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磊：追忆敬爱的父亲王屏山同志

tuffy05

父亲周年祭——追忆敬爱的父亲王屏山同志

2007年02月27日21:34
来源：羊城晚报
                                                                                                                王磊                                                                   一年前，经受了十几年癌病折磨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自从1991年底父亲身患癌症，大小手术五次，化疗、感染发烧更是不计其数，自此，我们家人就成了医院的常客。每次送父亲住院治疗，我们紧揪的心都快要跳出喉咙。

可是，父亲的表情总是那样从容、镇定、自信。父亲每次出院回来，总是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我们全家都沉浸在喜悦欢快之中。紧接着，父亲又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马上又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去。最后一次送父亲住院，我们也和往常一样默默地祝福父亲，祝愿他老人家早日康复，战胜病魔，健康长寿。但是，这次却没能如愿。父亲最后半年的时光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癌细胞已扩散到全身，随着病情的恶化，父亲身上插满各种导管，即使这样，我也没听见父亲有过一声呻吟，神色依然是那样的坚毅。在医院，全家人陪父亲走完了人生中最后的18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180多个日夜。我们伤感，我们慨叹，慨叹苍天为何如此残酷，为何如此不公允，让我们的好父亲受此磨难！在天人相隔的日子里，我时常默念着，又过去一天了，父亲与我们分别又多了一天。父亲渐渐离我们远去了，眼前仿如有一条通天大道，望着渐行渐远的父亲身影，我只能在脑海里苦苦搜寻着父亲。

　　悲情：文革中被“批斗”100多场

　　1926年，父亲出生在福建海边的一户破落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多，父亲又是老大，那时家境十分贫寒，即便再穷，爷爷奶奶也要想方设法供父亲读书。小时候听奶奶说，父亲十分争气，学习一直很好，有时连饭都吃不上，也没有放下书本。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全家走难北上，父亲还时刻抓紧时间学习。后来，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入厦门大学，毕业后，又进入岭南大学攻读研究生。父亲健在时，常听他说：“过去那么困难还想尽办法学习，现在条件好了你们更应该好好学习。”父亲结婚较晚，对于父亲年轻时代的事情我们兄妹几个知之甚少，待我读小学慢慢懂事后，已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狂热逐渐散去，像给上了锁的嘴，终于开启了一条缝。从大人那里知道，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三年多，大小“批斗”100多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有关“十年浩劫”的许多事情，报刊电台等媒体作了大量报道，很自然地联想起父亲，我不时向父母亲打听“文革”期间父亲的一些遭遇，父母亲对此绝口不提。只是听父亲讲过：“有许多人挺不住走上绝路，我就不相信老会是这样，所以我活过来了。”我从家乡回广州读小学，正是父亲从“牛棚”解放出来安排在校办化工厂劳动时期。美其名为了更好改造“牛鬼蛇神”，父亲晚上经常还要在工厂劳动。有一天深夜，外面下着大雨，一阵急促敲门声，把奶奶和我惊醒。来人告知父亲晚上在校办化工厂劳动时，由于下雨不慎失足掉入化学反应池，双脚严重烧伤，已经送到医院。那时候我们家住广州郊区石牌，奶奶只好带着我第二天一早乘公共汽车去医院看望父亲。读小学前，我基本上与奶奶住在家乡，对于父亲，可以说印象十分模糊。到了医院，只见在重症室病床的父亲苍白消瘦，表情痛苦，深度昏迷。虽然医生只允许我们看上一眼，就请我们出病房，但那天情景使我永生难忘，无疑也就成了自己童年时代烙下的对父亲第一次永不磨灭的印记。直到现在，那天情景仍时常在脑海里翻涌，似乎在暗示自己，那天所见到的在病床上的父亲，就是文革期间父亲遭遇的缩影。几个月后，父亲终于康复出院。后来才听说，里头还有一段插曲。当时，父亲双腿感染高烧40多天不退，用了许多药也不见效果，医院发了几次病危通知。眼看实在没有办法，有医生提出用庆大霉素。庆大霉素是刚出没多久的新药，对于“牛鬼蛇神”能否用这种药，还得上级批准。幸好“革委会”大发慈悲，批准了父亲用庆大霉素，才把父亲从死神手中抢救出来。或许是父亲在劳动改造时表现比较好，出院后分配在市教育局东片教材编写组工作，搞“教育革命”教材编写工作。就这样，父亲拖着被烧伤过的双腿，清早就挤公共汽车去市区上班，太阳下山后又挤公共汽车回家。记得有一次，很晚也不见父亲回来，我们心里一阵紧张，生怕父亲又有什么意外。等到半夜，父亲终于回来了。原来是工作太忙误了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只好走路回家。过了些日子，父亲双腿功能恢复差不多了，就踩自行车上班。记忆中，不管刮风下雨，父亲要么早出晚归，要么生病被人送回家。经常有人对我们说：你父亲现在是靠边站，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父亲较少同我们兄妹几个交流，经常是沉默寡言，表情严肃，但我们却能感受到父亲对我们无言的爱。文革时期食品匮乏，连阿婆全家六口人，还要赡养家乡的奶奶和接济家乡的亲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吃饭时候，父亲总是吃得那么少。有时阿婆实在看不下去，叫我们不要吃得太快太多，留一点给父亲。我们都知道，这是父亲想留多点营养给长身体的我们。“人生中最好的十年我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在‘文革’时期我也实现了三级跳：从‘牛棚’到劳动改造，再到靠边站。”父亲所讲过的两句话，可能就是他自己对“文革”经历的总结。

　　热情：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亲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先回到学校，后又到省里工作。在我们眼里，年过半百的父亲焕发出从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我们打心里替父亲高兴。此时，父亲工作起来没日没夜，一周也没能与我们说上几句话。我们都感觉到，父亲是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有一天，父亲一早就回到家，我们都觉得意外。只听父亲说：“赶快把我那套西装拿出来，我穿上就走。”见到父亲急迫的样子，我好奇地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兴奋地说：“小平同志到了广州，要接见广东省的同志们。”改革开放初期，家里经济并不宽裕，父亲唯一一套西装平时都不怎么舍得穿。这天父亲在镜子面前穿了又脱，脱了又穿上，试了好一会儿才满意。父亲生活十分俭朴，当我们第一次见到父亲穿西装的形象，突然发觉父亲既精神又潇洒，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十多年一晃又过去了，父亲从第一线退下来到省政协工作，但是还是到处奔波。并且在省委领导的倡导下，成立了省教育促进会，继续为教育事业贡献余热。很不幸，没多久父亲被查出身患癌症。我们大家万分担忧和紧张，可父亲却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依然在忙碌着教育促进会工作，在张罗着民办学校的创办。而从父亲患病直到去世，也是我们与父亲接触最多的时期。

　　亲情：一大家子人乐也融融

　　我们兄妹几个先后成家立业，但有好长一段时间还是住在父亲那里，一大家子人乐也融融。在十几年患病期间，除了住院外，父亲生活十分有规律。周一至周五工作安排得满满的，晚上如果没有应酬，就在家里看报纸和电视，要不就辅导孙子辈学习。周六早上一般陪母亲去公园散步。周六下午及周日上午很多时候与其他人谈教育促进会或者是民办学校的工作。周六晚上和周日下午及晚上，没有其他特别事情就组织我们打麻将，我们把它称之为“开会”。“开会”虽然只是计分，大家倒是非常认真，甚至吵得面红耳赤。父亲走后，我们全家人再也没有“开会”了。有时望着静静摆放在一边的麻将桌，回想起当初情景，不禁一阵酸楚。我们家还有一项最开心的活动就是父亲带我们去旅游。父亲对自己要求很严，不愿意去打扰别人。但自从孙字辈们出生以后，经不住他们的要求，偶尔也利用长假带全家人出去旅游。父亲刚动完第四次手术没多久，正值国庆长假，孙字辈们吵着要爷爷带他们出去旅游，看着他们热切企盼的表情，父亲爽快地应承了。那次路途相对遥远，去游玩的景点又比较多，在旅途中我们见到父亲疲惫的样子，都劝父亲不要走那么多地方，可是当父亲看到孙辈们高涨的情绪，坚持陪着我们走完所有行程，回到家就累倒了。除了工作外，父亲也抽空关心我们兄妹几个的学习和工作。我们听得最多的就是：“要多读点书，要有本领才能在社会立足。”我们不时还对父亲提些要求，父亲回答就是那句话：“我该帮你们的，都帮了。我没那么大本事，你们要做自己去做。”对社会一些现象，我们经常有些抱怨，父亲总是耐心教育开导我们，做人要诚实，要有自己的原则和主见。尤其是在工作不顺利受到挫折时，父亲总是鼓励我们，人受点挫折很正常，关键是要在挫折中奋起，就会更辉煌。“在挫折中奋起，就会更辉煌。”这正是父亲自己一生的写照。父亲在去世前不久，突然提出要回福建老家给父母扫墓。正好我有假期，也跟着父亲回老家。天公不作美，从广州出发到老家，天一直下着雨。刚安顿好，父亲就提出要去扫墓。家乡的亲戚们都劝父亲改天再去，可父亲坚持马上就去。在墓前，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父亲落泪，此时自己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亲情。一年前的今天，我们全家人都聚集到父亲的身边，父亲生命最后的时刻到了。看着父亲呼吸慢慢停顿，病房里的仪器变成一条直线，我们所有人表现得异常坚强。只有母亲说了一句话：“对不起老王，我们没能把你从死神手里救回来。”是的，我们都要坚强起来，像父亲那样坚强地面对人生！最后，借用名人的一句话来表达对父亲的哀思：“您在我们一生中始终是一股摆脱不了的魅力，是一种长期以来从未削弱过的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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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芳慰园丁
——怀念敬爱的王屏山校长

高宏的
（2006年3月1日）

我认识王屏山同志是从当他的学生开始的，至今已有40多年。光阴荏苒，我们这批学生称他为“王校长”的亲切称谓却一直没有变。今年2月27日晚6时15分，王校长走了，当我知道这一消息时，立即冒着霏霏细雨，匆匆赶往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病区去给他送行。望着他安详沉睡的面容，一些往事不觉涌上我的心头。
一
1963年我入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书，8月31日星期六上午，我到附中注册报到，一进校门，就看到用黄色菊花编制成的三组字：“革命风、劳动风、学习风”，这就是附中的“三风”传统。在开学典礼上，王屏山校长照例给大家作报告。我至今还能记得的有两点。他说：我们这批初一的学生来自各个学校，大多数人是原来学校的骨干，仅少先队干部就将近80%。既然是骨干，就应该把各个学校好的东西带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王校长接着介绍了华师附中的简史，特别讲到了解放前夕附中有部分学生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地下学联。他强调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都要学习这种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精神。
我们能进到附中读书都感到十分荣幸，心中充满自豪感。因为在王校长的领导下，附中经过多年努力，已成全国著名的标兵学校。1964年，教育部召集全国四间红旗中学的代表到北京开会，毛泽东主席还亲切接见了他们，这在当时可是一件特大喜讯。
那时附中有个“三个天天”的做法，即天天学毛著、天天劳动、天天读报，让学生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从小就学习政治理论，培养学生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通过学习雷锋、学习解放军活动，学生的组织纪律性得到极大提高。附中特别注重艰苦朴素的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劳动人民感情和学生的劳动观念。以前，曾有少数领导干部动用小车接送子女，王校长曾亲自到校门口拦截劝阻、并作说服工作。从1963年开展学雷锋活动后，这一现象基本被杜绝。星期六下午回家，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从石牌走路回广州市区，大多数人还是打赤脚。当时每个班都有菜地，学生通过农业劳动，一方面培养从小热爱劳动的习惯，从中学习农艺常识，兼做科学实验，一方面又锻炼了身体。1965年，仅学生自己种的菜就满足了学校饭堂用菜量的三分之一。每个学期，附中的所有师生都要下乡参加一个星期的夏收夏种及秋收大忙劳动，并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每年每个班还要轮流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下到本学校的化工厂、机械厂，或到广州的广钢、柴油机厂等工厂劳动。1965年，全军兴起将军下连队当兵活动，王校长亲自到学生饭堂当厨工一个星期，与饭堂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商量如何进一步改善学生的伙食。
一般人总以为尖子学校的学生负担很重，可华师附中恰恰相反。现在我们总是在宣传和想尽办法对中小学生进行减负，而华附当年就已经探索出一套减负的做法。1965年毛主席发出七三指示，指出：现在学生负担太重，要从学习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附中坚决贯彻这一指示。附中原来下午要上两节课，这时已减至一堂课，1966年上半年，附中下午已经基本上不上课了。学生在下午主要是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小组、自学、体育锻炼及农业劳动。附中当年有30多个课外活动小组，每个人都要参加一个小组活动，如收音机组（从单管机组到五管机组）、地理组、养蜂组、管乐队、舞蹈队等。为保证教学质量，附中注重的是改进教学方法，而不是延长授课时间。王校长那时就对一些学生说，如果自己不感兴趣的课，可以不听。王校长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鼓励学生有独到见解的答题方式，并公开声明如答题有独创性，则在满分上再加分。附中注重的是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实践证明，只要方法得体，可以用较短的学习时间让学生取得很好的学习成绩。
附中的体育锻炼多种多样，除各种球类、田径外，单双杠、举重，乃至军体的投弹、刺杀、越野等都是我们经常的锻炼项目。学生要像军人一样整理内务，被子如同当兵的一样，整理成“豆腐块”形状。每天早上6时整，学校的起床铃声一响，我们就如同弹簧那样弹起，迅速穿上衣服，以年级为单位集合点名，然后跑步出操。以致多年后我当了兵，感觉也不过如此。当时为了支援世界革命，学校还开展了象征性长跑，看哪个班先跑到越南的河内或古巴的哈瓦那，这些活动，王校长都带头进行。我们每位积极分子，一天总要跑个三五千米，个别人甚至跑到了一万米。在六十年代，全校有多名学生获得国家运动健将及一、二、三级运动员的称号。在广东省中学生运动会上，附中总能保持男女团体冠军。我们许多人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吃苦耐劳、有坚强的体魄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
王校长特别注重按照党的教育方针，以德智体全面发展来培养学生。他成功的业绩也使他被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二
“文革”结束后，王校长重新复出。1983年他担任了广东省副省长。他特别注重改变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教育状况，经常到这些地方调研，及时解决问题。他常常去农村检查“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课室，人人有台凳）”情况。他在任上，广东是继京津沪三个城市外，最早解决拖欠教师工资的省区。
王屏山同志为改变教育由国家包揽的种种弊端，积极倡导并勇于实践民办教育。八十年代的一天，一位附中的同学告诉我，说王校长在深圳办起了一所专收“差生”的学校，我们一些同学听此介绍，真有点为他担心。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第一批建设者移民到深圳后，由于忙于工作，有些人忽视了对子女的教育，以至出现一批考初中无学校敢要的“差生”。这批学生如流入社会，很多人将会被毁掉，也会给社会造成严重的治安问题。王校长秉承“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古训，认为青少年的可塑性极大，于是在全国率先办起了第一所专收“差生”的深圳碧波中学。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数千名昔日的“差生”已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碧波中学也成为广东省一级中学。
此后，王校长对办民办学校愈发欲罢不能，尤其是在他离休后，他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民办教育上。在他领导下，又先后办起了广州蓝天中学、广州红蕾舞蹈艺术学校、新安学院以及深圳桃园幼儿园。他对民办教育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并具有前瞻性的见解，有的已被实践证明，有的还将被实践和时间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低进（学生入学时起点低）高出（学生毕业时德智体全面有所提高）的大面积转化后进生教育和民办教育中成绩斐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王校长在兴办民办教育中没拿过一分钱的工资。
培英育才，是王校长毕生所求；盼桃李芬芳，是他最大心愿。对幼苗，无论是强壮还是孱弱，甚或是有病态，他都用心去呵护并盼望他们成才。王校长不愧是一位真正的园丁。
三
九十年代中期，王屏山校长的膀胱癌病症愈来愈严重，他不时要到医院检查或留医，但他总是来去匆匆。那时我给百岁革命老人谭老（省政协原副主席谭天度）当秘书，也时常在医院碰到他。1995年的一天，医生告诉我说王校长刚动完手术没几天就出院了，我感到十分诧异。我知道，他这次是割掉了膀胱，要终生带着尿袋生活。我给一些同学打电话说，王校长为了争取时间，为了教育简直就不要命了。
2003年春，省政协组织委员就“加快我省高等教育发展”问题进行专题调研，4月10日下午调研组到民办的新安学院。那天，我作为工作人员，向大家介绍了调研组成员，并告诉大家王屏山同志是中午没休息就直接从广州赶赴深圳的；学校则介绍王屏山同志为该校的董事长。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曾担任过副省长和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王校长说，他作为学校的负责人，理所当然要亲自来汇报。由副省职务领导来给省政协调研组汇报，我遇到的还是第一次。事后，我跟个别委员说，王校长身罹重疾，患有膀胱癌、肾癌，还多次动过大手术，这次他是带着尿袋来汇报的，这位委员听了顿时吃惊万分。这次，王屏山同志简介了新安学院的成长过程、今后的出路和前途，并谈了他对发展民办教育的看法等，无形中给调研组上了一堂生动的发展职业教育课。汇报完后，他还带着久病之躯陪同调研组参观学校的教室、饭堂、教师及学生宿舍、图书馆、运动场地等。
让桃李芬芳是每一位园丁的期盼，王校长就是这样的园丁。如今，王校长走了，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长存在我们心中。他一生淡薄名利，勤奋工作，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于人民教育事业，数十年不改其志。他服膺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集天下之“英才“、“蠢才”、“歪才”而教育之，在普教、高教、民办教育、乃至“差生”教育中都卓有业绩。长风浩荡，高山仰止，他给世人留下的是一座永恒的丰碑。
王校长去世后，我撰写了两幅挽联，作为我对他的哀思：
其一：
一生一世事事体现焦裕禄精神
一言一行处处展示孔繁森作风
其二：
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不愧人民公仆
培英育才辛勤耕耘堪称园丁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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