象局大院。每天早晨，只见气象局的人忙忙碌碌，把气球放到空中，测量风向和其它气象资料。他们手中还拿着各种仪器，反复测量，与图表认真核对。这些人中有一对年轻夫妻，毕业于北京气象学校，来旗里工作几年了。他们在前一晚曾激烈地向我们反映情况。如今态度平和地工作，与昨晚谈话时判若两人。
　　我惊异文化大革命中，下层人对政治生活的态度如此冷静，相比之下，我们反而狂躁了许多。气球慢慢地向上升起，在草原湛蓝的天空渐渐化作一个白点。夫妻二人测着、数着，一个当地人在旁边记录，合作得很和谐，很难看出他们有什么分歧，有什么对立，这就是鄂托克旗文革的特色。对此，我们不能过多地干预，只能没有结论地离开遥远的鄂托克。
　　晚上，当地人回家了，只留下外地人和我们在一起。他们这些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这里来锻炼的。我问她们苦不苦，他们说时间久了，一切都习惯了。只是春天风太大，冬天太冷，夏天又太干太热，幸好只有少数当地人欺负外地人，多数很和善，所以他们还能待下来。
　　中国辽阔的疆土上，这么多年轻人，为了祖国的事业，离开北京，离开大城市，来到如此遥远、荒凉的地方默默地工作，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