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服兵：华附与王屏山

tuffy05

“附中”与王屏山

看了haklan写“校长”，禁不住也想写写我的学校和校长，特别是自己也当了几年老师后，更感到60年代“附中”校长王屏山不同寻常。
“附中”是华南师院附属中学的简称，广州的附中好几间，惟这所名气最大。那时我和王校长距离很远，他是名震全国、广东教育界第一人的名校校长，我是初入“附中”的学生，但我们居住的距离曾经很近，都住过文明路6号大院，即旧“中大”院内。王校长住西堂，我家住红楼，大院内有著名的大钟楼、天文台、北斋、中斋，在旧中大之前，这里是广东明清二朝考举人的地方，红楼是学使大人驻地，那些“斋”就是各地秀才集中省城考试兼住宿的考场。
有个农友出生在西堂，父母和王屏山同事，王屏山看到这初生婴儿好玩，顺口起了个外号“傻鸡蛋”，谁知这个外号跟了农友近60年，现在我们见了他还是叫“傻春”，“春”即“卵”也，是广东叫法，却少有人知道是严肃的王校长叫起来的。
说附中得先说说“附小”，“华师附小”在广州仰忠街，后来一部分搬到中山四路和“华师附中”部分合并为“广东省实验学校”，模仿苏联的新学制，从新一到新十，就完成了初小到高中的学业，比旧制少了2年。“附小”主体搬入华师校园内，仍叫“华师附小”。“附中”的主体则搬到石牌华南师院隔壁，远离了当时的城市。
我在改制时期正读“省实”旧制6年级，这批小学毕业生就有了两个选择，可以考省实验学校，考上了从旧六转新六，仍算中学生。另一选择是放弃实验，考广东别的中学。这时刚好有一个新成立的特殊学校提前来招生，说是为培养外交官而设的。我们大都参加了这次考试，而且考得不错，但其中一人的母亲是这所新学校的筹建者，反而觉得这所学校没基础没渊源，要她女儿仍读省实验学校，也劝我们再考虑。我表哥这时已是附中的高二学生，对附中和校长绝对崇拜，力劝我们考华师附中。
当时“省实”旧制六年级六个班，三百多人，大多数考回“省实”读新六，只有数人被附中吸引，后来真正到附中就读的这届仅有五人，我和同班的表姐表妹就是其中三个。在“省实”的同班同学后来发展很好，而我们也没有后悔走出“省实”，实现了人生的第一个选择。此后，王屏山校长对我的毕生行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王屏山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附中的教学内容和办学措施上，附中出来的学生，日后的职业和作为，在在表现出王屏山教育思想的特色。
附中毕业生最大的特色就是不会做官。以我所知，附中学生做官的有，做高官的没有。按现在的标准看，做到“副厅”以上的，除了从军的几个，地方上几乎没有。附中人“身居茅屋，心忧天下”的情结很重，从政、当职业革命家是第一志向。然而，王屏山没有教学生如何当官，如“趋炎附势”、“巧言令色”、“察言观色”等等必杀技。那些东西是附中人不能为、不愿为亦不屑为的，走在当今官场上，往往空怀热血，铩羽而归。
附中学生另一特色，是实在和实干。40年后回顾，附中的“老三届”在基层都干得实在、出色。“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在需要真学问、真本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处所，都有出色表现。
第三个特色，附中学生对科学技术有发自内心的兴趣爱好，并因此受益一生。不因客观条件的简陋，环境的变化放弃，不少人一生从事科技工作。
第四，喜爱文学艺术，但只作为业余爱好。在环境急剧变劣时，也有人转而用笔和纸展现才华。刚进附中在窗外听高中的同学高谈雪莱、莱蒙托夫，那份文学的根苗便已悄悄种下。
王屏山是怎样教出这种学生而且成为附中特色的？不仅仅由他的“八字学风”——“勤奋、刻苦、踏实、认真”达致，在三年附中生活里，留下深刻印象受益终身的有这么几件事情：

。。。。【似缺？】

“革命化、劳动化”
当附中学生，要能吃苦，乐于吃苦。附中有自己的农场工厂，每周有一个下午的劳动课，每学期到校办工厂或农场劳动一周。学生创造的劳动价值全部用于学生，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在饿饭的时候，附中饭堂的大米饭仍然不限量供应，那就是用学生的劳动换来的高价大米，让周围的大学生羡慕得要死。学生放开肚皮吃饭时十分注意不浪费，以捡吃掉在地上的饭粒为荣。一箩箩冒着热气的大米饭，几千人的大饭堂，地上找不到一颗饭粒。每到农忙时节，学生还到农村帮助秋收，割稻、摘荔枝。在农场劳动，负责打柴的指标是一天一百斤，能干的能打回来二百斤。
那时我们14岁，不论春夏秋冬，不论课堂田野，附中学生走路从不穿鞋，光脚（进工厂除外）。不少同学家境不错，家长有当省委书记、省长的，有当一级教授、工程师的，但艰苦锻炼的意识和行动毫无二致。那时的信念就是要准备好将来当一名合格的农民。同班同学的姐姐在附中高三毕业，不参加高考就到了花县花山公社当农民。当时《南方日报》头版的报道就是《将军女儿当农民》，那是董加耕、邢燕子的年代。文革风暴末期，附中学生到海南，集中在比较艰苦的六师，对艰苦的劳动生活应付有余，应是拜附中提早进行的锻炼所赐。至于精神上的折磨，那全国人民都没有准备，另说了。
革命化是劳动化的前提，这比较可怕。1963年刚入学不久，遇到王屏山发动的“向党交心”活动，动员学生把自己的思想公开，批判检查其中不革命的东西。公开的东西越龌龊越阴暗表现就越革命。那时小，胡思乱想很多，当英雄的心有，当强盗的心也有；情窦初开，对漂亮女孩倾慕的心也有。都要当着全班同学说出来，多难为情，多可怕啊！为此揣揣不安好几天，幸好动员大会后没有在初中部施行，听说在高中部真搞了，但很快就停止了，据说效果不好。这种压抑戕害人性的做法，现在想起来像《巴黎圣母院》副主教克洛德·弗洛所为，多少有点文革先声，像“斗私批修”、“表忠”的初孽。
附中招生，一向对革命后代有照顾，也是“革命化”的表现，但不是毫无原则，还是要求学业优秀。但到了文革前夕，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女入学照顾过多。他们进校后虽说同样严格要求，同样改造思想，没有特殊照顾。但就入学机会而言，对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欠公平。那时不兴扩招和计划外招生，一届六个班，一班45人，绝不多招，以保证教育质量。
不论现在对附中“革命化、劳动化”作什么理性评价，平民心态、衣着简朴、严于律己等清教徒印记，已经深深烙在身上。少年时代铸就的规范，经历几十年时光磨洗，仍痕迹鲜明。
抢教师
王屏山为附中找老师，则纯粹是业务第一，完全没有革命化的考虑。所以教我们的老师，有的当过美军翻译，有的从国外归来，甚至有的当过英美中学教师，成分复杂。在革命化的高压下这么做，相当匪夷所思，也留下文革中老师多被批斗的祸根。王屏山还善于抢好教师。他是华南师院的党委成员，华师每年的毕业生要让他先选，因此附中能招揽到最好的年青教师。给我们初三毕业班当班主任教主科的教师，都是王屏山这么“霸道”地选来的。这批教师年龄和我们相差不大，亦师亦友，对我们的影响不止一般意义上的老师，40多年后，和我们还是朋友。也许这又是王屏山的一着高招？
课外活动
附中的课外活动组织很完善，辅导老师的专业水平很高，成为附中教育的又一个特色。可以说附中学生在课外活动中得到的教益比文化课还多。附中办得最好的课外活动小组是无线电、航模、射击、管乐，课外活动最需要的是手脑并用，着重提高动手能力。
记得航空模型组制造过一架翼展超过２米的无线遥控飞机，动力是汽油机驱动罗旋桨，接收机、发射机用的是最先进的花生型电子管（当时最微型的电子管），飞上天可以做各种飞行特技。航海模型组做的军舰，编队、巡航、射击、抛射深水炸弹等战术动作也可以无线遥控完成。
无线电小组训练出大批电子爱好者。他们在小组里从基础的矿石检波器做起，紧随世界电子技术发展，电子管、半导体一路紧跟，在后来的人生中始终追随最新的电子技术，无师自通，蹉跎十多年后遇到集成电路、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仍然凭兴趣钻研，直至登堂入室，成为计算机软硬件、互联网的技术骨干。无线电小组另有两系旁枝，一枝成了“火腿”，沉迷短波电台的制作和通联；一枝成了音响“发烧友” ，专注音响技术，追求全音域的平衡体现，也体味音乐的内涵。
射击队的水平在文革前夕达到巅峰。附中有专用靶场和专业小口径步枪，有部队转业的专职射击教练。队员选拔出来后能得到高水平的辅导和训练。那时附中有一队系着红领巾的射手活跃在射击场上，打遍广东无敌手。外国元首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广东，往往有一对红领巾射手表演百发百中百步穿杨的神技。小男孩据说现在已是中国空军一名中将，小女孩是我表姐，退休了。
课外活动是王屏山办学的又一个高招。估计那时他已看出中国传统教育偏重课堂传授和课本知识灌输，既不完整也未发挥人的潜能。以课外活动补充，调动人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人一生的兴趣爱好，也是教育的正途。至今课堂上学到的基础知识成为我们谋生的手段；而情趣爱好，对科技的痴迷，是课外活动给我们更有益的恩赐。
不善为官
王屏山退休前担任过主管文教的副省长，据说为官时也和他的学生一样不善为官，和官场有点格格不入，以致任满后组织准备让他“软着陆”的另两个省级单位对他不太感冒，差点无处降落。但他还是孜孜不倦于中学教材的编写，岭南版的中学全套教材就是他主持完成并推向中南数省的。作为他的不肖弟子，靠了他的名望和自己在海南的知青人脉，我也曾把岭南版美术教材推广至海南全省。
王屏山在2007年去世。告别那天，现场见到的高官不多，但弟子多极了！比每年“附中日”集中在石牌校址的还多，以致大批警员前来维持秩序。这景象也算是王校长的死后哀荣吧，孔圣人有弟子三千，王校长何止呢！改一句苏联人的话，“官员来复去，教师却永存”。王校长官场无知音，学林里却桃李芬芳。弟子们敬仰他的，不是官阶的显赫，是师德的高贵。
40多年过去，附中散发着柠檬桉香气的散步小径，晚修前飘荡在校园的《天鹅湖》序曲，所有的细微末节，还是会唤起附中学生深深的怀念，怀念他们人生最愉悦幸福的一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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