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回忆——聂元梓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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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回忆——聂元梓访谈录

邢小群

时间：2003年4月12日

采访人：丁东、邢小群

两年前，我们看到了《聂元梓回忆录》手稿。当然，这本书能发表出来是很困难的。对这本书的一些想法，我们与聂元梓有一些交谈。（以下：采访者为“问”，聂元梓为“聂”）

问：聂老师，我们看了您的《聂元梓回忆录》后，对您的生活经历和政治经历有了一些了解，从中也知道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但感到有些地方还是比较粗。比如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会在中共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这个会上毛泽东抛出了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宣布有一个刘邓司令部存在，使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的意图真正揭开。从文化革命史角度看，这也是一次重要的转折性会议。外届只知大要，不知详情。您算是见证人，但讲的还是有些简单。比如，您说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你们北大三个教师代表，接见前前后后的情况：谁通知您的，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什么厅举行，毛泽东在哪儿接见的你们，您当时的感受和认识怎样？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怎么开法？您在哪个组讨论，有没有作发言？您说得都比较简单。

聂：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记不得是谁通知的我。是汪东兴？记不清了。

问：八届十一中全会您是否自始自终都参加了？

聂：除了预备会，自始自终都参加了。

问：八届十一中全会是8月1号到8号召开的。炮打司令部是当中宣布的？[font=]

聂：是的。毛主席是先接见了我们，后宣读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接见那天可能是8月2号吧，毛主席要接见我、杨克明和张恩慈。通知我的时候，我坐在会场偏后面的左边。有人来对我说，毛主席要接见你们。就把我们领到会议厅旁边的另一个厅。

问：谁领你们去的呢？

聂：不认识。当时毛主席、康生、曹轶欧早已在座。

毛主席首先问：你是聂元梓吧？

我说：是。

主席问：你是哪里人？

我说：是河南人。

主席问：你过去在哪里上的学？

我说：在开封的北仓女中。

主席又问了问了杨克明，没有问张恩慈。然后，就讲了一段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主席还具体讲了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他接着说，北大应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学校应该有一个这样组织。你回去，可以把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先成立一个筹备组织，再进行民主选举。他是不是说用巴黎公社的方式选举，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后来，我们是用巴黎公社的方式选举而成立的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当时，没有让做笔记。回来后，我让杨克明回忆补记一下。后来形势很乱，我就没有问杨克明写了没有。

问：康生讲话了没有？

聂：康生讲了，曹轶欧没有讲。

问：康生说了什么？

聂：他谈了谈我们的大字报贴出后北大的情况和国内的一些不同反映。

问：这次接见谈话过程大约有多长时间？

聂：半个多钟头。接着我们又回到会场去开会。这天的会议这时还没有开始。

问：也就是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会期间的一次接见？

聂：是的。好像是第二天的会。

问：整个会您都参加了？

聂：都参加了。

问：住在京西宾馆吗？

聂：不。我住在学校。每天去开会。学校的车子接送。

问：参加会的时候就说是特邀代表吗？

聂：会议公布名单的时候，说还有特约代表，是高校的师生。通知我们的时候就没有说我是特约代表。

问：除了北大你们三人，别的学校还有人参加吗？

聂：没有。北大就是我们三人。也没有别的学校的人参加。

问：彭小蒙列席了没有？

聂：我不知道她列席了没有，在会场上也没有见到她。但会后王任重请彭小蒙和我到他那里（钓鱼台）住几天谈工作时，我们俩是在一块被接走的。

问：您与毛泽东直接谈话几次？

聂：两次。

问：毛泽东七.二八召见（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算其中一次吗？

聂：不算。 第一次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中间，刚才说了。第二次是一九六六年十一的晚上，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

问：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的见闻，您讲得还太少。只是有关江青那一段还说得多些。

聂：因为江青单独接见了我一个，印象深一些。在会场上，大家精神非常集中，情绪也非常紧张。我也不知道他们上层之间是什么关系，也不会特别注意谁，不注意谁。我是分在华北的北京组。会议上的发言，大家都是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都是这样表态的。

问：刘少奇、邓小平也表态了吗？

聂：都表了态。都说拥护。就在这次会之前的小组会上，江青见到我，直接了当地对我说：“我请你吃饭。开完会，我接你走。”没有讲到哪里去。

问：就在毛念大字报之前的小组会上？

聂：是的。在主席念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前一天。吃饭时她告诉我会有新的情况，明天你就知道了。但是她没有讲主席有一张大字报。第二天一听，主席念了他自己的大字报。才知道，重要的情况就是指这件事。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主席念他的大字报时的样子。

问：是毛泽东自己念的？

聂：是啊！他坐在主席台中间，拿着一张纸就那么念。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聂元梓她们那张大字报出来后，他及时肯定，已经五十天了，没有人来响应，冷冷清清。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打成反革命，压制革命群众不能起来。当时我理解是各个省市领导没有跟上。主席觉得大家没有积极起来响应他的号召，他意见很大。另一个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了刘邓司令部。我不能理解怎么还有一个黑司令部。不知道党内政治状况是怎么一回事。

问：您当时也很吃惊吧？

聂：当然吃惊。觉得刘少奇就是毛主席的副手嘛，怎么会有一个刘邓司令部？但是也有些预感。因为前一天，江青不是请我吃饭了吗？饭桌上，她已经点了刘少奇。说了很多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坏话。什么出国刘带王光美啦，王光美怎么出风头啦。说刘少奇怎么安窃听器，监视他们啦，使她和主席在家里连话都不能谈了。还讲了彭真怎么对她不好。还讲到我们写的大字报是她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给我们送到毛主席手里。讲得活灵活现。说他们限制她活动，追踪她，江青讲了很多很多。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问：当时毛泽东念炮打部的大字报时，您能不能马上就听出是指的谁？

聂：能听出来。但说到邓小平时，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问：按说，他没有点名，中央委员们不一定都能感觉出来，尤其没有点邓小平的名。刘少奇邓小平都在座吗？

聂：都在座。主席旁边就坐着周恩来、刘少奇。

问：林彪没有参加这次会。根据有关文献记录说，他是六号才被从大连叫了回来。大字报这件事显然毛泽东事先是设计好了。刘少奇、邓小平当时是什么表情？

聂：邓小平在哪坐着我都不知道。不光是刘少奇感到紧张，大家都非常紧张。出来一个黑司令部，这还了得！我是因为江青打了招呼，她说毛主席有重要问题要讲，明天你就知道了。心理还有点准备。他们可能一点准备都没有。

问：在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您考虑到没有，打倒的目标是要从彭真开始往上追？

聂：没有考虑到从彭真往上追，只想到要搞各个省市吧。“五一六”通知不是说了吗：像彭真这样的人在各、省、市，党、政、军都有，是一批修正主义分子。所以，我理解，彭真的问题搞清楚了，现在是要搞各省市党政军的人了。我心想，党内的政治状况怎么如此糟糕，严重到如此地步。

问：“五一六”通知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时，您没有想到是彭真以上的人？

聂：没有想到。

问：毛泽东念大字报前没有说点什么？

聂：说了，但我记不清楚了。

问：念完了大字报，谁讲了话？

聂：记不清楚了。

问：普通人记不住，上层的人还能记起吧？

聂：记不清楚了。

问：谁主持会议呢？

聂：周恩来。

问：主席念大字报时，你觉得周恩来知道吗？他觉得突然吗？

聂：我觉得，周恩来知道。康生知道。江青知道。

问：因为当时林彪在大连。林彪的特点是一开会就请假，他没有来。毛泽东要让他顶替刘少奇，才把他叫回来的。高文谦的书中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是同周恩来达成了默契的。过去很多人写回忆录，总说老干部在文化革命中怎么抵制。其实开始那些老帅、副总理们都很想紧跟的。

聂：是的，我接触几个大区的书记如李井泉，我当时感到他很愿意紧跟毛主席。有谁敢不拥护？反正我没听到谁发言站起来反对的。心里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问：您在华北北京组讨论，您感到他们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吗？

聂：反正整个会议，我感到大家都非常紧张。都是积极拥护，积极要参加文化大革命。不管 是各省市领导，还是北京市参加小组讨论的人，没有不同意见。

问：当时华北北京组，有多少人？

聂：也就是十几个人，顶多二十来个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省市一把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景泉。主席发表了自己的大字报后，就让他们到各个大学参观学习。我记得李景泉他们好几个中央委员，各省的头，大区的书记，都到北大去了。参观学习很认真，恭恭敬敬地和学生谈话、问情况。

问：毛泽东把您的大字报抬得很高，这些中央委员与您有单独的接触吗？

聂：有。不少。都表示：向你学习啊，这类恭维的话。

问：都有些谁们？

聂：记不清楚了。后来我接触多的是陶铸、王任重、陈毅、杨成武。

问：您感到杨成武这个人怎么样？

聂：谈事情比较多，但没有深交。后来江青有说法了。我有事找他，他说：算了，算了，咱们俩别接触了，人家正抓我是你的后台呢！

问：您也是延安老干部了，他们那些中央委员，虽然地位比您高，但过去总认识吧？

聂：不认识。我在抗战时的直接领导，都牺牲了。文革期间，总觉得慌慌乱乱的，跟不上，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

问：文化革命要搞什么，怎么搞，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选成接班人，有没有讨论？

聂：有讨论啊！但都是一致的意见：拥护。

问：但是谁先提出的林彪？讨论有怎么一个过程？
聂：不知道怎么就提出来了。这个事先可能都有安排，我不知道。也没有看到什么人站出来提议。

问：会议讨论，您都在场吗？

聂：我都在场，就表决时不在。

问：讨论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林彪要上了？

聂：是的。这些情况，当时也没有特别注意。我对领袖虽然忠诚，但不至于崇拜得一言一行都要观察记录。

问：您是搞行政工作的，不是搞历史的，没有历史意识。有历史意识的人，他会感到什么事情从历史角度看比较重要。比如，刘少奇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是怎么上台的。这次会的见闻就显得很重要了。

聂：是的。我过去是基层干部，对这些情况感觉不到。

问：开过会以后上面布置您将怎么干了吗？

聂：王任重本来就与我谈得比较多。他说，会后你到我那里去，我和你研究一下北大的运动怎么搞。他还派了一个工作组，不公开，秘密的。叫刘道玉同志专门与我联系。

问：是不是后来当了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八十年代他是教育部的一个司长，后来去当了武汉大学校长。当时武汉大学搞教育改革，他搞得很有成绩。

聂：我不知道。可能是吧，我很想找到他，回忆一些过去的情况。

问：他现在也就六十岁左右。

聂：他当时很年轻，20多岁吧。

问：可能是一个人。因为这个人后来也很出名。

聂：后来，我有什么事都找王任重。他也找我。虽然江青一再和我说，让我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找她、找李纳。但我不想与她直接打交道。一来，我对她有看法，觉得她不过是个演员出身，没有做过领导工作，对她不信任；二来，她是主席夫人，我是小干部，我要说错了什么，她直接告到毛主席那里，我可受不了。我接近王任重，是因为主席曾经表扬过他，说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最年青的，很有才能。再说王任重也是中央文革副主任，也是我的领导。江青后来见到我问：“你为什么老找王任重？”我说：“他说他是中央文革副组长，分管大学工作。”江青说：“他不是，他自己瞎说。”江青给我不好的印象是她到北大讲话。那时还是运动初期，她又是中央文革领导，她大讲她们家的事，还婆婆妈妈的，让群众批斗邵华（她儿媳妇），群众很反感，她讲得让我们很着急。

问：那时是你主持的会议吗？

聂：不是。我不过是普通的干部。

问：但你的大字报不是产生了很大影响了吗？

聂：当时还没有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我整天躲在哲学系办公室不出来。那时所谓取经、采访的人很多。我不愿意让人采访、询问。没有什么可讲的。毛主席不是说很清楚了吗？我不爱到处讲话，后来整我时，就没有从我的讲话中发现什么问题。同时，我对文化革命怎么搞，也弄不明白。我的理解是让群众把问题揭发出来后，有一个阶段是整理群众的大字报，看到底哪些意见是对的，哪些意见是不对的，哪些意见可以采用，以便今后改进工作。后来，这个总结没有啦，一下子变成了夺权啦。

问：成立了校文革，您就到学校办公了吧。

聂：是的。在学校有一间办公室了。

问：谈谈您和毛泽东另一次见面吧。

聂：一九六六年“十一”国庆节的晚上，我在天安门城楼西边看焰火。烟火会还没有开始时，毛主席在人陪同下，在城楼上走来走去。看到我时说：“聂元梓，你来了啦？怎么样啦，你们好不好啊？”又问：“谭厚兰来了吗？”我说：“来了。不知她到那里去了。”随后，又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有人就给我和毛主席两人照了一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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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张照片，曾经在报上发表过。

聂：在北大校园里贴过，但我也没有找来保存。

问：当时是特意安排的，还是毛泽东走过来碰上的？

聂：不是有意安排的，是碰上的。

问：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您上天安门城楼几次？

聂：我上了一次。还讲了一次话。陈伯达拉我去讲的。

问：有稿子吗？

聂：没有。只讲了几句。

问：这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中的一次吗？第几次？

聂：是的。但记不得第几次了。但这次是上的天安门正楼。其它几次我都是在观礼台上。

我在天安门正楼上看到毛主席休息的地方，印象很深。正楼后面有一个大厅，大厅两侧有房间，其中有一处是毛主席休息的地方。大厅里还有一个角上，有几张沙发，毛泽东经常在开会之前，坐在沙发里。没有人敢过去到他身边说什么。除非汪东兴、傅崇壁过去。毛总是自己坐在那里。只有总理进进出出的，常有人追随着他问些问题等等。正式开会了，毛主席才出来。

问：那时你看毛泽东身体、精神状态怎么样？

聂：红光满面的。是那种太阳晒过的健康的颜色。精神也好，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不像林彪似的是捂成的惨白色。

问：林彪和您说过话吗？

聂：没有说过话，点过头。林彪这个人，很有心眼，基本不开口。我见到过他的所有场合，除了拿稿子正式讲话，我没有看到过他和谁讲过话。只是点点头。

问：不主动说话。

聂：被动也不说话。

问：您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吗？

聂：接触多次啦。我觉得周恩来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周也有不少缺点。我感到他很会处事，很忠于毛泽东。不论大事小事，他都是以毛泽东的意见是从。关心、关怀毛泽东，真心实意地体贴、深入到毛泽东的内心，真正懂得毛泽东需要什么，要干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全知道。 毛泽东喜欢什么，他一定能做到什么。所以他做出的事情都是毛泽东赞同的。他不管客观情况怎么样。

我对他有两点与别人不同的看法。一是，他也说瞎话。对于周恩来，我感觉文化革命期间所有被揪斗、被关押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保护还是真正要关押的，他都签字。那时枪毙了一些青年，我没有根据，但我相信也是他签的字。

问：包括遇罗克吗？

聂：当然包括。我还亲手办了一次。有一次，康生要我抓杨勋。杨勋是杨柄章的姐姐。指示我们让群众扭送杨勋到公安部。开始康生指示，我照办了。后来康生又通知让我到他那里去，问我：“指示你抓杨勋，你怎么没办呢？”我说我已经让学生将她扭送到公安部了。他说：“是吗？”我说：“是啊！”他说：“那总理来电话说没有送去。”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谢富治核实。谢富治说“人送来了，在押了。”然后他当着我的又面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已经办了，我也问了谢富治了，在押了。”我才知道这事是周恩来让办的。

问：到底为什么要抓杨勋？

聂：我先是不知道。后来听说是，杨勋有一次同杨柄章去见江青，当面顶撞了江青。周恩来完全是唯江青意图是从。

问：您和周恩来单独接触有几次？

聂：两三次吧。都是我向他请示一些事。

一次是，各省市都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北大成立不成立？我曾向他请示，能否成立北大革命委员会，他说：北大是学校，还是不成立革命委员会，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吧。当时是1967年的“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

还有一次是1966年11 月的一次宴会桌上。还有一次是“九大”期间，他和江青找我谈话。让我介绍我的情况。当时要选中央后补委员，是一次资格审查性质的谈话。

问：当时您知道自己要选为中央后补委员了吗？

聂：不知道。

再来说周恩来。周对毛泽东是毕恭毕敬的。我们也很崇拜毛泽东。但你是国家的大总理，毛泽东从沙发起来，他赶紧去搀扶。有这个必要吗？不是有下面的人吗？你超过你的身份了嘛。毛泽东看什么图，周恩来跪在地上给毛泽东讲解。说明他还有奴才的本质。

周恩来还有一个特点，反对过他的，他表扬；拥护过他的，遇到危难的事情，他从来不保护。北大一直在保他，他从来没有为北大说过话。北大的错误也有他的份，是他指示北大抓叛徒。“除隐患”战斗队是我和孙逢一搞的。我们认为“王、关、戚是文化革命的隐患”，我们是反王、关、戚的。抓叛徒是战斗队请示了周恩来的。

我后来对他是有看法的。这都是我自己的体会。1968年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批斗杨、余、傅。周恩来讲了江青很多好话。后来我在小报上看到，他在3月24日的会上，把江青说得更好。说她是三十年代同鲁迅一样的战士。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啦，等等。他当时为什么吹捧江青？因为那天毛泽东就在幕后坐着呢！

我就从来没有讲过这是江青同志的指示，我们一定很好地执行。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向江青同志致敬。”

问：我们再谈谈“九大”吧。

聂：“九大”最初没有选我当代表。我知道这是当时中央文革所有人的想法。我被工、军宣队打成“五一六”分子正在隔离审查。在北京市革委会选 “九大”代表时，各种限制把我卡住了，让我既当不了红卫兵代表，也当不了干部代表。当时北京市革委会核心组成员丁国玉要把名额让给我。我当然不接受了。选举结束后，谢富治拿着“九大”当选代表名单给总理看。总理说：“怎么没有聂元梓？”因周围有人，谢富治用脚踢了周总理一下。总理说：“还是得有聂元梓。”新北大公社一位教师，她的爱人当时就在现场，看到了这种情景，后来传到我耳朵里。我又选为代表去开会了。因为“九大”是文革的所谓胜利的大会，不是说我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巴黎公社的宣言吗？如果不让我做代表，肯定会有人质问的，哪能说我正被隔离审查、正在被批斗呢？

正式会议前，总理和江青找我谈了一次话。我前面说到了。我去开会时，预备会已经开完了。会议中间的小组会上还批判了我。

问：是集中住宿吧？

聂：集中住。让我开“九大”，就是利用。对我还没有利用完呢。

问：当时代表们开小组会是以省为单位还是以大区为单位？

聂：以大区为单位。

问：九大代表批判您什么呢？

聂：他们找了几个跟得紧的人批的我。批我搞武斗。说我是老保。江青、谢富治他们是想抓我的毛病，但抓不住。我什么也不说。又恨我不跟他们。我曾经提出，北大提北大的政治口号，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中央文革提出反右不反左。我们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当前就是反左。康生在外交部讲话后，我在新北大公社召开过一个由各系头头、各战斗队头头参加的一个会议，就是这么说的。“九大”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人家还没有利用完我。没有想到给了中央后补委员。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安排，只是候补中委的名义。回来继续隔离审查，批斗劳改。

问：没有任何变化？

聂：反而整我更上劲儿了，罪名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五.一六”骨干分子，反王、关、戚。后来没有王、关、戚了，就是反王、关、戚的势力。“王、关、戚”的提法是我们北大提出来。王力的书，基本上不错。提供了上层的一些史料。特别是关于判我“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判我十七年徒刑的主要根据，说是王力揭发证明的。但从预审到开庭都没有宣布王力揭发我的证词内容是什么，后经北京劳改局某局长代我转信问北京中级法院，也未能问出王力证词的内容。现在王力遗书已公布，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聂元梓的事是我经手办的，我比较清楚。那时我兼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十一月中旬，有一天，江青突然到我那里，说得到可靠情报，有人要绑架聂元梓，而且时间就在今天夜里。她说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的意思要立刻找到聂元梓，在中央文革小组把她保护起来。江青给我这个任务，我马上请王广宇要他立即找到聂元梓。他说找不到，我叫他开个车到处找，一定要找到。王广宇很晚才找到聂元梓，安排她住在快报组（花园村）”“毛主席对文化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的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说毛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后来，江青又转达毛主席批示，李纳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和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的群众组织的名义到上海。”但判决书硬说，王力证实是江青授意我去上海串联的。

其次，王力还证实说：“现在历史学家、纪实文学家说（判决书也是这样写的）聂元梓和张春桥在上海秘密见面，搞什么阴谋，聂元梓在上海的行动是张春桥策划的，他俩怎么说，作者都听到了。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张春桥对聂元梓非常反感，张春桥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聂元梓为什么打着中央文革的旗号？为什么不同我商量？我讲了毛主席指示的几条，我没有交代她有事去问张春桥------”。“现在有人说聂元梓同张春桥秘密会见，张春桥向聂元梓交代战略，要从常溪萍问题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要到常溪萍老窝华东师大去放火，说聂元梓必须见王洪文，只有依靠工总司才能在上海打胜仗，这些话是虚构的”。“因为常溪平是张春桥的部下，张是文教书记，从常溪平问题轰开缺口就是从他那个系统轰开缺口，这不合情理”。（以上摘自《王力反思录》758页___762页）

但王力有些没有说实话。他光写他在和上层发生关系时，哪些他应该负什么责任；但他没有说他在中央文革和接触下面时，他干了什么事。这些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他没有讲。高校的分裂就是他们搞的。武斗，就是因为有中央文革插手，谢富治、林彪插手搞的。1967年为什么我不愿意再跟着中央文革跑了？就是从夺权开始的。什么权他们都要夺，而后就安排他们自己的人。比如，到高教部夺权，是周恩来让我去的，他让我们按系统夺权。北大已经军训了，是解放军领着学生去夺的权。形式上是让学生夺权，实际上中央文革已经安排好了，安排高教部一个叫卢正义的干部去掌握高教部的大权。当时有学生调查出来的材料证明卢正义是叛徒。我们就支持学生的意见。但卢正义正是王力他们出面安排的。他们支持北师大的谭厚兰、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学生领袖，让谭厚兰、王大宾支持卢正义。他们都是学生，不知道情况，领导叫他们干什么，也不能不干。武斗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关锋、王力亲自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北大是干什么的？你们一路冲中央文革，一路冲北京军区，一路冲红旗杂志，你们要冲这些地方，你们就是反革命。你们来吧，我们等着你们呢！”电话就是这么吵。我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王力讲完，关锋讲。陈伯达还训斥我：“聂元梓，你们搞的什么鬼名堂？王力、关锋告诉我了，你们要去冲中央禁止冲的地方，你们解放军搂抱了学生。你必须到高教部给谭厚兰道歉。把你们的学生叫回去。”我只好到高教部，让军宣队把学生领回去，然后找谭厚兰，给她道歉。她不见我。我等了一个钟头，她不见，我就回去了。从那次夺权以后，高校红卫兵才分成两派。后来是江青说，你们这几学校是天派；你们这几个学校是地派。天派、地派是江青安排的。他们在其中起了极坏的作用和影响。其实所谓天派和地派原来只是几个院校对一些具体问题有分歧，而天派与天派学校之间根本没有什么联系。江青这样分，就是明确表明他们支持地派，企图拉一派打一派。他们知道天派的核心北大是反“王、关、戚”的据点，而“王、关、戚”的后台就是中央文革（而我们当时还蒙在鼓里）。这样就公开造成高校红卫兵的分裂。北大的分裂，是先在地质学院那里成立个小组，慢慢发展壮大了，送回到北大成立了“北大井冈山”。成立时陈伯达讲了话，正式拉出了个北大井冈山。王力他们在下面如何挑唆群众，他都没有讲。“115”抢档案事件，也是他们支持的。抓了郑仲宾，抓保卫档案这一派，损失了好多重要档案。王力的书，不是反思录吗？关于他在下面干的事他一件也没有反思。

我去上海串联的事，他也没有完全讲实话。他说有个叫徐学增的人看过我。我根本不知道徐学增这么一个人。没有见面。

去上海前，王力通知我们一些人给张恩慈写一个材料，写什么，他们提供。这时，我说，李讷转告主席的意见让我到上海串联，经过我都和他说了，他在书中一句不提。只说有什么紧急情况让我住在花园村中央文革招待所，我还可以白天出去晚上到那住。都是胡诌！我进去以后，让我交出他们要的所有材料，然后宣布第一，根本不准我们往外打电话，包括自己家里人。第二，不能上大街。在院子里也不能随便走动，碰见人也不能说话。哪像他说的？ 也没有保卫我什么的。这都是我接触到的事。我没有接触的事，他还有什么没有说呢？

问：选林彪当接班人，当时人们的态度什么样子？

聂：在会上，大家对林彪都是表示很拥护的啊。我心里有些数。我什么时候对他有看法的呢？两件事。一是，北大的武斗。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刘福告诉他女儿刘新民（北大经济系学生），说谢副总理刚从林副统帅那里回来，要搞你们北大了。从明天开始，不允许你回北大了。刘福开会中间跑回家告诉她女儿的。刘福开完会睡觉了，他女儿起床了，就跑回北大告诉她的老师王茂湘，王茂湘就告诉了我。当时，市革委会正在批判我。批判我是因为1968年3月谢富治说市革委要整风。我在会上讲，要整风，首先要整谢副总理的风，于是我给谢富治提几条意见。结果反过来变成批判我了。当时学校来电话，说七个学校的学生两万多人拿棍棒往北大几个门里冲。这时我就想起刘新民告诉的要搞北大的事。我在北京市革委会上对谢富治说：“你认为我有问题，可以把我抓到卫戍区关押、批斗，你为什么让学生冲北大？我一定要拉上谢富治去北大制止武斗。结果他到北大说了一句：“大家就都回去，北大的师生在聂元梓、校文革领导下搞革命。”武斗的学生就都散去走了。可见是他们操纵的。这时我就对林彪就有了看法。

特别是经过“3、27”那个10万人的大会，我对林彪就更有看法了。林彪说：杨成武两面派，当着聂元梓讲的话他就不承认。好像杨成武会有什么秘密或重要的事会和我来讲，也就是说杨成武和我有密切的关系。一箭双雕，既说明杨成武是两面派，又说明我和杨有黑关系。这时我就想，还是副统帅呢！真是说瞎话。所以，在“九大”选他当副统帅时，大家都拥护，我也表示拥护，心里有自己的看法。九大，我是在这种心情下开的会，并且感到仍然被利用。

tuffy05

编辑消除了多余的空行，这样整齐美观的多。
感谢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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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聂元梓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前左二是聂元梓）。

图2）  毛泽东主席、康生同志接见聂元梓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