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秉基：广州八中“大字报委员会”建立始末

tuffy05

八中“大字报委员会”建立始末

                     李秉基

文革初始，学校曾成立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大字报委员会”。当时，校园内涌现出数量不少的大字报，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包罗万有：有老师曾讲过的一句话，做过的一件事，有生活细节，有个人私隐，有揭发，有责难，有攻击，甚至谩骂，而极少赞誉的。

如何处置这些大字报？于是，学校成立了一个小架构“大字报委员会”。它是直属当时学校的文革领导小组。其地点设在学校饭堂前面的那一排平房课室中的一间初二课室。人员编制是从高中调一名学生当主任。从初中调几名（3～5人）学生当委员。其工作任务是摘录和整理大字报中的各种内容资料。

当时的工作主要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摘录大字报。那时，大字报主要是集中在学校的大饭堂。每天，主任和委员们就拿着笔和纸走到大字报前认真细读，摘录老师讲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一张张，一行行，一字字，绝无疏漏。当时所摘录到的材料就足有好几大本。

第二阶段是整理材料。为此，又增补了几个书写流利，字迹隽秀的同学，针对个别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建立档案，将摘录来的材料对号入座，编写成小册子。记得其中包括当时被誉为广州市数学教学的“四大天王”之一梁副校长和其他的一些老师，约10人左右，均在被编写之列。这些小册子中的内容全是“错话”、“错事”、“污点”、“罪行”，其内容黑之又黑，而其真实性是未曾查究过的。有子虚乌有的；有添油加醋，无限上纲的；也可能确有其事。但若用这些材料去对付某个老师，则可以将其“斗垮斗臭”，置人于困境，置人于死地。

这两个阶段的时间总共约为十多天。幸好，当时形势急转直下，上面派驻了运动领导工作组，学校的文革领导小组遭解散，“大字报委员会”也就寿终正寝，人员各自回到班里。其后，学校的广播喇叭曾播出：“烧毁了黑材料”，就应该是指这些小册子了。

上述是文革初期学校“大字报委员会”建立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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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李秉基遗稿《八中“大字报委员会”建立始末》

阿陀

一．

秉基同学匆匆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但留下了一篇有价值的文稿。该文第一次透露，四十年前的今日，文革爆发之初，在中国南方一间普普通通的中学，学校基层党支部曾经秘密组织了一个专门抄录大字报的特别小组，内部名称叫“大字报委员会”。性格内向，不大活跃，各方面都不惹人注目的高三学生李秉基同学被选进该委员会。从文章推测，李是“主任”，即唯一的学生负责人。

学校领导的意图看来非常清楚，就是：收集材料，打击右派。运动在酝酿动员阶段，自上而下传达贯彻的精神在在说明——这是一场新形势下的反右运动！（据笔者最近从当时的学校团委书记蓝桂荣和教工团委委员余柏茂二位老师那里证实，67年6月5日晚上朱振邦贴出八中第一张大字报之前，党支书诸兆祥曾经召开教工党团骨干的文革动员会，会上抛出六位“有问题”的右派教师名单，内定作为运动的批判对象。笔者本人也清楚记得，6月5日是星期天，我们302班的班团干部接到紧急通知，中午赶回学校，由班主任汤仲霖开会传达动员大家投身运动。他一再用57年反右的例子，告诫每个人要经受考验，站稳立场。）

秉基同学披露的事实引出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提出和主导这一行动？

无非两种可能：上级安排或基层自发。

如果是自上而下的布置，那么当时广州市内，乃至全国，都应该存在无数可能是地下运作的类似的“大字报委员会”。（为什么至今从无所闻？）顺流朔源，追索文革初期执政当局的意图，不失为文革研究的一种取向。

如果只是当时八中的领导自以为领会上级精神后，“发明”了这么一种形式，那么我们也要问问：文革之初，基层领导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八中的做法有没有代表性？

诸校长是深得人望的好校长，秉基也是我尊敬的好学长。在当时那样的“大气候”下，他们因职责所系而作之事，实在无需用今天的眼光去苛责。（何况诸校长在运动爆发两周，工作组进驻后，就已被罢官批斗。）秉基同学在事隔四十年后，能够公开透露这段不为人知的史实，还写诗叹悔自己在黑白颠倒的年代被利用做政治斗争的工具（“真亦假时假亦真，人生如戏场场新”）。作为一个混沌时代的过来人，最后以正直，清醒善终。难能可贵！可惜秉基兄走得太匆忙了，遗稿只是掀开了历史的一角，“大字报委员会”前后的许多细节本来还打算找秉基兄求详，特别是文中透露，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收集整理大字报中揭发出来的有关教师和领导的材料，那么是否也包括八中第一张大字报——高二学生朱振邦炮轰党支部的《十个问题》？当时围绕这张大字报在全校师生中展开了激烈辩论，笔者曾专门点数过正反双方的大字报，就各有几十张之多。几天以后朱就作为右派学生被批判（主持批朱的政治老师，班主任郭世思一夜窜红成了“左派老师”，很快又被学生揪出来，接着又引出当时身在北京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对广州市委书记雍文涛的亲笔批示：“八中右派学生斗左派老师，要处理！”，最后朱振邦精神失常，杀父。。。。。。这些都是说不完的后话了）。难道“大字报委员会”对这部分内容没有抄录？不可能！如抄录了，那就意味着该委员会的任务并不那么单纯，它的对象应该不仅仅是大字报揭发出来的所谓有问题的老师，至少在潜在的意义上，很可能也是同时针对贴大字报者，特别是注意那些被认为借机跳出来攻击党领导的右派学生的。文革之初，基层领导普遍借鉴57年反右的经验来指导运动，“引蛇出洞”和“秋后算账”正是反右之精髓。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文革中广州中学的最早的大字报五月二十七日出自华师附中，题目是“学校的教育”，内容直接针对学校党支部。笔者最近从当年八中六月五日第一张大字报朱振邦的合作者潘瑞瑜那儿得知，该文正是受华附影响的模仿之作。

在这两张大字报之间的短短八 九天，正是广州中学文革风暴酝酿爆发期，同时也是省市领导采取各种措施左右运动方向的控制期。5月31日市委第一书记区梦觉传达省委常委会议的三点指示，其中就要求“根据新的标准，划分左、中、右”。“八中大字报委员会”如果没有或忽略这层任务，那反而是不正常。

非常可惜，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无从向秉基学长求证了。（据李秉基生前透露，他当时并不直接和校党支部发生关系，而是通过本班的梁xx同学联络另一班的校团委之一的祁来，再由祁来向上请示汇报。整个过程保持单向联系，非常秘密。如今祁和李已先后作古。唯有希望梁同学提供线索。）

二．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

如果说文革是一头狂暴的巨龙，它也是由无数一个个小小细胞组成的。抢救正在迅速消亡的这些文革细胞，是眼下非常急迫的一项工作。因为这些细胞的价值，一点也不亚于紫禁城高墙内的秘笈。文革不仅仅是自上而下，它同时也是自下而上的。文革是一种合力。

我们每一个文革的过来普通人，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们本身就是历史！

高墙轰然倒塌的那一天，人们可能会大吃一惊——那些深宫秘笈早已灰飞烟灭。于是剩下的就只能是这些零零落落残布各地的细胞。

中国人民为千年不遇的历史的裂变期已经付出了异常巨大，异常沉重的代价。一个健忘的民族，不配有未来！

2007年6月24日芝加哥

tuffy05

邬恒芬：忆『豆豆』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八日写於纽约


  李秉基走了。从第一封电邮传来他中风、入院、昏迷到第二封电邮说他去世仅仅相隔两小时!  我再一次体会到生命的软弱。一个多月前他在电话里开怀的笑声犹在耳畔，如今已成了绝响…。几天来，在向当年的老师、老同学们通报这件噩秏时，他的音容笑貌还不断在我脑海重现．．．。

  我和李秉基识于孩提时代，小学一年级开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物质匱乏但民风纯朴, 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加上我们历任的班主任都是刚毕业的年轻女老师，待我们如同弟妹。六年的小学生活里充满活力和温馨。我们这群两小无猜孩子们，经历了激情燃烧的求学年代、人性扭曲的文革时期和艰苦暗晦的下乡岁月，直至后来在社会的大染缸打滚，都无损我们的友谊。几十年来我们都一直不断地联系着，互相关心着．．．

  李的爸爸和先父一样是西医，家境不俗。我和他的性格却是南辕北辙。作为男生，他有女孩的乖巧，细腻和整洁；女孩子的我倒是粗枝大叶，调皮捣蛋。大概是五年级吧，与他坐在一起，共用一张书桌。他的笔盒里永远装满了铅笔、铅笔刨、戒尺、钢笔、擦字胶等。我的笔盒里却总是空荡荡的。每当我看到他在我找不到文具时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气就不打自来。终于一次，我和另一女生合计在他不察觉时逐次把他的铅笔、铅笔刨、戒尺偷取出来藏匿在一个墙洞里。等他发现自己笔盒的东西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支钢笔后，他哭丧的表情令我们哈哈大笑。然后才打开墙洞，让他拿回我们的战利品。有一次，记不得是因为什么，我在与他共用的书桌中间划出「楚河汉界」，谁的手过了界线就会被对方打。开始时我们都尽量往两边靠，但他坐在左边，右手写字。 最初他写字时小心翼翼地只用四分之一的桌面，尽可能地远离界线，但一两小时后, 他的手慢慢地靠近了界线。窥视了他多时的我，当他的手肘超越界限时，一戒尺打下去…。小学时期的李，在我眼中是名羴弱书生。即使在炎热的夏天里，他也是长袖衬衫、长裤子，顶多把衣袖折叠到手肘处。他的衬衫口袋里总装有一包蚝油豆。为此，我们给他一个花名＂豆豆＂。

  初中三年，我们各处不同的学校，没想到高中时又与他重拾同窗之谊。高一时班上流行男女受授不亲，我知道他想与我搭訕而故意当着看不到。高二时我又不辛被调到别班．．．与李重新接触是在七十年代。我们都分别下乡了，我被学校分配到番禺，他投亲靠友到了中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他的偷渡经历。再碰到他时，我揭穿了此事。开始时他吃惊、尴尬；跟着就可怜巴巴地求我看在几十年交情份上为他保守机密。我哈哈大笑之后告诉他，我家的老四也曾偷渡。从此以后，他便成了我家的常客，四妹也成了他偷渡的同谋…。七十年代是我们变化最大的时期，我出国、赴美，他偷渡多次失败、回城…。我们仍保持联系，互相帮助。他为刚到香港的我找到其他老同学的香港地址，让我可以与他们联系。我多次设法帮助他圆他的美国梦可惜都不成功．．．。

八十、九十年代，我们只保持每年一卡片的来往问候。每次我回广州，也一定找他和其他小学与高中的同学重聚。进入新世纪后，因为高科技电信的发达，开始与李电话联系。一两小时的电话里，我们通常会告诉对方所知的老同学的近况，但更多的是重温我们的过去…。在李的心目中，我一定是个“恶人”，因为我常骂他。看到老同学转来他胖胖的近照，拿起电话就骂他像个猪肉佬。听说他边吃痛风药边吃山珍海味，我骂他发神经…

  去年我与两位培英学弟始办培英文革网。为此我与很多校友们联系、征稿。当我找到他时，电话里他说对此不感兴趣，说文革的伤痛既已过去，不想重提。 但后来的电话里他又为我提供当年文革『大字报委员会』的消息。我在电话里花了一个多小时和他磨，动员他把此事写成文字。 他不干， 最后我投降了。谁知第二天早上，我看到了他的电邮。说是＂精诚所致、金石为开＂！他发来了文章，只要求不用真名。我回邮谢他，并列举几个笔名。他选了'"豆豆"， 并给我寄来他的"人生" 一詩。我知道他肯写是因为我与他超过半个世纪的友谊！我从心底里感谢他。

            …

  博克编辑（培英颖社邬恒芬：忆『豆豆』） - 澳洲培英老三届（雪梨）校友博客 - 澳洲培英老三届（雪梨）校友博客李秉基，你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记得上两次的电话里我还答应你，只要你拿到赴美的旅游签证，来美后我一定带你遍游这个你梦想中的国家。你也答应下次我返国，你会陪我同游祖国的锦绣河山。一个多月前，你在电话里还叮嘱四妹记著你的电话号码，下次回广州一定要找你…　随着你的离去，这一切承诺已成了我们永远的遗憾！现在的我，不知道能为你做些甚么。隔着半个地球，也无法送你最后一程。只有遥祝你一路好走，到那个再没有病痛，没有烦恼的乐园。若干年后，我们也许在那重聚。如果有来世，我们再做同学，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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