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森：文革时期的乡村小学

tuffy05

文革时期的乡村小学

陈林森

《散文》今年第6期刊登北京作家宁肯的《空心人》，回忆自己文革时期念小学时读过的课文，他的定义是一种“智障教育”。他所回忆的一篇课文的内容与我的记忆有点出入。我比他大10岁左右，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我正在农村做赤脚老师（我当时教的学生年龄跟他差不多），因此我和他接触的课本应当是基本一样的。宁肯记录下来的一篇课文是这样的：
爷爷八岁去讨饭，爸爸八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八岁了，高高兴兴去上学。爷爷八岁去扛活，爸爸八岁去挖煤，今年我也八岁啦，高高兴兴上学堂。
我的记忆不是这样的，我记得的课文是这样的：
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上学堂。
后面是不是还有大同小异的段落，我就没有把握，在我的记忆中是没有的，小学一年级嘛，一篇课文大概只有这么长。我对我的这个记忆是很自信的，我几乎可以断定宁肯的记忆是错误的。
宁肯记忆的后4句内容基本重复，而爷爷、爸爸在同一个时间的经历又不同，如果学生问，爷爷七岁时到底是讨饭还是扛活，老师怎么回答？文革时期的教材即便编得很糟糕，也不会如此浪费篇幅。再说，挖煤这种职业不具有普遍性，只有煤矿地区才有。最关键的是，解放后上小学的年龄一直规定是七岁（后来放宽到六岁），从来没有明文规定是八岁上学。再再说，这样的儿歌式的课文，一定要押韵，才便于流传，而“高高兴兴去上学”一句不押韵。还有前面说“今年我也八岁了”，后面说“今年我也八岁啦”，这样的变动，除了让学生开心（读这样的课文不能“开心”，最好要流眼泪），没有别的作用。
我在教这篇课文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头。我那年开始教书是1969年，解放刚好20年，假如当时七岁的小孩的爸爸解放前真的逃过荒，并且是在解放的前夕去逃荒的，而且那一年爸爸刚好是七岁，那么现在就是27岁，爸爸20岁生下这个小孩，小孩现在就刚好7岁了。课文成立，证明结束。那么明年怎么办？后年怎么办？我当时跟别的老师说过，这篇课文过两年就不能用了了，因为时间不对头，小学生的爸爸出生在新社会，怎么去逃荒？那不是丑化新社会吗？
我是1968年下放农村，第二年公社就让我当了民办教师，在一个小山村教小学。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所以村村办了小学（当然是规模大一点、人口比较集中的村子）。我们作为知青，很容易被安排做民办教师。因为农村找不到有合适文化的人。我教的那个学校，学生只有十几个，却五个年级都有（当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也就是我一开始当教师，就教复式班。当时的方法是，先让低年级的孩子写生字，一个生字写十遍，我给高年级的学生讲课。低年级的孩子写完了，就嚷嚷：老师，写完了。我通常是严肃地说：再写十遍！
这十几个孩子中有一个很笨，不记得是读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反正不是刚上学，是个“老油条”，我教他算术，他老是逢十进位转不过弯来，到了二十九、三十九，下一个数他就乱说，反复纠正都不开窍。我让他数指头，他连数指头都不会。气得我老用粉笔头栽他的头。
小学五年级有三个学生，二女一男。那个男生差不多可以到生产队干活了，学校搞劳动他非常积极，搞阶级斗争也冲在前头。当时村里有一名押回原籍的反动军官，如果大队布置要搞阶级斗争，就把他抓来批斗，我就是组织一下学生，都是这个男生发言并进行某些当时的规定动作。我当时向生产队要了一小块地，做种棉花的试验，重劳动都是这个五年级的男生做。两个女生中有一个个子较高的，平时从不发言，上课就是盯着老师，问她什么都不知道，晚上我在房间备课、看书，她就站在窗户外面，一动不动。我问她有事吗，她不作声。
宁肯文章中说有一个女同学把课文上的“八岁”写成了“八万”，结果课文变成了“爷爷八万去扛活，爸爸八万去挖煤，今年我也八万啦，高高兴兴上学堂”。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万岁”喊得太多了，“万”和“岁”联系太紧密了，以至于这个女同学把两个字都分不清了，最后落得个“八万”的外号。作者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当时小学语文的第一课都是五个字：“毛主席万岁”。到七十年代初，中美建交，中学开始上英语，第一篇课文就是英语版的“毛主席万岁”（Long live Chairman Mao）。
宁肯文中提到当时普遍流行的一首宣扬阶级仇恨的革命歌曲，题目是《不忘阶级苦》，作者记录下来的是：“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地主鞭子，地主鞭子，抽得我血泪流。”这和我记忆的也有些出入。这首歌似乎在文革爆发之前就已经在传唱，所以我下放之前就铭记在心了，后来也教学生唱过，我还以一人之力，在生产队里办过“阶级教育展览馆”，用大幅连环画的方式表现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是怎样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得到公社的好评，引起了全区的干部来参观。但是这个歌词我记忆中是这样的：“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万恶的旧社会，穷人血泪恨。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这首歌还是很动听，当时确实能激发阶级仇恨，那么它的歌词也至少要押韵吧。
我在村里教书，拿生产队的工分，折合每月十几块钱工资，平时没有钱，如需要用钱，就以买烟的名义向生产队长借几元钱，一般一次是5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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