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中山大学文革纪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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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最初的几天，几乎所有人每天都在期待着重大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通常是晚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然后大家欢呼、游行、报喜、表决心、写大字报，通宵达旦，不眠不休。聂元梓大字报公布后，中山大学沸腾了。许多师生在收听完广播后，激动得一夜无法入眠，有些人干脆连夜写大字报。有的学生把写好的声援北大的大字报连夜送到火车站，要求开往北京列车的列车员，亲手把大字报交给北大同学。

6月2日上午，哲学系八位同学率先贴了容庚和刘节的大字报，随后，中文、历史、哲学及外语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把刘节、容庚、梁宗岱三位教授称为中大的“三家村”。容庚是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中文系教授；刘节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是学校中尊儒的代表人物，任历史系教授；梁宗岱是英语教授，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

6月3日晚上，校党委副书记陈彬主持召开各系总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会议，代表党委做“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鼓励大家：“怕什么，天下不会大乱的。”“北大事件发生后，大家都想抓陆平、彭佩云，一切都怀疑，通通都要打倒。”“积极分子要经常开会，通过他们贯彻党的意图，贴什么，斗什么，方向是什么，要引导，要领导。”陈彬用铿锵有力的声调说：“不撤我的职，我就要领导，扣什么帽子都成。你们是党委派去的，不撤你们的职，就要领导。”[1]

校党委到目前为止，对局势的发展，尽管有点焦虑与不安，但信心并未丧失，仍然以为有能力掌控局面。校党委以原学生会的体系为基础，成立了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备委员会（简称“文革筹”），由学生会主席卓凤仪任主任，负责把党委对运动的各种方针政策和计划，在各个系贯彻下去。

回顾历史，无论哪次运动，最后的赢家不都是党吗？说不定明天中央有个什么指示下来，整个局面就全翻盘了。他们在期待着。刘、容、梁三人与其说是被学生揪出来，不如说是被省委和学校抛出来的，尽管因为出了聂元梓大字报，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比预期的早抛出了几天。

当时，中大有几个学生在北京，把在北京了解到的情况不断以“来信”、“来电”形式，通报给广州。其中一些来信说，陶铸已调到北京，深得毛主席和党中央信任，已接管了中宣部。中央对广东是信任的，广东省委在陶的领导下，也是可以信任的，广东省委与北京市委是“不同性质”的，应拥护省委的领导。这类来信，给校党委极大的鼓舞，通过广播站向全校师生宣读。

继6月1日公布聂元梓大字报后，6月3日晚上，又一个重磅新闻公布了。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北大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的决定。当晚下着瓢泼大雨，广州地区的学生冒雨游行，欢呼庆祝。

6月4日，星期六。大雨初歇，当一线阳光从云隙透出，洒落在康乐园中时，中大全校师生正在开大会。广东省副省长、中大副校长兼校党委第一书记李嘉人做文化大革命动员报告。他也是中共广东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

李嘉人向全校师生宣读了省委关于学生停课的决定，宣布运动的三条规定：一、同学和工人不相互揭发；二、有关国家机密的大字报交党委会，统一安排张贴；三、对校外的重要人物的揭发材料由校党委统一揭发。最后，他就同学对党委提出的一些质问和意见作了详细的解释，并高姿态地要大家大胆揭发党委的问题，“除了工人和学生，从我开始，谁都可以揭发。”

随后，一些学生由大会安排上台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历史系的一位女同学，她的父母在文革刚开始就被撤职，打成了牛鬼蛇神，是第一批受难者，但她一上台却大声疾呼“誓死保卫学校党委”，坚决反对把斗争矛头指向校党委。

全场起了骚动。这个女同学的发言，引起了同学对校党委问题的激烈辩论。有人指责李嘉人一面欢迎揭发党委问题，一面又安排学生上台“保卫党委”，是两面三刀。散会后，中区和校党委门前张贴了无数大字报。有批“反动学术权威”的，有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更多是揭发校党委和各系各党支的。两派的对垒，泾渭分明，一边呼吁同学们“团结在校党委周围，坚决捍卫中大党委”；另一边炮打党委的调门愈来愈高。对校党委问题的争论主要有三方面意见：

一、认为校党委和北大党委一样，已经烂掉。

二、校党委内以李嘉人为首的校党委领导是正确的，但校党委内还存在着一修正主义黑线，必须彻底揭露。

三、校党委基本是正确的，必须团结在校党委的周围，搞好文化革命。[2]

这种针锋相对的场面，以前并不多见。胆小的学生一看这阵势，赶紧把自己已贴出去的大字报，又悄悄撕下来收起。

6月5日，校党委贴出了李嘉人亲自修改的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权威”！》，号召“广大师生员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站在文化革命斗争的最前列，继续大胆揭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把他们统统揪出来，一个也不遗留，把资产阶级的'权威’彻底打倒，确保伟大的社会主义江山。”

然而，这张以校党委名义写的大字报，不仅未能平息学生的质疑，反而引起更大反感，不少同学指责党委只说揭发党外资产阶级“权威”，闭口不谈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丝毫不敢引火烧身，这是一张蒙蔽人的大字报。

第二天，由党委宣传部和团委主持召开一个宣传工作会议。要求校刊、广播站、学墙报的骨干分子，“站稳立场”，“说应该说的话”。会议主持者还介绍了1957年反右运动的情况，暗示反击很快就要开始了，大家不要头脑发热。学校还派了一些干部和教师到广播站“加强领导”。迄今为止，广播站没有广播过任何一张批评党委的大字报，校刊也没有发表类似的文章，反映出“加强领导”还是有效的。

校党委发现抛出刘、容、梁“三家村”后，未能把群众的火力完全吸引去，随即又在学校饭堂中揪出了一个校工的“小三家村”，被揪的三个人都是炊事员。各个系都紧跟形势，在系里揪右派，竖反面教员。化学系五年级学生代理党支书兼代政治辅导员高建亚后来描述了这几天化学系布置揪右派的情况：

有很多革命学生（主要是一、二年级）对揪由党委点名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感兴趣，而关心揪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矛头直指旧党委。尤其是系文艺战斗队特别活跃。

由于我思想保守，对这种革命行动不理解，不仅不支持，相反我认为这是反党行为，是别有用心。因此，我是准备抓“右派”，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就在这四天（6月6日至6月10日）说了不少错误的话，做了不少错事，主要有：

① 6月7日上午，在五戌班二级说：“学生中有黑帮、黑线人物，是要整的。”

② 同日下午召开党员大会时，明确指出：“有人想和我们争领导权，我们党员在这紧要关头，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并且和党员同志共同学习了三条语录：（略）。并布置每班对自己班内的活跃分子要注意包干负责，不能丧失警惕。

③ 7日深夜召开了一次紧急支部大会。收集了林有霖（五己）、苏应中（五己）、杨绍棠（五丁）、詹晋华（五丁），以及谭曼自（五戌）几位同学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的情况，叫资料员陆国钿连夜整出来，我拿出向李嘉人、黄先、陈彬汇报（化学系政工人员专门会议汇报）。

后来，因为反压制斗争起来，李嘉人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我砍杀在运动的第一线，一把火引到我身上，转移了学生的斗争大方向。6月10日起，我就退出了参加领导基层运动的岗位。[3]

按照党总支的布置，各个系都成立了“左派核心小组”，由每个年级派一名学生代表参加。数力系（数学力学系）的左派核心小组里，有两个后来是红卫兵运动的风云人物，一个是五年级代表陈家吉，一个是四年级代表黄意坚。陈家吉是预备党员，而黄意坚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本来5月30日党支部准备开会，通过陈家吉的转正与讨论黄意坚的申请，但运动骤然而至，这个会便无限期压后了。陈家吉因此做了十几年的预备党员。

数力系虽然没有文史哲那么多“反动学术权威”可揪，但并不等于太平无事。因为四年级是1962年入学的，那一年刚好推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不太讲究出身，也不太注重政审，一些“家庭出身不好”（非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也凭分数考进了大学。意坚说：“抓阶级斗争，肯定要抓出身不好的，我们年级出身不好的就最多了。我们年级一共有120人，真正工农出身的红五类只有28人。这28人中还包括我这个假红五类，我填的是贫农，我父亲是民主党派，但他解放前没有回过家，没理过家庭，乡下土改时我们家是贫农，不算我父亲。”[4]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平时没事时是“有成份不唯成份”，但一有风吹草动，这里就是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要揪右派，非四年级莫属。

最尖锐的问题就是：抓谁？事实上，在学生中抓右派，无论抓谁，都必然引起剧烈的震动和分化。当时在核心小组之外，还有一个由党员和辅导员组成的秘密小组，名为“资料动态组”，专门收集学生中“动向”和抄录大字报，供党总支参考。数力系核心小组开会时，动态组的人汇报了一个情况：系里有个姓林的同学，父亲是本系的力学教授，受到批判，这位林同学表现得“异常焦虑”，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马上有一些积极分子拍案而起，提出要反击，要与林同学“展开斗争”。黄意坚性格急切，一听就跳起来反对说：“林同学平时表现不错，还刚刚入了团，父亲挨批他焦虑，这是人之常情，不算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家争论了半天，不能统一，会议不欢而散。

黄意坚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却没想到，核心小组刚散会，学生党支部就开会，并形成了一种意见：四年级运动的领导权不掌握在左派手里，四年级的党员必须要从“右派”手中夺回领导权。“右派就是我这个右派。”黄意坚后来追述这段往事，“要把四年级的领导权夺回去，罢了我的官，以后左派领导小组开会，我就不用去了。”[5]

这时，资料组在核心小组会上举报林同学“动态”的事，在学生中传开了，人们怀疑这个小组在偷偷整同学的黑材料。辅导员在人们心目中，不仅被视为党委、党总支的传声筒，而且一向有“告密者”的恶劣印象。由于他们热衷于整学生的黑材料，名声很臭。

一年级的学生从一个“资料员”女同学抽屉里找到一个笔记本，里面有一份学生名单，分为左、中、右三类。大家一片哗然，马上把这个“资料员”抓起来，逼她交待是谁要她整黑材料的。“资料员”死不松口，气氛愈来愈激烈，结果同学们给她挂了黑牌，追问变成了斗争会。有学生认为是党总支、辅导员在背后支持，于是一窝蜂又跑到数力系党总支，当时还不敢“抄家”，便用封条把它的大门封了。

数力系封党总支的事，在中大校园里仿佛刮了一场台风，各个系一轰而起，纷纷效法，封掉了本系的党总支。物理系还把系总支书记雷中雨揪出来斗，挂了黑牌。为什么学生们会这么大胆，突然起来反党总支呢？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被抓右派，将一辈子无法翻身，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何况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被炮轰了，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匡亚明也被罢官了，中大党委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能轰一轰？高建亚说，很多学生（主要是一、二年级）对揪由党委点名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感兴趣，而关心揪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矛头直指旧校党委。[6]

然而，两天后却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雷中雨自杀身亡。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他在自杀前曾找过李嘉人，谈话内容外人无从得悉。黄意坚在回忆录中说，1974年，他曾和李嘉人见面，谈到中大文革初期的情况。

李对我说，[黄意坚在回忆录中写道]文革初（即他领导中大文革不到半个月的期间）他做错两件事，一是不该在工人中抓“三家村”，可见，把三个饮事员打成“三家村”是李嘉人为首的党委所为的；二是对不起雷中雨。为什么对不起雷中雨，他没有解释，我当时也没追问。但据当时的大字报说，雷自杀前，曾去找过李嘉人。只能估计为雷自杀前曾找“组织”党委求救，但李当时自身难保，连一句“相信组织”的官话也没有说，才使雷中雨失望之余选择了自杀一路。[7]

这是黄意坚的猜测，不管猜对与否，总之雷中雨自杀了，成为中大的第一个文革的殉难者。

6月7日，外语系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外语系教授李根洲“绑架工农子弟刘俊添”的事件，并指这一事件是校党委第二书记马肖云亲自批示的。随即有数以百计的大字报，把火引向马肖云。这一事件本来很简单，就是一些成绩不合格的学生，被学校开除了，他们有些是出身工农家庭。这种学生，不仅外语系有，其他系也有，但这时成了迫害工农子弟的罪状。6月9日，校党委贴了一张《公布关于刘俊添同学被押送回乡事件》大字报，承诺一定调查清楚，严惩主使者，同时由省委电告刘俊添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党委的退让，说明它确实身有屎！这张大字报，进一步激起学生揭发党内问题的热情。

后来，一些因成绩不合格被除名的学生，都被中大请了回来，安排住在中区学生宿舍，答应恢复学籍，每月发给25元生活费，但直到1969年4月，这些学生并未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又被第二次逐出校门，各自回到原单位。

根据校党委的指示，6月8日，中大团委、学生会开始筹备召开全校学生代表大会，交流、总结经验。目的还是为了稳住学生，确保运动不要越出校党委安排的轨道。6月11日，学代会召开。陈彬在会上发言，声称刘俊添事件不过是一般的方法问题，没必要上纲上线。他说：“党委有问题，你们就贴大字报，假若无问题，就是戴高帽也无用。”他认为经过前段运动，现在应该好好休整一下了。

在分组讨论时，这个讲话受到学生的尖锐批评。还没散会，质问和揭发陈彬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会场上。大会开不下去，只得临时取消了大会发言和通过倡议等程序，12日晚由李嘉人作了一个总结发言，就草草收场了。李嘉人发言的大意是：

一、说明了这几天运动的情况有点不妙。二、宣布：“如果有什么压制运动的事件请你们迅速报告，一定要严肃处理。”三、就如何理解矛头对准的问题作了解答，“所谓矛头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说矛头指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议论和行为，材料没有充分揭发之前，就不可能知道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求同学们要大胆揭发，“包括我在内。”[8]

但这样表态也通不过。学生们认为是“全面开花”，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不难看出，校党委已深陷在被动的泥淖里，对学生的攻击左支右绌，节节后退，无法招架。现在，党委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即将进校的省委工作队身上。


[1]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年10月15日。

[2]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年10月15日。

[3]高建亚《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所犯错误的自我检查》（手稿），1968年10月14日。

[4]叶曙明访问黄意坚谈话记录。2003年2月23日。

[5]叶曙明访问黄意坚谈话记录。2003年2月23日。

[6]高建亚《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手稿），1968年10月13日。

[7]《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2006年。

[8]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年10月15日。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323/23/40252042_6396082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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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山大学文革纪事（之二）

派不派工作队进学校，中央没有明确指示，省市委一度犹豫不决。直到6月3日和9日，刘少奇先后向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派出了工作组，省委才下定决心。6月7日，省委赵书记从湛江打电话给主管文教的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北京已派出了工作队，看来广州也要迅速派工作队，加强领导，不要使运动没有领导。”同一天，省委发出《关于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立即从省级单位抽调九百人，组成一支高质量的工作队，分赴各高等院校帮助领导这场斗争，坚决把这些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通知还规定：

……

二、抽调人员必须强调高质量，一定是左派，政治条件好，立场坚定，是非分明，有一定的搞群众运动的经验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身体较好，能正常坚持工作。厅、处级干部应当全部是党员，科级干部应当尽可能抽调党团员。

三、工作队由省委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安排使用。所抽工作队主要是帮助文教战线搞文化革命。其他战线，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问题较多而又需要派工作队去的单位，可由战线自己另外解决。

区梦觉在通知上作了一段批示：“赵指示最近文化大革命发展很猛，主要应抓好高等院校和文联、社联下面的单位。他还说高等院校问题，四清可和文化大革命一起搞了它。因此，必须从省级机关抽调几百名工作队去加强领导。工作队主要是派去高等院校和文联、社联、研究所等部门，不是普遍派。”[1]

陶铸在同一天从北京电话指示中南局，“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将来四清还是分期分批搞。”“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肯定不搞。”他还说，“贴左派大字报，也不要怕，给他撑腰。”[2]撑腰，就意味着要反击。

省委匆匆从省属各单位抽调干部，组织工作队。区梦觉在工作队会议上说：“工作队的任务就是充分发动群众，把党内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揪出来，要广泛地揭。”还说：“一般不要搞学生，个别的尖端任务，可以组织一些学生进行批判。”王阑西补充说：“围攻的重点，党内外都要广泛揭。”[3]

市委召开各区（县）委、各局党委负责人和“四清”工作总团、分团长会议，讨论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决定从本日起，广州市“四清”运动转向以文化大革命为中心。工作队开始进驻大、中学校和文化单位。

为了给工作队保驾护航，树立权威，王阑西又到各大专院校解释：“工作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一百个放心，一切权利归工作队。”他告诫学生，“无限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具体表现在相信工作队，不然，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他警告说：“工作队是绝对的领导，任何人不得干涉，任何不通过工作队的会，都是非法的。”[4]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的通知。同一天，陶铸电话指示中南局：“学校中不要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还是由工作组吸收左派教职员（包括党政干部中的左派）领导。可以开学生代表会听取意见。三结合。”[5]

6月14日，由广东省高等教育局副局长杨行率领的63人工作队，开进中山大学。当时人们已普遍感到，校党委和党总支无法领导运动了，大家都指望着省委工作队。因此，当工作队到来时，校园里到处锣鼓喧天，贴满了大红标语：“欢迎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杨行一来就宣布，他们是来协助李嘉人工作的，对李嘉人负责。

第二天晚上，中大党委召集各系总支书记和辅导员会议。党委副书记黄先在会上向大家透露，在明天召开的全校大会上，李嘉人会有一个重要讲话。“明天李校长的报告是改变同学对辅导员看法的转折点。”一直受到学生围攻的政治辅导员们听到这个消息，脸上总算露出了久违的笑意。

其实，这个工作队组建得十分仓促，都是七拼八凑的，省委也没有授予他们什么锦囊妙计，进了学校以后到底怎么做，工作队也一样心中没底。陶铸6月15日给中南局电话，传达了中央对文革的初步意见：“学校不能完全齐头并进，但机械地分期分批也不行。文教系统，放手彻底搞。高考招生，推迟半年。学校，派工作队的，一直搞下去，派不出工作队的，也积极领导。”[6]但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才算“放手彻底搞”？谁也不知道。

唯一的办法，还是按照历年搞运动的一套做法，先“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然后“阶级分析”，查家庭出身、政历表现，把师生分为“先进、中间、落后”等不同种类；找反面教员，重点突破，以点带面。中山大学党委委员、化学系主任龙康侯教授写道：“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教工方面，各教研组对其所选定的重点对象进行揭发和批判，校内串连都要得到工作组同意后才行，校外串连更受到限制。”[7]

运动便从揭发批判本校的右派分子、黑帮分子、反党分子开始，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教职员之间，互相揭发，互相斗争。工作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学生分化对立局面，演成必然之势。

6月16日，王阑西到中大，指示李嘉人要赶快改选学生代表，扭转被动局面。上午李嘉人主持召开全校小组长以上的干部会议，针对前段运动情况，李嘉人作了一个报告。他承认有压制、阻挠群众起来革命的现象，分析了原因，部署了下一阶段的运动。下午，这个报告向全校同学做了录音播送。

党委非常留意收集学生的反应，但得到的反馈却五花八门，有人认为这个报告否定了同学反压制的成绩，打击了同学的革命热情，给广大革命师生泼冷水；也有人认为，这个报告对前段运动出现的问题作一些估计是必要的，报告是及时的；还有的人认为，报告是好的，但是太早了。

省委继续采取他们以为可以扭转局面的办法。6月17日，王阑西电话指示李嘉人：“群众如要求处理政治辅导员，就停职反省。”前两天还以为工作队会给他们带来春天的辅导员们，这时脸色开始转青了。省委授权李嘉人，对中大干部停职反省可用个人名义宣布。工作队除了把火头引向辅导员外，还陆续“抛出了马肖云（原中大党委第二书记）、曾桂友（原中大副书记）、戴镏龄（党委委员、外语系总支书记、教授）、龙康侯（党委委员、化学系主任、教授）等党内的'走资派’，把他们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中大的代表人物加以批判”。[8]

中大把外出参加四清运动的三年级同学全部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6月18日，李嘉人专门对三年级同学作了动员报告。但会后不少同学指责这是一个压制运动的报告。可见把三年级召回，并没有能够稀释校内反党委的力量，甚至适得其反。

工作队进校后，找了不少人谈话，有老师、学生和工人。黄意坚也是被约谈的学生之一。杨行直截了当地问他：“难道共产党真的与你有深仇大恨，一定要把矛头指向党内吗？”黄意坚年轻气盛，也直截了当地回答：“由北京揭露出来的彭真等说明，党内的黑帮，是最危险的，是毛主席指出的运动重点。”

杨行语重心长警告他，广东不是北京，广东是陶铸长期领导的，陶既已调中央，说明中央对陶是信任的，是毛主席所倚重的，你口口声声说运动重点是指“党内”，这是一个“立场”问题，希望好好考虑一下。[9]谈话之后，黄意坚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未来的运动到底应该怎么搞，更加茫然了。

6月18日,《人民日报》就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迟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半年的通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并发表北京女一中和第四中学为废除高考给毛泽东的两封信。数力系的一批学生第二次封了党总支，并声称学生的成绩表是资产阶级对工农子弟的迫害，必须全部销毁。于是冲击档案室，把各个学期的成绩登记表统统翻出来烧掉。

文革领导小组在6月19日召开学生代表会议。由李嘉人、杨行主持。会上始而沉默，继而鼎沸，一旦有人开了头，踵起的发言者纷纷反映在前段运动中，一些系的党总支和政治辅导员压制群众的情况非常严重。大家所流露出的抵触情绪如此强烈，令李嘉人觉得必须要做点安抚工作，于是当场宣布历史系一位辅导员停职反省。

第二天，学生代表会议继续开。王阑西出席了这天的会议，他代表省委宣布三个决定：一、中山大学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李嘉人、杨行、黄先组成。二、除这三个人之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指导运动、干涉运动。三、省委派工作队是协助李嘉人领导运动的，工作队既对省委负责，又是对李嘉人负责。

代表们回班传达了省委的决定之后，又引起了同学的反弹，尤其对省委第三点决定很不理解。大家对工作队感到失望了，这个工作队并不是来支持学生的，而是和党委一样压制学生的。杨行曾经说过“我不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本来这是一句自谦的话，现在被学生们拎出来作为罪状，在校园内贴出了“杨行滚蛋”的大字报。支持工作队的学生也贴出“谁赶工作队，谁就是反革命”，“谁不要工作队，谁就是不要党的领导”等大字报反击。争论的焦点，又从要不要党总支，转移到了要不要工作队。

晚上，李嘉人找了各个部的部长和总支书记到党委开“吹风”会，这个会没有叫陈彬参加，对他而言，是个不祥之兆。李嘉人让大家“聊一聊运动开展以来有什么经验教训”。人们提到在6月3日的大会上，陈彬的讲话在学生中引起很大的不满。一位参加了这晚会议的干部后来写大字报揭发：

当人们谈到“六?三”黑会陈的讲话有问题时，李（嘉人）便抓住话题不放，频频“引导”，虚伪地表白：“我不知道开这个会”，“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呀。其实，“六?三”黑会是党委决定后指定陈彬负责召开的，说不知道是弥天大谎！6月20日晚的会议，到会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我在内），是不晓得李嘉人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的。由于李嘉人“善于引导”，又有两个得力的“帮腔者”，“吹风”“吹”得很遂李嘉人的心意。李嘉人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说：“我奇怪，为什么压制运动的现象这么相同，连辅导员讲话都那么一样，我叫朱××去调查了几次都查不出原因来。啊——原来压制运动的总根源就出在陈彬身上！”[10]

李嘉人接着又召集政治辅导员、党、团总支书记、党委委员、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议，目的是“进一步把问题揭开，扭转运动局面，不要使运动老纠缠在压制问题上”，因为“反压制是无底洞”。马拉松的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人们都疲倦不堪了。李嘉人最后在会上作总结，号召共产党员、干部要起来“揭发”，“挖出压制运动的总根子”。

第二天一早，响应号召“揭发”陈彬的大字报就出来了，一位哲学系的政治辅导员贴了一张大字报，声称陈彬是压制运动的总头目。“揭发批判”陈彬的大字报旋即遮天蔽日，盖满校园。李嘉人通过全校广播宣布陈彬停职反省——又一个被抛出来的党委成员。

然而，马上有学生贴出了“李嘉人挥泪斩陈彬”，“李嘉人、杨行、王阑西是新'三家村’”等大字报。从6月中旬开始，受工作队压制的学生，张贴了许多“穷追王阑西”、“猛揪区梦觉”、“工作队滚蛋”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对校党委压制运动的批判呼声，愈来愈高，压力愈来愈大，还有愈来愈多的声音要求省委重派工作队。

6月23日，中大“一群四清工作队员”先后贴出了《我们的革命倡议》《再倡议》《这是什么言行》三份大字报，批评一些同学斗争政治辅导员，再次引起全校师生争论。有人说《我们的革命倡议》是反革命宣言书；有人说它是真正的革命倡议。意见相反的大字报贴满学校中区。化学系物化组教工支持《我们的革命倡议》，并呼吁大家去签名支持，连中大附小几个小学生也自愿签了名。而另一派人则认为物化组是在拉拢人凑数。双方爆发面对面的激辩，出现了所谓相互“围攻”的场面。

晚上，省委增派了第二批驻中大工作队，在队长范华（中南局干部）率领下，开进学校。范华任队长，杨行改任副队长。但他们还没坐稳，队部已被密密匝匝的人包围，要求他们表态。工作队忙于调解，直至深夜两三点钟。第二天还在持续。

[龙康侯写道]我当时觉得同学有些过火，觉得一般来说，政治辅导员都是被挑选出来的，政治觉悟水平比较高，出身好的一些党团干部，被同学斗争，有的甚至被打伤。我对此是不以为然的，当时李嘉人挺身而出，将陈彬和一批政治辅导员停职反省，想以此缓和局势，并未奏效。接着就发生了6月24日的事件：以几个人名义贴大字报，对同学斗争辅导员多所指责，并要赞同者在后面签名。忽然有一群同学围上来了，劝阻签名，而且激动地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想压制群众运动，那是不行的。”人群越聚越大，就是这样闹起来了，展开了激烈的辩论。[11]

工作队不断强调团结，劝阻辩论，结果正反意见都没有把话说完。此后，工作队关于写大字报，作出三项决定：一、以后大字报一律写上单位、姓名；二、以前未写上单位、姓名的一律不再追查；三、今后大字报要着重摆事实，讲道理，言词不要过于激烈。[12]

校党委、工作队的“被动”是怎么形成的？细察青苹之末，最初的起因，往往不是学生主动搅风搅雨，寻衅闹事，而是他们在受到校方无理打击、压制之后，引起强力反弹，这才造成了尖锐的对立，让一向缺乏民主经验的校党委和工作队猝不及防，不知如何应对，出于对自身权威的维护，往往用更强的压力去化解，结果使矛盾不断升级。这种情形，在这个夏季的7、8、9月，还将在很多学校里反复出现，最终成为红卫兵——这个几乎是文革同义词的学生组织——诞生并形成两大派最重要的酵素之一。


[1]《省委关于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1966年6月7日。

[2]引自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资料组、新北大公社彻底批判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联络站编《彻底揭露陶铸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罪行》。

[3]东方红学校教工毛泽东思想小组《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华师附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7年7月。

[4]广东省军管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王阑西的材料》。1967年3月30日。

[5]文化红司广东省文化局东方红公社等《陶铸及其死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6]文化红司广东省文化局东方红公社等《陶铸及其死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

[7]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手稿），1968年11月20日。

[8]《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9]《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10]杨伊白《李嘉人是我校“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魁祸首》。载中大革造会《中大战报》第7期，1967年4月25日。

[11]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手稿），1968年11月20日。

[12]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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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山大学文革纪事（之三）

7月4日晚上，赵子扬亲自到中山大学，与化学系的学生举行座谈。话题围绕着运动初期党员同学盲目执行了上级指示，他们讲了不利于群众运动的话应该怎样看待；同学们之间不要叫“保皇派”，以及不要相互抓辫子等问题。赵子扬对学生党员表示同情。

在座谈中，赵子扬说：“要跟一般群众讲清楚党的组织纪律，党员要无条件服从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是错误的，只可向上级组织提出意见。党委没有决定要讲，不讲是对的，如果是正确的，经群众一哄，讲出去了，怎么办？那是原则问题。”

他还是强调运动中要“做些排队”。一、有严重错误的；二、泄露机密、违反纪律的；三、盲目跟着走的；四、过去表现比现在好的。前不久王阑西要学校排左、中、右时，特别要求留意“过去表现不好，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然表现好的”；现在赵子扬又要人们留意“过去表现比现在好的”。这样的排队，并不能找出真正的敌人，唯一的作用，就是造成学生的分化。

接着，老师也要排队。“要把老师排排队，分析一下哪些是左派，革命派，哪些是中间派。”赵子扬强调工作队高于党委：“所以要加强领导，主要是加强工作队的领导。这不是说大学党委都有大问题，因为根据农村四清经验，既要领导群众革命，又要自己革命，既要领导运动，又要群众揭自己，那是有实际问题的。”[1]同样，这样做除了撕裂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关系外，没有其他作用。

中大一方面继续抛出一些党委成员和政治辅导员，让大家去揭发批判，另一方面继续在学生中找右派，结果陷于一团混战。数力系为了“帮助黄意坚端正立场”，在杨行的亲自主持下，一连开了十几天的会。黄意坚说，实际上是“对我围攻”。为了找突破口，“竟然偷看我的日记，把我日记拿来宣读”。

但许多学生并不愿意批自己的同窗学友，尤其平时关系较好的，虽然有些同学因为是党员身份，不能不服从工作队和党总支的要求，在“帮助会”上发言，对黄意坚进行批判，但会后又私下找黄意坚表达歉意，说在会上批他不是自己的本意，但作为一个党员，只能相信组织，对党要服服帖帖。

然而，对组织无条件的服从，似乎带有某种江湖味道，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反感。有三位同学写了一篇大字报《服服帖帖是否对党忠诚？》，认为“实事求是”才是对党的忠诚。他们把大字报草稿拿给黄意坚看。

[黄意坚说]大字报起草之后，确曾给我看过，我考虑到这三个同学家庭出身都是不太好，便提议他们不要用真名而用笔名发表。他们采纳我的意见，以“红小兵”的名义贴了出去。因为大字报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作为我所处的一代，十多年所受的教育，都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个‘革命青年’必须对党无限忠诚，党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总之，“服服帖帖”，当党的驯服工具。而李、陈、丘三同学竟然对此提出疑问，说什么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才是对党的忠诚。[2]

平心而论，这张“红小兵”的大字报，还是强调要“对党忠诚”，只不过，他们认为，你们那不是真忠诚，我们这才是真忠诚。大字报贴出后，马上引起了激烈争论。正反意见相持不下，大字报由东区贴到西区，“工作队也以为抓到了要点，”黄意坚说，“把我打成这张大字报的后台，要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反击。”

但反击并没有能够组织得起来，雷声大，雨点小。7月9日，中大学生代表大会结束。工作队对师生提出三个“认真”：认真学“毛著”；认真看大字报；认真讨论问题，研究大字报，注意收集材料，准备进入批判阶段。同时强调团结，要求把有分歧、解决不了的问题先挂起来，留到运动后期解决。

这时，暑假已经开始，天气又热，人们难免有点倦意，心情有点涣散。同时经过前一段的大轰大嗡，学生觉得可揭的都揭了，该骂的也骂了，没什么新弹药了。校内的空气一时趋于松弛，新出的有份量的大字报也不多了。这种情绪在各个学校悄悄蔓延。华附的一张大字报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校运动很早就开展起来，拖了一个多月，迟迟不能进展？”“谁在阻碍运动的进展？”各方面对运动的走向、方式、目标，都感到有点茫然，大家好像都在期待着什么。

8月13日，中大学生围绕6月24日发生的事件，由历史系发起，召开中大首次全校性师生员工辩论大会，但最终谁也不能说服谁，有人认为这个辩论会是采取了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是成功的辩论会，但还有些缺点。有人却认为名义上是双方平等的辩论会，实质上是一方对另一方采取不平等、不民主的态度的所谓“辩论会”。

下午，因为电台公布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康乐园内所有的辩论会、斗争会都暂停了，学生们集中起来收听广播。

5点钟，广大革命师生听完了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后，同学们连饭也不吃，马上拿起毛主席像和语录牌游行，连夜到广东省委、中南局报喜、表决心，纷纷表示，坚决拥护公报，坚决学好公报，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直到深夜2点多钟才回校。[3]

工作队已经瘫痪，现在是学生自己领导运动了。他们采取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在8月15日由中文系二年级几个学生成立“看牛队”（后来改名为“管教队”）临时筹委会。把许多老师关进牛棚，剃光头、戴高帽、游街示众。校园里贴满了揭发李嘉人的大字报。学生不仅抄中大教授的家，还到社会上去抄“牛鬼蛇神”的家。

8月23日晚上，天气还是那么闷热。工作队队长范华在学校电影广场代表工作队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检讨。赵子扬也到场，并在会上作了讲话，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在其后的两个晚上，电影广场都是灯火通明，全校师生员工开大会，人们纷纷上台揭发工作队，追问工作队和李嘉人的关系。8月26日，工作队原队长、现副队长杨行，在全校师生员工的强烈要求下，向全校师生作检讨。随后，工作队便灰溜溜地撤出中大了。

学生们兴高采烈，终于实现“踢开工作队，自己闹革命”的愿望了。三天以后——8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中山大学兵团成立（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

几天以来，全校各系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我校红卫兵战士们发挥了敢干、敢冲的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他们做了大量的好事，自8月底以来，押送了不少隐藏在中山大学的四类分子回乡受革命群众管制，并且到牛鬼蛇神家大灭四旧，大造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在这几天来，各系根据十六条精神，陆续选出了代表、文革小组和系临时筹委。[4]

然而，在被工作队“端正”了十几天立场的黄意坚看来，所谓“革命造反精神”，无非是红五类打黑七类。“当谭力夫‘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讲话传到广州，‘好汉’们很快就成立了他们的红卫兵，中大称为兵团。兵团最初成员必须是纯之又纯的所谓‘红五类’，开始了他们向‘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混蛋’们动手。”[5]他说。物理系原校田径队有一名短跑选手，仅仅因为有替富农母亲翻案的“想法”，就被打得血肉横飞。

但也并非全都是这么暴力的，有些大批判甚至抄家，还算比较斯文，龙康侯教授说：“当时系里贴了关于我的一张大型的大字报，将历次运动揭发的问题，整理一番，更为系统化。这对我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龙康侯说]系里的同学和教研组配合行动，将重点批判过的人物提出来斗争，戴高帽游行，设“牛栏”。系里两个红卫兵组织将我从旧化学楼押送到家里破四旧，排队入室，读了毛主席语录给我听，有秩序地进行检查。对我来说，我感到有些群众运动的气氛，那是（时）系里党支部还是（有）过组织生活。此时，自己觉得在思想上还是可以跟得上运动形势。[6]

与血统论红卫兵观点相左的另一派学生，也拉起了自己的队伍——中山大学红卫兵总部（后来改名为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简称“中大红旗”）。数力系的陈家吉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允许一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加入，因此在九个系里都有他们的人，队伍比兵团大很多。

[陈家吉说]红卫兵总部成立时，省里面很支持的，省委和赵子扬派了李子元来，他应该是书记处书记，来给我们念祝贺词。我主持会议，他在上面讲支持我们这个红卫兵总部的成立。我是高声向全世界宣布：中大红卫兵总部成立了！当时气氛很好的，李子元也支持。他是受赵子扬委托来的，他当时也说是赵书记叫我来的。[7]

8月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第二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50万红卫兵和串连师生。中大学生武传斌和一些同学参加了这次接见，并在天安门前成立了“中大八三一战斗团”（简称“中大八三一”）这个组织。最初只有30多人。武传斌是7月底结束郊区“四清”，回到中大的，受到全国日新月异的形势感染，他和几个同学决定去一趟北京。

区梦觉、王阑西被学生们视为工作队的后台，是制造50天白色恐怖，镇压学生运动的大“黑手”。炮轰区、王，是清算工作队的第一炮。

当初工作队在各院校搞运动时，沿用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首先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一部分被视为右派的学生，受到批判斗争，工作队整理了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个人交代材料和会议记录等等。当工作队被中央宣布为错误路线的产物而撤销以后，原来那些灰溜溜挨整的学生，这时扬眉吐气，纷纷要求平反，勒令工作队立即交出所有“黑材料”。现在轮到工作队灰溜溜挨整了。

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该项指示其中一条，“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所谓“黑材料”，主要指以下七种：一、工作队给上级的报告，这些报告把学生分成两派，凡是反工作队就是“反革命”；二、排队，把学生排左、中、右的材料；三、个人的检查材料，让被压制一方写的检讨书；四、叫支持工作队的人提供的材料；五、出简报，这种简报有很大的倾向性，把反工作队都说成是反革命，把支持工作队都说成是左派；六、工作队成员的日记，记哪些同学说了些什么话；七、工作队的会议记录。

省委对这些材料，也是相当重视的。当工作队撤出学校时，大部分材料，已经封存起来了。省军管会一份关于张云的材料称：“去年（1966年）8月底，张云派人到处收工作队的笔记本，并要工作队长以党籍保证。张云还亲自布置华南工学院工作队长说：‘所有笔记本都要收起来。’还声称不收起来后果自负。”[8]

当时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黄意坚认为：“当时中大斗争特点和争论核心，就是有没有黑材料的问题。黑材料，就是工作队来的时候，有没有整黑材料，整学生的材料？党委有没有布置（整黑材料）？”[9]

10月4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前进》，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资反线”的浪潮，瞬间汹涌澎湃。10月29日，中大学生宣告封闭筹委会。紧接着，11月初，抢“黑材料”就像一股旋风，在各院校猛烈地刮起来了。龙康侯教授有如下记述：

全校抢抄“黑材料”之风盛行，后来终于抢到党委的机要室去了。第一次是在11月9日，我在凌晨2时许，听到有人广播，号召党员起来到党委，保卫国家机密。我也起身走去了。□□（看见）人群围住党委大楼，水泄不通，从外面看去，门窗挤破，外面高音喇叭，两面齐开。我站在一旁，觉得无能为力，也就走了。[10]

后来，11月30日，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哄抢校党委机要室的事件。这是由成立还不到一周的中大红旗组织的，已经“靠边站”的龙康侯说：“12月下旬，红旗公社开始揪陶（铸），中央首长接见了公社赴京代表，此时的红旗公社，可谓盛极一时，因而以后把揪陶作为自己的一大功劳。”

由于大批“黑材料”存放在机要室里，学生要求按军委10月5日的紧急通知处理，但校党委方面无人理会，于是发生了哄抢，许多桌椅柜子都被砸烂。一位学生在大字报中说：你整了我的材料，不但不交出来，还要我同你在一起平起平坐一共协商保管，你没有资格，你的责任就是交，没有资格保管。

抢“黑材料”之风，很快越出校园的围墙，省委成了群众追查的重点目标。

11月5日，赵子扬请示陶铸：“材料问题，很尖锐。什么叫打成反革命？排个队也叫打成反革命？现在两派都往省委冲，说我们抗拒中央军委指示。”[11]陶铸在11月6日以电话答复：“电文内容，鉴于目前两派争执不下，处理材料有困难，材料暂时由你们保管，中央将有一个关于材料的补充规定，四、五天之后就发下来，你们再按这个补充规定处理。”[12]

林李明把陶铸的电话内容转告学生，并提出省委的三条意见：一、省委已经交出或正在交出“黑材料”。二、“黑材料”暂时由省委保管，省委保证不会出现转移、遗失、烧毁的现象。三、待中央补充指示下达以后处理“黑材料”。林李明说：“赵子扬同志已经在深夜三点钟和陶铸同志通过电话，得到陶铸同志的同意，是陶铸同志亲自接的电话。陶铸同志说：‘中央等三四天以后就有补充指示下来。’看来，陶铸同志是同意中共广东省委的意见的。”[13]学生们对林李明说：广东省委不交出“黑材料”，根子在陶铸，我们上北京找陶铸辩论。

火，就这样一层一层开始往上烧了。

11月7日，中南林学院和中大部分学生北上“揪陶”。11月13日，这些学生在中南海西门贴出了炮轰陶铸的大字报《强烈要求陶铸和我们辩论黑材料问题》。指陶铸“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包庇广东省委，抗拒中央军委紧急指示”。11月15日，红卫兵中南林学院革命造反总部在中南海西门、前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中宣部贴出了炮轰陶铸的第二张大字报《陶铸与广州大专院校学生保守派的一次秘密会见》，声称“中共广东省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认为陶铸是他们从事这个反革命活动的幕后指挥人。”

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

这个补充规定与《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相比，把“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改为不必协商，“一律当众焚毁”，显然，是为了避免材料落入群众手里，引起更大的风波。

周恩来在11月27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说：“等待学校各派学生回来后，首先是左派学生，选出代表，在上级党委参加监督下，把5月16日以来文化大革命档案全部销毁，就是说一烧了之。”[14]

虽然中央要求材料应在上级领导机关和学生代表监督之下，当众烧毁，但事实上，学生们追查“黑材料”的目的，并不是要烧毁它，而是要找出省委、工作队、校党委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证”，为“炮轰党委”准备弹药。

有见及此，陶铸在11月16日接见山东学生代表时说，由于出现所谓“黑材料”问题，“现在全国搞得非常紧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松了，看来闹复杂了不行，现在中央决定，统统马上烧掉，搞简单的办法，从5月16日起，所有文化革命的材料，要几个方面代表，只看题目，不看内容，看过统统烧掉，大家不再搞材料了。”[15]红卫兵指责这是“故意歪曲中央指示精神”。

从广州赴京的七名学生11月20日在中南海西门前贴出炮轰陶铸的第三张大字报《从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看陶铸的表现》，内容有三条：一、陶铸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保“黑材料”，保林李明、王阑西、王任重等人；二、陶铸是一个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三、陶铸问题不是什么老革命碰到新问题，而是干反革命罪行。

同一天，在前门、国务院接待站、中南海西门，还贴出了巨型标语：“陶铸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陶铸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王任重、张平化、林李明的后台老板！”“陶铸是广东省委的大红伞！”红卫兵在中宣部和前门大街开办了几个炮轰陶铸的宣传窗，吸引了无数学生、市民围观和传抄。


[1]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市党校兵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子扬罪恶言行汇编》，1967年11月。

[2]《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3]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年10月15日。

[4]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临时筹备委员会《中山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1966年10月15日。

[5]《黄意坚回忆录》（未刊稿）。

[6]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手稿），1968年11月20日。

[7]叶曙明、卢跃刚访问陈家吉谈话记录。2009年4月19日。

[8]广东省军管会革委会文革小组办公室专案组《张云的材料》，1967年3月30日。

[9]访问黄意坚谈话记录，2003年2月23日。

[10]龙康侯《我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前后的情况》（手稿），1968年11月20日。

[11]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红色核弹部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陶铸三反言行录》（第四辑）。

[12]转引自《11．12－12．12》，载《红色暴动》1967年7月26日。

[13]转引自《炮轰陶铸的第一张大字报》，载《红色暴动》1967年7月26日。

[14]《周总理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及革命师生时的讲话》1966年11月27日，载二机部革命造反总部、二三六红色战报编辑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

[15]文化红司广东省文化局东方红公社等《陶铸及其死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