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晋华：倒刘第一步——探讨1963年“吕振羽案件”

yangharrylg

这还是探讨研究文革的文章，比较长，需要发几天。

案子。因为是探讨，帖子比较杂乱，现在整理修改后，首发在此。

我关注这个案子已经有好多年了。但因为资料太少，还是不清楚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来龙去脉。

这还是探讨研究，有一些问题没有真相，没有结论。

吕振羽，50 、60年代历史界的大家，网上有详细介绍，抗战期间曾任刘少奇的秘书。

有资料认为，50、60年代，中国五大历史学家，排名顺序：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不讨论郭沫若的人品等等其它问题。

探讨案子之前，先确定一个时间，毛刘斗争的表面化起于何时？

引用1966年8月5日毛泽东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在大字报中专门确定的“1962年的右倾”，我个人看法，这可以算是一个时间。大字报中没有谈57年的“反右”，当然，深层次的原因应该包括，先不讨论。

1962年1月份首先是七千人大会。针对饿死人等等严重问题，刘少奇在会上借农民之口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1963年1月初的吕振羽案件，研究者不多。前几年与几位研究文革史的人员谈起此案，还有不知道者。2010年在济南时，与同样关心文革的朋友（曾是体制内的研究者）说起此事，他们也是一头雾水。我所知道的，至今有3位知情人谈了这个案件。我个人分析，这3位知情人了解此案的渠道是两个。可是高层体制内的研究人员基本不谈此案。是否有指示不准谈呢？我同意把1963年吕振羽案件定位于毛刘冲突打响第一枪，毛正式开始向刘进攻了，可这是一次败仗，毛选错了目标。可我等体制外的人员实在缺乏资料，所以，我的“同意”完全有可能是个“错案”。《齐鲁三年枭雄王》的文章的第十章“失败的右派翻案”中，谈到滕景禄之死时，说到吕振羽案件。在第9页1楼。



首先爆出此案的是侯外庐，也是一位历史界的大家，时间1980年。

80年代初期，先不谈是否已经开始文革史的研究，但其后对侯外庐的这篇文章，仔细研究者非常少。我是2010年初才找到侯外庐的这篇文章，距离公开发表已经30年了。

文章题目《怀念吕振羽同志》，发表于1980年第4期的《中国史研究》杂志，《人民日报》1981年2月17日转载。现在网上有，是作为“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文章之一。

摘录侯外庐文章部分内容：

“1963年初，振羽在参加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后，突然横遭拘捕。当时我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连一些负责同志也摇头不知。对此，我一直茫然不解。打倒“四人帮”之后，他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真相大白。 振羽同志不愧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构陷刘少奇同志，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振羽投入监狱。振羽同志蒙冤在狱中度过了十几个寒暑的艰难岁月，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但他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对同志有火一般的热情，而对敌人和一切邪恶势力则有旋风般的仇恨。他不怕威逼，不受利诱，绝不向林、江、康、陈这伙权势者们低头。他在狱中大义凛然，经常高喊：“打倒托匪陈伯达！”“打倒法西斯！”“打倒伪造历史的恶魔！”“中国共产党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万岁，不朽！”这些爱憎分明、铿锵有力的口号使狱中的难友为之震惊和感奋。宋人欧阳修说过：“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振羽同志就是我们党内敢于和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势力作殊死斗争的谔谔君子。他这种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为真理和正义而斗争的革命精神，的确是永垂不朽的。 振羽同志是革命老战士，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拓荒者。”

1980年侯外庐的文章中也有套话官话，只谈到此，不讨论。

但侯老的“1963年初，振羽在参加王船山学术讨论会后，突然横遭拘捕。”这句应该不会错。查了“王船山学术讨论会”，是1962年11月长沙召开，11月下旬结束。

文革开始于1966年，即便1966年抓吕振羽，到1975年释放，也就9年“寒暑”。侯老此处提到吕振羽被关“十几个寒暑”。

侯外庐的消息来源于何处？完全有可能是吕振羽或吕的夫人。

第2位就是《呼天辨诬董狐篇》的作者李冰封，这大约有7、8年了，网友可以去查“董狐篇”的文章。作者交代来源于组稿编辑听吕振羽和夫人介绍的。

摘录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历史学家吕振羽是1963年年初就被拘捕的。当时，他是中央高级党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教研室顾问。被拘捕的原因，谁都不知道。公安部门派人通知他的夫人江明，不准对任何人谈到吕振羽的去向，只能说他出差去了。吕被拘捕不久，担任过最高法院院长的谢觉哉来吕家看望吕老，江明也只是不断哭泣，不能说出吕老的去向。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吕被正式逮捕。在吕被捕期中，审讯约八百次，其中有七百多次，都是关于1935年11月开始举行的、历时九个月的国共两党谈判联合抗日事。去南京谈判的共产党代表是周小舟，联络员是吕振羽。开始谈判时，吕尚未入党，在谈判期中才参加了共产党。谈判的指挥，是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当时化名陶尚行。整个谈判期间，吕振羽并不认识且未见过刘少奇，直到1941年他在苏北根据地的华中局党校，才第一次见到这位当年谈判的幕后指挥员刘少奇。”

“七百余次审讯吕振羽的重点，是要他制造伪证，证明刘少奇进行了“配合蒋介石消灭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并说刘少奇等人“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硬说南京谈判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干的。”

侯外庐的文章说的不清楚，没有具体内容，只能分析，1963年抓吕振羽是为了审查刘少奇的问题。“董狐篇”有内容了，还有具体数字：“审讯约八百次”。李冰封没有提侯外庐纪念吕振羽的那篇文章。

侯老与李这两篇文章的信息来源应该是一个，吕振羽及其夫人。

第3个爆吕振羽案件的是陈铁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曾在中纪委第8组，被乌有之乡批为“反毛”的人。

陈在谈“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中的一段：

“1962年，毛泽东有一个手令，要审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定性是在1968年党的会议上，实际张网是从1962年开始。这个手令是我们在瞿秋白专案组时，当时还有刘少奇专案组、谢富治专案组、康生专案组。刘少奇组的负责人亲口和我们组的负责人说，我们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私人档案里查到了这个手令，时间是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

“我再说的1962年以后的事。1963年的一月份，历史学家吕振羽，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历史学教授、历史教研室的主任，原来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校长，后来还是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和范文澜、郭沫若齐名的大历史学家。从南方参加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后回到北京，路过丰台被秘密逮捕。初期是软禁没有行动自由，但是可以看书、写文章、做研究，到文化大革命正式逮捕”

陈的信息来源，与侯和李完全两个渠道。提到抓吕振羽，有毛泽东的亲笔指示。

但是，侯老、李、陈这3人的文章，都只能算“旁证”。一是没有吕振羽的谈话记录，二是陈铁健没见过毛泽东1962年的手令。

所以，这个案子至今仍是神神秘秘，云里雾里。（未完待续）

谢谢各位关注。这是现汇总，现写的帖子，发帖有些慢。

关于吕振羽案件的材料太少，基本就这么多了。侯、李、陈3人的文章只发了很少一部分，原文网上应该能查到。

这里所进行的是“探讨”，好听一点的词汇叫“分析”，也可以说是“瞎议论”。

“分析”也罢，“瞎议论”也罢，总之，“探讨”要靠谱，也就是“分析”要有点依据。

可是，“分析”毕竟不是事实，与“事实”还是有些距离。所以，这篇帖子的开头就说：“有一些问题没有真相，没有结论。”

但总想说点什么。

1962年长沙的王船山讨论会11月26日结束，吕振羽在闭幕式上讲话。我曾看过一份资料，是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被当成替罪羊关押后，批判关锋的。记得上面写着关锋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讨论会结束，吕振羽应邀在长沙讲学。他还到湖南邵阳师专作了一次学术报告，题目《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也面邀吕振羽到武汉大学讲学。但是，吕振羽接到立即返京的通知，吕写信向李达老师表示歉意。车过武昌时，吕在列车上写了一首七绝：

今过武昌未停车，心事拳拳系珞珈。
立雪当年蒙解惑，担簦一帙走天涯。

吕振羽在这首绝句，表达怀念武汉大学，感谢李达老师。

“七绝”里的“立雪”，应该来自典故“程门立雪”。最后一句“担簦一帙”的字面意思，我理解是一个书生拿着雨伞走天涯，走南闯北去谋生。某些媒体也可以套用有着几十年历史的陈旧而时髦的解释：为了解放全世界几分之几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去……

但是，1963年1月6日列车到达丰台车站时，吕振羽在没有罪名的前提下，被秘密扣押，失去自由。这是1963年，不是1966年5月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

吕振羽胞弟吕持平之妻江淑琛是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义女，江淑琛大学毕业后曾留在林森身边工作。

1936年，吕振羽的母亲60岁、父亲58岁寿辰，他与家人商定后，在家乡修建一座凉亭。亭子修好，吕家请林森题写了“留念亭”三字和两副对联：

第一幅对联
上联：留是有年 常怀亲恩耿耿下联：念非一日 勉尽子道殷殷

第二幅对联
歇地获安闲，勿谓此地非佳境凉亭解渴热，能许当途是休征

文革中，这成为吕振羽的罪状，造反派砸碑毁亭。

网上有众多资料提到1963年吕被抓，但绝大部分没有说被抓的原因。

综合侯、李、陈这3份资料。

一、这3份资料不是互相转抄的。侯外庐的文章最早，内容最少，只有一条信息，因为刘少奇的问题，1963年抓了吕振羽。李、陈2篇资料有内容了，关键的信息不一样。我个人认为，这3份资料是互补的。

二、3份资料提供了5条抓吕振羽的信息。1、1963年1月初被抓；2、在天子脚下的北京抓的；3、是公安部门执行的；4、秘密抓捕；5、没有罪名。这里先不谈毛手令一事。分析这5条，就是现在高层不谈吕振羽一案的原因。特别是1、4、5条，也就是：1963年，在没有罪名的前提下，秘密抓捕吕振羽。这与文革中所宣传的，为了防修反修而打倒刘少奇，有点距离了。

专谈21楼所列5条中的第3条，公安部门执行。

现实中国是个官本位的社会。吕振羽不仅有相应的官位，而且还是社会名流，曾给中共主要负责人从事过秘书工作，没有罪名。这一切，决定了抓捕吕振羽，只能是公安部。吕被抓后，开始是软禁，后来住进“京郊监狱”，不说名称，也知道那是秦城。

谢富治，应该清楚吕振羽的案件。

先放下吕振羽，说说谢老转。

都说谢富治转的快，其实他从1963年就应该心中有数了。

以前不明白1966年后谢富治的3件事情。

1、重新审查窃听器事件。该事件发生在7千人大会之前，在毛刘冲突中，毛拿它当砖使，拿下杨尚昆。

1966年彭真布置公安部派人重新审查窃听器事件，谢富治打发徐子荣去的。调查完毕，徐子荣准备向谢富治汇报，谢根本不听。原来不明白谢为什么如此小心谨慎？因为那时彭真可以说排名第7位，此时的陈云虽然挂名中央副主席，已被毛边缘化了。

2、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这个应该都知道，批刘邓时，江青要求陶铸发言，陶拒绝。可谢富治发言批刘邓，其中邓是谢的老首长。当时不明白谢富治此时为什么变得如此大胆？

3、马列共产党案。谢富治何以如此胆大妄为，搞出这么荒唐的案件？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等等都在此案中，又是与苏修联络，还与蒋介石秘密谈判，阴谋搞军事政变。

多年前，就是不明白，面对一些具体问题，谢富治为何有时胆大，有时胆小？谢富治应该是个事先知道底细的人。1963年，他多少就应该有些明白了。

约10年前，我知道吕振羽一案后，也有些明白了。（未完待续）

下面向分析抓捕吕振羽的原因。也算“瞎议论”吧。

前面发的1966年8月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毛泽东给刘少奇列了3条“罪状”，1、50多天里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还有个词汇“何其毒也”。
2、1962年的右倾。3、1964年形“左”而实右。
50多天和1964年都在抓捕吕振羽之后，不谈。只谈1962年的右倾。

1962年的右倾，首先就是1月份的7千人大会。

我个人认为，从遵义会议以后，在党内，毛泽东真正有危机感的是两件事：一是草地事件；二是7千人大会。这里不谈林彪事件。

草地事件中，毛泽东的危机感是张国焘及红四的人多势众，谈到此为止。

主要说7千人大会，毛泽东的危机感来自两方面；

1、重大的失误：按照现在官方已经正式承认的数字，饿死1千万人（在此不讨论其它数字）。国民经济严重倒退，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虽然在宣传上找了许多理由，自然灾害、美帝封锁、苏修捣乱、阶级斗争等等，国内许多人不认同，党内第一位的责任人是谁？

重大失误这条原因非常重要，这是既成事实的失误，实实在在的把柄，完全可以当砖使。实话说，至今仍旧是“砖”。

2、7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借农民之口，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宣传的口径严重不一致。彭真又在会上说了一通：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这期间一些地方实行的包产到户等政策，领袖认为严重违背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等原则，不是社会主义，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倾向等等。

这些事结合起来，领袖产生危机感，毛刘有明显的冲突分歧。

在这种大背景下，1962年9月，毛泽东正式开始反击。这就是9月24日至27日的八届十中全会。引用一段现在官方对此次会议的评价：

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中共中央已于1982年为邓子恢正式平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

这段官方评价中，当然不会使用“反击”这样的词汇。

八届十中会议还有一个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后来，这成为党的大原则，主要路线，指导思想了。文革中，领袖的那段有点类似绕口令的“纲”与“目”的论证，“阶级斗争”成了总纲。

但是，毛刘的矛盾，主要还是局限于经济生产领域中的政策分歧。

毛泽东所要实施的，是马列和苏联的那一套，核心内容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一大二公。我个人认为，这套东西，把政治上的独裁，完全移植套用到经济领域之中了。“经济独裁”的后果在那里明摆着，饿死人，生产流通领域僵化。领袖在世期间，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大陆人最基本的吃饭问题，必须使用粮票。

妨碍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一切政策，领袖统统斥之为“复辟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但在大量饿死人的前提下，这些不能服众。

毛泽东的反击，需要新的突破口。

向敌人投降、妥协，特别是与失败的对手国民党蒋介石有瓜葛，是一个很好的把柄。（未完待续）

先请版主注意，这篇帖子的内容是否敏感？如果认为不妥，可以删去。

或者提出，我可以写的“和谐”点。

不说1949年之前，49年之后，党内有多次重大政策分歧。有些分歧，属于内部不同看法。但是一些矛盾，被人为上升为冲突，划入你死我后的阶级斗争范畴，文化大革命中统一编号排列为第N次路线斗争。

毛刘原本属于同一战壕的。高岗事件中，毛支持刘。反右和批彭德怀，毛刘是同盟军。

同盟军中也不是铁板一块，60年代初期，毛刘对国民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产生分歧。

应该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后的时间段，毛泽东发出“手令”，开始反击。

毛手令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

只能按照现有资料来分析，是否正确，那就不好说了。

1、这个手令是针对刘少奇而来的，陈铁建的文章中已经说了。

2、手令中毛泽东不会提刘少奇的名字，不明底细的负责具体审查的一般公安等等人员，从文字中也不一定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但是，公安部长谢富治应该多少能看出点名堂。这是分析。

3、毛手令要求详细审查某些事件，例如1935年11月开始的国共谈判。估计参与审查的一般公安人员根本不清楚目标是对着刘少奇的，就是在那里具体审查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详细过程，各位领导的指示等等。曾任刘少奇秘书的吕振羽是谈判的参与者，他就倒霉了。审查材料上报到高层，或者到了领袖那里，领袖从材料中查找刘少奇的问题。

4、具体抓什么人，是根据1935年11月的国共谈判这个问题而确定的。以事找人，找到参与者吕振羽头上，正好吕在抗战中是刘少奇的随员。吕被软禁了。

5、这是一次试探性的进攻，寻找突破口的进攻。但是没有找到突破口，毛失败了。

还有个关键问题，1963年1月吕振羽被软禁后，到1966年6月，这3年半，审了什么？

前面已经谈了，我等体制外的人缺乏资料，其中所缺的主要材料，就是这3年多审了什么？不谈67年以后的，那已经很明确了。

从63年1月吕振羽失踪，用不了多长时间，他的朋友同事应该都知道了。很简单，只要2个月吕振羽不上班，不露面，就有人要找了。公安设定了一个低档次的理由：“出差”，“出”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领导答复保密，那肯定就沸沸扬扬了。公安这个“出差”的理由，我个人认为，这就是“秘密逮捕”的证据。连党内高层名流谢觉哉到吕家探望，都莫名其妙。

几年里，侯外庐始终不清楚抓吕振羽的理由，侯老还说，党校的领导也是摇头不知道。中央党校的负责人，相比一般大学的领导，党内的位置要重要。

这也证明，这是经最高层批准，没有罪名的抓捕一位社会名流。也就是1963年开始，党内冲突涉及到严重违反宪法。我认为，这一条，是现在体制内高层研究者回避此案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是我的一个“新观点”。

还得回过头来再讲，1963年1月抓起来到文革前的3年多时间里，到底审的是什么？

侯、李、陈的3篇文章看出，审问的内容，目标是对着刘少奇的。在没有新的证据之前，这就是证据。


从侯、李、陈的文章可以看出两条主要内容：1、手令。2、1963年为刘少奇的问题抓吕振羽。

按照这些，再次简单理顺：1962年7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的手令，1963年1月6日在北京丰台秘密抓捕曾任刘少奇秘书的吕振羽，审查刘少奇1935年年底国共谈判的问题。

根据这些，我把抓捕吕振羽定位于毛刘冲突打响第一枪，毛向刘进攻了。

侯外庐的文章中讲的很明白，什么也没审出来。领袖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

从第一次进攻失败，再看1965年为何要秘密写作“评海瑞”？江青的讲话中说的很清楚：在毛泽东同意的前提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如同地下工作者似地来写这篇文章。

领袖自己的天下，批判不是很最重要的人物吴晗等人，为什么要搞的如此神秘？分析主要原因4条：

1、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标是刘少奇。但是直到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文章后，绝大多数人都不清楚，这是在寻找突破口。2、窃听器事件的影响。
3、彭真不支持。4、还应该有第一次进攻失败的因素在内。（未完待续）

发到这里，这篇帖子可以说结束了。

帖子的内容也许有些言过其实，耸人听闻了。

欢迎批判。

还是那句话，因为缺乏资料，有些问题，没有真相。《齐鲁三年枭雄王》文章的第十章“失败的右派翻案”中（第9页），写到滕景禄之死，讲到吕振羽案件。

原本想写个结尾，但看到网友高原放歌的转帖《阎长贵：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准确》，借阎长贵的文章谈点感想，算这篇帖子的结束语。

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的第一任秘书，这是1967年。江青1968年把他送进了监狱。

《齐鲁三年枭雄王》中所写的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第7页1楼），8月4日毛泽东以“润之”的名字致信江青，给左派发枪的内容，就来自阎长贵的回忆文章。那时30岁的阎长贵是江青唯一的专职秘书。

阎长贵的“搞历史首先要把史实搞准确”这句说的对。

但对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不敢恭维。也就是刘少奇“发言权”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发言权”，不是狭义上的说话权利。而是广义上的在最高领导决策层中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发言权。

这篇关于吕振羽案子的帖子，说到1965年毛泽东同意，江青主持起草“评海瑞”的文章，是在寻找突破口，目标刘少奇。这个目标，毛泽东应该心中有数，但毛绝不可能向张春桥等小人物交底。

1965年底，刘少奇的参与权、发言权已经大打折扣了。

典型事例：1965年12月8日上海拿下罗瑞卿的会议。

谈罗瑞卿问题之前，先说说1965年中共领导的分工。

当时领导人分一线、二线，这应该都知道。刘少奇一线，毛泽东二线。刘少奇在一线主持工作。

但实际也可以说是三线。这里的三线，区别于上面的一、二线。也就是说了算的一把手毛泽东是一线，只管原则性的大事。二线是主持工作的刘少奇。

可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是管“大事”的，中央还有众多国家级的“鸡毛蒜皮”，这里就有了三线，负责处理这些日常“鸡毛蒜皮”工作的人。这个三线，地方是彭真，军队罗瑞卿。

以军委为例说明：一线是一把手军委主席毛泽东。二线原是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林彪有病换上了贺龙。三线就是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罗瑞卿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贺龙不是。

1965年12月决定拿下罗瑞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叶剑英等人到上海开会。12月7日刘少奇到上海后，不清楚有何贵干？刘看到多名副总参谋长、各军兵种负责人到会，估计是军队的事情，于是刘少奇到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处询问开什么会？贺龙也不知道，贺对刘说（大意）：你是常委，我还想问问你到上海开什么会？

此事证明，1965年底，刘少奇的参与权、发言权已经大打折扣了。

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参加了会议。张爱萍的公子张胜（原总参作战部战役局长）写的《从战争中走来》中讲，张爱萍曾亲自跟他说，到上海后不知道开什么会，叶剑英7日找张爱萍讲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说罗“反党”。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可以说做了4条决定：

1、拿下罗瑞卿。
2、贺龙不再主持军委工作，分管军工企业，贺被边缘化。3、叶剑英主持（或是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4、杨成武代总参谋长。

罗瑞卿当时的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总参谋长等等。实际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负责人。

拿下重要人物罗，事先一把手毛泽东居然不向二把手打招呼。

1965年12月，刘还有多少“发言权”？

毛向刘正式进攻前，采取了“清君侧”的行动，清刘少奇的“君侧”。半年中，多位高层实权大员接二连三倒台。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海瑞”文章的同一天，中央正式发出“通知”，拿下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汪东兴任大内总管。这恐怕不仅仅是巧合吧。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上海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被边缘化，拿下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罗瑞卿。

1966年4月16日至24日，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康生等人参加。朱德、林彪、陈云没有参加会议。会议可以说四条1、批判彭真“反党罪行”。
2、通过中央中央的《通知》，开展文化大革命。3、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
4、毛泽东严厉批中宣部。陆定一危险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主持。这只不过是走程序的会议，讨论通过4月杭州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5月16日，通过毛泽东亲自修改了8次的《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成了“彭罗陆扬反党集团”。

此时的刘少奇是否清楚，包围圈已经形成，网是从1962年正式张开的，他已经岌岌可危了。

圈已经画好，就等着他自己往里跳了。（全文完）


http://zhaoshuli.bj01.landswift. ... bd=10&id=105740

reading

去年在科隆开会的时候，我们两人聊了半天这个问题，的确有很多可以深究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