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文革与接班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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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运动，是毛第二次倒刘失败”，这倒是新鲜说法。



杨光：文革与接班人问题——纪念文革五十周年

一

毛泽东为发动文革提供了完整的说辞，一曰“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二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三曰大破大立，“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探索一条巩固社会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新道路”，诸如此类。五十年之后，这些革命理论已基本失去了对青年和“群众”的蛊惑力。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文革的主要动机其实就是权力斗争，就是将毛认为已经旁落的大权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重新夺回，交给“毛派”自己人——即毛的家人、亲信、嫡系、盟友——来垄断性掌管。文革虽然波及广泛，外部性极强，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影响远非平常权力斗争可比，但接班人问题是文革贯穿始终的主线：文革从发动到结束，始终围绕接班人问题而展开、而变化，废储、立储，再废、再立，所谓“炮打（刘邓）司令部”，所谓造反、夺权，所谓“九·一三事件”，所谓“粉碎四人帮”，都只是“路线斗争”包装之下的废立之争，是典型的高层权力斗争。

笔者认同文革主线是权力斗争的观点。阶级话语、革命话语并没有改变文革权力斗争的基本性质。权争就是权争，即使它挂上了“理想主义”与革命的招牌。

当然，与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围绕储位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相比，文革也有其特异之处：它是一场以“阶级斗争”陪绑、并掺杂“路线斗争”的权力斗争，是一场波及全社会的、规模失控、手段失控、节奏失控、政治后果也几乎失控的扩大化的权力斗争，是一场以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为道具、为枪手、为炮灰、为借口的权力斗争，是一场笼罩在神圣化革命语境之下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权力斗争。

古典的废立之争只涉及利益攸关方，只伤害到废太子一党或争立失败者一党，对普通百姓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而文革波及全社会的所有人，波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各个领域，伤害到了除毛泽东本人之外的全体中国人民。这就是说，文革根本配不上理想主义、社会试验、革命运动这些中性名词，它就是一场搞不定接班人而引发的权力斗争，而且还是古往今来最放肆、最卑劣、最恶毒、最丑陋的权力斗争。文革“史无前例”之处，或在于此。

二

事实上，不论毛有哪些或“伟大”或渺小的革命理论，也不论毛和他的“亲密战友”有多少或高尚或卑劣的“战略部署”，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直接、最显明的目的，就是搞掉刘少奇这位毛的原配接班人，这是毫无疑义的历史事实。

文革最惊悚、最震撼、最富戏剧性的一幕插曲，则发生在另一位接班人——写在党章上的毛的正式接班人林彪元帅身上。文革初期引领崇拜浪潮、唯一与毛并列的林副主席在“胜利的九大”之后迅速走向失败，庐山会议后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最后仓皇出逃，摔死异乡。这就为文革敲响了丧钟。

文革的最后结局，发生在三位接班人之间。毛泽东的第三任接班人华国锋在毛尸骨未寒之际发动宫廷政变，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侄子毛远新——种种迹象表明，江青、毛远新二人才是毛泽东真正属意的接班组合，只是毛还来不及为江青、毛远新搭好梯子、扫清障碍，就一命归西。毛泽东绕了文革那么大一个弯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惜置党和国家于严重动乱，不惜令“人民群众”和“阶级敌人”两败俱伤，而最终，毛的“家天下”体系一触即溃，苦心孤诣的接班部署落了空，泡了汤，中共“红色江山”还是落到了“保皇派”、“走资派”们手里。

华国锋的结局也不妙。华唯一的幸运之处，是毛泽东之死恰逢其时。若毛多活几年，以毛疑心重重、刚愎自用、薄仁寡义、阴险苛刻的性格，华的前景大概不会比王洪文、李德生好到多少去。毛死之后，“老实人”华国锋虽以霹雳手段强行接班，但仅仅两年之后，就被邓小平夺去实权，仅留虚位；又两年之后，虚位亦被削去，华被打入冷宫，雪藏至死。

文革中哭在最先、笑到最后、曾发誓“永不翻案”的邓小平，其半生命运、政治起落，当然也与毛的接班人纠葛密不可分。邓小平在高岗事件之后、文革之前，“九·一三事件”之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前，曾经两度被毛泽东选作接班人备胎。当邓主持“全面整顿”与江青发生公开冲突之后，毛泽东嘱毛远新登门拜访，笼络之情，托孤之意，虽未明言，却已昭然。邓之所以从非死即囚的接班人魔咒中解脱，大概是因为邓只是个备胎。

如上所述，文革权斗的基本阵势就是领袖、接班人、被废的接班人、待立的接班人、排队待立的接班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与持续混战。

三

从列宁开始，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政权都没有能力以制度化方式解决接班人问题——而这是西方宪政民主制度早已经解决、且解决得很好的事情。共产党国家在权力交接之际卡壳，出现政局动荡，乃至引发诸如内讧、政变、分裂、“变修”、清算、垮台等重大变故，是正常现象；什么都不发生，倒不大正常。除非像北朝鲜、古巴那样退回血统主义、王朝时代，否则，无论是否预先选定接班人，无论选得好与不好，共产党政权都难过接班这一关。

中共意识形态一向以“彻底反封建”自我标榜，这就使得毛泽东让自己的老婆、侄子或女儿通过常规党内程序成为接班人颇为别扭，有观念上、观感上的不适与障碍，很难名正言顺。毛泽东为他死后所作的“战略部署”，大概是找一个不管事的虚位接班人在前台撑场面，由江青、毛远新在后台掌实权，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之后，大位再还给毛远新或其他毛家后人。刘少奇显然不符合此要求。不管刘少奇有没有说过“人相食，要上书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让毛将其定性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无论如何也是要让位的。

林彪因身体太差，建国后一直投闲置散，修身养性，有职无权，在副主席、国防部长任上也不具体分管党政事务。如果他一直保持这种权力游离状态，以林的军功、资历、威望，他是毛家“家天下”的最佳中介。但林彪心机极深，早已识破毛的计谋。九大之后，林彪团队与江青团队处于争权夺利位置，林江联盟破裂。林家公子林立果又早早摆出一副“第三代接班人”的架势，林彪颂毛为“天才”，而林立果被空军一群吹鼓手捧为“超天才”、“全才、帅才、超群之才”，这样的吹捧不但把跃跃欲试的肖力（李讷）、毛远新比到了台下，甚至把“伟大领袖”都给贬低了。这是庐山会议上毛对“天才论”大动肝火的真实原因。病怏怏的林彪以捧毛的劲头捧自己的儿子，这就注定了林彪等不到接班那一天。

林彪死后，毛泽东以“坐火箭”方式提拔王洪文、李德生、纪登奎、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等中层干部入京，这些人构成了新的接班人梯队。其共同特点是：资历不深、文化不高、能力不强、口才不佳、忠厚老实、易于控制，除了依附毛家，这些人在中央没有其他的靠山。后来被正式封为接班人的华国锋是从毛的老家湘潭起家，而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曾与毛远新搭档共事。毛的私心，至此昭然若揭。

四

也许有人会说，以毛泽东在中共至高无上、一言九鼎的地位，废立之事，乾纲独断，搞掉刘少奇并非难事（1964年底，毛曾怒气冲冲、盛气凌人地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撤换林彪亦有捷径，他犯得着兴师动众，牛刀杀鸡，大费周章吗？本可短平快简单处理的宫廷之争，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它推向社会，引发天下大乱呢？这就要归咎于中共的政治体制和毛泽东的特殊个性了。

毛欲倒刘，存心已久。毛1970年告诉美国记者斯诺，他在1965年1月制定社教二十三条时已下定决心搞掉刘少奇，但毛并没有说实话。实际上，高岗事件就是毛指使下的第一次倒刘试水。毛早就不想让刘少奇占居二号位置了。李锐曾说：“习仲勋跟我说过，1949年进城后谁接班？就是高（岗）。那已经很明显了嘛！高是国家副主席，又是国家计委主任。国家计委与政务院平行，实际是经济内阁。”高岗“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刘少奇登门道歉高岗竟不予理睬，没有毛的支持高岗岂能如此妄为。但高岗倒刘反周引发高层集体反对，毛只能牺牲高岗以安抚刘少奇。

共产党的政治体制大不同于西方民主宪政，它没有进出高层的常态化、和平化手段，更没有不伤和气地撤换二号人物的程序性、制度性方法。毛要搞掉刘少奇，按照党内斗争的传统，就只能想方设法给刘少奇安一个罪名，最好是用运动、用“革命”的办法，政治上搞倒，肉体上搞垮，名声上搞臭，以便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1957年反右运动，是毛第二次倒刘失败。毛对反右的“自供状”是所谓“引蛇出洞”，但实际的情形比“引蛇出洞”复杂得多。毛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动员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本是满心希望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对毛感恩戴德，按毛的意愿把整风的矛头对准“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少奇、彭真，就像九年后的红卫兵那样。但事与愿违，毛弄巧成拙，“右派”不买毛的账，倒是反毛言论多于反刘言论，于是整风转为反右。

两次倒刘不遂，可见在共产党体制之下，即使是毛这样的大独裁者，不使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绝招，不召唤红卫兵、造反派之类洗过脑的魔教信众，打倒刘少奇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毛的个性，本来就好大喜功，好走极端，采用文革这样的极端方法解决接班人废立的权力斗争，在别人是牛刀杀鸡，甚至是风马牛不相及，在毛泽东则是水到渠成，恰到好处。一个大炼钢铁不惜把树木砍光，大跃进不惜饿死几千万人，想当世界领袖不惜承受核打击牺牲一半中国人的政治狂人，用文革的手段重建“家天下”的接班秩序，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20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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