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山：文革中的一些回忆

tuffy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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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十年，一个开头的大串连，一个后来的干校，使我留下了比较深刻的记忆。中间那些岁月就好象是在混混愕愕中度过的。现在就让我写下一些有趣的或者还算值得记下的故事，让没有经历过文革或者经历不深的朋友知道一些过去的事吧。
对于很多年青的朋友，最让他们记忆的恐怕就是武斗了。广州体育界好象参加武斗的人不多。有也不是动刀动枪的那种。有一次，我和几个同派的人去二沙头体育俱乐部，那里是专业运动员集训的地方。我们本想去了解一些运动员是如何大鸣大放的。那时两派对夺权已没有什么兴趣了。他们就以捉住体委领导开大批判为先。以说明自已才是“左派”。一派原先就以二沙岛最西边为根据地。他们先捉住了省体委的领导。但另一派就佔领了中间地带。而开批判会的场地在东边。这样在中间地带就发生了拼撞。好在运动员都知道拳头的轻重。举重队是一派，体操队是另一派。举重队的大只佬说：“你先打我三拳，我再打你一拳。如何？”体操队的虽然也大只。但比起举重队的就差一皮了。只好作罢。于是西边的一派就电召珠江对面的航海俱乐部扒来一只舢板。把那些领导从河中运过西边。于是中间那一派就转移队伍向南边河岸守卫了。那场面一如拍电影。十分的热闹。我们也只是旁观者。后来结局如何也不去管它了。
好，今天先说这些。总之最后两派都得个“吉”。

文革时我参加了由各业余体校教练组成的一个组织。也算是“造反派”吧。但我们从不参与社会上的派别。也不在体委内部搞什么“夺权”之类的行动。只是在旁边发发议论，敲敲鼓边。我还在这个组织之下另外成立一个《锷未残》的分支。专门出版一份油印小报。主编是我，写稿是我，刻蜡板的是我，油印是我，派发还是我。我也不是支一派反一派。而是对一些违反大方向的，不做正事的等等，用寓言的文笔加以讽剌。也可能我这附中出身的笔头还有些可取吧。我的小报竟然还是得到两派群众的欢迎。我也算是在文革中干了一件小事吧。
后来社会上的武斗越演越烈了。但我们体校的训练还是照样进行。我也还是回体委出我的小报。但我们组织的一位教练却不知了去向。后来形势平静些了。他又回来了。我们问他去了那里。他说去召庆调查武斗了。我们这个组织从不理会社会上的事。你去调查什么武斗呢？但我们也还是不去管他。后来办清队学习班了。要调查每个人在文革中干了什么事。于是我们就追问他是谁派遣他去召庆调查武斗的。他这时才说其实他是躲在黄竹岐的外父家里去了。我们也明知他后来说的才是真话。但为了整古他，我们咬实大家都在当时听他说是去调查武斗的。搞得他十分的狼狈。这事后来一直成为我们的笑谈。

文革后期就是办“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了。文革前广州市体委人员不多。据说就三百来人。除了体委机关就是各个场地了。就是体育馆，越秀山体育场，越秀游泳场，二沙头体育俱乐部和各泳场了。后来成立了体训班。体训班有羽毛球队，队内有著名运动员侯家昌傅汉洵梁小牧等。足球队后来出了个全国知名的容志行。还有乒乓球队游泳队等。还有一个棋社，社内有杨官璘陈松顺等名棋手。所以在南海泌涌办学习班就十分的热闹了。泌涌这个地方本来是一所农业技校。这时学生都走了，只余下一些老师也归体委管。一开始学习，我们这些较年轻者当然知道自已没有什么问题。也就嘻嘻哈哈的过自已的生活。可是一些年纪较长者因为在旧社会活得时间比较长，所以就有一些时段要讲清楚来龙去脉了。棋社有一位较年长的棋手解放前是属于摆地摊的那种低层的棋手。他只能是到处流浪，那里有人和他下棋他就在那里生活。这时要他找到人来证明他的各段历史也真难为了他。追廹得紧，他一时想不开，就决定不如死了算了。一天旁晚，他走到了河边，慢慢的向河中间走去。这时天气已很凉，他就紧抱着双手，哆嗦着。这时一位同志发现了他。高声叫他：“回来。”他就慢慢的走了回来。问他想干什么。他说：“想自杀。但割颈怕痛，投河又怕冻。”这时周围的人们引起了一阵大笑。同志对他说：“死什么？把事情说清楚不就得了。”后来查实，他的确什么事也没有。而陈松顺的问题就比较麻烦了。解放前他就是三省棋王。粤，桂，湘，无人是他的敌手。所谓“十字打个圈，云南走四川”。他兜里装着一付象棋就可以在西南各省揾食了。他说他在云南待的时间最长。但找谁给他证明呢？他是著名棋手，到云南应该可以找到证明人的。于是就派出一位青年棋手李广流和一位军管的同志去云南外调。他们去到云南当然就是到云南体委了解了。但几十年前一个广东棋手来云南的事，云南体委又如何能够知道呢？还是这位青年棋手多计。他问清楚了昆明那里多人下棋，于是就到那多人下棋的公园与人们下棋了。这位棋手是全国第四名的好手，当然一下子就征服了全部昆明棋手。一下子人们就说，广东来了一个棋手好生了得。于是他就问当地人，知不知道当年有一个广东棋手来过昆明。一时间竟然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一位老人家说，从前昆明有一位象棋好手可能知道。但现在已退休回乡了。于是他们又设法打听得这位老棋手的家乡。又去到那里果然见到这位老人。老人说，那时果真有一位广东来的棋手在云南下棋。还给写了证明，由公社蓋章。回来陈松顺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明天继续。

杨官璘出山前是东莞县的一位裁缝。那时珠三角中东莞算是比较穷的县了。杨官璘于是就想，不如到外边去闯荡一下。或者能对生活有所改善吧。于是他就去了香港。但在香港做裁缝没有熟客谈何容易。他只好去摆地摊与人下棋。一般每天也能攒个三两块钱解决温饱。但有时没人找他下棋就连开饭也成问题了。他只好去找别的摆摊的棋手下棋，赢个一两块解决燃眉之急。到自已攒了钱再去找那棋手下棋，输回给他。后来我们问他，何不干脆把钱还给他不就完事了吗？他说，这不好。不尊重同行。杨官璘真是一个绝顶的好人。在他最艰难的时候还不失做人的基本准则。在清队时，他是含着眼泪说出这段往事的。我们听者都无不为之动容。直至广州解放后，他回到广州参加了全国比赛，得了全国象棋冠军。并参加了正式的工作。他的生活才得到了切底的改善。
关于杨官璘和陈松顺的故事我已后还会讲。今天暂时就讲这些吧。

文革时体育馆有一位厨师据说曾在佛山沙堤机场做过飞行灶的厨师。后来又做了二沙头运动员餐厅的厨师。他有一手绝活，两手握着各一片饺子皮，向盛饺子馅的盆一揸，两手用力一握，两个饺子就做好了。清队时，专案组说他是手上有十二条人命的大土匪。于是赶紧收监，派专人24小时监督了。只是问来问去也问不出个眉目。他老婆也是体委的工人。这时还可以让家属送衣物和食品。他家属就送去了一包“鱼公饼”。这是廉价的饼干。里头有小猫小狗小鱼等动物形象。专案组一看，有问题了。这位厨师是湖北人。湖北有个嘉鱼县。是不是他作案的地方就是嘉鱼呢？因为饼干中加有一些鱼形的饼干。于是就派出了专案组的人去湖北嘉鱼外调了。公费旅行了一趟，什么结果也没有。又因为他说解放初在佛山沙堤机场做过飞行灶的厨师。他还说出当时他的领导司务长的名字。刚巧，那年代我也在沙堤机场。而这位司务长我也认识。于是就派我和一位军代表一同去沙堤机场。果然找到了这位司务长。这时他已是管理科长了。他还认得我。他说，这位厨师的确在沙堤机场工作过。但他的历史就不是他管的了。他说，在飞行灶工作的都必该由保卫部门严格审查。于是他就写了证明，由单位蓋章。我们也就回去交差了。又过了不久，学习班也结束了。我留在泌涌的“五七干校”。这位厨师是工人，不留干校。后来是怎样结案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现在这位厨师还活得好好的。他的儿子现在是越秀泳场的党支部书记。我想如果这位厨师真和十二条人命有一点关係，他的儿子也肯定入不了党，更做不了党支部书记。唉，文革就是这样的瞎折腾。

市体委的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结束了。也没有查出一个什么大问题。这时要派出十多个教练去各中学教体育。这些被派去的教练都不愿意到中学去。以为好象从教练去到中学掉了身份。我想，我的父母都是教师。“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其乐无穷。”可是这次却没有派我去。于是我就找体委管人事的同志说：“他们不愿意去教中学，我愿意去。我除了教体育，还可以教别的科目。高中的文史地，初中的数理化，小学的图工音体。除了外语，我都可以胜任。不信，可以马上找教育局的人来考我。不用准备，随时可考。”大有《秦士录》中邓弼大言：“四库书，从君问。即不能答，当血是刃。”的气概。可是那位同志说：“你还是留在体委好嘛，先去干校锻炼一下嘛，回来还是做你的教练嘛。”这样嘛，那样嘛。就把我嘛得没有了脾气。只好去干校锻炼了。可是这一去就是三年。开始就封我做了一个养鱼班长。我们这个班连我就五员大汉。都是教练员。还好，人说：“精仔养鱼。笨仔养猪。”因为鱼饿了不会叫。猪饿了就吵翻天。我们每天只需要割些番薯藤和收些烂菜叶或青草，掉到鱼塘里就可以了。只是伙房要加菜，我们就得去打鱼。冬天在水里网鱼是件苦事。我曾腰伤，在冷水里一泡，结果得了坐骨神经痛。后来虽然好了，今年却又再犯。害得我苦不堪言。好今天就说到此。明天再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