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窗被打成“反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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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被打成“反动学生”

　　我于1960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5年按期毕业。在校期间，随着1962年肇启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纲领性指示的深入贯彻，至1964年，阶级斗争的情势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农村搞“四清”，城市搞“五反”(后来二者统称“四清”)，在全国一些高校也开展了对所谓“反动学生”的揭发批判。
　　“反动”一词，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是“指思想上或行为上维护旧制度，反对进步，反对革命”。这个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使用极广，如“反动地主”、“反动富农”、“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各国反动派”……所谓“反动学生”之“反动”，已非“反动”一词的确切含义，而是指有些学生对当时形势的一些不满言论或牢骚话。那些不满言论或牢骚话，又都是私下同学间闲谈的，或是在日记中发泄的。当年这批“反动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当时批判形势之广、之烈，迄今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
　　我的同班同学徐光廉和上几届的张广钧，就是被错打的“反动学生”中的两位。
　　徐光廉是广东省仁化县人，出身是小业主，不在贫下中农之列。他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位，入学时刚满18岁。他是个“乐天派”，说话声音很高，对什么事都敢于直话直说。他爱好写作，因我当时也爱写点小说之类，所以和他接触较多，关系也较好。
　　1964年暑假前，系里突然组织批判“反动学生”，批判前的布置搞得非常秘密。系里挑选了几名政治上可靠的“骨干”，深夜集中在一间小屋里写批判发言稿，我也被选入其中。当时天气非常热，为避免走漏风声，还得把门窗关得严严的，大家只好光着膀子挥汗疾书。骨干们集中前并不知“反动学生”是谁，见到材料才知是徐光廉，非常害怕，不由得回想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言论，生怕把自己也牵连进去。
　　不知是通过什么渠道搜集来的徐光廉的“反动言论”，它让我们大为震惊，平时接触我们谁也没有听他说过这些话。记得组织上提供的他的“反动言论”有三条：一是他对他当小学教师的二哥被打成“右派”，他表示不满。二是他对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满，说人们都去炼钢铁了，地里庄稼无人收，浪费掉了可惜；还说1960年饿死了不少人，天灾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政策上的问题。三是他认为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上书意见是对的，毛主席为什么不听人家的意见?为什么一个人说了算……原话记不太准了，大致意思就是这些。这些言论，今天看来不仅不是什么问题，而且还应该说他的正确思想认识提前了二十来年，因为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这些问题就有明确结论。但在当时，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无论在什么场合说出来，无论用文字记载在什么地方，都是罪责难逃，被打成“反动学生”可谓板上钉钉。
　　批判发言稿几经审查通过后，就在南大主楼的小礼堂开批判大会。同学们坐在小礼堂里，大气不敢出，静静地听着……批判发言有分工，其他几位同学的批判是针对徐光廉的上述言论逐条批驳，我的发言是“挖根源”，联系他的出身进行批判。受“左”的影响，为了显示批判得“深刻”，我又给他加了一条“罪状”――1963年9月同学们上天津抗洪第一线保卫子牙河大堤，休息时徐光廉竟在窝棚里偷看《金瓶梅》!这一条忘记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也未核实就加进了批判稿。
　　同时接受批判的“反动学生”还有五六级的张广钧。张广钧是河北省滦县人，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才华横溢，诗词写得非常好；1961年毕业后留校做研究生，主要研究唐诗，导师是著名教授孟志孙。因从他的日记中发现“反动言论”(主要也是对“三年困难”时期的形势不满)，遂定为“反动学生”。现在的研究生多如繁星，而当年的研究生却是凤毛麟角，同学们一听说某某同学是研究生，肃然起敬，无不刮目相看。当时的张广钧在中文系非常有名气，哪个年级都知道系里有个张广钧。
　　“反动学生”的名分甫定，正式处理意见遂出：劳动教养。有的劳教两年，有的劳教三年。徐光廉定的是劳教两年。
　　1964年10月的一天，被劳教的“反动学生”一律遣送至位于保定市南郊的河北农业大学实验三分厂劳动改造。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徐光廉的心情很平静，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躺在床上翻阅正遭批判的孙犁中篇名著《铁木前传》。跟徐光廉、张广钧一同劳改的，还有天津大学、河北工学院、天津医科大学等高校的20多名“反动学生”。所幸的是，他们在那里只是和工人一起劳动，未受批斗之苦。
　　如果没有形势的剧变，徐光廉等“反动学生”在农大三分厂劳教两年或3年，便可解除劳教，徐光廉到1966年10月即满两年。然而，1966年6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风起，他们的劳改期延长了，其命运无疑也就更加多舛了。
　　1968年11月，工宣队进驻南大，徐光廉、张广钧从保定被揪回南大，与著名学者、教授、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先生一起遭受批斗，开始了一段非人生活。李先生不愧是参加过“南昌起义”、久经风雨的名师，他私下开导徐光廉等同学说，遇到什么样的险难都要大度处之，千万不要像原校党委书记高仰云和中文系教授许政扬那样，在运动中经受不了委屈而自尽!他还公开地说：“你们都还年轻，来日方长，应当看远点，想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同时又为同学们规定：每周必须刮一次胡子；每月由张广钧为大家理一次发；平时吃不上鱼肉就多吃些豆腐和萝卜、白菜……李先生在危难中对同样在危难中的同学的教导和慈父般的关怀，使同学们鼓起了生活的勇气并受益终生。
　　幸运的是，到1969年8月，徐光廉、张广钧的问题有了结论，撤销原劳教处分，徐光廉按1965年毕业生对待，分配工作。
　　1969年11月，徐光廉分配到河北省邯郸地区魏县知青点，工资按本科毕业45.30元发。到1971年，他又调魏县车往公社中学教书。在魏县，他结识了一位女教师，她对徐光廉的遭遇很同情，二人结为伉俪。
　　粉碎“四人帮”两年后的1978年底，徐光廉夫妇从魏县调邯郸师专任教，一直工作到1984年2月，夫妇二人回广州；翌年起在广东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今已升格为本科的广东金融学院)任教。徐光廉先后出任基础研究室主任、成教处处长之职，他和他的爱人都取得了副教授职称。徐光廉的晚年的生活应该说是相当不错，他是副高，但其退休金却是笔者(正高)的两倍还多!孩子的职业也很好。
　　笔者最近与远在广东的徐光廉通了一次电话。简记如下――
　　王：您晚年有了这般光景，祝贺您!
　　徐：这要感谢拨乱反正，感谢改革开放。
　　王：当年我曾参加了对您的批判，对不起!向您道歉，迟到的道歉!
　　徐：老同学不要说这些了，事已过去啦。当年都是形势所迫，都是极“左”的东西在作怪，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你们也是“奉命”啊!
　　王：让我斗胆作个设想：您那些言论，多亏了是1964年前说的，若是在“文革”中被揭发出来，肯定不是劳教的问题了，我想命运会更惨。
　　徐：那倒是。东北的那个张志新不是最好的例证吗?
　　…………
　　张广钧的命运比较惨。1969年11月，他被分配到河北省南宫县(今南宫市)一个社办中学任教，因长期孑身一人，一心想调回老家滦县，上上下下找了许多部门，就是调不成。1976年7月下旬，他奉命到唐山给社办中学购买体育用品，7月28日恰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一位才华出众的研究生，就这样了却了一生!
　　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总的来看思想是正统的，学业是扎实的，工作是敬业的。但也毋庸讳言，当年那些“左”的思想和举动，使一些有见地、有才华的同学蒙冤受难，白白耗掉了其人生中最富创造力的一段年华。每每想到这一点，都让人难以释怀，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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