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比：“红八月”冤魂陈彦荣一家三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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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八月”冤魂陈彦荣一家三代的命运


－－作者：张比

2015年1月6日，我到清华东区看望了分别57年的小学同班同学陈书祥。

1951年到1957年，我们在清华附小同学6年。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101中学，他被保送上了清华附中。1963年高中毕业后，他留校当教师，我则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由于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打听着对方的消息，却始终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我们都非常高兴，谈了许久。如今都年过古稀，执手话当年，不胜唏嘘。陈书祥的名字与“书香”谐音。是他那从农村出来到清华当锅炉工的爷爷为孙子起的名字，希望他读书成才，改变门风，1966年“红八月”时，一些中学红卫兵，打死了陈书祥的父亲陈彦荣和许多无辜者，而后来并未受到追究，还一直佑护着他们成为“革命接班人”。我和陈书祥等劫后余生，幸存至今，对往事不堪回首，但仍然要在回忆中反思，以平民的身份，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历史的记忆。

陈书祥和他家族的故事，曾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由历史学者王友琴做过调查，2014年12月，共识网记者又对他有过访谈。在学者侯宇燕的帮助下，陈书祥写出了回忆录《记住爷爷，记住清华》。这次，我和他交谈，了解了有关他家族的更多事情。我们都和清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父亲1934年入清华读书，至今80年；他祖父则于1917年进清华当工人，快100年了。百年风雨，有过多少平淡如水或惊心动魄的故事……


（老同学难得的聚会。左为张比，右为陈书祥。张从摄影。）

祖父陈仲芳的“书香梦”

陈书祥的祖父陈仲芳，出生于1893年，家境极为贫寒。原籍是河北省大兴县采育镇再城营村。1952年全国行政区划时划为北京市，现在是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镇再城营村。虽说是家中的独子，可没有念过一天书。家中没有土地可种，陈仲芳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外面打工，职业是摇煤球。地点可能是现在的通州区马驹桥一带，或是大兴区青云店、安定一带，离家少则二三十里，多则五六十里，只能在夏种、秋收、春节时期回家，帮人家打短工，换些粮食。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外漂泊了十几年，汗没少出，累没少受，但家中依然是一贫如洗，只有两间半又低又矮的土坯房。无意中听工友们说，北京西郊的清华学堂招锅炉工。于是陈仲芳只身前往清华学堂。这一年是1917年，当时他23岁。

正是凭着年轻力壮、诚实、肯干，不惜力，在清华学堂立住了脚，不久还成为清华学堂的一名正式锅炉工，主要从事烧锅炉、抬煤、水暖安装维修等工作。

同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样，陈仲芳一辈子辛辛苦苦，靠摇煤球、烧锅炉，从牙缝里挤出一点点钱来，用了几乎半辈子的时间，把老家住了几辈子的两间半土坯房翻建成砖房，仍无能力给房顶铺上瓦，只能用白灰加青灰再加麻刀和在一起抹成灰顶房。此外，还购置了十几亩地和一辆有两个木轱辘的农用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攻华北，清华大学被迫迁到云南的昆明，与兄弟院校合办西南联大。陈仲芳离开被敌寇占领的清华园，拒绝给日本人干活，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陈仲芳又应清华大学之邀，再次回清华大学工作，这一干又是九年。


（陈仲芳遗像。）

1955年国家实行退休制度，陈仲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退休人员。至今陈书祥依然保留着由清华大学签发的退休证书。上面写着：“陈仲芳，男，系河北省大兴县人，现年六十一岁，为我校工程科技工，工作已达29年，因年老不宜工作，准其退休养老。特此证明。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这时清华大学的规定就不像民国时期那样有人性了。在民国时期，陈仲芳虽然一度中断了清华大学的工作，但清华大学在抗战胜利复员回到北平后，依然顾念先前的老员工，把他们都重新招回来。而陈仲芳退休后，根据学校当时的政策，却要求退休人员把居住的住房腾退出来。陈仲芳当时住的是清华大学校内的职工宿舍，为清华大学工作了29年却要被扫地出门，因此他非常生气，一开始不肯搬迁，但到了1956年春节，最终还是从清华大学搬出去了。搬家那天，他还当着清华大学房管科的工作人员狠狠地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我搬出去，我的儿子也不在清华大学工作了；又指着陈书祥说了第二句话：将来我的孙子会回来。

这样，他们全家就搬到了离清华大学不远的蓝旗营住下来，租别人的房子，当时的租金特别贵，每月要12块钱，几乎占去了退休金的三分之一。陈仲芳自认为身体很好（其实他患有高血压，高压有时达180-200），又加之家中孙子女多，儿子的工作不稳定，经济压力太大，便又找到白石桥附近的中国气象局，重操旧业烧锅炉。但工作不到一年，就在1956年冬季的一天突发脑血栓，摔倒在工作岗位上。虽然清华大学、国家气象局出面多方救治，生命保住了，但从此患上了半身不遂。开始拄着拐棍还能遛遛，后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1959年阴历正月初三，不幸逝世。三天后安葬在原籍陈家墓地里。

陈仲芳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可是过年一定会在门柜上贴一副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表达了他的美好愿望：做人要诚实，做事要老实，好日子才能过长远。他还时刻盼望着他的子孙，改变命运靠读书，只有脑子里有知识才能兴旺发达。1943年，他的大孙子出生，陈仲芳为孙子起名“书祥”，与“书香”谐音，为的是希望孙辈通过读书，改变家族命运。

父亲陈彦荣不幸成为血腥“红八月”的冤魂

陈书祥的父亲陈彦荣生于1929年，13岁的时候，经人撮合，娶了亲，女方比陈彦荣大4岁。第二年就生下了陈书祥，所以，父亲只比陈书祥大14岁。

陈彦荣只有小学文化水平。1952年，全家迁到了清华大学，陈彦荣也在清华大学做了锅炉工。

陈彦荣父亲退休后，他们全家被迫搬出了清华大学，陈彦荣也从清华大学退出，托人在钢铁学院（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找了一份烧锅炉的临时工作。

1966年，陈彦荣只有37岁。他是一个非常耿直的人，遇事不会转弯子，不会见风使舵和随机应变，只认死理。

1966年8月27日，那一天是周六。陈书祥有些不舒服，在学校的医务室检查了一下身体，所以回家比较晚。等到离家不远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位街坊女邻居在向他挥手，示意他快跑，他隐约看到一群红卫兵围着他家，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感到家里有事情发生，扭头就往学校的方向跑，进南门之后，又围着清华左绕右绕，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晃悠了几个小时。还是对家里的情况不放心，于是，到了晚上九点多，又偷偷地回到家里。这时他才知道父亲和母亲都被红卫兵带走了，家中的弟妹不知道他们把父亲母亲带去了哪里。

第二天上午，母亲回来了。她蓬头垢面，脸上血迹斑班，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后背裸露着，背上伤痕累累，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她带回来噩耗，告诉孩子们父亲昨天晚上被那些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注1））。她被放回来，是要筹集28块钱火葬费，红卫兵威胁她必须在当天下午之前把28块钱火葬费送过去。

陈书祥马上又回到学校，找到一位老师，借了28块钱，赶回家交给母亲，事实上，回到家的时候，红卫兵已经来过了，他们是专门来讨火葬费的。母亲从邻居那里借了28块钱，交给了红卫兵，他们拿着钱就走了。

8月29日，要收尸。陈书祥找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开了一个证明，中午，借了一辆自行车，拿着这个证明去找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一路骑到北大附中的门口，只见北大附中的大门紧闭，附近的街道也几乎没有行人，死一般的寂静，门口有几个人在议论纷纷，说前天晚上这个学校打死了两个人，据说是一男一女，尸体已经被拉走了。

陈书祥没敢进北大附中的门，又折返回来，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父亲的尸体、骨灰至今下落不明，并且，父亲没有留下一张照片，而陈书祥手上，至今还保留那张由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具的证明材料。

据陈书祥母亲说，那天下午来的是北大附中的红卫兵，他们将陈书祥的父亲、母亲一块捆绑起来，在成府路上截了一辆大卡车，将二人扔在大卡车上，先是拉到清华园中学，把人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用军用皮带和塑料绳编成的麻花绳狠狠地抽打，最令人发指的是，到后来，他们干脆连军用皮带都不用了，直接用铁栅栏上的钢筋抽，打了一顿之后，这些红卫兵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又开车把陈彦荣夫妇拉到了北大附中。陈书祥母亲甚至连什么时候被拉走的都不知道，到了北大附中，仍然把他们绑在教室的暖气管道上，又是一顿毒打。因为母亲年龄较大，又是女性，被打得轻一些，而陈彦荣不服气，顶撞了红卫兵，被打得特别狠，直到被打死。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了人世。

北大附中红卫兵为何要闯入工人家庭抓人并打人致死呢？据说是红卫兵听说陈书祥的爷爷当年积攒了数年的工资后在老家买了些土地，土改时在家里的奶奶就被定为“富农”成分。“破四旧”抄家时，街道派出所将这一信息透露给了红卫兵，于是到他家来搜查黄金。陈彦荣不服，以工人的身份与他们争执，被残忍地毒打致死。

当时陈家有八口人，父亲陈彦荣一死，生活顿时就陷入了困境，家里只有陈书祥一个人参加工作，一个月只有37.5元的工资，是没有办法支撑整个家庭的，而弟弟妹妹都还小。清华附中核心组负责人事工作的韩志学老师几次三番地为陈书祥争取困难补助，在学校的会议上据理力争，说：不管他父亲如何，他的子女都要吃饭。最后，清华大学补助了陈家每个月51.5块钱的困难补助，这笔困难补助加上陈书祥的工资，八口人正好是人均11块钱，达到北京当时的最低人均生活标准，这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76年以后，给陈彦荣的最后结论，说是“被林彪、‘四人帮’集团迫害致死”，而那些打死陈彦荣的北大附中红卫兵们，至今为止，都没有一个人到陈家来过，更没有人向陈书祥的母亲和全家表示过任何的歉意，陈书祥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骨灰、遗体落在何处，仿佛从此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孙子陈书祥的艰难选择

陈书祥，1943年6月生。1951年7月被爷爷领进了清华园，同年9月1日上清华附小。1957年7月被保送上清华附中初中。1960年7月又被保送上扩建后的清华附中高中。1963年7月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曾先后做过共青团、少先队辅导员、宿舍管理等工作，还担任过总务处副主任、办公室副主任等学校中层领导职务。担任过年级组长、班主任。1993年通过自学高考获得北京大学、北京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共同颁发的法律专业毕业证书。1996年被清华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为中学高级教师。2002年10月退休之后又被学校返聘两年。至此，他在清华附小学习6年。在清华附中学习6年、工作42年。若从1951年爷爷领进清华园算起，至今在清华园已学习、生活了64年。

陈书祥最初在班上并不起眼，刚从农村来，同其他同学比显得土里土气的，连电灯、汽车都是第一次看见。但随着年级的升高，他表现得越来越懂事，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好。他不但表现好，而且学习也很好，大小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1957年7月被批准不参加升学考试，直接保送清华附中的初中。

到了清华附中，他仍然是一个好学生。就在初二这一年，他是班上第一批加入共青团的。作为班长，几乎就跟一个小班主任似的，什么都要协助老师管，如考勤、纪律、学习、课外活动，甚至家访，做一些同学的思想工作等等。

1960年，清华附中扩建高中，陈书祥又被保送升入高中。一上高中，由于是本校保送生，学校知根知底，就让他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如高604班团支部书记，学校团总支组织委员。那时的学生干部工作的内容不仅多，而且范围很广。当学校有较重大活动时还要跑前跑后。有时还要利用周日或寒暑假对个别同学进行家访。

升入高中，学校非常清楚他家的经济情况，班主任老师秦永志提醒他应该填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很快学校就批准享受乙等助学金，每月8元，并免交学费。

高中毕业前的1963年4、5、6三个月，是他生命旅途中最难熬的日子，思想斗争特别激烈。念大学是盼望已久的理想，现在就要实现了，怎能不珍惜呢？念大学也就实现了爷爷的遗愿，“书香”真的进入陈家，以告慰爷爷在天之灵。但是面对眼前家里的现状，他真的不敢再想什么升学的事儿了。也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最后还是责任担当占了上风，虽不情愿，仍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高考，直接参加了工作。

当时有三个单位抢着要他：中央党校，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清华大学附中。他没有犹豫，就选择了清华附中，于是成了清华附中首届高中毕业生留校工作的第一人。选择留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为了争口气，爷爷退休后被迫搬出清华园，今天他的孙子又回来了；二是留校离家最近，便于照顾这个家。

三代人的命运折射了怎样的历史

从陈书祥的爷爷来清华工作的1917年，到今天已经整整100年了。他在1959年去世时，不会想到，他的儿子陈彦荣会在七年后就惨死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手下；也不会想到，他寄予无限希望的孙子陈书祥经历了那样的恐怖时代，走过了那样曲折的道路。

我从1946年一岁时随在清华大学当职员的父亲来清华，直到1968年清华大学毕业，和清华大学里的教授子弟、职员子弟、工人子弟多有交往。陈书祥，无疑是工人子弟中非常优秀的一位。他不仅天资聪明，学习刻苦，而且十分懂事，要求上进，具有社会工作能力，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不是爷爷和父亲干着重体力劳动却拿着那么低的工资，他完全可以考上大学，实现祖辈的梦想。如果不是父亲被红卫兵残忍地打死，8口人的家庭生活全要靠他一个人微薄的工资，他还有机会深造，展现自己的理想。在清华这个高等学府里，受到文化熏陶又有较好天资的工人子弟，如果在太平年代，本可得到培养，进入精英阶层。我作为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本是非常羡慕他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使他这个工人子弟也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在陈彦荣被抓走的前两天，清华园里也发生了“红色恐怖”的“8·24”事件，抓人打人，抄家批斗……许多领导干部、教授和家属中的所谓老地主、老资本家，被打伤甚至打死的都有。

在这样的形势下，几乎没有人是安全的。连几代工人的陈书祥家也未能幸免。所以陈书祥说：文革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也越来越少，而且还有人在故意不断地篡改、掩盖历史，我们这一代人有责任说出自己的个人经历，还原历史的真相，去完成巴金老先生的遗愿－－建立“文革博物馆”，也希望我们的后人能过上真正有尊严、没有恐惧的生活。

我常常想，一个好的社会，应当是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凭着自己的努力，以及诚实的劳动获得合理的报酬，并有畅通的管道，上升到更高的阶层。陈书祥的祖父，凭借自己的双手，干着烧锅炉的艰苦劳动，攒钱买了点土地，怎么就有罪了？土地被剥夺、瓜分了不说，为何又在十几年后把他的儿子打死？陈书祥的父亲，土改时不到20岁，一直在外做工，一直是工人，凭什么要被抄家，在37岁的盛年被活活打死？死后，因为是临时工，没有一个单位过问他的后事，抚恤他的家属（清华、北大和他工作的钢铁学院都不管）。陈书祥，那么淳朴的工人子弟，清华附中的优秀教师，为什么竟然有如此坎坷的命运？

现在，我周围的有些人还在说，否定毛泽东和阶级斗争观点的都是被整过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后代，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后是翻身做了主人的。我要说，阶级斗争理论就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敌人”的，不少勤劳致富的农民，被划为地主、富农，他们的子弟成了政治贱民；曾经的同盟者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转眼间成了“右派”；毛身边的亲密战友，一个个也成了反革命、叛徒、工贼和野心家。工人、贫下中农和他们的子弟，如果反对了毛的思想理论和“继续革命”的实践，同样也会成为“阶级敌人”。老实巴交的工人家庭如陈书祥一家，因“阶级斗争”的需要，不就遭到飞来横祸了吗？不抛弃这罪恶的理论，不清算那些随意夺取普通人财产和性命的暴行，整个社会就充满了痞气、戾气，你整我，我整你，斗来斗去，只有走向共同毁灭。

如今，文革发生50年了，执政者只是从他们在文革中一度受到过冲击的角度来否定文革，而没有彻底否定造成文革发生的制度原因和社会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幌子下，权贵势力大发其财，并垄断性地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社会阶层的固化更加严重。仅仅凭借个人诚实劳动、努力学习来上升到较高阶层的通道几乎被堵死，陈书祥们后代的读书梦、大学梦更加难以实现。而实现了“血缘资本的代际转移”的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富二代占据着高层社会地位，压榨小民的状况越来越难以改变，这不仅与民主宪政的目标相距甚远，与古代曾经有过的耕读传家、诗书继世的优良传统相比，也是一种历史的退步。

陈书祥和我，都是古稀老人了。我们在清华园长大，经历极其简单，思想非常单纯，本希望读书成材，为国效力，度过平安的一生。哪知道，我们却都有那样惊心动魄、悲欢离合的经历。作为幸存者，我和陈书祥一样，愿意把我们的经历写下来，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知道，曾经有过那样荒唐而残酷的年代，曾经有过那样泯灭人性的施暴者；也曾经有过那样善良无助的弱者，或被草菅人命而死于沟壑，或受尽侮辱，挣扎辗转于社会的最底层。但愿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尽管这样含着眼泪的写作是极其痛苦的，但这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人能够剥夺。

2015年2月初稿，2017年2月修改

注1：对此事有另一说法：当时北大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牛皖平事后对人说过，打死陈彦荣的是清华园中学的红卫兵，当晚曾把陈彦荣拉到北大附中，牛得知后，要求他们把人从北大附中带走。29日牛回学校时也只看到一具女尸，是被北大附中学生打死的。


转自《昨天》89期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