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村口述：我组织广州红卫兵赴京

tuffy05

　　讲述背景

       对于广州红卫兵队伍的最早发起组建人之一杨小村来说1976年恰如一个杠杆的支点，它连接的是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人生：前半段是充满激情、荒唐和辛酸的青春岁月；后半段是财富故事、商场传奇。
　　在广州一个夏日的午后，白云山脚杨氏旗下的一家酒楼内，竹林深处，水雾氤氲，儒雅的杨小村点上一支烟，缓缓忆起当年旧事。



讲述人·杨小村

　　商人，1947年生于香港。读高中时是广东仅有的两名中学生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是广州红卫兵队伍的最早发起组建人之一，并带头赴京串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人的接见。其后，父母被关进“牛棚”，本人也成为知青到海南岛劳动7年。后又回城做工人、读大学、在机关当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弃政从商，见证和亲历了香港政治经济风云，以及九十年代南中国的房地产热潮。
　　“1966年5月27日下午，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长王屏山。这也是全广东的第一张大字报。我看到后，马上组织一个叫李八莫的同学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
　　可以说，这两张大字报的出现，掀开了广州“文革”的序幕。
　　——杨小村谈广东第一张大字报
　　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我个子矮，看不见，急得就往城墙上的旗杆上爬。警卫叫我下来，可是人太多，他根本挤不过来。结果大家都学我往旗杆上爬。毛主席往下面挥了挥手，人群愈发狂热，上百万人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组织者安排我们从城门两侧向东行走，以便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但是，带队的人事先说明：不准和毛主席握手，因为主席的手都被握肿了。我们排着队从他面前走过，离得大概有一两米远。
　　——杨小村忆进京见毛主席”
　　1976年，我29岁，是文冲船厂的一名工人。前一年，我刚刚结束了7年的知青生涯回到广州，可以说是个一无所有的大龄青年。好在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太太，两人恋爱、结婚，生活相对宁静。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超脱于那个时代。对于“四人帮”被打倒，心中是欣慰与迷茫交加，同时，对过去十年也有了更多的反思。

　　“文革”前夕被内定为留学生

　　命运轨迹的突然改变发生在我高考前夕。1966年，我在华师附中(时叫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高三，属于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学生，被挑中入选仅有的两个尖子班，校长王屏山(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广东省副省长)还兼任过我们的数学课。当年4月3日，被发展入党，成为全广东仅有的两名中学学生党员之一，那年我刚满18岁。
　　在当年高考之前，学校特意选了几个同学提前参加考试，说是要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通过。录取通知上说，让我6月初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去见中央招生办的某某人。我如约前往，却发现没人了，问服务员，说都走了。原来中央招生办已经接到通知，出国留学不搞了，在广东的驻点也被紧急撤回。一直到大约10年前，我才听当年的老师说，当时原本是打算派我到英国留学的。

　　对广东第一张大字报组织反击

　　旁白：1966年5月27日，华师附中出现了全广东第一张大字报。在其后的一份《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原华师附中)大字报选》中，就收集了这份大字报，题目为《学校的“教育”》，作者署名为“高三(2)　李重明”，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校长王屏山。当天紧跟其后的，是署名为“高二(4)　李八莫”的反击。
　　“五·一六”通知下发不久，5月27日下午，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长王屏山。这也是全广东的第一张大字报。我看到后，马上组织一个叫李八莫的同学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这两份针锋相对的大字报一贴出，马上在全校掀起一股辩论风暴。当晚，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校秩序混乱，学生分成两派展开了大辩论。到了28号，自动停课。
　　可以说，这两张大字报的出现，掀开了广州“文革”的序幕。其实，最初写大字报的同学，也仅仅是因为对学校管理不习惯有意见。这部分同学我很了解，他们多是从八一中学初中部升过来的。八一中学是部队子弟学校，很多学生都是高干的孩子，学校管理不严，伙食也好。而华附的管理则非常严格，生活条件也差一点。这部分子弟在家能接触到一些内部文件。
　　6月2日，省委派出工作队，代省长林李明还亲自到学校，对两派学生进行调解。但是，谁也听不进去。其实，那时大家虽然分成了两派，但都没有什么个人政治目的，一心想的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红色政权。

　　带领红卫兵直奔华侨新村

　　旁白：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5日，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时，北京传来消息，说成立了红卫兵组织。8月11日，广州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们这边则马上推我为头，也组织了一支红卫兵。8月下旬开始，广州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虽然派别不同，但都开始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忙着“破四旧，立四新”。
　　我当时首先拉着队伍到了华侨新村。当时想的是，华侨旧东西多，海外关系多，封资修东西也一定多。当时省军区政委陈德的夫人李伟阿姨，在广州市侨办工作，很关心此事，多次找我，耐心向我讲党的华侨政策。后来，她还打通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亲自给我讲，说华侨的主流是爱国的，在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做出很大的贡献，一定要注意政策等等。所以，我们虽然也去“破四旧”了，但是，我要求大家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那时，黄洁、邓文钊、红线女、秦牧等领导或文化界名人，都住在华侨新村。我们按当时同学的人数定为一个营，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分别担任正副营长和教导员。
　　其实，当时的派出所也希望利用红卫兵的力量，把一些出身不好的、没有户口的人赶走。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们担心这些人会成为阶级敌人，随时可能搞破坏。所以，经常通知我们，晚上几点几分去某某家，让我们去抄家、赶人。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几个就从抄来的手表中，每人拿了一块，然后写了借条。
　　回到家，我父亲询问表是哪里来的。我如实说了，结果被他狠狠骂了一顿。然后，他把自己一个很旧的罗马表给了我。回去后，我对几个同伴说，立即把手表放回去。后来我们也确实抄没了一些我们认为反动的书籍，以及钱财、珠宝、手表、摩托车等，但我们都逐一进行了登记，送到省里的破四旧办公室。
　　因为我事先得到过很多领导，又加上父亲的管教，所以，我们这帮红卫兵总体上还算文雅，还是比较讲政策的。晚上还组织巡逻，怕别的红卫兵胡来。
　　不过，有一天晚上，可能是巡逻疏忽了，某中学一帮初中的红卫兵偷偷溜进黄洁(时任副省长、著名爱国华侨)家。当时，黄洁的儿子在工厂做工，老伴身体不好，他就亲自出来开门。门一开，那些红卫兵都拿着皮带、单车链条，抬手就抽。老人吓得一下就倒在地上，心脏病发作，当晚就死了。红线女在华侨新村的家我们也去了。但是，她被剃阴阳头是在东山另外一处家中，是别的红卫兵干的。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

　　组织广州红卫兵入住中南海

　　旁白：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11月下旬为止，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1966年9月底，杨小村组织广州的红卫兵大规模北上，入住中南海。10月1日，更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亲历了中国历史上最狂热的一页。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出后，我们都很兴奋。我就到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当时主管红卫兵接待工作)，说我们要进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果真给我们批了一列专列。我就组织广州地区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开往北京。
　　到北京后，我先住在人民大学。突然，中央有人找我谈话，问我个人情况和家庭背景，然后，就通知我：邀请我作为各地红卫兵的代表住到中南海，10月1日当天可以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当时听了兴奋极了。
　　9月30日下午，我们先到先农坛体育馆集中，分班后从北门进入中南海，到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家都很激动。

　　握总理手说“周伯伯好！”

　　当晚我们被安排住在总理办公大楼，把办公桌移开，几百人打地铺。很多北方同学写完日记就准备睡觉了。我是南方人，写完日记，就拿着毛巾牙刷，打算到位于走廊中部的洗漱室去。
　　一出门，“哗”地迎面来了一群解放军，一人把住一个门口，还有很多记者拿着相机，闪光灯“哗哗”地闪。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定睛一看：周总理进来了！我刚好被夹在中间，走不了，也回不去，与总理打了个正对面！我赶紧上前，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好！”总理很亲切地问我从哪里来，说一路辛苦了。然后，我就被解放军拉开了。周总理走进去，挨个房间看了一遍。他是专门来看望这些革命小将的。

　　上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第二天上午，就上了天安门。此时，广场上已聚了上百万红卫兵。我们被安排在城楼上，我就站在天安门西角。不久，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我个子矮，看不见，急得就往城墙上的旗杆上爬。警卫叫我下来，可是人太多，他根本挤不过来。结果大家都学我往旗杆上爬。毛主席往下面挥了挥手，人群愈发狂热，上百万人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真是非常壮观！
　　“文革”中毛泽东身着军装挥手的那张经典照片就是在天安门城楼西边的栏杆边拍摄的。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满足感。
　　没多久，组织者安排我们从城门两侧向东行走，以便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但是，带队的人事先说明：不准和毛主席握手，因为主席的手都被握肿了。我们排着队从他面前走过，离得大概有一两米远。
　　游行结束后，我们下到城楼下，广场上举花摆字的几十万红卫兵们还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哗”一下都拥到金水桥前。我向城楼正门走去时，正好看见毛主席从门洞缓步出来，看样子是想走到广场上，去满足红卫兵们的要求。我被人拦在金水桥中间。然后，看见总理从后面跑出来，边跑边喊：“主席！主席！”毛主席停下来，然后就被解放军簇拥着离开了。

　　重走长征路上了井冈山

　　从北京回来后，兴奋之后，我们又有点茫然了：破四旧、立四新、见了毛主席，接下来还闹什么呢？不久，传来消息，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组织步行串联，从大连走到了北京。
广州地区红卫兵讨论斗争大方向的大会上，我第一个跳上中山纪念堂的讲台，号召大家走出去，到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去。回到学校，我就组织了一支长征队，大约有20多人，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十三四岁。



1966年长征队出发前在向秀丽墓前宣誓并合影，后排右二为杨小村。讲述人提供



1966年井岗山黄洋界，广州“长征队”合影，后排右二为杨小村。讲述人提供

　　1966年11月13日，我们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然后向北行进。设计的路线是先到井冈山，然后从瑞金出发，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出发时，我们还带了猎枪、帐篷、绑腿等——因为要爬雪山、过草地嘛。不过，行到韶关后，这些东西就被一个同学的家长派人带回去了。
　　元旦前夕，我们到达井冈山，住在茨坪。正逢天降大雪，山路结冰，外面的物资运不进来。一时间，吃住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且，突然又爆发了流行性脑膜炎，几天中就夺去不少小将们的生命。在我们打地铺睡的房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担架抬出去。
　　据说，此事惊动了周总理，他就派空军空投药物、食品等物资。1月3日下午，一架直升机降落在茨坪中央的稻田上。听说毛主席派中央领导来看望大家，我们对领袖充满了无限感激和敬仰，上万名红卫兵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向飞机拥去。没想到，就在此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亲眼看见，一名胸前戴着“浙江农业学院”校徽的红卫兵，不顾阻挡，想从直升机尾部绕过去，结果，被还在旋转的尾翼击中，当场被削去半个脑袋。

　　沦为“党内最小候补走资派”

　　离开井冈山后，长征队兵分三路：一路乘火车赶回广州，一路到韶山做社会调查，一路由我带队，直奔上海取经。从上海回到广州后，听说广东省委的大权已经被中大的造反派夺走。
　　很快，灾难也降临到我们家：父亲(在省委工作)与母亲双双被打倒，关进了“牛棚”。我迷惑了：父母都是参与了打江山的，对党对国家绝对忠诚，他们怎么可能是反革命？但是，没人能说清。只是天天能看到一张张批我父母的大字报，别的红卫兵也开始来抄我们家。我本人也被批为“党内最小候补走资派”。
　　后来，我哥哥从东北哈军工回来，说要见父母。我就带他找到关押处。见到父亲后，哥哥要父亲解释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那段历史。并且，对于父亲的答复很不满意，结果那次谈话不欢而散。哥哥走后，父亲哭了。

　　七年知青汗洒海岛

　　旁白：1968年秋，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和杨小村同代的许多广州青年都积极响应，他们高唱着战歌，高呼着“战场上见！”的口号，满怀着豪情奔赴海南、东莞等地。
　　我们是广州第一批下乡知青。1968年11月5日，省革委会为我们开了欢送会。地址就在文化公园，省领导亲自致词，三十万市民夹道欢送，人群一直排到洲头咀码头。我们登上了“红卫四号”开往海南岛。同行的大概有五六百人。我被分到了屯昌县黄岭农场八队，很快，农场改称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待，就是整整7年。
　　海南岛阳光雨水充足，种什么长什么。建设兵团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开荒运动。老工人看到非常心痛，说不能这样做，“第一年开荒，第二年丢荒，第三年就得带着老婆孩子去逃荒”。我们开始还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太保守了。于是，没日没夜地砍树开荒，放火烧山，点炮炸石，种植橡胶。一个连队总共才几十个劳动力，仅仅数月竟然开垦出一千三百多亩橡胶园。
　　但是，前面刚种上树苗，几场大雨后，杂草就把树苗覆盖了。果真应了老工人的话，开荒越多，丢荒越多。最后，海南岛西线一带竟出现了沙漠，而且不断扩大。
　　我们干活都很拼命，顶着烈日开荒，冒着生命危险连续点炮炸穴。我曾经三天两夜不休息。很多同学都患上了风湿病、胃病、肝炎等。不过，最难忍受的还是精神折磨。因为父母的问题，我预备党员的身份迟迟无法转正。
　　慢慢地，对于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还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曾经最狂热的老红卫兵们，都开始有所反思了。尤其是林彪事件，对大家触动更大，我们逐渐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跨过罗湖桥做了商人

　　1973年，在经过五六年的海岛生涯后，政策出现松动。知青们“扎根海南”、“献身宝岛”的誓言也开始动摇。有本事的，陆续变成“工农兵学员”或被“外贸系统”招工回城了。我父母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直到1975年5月，我才通过正常的招工途径回到广州，进入文冲船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那一年，我已经28岁。
　　这一年底，中国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历了十年大起大落、激情又荒唐的岁月后，我们很多人都厌倦了政治运动。对批邓之类的活动，都不积极。
　　这时我的生活变得平凡朴实起来。在工厂里，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两个人恋爱、结婚。我则做了一回真正的产业工人，在船厂里修门吊、抡大锤、钻“马肚”(船舶柴油机的缸体)，天天一身油污，从头黑到脚。
　　“四五运动”时，我们传抄天安门诗作，我还到广州东较场看一些人自发敬献花圈。9月，毛泽东去世时，感觉挺迷茫的，不知道何去何从，但同时也隐约意识到，中国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
　　在工厂做了五年后，我因偶然的机会进入省公安厅。1985年，又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亲身经历了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1988年，我从公安厅辞职，怀揣多年积蓄兑换的一万元港币跨过了罗湖桥。
　　对我的弃政从商，很多人非常不解。现在，又有很多人说我是成功人士，其实我有太多艰辛不为人知。我能坚持下来，想一想，也多亏三十年前的那些经历，从优秀学生、红卫兵、知青、到工人，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青春就这样折腾过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经历不论从身体上还是从意志上，都给了我极大的锻炼，让我独立思考，不去盲从，有了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来源： 南方都市报

http://www.gzlib.gov.cn:8080/she ... ZDetail.do?id=39347

yangharrylg

广州1976口述史[22]

　　红卫兵系列之一

　　讲述背景

　　对于广州红卫兵队伍的最早发起组建人之一杨小村来说1976年恰如一个杠杆的支点，它连接的是跌宕起伏、大开大阖的人生：前半段是充满激情、荒唐和辛酸的青春岁月；后半段是财富故事、商场传奇。

　　在广州一个夏日的午后，白云山脚杨氏旗下的一家酒楼内，竹林深处，水雾氤氲，儒雅的杨小村点上一支烟，缓缓忆起当年旧事。

　　征集线索

　　1976·广州口述史，复活特殊年代的特殊记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本报近期将推出相关报道。诚征讲述人和线索。一经采用，支付线索费。

　　电话：020－87388888；传真：87373419；电邮：guangzhouxw＠vip.sohu.com

　　(请注明“1976·广州口述史”栏目收)

　　记录人：本报记者王海军见习记者李嘉侃

　　摄影：本报记者严明实习生王子荣(署名除外)

　　特约审稿：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叶文益

　　广东省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高宏的

　　“1966年5月27日下午，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长王屏山。这也是全广东的第一张大字报。我看到后，马上组织一个叫李八莫的同学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

　　可以说，这两张大字报的出现，掀开了广州“文革”的序幕。

　　——杨小村谈广东第一张大字报

　　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我个子矮，看不见，急得就往城墙上的旗杆上爬。警卫叫我下来，可是人太多，他根本挤不过来。结果大家都学我往旗杆上爬。毛主席往下面挥了挥手，人群愈发狂热，上百万人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组织者安排我们从城门两侧向东行走，以便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但是，带队的人事先说明：不准和毛主席握手，因为主席的手都被握肿了。我们排着队从他面前走过，离得大概有一两米远。

　　——杨小村忆进京见毛主席”

　　1976年，我29岁，是文冲船厂的一名工人。前一年，我刚刚结束了7年的知青生涯回到广州，可以说是个一无所有的大龄青年。好在在工作中认识了现在的太太，两人恋爱、结婚，生活相对宁静。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超脱于那个时代。对于“四人帮”被打倒，心中是欣慰与迷茫交加，同时，对过去十年也有了更多的反思。

　　“文革”前夕被内定为留学生

　　命运轨迹的突然改变发生在我高考前夕。1966年，我在华师附中(时叫华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高三，属于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学生，被挑中入选仅有的两个尖子班，校长王屏山(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广东省副省长)还兼任过我们的数学课。当年4月3日，被发展入党，成为全广东仅有的两名中学学生党员之一，那年我刚满18岁。

　　在当年高考之前，学校特意选了几个同学提前参加考试，说是要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最后，只有我一个人通过。录取通知上说，让我6月初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去见中央招生办的某某人。我如约前往，却发现没人了，问服务员，说都走了。原来中央招生办已经接到通知，出国留学不搞了，在广东的驻点也被紧急撤回。一直到大约10年前，我才听当年的老师说，当时原本是打算派我到英国留学的。

　　对广东第一张大字报组织反击

　　旁白：1966年5月27日，华师附中出现了全广东第一张大字报。在其后的一份《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原华师附中)大字报选》中，就收集了这份大字报，题目为《学校的“教育”》，作者署名为“高三(2)李重明”，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校长王屏山。当天紧跟其后的，是署名为“高二(4)李八莫”的反击。

　　“五·一六”通知下发不久，5月27日下午，学校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长王屏山。这也是全广东的第一张大字报。我看到后，马上组织一个叫李八莫的同学贴出大字报，进行反击。这两份针锋相对的大字报一贴出，马上在全校掀起一股辩论风暴。当晚，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全校秩序混乱，学生分成两派展开了大辩论。到了28号，自动停课。

　　可以说，这两张大字报的出现，掀开了广州“文革”的序幕。其实，最初写大字报的同学，也仅仅是因为对学校管理不习惯有意见。这部分同学我很了解，他们多是从八一中学初中部升过来的。八一中学是部队子弟学校，很多学生都是高干的孩子，学校管理不严，伙食也好。而华附的管理则非常严格，生活条件也差一点。这部分子弟在家能接触到一些内部文件。

　　6月2日，省委派出工作队，代省长林李明还亲自到学校，对两派学生进行调解。但是，谁也听不进去。其实，那时大家虽然分成了两派，但都没有什么个人政治目的，一心想的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捍卫红色政权。

　　带领红卫兵直奔华侨新村

　　旁白：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5日，毛泽东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这时，北京传来消息，说成立了红卫兵组织。8月11日，广州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我们这边则马上推我为头，也组织了一支红卫兵。8月下旬开始，广州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虽然派别不同，但都开始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忙着“破四旧，立四新”。

　　我当时首先拉着队伍到了华侨新村。当时想的是，华侨旧东西多，海外关系多，封资修东西也一定多。当时省军区政委陈德的夫人李伟阿姨，在广州市侨办工作，很关心此事，多次找我，耐心向我讲党的华侨政策。后来，她还打通了周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亲自给我讲，说华侨的主流是爱国的，在我们党最困难的时候，做出很大的贡献，一定要注意政策等等。所以，我们虽然也去“破四旧”了，但是，我要求大家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那时，黄洁、邓文钊、红线女、秦牧等领导或文化界名人，都住在华侨新村。我们按当时同学的人数定为一个营，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分别担任正副营长和教导员。

　　其实，当时的派出所也希望利用红卫兵的力量，把一些出身不好的、没有户口的人赶走。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们担心这些人会成为阶级敌人，随时可能搞破坏。所以，经常通知我们，晚上几点几分去某某家，让我们去抄家、赶人。因为“工作需要”，我们几个就从抄来的手表中，每人拿了一块，然后写了借条。

　　回到家，我父亲询问表是哪里来的。我如实说了，结果被他狠狠骂了一顿。然后，他把自己一个很旧的罗马表给了我。回去后，我对几个同伴说，立即把手表放回去。后来我们也确实抄没了一些我们认为反动的书籍，以及钱财、珠宝、手表、摩托车等，但我们都逐一进行了登记，送到省里的破四旧办公室。

　　因为我事先得到过很多领导，又加上父亲的管教，所以，我们这帮红卫兵总体上还算文雅，还是比较讲政策的。晚上还组织巡逻，怕别的红卫兵胡来。

　　不过，有一天晚上，可能是巡逻疏忽了，某中学一帮初中的红卫兵偷偷溜进黄洁(时任副省长、著名爱国华侨)家。当时，黄洁的儿子在工厂做工，老伴身体不好，他就亲自出来开门。门一开，那些红卫兵都拿着皮带、单车链条，抬手就抽。老人吓得一下就倒在地上，心脏病发作，当晚就死了。红线女在华侨新村的家我们也去了。但是，她被剃阴阳头是在东山另外一处家中，是别的红卫兵干的。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多月。

　　组织广州红卫兵入住中南海

　　旁白：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来京师生“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开支”。到11月下旬为止，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1966年9月底，杨小村组织广州的红卫兵大规模北上，入住中南海。10月1日，更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亲历了中国历史上最狂热的一页。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传出后，我们都很兴奋。我就到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当时主管红卫兵接待工作)，说我们要进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他果真给我们批了一列专列。我就组织广州地区的红卫兵，浩浩荡荡开往北京。

　　到北京后，我先住在人民大学。突然，中央有人找我谈话，问我个人情况和家庭背景，然后，就通知我：邀请我作为各地红卫兵的代表住到中南海，10月1日当天可以上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当时听了兴奋极了。

　　9月30日下午，我们先到先农坛体育馆集中，分班后从北门进入中南海，到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家都很激动。

　　握总理手说“周伯伯好！”

　　当晚我们被安排住在总理办公大楼，把办公桌移开，几百人打地铺。很多北方同学写完日记就准备睡觉了。我是南方人，写完日记，就拿着毛巾牙刷，打算到位于走廊中部的洗漱室去。

　　一出门，“哗”地迎面来了一群解放军，一人把住一个门口，还有很多记者拿着相机，闪光灯“哗哗”地闪。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定睛一看：周总理进来了！我刚好被夹在中间，走不了，也回不去，与总理打了个正对面！我赶紧上前，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好！”总理很亲切地问我从哪里来，说一路辛苦了。然后，我就被解放军拉开了。周总理走进去，挨个房间看了一遍。他是专门来看望这些革命小将的。

　　上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第二天上午，就上了天安门。此时，广场上已聚了上百万红卫兵。我们被安排在城楼上，我就站在天安门西角。不久，不知谁喊了一声“毛主席来了！”人群立即沸腾起来。我个子矮，看不见，急得就往城墙上的旗杆上爬。警卫叫我下来，可是人太多，他根本挤不过来。结果大家都学我往旗杆上爬。毛主席往下面挥了挥手，人群愈发狂热，上百万人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真是非常壮观！

　　“文革”中毛泽东身着军装挥手的那张经典照片就是在天安门城楼西边的栏杆边拍摄的。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满足感。

　　没多久，组织者安排我们从城门两侧向东行走，以便接受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但是，带队的人事先说明：不准和毛主席握手，因为主席的手都被握肿了。我们排着队从他面前走过，离得大概有一两米远。

　　游行结束后，我们下到城楼下，广场上举花摆字的几十万红卫兵们还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我们要见毛主席！”“哗”一下都拥到金水桥前。我向城楼正门走去时，正好看见毛主席从门洞缓步出来，看样子是想走到广场上，去满足红卫兵们的要求。我被人拦在金水桥中间。然后，看见总理从后面跑出来，边跑边喊：“主席！主席！”毛主席停下来，然后就被解放军簇拥着离开了。

　　重走长征路上了井冈山

　　从北京回来后，兴奋之后，我们又有点茫然了：破四旧、立四新、见了毛主席，接下来还闹什么呢？不久，传来消息，大连海运学院的红卫兵组织步行串联，从大连走到了北京。

　　广州地区红卫兵讨论斗争大方向的大会上，我第一个跳上中山纪念堂的讲台，号召大家走出去，到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去。回到学校，我就组织了一支长征队，大约有20多人，最大的十八九岁，最小的十三四岁。

　　1966年11月13日，我们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然后向北行进。设计的路线是先到井冈山，然后从瑞金出发，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出发时，我们还带了猎枪、帐篷、绑腿等——因为要爬雪山、过草地嘛。不过，行到韶关后，这些东西就被一个同学的家长派人带回去了。

　　元旦前夕，我们到达井冈山，住在茨坪。正逢天降大雪，山路结冰，外面的物资运不进来。一时间，吃住成了严重的问题。而且，突然又爆发了流行性脑膜炎，几天中就夺去不少小将们的生命。在我们打地铺睡的房间里，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担架抬出去。

　　据说，此事惊动了周总理，他就派空军空投药物、食品等物资。1月3日下午，一架直升机降落在茨坪中央的稻田上。听说毛主席派中央领导来看望大家，我们对领袖充满了无限感激和敬仰，上万名红卫兵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向飞机拥去。没想到，就在此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亲眼看见，一名胸前戴着“浙江农业学院”校徽的红卫兵，不顾阻挡，想从直升机尾部绕过去，结果，被还在旋转的尾翼击中，当场被削去半个脑袋。

　　沦为“党内最小候补走资派”

　　离开井冈山后，长征队兵分三路：一路乘火车赶回广州，一路到韶山做社会调查，一路由我带队，直奔上海取经。从上海回到广州后，听说广东省委的大权已经被中大的造反派夺走。

　　很快，灾难也降临到我们家：父亲(在省委工作)与母亲双双被打倒，关进了“牛棚”。我迷惑了：父母都是参与了打江山的，对党对国家绝对忠诚，他们怎么可能是反革命？但是，没人能说清。只是天天能看到一张张批我父母的大字报，别的红卫兵也开始来抄我们家。我本人也被批为“党内最小候补走资派”。

　　后来，我哥哥从东北哈军工回来，说要见父母。我就带他找到关押处。见到父亲后，哥哥要父亲解释解放前做地下工作的那段历史。并且，对于父亲的答复很不满意，结果那次谈话不欢而散。哥哥走后，父亲哭了。

　　七年知青汗洒海岛

　　旁白：1968年秋，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和杨小村同代的许多广州青年都积极响应，他们高唱着战歌，高呼着“战场上见！”的口号，满怀着豪情奔赴海南、东莞等地。

　　我们是广州第一批下乡知青。1968年11月5日，省革委会为我们开了欢送会。地址就在文化公园，省领导亲自致词，三十万市民夹道欢送，人群一直排到洲头咀码头。我们登上了“红卫四号”开往海南岛。同行的大概有五六百人。我被分到了屯昌县黄岭农场八队，很快，农场改称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这一待，就是整整7年。

　　海南岛阳光雨水充足，种什么长什么。建设兵团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开荒运动。老工人看到非常心痛，说不能这样做，“第一年开荒，第二年丢荒，第三年就得带着老婆孩子去逃荒”。我们开始还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太保守了。于是，没日没夜地砍树开荒，放火烧山，点炮炸石，种植橡胶。一个连队总共才几十个劳动力，仅仅数月竟然开垦出一千三百多亩橡胶园。

　　但是，前面刚种上树苗，几场大雨后，杂草就把树苗覆盖了。果真应了老工人的话，开荒越多，丢荒越多。最后，海南岛西线一带竟出现了沙漠，而且不断扩大。

　　我们干活都很拼命，顶着烈日开荒，冒着生命危险连续点炮炸穴。我曾经三天两夜不休息。很多同学都患上了风湿病、胃病、肝炎等。不过，最难忍受的还是精神折磨。因为父母的问题，我预备党员的身份迟迟无法转正。

　　慢慢地，对于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于还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曾经最狂热的老红卫兵们，都开始有所反思了。尤其是林彪事件，对大家触动更大，我们逐渐有了独立思考能力。

　　跨过罗湖桥做了商人

　　1973年，在经过五六年的海岛生涯后，政策出现松动。知青们“扎根海南”、“献身宝岛”的誓言也开始动摇。有本事的，陆续变成“工农兵学员”或被“外贸系统”招工回城了。我父母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直到1975年5月，我才通过正常的招工途径回到广州，进入文冲船厂，成为一名产业工人。那一年，我已经28岁。

　　这一年底，中国又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经历了十年大起大落、激情又荒唐的岁月后，我们很多人都厌倦了政治运动。对批邓之类的活动，都不积极。

　　这时我的生活变得平凡朴实起来。在工厂里，我认识了现在的爱人，两个人恋爱、结婚。我则做了一回真正的产业工人，在船厂里修门吊、抡大锤、钻“马肚”(船舶柴油机的缸体)，天天一身油污，从头黑到脚。

　　“四五运动”时，我们传抄天安门诗作，我还到广州东较场看一些人自发敬献花圈。9月，毛泽东去世时，感觉挺迷茫的，不知道何去何从，但同时也隐约意识到，中国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

　　在工厂做了五年后，我因偶然的机会进入省公安厅。1985年，又被借调到新华社香港分社，亲身经历了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1988年，我从公安厅辞职，怀揣多年积蓄兑换的一万元港币跨过了罗湖桥。

　　对我的弃政从商，很多人非常不解。现在，又有很多人说我是成功人士，其实我有太多艰辛不为人知。我能坚持下来，想一想，也多亏三十年前的那些经历，从优秀学生、红卫兵、知青、到工人，大起大落，跌宕起伏，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人生中最宝贵的十年青春就这样折腾过去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经历不论从身体上还是从意志上，都给了我极大的锻炼，让我独立思考，不去盲从，有了更强的社会责任感。

　　■讲述人·杨小村

　　商人，1947年生于香港。读高中时是广东仅有的两名中学生党员之一。“文革”开始后，是广州红卫兵队伍的最早发起组建人之一，并带头赴京串联，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江青等人的接见。其后，父母被关进“牛棚”，本人也成为知青到海南岛劳动7年。后又回城做工人、读大学、在机关当干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弃政从商，见证和亲历了香港政治经济风云，以及九十年代南中国的房地产热潮。

　　图：

　　1966年，长征队出发前在向秀丽墓前宣誓并合影，后排右二为杨小村。

　　讲述人提供

　　1966年，井冈山黄洋界，广州“长征队”合影，后排右二为杨小村。

　　讲述人提供

　　（南方都市报）

http://news.sina.com.cn/o/2006-09-08/09289968911s.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