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文革大串联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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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串联乱象：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而国家的命运又往往决定于某一个人。

      写给我的同时代人及有兴趣了解那段历史的青年们。

                                                                         ——梅桑榆



《历史并未远去》节选——



第七章  大串联乱象



7．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大串联之初，就有一些学生打着红旗，背着背包，步行进京。大连海运学院的十几个学生，于1966年8月下旬出发，耗时月余，步行两千余华里，方到北京。但步行串联者只是少数，未能形成气候。乘车坐船，虽然拥挤，毕竟比步行省力得多，快捷得多，因此绝大部分革命小将都不愿吃这个苦。

      大串联进入高潮后，免费乘车，免费吃住，给全国交通和各地的接待工作，造成巨大的压力，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广播电台也反复播送这篇社论。随后，中央发出号召，鼓励学生步行串联，并把这种方式提高到“革命”的高度。

      中央的宣传与号召，迅速掀起步行串联的高潮。不过，步行串联与乘车串联者不同的是，目的地多是井冈山、韶山、延安等“革命圣地”，而非大城市。

      11月底，中央发出结束串联的通知，要求小将们回校闹革命，同学们如倦鸟归巢，陆续返校，原先只有几个常住生的宿舍，又热闹起来。但是，学生虽然回校，却不上课，何况大家心已玩野，觉得祖国的大好河山，远未看够，呆不了几天，一些人又蠢蠢欲动，想往外跑。

      合肥至蚌埠的公路，从凤阳城东经过，路上步行串联的队伍络绎不绝，有的北上，有的南下，这对我们是一种示范，更是一种鼓动。有的高中同学，已组队外出。我和几个同学私下议论，中央所说的结束串联，只是不再免费乘车船，并未要求学生停止步行串联，合—蚌公路上源源不断的“长征”队伍，可以为证。既然人家都能继续串联，我们为何要在学校呆着？于是，一个大胆的决定，在议论中产生——组织队伍，去井冈山。并公布决定，开始“招兵买马”。

      同学们听说我们要组队步行串联，报名者不少。一些女同学，也要加入，并且承诺，途中为我们包洗衣服。我们怕她们身板娇嫩，吃不了“长征”之苦，拖累我们，均婉言谢绝。队伍最后定下十四人，吴大蚌运动之初挨过整，后又被推选为革命师生代表，率先进京，威信比以前更高，被大家推选为队长。我为队伍取名“毛泽东思想远征军”，并用毛笔书写，花钱请人制成旗帜，“远征军”三个大字为“毛体”。二十多年后，我撰写抗日战争题材的纪实著作，才知道远征军是国民党政府派往印缅的一支抗日劲旅。我当时竟未被人揪辫子，真是幸事。

      制作旗帜、袖章的钱，由学校革委会批给，其余一切装备，由个人自行解决。母亲还是给我七元钱，因是步行，给我买了一双球鞋。我的全部行装，是一个背包和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书包，背包上插着一双布鞋，留作不行军时换穿。同学们的行装大致如此，只是新旧有别，颜色不同而已。

      一切准备就绪，1967年1月15日，我们在学校大门前留了影（这一历史场面的定格，有的同学至今仍然珍藏），然后出城，沿公路向南进发。领头者打着“军旗”，走在旗手身后的人，捧着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是毛主席和林副统帅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红旗和宝像，是许多“长征队”必带的物件。


我和同学们出发前在红旗中学（凤阳中学）门前留影

      我们拟定的路线，是凤阳—合肥—安庆—九江—南昌—井冈山。沿途城市和村镇，均设有接待站，免费提供食宿。每到一地，只需找到接待站，向接待人员出示证件，由队长在登记簿上签字，便可白吃白住。所谓证件，是我们自己油印的，上面的印章，也是到图章店花钱刻来。接待站的饭菜，谈不上可口，充饥而已。住宿多是几十人挤一间房，几乎全是地铺，由于串联者自带行李，一些村镇接待站，地上只铺一层稻草或山草，连席子也无。但是，我们谁也没有怨言，既是向红军学习，发扬长征精神，怎能追求享受？

      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未受过训练，加上体力、耐力有别，故行动很难整齐划一，雪山未爬，草地未过，只是走了两天平平坦坦的公路，便“军容”零乱，有的脚脖肿起，有的脚掌磨烂，“尖兵”和“后卫”渐渐拉大距离，有时竟相距数里之遥。我身矮腿短，又很少参加劳动和体育锻炼，拼尽力气，仍经常担任“后卫”。与我同为“后卫”的还有程景旺。他当时又矮又瘦，大家都喊他“小瘦”，但小瘦从不叫苦，有时竟会出其不意地走在前头。

      我们在“长征”途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强烈的革命气氛。城市自不必说，沿途村镇，也随处可见大标语。其内容与北京、上海等地的标语，基本一致，不同的是，“打倒”一词之后，除了大人物之外，还有地方一小撮“走资派”的姓名。这些标语，有的是当地人所贴，有的则是“长征队”直接写在墙上的。有些“长征队”，竟背着笔墨，每到一地，皆留下“墨宝”；有的则带着传单，沿途散发。纸墨用完，再向接待站索取。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几乎每个步行串联的人都会背这段领袖语录，一些小将自以为肩负着神圣使命，即使走得脚烂腿肿，也不忘到处播撒革命的火种。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能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除了文件、报纸、广播的宣传，这些激情高涨的孩子功不可没。

      我们经合肥至安庆，途中经过定远、肥东、肥西、舒城、桐城五县，然后从安庆坐轮渡过江，沿长江往西，经东至、彭泽、湖口至九江。离家乡越远，越能感觉到地理、建筑与口音的差异。这与乘车直接进入大城市，走柏油马路，看高楼大厦相比，倒是别有一番情致。

      舒城、桐城，地处皖南，多山丘，公路时在山地间起伏，走路时需爬坡。我们过了长江后，有时为了走捷径而不走公路，沿江边而行，路颇难走。有时因接待站相距较远，我们须忍饥而行，或是走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歇脚，但我们并不畏难。《红军不怕远征难》那首歌，我们在学校里已听过无数遍，人人会唱，红军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才走了多少路？何况走的大多是公路。我们看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其中有红卫兵在山路上行走、涉水过河的镜头，并有一段满怀豪情的旁白：“当年，雪山草地红军走过来了，今天，这点泥泞算得了什么？当年，枪林弹雨红军冲过来了，今天，这激流险滩更不在话下。”我们当时的心情，与这段旁白庶几近之。

      我们赶往安庆那天，途中遇雨，进入市区，雨仍下个不停。我们都没带雨衣，不但衣服淋湿，鞋子也进了水。好在背包只是湿了外表，到了接待站，大家打开背包，在地铺上铺好，然后在室内扯起背包带，把衣裤挂在上面晾。室内有火炉，我便把球鞋放在炉旁烤，结果一只鞋的鞋帮烤糊了一块，令我心疼，但又无鞋可换，只好穿着它走完了长征路。

      九江与庐山，是我步行串联印象最为深刻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们前往九江，距城市尚有数里，便见远处一道峻岭巍巍然如浓云腾起，我们知那是庐山，众皆欢呼。我除乘车路过泰安，在火车上见过泰山的雄姿，从未看过如此大山，跋涉的疲劳一扫而空。

      待到进入九江，又见奇观，只见大街繁华地段，两旁墙壁，皆漆为红色，商店、饭馆、机关、学校……虽门窗有别，却颜色同一，连招牌皆以红色为底，字为黄白，毫无特色。红墙之上，除了许多大标语，还有领袖像、语录牌、忠字图。那忠字图，上面用印刷体写一硕大“忠”字，下面是数朵葵花，呈弯月形，向上托着“忠”字，寓葵花向阳之意。这种忠字图，后来风靡全国，不但机关、商企有，城乡居民家也有，我到农村插队务农时，还为生产队画过这种图案。

      我们曾经听说过“红海洋”一词，但却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市容，同学们无不惊叹。

      当年的九江，似乎只有一条主要大道，号称十里长街。我们住下后，于次日沿街闲逛，走了很久，也未见尽头。街上的建筑，除了红色之外，皆无足观。于是只停留了一天，便离开九江，向庐山进发。

      其实九江古名浔阳，历史悠久，“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白居易那首感时抒怀的长诗《琵琶行》，就是被贬官浔阳时所作。此地无疑应有一些古迹。但我们知识浅薄，又无导游，只能在“红海洋”中漫无目的地闲逛。

      庐山位于九江之南。我们在九江附近，见巨岭逶迤，直耸云霄，以为庐山紧邻九江，哪知庐山距九江数十里，早晨出发，中午在一乡镇接待站吃饭，傍晚方抵庐山脚下。“看山跑死马”的俗语，于此深有体会。

      据当地人介绍，登庐山有两条道可走（据说现在有多条路可以登山），一是盘旋而上的公路，一条是蜿蜒曲折的十八里山路，名为“好汉坡”，顾名思义，这条路十分难走，非好汉不能走到尽头。我们既然要磨炼革命意志，当然选择走后一条路。大家虽然有些疲惫，但眼前不断变化的山景，刺激着我们的视觉，山顶未知的景色，好比电视连续剧的悬念，吸引着我们奋力向前，使我们忘记了疲劳。

      山道一路向上，沿途林木森然，舒缓处为乱石铺就，徒峭处有石阶可踏，道路有时位于绝壁之上，一侧为峭壁，一侧为深渊，睹之惊心。十四条“好汉”经过艰难攀登，走走停停，登上山顶，夜幕已降临多时，蓦然回首，虽未见直下三千尺的飞流，却看见了落于九天的银河——那是九江十里长街的灯火。

      我们的住地，是庐山大厦。后来得知，此处是国民党中央学校的“传习学舍”、军官训练团旧址，又是建国后中央领导人三次在庐山开会时的下榻之处。大厦一旁，有一座礼堂，对于庐山大厦的历史，我们知之不详，看礼堂大门上方的特长匾额，方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址。早在广播、报纸大批《海瑞罢官》时，我们就知道彭德怀“反党集团”，知道“庐山会议”，接待人员又告诉我们，毛主席在那里开过会，令我们肃然起敬。若干年后，我们才知彭德怀一案，乃千古奇冤。

      我于大串联期间，入住高级宾馆，仅此一遭，也是“长征”途中第一次睡在床上，享受如此之高的待遇，兴奋之情，难于言表。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仙人洞，因伟大领袖的一首七绝而家喻户晓。第二天，我们便慕名前往览胜，要看看那里的风光究竟如何，险峰险在何处。我们到了地点，见所谓仙人洞，只是一个数丈深的石穴，洞中空空，并无神奇之处，大概“仙人”的“遗迹”，已被作为“四旧”破除。唯洞口左侧一景，令人称奇：绝壁之上，有一丈余巨石凌空挑出，石上有一劲松挺立，扎根于石罅之中。巨石上有“纵览云飞”四个篆书阴文大字，字迹红漆斑驳。巨石下方，便是深谷，平视，则蓝天白云衬其后，俯瞰，则乱云飞渡于其下，甚是奇险。靠绝壁一端，有窄径通往巨石，排队等候照相者不少。我们也小心翼翼，一一登石留影。


      随后，我们或结伴，或单溜，四处游览。龙首岩、五老峰、三迭泉、大天池、小天池……一一看遍。别墅群，也是庐山一景，山岭之上，或红或绿的屋顶，散布于一片苍翠之中，十分悦目。我与几个同学被这道风景吸引，登上山坡，见那些别墅，建筑奇特，风格各异，颇有异国情调。别墅全都无人居住，有的门都未锁。我们进入一幢别墅，见里面铺着红地毯，摆着沙发和弹簧床，我们甚是好奇，不顾上面的灰尘，又坐又躺（有的同学竟在床上乱蹦），体验了一把坐沙发、睡弹簧床的滋味。

      礼堂内每晚都有演出，占领舞台的，都是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独唱、合唱、舞蹈，等等。节目内容不是充满火药味，就是满怀深情的歌颂毛主席。一天晚上，不知是哪路人马在礼堂演出，男女演员一大帮，乐队不但有笛子二胡，而且有小号提琴，中西合璧，阵容不小。大厅内观众爆满，座无虚席，两侧和后面走道上挤满了人。当演员演出群舞《红军不怕远征难》时，出了一个小插曲。一群男女演员，皆身穿黄军装，领舞的小伙，里面绒裤的裤带没系好，一截拇指粗细，四五寸长的绒布红裤带，从裆部正中冒出来，在黄军裤的衬托下，特别醒目，小伙自己却未察觉。他上场不久，观众就发现了那截红裤带，观众厅里发出一阵笑声。这个舞蹈，动作幅度很大，且满舞台地转，他时而匍匐，时而跃起，时而冲锋，时而又拉开弓步，一臂弯曲在前，一臂伸直在后，原地一前一后地晃动，做艰难行进状……绒布较厚，且有弹性，那截垂在裆下的红裤带，随着他的动作，或上下弹动，或甩来甩去。观众厅里，笑声如同狂泻的暴雨，有的人发疯地鼓掌，有的人吹起尖厉的口哨。小伙以为大家在为他喝彩，不但跳得更加起劲，而且面带得意的笑容。我笑得肚皮抽筋，两眼流泪，再看看周围，同学们也为之发狂。数十年里，我偶尔想起那滑稽的一幕，仍不由得发笑。


      也许庐山接待站食宿条件较好，也许是在此地逗留时间较长，我们不再紧张地“行军”，思想得以放松，大家便生出不同的想法，有的要多住几天，有的居然闹起了“分裂”，不想再去井冈山，而要另走一路，去其他城市。队长吴大蚌遂召开“庐山会议”，要大家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继续“长征”。停课大半年，大家都散漫惯了，“长征”途中，小摩擦、小分歧在所难免，每有同学闹意见，吴大蚌便开会、学语录，做大家的思想工作，总是能及时化解矛盾。俗话说：“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吴大蚌当时只是十六岁的孩子，其组织、领导工作的能力，便初露端倪。此公后来入伍当兵，干到团政委，转业后，曾任北京某集团公司书记。他的人生道路，似乎与其少年时显露的才能有关。

      我们对庐山的历史所知甚少，只能浮光掠影，瞎逛一通，虽然也看了一些景点，但只因身在此山中，最终也未能识庐山真面目。

      我们在庐山留连数日，忽遇大雪，为了体验一下红军爬雪山的感受，我们决定冒雪下山。怎奈路险，林深，雪滑，加上道路不熟，常常误入歧途，十四个人没有不摔跤者，又白又胖的马少纯走不多远，便做四脚朝天状，以栽了几十个跟头的纪录，赢得了“摔跤冠军”的称号，只是无人发给他金牌，并且被同学们笑为“一身酸肉”。

      我们艰难地走了一天，才走到距庐山不到二十公里的马回岭，途中不知栽了多少跟头，走了多少弯路。若干年后，我开始读书，且颇爱陶渊明诗，无意中从书中得知，马回岭是一历史名镇，古迹颇多，陶渊明墓就在此地，此外还有周瑜水师练兵场芦花荡等。我们当年的大串联，其实十分盲目，真正有意思、有意义的东西，多因无知而错过。

      我们下了庐山，经德安、永修（当时改名“永革”），抵达南昌。我们住进接待站便看到布告，说井冈山流行脑炎，不再接待串联的学生，皆大失所望。失望之余，又有点后悔。一些“长征队”，名曰步行，其实没少乘车，路上时见坐在卡车上的学生。而我们则一路坚持步行，绝不乘车，并且耻笑那些乘车的人。是坚持步行的“壮举”，使我们拖延了时间，失去了去革命圣地的机会。有同学自嘲：“我们这是咎由自取。”

      我返校后，遇到串联到达井冈山的刘民主，才知井冈山人满为患，到处都是用油毡临时搭起的棚子，里面的地铺，下面是草，上面铺席，又无暖气，阴冷异常，遇上下雪天气，其内更是冷如冰窑。住地周围，到处都是垃圾粪便，卫生条件极差。因是山区，物资供应困难，食品最紧缺时，竟要靠飞机空投，接待压力太大。后来又流行脑炎，当地医疗条件有限，当地政府才不得不发布停止接待串联学生的公告。

      虽然去不了井冈山，我们也不愿走回头路，欲趁返回之机，再乘车乘船，经长沙、武汉、南京，返回凤阳，好再兜上一个大圈。

      我们从凤阳到南昌，行程一千四百多华里，步行时间仅十八天，平均每天近八十里地，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速度不慢。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到达目的地，这个遗憾，至今也未能得到弥补。但这个半途而废的“长征”，却令人难忘，直到今天，同学相聚，仍对当年那段经历津津乐道。

  

8．再兜一个大圈



      为了确定最佳路线，吴大蚌又召开“南昌会议”，他拿出地图，几个脑袋凑上去，左看右看，决定乘车至长沙，再到湘潭，去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故乡一游，然后去武汉，乘船东下，从南京返回凤阳。我们这么一比划，便兜了一个两三千里地的大圈，不过，不需再吃步行之苦。

      我们在南昌逗留数日，便上了去长沙的火车，开始了最后一次免费旅行。

      当年，乘火车至长沙，须在萍乡转车。我们的历史课，曾讲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领导过工人运动，而安源煤矿就在萍乡。不过，刘少奇被打倒之后，又改成安源煤矿的工人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我们已知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对安源不感兴趣。我们在接待站住了一夜，次日便乘车去长沙。


      返回途中，我们再一次见识了交通拥挤。从萍乡到长沙，我们乘的是闷罐车，人挨人坐在地板上，身子没法动，腿没法伸。车厢一角，有一便桶，供男女乘客方便，有人使用，周围的人便背对着便桶站起，形成一道人墙。离便桶远的人，若想小便，需经过艰难的“长征”。便桶里的尿水，随着车厢晃荡，车厢里弥漫着一股臊臭味。火车因让道，常常长时间停于旷野，在醴陵附近，竟停车一两个小时。我们只有在长时间停车时，才能下车透透空气，活动一下腿脚。

      我们乘的是夜车，车厢顶上悬着一盏桅灯（一种能防风雨的煤油灯，又名马灯），从车厢顶上垂下，光线昏暗。有一人在暗影里不停地演说，宣传革命大好形势，后来又咒骂林彪，说他是个奸臣，是真正的反革命，将来不得好死。我们都很吃惊，这小子居然敢骂林副统帅，岂不找死！但并无人阻止他的演说，因为大家发现他是个精神病患者。巧合的是，四年后，林彪的下场，竟被这个精神病人不幸言中。遥想当年，我们随大流的崇拜和狂热像是精神病人，而那个精神病人却像个智者和预言家。

      闷罐车开到株洲，我们才得以换车。我们终于出了“牢笼”，一齐欢呼，不料，上了月台，便被人赶到一边，禁止靠近车道。车台上布着岗哨，许多解放军战士，保持着同等的距离，排成一道直线，地面刚冲洗过，湿漉漉的。一打听，才知有专列通过，至于是哪个大人物的专列，严格保密，不得而知。不知等了多长时间，直到专列风驰而过，我们才得以上车。

      从萍乡到长沙，不过三百余里，我们竟在途中耗去十多个小时。

      到了长沙，湘潭又有布告，韶山停止接待串联学生。我们再次失望——毛主席的故乡，是去不成啦。长沙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就是楚国南方的战略要地之一。西汉时期，又为长沙国的国都。我们当时知识浅薄，对其历史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伟大领袖曾在长沙读书，那阕《沁园春·长沙》，也为大家熟知，一些红卫兵战斗队，就是以词中的某些句子命名，如“鹰击长空战斗队”、“挥斥方遒战斗队”、“指点江山战斗队”。咱们去不了革命圣地，能看看伟大领袖学习生活过的地方，也可聊补遗憾。

      我们首先要去的，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我的记忆，经过时光数十年的冲刷，只剩下那口毛泽东洗冷水浴的井。井口不大，井栏似是多角形，井上有亭。时值寒冬，滴水成冰，我们围着那口井，想像着在井旁洗冷水浴的感受，无不惊叹：照这样的天气，别说脱光衣服洗冷水澡，即使是在井边洗热水澡，也受不了，到底是伟人，青年时代就有如此毅力！

      随后，我又独自前往橘子洲，想身临其境，领略一下“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的诗意。但我途中经过的是工业区，运煤车撒下的煤灰，把道路染的乌黑。到了湘江边上，见江中有船往来，岸边泊着一些陈旧的船只，并无“百舸争流”，也未看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遂失望而归。

      长沙闹市区，有一交换纪念章的地方，数以百计的人集中在那里，拿着各种各样的纪念章，相互交换。我在北京和上海，均未见到那样的场面，好奇之下，也混入其中，想换两枚自己没有的纪念章，不料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时，毛主席像章如红宝书一样，男女老幼，人人必备，且把拥有多枚像章，或所戴像章样式别致奇特，作为炫耀的资本。有的人像将军挂勋章一样，在左胸前戴着好几枚像章；有的在内衣上别满像章，在公开场所敞开衣襟，赢得大家的赞叹；有的为了表示对领袖的忠心，竟把大像章直接别在胸脯上。

      开始流行戴宝像时，像章只有钮扣大小，红底黄边，主席头像居中。后来，像章越造越大，或大如酒杯口，或大如茶碗口，图案、造型也越来越多，有的无边，红底上有放射线，象征光芒四射的太阳，有的在头像下加上葵花、“忠”字、红旗、天安门、毛主席诗词语录、“毛主席万岁”，等等。头像也有侧面、正面、半身。除了流行戴毛主席像章之外，还流行戴革命圣地纪念章和语录牌。革命圣地纪念章有延安、韶山、井冈山等。井冈山纪念章，为长方形，红底之上，有山峰的浮雕，山头突出边框，用料较厚，颇有立体感，因其形状别致，非常抢手，一枚井冈山，可以换两枚延安、韶山，或几枚小毛主席像章。语录牌，为金属或有机玻璃制作。军人佩戴的“为人民服务”，最受欢迎，这种语录牌，宽约一公分，长四公分左右，黄字凸出于红底之上，为毛泽东手书，又有带放射线的五星，中为圆形的毛主席像章，与语录牌配套戴之，颇令人羡慕。有机玻璃的语录牌较大，约两公分宽，五六公分长，上下两道边，有红、黄、绿等色，两边形成一槽，槽中嵌入一块呈弧形凸出的有机玻璃，因其面积大，语录的字数较多，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等等。


      我的纪念章，都是外出串联时集得。第二次去北京，接待站发给每人一枚领袖像章，是钮扣大小，红底黄像的那种。我如获至宝，戴在胸前美滋滋的，回到家乡，竟有不少人羡慕。当时，北京有少数商店发售这种像章，五分钱一枚，商店门前总是排着很长的队，想买到并不容易。到了上海，接待站也发纪念章，但像章是全黄的，距离稍远，看上去，就是一颗黄钮扣，我不喜欢，但也舍不得送人。后来在东游西逛期间，陆续买了一些像章，集有十几枚，皆别在袖章上，闲时掏出欣赏一番，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守奴财主奴老葛朗台欣赏积蓄的钱币。而井冈山、延安的纪念章，我一直未能搞到，便很想与人换上一枚。

      交换者们把自己的宝贝别在手帕或袖章上，捧在手中，向人们展示，少数人在卖，大多人并不出售，只求换得自己喜爱的纪念章。我穿行其间，那些人手中五花八门的纪念章，让我大饱眼福，心生羡慕。但换取一枚井冈山纪念章，代价太大，让我下不了狠心。我正东看西瞧，忽觉衣袋处一动，伸手一摸，袖章没了，回头一看，见一小子从我身边跑开，我立即吆喝着追赶，哪里追得上，那小子在人丛中七拐八弯，转眼便不见踪影。

      纪念章被偷，令我比丢了钱还要心疼，回到接待站，一直没精打彩，一连几天，我脑海里总是盘旋着那别满纪念章的袖章。

      数日后，我们在长沙火车站乘车，前往武汉，车站前等候上车的学生，数人一排，在街边摆起长龙，队伍长约一里余。我们不知等了几个小时，才得以上车。由此可见，部分学生步行串联，并未给全国的交通减轻多少压力。

      武汉也是历史悠久的城市，但我们一如既往，只知看高楼大厦、寻革命遗址，逛过中山大道、解放大道，看过了长江大桥，就算完成了“到此一游”的任务。不过，我们在武汉的住处，是省委党校，“规格”不低，不但有床可睡，而且可以洗澡。

      从武汉乘船，沿长江东下，也是一次享受。也许是多数人觉得乘船太慢，船上乘客不多，我不知那是几等舱，内有上下铺，每人占一床位，如此舒服的旅行，可谓大串联以来所未遇。我们大部分都未坐过轮船，只觉得船上平稳如同陆地，呆在一间屋子里，不住外看，并不感到船在航行。船上有餐厅，吃饭照常免费。在船舱里呆闷了，可以到甲板上溜达，近看滔滔江水，远眺两岸风光。到了晚上，轮船经过城市，或停靠码头，可以在甲板上欣赏万家灯火。遗憾的是，我们都不会作诗，否则会留下几首诗，以资纪念。

      轮船的速度，比火车慢得多，从武汉登船，一两天后方到南京浦口。此时，我们已无游兴，有的同学，已是归心似箭，下了轮船，便在浦口火车站上车，返回凤阳。

      这次串联，历时四十余日，途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五省，我们是开了眼界，但一个小小的“长征队”，不知耗费了国家多少资财，至于全国学生大串联的耗费，更是无法计算。

      1967年3月中旬，中央下达了停止大串联的通知，并在全国各地张贴布告，要求各级领导向学生和群众妥为解释，做好劝阻外出的工作，荒唐而疯狂的大串联，才算得到初步控制。但串联并未就此停止，一些学生仍不甘寂寞，继续外出游荡。

      当年4月，我与刘民主、姜北祥、曹康等人，为到北京看五一节焰火，像《铁道游击队》中的飞虎队队员一样，从蚌埠扒上已经开动的货车。刚上火车，我们颇为得意，不料火车疾驰时，冷风呼啸，直透衣衫，身上的棉衣仿佛变成单褂，冻得我们蜷缩在车厢里，狼狈如同难民。我们冻得实在受不了，不得不于火车停站时，冒险换乘客车。出乎意料的是，我们上客车时，列车员并不阻拦，可见大串联的影响尚未彻底消除。我们原先乘的是拉过煤的货车，脸上身上，满是煤灰。乘客以为我是乞丐，把吃剩的食品递给我，被我拒绝。

      北京仍有接待站，供继续“流窜”的学生免费食宿。我们被安排在工人体育馆附近，住所竟是楼房。我们都到过北京，已无出游之兴，只是在等待五一节到来。因闲极无聊，姜北祥曾和我打一枚纪念章的赌，顺落水管徒手爬上了五层楼。我事后想起此事，不禁后怕，倘若他不小心失手坠下，岂不为革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们等得实在不耐烦，未到五一，便打道回府。不料刘民主却“不到黄河心不死”，在蚌埠与我们分手后，又独自去了北京，终于看到了焰火。这一经历，成为他向同学吹嘘的资本。

      我第三次去北京后，再也没有外出。当时，凤阳城乡，文化大革命已进入新高潮，我也和千万愚氓一样，随波逐流，卷入其间，干过一些蠢事，至今想来，仍觉荒唐可笑，甚至可恶。

                                                               （未远待续）


       注： 《历史并未远去》三十万字，属于民间写史一类。全书以个人经历为经，以社会见闻为纬，记述了我所经历过的种种运动。此书忠于历史，所记皆亲历亲闻，也许可以让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大概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对此书有兴趣的出版社、书商，请与我联系。电话：13439570097、13121236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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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fy05

文革大串联乱象：北京西郊机场的混乱

     我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而国家的命运又往往决定于某一个人。

      写给我的同时代人及有兴趣了解那段历史的青年们。

                                                                         ——梅桑榆

《历史并未远去》节选——



第七章  大串联乱象



6．北京西郊机场的混乱



      我第二次到北京，住在车道沟一个工厂接待站。和我同行的是高中学生鲍传儒。他家也在总铺，我们早就认识。但到了北京，他巧遇同班同学，便住到他们所在的接待站，于是，我又成了单飞的孤雁。

      车道沟距紫竹院公园、北京图书馆（现为国家图书馆）不远，现在已很繁华，但当年却是郊区，工厂之外，一片荒凉。我已记不清那是一家什么工厂，前两年，我因事途经车道沟，还留心寻找当年的痕迹，但我记忆中的面貌，已荡然无存，那里已是楼宇参差。

      在我印象中，那座工厂很大，红卫兵的住处，是庞大的车间。车间内已无机器，由地铺代之。地铺下垫稻草，上铺六尺多宽，长丈余的大芦席，一张席上可以睡下多人。接待人员发给每人一条毛毯，虽已入冬，因有暖气，并不觉得冷。一个车间，少说住着上千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十分热闹。

      到食堂吃饭，也是凭餐卷。食堂的餐厅，容不下太多的食客，便于餐厅之外的空地上，摆上一排尺余宽的长凳。说是长凳，因其只比凳子略高，用未经刨光的木板钉成，状颇粗糙。木凳长达数米，可以摆下几十个菜碗，人就站在长凳两边吃饭。食堂的饭菜，始终无变化，每顿饭两个大馒头，一碗白菜汤，其中有少量肉片。但这伙食并不比我们学校食堂差，更重要的是不要钱，我也就心满意足。

      等待毛主席接见的日子，仍是自由活动。我听人说，车道沟距颐和园颇近，便前往游览。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北京的名胜古迹，并且惊讶这个庞大的皇家园林，在“破四旧”的狂潮中，居然能幸免于难。我看过了现代的高楼大厦，才知古迹的特别，那别致的亭台楼阁、秀丽的山峦湖泊，以及精美的石刻铜雕，无不赏心悦目，让我暗自赞叹。万寿山上的佛香阁（当时已经关闭）、昆明湖中的十七孔桥、湖边的长廊，以及那头卧着的铜牛，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然而，颐和园虽然逃过“破四旧”之劫，那些楼台亭阁和雕刻上却留下了许多红卫兵的手迹，有个人的姓名，有红卫兵战斗队的名称，后面皆有“到此一游”四字，或为墨写，或为刀刻。我受其影响，也拣了一块玻璃片，在仁寿殿前的大铜镬上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留言。字痕很浅，但划在生锈的铜镬上，也清晰可见。以至若干年后，我每次陪朋友游颐和园，经过仁寿殿前，看到那口铜镬，就想起自己的劣行。

      我正准备继续游览京城的名胜古迹，接待人员通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要接见来京的红卫兵！这个消息，让车间里一片欢腾。

      毛主席接见之前，红卫兵们仍要接受训练，与在北郊市场不同的是，这一次，训练我们的是军人，接待人员称之为“军训”。

      大家被分成组，名称是叫班还是排，我已忘记。训练我们的战士，比北郊市场的接待人员花样多，也严厉的多。先是练队列，立正、稍息、报数、向左转、向右转，然后没完没了地走正步，稍不合要求，便遭到批评，甚至训斥。看来红卫兵还是不如真正的兵。不过，到毛主席接见的现场，大家才知，这种训练，根本派不上用场。

      进入11月下旬，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厂区有水的地方结了冰，终日不化。一些人或是离家过早，或是来自南方，有的穿着毛衣，有的还穿着单衣，他们在室内精神抖擞，出了门就变成了身体抖擞。军训的部队照顾他们，借给他们大衣。说是借，但不少人离京时把大衣穿走。我因穿着棉袄而未能享受这一待遇。回校后，我见有的同学穿着军大衣，有的亮出棉袄内的绒衣，向大家炫耀，说是在北京“借”的，心里非常羡慕。

      11月25日下午，车间、食堂门口，都贴出了大红纸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明天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

      次日一早，战士通知大家，不得携带刀具等一切金属用品，钢笔、手表等也在禁带之列。凡属禁止携带的物品，一律交接待站代管。然后命令大家列队，进行严格检查。我的一支钢笔，也因上交而丢失。接待站发给每人一个纸袋，里面有两个馒头、一个鸡蛋，作为午餐。随后我们以组为单位，排成长队，在战士的带领下，向西郊机场进发。

      车道沟距西郊机场有多远，我至今不得而知，记得当时走了很远的路，有时在田间土路、堤坝上拐来拐去，沿途不时遇见长龙般的队伍，打着红旗，向西行进，那也是向西郊机场集中的红卫兵。有时两三路队伍走到一起，在一条路上行进，浩浩荡荡，不见首尾。

      进入西郊机场的红卫兵队伍，由军人指挥，坐在机场跑道两侧，等候接见。我因个头矮，站队时排在最前面，结果占了便宜，进入机场后，得以坐在第一排。红卫兵的前面，是两排解放军战士，他们的任务，是防止毛主席出现时，红卫兵涌上跑道，造成混乱，危及领袖及中央领导人的安全。相比之下，解放军才是毛主席真正的卫兵。

      我们从接待站出发时，天气晴朗，到机场不久，天色便转阴沉，寒风阵阵掠过，我觉得身上发冷。一直等到午后，仍不见伟大领袖露面。由于早饭吃得早，不到中午，我的馒头鸡蛋就已下肚，过了中午，觉得又冷又饿。一些人等得有些不耐烦，开始聊天，嬉闹，有的报怨来得太早。前两排的人，不时焦急地向东张望，看伟大领袖是否到来。大家或站或坐，队形零乱。

      寒冷、饥渴，都能克服，最大的困难是上厕所。机场的厕所，不但少，而且小。在我们附近，有一厕所，门外长时间排着长队。如厕者需等上很长时间，方能入内。毛主席出现之前一个多小时，战士们开始整顿秩序，命大家保持队形，不准讲话，不准乱跑，上厕所也被禁止。一些内急者举着手大声喊“报告”，有的则苦苦央求战士，但战士坚决执行命令，一概不准。结果有的人尿湿了裤子，有的姑娘急得直哭。灵活些的人则往下一蹲，就地解决。有的人实在憋不住，把大便拉在裤子里，臭气殃及队友。

      忽听有人喊：“来了，来了！”我探着身子，往东看去，见果然有车队开来。

      战士们好不容易整好的队形，突然乱了起来，后面的人用力往前挤，我前面的战士坐不往，只得站起来，手挽着手，身体往后抗着，全力挡住往前挤的队伍，仿佛一道坚固的堤坝，挡住了洪水的冲击。

      车队驶近，是清一色的敞篷吉普车，毛主席头戴军帽，穿着大衣，神情严肃地站在第一辆车上，右手举起，微微摆动。当吉普车经过面前的时刻，我看到他的脸色有些苍白，并不像平时看到的画像那样火红，且有一些老人斑。第二辆车上，站着林彪和周恩来，林彪戴着一顶无沿的皮帽，两人都一手举着红宝书，面带微笑。后面车上的人，我不知是谁，唯江青特别引人注目，别人都是面向前方，她却是侧身站着，伸着拿红宝书的手，向红卫兵致意。

      车队从我面前开过，从头至尾，不过一两分钟。我们从早晨到下午，经过八九个小时的奔走和等待，接见就这么结束了。前排的人探着身子，后排的人推着前排的人，欠着脚伸长脖颈，都想看一眼那渐渐远去的车队。但被接见的红卫兵大军，是在跑道上回环摆阵的，车队转眼间便看不到了。

      车队消逝之后，已经混乱的队伍，更加混乱，内急的人像冲锋般跑出队伍，去寻厕所。大家忽然向后散开，一些人走了几步，便一屁股坐在地上，想休息一会儿。带队的战士大声吆喝着，开始集合队伍，费了很大的力气，终于把大家集中起来，报了数，一个不少，这才返回。我们走回车道沟接待站，天已擦黑。

      若干年后，我从一篇回忆文章中得知那天接见后发生的事情，作者是当年参加毛主席接见保卫工作的张辉灿，文中写道：

      “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未等主席换车，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据张辉灿介绍，第八次接见，分为两天，第一天，毛主席与中央领导人乘九辆吉普车，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接见了一百五十万人，第二天，在西郊机场接见了一百万人。


      毛主席接见过后，照例是遣返。当时已流行一句口号，叫：“杀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接待人员和军训官兵，一起做工作，要大家尽快离京。

      我为了在外面多跑几天，返回凤阳途中，于济南下车，在山东大学接待站住了几天。当时我不知道孔子的家乡曲阜距济南不远（后来得知，孔府已被红卫兵砸抄，孔墓被刨平，墓碑和石像皆被砸烂，其第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竟被开棺曝尸），只知道济南的名胜有千佛山、趵突泉，我看过了北京的颐和园，那些地方对我已无什吸引力，只是在市区转了两天，就在接待站吃了睡，睡了吃，觉得实在无聊，才返回凤阳。

      两次外出，我心跑野了，在家里呆不住，一个月后，我又和班上十几位同学踏上了新的征途，因是步行串联，故美其名曰“长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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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串联乱象：去上海看高楼

第七章大串联乱象

5．去上海看高楼

我们原以为离京的列车，要比来京时宽松，哪知比来时更挤。因为来者是陆续而来，返者却是同时而返，二百多万人于几天内离开北京，在交通远不及今天发达的时代，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我和胡志强拼命挤上南下列车的车门，像两根钉子，钉进两节车厢之间的人丛，从此进退不得，想往车厢内移动，难如横移一根钉入墙内的木楔。我们被“钉”在一处约二十多个小时，幸亏当时才十几岁，若是现在这把年纪，非晕倒不可。

北京的接待站，为我们解决了饥饿的问题，却未能为我们解决饮水之难。书包里干冷的馒头，已挤成烂渣，饿了，便一块一块掏出吃下。但后来由于干渴，馒头渣变得很难下咽，我看胡志强每咽下一口馒头渣，便噎得脖子一伸，两眼像斗鸡般一瞪，不禁想笑，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吃相也不会比他好在哪里，遂敛住笑容。

列车每到一站，月台上都有黑压压的人群涌向车门、车窗。列车员见已严重超载，再也塞不下人，便不开车门，车厢内的人也不敢开窗。车下的人上不了车，有的跺脚乱骂，有的抄起石头，往车门窗上乱砸。有的人不知死活，停车时居然打开车窗，想看看车外的风景，不料一块石头飞入，击中一姑娘的额头，顿时血流如注。旁边的人见状惊慌大叫：“关窗，快关窗！”有的人则在一旁责骂开窗的人。骚乱好久才得平息。有了这次血的教训，后来停车时再也无人敢开车窗。

入夜后，列车于行进间，车门外突然鬼一般冒出一颗脑袋，接着又冒出一颗，对着车内的人做鬼脸。他们不知从哪一站占据了车门外踏板的宝地。不知过了多久，两颗个脑袋，只剩下一个，一脸哭相，向车内的人打手势、用拳头砸车门。靠近车门的人向外看去，见踏板上少了一个人。看那人的表情，估计出了事。天亮之后，列车在野地里长时间停车，让其它列车通过，列车员终于开了门，让大家下车透透空气。这时才听车外踏板上的人说，昨天晚上，他的战友睡着后，挽着车厢扶手的胳膊一松，掉下车去。一个毛主席的红卫兵，就这样无谓地牺牲于革命旅途之中。

有坐位的，怕坐位被人占去，很少有人下车。没坐位的人，受够了车厢内的闷气，大多下了车。我和胡志强见路基下有一片水洼，便跑过去，也不管那水脏不脏，捧起就喝。胡志强喝了几口，便停下来，对我说：“你少喝点，喝多了，我看你往哪尿。”我原想喝个饱，听他一说，便不再享受那冷水的滋润。

我们苦熬了一天一夜，列车才开抵上海。在位于天目中路的接待总站等候安排。直到天黑，我们才被大客车拉到外滩，住进了上海市总工会接待站。

上海市总工会大楼，位于外滩，北临繁华的南京路，南靠海关钟楼，那沿黄浦江一字排开的高楼大厦，颇有异国情调。对于抱着看高楼的目的来上海的人而言，这里真是绝佳的住处。

但是，地方虽好，接待站牌子虽大，红卫兵小将们仍得睡地铺。而睡地铺，似乎是小将们只能享受的待遇。

总工会大楼里的地面，好像是大理石的，非常光滑，地上铺着草垫，入住者一人可借两床被，铺一床盖一床。我和胡志强住在五楼，从窗口仰望，可以看见海关大楼上的大钟，胡志强惊叹：“我看那时针，比我，我家的扁担还长！日他妈，那，那要得多粗的发条才能带得动啊！”

大钟每隔一小时，便叮叮咚咚地响起《东方红》乐曲，乍一听，如闻仙乐，颇感新鲜，但等到睡觉时，那响声就变得非常讨厌。我睡觉“择床”，新到一地，总睡不踏实，刚有点睡意，大钟又歌唱起来，声音之大，虽不是震耳欲聋，也让我的神经为之颤动。但胡志强竟鼾声如雷，丝毫不为“仙乐”所动。大钟闹出的大动静和胡志强闹出的小动静，还有从黄浦江传来的轮船的汽笛声，搅得我一夜无眠。

次日一早，胡志强刚睁开眼，便说要去看国际饭店。我也赞同。进了餐厅，才知上海的饭不是一般的难吃。稀饭中有一股很浓的漂白粉味，别说吃，闻一闻便食欲大减。有的人在跟接待人员吵闹，要求改善伙食，接待人员解释说：“我们吃的是黄浦江水，江水不卫生，要用漂白粉消毒，所以有点味道，全上海人民都能吃，就你们不能吃？革命小将嘛，连这点困难都不能克服？吃惯了就好了嘛。”他这么一说，吵闹者反倒理屈词穷。有的人竟在餐厅里呕吐，害得我的胃也跟着抽搐。胡志强似乎并不畏惧漂白粉，吃得很香，而我只吃了个半饱。

我们吃过早饭，问了路，便直奔国际饭店。那座声名远扬的大厦，果然是仰之弥高。我抬头望去，蓝天之上，白云飘飘，给人造成大厦将倾的错觉，再仔细看，才知大厦未动，而是白云在飞。胡志强说：“国际饭店真是名不虚传，往，往楼顶上看，要，要不了五分钟，头就发晕！咱俩要是戴着帽子，这么仰着头，帽壳子还不落地？老师说的一点不假。”我们无法想象，若干年后，这座令人惊叹的二十四层大楼，与崛起于浦东的高楼相比，就仿佛幼儿园的孩子站在姚明身旁。

看过了上海第一高楼，回头经过南京路，这才发现它的繁华。但它的繁华，引不起我们的兴趣，因为我们兜里没钱，走进商店，只能看着那琳琅满目的商品，枉自慨叹。与北京相似的是，马路两边楼上，也贴满了大标语，不过，除了“打倒刘少奇！”之外，更多的是“打倒陈丕显！”我们不知陈丕显是谁，后来问接待人员，才知是市委一把手，上海最大的“走资派”。

我们回到总工会大楼，吃了午饭，忽然觉得有些无聊，高楼已经看过，还看什么？我们进过北大、清华，不想再进上海的大学；向接待人员打听，上海也没什么名胜古迹。两人正愁无处可看，我忽然想起，老师曾向我们介绍过，上海江南造船厂有一台万吨水压机，非常神奇，可以根据需要，把几十吨的热钢锭锻压成各种不同形状的钢材，何不前往参观。我对胡志强一说，他立表赞同。

第二天，我们到了江南造船厂，见已有不少人在接待处等候，厂里的接待人员让我们排好队，然后进入锻压车间参观。那庞然大物高二十多米，四角钢柱，直径有一米左右，中间几个可以上下移动的大钢柱，也和立柱差不多粗细，柱子下有一巨大的长方形钢头，随柱上下移动。讲解员介绍，主机重两千多吨，一根立柱重八十多吨。柱子上的一个螺帽，就有几吨重。那活动的钢柱，叫气压缸，大柱子往下移动，便把火红的钢锭压成所需的形状。看了水压机锻压巨大钢锭的经过，胡志强大声说：“老师说的一点不假，这家伙压，压钢锭，比我妈和面还容易！咱们没白来，比，比看高楼有意思。”

不知是过于疲劳，还是着凉，当天晚上，我发起烧来。到接待站医务室就医，医生说是感冒，给了几片药。第二天，我头痛乏力，起不了床，胡志强便单独外出游逛。又过了一晚，我的病仍不见好。胡志强次日出门，再也没有回来。我想他一定是看我生病，一时不能与他同行，扔下我单溜去了。后来我在学校遇到他，果然如我所料，他不知我的病何时能好，等得不耐烦，便不辞而别，去了杭州。

两天后，我不再发烧，只觉得一个人在外瞎跑，没啥意思，便不顾母亲“在外跑一个月”的吩咐，决定回家。

我想，我不能空手而返，得买一件纪念品。但我身上只剩一块多钱，又要买一件有意义的东西，这就非常困难，跑遍了南京路，不知进了多少家商店，最后花七角钱，买了一副比十六开纸大些的杭州刺绣，上面绣着臂缠红卫兵袖章，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的毛主席像。这张宝像，在当时最富革命寓意，也最为普及。

出乎意料的是，我回到家中，母亲并未因我提前返回而责怪我。尽管如此，我心中仍感不安。家居小镇的同学大多外出串联，而我却在家呆着，不但觉得寂寞，而且觉得不乘此机会多跑几个地方，未免可惜。再说，我只在北京待了几天，觉得还有许多好地方未去过，数日后，我便向母亲要了三块钱，再次去了北京。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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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串联乱象：天安门前的崇拜狂潮

第七章大串联乱象

3．首都浓烈的“革命”气氛

第二天，我便和胡志强去了天安门。上小学时，老师就告诉我们，天安门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亲临其地，更觉广场阔大，建筑宏伟。只是那些宏伟的建筑，皆不准进入，故宫也停止开放。凡来广场者，无不要在天安门前留影，几个照相摊点前，皆排着长队，照一张相四角钱，交了钱，再填写一个信封，以后由摊主寄给照相者。我和胡志强每人照了一张相，照相的姿势，万人同一：两脚立正或稍息，一手拿着红宝书，手臂弯曲至胸腹部，昂首挺胸，两眼直视前方。我穿的是对襟中式棉袄，式样很土，我为了少点土气，不顾天冷，解开上面三个纽扣，露出里面带领的白汗衫，因为那种汗衫在当时样式很新，颇像现在的T恤。

广场上不时有红卫兵撒传单。臂带红袖章的姑娘或是小伙，走到人多之处，忽然从挎包里掏了一叠传单，用力向上一抛，红红绿绿的传单，自空中飘散而下，一些人张着双手，雀跃着抢那正在飘落的传单，一些人弯下腰，你挤我撞，去抢那落在地上的纸片。这使我想起电影上昔日革命青年冒着生命危险撒传单的镜头。

然而，这只是撒传单的一种方式。后来，我们在大街上闲逛，见有的人坐着公共汽车，将传单从窗口撒出；有的人则开着专车，沿途抛撒。走着走着，就见街边高楼上，有传单飞出，飘飘而下，如有天女在空中散花。又见路边停着一辆汽车，上面堆满铅印的传单，几个人站在车上，向行人散发。这些镜头，正如当时的纪录片解说词所形容：“革命的传单像雪片，铺天盖地，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埋葬！”

我们在天安门前留了影，又沿着长安街往西走，要看看属于北京“十大建筑”的电报大楼、民族文化宫、军事博物馆。现在看来，这些建筑，除军博尚可，其余已经很寒碜。但在当时，特别是在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眼里却雄伟得很。长安街，是我们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宽的大街，据说可以一百五十人并排而行。街边几乎所有建筑物上都有大标语，除了革命口号，便是“打倒某某！”，而对我们来说，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刘少奇竟被称作“叛徒、内奸、工贼”，姓名或是倒着，或是横着，有的还打上红叉，新奇的很。街上不时有宣传车开过，车顶上的高音喇叭，传出非常耳熟的大批判腔，或是在播放《人民日报》最新发表的社论，或是播放自撰的批判文章，间或高喊口号，什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资产阶级不投降，就叫它灭亡”、“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等等，那种火热的革命气氛，使置身其中的人，不由得热血沸腾。

所谓自由活动，就是在北京城瞎逛。反正坐公共汽车不要钱，书包里有免费的大馍，街边有红卫兵服务站免费供应大碗茶，吃喝不用掏钱，参观景点不需买票。总之，所到之处，各种服务一律免费。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天堂生活。在家乡，哪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

第二天，我又和胡志强去参观清华、北大。我们从清华大学南门进入，走不多远，见一红墙大楼，墙上贴满大字报、大标语。我和胡志强见到新奇有趣、骇人听闻的，就拿出日记本，一篇一篇地抄。

后来我们去了北大，才发现那里的革命气氛，比清华更加浓烈。一路走过去，见墙上贴满了大标语、大字报，且不断有人散发传单。有的人在路上散发，有人从几层楼上的窗口往外抛撒，五颜六色的纸从空中飘飘而下，楼下的人跳跃哄抢，比天安门散传单的场面好看得多。我们见到楼上撒下传单，也跟着抢。离开北大时，我的书包里已有传单数十张。

一座教学楼前，人头攒攒，正在往教室里挤，我和胡志强怀着好奇心，跟着挤进去，见一人正在演讲，教室里已没有课桌，人挤人，人贴人，挤进去就定在一处，别想动弹。演讲的小伙，一副慷慨激昂之态，时不时甩一下额上的头发，一只胳膊用力前伸，手掌展开，做指引方向状。那姿势，使我想起电影《列宁在十月》中发表演说的列宁，不同的是，他的头发比列宁多得多。

那一天，我们回接待站时迷了路，胡志强问路时没礼貌，操着半土不洋的普通话，冲着一老大爷喊：“哎，北郊市场在哪儿？”老人面无表情，随手一指。我们便沿着他指的方向往前走，哪知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再次问路，才知我们走反了方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