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汝信 曾鸣 读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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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旧世界”的真实写照——读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余汝信 曾鸣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 -1968年分卷（第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以下简称为《“砸烂”》）由卜伟华执笔，多少算是找对了人。理由起码有二：其一，卜本人是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始创者——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员，文革以后受过专业的历史学训练且也是最早从事文革研究的学人。他发表过的文章表明，他对文革前期尤其是北京地区的红卫兵运动不仅了如指掌，同时对自己亲历的这场浩劫也有着深刻的反思；其二，卜是“三年文革”论的服膺者。他认为，“从1966年5月到1969年4月这三年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特殊时期，国内一般称为文革的第一阶段，其实，这三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1966年到1976年的这十年中，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例如：都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始终都是在宣称进行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后七年基本上延续了前三年所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毫无疑问，前三年和后七年也有许多重大的区别。例如：前三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暴发式的，最为混乱、无序，而后七年的运动则基本上是在有序的框架内运行；前三年全国的党政领导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从被砸烂或瘫痪到重建的过程，而后七年党政领导体系始终都比较健全；前三年社会运行的基本形态是群众运动，后七年则基本恢复到文革以前的一切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模式”。（《“砸烂”》后记，页793-794）实际上，本书是基本上完成了客观地反映1966-1968三年间全国文革概貌这一并不轻松的任务的。

一、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
卜伟华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而笔者又深有同感的是——为尊者讳，是大陆文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所谓“尊者”，既主要指毛泽东，又包括大陆党史上的“正面人物”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叶剑英等。卜伟华称：“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有些人虽然也抽象地承认毛泽东应对文革负主要责任，但在论述中常常强调他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常把文革中的许多坏事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有意无意地掩饰了毛泽东的主导作用。例如在文革中的外交问题上，许多著作都把林彪、江青，甚至王、关、戚，当成了文革时期外交上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而毛泽东则成为了纠正极左思潮的人物，这就根本颠倒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周恩来、陶铸、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人在文革的进程中，他们在很多时候也是看不清形势，他们都曾努力紧跟毛泽东，也说过许多错话，干过许多错事，也整过许多好人。对文革造成的民族灾难，他们也应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砸烂”》后记，页794）
对于一位身在大陆且又是“体制内”的学者来说，能有这样突破文革研究领域中为尊者讳的思维定势的深刻认识，确为不易。笔者感觉到，在《“砸烂”》一书中，作者表面上往往“述而不作”，重叙述事件经过而不作或少作评论，惟叙述事件经过的字里行间本身，其实是倾注了作者的立场的，是力求不为尊者讳的。
如关于1965年11月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砸烂”》的作者指出：“在一些比较权威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中，流行着这样一种说法：对于批判《海瑞罢官》，毛泽东开始时不同意，但后来被江青说服了。也就是说，在批判《海瑞罢官》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被动的。这一说法很可怀疑”。在引述了毛1967年2月3日与阿尔巴尼亚卡博、巴卢库谈话后作者又称：“毛的这个讲话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他是在明知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会遭到其他中央领导人反对的情况下批准组织这篇文章的。但他所说的‘开头写我也不知道’的话是不能当真的。江青已经说了，没有毛的允许，她是不敢动手的”。“在点名批吴晗的《海瑞罢官》这件事上，毛泽东是主动的，江青不过是毛的一个‘卒子’”。（《“砸烂”》页11-13）
又如在述及1966年3月批判罗瑞卿的京西宾馆会议时，作者指出，是“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主持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致信毛泽东：“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4月8日已经结束小组会议，工作小组起草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征求了会议各同志的意见，没有采取会议通过的方式。现将这个报告和中央批语草稿送上，请你看看是否可以。我们已在会议上宣布，这个报告须经主席、常委和林彪同志审阅后定稿”。而到了4月24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砸烂”》页36-38）
即使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样的文革受害者，作者通过掌握的相关资料，阐明了文革开始时他们并非是消极的，而是想方设法要把这场运动按毛泽东的要求进行下去。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干部的问题上，刘、邓也是上纲上线的。如作者在叙述1966年5月华北局会议批判乌兰夫以后，写道：“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与乌兰夫谈话，严厉批评了乌兰夫，一是说他搞地方民族主义，二是说他不搞阶级斗争。邓小平说‘老党员乌兰夫变成了牧主、富牧的代表。’”“刘、邓还指责乌兰夫‘玩小名堂，耍手腕，搞两面派，积累那么一大堆问题，相当恶劣了。’”（《“砸烂”》页104）此外，刘少奇1966年5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并批评了陈云在1962年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砸烂”》页93），所有这些，使读者看到了文革初期刘、邓的另一面。

二、不让“坏人”代毛泽东受过
此一命题与前一命题其实是紧密相连的。
官方文革史上的“坏人”，就是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王关戚等等。为此，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为尊者讳”时又指出：“同样，对这一时期的江青、林彪、陈伯达等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夸大，不丑化，力求反映他们的本来面目。例如江青，她遇事易冲动，说起话来口无遮拦，常常信口开河。但细究起来，她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并不都是她个人的行为。毛泽东确实有许多批评、挖苦她的话，但不容否认，江青还是文革时期毛泽东所最信任的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1967年8月4日的两封信就是明证。江青的一些言行，实际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从江青关于文革的种种议论中，从她攻击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的许多话语中，摸到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脉搏。又例如林彪，他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所主要依靠的对象，但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毛泽东并不一致，而且在他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问题上，有些是林彪比毛泽东更正确一些，或者相对来说更有道理一些，例如在起草‘九大’报告问题上，在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砸烂”》后记，页794-795）
如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官方文革史往往根据此标题就把《纪要》定性为林彪与江青勾结的产物。《“砸烂”》的作者则敏锐地批评了此“定论”，称：“在谈到《纪要》时，许多人都称这是林、江勾结的结果，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实际上，当时江青的步入政坛，仅仅是刚开始，林彪虽然近年来声誉日隆，毛泽东‘接班人’的形象呼之欲出，但也还没有正式出山，说是他们勾结的结果，非常勉强。江青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还远未形成自己的势力。无视起决定作用的毛泽东的存在，只提江青、林彪，回避毛泽东，虽然出于一些人维护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但却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因而也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砸烂”》页52）
又如打倒陶铸，官方文革史一般指陈伯达、江青所为。《“砸烂”》的作者则持不同意见，指出：“江青等人未经毛泽东同意，就擅自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身为政治局常委的陶铸，此事令毛泽东大为不快，几次批评了江青、陈伯达。但毛泽东批评的主要是江青等人事先未向他报告，批评的是程序问题而不是实质问题。对陶铸，毛泽东是早就不满意了。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不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陶铸问题，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砸烂”》页365）
官方文革史往往将“揪军内一小撮”的责任归咎于王力、关锋等人，《“砸烂”》则持不同意见，称：“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是‘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简略说法。现有许多论著将这一口号的提出归咎于1967年1月关锋等人所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是很不准确的”。在引述了王力关于此事的回忆后，作者又指出：“王力的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即这个宣传要点‘是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写的’。当时军委常委包括几位老帅在内，军委常委会议一般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主持，而林彪一般是不出席这样的会议的。如果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确实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那显然就不应说成是‘关锋、王力等四人’、‘江青等人’或‘林彪、江青等人’的责任”。“其实，‘揪军内一小撮’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就是要揪党内、军内、政府内和各种文化界的‘一小撮’。这在《五一六通知》中就由毛泽东亲自明确宣布了。所谓‘军内一小撮’，就是‘党内一小撮’的组成部分。只要‘揪党内一小撮’是合理的，那就没有理由说‘揪军内一小撮’有什么问题”。（《“砸烂”》页535-536）
再如有关谁是1967年中全国武斗升级、“武装左派”的始作俑者问题，大陆研究文革的著作大都异口同声地指江青为罪魁祸首。惟《“砸烂”》的作者指出：“7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王力、谢富治、陈再道、钟汉华等人谈话时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从上海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提出了武装左派的问题，二是提出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的，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武装左派。此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说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夺枪问题，并且起草了一个制止夺枪的指示。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毛泽东在信中还说到：另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群众专政，说‘北京过去大体上就是这样做的’。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 “国内许多有关文革的著作中都强调指出：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代表团时公开提倡‘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江青当时在全国的影响力、号召力确实了得，但真正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大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的加剧所起到的巨大影响，现在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还不太为人所知”。（《“砸烂”》页576-577）
以上所举例的数条议论，恰如《“砸烂”》整书的风格，行文简捷，要言不烦。议论在本书中所占篇幅甚少，惟寥寥数语，已直中要害。

三、大胆揭示文革的残酷性
作者在《“砸烂”》后记中论及过往大陆的文革研究存在的问题时，认为其中之一是对文革的残酷性反映得不够。作者称：“文革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权——人的生命权、思想和言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个人财产权，被践踏无遗。社会动荡，人民遭难，人性扭曲，出现了许多罕见的丑恶现象。在广西，出现了大规模的杀害人民群众和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现象。堪称文革中最为丑恶的典型事例。在所谓‘斗争哲学’的指导下，全社会混战一场，冤假错案遍于国中。据我估计，文革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当以百万计”。“我认为文革中这些最黑暗、最丑恶的部分，不应该被掩盖，应该作为深刻的教训留给后人”。（《“砸烂”》后记，页795）
作者认为，对文革的研究应重于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而不要浮于泛泛而谈，对文革中具体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组织，要有认真细緻的具体研究和分析。“如果没有对当时的事件、人物、组织的具体分析，那么一切宏观评论都会成为沙滩上的建筑，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例如讲文革中出现了夺枪事件，但如果不把在这一时期全国各个地区到底出现了多少起夺枪事件，总共夺了多少枪这些数字讲清楚，那么人们是不会对夺枪事件有什么深刻印象的。整个文革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人物、组织汇集而成的历史，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具体事件、人物、组织，这样的历史就成为空洞无物的说教了”。（《“砸烂”》后记，页795）
有鉴于此，虽受全书体例、篇幅所限，《“砸烂”》还是通过不少典型事例揭示了文革的残酷性。如北京市大兴县残杀“四类分子”事件，广西大规模残杀民众并剖腹、挖心肝、吃人肉的典型案例，湖南道县事件，内蒙古深挖“内人党”运动，云南“滇挺”事件等等。至于文革中受迫害的非正常死亡情况和数字，作者也多有披露：“一个云南赵健民特务假案，审查了138万多人，其中立案审查17万多人，打死逼死17269人，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一个‘内人党’的错案就有34万多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被迫害致死”（《“砸烂”》后记，页795）。至于在“破四旧”、“红色恐怖”、夺权、二月镇反、武斗、清队、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运动中非正常死亡情况，作者也一一作了揭露。
本书第九章“波澜再起”中专门有一节述及“广西事件”。作者明确地指出了广西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的决策错误：“1968年夏，广西派性斗争激烈，武斗不止，中央为解决广西问题，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要求各地制止武斗、推动大联合、三结合。但广西问题十分复杂，中央的果断决策过于草率，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七三’布告发布后，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支持‘联指’派武力镇压了‘四二二’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更为严重的是，以后又在广西各地‘刮十二级台风’，向各种所谓‘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造成了数以万计的死亡悲剧”。（《“砸烂”》页706-707）
如1968年7、8月间广西南宁镇压“四二二”的所谓战斗，“据不完全统计，围攻解放路和展览馆的战斗共造成1490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为‘四二二’据点中的人，各县民兵在进攻中被打死60人，参战的解放军被打死26人。被抓获的‘四二二’俘虏9845人，其中有7012名俘虏交各县领回，其中有2324人被打死。攻打解放路时，共烧毁33条街巷，其中烧毁机关、学校、工厂、商店和民房共2820多间，建筑面积达46万平方米，使1万多户、5万多居民无家可归，国家财产损失6000万元以上，群众私人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砸烂”》页718）
如“宾阳县在贯彻执行‘七三’布告中，全县每个公社都成批杀了人。从7月26日至8月6日的十一天里，全县被打死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教师87人，工人27人，集体工75人，农民居民3441人，使176户全家灭绝），占全县在文革中死亡人数总数3951人的93%”。（《“砸烂”》页722）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无数残酷的事实中，最突出的是广西境内发生了多起吃人的野蛮事件。在历史上，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存在着奴隶及战俘被杀吃肉的现象，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精神文明、社会道德的发展，人吃人的野蛮行为早已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地区绝迹。然而，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在广西却发生了数百起这种丧失人性、愚昧无知的人吃人惨剧”。“在广西发生吃人肉、挖人肝等野蛮事件的有武宜县、上思县、灵山县、天等县、贵县、横县、武鸣县、隆安县、都安县、大新县、浦北县、崇左县、容县、钦州县等县。仅在武宜县就有75人的心肝和肌肉先后被野蛮者吃掉。……其中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肉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剖生割的7人。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就有剖腹食肝22例，合浦县石康公社有18例，浦北县北道公社定更大队有19例，钦州县小董茶场有3例”。（《“砸烂”》页724）

四、对史料准确的判读和利用
正如本书作者所论及的，对于文革研究者来说，最大困难在于史料的缺乏。虽然已事隔四十年，大陆对文革档案基本上还是处于未解密、不开放状态。
又正如王年一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及的，卜伟华多年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研究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的部门）做研究工作，可以接触到中共中央的档案。（《“砸烂”》序言，页ⅩⅩⅠⅠ）惟由于党的纪律的严格限制，他在本书中不仅不能使用，甚至不能提及这些档案材料。但是多年的接触、阅读，无疑可以帮助他对史料形成较为正确的认识和较为准确的辨别能力。
由于上述原因，本书使用的，全部只能是公开的出版物。据作者自己所说，“本书的写作，尽量利用国内现有的各种资料，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三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十三册）、《周恩来年谱》、《刘少奇年谱》、各种传记、回忆录等。文革期间各级组织编印了一些资料集，如1966至1968年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文化革命联合接待室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集》共七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到1969年间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共三集。只要下功夫去找，散落在民间的此类材料各地还有不少。至于各群众组织自行编印的形形色色的首长讲话集、中央文件集就更多了。尽管这些资料远非规范、可靠，而且不系统、不全面，但在现有条件下总还算给研究者提供了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室、史志办公室出版了许多有关党史、地方史的资料，如大事记、大事年表、地方志、部门志等，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具体的材料”。（《“砸烂“》页797）
作者也援引了美国和香港等地出版的有关文革的书刊与光盘资料，但他不盲从，不照搬照抄，而是经过细緻的考证和研究来决定取舍。如作者谈及，“2002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了一张汇集文革资料的光盘——《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其中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在文革中的讲话，有文革期间的重要报刊社论文章，有红卫兵、群众运动的重要文献，以及文革时间异端思潮的重要文献等。这张光盘内容丰富，总字数达三千万。这张光盘远非完美。因为信息量太大，而参与光盘制作的人力有限，时间也短，错漏当然不少。我在仔细浏览过这张光盘后，感觉它编排还不够理想，材料有些不实，核对方面的问题较多，有些重要的资料没有收入，收入的资料中存在虚假或伪造的成分。例如其中有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中央支左部队进驻各大军区、省军区的若干指示》（1968年6月10日），经过考证，可以断定是一份伪造的文件，尽管伪造的技巧相当出色，几可乱真。《文库》中第四部分是‘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其中有一件《戚本禹对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代表的讲话》（1966年11月12日），明显应该是戚对首都‘二司’的讲话；另外有一件《关锋、戚本禹对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代表及师生的讲话》，标注的时间居然是‘1966年9月31日’，其编辑之仓促草率可见一斑。但总的来说，还是瑕不掩瑜，其大部分内容是比较可靠、准确的”。（《“砸烂”》页797-798）
据统计，《“砸烂”》全书共有注释1181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作者是力求做到言必有据，基本上做到对每一事件的叙述都说明了资料来源出处，而且这些资料作者都经过自己的查验认为是准确、可靠的（事实上绝大部分也如此，但不排除也有极个别看走眼的）。作者在充分援引这些资料的时候，无意中为其他研究者及后来者提供了不少专题性研究的资料线索。如研究红卫兵运动，目前已经披露的资料有什么，其出处在什么地方；研究武斗已公开出版的书刊有哪些；研究夺权的资料有些什么，如此等等。由于本书的篇幅关系，大部分事件只能述及简略经过，如其他研究者或后来者有意深入为之，本书其实已为他们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探索路向。

五、为本书挑一些刺
以上所说，都是《“砸烂”》一书的长处。惟一部书，不可能十全十美。按照惯例，末了，笔者也不得不为本书挑一些刺，以下数项，不一定对，提出来与作者商榷。
1、《“砸烂”》大体上是以政治事件发生的先后为纵线相连贯成书。以一部国史的全面要求来衡量，《“砸烂”》似乎称之为国家政治史更为恰当。诚然，1966-1968年的中国是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惟剧烈的政治斗争对国家经济、文化、外交、军事诸领域的重大影响，本书并未能分门别类地加以详细的描述及更为深入的探究。同样是作为中国断代史，著名的美国学者R•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编纂的《剑桥中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即有专章论及“中国的经济政策及其贯彻情况”，在谈到文革前期的四年时，作者以数据表明经济混乱的状况“只限于1967、1968和1969年三年。而工业和运输业也只是在1967和1968年才面临巨大的困难。到1969年，很多工业已达到并超过1966年的最高水平。而且，即使在混乱的年度中，工业产量与‘正常的’1965年相比，水平往往也没有下降得很厉害，何况还远远超过1962年萧条时期的数字”。《剑桥中国史》的作者将大跃进时期与文革时期的经济数据作了比较后称：“整个1958-1965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还不到1966-1978年的一半，而在前一时期的投资水平高出后一时期的一倍。简言之，大跃进是一场代价极高的灾难。而文化大革命在其高峰期（1967-1968年）的干扰虽是严重的，但基本上是短暂的，是大多数国家都不时经过的”。“文化大革命最具破坏性的后果，并不是红卫兵年代的无秩序造成的，而是长期追求一个独特的发展战略并由此战略而产生的计划和管理的质量所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页501、507）事实是否如此？如是，原因又何在？我们在《“砸烂”》一书中未能见到相关论述。
2、本书在个别章节的个别事件叙述上仍存在着颇深的因循旧说的痕迹。如笔者所认为表现得最为严重的第一章第三节“批罗瑞卿”中“上海会议”一小节：
① 作者称，“会议开得突然而又神秘。事前，除毛泽东、林彪外，其他的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被扩大进来的与会者，都不知道会议的内容”。（《“砸烂”》页28）作者该论断未免有些绝对化。据会议进行过程的实际情况分析，起码周恩来、叶剑英、萧华、杨成武等人是事先知道会议目的的。
② 作者引用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的“私下”谈话称：“定罗瑞卿总长为反党分子，我实在想不通，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砸烂”》页29）这与王尚荣本人在批罗中的表现并不相符。以后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的王尚荣与杨成武、雷英夫在批罗时期的主要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即为最好的证明。
③ 作者称：“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请求辞去军队内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中共中央很快批准，并向县以上党委通报”。（《“砸烂”》页30）这是作者轻信了罗瑞卿本人回忆的说法，事实上并没有这么一个通报，因为罗的问题在上海会议后仅向部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通报，此其时对部级以下的干部还是严格保密的。
④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这一节中并没有说清楚，上海会议整个是毛泽东领导的，没有毛的首肯和主导，谁动得了罗这么个大人物？
3、本书篇幅浩繁，虽著述严谨，在个别史实上偶有小误，也在所难免。仅举三例：
① 作者称，1966年5-7月间华北局即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了华北局会议，“在前门饭店会议上，天津市委书记、市长胡昭衡和山西省委书记袁振也都受到了批判”。（《“砸烂”》页105）其实袁振在前门饭店期间的情况远比这么简短一句话复杂得多。事实上先是袁振在会议上散发材料揭发批判了山西省委和太原市委的其他负责人，这些负责人作了检讨后反过来对袁又作了反批判。
② 作者在述及山西问题时称，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调刘格平、张日清回京，参加中央学习班，任命谢振华为中共山西省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主持山西工作”。（《“砸烂”》页783）作者所指，当为中发[69]42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关于解决山西问题具体措施的报告》，但该文件并未任命谢为核心小组组长和省革委会主任。周恩来在同年7月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谢振华“主持省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的工作”。谢直至1971年4月山西新省委成立前，一直是核心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和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4月，方被任命为省革委会主任。
③ 本书页484内称“山西人委参事室主任王学南”，姓名、职务均误。应为王定南，山西省人委参事室副主任。
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