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干部子女学校是封资修贵族学校的翻版 (196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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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干部子女学校是封、资、修贵族学校的翻版

毛主席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都毫无例外地精心培植一种“贵族学校”，使它直接为上层统治者服务，专门培养一批奴役劳动人民的“高级官员”。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把干部子女学枝当成了掌上明珠。他办这种学校打的是“照顾干部福利”的旗号，挂的是“社会主义教育”的招牌，实际上是把封、资、修贵族学校的千毒万害塞进了干部子女学校，把这类学校推向了“和平演变”的深渊。　　
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简单对比一下，就不难看出刘少奇一手扶植的干部子女学校的本质和要害。　　

一、等级森严的收生制度　　
中国早在二千年前就出现了贵族子弟学校，即东汉明帝办的“四姓小侯”学。当时，皇亲国戚“食禄之家”有四大族，子弟很多。汉明帝就特地为这些人开设了这一所学校。到唐朝，这种“贵族学校”大为发展，有六学二馆，学生要依照规定，根据出身等级入学。到清朝，有“宗学”、八旗官学”等贵族学校。凡王、贝勒、贝子、公、将军闲散宗室子弟，才可以进“宗学”。　　
在美国、英国、法国、义大利、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种专为大资产阶级、贵族和高级僧侣办的贵族学校，入学限制极严，收费也非常昂贵。如英国的“公学”，仅学费和膳费就高达400英镑（合人民市5000余元）。　　在我国，党和国家的革命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是普通劳动者。但是，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为了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故意扩大三大差别，把干部子女置于高于工农群众的特殊地位，用种种藉口为干部子女单独开设学校，妄图把干部子女培养成为精神贵族。如“育英小学”，只收司、局长以上和大使、参赞的干部子女；“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收的是将、校级干部子女；“香山慈幼院”收的是“民主人士”、“社会名流”的子女，等等。许多工人、贫下中农愤怒地说：“这样的学校不是给我们办的，我们进不去！”　　
必须指出，我们的大多数的干部是人民的好勤务员，他们之中不少人虽然抱有教育好子女的良好愿望，但没有看清这类学校的实质，懵懵懂懂地让子女入了学，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在堂皇的“照顾福利”的幌子后面，乌云翻滚，正是一幅阴谋变天的大黑旗。　　

二、培养目标　　
满清时代的“宗学”明确规定：贵族子弟在“宗学”里，修学三年以为期，期满及格，分别引见皇帝录用。可见，培养的全是统治人民的官吏。　　
英国“公学”的培养目标，更赤裸裸地宣称培养“社会领袖人物”，“国家和政治的大活动家”。曾经有人统计，英国有百分之八十七的现代将军，百分之八十三的主教，百分之六十九的高级官员，百分之八十四的殖民地总督，百分之八十五的法官，百分之九十五的高官衔外交官和百分之八十八的大使，是从公学毕业的。有一所最著名的“伊登公学”，曾给英国培养了十八个首相，二十二个印度总督及其他“有名人物”。反动头子艾登、麦克米伦就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在英国，凡是能进入著名的公学读书的，就是被看作是“好象检验金银纯度那样，给孩子刻上记号，证明他的品质终生是优越的。”一句话，这些学校是为“血统高贵”的统治者的传宗接代培养接班人。　　
在苏联，凯洛夫宣扬，要培养“有充分价值”的人，这种人“对社会贡献高度有效的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获得个人的满足。”非常清楚，这种人就是特权阶层、修正主义者。　　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公开叫嚷，要学校培养“党委书记、市长、县长”，甚至省里中央的干部。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总头目彭真乾脆说：“要办好干部子女学校，他们都是些龙子龙孙。”一些干部子女学校的走资派也叫嚷：“我们培养的是总理、将军、部长。”“我们的学校不是培养卖酱油醋的。”　
　
三、培养手段　　
“高标准”的师资，优越的物质条件是贵族学校的共同特点。　　
东汉时的“四姓小侯”学设备之完善及教授者的人选，超出寻常大学。唐朝“国子学”的教师本人必须是五品以上的大官。清朝的“宗学”，要由王公亲自督管。　　
英国“公学”的教师，多是贵族大学“牛津”、“剑桥”的荣誉毕业生，而且要有很好的竞技技能。“公学”的物质条件也极优越，如有人形容伊登公学说：“它的都德歌谱式的建筑耸立在温德沙堡垒附近的引人入胜的庭园和游戏场上。”它有许多“新式的教室和设备优良的实验室”，“图书馆是极端的好”。在那里，高年级学生戴高帽、著燕尾服、佩白领带，低年级学生著伊登式短上衣、宽领、高帽。每个学生有一间卧室，每人还从家里带来地毯、沙发，甚至在学校设置自己的会客室。　　
在苏联，有纳西莫夫海军学校，苏沃洛夫军官学校等军队干部子弟学校。根据臭名昭著的二十大会议精神，苏修办了许多寄宿制学校，赫鲁雪夫曾说：“看来可以在风景优美的郊区，在有益健康的树木繁茂的地方著手建造一些寄宿学校。”苏修教育科学“博士”罗斯托夫采娃也来中国吹嘘说：“苏联寄宿制学校在师资条件与物质条件上比普通学校优越，在人员编制上也比较宽裕”，“寄宿制学校的设备要比普通学校好得多。”　　
刘少奇的干部子女学校普遍特点是“三多”：一是“人多”。刘少奇曾亲自对育英小学教师说：于部子女学校人员编制“就是得多”。这类学校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一般是1：5　　1：7。而一般的学校是1：28　　1：35。二是钱多。干部子女学校每年开支达几十万元。如“八一学校”是三十多万元，相当于北京郊区大兴县庞各庄小学每年经费一万二千元的二十五倍，而学校铁工厂和菜园每年几万元的纯利润还不包括在内。国家每年对每个学生的补贴是140一250元，而一般小学是30元。三是“物多”。干部子女学校普遍占地广大，校舍造价昂贵。象“十一”学校，每个学生占20平方米建筑面积，而一般小学只有2　5平方米。校舍优美，建筑华丽、设备完善。连苏联“专家”都惊叹他说：“在我们苏联，海军子弟学校是最优越的，但你们育英学校比我们海军子弟学校优越得多了。”学生在这里，过著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吃饭的时候，教师要在旁边照料；洗脸洗脚有人催；回家返校，有大小汽车接送。资产阶级思想的毒素就是这样无声地腐蚀著我们的年青的一代。　　
总之，刘少奇的干部子女学校是封、资、修贵族学校的翻版，是他阴谋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干部准备和舆论准备的工具。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刘少奇的黄粱美梦彻底破产了，修正主义的干部子女学校也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古今中外沿袭了几千年的贵族学校制度将在我国彻底埋葬，一个崭新的教育制度，即将诞生在中国的大地上！


（砸烂干部子女学校联络站）

（原载《春雷》砸烂干部子女集中制、批判“联动”思潮专刊续编，1967年12月；首都八一学校东方红公社主办）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1000&fpage=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