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华：发生在四十五年前的“周鸿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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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文史》2008年 第5期 | 卫华

发生在45年前的“周鸿庆事件”，原本是一次很偶然的叛逃未遂事件。事件当事人也只是一名中国访日代表团的普通工作人员，然而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后果却导致台湾当局与日本濒于“断交”的边缘。那么这一事件背后的原因究竟何在?

一、事件的主要经过
　　20世纪60年代，由于当时台湾当局与日本尚存在着“外交”关系，因此新中国与日本只停留在民间交往的层面上。作为民间友好往来的一种具体形式，1963年9月6日，应日本油压机械工业协会的邀请，中国油压机械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周鸿庆(原籍山东，时年44岁)即是此次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随团兼作翻译工作。在访问期间，该团曾赴东京、大版、名古屋、福冈、广岛、静冈、神奈川等地进行考察，并定于10月7日离日回国。在代表团预定回国的前一天晚上，日方东道主为考察团成员举行送别酒会。酒酣耳热之后，出席者们开始放松起来，说话也随便了一些，周鸿庆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日本优裕的物质生活非常羡慕的意思。未曾想这些原本属于酒桌上的戏言，却导致了一场轩然大波。
　　酒会结束后，代表团成员回到所居住的东京“巴莱斯”酒店(即：皇宫饭店)，与周鸿庆同住一室的代表团团员严肃地批评了周鸿庆羡慕资产阶级物质生活的思想，并表示回国后要向周鸿庆的上级反映，对其进行组织处理。这番话，使周鸿庆感到不寒而栗，他惟恐回国后因此受到处分。在进行了一番紧张的思想斗争之后，于10月7日凌晨5时许，一个人偷偷地溜出酒店，上了出租车。
原本，周鸿庆要求司机把他送到台湾驻日本“大使馆”，但这里面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了。由于道路不熟，出租车司机误将周送到了位于麻布的台湾驻日“使馆”的旧址，而当时这里已改为日本外务省的一处办事机构。走投无路之际，周鸿庆发现了斜对面的苏联驻日使馆，于是就慌不择路地前去敲门。由于此时时间尚早，苏联使馆还没有开门。情急之下，周鸿庆爬上使馆院墙外面的邮筒，翻墙跳入苏联大使馆内，随即被使馆工作人员拿获并予以扣留。
这一消息很快被日本警方获知，上午10时，东京警视厅麻布警察署的署长亲自前往苏联大使馆，要求引渡周鸿庆，但被苏联大使馆方面拒绝。苏联大使馆一秘马尔科夫解释说：这是因为苏联方面还要向周鸿庆进一步了解事情的全部原委和经过，然后才能办理有关引渡的手续。当周鸿庆提出想去苏联之后，苏联大使馆方面表示很难对其予以协助，并劝说他向日本警方自首，然后再援引日本有关政治避难的法律条款，争取留居日本或去台湾。
　　周鸿庆失踪之后，代表团团长陶亨咸立即向国内做了汇报，并按照指示滞留东京数日力图解决此事。与此同时，由日中友好协会、日苏协会等团体出面，于7日晚，派代表赴苏联驻日使馆，要求将周鸿庆交给陶亨咸带回，但此事经交涉后一时未有结果。据中国国内在事后的报道中称：苏联使馆采取极其蛮横无理的态度，开始否认有此事，后来被迫承认周在使馆内，但又拒绝交人，当即引起日本各界人士和在日爱国华侨的义愤。显然此事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关注，并通过相关渠道对日本政府施加了一定影响。日本政府最后以周鸿庆签证过期，以非法逗留名义发出逮捕令，于是在10月8日凌晨3时左右，也就是说在周鸿庆进入苏联驻日本使馆几乎整整一天之后，苏联大使馆终于将周鸿庆引渡给日本警方。
　　日本警方随即以“不法残留”的罪名将周鸿庆逮捕，关押在麻布警察署进行审讯。当晚，日本警方指控周鸿庆违反了“入境管理法”，将他交由东京地方检察厅起诉。10月9日，东京地方检察厅裁决：对周鸿庆“免于起诉”移送东京出入境管理局收容所关押，等待东京出入境管理局最终裁决周鸿庆的去留问题。
　　台湾方面得知这一消息后，由台湾驻日“使馆”一等秘书吴玉良带领日本律师藤井五一郎，在16日上午，赶到拘留所会见周鸿庆。在会谈中，吴玉良对周展开了政治攻势，希望他作出有意去台湾的声明。当时周鸿庆被台湾方面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表达了希望赴台的意愿，并且委托藤井负责代办相关手续。然而，这天下午受日中贸易促进会委托的小田成光律师也前来会见周鸿庆。周在与小田的会面中称想留在日本，如果不行则可以去台湾，但是决不回大陆。小田提醒周鸿庆，去台湾的直接后果就是从此无法再和国内的家人联系，如果周选择留在日本，他本人愿意提供帮助。于是周鸿庆又改变了主意，并请求小田律师帮助撤回给吴玉良的出国手续委托书以及藤并的辩护人资格。次日，藤井与小田一起会见了周鸿庆，得知其改变主意不去台湾后，藤井律师十分恼火怒骂周是骗子，是中共派来的间谍。
　　18日和21日，入境管理局先后对周进行了两次询问，周鸿庆均称出于对家人安全问题的考虑，因此不能去台湾，如果无法留在日本，希望能去第三国。在其后，小田律师转交给周鸿庆一封信，这是周的妻子所写的亲笔信。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你一直未归，我和孩子每天以泪洗面。我想你大概是因为没有过去的斗争经验才会犯这样的错误，但你要热爱自己的祖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保持坚定的意志，早日回国。”此外，小田还传达了大陆方面的口信。即：“早日回国，不考虑给予处分；如果不回来的话与其去台湾不如留在日本；不会给你的家人施加压力；可以自由地和你的妻子交流；请你考虑自己的艰难处境。”
　　妻子的期盼之情与祖国的郑重承诺深深触动了周鸿庆，于是在22日，周再度与小田成光会面时，终于提出留在日本，并请小田代为办理假释手续。东京华侨总会副会长吴普文在探望周鸿庆之时，也对其进行了说服帮助，表示华侨总会愿提供一切尽可能的帮助，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对此，台湾方面的吴玉良仍旧不肯死心，对周说：所谓你妻子的亲笔信不过是中共的战术而已……此时，周鸿庆早己认清了吴玉良的真实用心，只是把自己当作政治筹码起到为反共做宣传的作用。周当即表示希望远离政治，希望作为华侨与家人在日本生活。
　　10月23日，法务省入管局判定周鸿庆案适用于强制遣返事项的事实，并下达了判定书，这就意味着他将被遣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周鸿庆提出要进行申诉，但就在小田准备起草申诉书的时候，周又最终决定放弃申诉权利。显然这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作出的选择，其一：祖国大陆给予了不予追究的承诺。其二：对妻儿的思念也使他认识到这样继续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判决书已下，即使申诉也未必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周鸿庆作出了返回祖国的决定。25日，吴玉良与藤井五一郎分别要求与周鸿庆进行面谈，但都遭到了周的拒绝。当天下午，吴普文转告了周妻发来的电报内容“闻归国，家人甚喜，望突破一切困难早日归来。”26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遣返地的遣返令正式发布，似乎事情到这里就该告一段落了。
　　然而，事件并未结束。将周鸿庆遣返回祖国大陆的这一判决，激怒了身处台湾的蒋介石。10月29日，他电令驻日“使馆”向日本外务省施加压力，称这一事件为“高度政治事件”，郑重要求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暂缓遣送周回大陆，使其有重新考虑最终去向的机会，再次声明依然欢迎周投奔中华民国的立场，并对其安全与生活保障作出了承诺。10月30日，为了缓和本已因售中国大陆维尼纶设备而陷入低谷的日台关系，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大野伴睦抵达台湾与蒋介石进行协商。蒋通过行政院长陈诚表达了在周鸿庆事件上的态度，陈诚说：“周鸿庆一案，贵国政府处理不当，深使我国政府及人民不满。以往由大陆逃亡自由国家的人士，均未遭到遣返，而贵国政府拟将周送回铁幕，此种措施实有悖人道原则。目前我国朝野对周案极为重视，贵国政府处置稍有差池，可能引起严重后果。”面对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日本政府采取了拖延的策略，即虽然给周发出了强制遣返令，但却不发给其出国许可，导致周鸿庆继续滞留日本无法回国。
　　眼见回国之事一拖再拖，周鸿庆心生绝望。于是自11月1日起，用绝食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显示坚决要求回到祖国的强烈愿望。并声明“不回国毋宁死”。对此华侨团体迅速给以声援，2日上午，东京华侨总会所属的在日华人共60人，打着“释放周氏回国”的条幅来到入管局进行请愿活动。下午，来自横滨地区的华商约80人乘车赶赴周鸿庆被关押地，要求会见并促请当局尽快对周给予释放。次日，东京华侨总会会长甘文芳亲自出面据理力争，认为“周鸿庆自10月20日起已完成自费出国的准备，完全可以归国，所以当局对其继续收容，属于非法拘禁。”上述的声援抗议活动以及周本人的绝食行动对日本政府形成了很大压力。到11月5日，周的身体状况已经严重下降，但他仍旧坚持绝食斗争。为了不至于过分刺激台湾方面，外务省中国课作出了暂且让华侨总会作担保将周鸿庆先保释出去，待事态缓和之后再送其回国的决定。7日，获得假释的周鸿庆被移至日本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治疗休养。周鸿庆在休养中，又先后于12月7日和24日，发表了两次声明，要求日本政府根据法律发给他“出境许可证”，以便尽早回国。与此同时，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始终在为争取周鸿庆回国一事忙碌奔走。据事后人民日报披露：当时有日本共产党、社会党、日中友好协会、日中贸易促进会、东京华侨总会等32个政党及团体组成了周鸿庆事件对策委员会，这些友好人士为事件的最终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党、共产党议员也在国会不断抨击政府在此事件上所采取的对策，例如：社会党议员穗积七郎在12月17日的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对在遣返问题上掌握重要权力的亲台派官员——贺屋兴宣法务相，提出了当面质询。共产党议员岩间正男在同日召开的参议院法务委员会上，也对贺屋提出了相同质疑。
面对来自各方日益加大的压力，日本政府感到此事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2月27日，周鸿庆被移交给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暂住在爱国华侨范世金家中。12月30日，池田首相向法务省下达了采取“必要措施”的指示。在1964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周鸿庆终于得到了“出境许可证”。8天之后，1964年1月9日，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周鸿庆终于得以启程回国。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志贺义雄、社会党国会议员穗积七郎，东京华侨总会派出的代表等多人护送其登机飞往大阪。由于此前台湾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右翼组织放出话来，准备在途中对周鸿庆一行进行袭击。因此，当周鸿庆等人在大阪换乘“玄海丸”号轮船的时候，日本政府派出百余名警察在码头担任警戒任务，并派出军舰一直护送至中国领海。中国海军也派军用舰只前往接应，为“玄海丸”号护航。12日，“玄海丸”号安全抵达大连港，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彭炎、中日友好协会常务理事肖向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络部副部长孙希凡等前往迎接。周鸿庆所属机关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秘书处处长潘任宪和周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也专程从北京赶到大连迎接周回国。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彭炎12日晚在大连宾馆举办宴会，欢迎日中贸易促进协会理事长铃木一雄及随员望月贡一以及“玄海丸”船长上村欧之和全体船员。周鸿庆和妻儿也一同出席了欢迎宴会。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发言人当日对新华社记者说：“尽管周鸿庆犯有错误，但他以爱国精神战胜了蒋帮的诱惑和威胁，毅然决然地进行了绝食斗争，终于胜利地返回祖国怀抱，对此我们是满意的。他在行动中实际上已经改正了错误，对他这种热爱祖国和敢于同敌人进行斗争的行为，我们表示欢迎。原单位已经决定对周鸿庆宽大处理，不咎既往，不仅不给予处分，而且照旧录用并保持原职原薪。”
至此，周鸿庆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但是，此事件造成的影响却远未结束，导致日台关系濒于断交的边缘。

二、台日关系紧张的前因后果
　　早在事态日渐明朗的1963年12月25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后宫虎郎抵达台湾，向台湾方面说明事件的最新进展。26日，台当局“外交部长”沈昌焕对后宫表示，如果周鸿庆被遣返大陆，台当局将对日采取严厉报复措施。1963年12月29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常委会议讨论台日关系。30日，当获知日本首相批准为周鸿庆发放回国出境签证的消息之后，台湾方面随即提出强烈口头抗议，并召回驻日“公使”及“参事”等高级官员。是日，已先期返台的驻日“大使”张厉生奉准辞职，台日关系濒于紧张。
　　1964年1月1日，也就是周鸿庆获得回国签证的当天，台湾岛内的花莲中学发起了：不买日货，不说日本话，不看日文书报，不看日本电影，不看日本马戏，不听日本广播等所谓“七不”的抵制活动。这表明，台日矛盾已由政府层面扩大到了民间层面。在周鸿庆回到祖国两天后，1月14日，台北发生了袭击日本驻台“使馆”的事件，双方矛盾再次升级关系急剧恶化。
　　周鸿庆这个小人物被遣返为何会引起如此强烈反应，从而导致台湾方面为此大动干戈呢?这要从头说起，当时的日本首相是池田勇人(1960年7月19日-1964年11月9日在任)，由于长期主管财政、经济工作，因此，他在治国理念上更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1960年12月，在上任后不足半年，池田即提出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许诺广大国民的收入到1970年将会增加一倍。为此，他广泛开展了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坚持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原则下，加大与新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他的支持下，1962年11月9日，中日两国签署了《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协定》(即《LT贸易备忘录》)。这就使中日关系进入了“半官半民”或“亦官亦民”的新时期，这是自二战结束后从未达到的一个高度，因此有专家称“池田时期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关系的最好时期。”新中国与日本的不断接近，使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如坐针毡，忧心忡忡。
　　1963年8月20日，根据《LT贸易备忘录》的规定，池田批准了日本仓敷株式会社以分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大陆出售成套维尼纶生产设备的协议。该套设备总价2000万美元，首付500万美元，其余1500万美元分五年支付，年息六厘，由于涉及日本进出口银行提供200万美元的融资，因此激起了台湾方面的强烈不满。台方认为进出口银行是日本的国家金融机构，此事已超出民间贸易范围，是对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台湾驻日“大使”张厉生，数次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停止这一行为。国民党元老何应钦等人也斥责日本“见利忘义，不讲道德”。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9月18日，池田在接受美国赫斯特报系总编的采访时说“台湾的反攻大陆政策，没有根据近乎幻想。”这番言论更是使蒋介石异常恼火，两天后，蒋介石召回了台湾驻日本“大使”张厉生，并扬言要与日本断交。就在台日关系面临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周鸿庆事件却又恰恰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所以台湾方面作出前述比较过激的回应，也就并不使人感到十分意外了。因为在蒋介石看来，这是验证日本到底是选择国民政府还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原则性事件，也许透过周鸿庆事件，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终将会被日本所抛弃的结局。

三、尾声
　　在日台关系面临崩溃之际，池田首相不得不请自己年已86岁高龄的恩师——前首相吉田茂出山，前往台湾力图挽回与友邦的关系。吉田茂携带着池田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件赴台，与蒋介石举行了五次会谈。最后导致第二次《吉田书简》的出笼，双方在反共，共同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等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随后，日台关系逐渐恢复正常。
　　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在发展与新中国关系上所存在的两面性。一方面，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愿意与中国大陆开展经贸往来；而另一方面，基于政治上的考量，迫于美国与台湾的压力，不得不与新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此，周鸿庆事件可以说是当时日本政府如何应对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当局双边关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