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与过程（上、下）

tuffy05

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与过程

辛灏年专题系列讲演“太阳最红的年代”之二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该讲演现场录音稿已经讲演人审阅、修改和补充）


当阳光过于灿烂的时候，你的眼前常常会一片漆黑……
—— 引自《谁是新中国》

中篇（上）

（七）中共发动文革的领袖和理论

一、中共发动文革的领袖
1、中共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集团就是中共中央
2、中共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及其阴谋领袖集团
二、中共发动文革的理论

（八）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上）

说在前面﹕中共发动文革有两种战略和两个过程
1、关于“维护和颠复党内现存秩序”的两种战略
2、关于前期文化革命和后期文化大革命的两个过程
3、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共发动文革的主谋略
4、毛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内容和本相、性质和特征

一、发动期的谋略与过程

1、阴谋对党和阳谋对民
2、以文化批判准备政治斗争
3、以造神运动先声夺人划定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
4、否定“二月提纲”以夺取文革的领导权和发动权
5、阴谋策划群众造反夺取最高舆论权以掀起文革狂潮
6、以指斥对方犯错误全面夺取文革领导权和发动权
——关于“工作组”的一场政治较量

正文﹕
　
（七）中共发动文革的领袖和理论

一、中共发动文革的领袖

1、中共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集团就是中共中央
　
有一个问题，是我首先应该予以进一步说明白的。这就是，究竟是不是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发动了文革，还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极权专制政党的最高统治集团、即中共中央发动了文革。回答显然是后者，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共中央发动了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我的理由是﹕
第一、那一场文化革命，自始至终，也就是说从发动到发展直至“夺取最后胜利”，都是由中共中央集体发动和领导的。如我前面所说，1964年7月，虽然是毛泽东建议建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但建立了那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却是刘少奇正在掌握著实权的中共中央，组长则是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号称中共第八把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主要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1966年5月，批判否定“二月提纲”，撤销第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打倒彭罗陆杨，选举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发出“516通知”，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而不是由任何个人或党内任何部门的决定。
1966年8月， 是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就是公开颁布的“十六条”。其中所有条目内容都是由中共中央的这次全会拟定和通过的。文化革命算是正式开始“大打出手”。而刘少奇因为“犯了错误”，才从共产党的第二把手降为党的第八把手，也是由中共中央这一次全会所一致通过的。
1968年12月，是中共中央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集体决定将刘少奇开除了党籍。
1969年4月，又是中共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领袖集团。毛泽东因此而重新成为中共名副其实的“党主”，并因此而重新掌控全党和全中国的一切权力。
我只是简单地举了上述这几件可以看得见的“大事”，就已经完全看得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发展和结局，与中共中央——这个中共的最高领袖集团的关系了。
第二、自从1864年7月，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建立文化革领导小组，直到毛死，就是“去向马克思报到”，中共最高领袖集团没有任何人公开地反对过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在中共自1964直到1975整整十二年间，中共的所有文献，都没有记录下任何反对发动文革的意见。而不论是中共的文官，还是中共的武将，也没有一个人公开地反对他们的党中央发动这一场文革。在我们研究所的资料室书架上，放著十二本中共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每年都有沉沉的一大部，可就是没有一份文件里面记载著中共统治集团内部，有人、或有组织、或有某部门在党内党外反对发动文革的言行。这是我首先要说的。
其次，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不是有很多老干部反对过文革吗？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的老干部，老帅和老将军们……比如说，著名的“二月逆流”，及其发动者叶剑英、谭震林、陈毅等等。对此，我还是要说，大错特错。因为，中共的这些老干部、老帅和老将们，反对的只是整老干部，却从来没有反对过他们的党中央发动那一场文化大革命！所谓的二月逆流，叶剑英等大闹怀仁堂，甚至传言说他因为发脾气拍桌子而拍断了手指，但他们反对的，也只是中央文革要打倒一大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中共的一大批老干部。他们非但没有反对发动文革，没有反对打倒刘少奇，甚至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对他们自己的清洗和整治，特别是对文革残酷地迫害无辜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他们更是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的反对。所谓的人民总理周恩来，也只是在文革中保护过少数几个老干部和老部下们，却从来没有保护过那些过于苦难的无辜人民……。一言以蔽之，就是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只反对连他们也要反、也要斗、也要整的“部分党内路线斗争”，却不反对事不关己的其他“路线斗争”，特别是绝不反对发动文化革命、制造阶级斗争以残酷地镇压人民和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在残酷地镇压人民和知识分子这个文化革命的“对象”上，他们——包括刘少奇在内，和毛泽东从来都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只是不同意把自己也当作文化革命的对象罢了。
再就是，中共党内虽然存在著对发动文革方式的不同意见和做法，但这也仅仅是对发动文革方式的不同意见罢了，这与反对文革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回事。比如说，在文革中，是要党委领导、还是不要党委领导；是派工作组领导文革，还是撤销工作组？等等。这些都是发动文革的方式问题。虽然在使用何种方式的争斗中，埋藏著可怕的权力斗争，潜伏著残酷的“攻防之战”，甚至是决定著“鹿死谁手”的致命关键，但是，它依然不是要发动和不要发动文革之争。
最后，必须明白的是，在中共党内，特别是他的最高领袖集团之内，不存在反对发动文革的问题，只存在著“由谁来利用和怎样利用文革来达成自己目的”的问题。说穿了，就是毛要借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对党内施行一场政治大清洗，籍以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家党。用他对埃德加﹒斯诺的话来说，就是宁肯“断然毁掉这个党”，也要打倒刘少奇，然后再建立一个绝对服从自己的共产党。而刘少奇则企图借牢牢地把握著中共的层层领导权，从而能够掌握著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的层层权力，这样，毛泽东就不容易打倒他，也清洗不了他的刘家党。说到底，就是“毛要整刘、刘要自保”。
除此之外，在所谓反修防修的共产政治大方向上，在制造阶级斗争以残酷迫害无辜人民的问题上，刘和毛并无分歧，也从来就没有分歧。刘少奇自己就说过﹕“最近几年，我也想过如何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如何才能使无产阶级夺到手的政权不至于又失去，如何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至于像苏联及其他一些国家那样，｀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刘不仅是想，而且在1964年9月由他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中，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他所采取的四清路线，不尽打击面极宽，而且也更加残酷，连毛都认为太“左”了（——宋毅军﹕艰难曲折的抗争）。尤其不应忘记的是，刘少奇在1966年的六、七两个月中，曾根据毛泽东的“横扫”号召，更为“杀民以自保”，在全中国制造了无数的文革血案；也不要忘记了，将全国大中小学停课半年闹文化大革命，将全国各级升学考试推迟半年、甚至取消现行高考制度的史无前例的行为和决定，就是刘少奇亲自主持党中央的会议所作出的……。
大家看一看，中共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集团是谁呢？当然是中共中央！就不说毛泽东始终都是这个中共中央的主席和这个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反过来，倘若没有这样一个总是“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倘若这个中共中央曾坚决地反对过毛泽东及其阴谋小组织发动那一场文化革命，文化革命还发动得起来吗？单从1966年7月到1966年5月的近两年间来看，仅仅因为在这个时期内，刘少奇还掌握著党的实权，毛泽东和他的阴谋小组织不就是只能煽阴风、点鬼火，只敢从侧面进攻和从外地发难吗？

2、中共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及其“阴谋领袖集团”
　
中共虽然本身就是一个发动文革的最高领袖集团，但中共发动文革的第一个领袖和第一位领袖，自然是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是中共中央的主席，不是他发动，没有他同意，也发动不起来。就不说发动文革原就是毛的“本意”了。但在1964年7月到1966年5月那个尚局限在文化学术领域内的“文化革命”，毛泽东却不是发动和领导它的唯一领袖，甚至在这个时期，毛几乎丧失了对文革的正宗领导权和发动权。所以，他才要建立一个绝对忠诚于自己的“阴谋小组织”从侧面发起攻击，和被迫到外地去寻找地盘来对刘少奇控制的中央发难。但毛泽东还没有丧失中共“伟大领袖”的最高地位，特别是他在在六十年代上半期为神化自己而持续发动造神运动的成功，再加上他在“二月提纲”事件、阴谋策划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暗渡陈仓地夺取中共最高舆论权、特别是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的连续胜算，终于逐渐地、迅速地和绝对地使他成了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唯一领袖和最高领袖。1966年8月，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终于用中共“党的文献”的方式，确立了毛泽东是领导文革的惟一领袖和最高领袖。至于毛究竟是怎样连续地夺取了胜算的，就正是我在后面要详细说明的“谋略和过程”了。
但中共发动文革，还有一个“阴谋领袖集团”，它的前身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毛的“阴谋小组织”。只因这个“阴谋小组织”在1966年5月竟然“登堂入室”，不仅从“非法走向了合法”，而且以他们组成了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即1966年5月成立的第二个“文革小组”，并从此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开始领导那一场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个“阴谋小组织”的性质，才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结果，便使他们从“阴谋小组织”变成了中共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公开领袖集团。但它还是一个阴谋领袖集团。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搞阴谋。
当然，这个“阴谋领袖集团”绝不简单地只是中共后来所指称的所谓“四人帮”而已。因为﹕一是这个“阴谋领袖集团”的第一把手，就是毛泽东。所以，即便是依照中共自己后来的“定案”，也应该是“五人帮”，而不是“四人帮”，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帮主”。如果不把毛这个真正的文革“帮主”算在内，则曾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即“阴谋领袖集团”，就不过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走狗集团”而已。后来在共产党的法庭上，江青那一句“我是毛主席一条狗”的“真情之喊”，早已将一切包含在不言之中了。当然，这就同样证明了，我在前面所说的，中共根本就没有彻底否定文革。因为，中共在否定文革的问题上，至今都还是“只抓从凶，不究首恶”。
二是这个“阴谋领袖集团”，在整个文革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在进行著“吐故纳新”——这可是毛在文革中的一句“最高指示”，各色各类的造反派们也曾热烈地敲锣打鼓、高喊口号地欢呼过这个“最高指示”发表的。就是说，毛泽东这个“帮主”，为了他自身夺权的需要，曾对这个集团不断地“打出去和拉进来”。也就是说，毛曾不断地要把那些不听他的话，或不够听他的话，或被他怀疑是不听他话的，或已经在暗中参加了党内其它政治集团的，或仅仅是为了“舍车保帅抛卒”而必须交出去的人，清除出去，如先后遭遇毛怀疑和打倒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曾为毛阴谋夺权功勋卓著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和曾为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文革打手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与之同时，他也不断地要把被他认为是真正忠于自己的人马吸收进来。当然，最后他只能相信的，就只有“四人帮”了。所以，中共文革领袖集团始终是以不变的毛泽东夫妇和其他可变的成员来组成的。
三是这个阴谋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早在1966年5月，就被毛全部拉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才是这个原来仅仅属于毛个人的阴谋小组织，之所以能够成为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阴谋集团”的原因。后来，就是在1967年2月之后，毛干脆将他的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共的政治局。从此，中央文革小组就不仅是发动和领导文革的领袖集团，而且成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集团的核心力量。当然，这个阴谋领袖集团的领袖就是毛泽东。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个至为重要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对是中共发动和领导了文革，和中共绝不可能彻底否定文革，有更为深切的了解。

二、 中共发动文革的理论

中共发动文革的理论，当然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但这个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提出和“完善”了的。从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和提出“党内有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到他正式地提出和完善发动文革的理论，那已经是文革高潮之中的事情了，就是直到1967年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所谓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时，才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提出了六个要点﹕一是“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著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著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六是“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
当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这里也不过是要“挂起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的羊头，来卖他非要整死刘少奇和搞翻刘家党的狗肉”罢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这个旨在整杀政敌的所谓理论，却将中共革命、专政、斗争和要继续革资本主义命、革修正主义命的所谓政治使命，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那一套完整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和专政”理论，又一次紧密地联系起来了。所以，这就证明了我在前面所说的，没有马列、没有世界共产革命，没有前苏联及列宁和斯大林向中国强行输入他们的理论和革命，特别是没有一个由他们制造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不会有这一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码是丧失了发动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号、理论和籍口。因为，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这样一个“东西”！
顺便说一句，刘少奇最遗憾的，恐怕就是在他领导著前期文革，并且逼迫著毛泽东只能从侧面攻击和在外地发难时，他没有形成自己领导这一场文化革命的革命理论，这自然也是他终于败在毛泽东手里的又一个原因。
　
（八）、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

说在前面﹕
中共发动文革有两种战略和两个过程——兼说中共发动文革的主谋略和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
　
1、关于“维护和颠复党内现存秩序”的两种战略

如果说，我已经将中共之所以发动文革和之所以能够发动文革的内外原因、历史经验、时代条件、社会基础以及领袖理论作了说明，那么，我现在要讲的，就是中共为发动这一场“史无前例”所采用的谋略，和由这些谋略所制造的过程了。
自然，所谓谋略，就是阴谋；所谓过程，就是斗争。前者使得整个文革无时无处不与阴谋相连结，后者则使得整个文革自始至终都充满著血腥。如果不是必须回头反思和必须否定那场“史无前例”，我实在不愿意再来回首这一段由“阴谋加血腥”所铸成的肮脏而又罪恶的历史及其制造者们了（——我在加拿大沃太华大学讲演这一部分内容时，听众和我自己同样都感到了难耐的压抑，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真的感到透不过气来，因为实在是“太黑”了——讲演者附记）。
但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和为了那场“史无前例”不再重演，我们还是要把它说清楚、道明白。
我首先要说在前面的，就是中共发动文革有两种战略。这两种战略决定了中共整个文革“内讧”的两大斗争原则和两大斗争方向。而且确实如毛泽东所言，是“你死我活”的一场较量。而之所以说有两种战略，就是指文革的两大对立面，毛和刘，都各有一个建立在各自根本立场上的总战略。
在刘，就是“必须维护党内的现存秩序”。因为，只要“维护住了党内的现存秩序”，就能维系刘家党的实权和地位，就能拥有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正宗党权，就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图和要求，并依靠共产党这部机器的“惯性”，来保护刘家党和保护刘少奇自己……。
在毛，则是“必须颠复党内的现存秩序”。因为，对于已经失去了党内“实权”的中共中央主席来说，唯有“颠复了党内的现存秩序”，才有可能夺回党的“实权”，才有可能夺取文化革命的正宗发动权和领导权，才能够达成打倒刘少奇、清除刘家党和建立毛泽东个人“党主”统治的目的。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对他的美国“马屁友人”埃德加﹒斯诺所说的，他宁肯“断然毁掉这个党”，也要打倒刘少奇”，便是这个意思。毛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再说过的要“大破大立”、要“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也是这个意思。

2、关于前期文化革命和后期文化大革命的两个过程
　
我们只有看清楚了毛、刘双方各自绝然相反的总体战略，也就是“内讧”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才能够了解文革还有两个过程。因为这两个过程，是由他们各自的总体战略所决定的。
这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从表面上看，斗争的范围尚局限在文化、学术和思想领域之内，专以党内外文化人、学者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但实质上，则是毛刘之间一场夺取和维护“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权力的殊死斗争。第二个过程，则是将斗争扩张到政治以及各个领域，并以疯狂夺取最高政治权力和各级政治权力作为最高目的的“后期文化革命”，或者说是“正式开场以后的文化革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文革的前后两个过程，在实质上，就是前后两个夺权的的过程。
在第一个过程中，在毛，由于仅仅是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根本就不是他的本意；二是因为他失去了党的实权而无从正面领导和发动这场革命。 所以，如我在前面所说，他采取的就是“以文化界为突破口，阴谋发动，侧身进攻；以学术批判为手段，籍古打今，制造混乱……”。在本阶段，毛的唯一用心和所有行为都在夺取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的党内正宗权力即实权，并且已经确定了“颠复党内的现存秩序”的总战略。
在刘，发动文革虽非是他的本意，但领导文革则是他的实权所在；还因为制造阶级斗争以镇压人民和知识分子，在他同样是拿手好戏，与毛从无二至。所以，为了将这场革命局限在文化领域，特别是要杜绝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可能，他就必须利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党内实权，阻止毛的“胡来乱搞”。但考虑到毛毕竟拥有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份和伟大领袖的身份，对毛的神话运动方兴未艾，所以，他只能在牢牢把握著党对文化革命发动和领导的实权的同时，对毛要发动的这一场文化革命，“表面赞成，暗中抵制，情势紧张时可以择机反击（——比如“二月提纲”事件），必须对抗时则采取顽强抗争（——比如借毛同意而大派工作组来加强党对文革的领导，转移毛的斗争大方向）…… 在本阶段，刘的全部用心和行为都是在用他手中的实权，维护他领导和发动文化革命的党的正宗权力，也就是拼命“维护党内的现存秩序”。
在第二个过程中，在毛，由于他已经从夺取了一部份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权力，到几乎夺取了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全部权力，所以，他立即便从“横扫一切”开始，大打出手；继而公开号召造反，意在彻底毁弃“党内的现存秩序”。目的，就是要从夺取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走向“彻底打倒刘少奇、消灭刘家党、从而夺回自己对党的全部统治权，建立自己对全党和全国的绝对统治权”。他终于颠复成功，如愿以偿。毛后来病重将死时发出的“最高指示”，就称他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打倒蒋介石，第二件就是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因此，所有企图对中共发动文化革命涂脂抹粉的共产党学者、专家，和对文革至今依然怀有深刻恋情的极少数前造反派人士，只需重温“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这个“谆谆教导”，也就不必白费心机了。
在这个过程中，刘由于前期的“表面赞成、暗中抵制”没有成功，“择机反击和顽强抗争”又接连遭遇失败，在对毛的疯狂造神运动和革命群众对他的疯狂造反革命中，他不仅迅速失去抵抗的力量，而且只能“承认错误以求自保”。但毛“追穷寇”的精神和残酷的整人手段，终使他，还有他的刘家党全军溃败，使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党的权力，迅速瓦解在这一场目标就是要打倒他及其所有党羽和各级党羽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3、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共发动文革的主谋略

毛既然策定了“必须颠复党内的现存秩序”这样一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总体战略，那么，毛的所有谋略就在于如何才能“颠复党内的现存秩序”了。于是，毛便有了一个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一句话，便成了文革期间人尽皆知的“名言”，特别是各家“造反派战友们”个个都要“歌功颂德”和竭力听命追随的对象。
但是，应该说清楚的是，毛毕竟不是神，也就不可能“料事如神”。也就是说，一切并非早已为毛所预料，一切也不可能为毛都算计好了。所以，毛的所谓“伟大战略部署”，虽然在文革的第一个过程、即前期“文化革命”中，终于获得成功；但在第二个过程、即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是在他已经有能力、有实权号召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为他造刘少奇反的时候和之后，他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非但不是一帆风顺，而且乱象环生，甚至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险局”。所以，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才需要不断更新和出新，就是需要不断地设计新的阴谋，策定新的谋略，以应付局面，克敌制胜。如此，毛的伟大战略部属，就在他不变的“颠复党内的现存秩序以打倒刘少奇和摧毁刘家党”这个“文革大方向”之下，形成了一系列由毛策划或拍板，并由他那个已经登堂入室的“阴谋领袖集团”即中央文革小组所执行的谋略，说白了，就是“一连串的阴谋”。
应该清楚的是，由于毛的这“一连串的阴谋”，既贯穿在文化革命的全过程中，又左右了文化革命的全过程，更使毛在中共发动的文化革命当中，完全如愿地实现了自己要实行党内大清洗即打倒刘少奇、清除刘家党、重新确立毛对全党统治之绝对地位的政治欲望，以至无论是在党内党外，毛都达到了建立他本人的绝对党主式统治和超级君主式统治的目的，所以，整个文革的发展和过程，就与毛在“颠复党内的现存秩序”这一总体战略之下所制造的一切“伟大战略部署”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将毛发动和领导文革的全部谋略和整个过程，当成中共发动和领导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谋略和主体过程。也就是我今天要讲述的“中共发动文革的谋略和过程”。

4、毛“ 伟大战略部署” 的内容和本相、性质和特征
　
“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内容和本相﹕
我在这里所说的内容，是指“贯串内容”，就是贯串在毛泽东“伟大战略部署”中的主体内容，即主谋略。概括起来说，就是“阴谋发动与放手一搏”。
应该说，正是这个“阴谋发动与放手一搏”，才贯串了毛“伟大战略部属”的始终。而毛之所以决心要“阴谋发动与放手一搏”，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借文革打倒的真正对象，是在党内，并且是党内的一个掌握著实权的重要政治集团和庞大政治集团，这个集团的领袖又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和马列中国的国家主席，而不是手无寸铁的普通“阶级敌人”或“新老阶级敌人”，更不是普通民众和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毛想通过正常的党内斗争途径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再加上他早已失去了党内的实权，所以，他就只能采用绝不能按照常理出牌的“阴谋发动” 和“放手一搏”，所谓“不得已而为之”。他知道自己是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他已经是“背水一战”了，只能赢，不能输。
如果我再说得更具体一点，所谓阴谋夺权，就是指不择手段地秘密策划和精心策划；所谓放手一搏，就是指不顾一切地公开夺权和残酷夺权。这既是整个文革自始自终都为可怕的阴谋所左右，又是整个文革自始自终都充满血腥的根本缘由，更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籍发动文革“夺回权力”的政治本相暴露得淋灕尽致。这才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本相，也是中共在发动文革的全过程中，一再地、持续地和不厌其烦地高喊要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坚决反对“干扰运动大方向”的根本原因。而这个本相与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朱元璋为儿子能够顺利接班掌权而残酷地屠杀开国功臣，洪秀全无耻地制造“天京之变”以消灭实权在握的东王杨秀清及其三万部属，特别是斯大林搞政治大清洗以残暴地和大面积地杀害自己的党人，在本相上实在没有两样，都不过是一场残酷的内讧罢了。

“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性质和特征﹕
第一是欺骗性。这个欺骗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列宁的这一句名言，曾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掩盖过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无数罪行和滔天罪行，同样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血腥残忍“革命”起到过极大的和历史性的欺骗作用。到了文革，毛虽然决心要刘少奇垮台、刘家党灭亡，纯属一场拔刀相向的巨大“内讧”，但他又一定要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说成是刘少奇和刘家党既要搞修正主义，又要复辟资本主义；既是党内的官僚资产者阶级，更是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证明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正确性”。
第二是虚伪性。亦一言以蔽之，就是毛也要“顺天应人”。也就是说，毛要借用中国古代君主所谓“上顺天命和下应人心”的变革天命理论。在他，就是要“上顺马列革命之天，下应拥毛造反之人”。这样，刘才不是毛要打倒的，而是人民打倒的；刘家党才不是被毛灭亡的，而是他们自取灭亡的。说白了，毛既要杀刘，灭刘家党，还要人民和历史承认他杀得对、灭得对；杀得万岁，灭得万岁！从而将一场党内的巨大内讧“丑戏”导演成一场“是人民要革命造反”的历史“正剧”。这不过是中国专制历史上那些坏君主的虚伪性在毛身上的恶性重演和极端表现……。所以，毛才会将他意在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马列的共产革命紧密连结，大加“发展”，甚至吹嘘他发动文革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所以，文革期间的许多革命造反派们，才会不分旗号门类，都要高喊“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都要拼命“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都曾因毛“顺应”了他们的“革命造反民心”，而自觉地、热切地和疯狂地作了毛的工具和炮灰，甚至在被毛一再地将他们置于“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境地之后，少数人仍然“九死而未悔”。以至直到今日，还有人在为他们当年曾跟著伟大领袖造反革命而骄傲；更有甚者，竟然将那一场紧跟毛参加共产党残酷内讧的历史，当作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开张”的序幕……。我曾一再地告诉海外一些普通的“练功”朋友说﹕“共产党制造了愚昧，愚昧制造了我们。”该是我们自省的时候了（请注意，我在说这话时，是把我自己包括在内的）！特别是当年曾疯狂过的“造反派战友们”和今日“造神运动”之真诚热切的参加者们。
第三是阶段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纵观整个文革，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里，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固然在其欺骗性和虚伪性上别无二致，但由于阶段的不同，毛所策划的阴谋和采用的手段还是大不相同。在前期，毛因早就筹划在心，蓄谋已久，所以，他使出的以文化界为突破口，以学术批判来点火煽风，和从“侧面进攻、外地发难”等等阴谋，都是他在不得已之下“深究谋略、细考手段”所得。但到了第二个过程，也就是他和刘家党已经开始正面交手之后，他所面临的则是不断的变局和意想不到的变局了。此时的毛及其阴谋领袖集团，也就不得不在文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非但要“深究谋略、细考手段”，而且更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比如我后面就要说到的，对于彭真搞出个“二月提纲”来抵抗他的阴谋进攻，刘少奇在他同意下大派工作组以改变他的“斗争大方向”，叶剑英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在怀仁堂开始拍桌子骂娘，“十六条”颁布之后几乎全国各地的“走资派”都在“造反”的旗号下建立“保皇”组织以自保，甚至到了后来，连那些原来十分听话的革命小将，竟然把他的“最高指示”也不想当一回事情了……。面对这种种的变局，他就必须及时地制定出一个又一个对内对外的重大谋略，以务必“克敌致胜”，和必须“平息内乱”。这就是毛“伟大战略部署”的阶段性之由来。
第四是可变性。由于有了阶段性，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自然出现了可变性。但这还不是我要说的可变性。我说的可变性，指的是毛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所造成的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可怕内容、复杂变化和荒唐不经。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哪怕是象我这样的“逍遥派”，也不可能不知道，毛的“伟大战略部属”常常是极其复杂、可怕和荒唐的。再加上为了不断地神化毛的每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也就更加地制造了它的可笑性。虽然，这个可笑性，却常常包含著太多的血腥味。比如，明明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要抓“军内一小撮”，可是，就因为“军内一小撮”抓了可能会导致“翻船”，所以，毛的“伟大战略部属”马上便风向一转，变成了“不许毁我长城”，曾为他“抓军内一小撮”的文革大功臣王力、关锋、戚本禹便从此沦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下囚了，伴随著他们掉了脑袋的，便是跟著中央文革“大抓军内一小撮”的一大批“造反派”们。再比如，“516”兵团原来明明是针对周恩来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但只因“反周国必乱”（——毛1975年的“最高指示”），后来便专门发动了一场清查“516”的运动，将一些曾经真心铁意要跟著毛革命造反的青年学生抓的抓、杀的杀，直至数年之后方才说是“冤案”而不了了之。至于千千万万曾在“十六条”的煽动下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造反派们，毛的伟大战略部署虽然是他们起来造反的旗号，但不过两年，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变成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一大批曾不惜性命都要为毛“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们，便立即成了毛伟大战略部署下的囚徒、甚至是冤鬼了。当然，最可笑的还是林彪事件。因为林彪明明已经是党章、宪法上规定的“革命接班人”了，就等著毛去向马克思报到，他便好接班做“万岁”，这不可不谓毛的一个太伟大的“战略部署”了。但当林彪从天上掉下来摔死之后，这个涂抹著“林副统帅”鲜血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变得荒唐和可笑得令人难以置信……。诸如此类的可变性，实在是充斥在毛的太多“伟大战略部署”之中，我将在后面具体叙说文革的谋略与过程时详细加以介绍。
第五是残酷性。之所以说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还具有残酷性，其一，如我前面所说，整个文化革命，都是以制造阶级斗争来“保证”路线斗争的安全和需要的。说到底，就是要以制造阶级斗争镇压和屠杀无辜人民、特别是无辜知识分子，既为那一场“史无前例”大敲开台锣鼓，又为那一场“史无前例”埋棺陪斩，更要为那一场“史无前例”高奏血腥的“胜利凯歌”……。因为，在毛泽东最最重要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谆谆教导”，不仅贯穿在他那个“伟大战略部署”的始终，而且贯串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岁月里。如果将来我们一定要查明白文革中到底被共产党和毛泽东害死了多少人，则被害死的无辜民众，也就是被某些“造反派战友们”至今都认为是不值一提和绝对不值得研究的“普通人”，至少是共产党走资派的千倍和万倍（请参阅本期发表的王友琴教授的文革史研究专著﹕“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其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不属于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共产党干部，包括更多的无辜民众，绝大多数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和种种的酷刑相待，而且那些由红卫兵和造反派发明和创造的种种酷刑，几乎全部是公然执行的“私刑”，即所谓“批斗”。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专制王朝都绝不允许的，也都没有过的。凡遭遇过那些“私刑”折磨过的人，有的当场即成了冤鬼，有的则寻机自杀了却了此生，有的则留下了终身的残疾。由于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执行种种残酷私刑时，绝大多数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大庭广众之中，其因遭遇极端的羞辱而造成的心理残害和性格扭曲，几乎伴随著被迫害者终生（仍请参阅本期发表的 “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无辜民众当然永无雪仇之日，但对于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来说，机会却在等待著他们。共产党的老干部们平反复出之后，特别是文革结束，当他们重新登台亮相、操刀掌权之后，老干部们对造反派的仇恨和报复，自然也是极其毒辣的。因为他们终于等到了能够“秋后算账”的那一天。
其三，毛泽东的残酷和斯大林的残酷不一样的地方是，斯大林只需干脆果断地消灭政敌们的肉体，毛泽东则不仅要整杀政敌和民众的肉体，而且更要整杀政敌和民众的灵魂，扭曲他们的心灵和人格，以至于在文革中竟有造反派战士在被押上刑场时，还要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而不知道自己就是死在毛的手里。这样的事实，在文革中，实在是屡见不鲜，足令今天的年轻人“万思而难得其解”。再说，斯大林只是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来杀人，毛泽东则用所谓的“群众造反”和“群众专政”，变出无穷的花样来整人和杀人，没有整死的也要被他们整得“生不如死”。文革中，被毛的一个个“战略部署”逼疯逼呆逼痴逼傻的男女老少，实在是数不胜数。
其四，就是那些曾紧跟毛主席他老人家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革命闯将和各色各类的“革命造反派”们，在伟大领袖感到大功告成，已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了，于是，在他们当中，被毛藏起来的“良弓”屈指可数，但被毛也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烹掉的“走狗”，真不知有几千几万、还是有几十万几百万了……。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这样的翻脸无情，残酷之极。造反派们的下场不仅如此糟糕，如此凄惨，而且在他们的伟大领袖已经向马克思报到，甚至他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也已经坐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牢，特别是无数在文革中曾遭遇过他们蔑视、欺辱、专政、甚至是践踏和毒打的“地富反坏右”，都被“走资派”邓小平给予平反、改正、摘帽之后，他们非但至今得不到平反，甚至反而被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永远也摘不掉。这是不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所遗留下来的又一种特殊的“残酷性”？因为毛对他们的残酷镇压和走资派们后来对他们的坚决镇压竟然如出一辙。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枉！1980年，有一位造反派出身的“新时期作家”，专门歌颂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大作家”，就曾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做“血往心里流”，写的就是文革造反派们的冤屈，和时代对他们的过于残酷。那个时候，也正是“走资派”邓小平在对造反派开刀和给他们戴上“三种人”帽子的时候。当然，他们委实是只能“血往心里流”，因为他们连苦衷究竟应该向谁倾诉都不知道，或者说连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都没有……。我想，这大概便是他们在海外常常会为文革发表出一些天方夜谭式的论断的“根由”吧！由于我们都知道各类造反派，特别是曾造过共产党“走资派”反的造反派们，虽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情地迫害过别人，但后来又遭遇过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残酷迫害，甚至至今不得“解脱”，所以，我才对他们同样深怀同情，对他们的某些荒唐的“悖论”表示理解，但却不可能赞成。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残酷性是说不完的，待我下面具体地叙述文革的谋略和过程时，我再慢慢地告诉大家。

一、 发动期的谋略与过程

我想说的是，在毛总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下，中共文革发动期的主谋略就是“阴谋发动和疯狂号召”。下面我开始谈发动期的谋略与过程。

第一、阴谋对党和阳谋对民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的第一谋略即是﹕“阴谋对党”和”阳谋对民”。因为，这次运动是发动一场党内的“路线斗争”，目的就是搞掉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庞大政治势力。而刘少奇则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在全党全国拥有著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广泛的政治影响。一般来说，非但许多党的干部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理解“打倒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即“打倒自己”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一定会成为这场运动的绊脚石。所以，毛泽东就必须“先挂羊头，后卖狗肉”，而不能“一步跨到台口”。就是只能步步诱导，直至达成最后目的。由此出发，毛泽东为这场党内政治清洗运动所设计的高调，就是高喊“阶级斗争”，高叫“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号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共产党的“经”，非但共产党人自己不会反对，不能反对，不敢反对，而且毛泽东一念，大家也只能跟著他念。这就是我所说的“阴谋对党”。
我所说的“阳谋对民”，则是十七年来，共产党从来就是公开叫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也是公开地制造阶级斗争、厉行“阶级屠杀”的。而发动文革对于全社会来说，关键是要让全体人民“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好让毛能够一心专意地按照自己的“伟大战略部署”，去打倒他在自己党内的最大政敌。所谓“公开杀民”，是为了保证“阴谋杀刘”。所以，文革从准备到开场，毛才非但不是高喊打倒走资派，高叫打倒刘少奇，而是嘶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大搞阶级镇压，为这场他要发动的党内清洗，排除一切可能出现的社会干扰、社会阻力和社会不稳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和斯大林一样，首先用大搞阶级斗争和明抓阶级斗争，来保证毛泽东阴谋发动党内斗争的顺利和胜利。
　
第二、以文化批判准备政治斗争
　
我在前面——“中共为什么要要将一场政治浩劫定名为文化革命”中已经详细说过，中共和毛泽东正是首先从文化入手，发动了文化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即把文化当成了发动文革的工具和突破口，才终于发动了这一场其主体为空前政治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以造神运动先声夺人划定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文革前毛泽东及其阴谋小组织在党内党外所发起的“造神运动”，即利用各种手段神话毛泽东的运动。它虽是对刘、邓等党内领袖要反对“个人崇拜”所进行的公开反击，更重要的则是它为反对刘少奇直至打倒刘少奇做了极重要的准备。原因——
一是首先造成“先声夺人”的政治局面，以便“高举神像，大打出手”。而为准备发动文革而造神的第一个能人大将，就是林彪。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1959年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
1964年5月，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从此，“红宝书”问世。它不仅成了中共的“宝贝党典”，而且成了人民的“圣经宝卷”。就不说文革开始后，在中国大陆所出现的铺天盖地的毛纪念章、毛石膏像、毛小红书、毛语录歌、毛的“雄文四卷”和家家都要供著的“宝书台”了……可以说，后来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泽东的这本“红宝书”的光辉指引下，走向一个又一个“光辉胜利”的。
林彪非但先造宝书，而且大造神话﹕什么“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什么“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什么“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等等。可以说，自林彪开始神话化毛泽东以后，毛泽东就逐步在党内党外和军内军外被迅速地和疯狂地神化起来了。请大家主意，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共八大刘、邓提出要反对“个人崇拜”之后。也就是说，刘、邓要反对的个人崇拜非但没有成功，中共对毛的个人崇拜反而走向了
对神的崇拜。刘、邓已经败了。
于是，神化毛泽东在文革正式发动前，就已经成了一场文艺运动、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歌颂毛的歌曲诸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北京有个金太阳” “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等等等，已经唱彻中国大陆；就不说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于一九六四年就已经搬上舞台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即篡改了中共党史的“东方红”了；更不说整个文革期间，全国人民都要每天向“毛主席他老人家”“早请示”和“晚汇报”，唱“忠字歌”和跳“忠字舞”了……
毛泽东就是这样地成了一尊任何人都不敢触碰的“神”。这就是所谓先声夺人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还有谁可以成为他的对手呢？还有谁不会成为供在他面前的“牺牲”呢？在毛泽东这尊“神”的面前，刘少奇只是一个人，他要想以他的“人力”来对抗毛的“神力”，非但只能徒唤奈何，而且只能遭遇惨败。因为神的力量是不能抗拒的，神的力量更是“无边”的。后来，当毛、林反目成仇，林彪打算在苏州附近的一座铁路桥下安放炸药炸死“红太阳”时，那位被林彪命令执行任务的军队高官，就是不敢将炸药塞进桥底下去，终于让毛泽东逃过一劫。为什么？就是对毛泽东的神话，使得毛的神秘淫威“无可抵挡”……。
二是划定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如果说先声夺人的政治局面已经形成，则毛泽东已经成就的神话形象，就自然而然地和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一个“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因为，神是不能反的；毛泽东是神，毛泽东就不能反；谁反了毛泽东，就必定没有好下场……。这就为文革中几个最响亮的政治口号的出现、甚嚣尘上、甚至成为“尚方宝剑”，造就了一个“最高政治界限”。这个最高政治界限——
就是﹕“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
就是﹕“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反分子”的罪名和罪行的成立。
就是﹕ “恶攻罪即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的“天罗地网 ”，终于笼罩到了每一个中共党徒和全国人民头的头上。回首文革，该有多少人惨死在这个可怕的罪名之下。
神话毛泽东的运动，就是为毛泽东造神的运动，终于为毛泽东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立了一个谁也不敢一碰的“最高政治是非”。在这个通过“造神运动”所制造的最高政治是非面前，刘少奇和他党徒们的可悲下场，似乎早已经被判定了。
我必须指出的是，所谓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并不是说，在中共发动的文革过程中，当真存在著“是与非”。因为在毛刘、毛林、或毛与任何一个他要批斗、打倒、清洗的人之间，也就是在中共文革残酷内讧的全过程中，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著什么“是与非”的问题。而所谓是，就是谁赢谁“是”，谁输谁“非”；就是从毛为“是”，从刘、或后来从林为“非”。是绝对地以人画线，而非以事实和道理来画线，充其量也就是简单地以没有是非的“敌我”来画线而已。

第四、 否定二月提纲以夺取文革的领导权和发动权

现在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就是认为刘少奇及其刘家党在文革中，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直到被毛泽东整垮整死为止。这个看法，固然因为刘少奇等的失败甚至是惨死，使得人们对他们多少给予了一些同情之心，但是，就文革发动和发展的事实来说，并不确切。因为，如我前面所说，1959年之后，刘对毛的“逼宫”就已经一再地取得了胜算；1962年，毛泽东不得不在“十分紧张”的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当时即被与会的共产党徒们称作“刘、邓大军的胜利”；在1964年前后的“四清”运动中，刘不仅与毛对抗，而且将毛要发动的运动成功地纳入了刘的框架，甚至用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取代了毛泽东的“四清路线”……。毛实际上已经日渐地被刘“架空”了。
1959－1966年，在这个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这大概便是毛泽东所说的“七八年再来一次”的原因），不仅刘少奇已经日渐地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实权，而且刘家党也已经掌握了太多地区和各大行业的实权。所以，第一个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于1964年7月建立之后，中共中央对于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都是掌控在刘少奇手里的。因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彭真，就是刘少奇最重要的大将，他不仅将北京市委变成了一个令毛自叹“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刘家党领地，而且也让毛为发动文化革命才建议成立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毛的种种“最高指示”置若罔闻。了解了这个基本的事实，才能理解毛为什么要避开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江青到上海去暗中结党，就是阴谋建立小组织，并首先在上海发难；了解了这个基本事实，才能够了解为什么毛又要避开中央文革小组，让江青勾结林彪，先从部队的文化革命做起，然后再“由军及党”，将毛认定的那一条对抗他的革命路线的“黑线”，首先公之于众，然后再公之于党。也就是说，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就已经建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非但不听毛的指挥，违背毛的本意，而且与毛对抗。换言之，就是中共中央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力，毛泽东“鞭短难及”。
虽然这个局面既违背了毛要建立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初衷，又使毛一心要发动的文化革命根本不能按照他的意图发动起来，甚至逼迫毛不得不利用自己被神话化的伟大领袖地位，一是公开地和一再地对外放话，将文化界当作他的突破口，另搞一套；二是利用江青建立“上海帮”，即他的阴谋小组织，在外面和在下面先闹起来。但是，由于刘少奇、刘家党及其掌握的中央文革小组，鉴于毛既有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份，又是本党早已确认和长期歌颂的伟大领袖，眼下神话毛泽东的“造神运动”又是方兴未艾，所以，他们虽掌有党的实权，却既不能公开与毛对抗，又不能公开反击江青和林彪，只能暗中抵制，这就使他们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守势”，处于被动的地位。
毛的行为，特别是江青和林彪的行径，刘家党不可能不知道。因为，毛一再置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于完全不顾而对文化界、学术界和“文艺黑线”公开点名和批评，特别是戚本禹“批叛徒”的文章和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所已经引发的批判风潮，已经造成了一片风声鹤唳的局面，而由这一切所公然亮出来的批判斗争锋芒，不仅来头明确，而且对象清楚。这就使刘家党面对毛泽东从“边锋”和“外地”杀出来的“意在沛公”的文革阴谋，不得不开始防范，甚至不得不予以反击。因为他们显然知道，毛泽东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就是1966年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二月提纲”之所以出炉的来由。刘、邓和彭真等，企图利用手中的党权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文化革命的正宗权力，批评戚本禹的“影射史学”以维护吴唅和翦伯赞，反对姚文元的“公开挑衅”以回护党的领导人。名为文化革命“纠偏”，实为刘家党自保。
1966年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终于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不仅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而且强调要加强党对文化革命的领导，要求点名批判必须得到上级的批准，借以公开保护吴琀等人，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表面上虽然是针对著戚本禹、特别是姚文元的“文风”而来，但实际上却是在反击毛正在制造的“文革阴谋”。“提纲”虽由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会议讨论通过，发出以前，怯于毛的领袖地位，彭真还是不得不就“提纲”向毛请示，毛虽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在党内发布，他是要“放蛇出洞”。于是，彭真便趁机于2月12日请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签字转发了这个“提纲”。
但是，刘家党试图以这样一个正宗的“提纲”来限制毛的文革阴谋，毛怎么会不清楚？可以说，这是在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吹响了毛家文革阴谋的号角之后，刘家党对毛所进行的第一次公开反击。毛更清楚，刘一如既往，还在想著要把毛泽东想发动的文化革命，以党的名义和他所控制的中央党权纳入刘家党的“正轨”，就象刘曾将他要搞的四清运动，纳入刘的夫人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一样，也就是为刘家党所掌控。这就决定了毛非推翻这个“提纲”不可。更何况，如前所讲，多年来毛早已形成的伟大领袖地位，数年来神话毛运动的“伟大成果”，早已经造成了只能“架空毛而不能公开地反对毛”这样一种局面。而由江青、林彪已经一再发起的攻势，也已经不断地在获得胜算。还有，就是全党全国对又一场政治风暴就要来临的全面恐惧局面也已经形成。自然，这一切已经决定了“二月提纲”必然失败的命运。
毛要以“二月提纲”来“借力发力”，以颠复刘家党的重镇京畿之地了。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
1966年5月8日，经过林彪和江青的幕后部署，“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署名高炬、何明的两篇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与“擦亮眼睛 辨明真假”。其矛头不仅明攻“三家村”和北京市委书记邓拓，而且毫不隐晦地指向了彭真和北京市委。
1966年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又发表了姚文元炮制的“评｀三家村’的反动本质”一文，公开指责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和机关报——“前线”和“北京日报”、“北京晚报”都是“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
一场“以外攻内”和“以神压人”的阴谋夺权战略终于在会议期间打响了。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那个“阴谋小组织”起草的、和由毛泽东亲自拍板的中共中央“通知”(后被称为“516通知”)。“通知”在全面地和严厉地批判了“二月提纲”并指控“提纲”是彭真的“个人阴谋”之后，宣称﹕“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毛犹嫌不足，紧接著他又在上海严厉批评《二月提纲》，佯装著对刘少奇、邓小平等没有从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斗争的高度及时支持姚文元文章，表示强烈不满；指责他们“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毛还说，“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毛的政治意图已经跃然嘴上，其后的文革也就是这么干的。18日，林彪也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颂扬毛泽东的“天才”，暗示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复。
正是这一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使得前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垮了，其组长彭真自然也垮了。毛泽东甚至趁热打铁地将不听命于他、因而被他称为“阎王店”的中宣部“阎王”部长陆定一，和对他安装录音机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一并打倒了。为了笼络住林彪，毛泽东甚至早在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由他亲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扩大会议上，就听凭林彪以“反对突出政治”的罪名，搞掉了解放军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于是，“彭陆罗杨”这个反党集团就“顺理成章”地被挖出来了，林彪对军队的统领大权也基本如愿以偿。
至此，刘少奇非但没有能够籍用“二月提纲”扭转不利局面，而且几乎只是在转瞬之间，甚至不得不由他出面斩去了自己的左右手，从而失去了北京这块不可少的地盘，失去了一部分一直操控在刘家党手中的舆论权力，和党中央的相当一部分权力。在表面上不得不顺从毛泽东淫威的刘少奇及其党人，第一次公开抗拒就此惨败。而毛泽东不仅夺回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党权，而且他那个“不合法”的班子，也就是以他的老婆为核心的坚强的和不择手段的“阴谋小组织成员” ——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终于全部“登堂入室”，堂而皇之地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成员和中坚力量。文革的“阴谋笔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从而将发动和领导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部分正宗权力，开始掌握到了毛家帮的手中。可以说，这是毛主席“伟大战略部属”的第一次伟大胜利。

第五、阴谋策划群众造反、夺取最高舆论权以掀起文革狂潮

新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清一色毛帮人马，就是毛的那一个“阴谋小组织”，特别是他们全部进入了政治局，开始成为中共权力核心的一部份，这自然使得毛泽东的愿望基本得逞，也使他们的“阴谋小组织”志得意满，“文革干劲”倍增。但是，正是在与刘家党“二月提纲”的较量中，使毛清楚地看到，他所要发动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绝非易如反掌。因为，一是他早就看到了刘家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扎在中央，遍布国中，不是解决了“彭罗陆杨”，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刘少奇离倒台，刘家党离崩溃，还早得很。二是他明白，这一场意图解决刘家党的文化革命，实际就是一场残酷的政治内讧，要想得到党的各级干部和所有干部的支持，是很不容易的。过去发动的历次运动，都是“整民”，而这一次是“整党”；过去是“杀民”，这一次是“杀党”。他若是还象过去一样，将党徒当成革命的力量，则起码刘少奇已经掌握的党内力量，就不可能响应他，甚至要暗中反对他。就不说那些必定要“自保”的党的各级官员们了。所以，在他还不不能够将自己要整掉刘家党的意图，公开地和明白地告诉全党全国之时，他还必须善用谋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何况，毛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上顺马列革命之天，下应拥毛造反之人”，就是既要借用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又要利用“是人民要造刘少奇反、革刘少奇命”这样一个籍口，这就需要时间和谋略来继续制造欺骗和进行煽动。
现在，当他终于夺取了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相当一部分党的权力之后，他第一个需要做的，就还是要让火从下面烧起来。这就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点火”，二是让火势“蔓延”开来。对前者，他早有决策，要想攻击刘家党，就必须自下而上，借鉴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经验，到民间去阴谋点火；要解决掉刘家党，就要接受他1964年发动四清运动和现在发动文化革命的教训，这一次不能再由著刘家党改变他的“斗争大方向”。
这一把火，也果真为他所点燃起来了。那就是康生早已秉承毛的旨意，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到北大蹲点。曹则按照康生的意图，找到了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的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经过一番谋划，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向北京市委的大学部部长和北大的党委书记、校长开火。这自然是反右之后，第一张将斗争矛头指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大字报；也是自1964年7月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所公开贴出来反对党的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由毛及其“阴谋小组织”，彼时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央文革小组，用阴谋手段制造出来的大字报，立即被毛泽东认定并高度评价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全国上下立即兴起了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毛要从基层和民间点火的阴谋初战告捷。
为了让火势蔓延开来，毛又在阴谋制造基层造反、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同时，阴谋抓回中共中央的舆论权，说白了，就是抓回中共的喉舌和第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权力，还有就是统归中宣部“阎王店”管的中央电台和对外宣传部门的权力。否则，“革命人民”要造反的消息，“党的基层”所贴出来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就是毛泽东的意图和部署，就不能为全党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所知道。令人感到可笑复又可悲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面对人民日报机关那些正在为党的“第一喉舌”竟然在文化革命中落后了而“感到痛苦”，因而闹腾著要造反、并要求中央派驻工作组以突破报社压制的“革命群众”，居然派出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革第一个工作组去“灭火”。他们却不知道，早已经向毛家帮暗渡陈仓的陈伯达，这个共产党的笔杆子，毛泽东的前秘书，毛、江阴谋小组织的成员，虽肩负著刘少奇和邓小平派他去人民日报“灭火”的使命，但他去人民日报的真正目的，却是衔毛之命去“点火”。
1966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并接受了毛泽东指示的陈伯达，终于衔命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志在“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5月31日下午，就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向新闻界宣布中央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前几个小时，陈伯达却在钓鱼台授意他秀才班底中的钱抵千、尚力科和朱悦鹏等起草发动文革的社论。陈伯达对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陈伯达还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明天6月1日，就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于是﹕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2日，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又紧锣密鼓地发表了社论，题目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一天，为毛及其“阴谋小组织”——中央文革小组一手策划的，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终于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评价赫然纸上，犹如一声发了疯的进军号令。
聂元梓终于成了毛用阴谋制造出来的文革“遵命造反”第一人，火终于从共产党基层点燃了起来。一场由毛发动的群众造反运动，自此拉开了它的序幕。
人民日报和中共的中央一级喉舌，终于因为陈伯达甘愿为毛卖命，而从刘家党的手中被夺了回来，从此之后，毛已经再不需要利用上海的文汇报来首先发难了。
毛和他的阴谋小组织，终于因为夺取了舆论权而获得了对刘家党的正宗“发难权”，终于因为自下而上地点燃了第一把火，而真正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毒焰煽动起来了。
遵照毛的意图和谋略，以先搞乱大社会和先抓阶级斗争来发动和保障党内路线斗争的阴谋策略，终于因为共产党文人陈伯达的紧跟快办，单单只靠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就掀起了文革的狂潮，就立即血溅了整个中国，就毫不迟疑地开始疯狂地毒害和毒化著人类的灵魂了……
用多年以后国内一些文革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在人们心中，“文化大革命”就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虽然没有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为根据，但是灾难降临之日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中华大地变得混乱、污浊、血腥和毫无理性可言……”（原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6期）。
用共产党喉舌的话来说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历史以鲜血所记录下来的事实则是﹕正是从六月一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起，在全中国（台湾除外），十七年来被共产党整够了、却还没有整死的“运动员”，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们；还有十七年来一直看著别人被整，参加整死别人，甚至是积极地参预了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民和同类曾横加迫害的各种人们；都一起开始尝受无产阶级专政史无前例的批判和斗争了，他们被逼得跳楼的跳楼，投水的投水，悬梁的悬梁……
毛泽东和他那个已经登堂入室的“阴谋小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正是从“横扫”开始，首先搞乱了整个中国社会，更用无数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的鲜血，为他要搞乱自己的党，和对自己的党进行一场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制造了进行“乱中夺权”的社会基础，即执行了为发动一场党内的残酷内讧所必须具备的“党外血腥专政”。从此，刘少奇及其党人便徒有节节抵抗和节节败退的厄运了，人民只有在毛泽东的每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中，被欺骗，被愚弄、被利用、被宰杀、更被无边的恐惧紧紧地捆缚住了自己的身心……犹如洪秀全，虽然为了杀掉一个杨秀清，却杀了整整三万天国将士、染红了扬子江的江水一样，只是毛泽东的残酷与阴毒，远非洪秀全们所能相比。

第六、以指斥对方犯错误全面夺取文革领导权和发动权——关于“工作组”的一场政治较量

文革期间，在造反派中间，曾流传过一句名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的﹕“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这当然是阴谋政治的一种典型表现。但是，就文革而言，这句“经典名言”的事实来源，就是指中共中央派工作组领导文革一事。戚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用抽身事外的诡计，听任刘少奇派工作组整群众，而得罪了群众；毛泽东解放了群众，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拥有了群众并获得了发动群众造“刘邓路线”反的巨大政治契机。
我今天需要说明的是，戚本禹的话顶多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毛泽东并不是神，他不是早已决定抽身事外，有心诱导刘、邓犯派工作组的错误，从而带来了群众起来造“刘邓路线”反这样一个政治结果；而是他本人，在仍然没有完全夺回中央的实权之时，也就是说，在刘少奇仍然在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就是日常工作之时，他对于刘少奇召集人马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和作出派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的决定，他是没有办法反对的。这是其一。
其二，为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而派工作组，虽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甚至是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所共同决定，但他们是向领袖毛泽东汇报过并且得到了毛的同意的。毛为什么同意？因为，如我前面所讲，第一个工作组就是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刘、邓的意思是“灭火”，而毛的意图则是“点火”，是要夺取被刘、邓中央控制的人民日报舆论权，然后由人民日报把火点到全国去。只因为陈伯达与毛、江早已“暗通款曲”，甚至已经是毛、江阴谋小组织的一员，所以，他才会背负著刘的指令，却按照毛的指示，去为毛发动人民日报的革命群众造反。这才是毛之所以一开始曾表示同意派工作组的真实原因。所以，当刘少奇和邓小平，包括被蒙在鼓里的周恩来，在派陈伯达去人民日报同时，又派了由他们组建的“华北工作组”去了北大，毛在当时自然不好说什么。
其三，当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邓小平等一起听取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之后，鉴于北京市委领导向中央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他们不仅同意北京市委在汇报中提出的关于运动的八条要求，而且刘少奇还据此认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因此，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秩序，要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邓小平甚至更明确地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10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他们遂按照516通知的指示，决定派工作组到学校，整肃原学校的领导干部和教师，同时控制各个学校的领导权和秩序，以这一方式实现毛泽东1966年5月7日给林彪信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同时根据北京市委的建议，决定向北京市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成员分别由中组部从各部委和团中央从机关干部中抽调。于是，全国许多省、市以至县委，也采用北京市的做法，向当地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6月16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甚至决定向陆定一已经被打倒的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其用心自然也是十分的显然。其后，直到毛回到北京公然批评刘、邓大派工作组是犯了错误之前，刘、邓几乎每隔一两天就要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听取有关工作组在各单位领导文革的汇报，讨论有关工作组在领导各单位文革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地、甚至是急如星火地发出对工作组领导文革的有关指示……。刘、邓为了钳制住毛泽东的进一步行动，甚至于6月22日，亲自致信毛泽东，称：“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准备在“七一”党的45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请毛泽东批示……。要知道，当年正是在那次大会上逼著毛泽东检讨的刘、邓，此时不但还在眷念著在那次大会上“刘、邓大军的胜利”，甚至还要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向全国公开发表毛泽东当年的“检讨”，其用心虽是昭然若揭；其担心，也可以略窥一斑。因为，只要他们还能够掌握著党中央权力，还能在全国大派工作组借以领导和控制文革，毛泽东的一切阴谋和欲望便都不能得逞。然而，对此，毛泽东又怎么可能没有感觉，不会觉察，甚至不再谋划新招以进行反击呢？毛泽东当然明白他俩的用心，断然地拒绝了刘、邓的要求。
就这样，在全国，各级党的领导派工作组进入各单位，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领导文革，迅速得以实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发动的文化革命，犹如四清运动一样，又被刘家党纳入了“正轨”。而且这个“正轨”，正是十七年来共产党用来整肃和整杀他们的阶级敌人、异己分子和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血路”。全国各地各级被派驻到各单位的工作组，在各处所领导发动的文化革命，也就和十七年整肃和整杀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如前所述，只是更加残酷、更加血腥、更加公然和更加没有人性而已。
而我要说的另一半则是，这自然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景象。而所谓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景象，并不是说，毛泽东当真发了善心，不忍心看到全国普通民众和无辜知识分子在遭受疯狂的迫害。要知道，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派工作组所做的，正是十七年来毛泽东曾亲自领导做过的；刘少奇在这个时期派工作组批判、斗争、逼杀“反动学术权威、各类文化人士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行为，也正是毛泽东要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所号召的；甚至是毛泽东在两个月后颁布所谓解放革命群众的“十六条”时，所同样号召的；至于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都一直在坚持 “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此而虐杀了无数的无辜人民和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对无辜的人民和知识份子，还有阶级敌人和各类份子，他非但从来没有停过手，其残酷与刘少奇相比，只是有过之无不及而已。如果说，刘少奇在文革初期曾借工作组对人民大开杀戒，则毛泽东就是对人民大开杀戒于整个文革时期，直到他死。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将刘少奇派工作组整群众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呢？而且在长达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予以制止？这就是毛的阴险所在了，就是毛要等著刘“犯错误”，再来整治他的政敌。
因为，毛虽然借刘、邓要派工作组，而通过陈伯达获得了向人民日报夺权的成功；但刘、邓也乘机同意北京市委的要求，并在北京甚至是全国派工作组领导运动，毛因同意在先而不好说。但刘、邓派工作组的行为，却立即从根本上扭转了毛要发动文革的大方向﹕一是毛本来希图的自下而上、由外及内的发动文革谋略，不仅被刘、邓按照党领导运动的惯例，给悄悄地并且是迅速地扭转了；而且更使他谋图的，要自下而上、由外及内地打倒刘少奇和清洗刘家党的运动，反而被刘家党所领导；以至于他要摧毁的北京市委，居然也死而复活；犹如他要发动的四清运动既被刘家党领导，又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一样。所以，以毛的敏锐和教训，他不可能不立即发现这是刘少奇在故伎重演，是刘家党继“二月提纲”之后对他的第二次反扑，即在表面上“顺毛之意”，领导和发动文化革命；实际上却是“反毛之为”，将文革重新纳入刘家党的“规范”，就是共产党的现存秩序之中。一句话，就是再一次“架空”了毛，让毛的目的不能得逞。
但是，一是如我刚才所说，因为毛刚刚同意派工作组以行其私，不好马上翻脸；二是毛在迅速看透了刘、邓的目的之后，在他还没有想到什么好的谋略以对付刘、邓之时，他便决定“抽身事外”了。大家都知道，毛很快离开了北京，并且到武汉畅游了长江，向全党全国人民表示他的“龙体”好得很，根本就不需要“退居二线”，甚至还能身居一线发动和领导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曾在1959年被迫退居二线，才造成刘少奇走上一线，开始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大权，所以，他后来才会在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六五年就已经决心要搞掉刘少奇！）
他如愿以偿。因为，“毛主席畅游长江”，顿时成为全中国的重大新闻，铺天盖地地响彻在天地之间。
然而，毛当真是“抽身事外”了吗？非也。不能一日不搞阴谋的毛，又怎么可能真正地抽身事外，甚至听凭他的政敌们去扭转他要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大方向，从而让他前功尽弃呢？当然不是。他是在观察和研究刘、邓派工作组的动向和“成果”，他在谋划怎样才能粉碎刘家党的第二次反扑。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刘、邓对毛的反扑是按常理出牌，用党来领导运动，似乎天经地义；但是，从来不按照常理出牌的毛泽东，这一次终于又眼疾手利地从刘、邓派工作组将全国整得血泪横流的“成果”中，找到了击败敌手的重大契机。这个契机就是﹕既然你派工作组压制群众，我就要解放群众，更要发动群众来反对你。何况，他对自己要发动的这一场清洗政敌的运动，早就认定是必须是“自下攻上和由外攻内”的。何况“现实的经验更值得注意”，倘若没有康生的老婆去北大蹲点勾结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运动的火焰就能够从基层烧得起来吗？
好在事实已经给他提供了充足的炮弹。仅以北京为例﹕1966年6月4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革。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48名（有资料说是六十多人）领导干部和反动权威被学生揪斗、毒打，史称“618事件”。而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要把起来打人的造反派镇压下去。当时，据首都24所高等院校六、七两个月的一个并不完全的统计，各校工作组已经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领导和教师（——教授和讲师）打成了“黑帮份子和反动权威”，并且战果还在继续扩大和迅速扩大……
毛终于在表面上“抽身事外”。他号召了“横扫一切”，刘执行了“横扫一切”。从表面上看，他手上倒没有沾上工作组“横扫”人民的血腥，刘却满手都沾著“横扫”人民的鲜血……。毛在对此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精心地策划之后，不仅找到了击败对手的好办法，甚至找到了对政敌大打出手的好时机。好在他早已是“领袖和太阳”，事实已经证明，只要他发号召，登高一呼，“革命群众”就会听他的，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们也是不敢不从的。更何况，他是要“解放群众”，“救群众于刘少奇工作组的水火之中”呢？毛反倒成了普罗米修士，刘却成了撒旦了！
但也正因为毛拥有著已经被神话的领袖地位，所以，他才在自己还不适宜公开发话、或自己还不适合公开动作的时候，他就会让他的“狗仔队”先闹起来。这个“狗仔队”，就是他的那个“阴谋小组织”，即已经登堂入室的中央文革小组。可以说，在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都是将自己置身于全体党人的领袖地位之上的。在“革命”不利于他，或“革命”需要以“破坏捣乱”为手段，或“革命”已经需要“大打出手”的时候，他都会派出他的“狗仔队”，不是到处煽风点火，就是到处大打出手。要是他的“狗仔队”闹过了，闹错了，闹得不利于他了，他就会出面“批评”他的“狗仔队”，当然是名为批评，实为保护。他用自己的阴谋小组织如此地对付刘、邓，如此地对付林彪，甚至也如此地对付周恩来……。
毛泽东在决心将刘、邓陷于“派工作组压制群众”的罪名之后，1966年7月18日，他胸有成竹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并立即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汇报。
1966年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会议先是听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运动情况汇报。之后，因归来的毛泽东状了胆子，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立即发言大批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刘少奇驳斥了“文革”小组的发言，说：“我们有材料，你们这里挑动群众斗群众。”康生拍了拍皮包说﹕“我们也有材料。”于是，陈伯达重弹中央领导怕群众的调子，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邓小平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著陈伯达，厉声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他明确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刘少奇也明确讲：“多数工作组是好的……”。
1966年7月22日和23日，手中有了令箭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陈伯达及江青两次跑到北京大学，公开地挑起了北大师生对“618”事件的辩论，公开表态说，毒打领导干部和教授的“618”事件是“革命事件”。
1966年7月24日和25日，毛泽东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谈了话，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他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还说﹕“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他进一步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 他甚至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斗争坏人它不舍得，批判学术权威它没有本领，改革教育制度它也不行，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都干尽了坏事。”
1966年7月25日晚上，也就是毛泽东发话的当天晚上，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便举起毛泽东的令箭，再次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万人辩论大会，批判北大工作组“镇压群众”，并提出撤销工作组。
1966年 7月26日，刘少奇、邓小平不得不屈服于已经被“神化”的领袖，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决定﹔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邓小平代为起草、周恩来审定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很快，工作组就被毛泽东公开指责为犯了“方向和路线”错误，而刘、邓召开中央会议经过讨论才决定派工作组的行为，则被他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毛的“狗仔队”中央文革小组，可以说和他们的主人配合得如鱼得水。
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把“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下的工作，说成是方向、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提出这次全会“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他甚至当著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面说：“……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虽然刘少奇不得不承担责任，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却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明眼人应该是能够看得出毛对刘的用心了。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写道﹕“……从6月初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他没有点名，但是谁都知道，这个司令部里的司令，不是刘少奇还会是谁？
毛上述对刘少奇、邓小平“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严厉责难，为两个月后他发动批判“资反路线”埋下了可怕的伏笔。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已经明火执仗。斗争的矛头已经越来越接近他的目标了。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一再地指责刘、邓派出的工作组是“镇压”、“恐怖”，“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
在毛、刘斗争的第二个回合中，刘少奇以派工作组维系刘家党的努力惨遭失败。毛泽东终于“随机应变地引导他的对手刘少奇犯了错误”。毛的文革大方向，也因此而获得了进一步的明确。

（待续）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20/gb/10.htm

tuffy05

中共發動文革的謀略與過程（下）

辛灝年專題系列講演“太陽最紅的年代”連載之三

2007年2月24日講於渥太華大學

（該講演現場錄音稿已經講演人審閱、修改和補充）

　
（續黃花崗雜誌第20期）
要目
　
插敘﹕一個重大轉折及其過程
一、中共十六條──宣示了文革的性質對象領袖主力和闖將
二、中共十六條──製造了文革的新局面
突破了橫掃的舊局面
策劃了文革的新謀略\n第七、以號召“四大”打開發動文革的新局面
第八、以“破四舊、立四新”來掃除發動文革的最後文化道德障礙
第九、以支持、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以誘發青年學生“擁毛造反”
第十、以公開號召、蓄意教唆和默許殘殺來煽動紅衛兵帶頭造反
　
　
插敘﹕一個重大轉折及其過程──中共十六條的頒佈及其所宣示的“文化革命的性質、對象、領袖、主力和闖將”
我現在要敘述一個重大的轉折及其過程，才能根據這個轉折過程來講述中共發動文革的新謀略。\n這個過程就是1966年8月初，中共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而也正是“十六條”的公開頒佈，才真正地確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對象、領袖、主力和闖將，創造了文革的新局面，突破了“橫掃”的舊局面，策劃了文革的新謀略；既標志了毛澤東的“旗開得勝”，又開始了文革更加血腥的進程。


一、中共十六條宣示了文革的性質、對象、領袖、主力和闖將
　
1、中共十六條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質
應該說，是“十六條”才第一次正式地使用了文化“大”革命的名稱，宣言了這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性質。用它的話來說，就是﹕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階段”，具體的說，就是“當前開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如果我們再把“十六條”裏的這兩句話和一年零三個月之後，即1967年11月7日，中共在它的“祖國”──前蘇聯的國慶節所發表的社論──“沿著十月革命開闢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一起拿來“認真學習”一下，我們就會發現，猶如我在前面早已說過的那樣，如果沒有馬列的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如果沒有前蘇聯共產革命和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榜樣，毛澤東要搞掉劉少奇和劉家黨，就失去了一個頂頂重要的和可以公開的革命理由、革命理論和革命經驗。倘非如此，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會向世人標明，這不過是又一場朱元璋殺功臣、洪秀全殺同黨的殘酷內訌而已。因而，也就不可能號召起千千萬萬的所謂造反派們來來造劉少奇的反了。自然，也就少了萬萬千千的無辜人民、特別是無辜知識分子的殺身慘禍。因為，那不過是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場互相殘殺而已，就象幾千年中外歷史上所出現過的那樣，“與民何干”呢？
正是中共十六條所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才使我們進一步看清了馬列主義於“革命理想”之下的血腥本質，才能更加看清共產主義革命、共產黨政權和共產黨領袖們在“革命名義”之下的虛偽本性和殘忍特質……這自然不是我在妄加評論，而是由一部共產革命和共產專制的血腥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至於今天一些在海外搞民運的前造反派朋友們，之所以也象文革中的中共陰謀領袖集團成員──、毛澤東、康生和陳伯達等人那樣，動不動就要喊出一聲“巴黎公社原則”，它無非證明了，要想徹底擺脫社會主義革命的虛假理想、虛假理論和虛假歷史對我們的影響，該是何等地艱難……。這無疑是歷史釀就的悲劇，罪，並不在這些造反派民運朋友的身上。然而，我們只要願意讀一讀“巴黎公社的反動宣言”，只要願意稍稍瞭解一下巴黎公社暴動時濫殺無辜的殘酷景象，和巴黎公社對巴黎百分之八十民族文化古跡的焚燒和毀棄，我們就能從“巴黎公社的倒退原則和反動原則”即共產革命的原則中，找到中共發動文革的又一個歷史源頭和造反榜樣……至於極少數跑到海外的原共產黨毛派造反人士，在他們“紀念”文革四十周年時，仍然口口聲聲地粉飾“毛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依然感情尤深地大聲疾呼說﹕“毛是為了反對黨內的官僚主義和修正主義才要發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等等諸如此類的海外文革反思現象，實在是證明了，毛澤東曾為現實和歷史蓄意製造出來的一個“文革假像”，非但有人會上當，甚至還有人要以此來為毛辯護──當然，說到底，那不過是在為自己昔日跟毛澤東造反的歷史行為辯護而已。
我說遠了，如果我還想把話說回來，就是如果中共沒有這樣一個革命的的理論，革命的藉口，那麼，不論是毛澤東要真正發動的中共文化大革命，還是劉少奇一定要領導的中共文化革命，就都沒有發動和領導的任何籍口，即沒有任何堂而皇之的理由了。而由中共“十六條”所宣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也不過是這一場內訌對外的“冠冕堂皇”的性質罷了！共產黨徒在籍口革命這一漂亮名詞而做盡壞事上面，同樣堪稱是“史無前例”。因為，說到底，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就是一場“革命名義下的瘋狂內訌和殘酷內訌”。
2、中共十六條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領袖
這次會議，終於因為“劉少奇派工作組整了群眾的錯誤”，迫使劉從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落到了億萬人之上、七人之下，退到中共中央“白虎堂”的第八把交椅上去了，所謂“天有二日、國有二主”的局面，立即得以改變，毛的偉大戰略部署終于獲得了一次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勝利。所以，“十六條”才會公開地、徹底地和毫不諱言地將毛澤東推向了發動和領導文革之獨一無二的領袖地位。它的第十六條，也就是最後一條的標題，就是“毛澤東思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行動指南”。在該條中，它還具體地解釋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實行無產階級政治挂帥，要在廣大工農兵、廣大幹部和廣大知識分子中，開展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運動，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文化革命的行動指南。”它強調﹕“各級黨委，在這樣錯綜複雜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必須認真地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別是要反復學習毛主席有關文化革命和黨的領導方法的著作，例如，《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它總結和預言﹕“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取得偉大的勝利。”
早已被神化的毛澤東，正在被迅速神化的毛澤東，在中共的“十六條”裏又被進一步地神化了起來；已經奪回了文革發動權和領導權的毛澤東，從此成了領導文化革命的唯一領袖和絕對領袖。在這座神像之下和在這位領袖面前，任何人，都只可能成為被打倒的對象，而絕不可能成為這場革命的領導者，就更不用說反對他和打倒他了，這是連想都不敢想和不能想的。劉少奇和劉家黨的命運，將只能在“神和領袖”的面前失去一切力量，甚至化為烏有。就不說，自此以後，神化毛澤東已經高潮連著高潮，毛的像章、毛的語錄、毛的語錄歌；歌頌毛、歌唱毛，表演毛的數不盡的“神曲和神舞、神象和神龕”，全都沐浴著“毛紅太陽”那滾燙的光芒，將全中國都在為他屠殺和嘶殺的無邊血影，照耀得一片燦爛，更烤炙著無數可憐和無辜的人心，扭曲著無數無知和可悲的人性……。
3、中共十六條公佈的文化大革命的對象
中共“十六條”明確地向全中國公佈了文化革命要打倒的兩個對象。第一個對象，如它宣布的那樣﹕“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說，不僅正式地提出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即“走資派”政治概念，而且明確地提出了這場文化革命的重點，就是整這些“黨內的走資派”。這在共產黨的歷史上，甚至是世界共產革命的歷史上確屬史無前例。因為，即便是斯大林在進行黨內大清洗時，也並沒有製造出這樣一個理論。如我前面所說，斯大林只是找了幾個理由，以便他直截了當地殺死政敵；毛澤東卻創造了一個堂而皇之的“革命”理論，變著手段來整死他的政敵。為此，他就要借用共產革命原理，發展共產革命理論，運用“共產革命手段”，來證明他之所以決心要打倒劉少奇、消滅劉家黨，是因為他們要復辟資本主義，大搞修正主義，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而且是人民群眾要起來造他們的反，所以他才創造性地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光輝理論”，並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藉以引導和領導他的革命闖將和革命群眾起來造反革命──殺劉奪權。也就是說，他要將一場殘酷的政治內訌，當作一場歷史的“正劇”，來上演給人民和歷史看。不僅要欺騙人民，而且要欺騙歷史。
正是從此出發，中共“十六條”才會這樣宣稱﹕這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為“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當他們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時候，還進一步耍陰謀，放暗箭，造謠言，極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擊革命派。”所以，文化革命才需要“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這些話雖然是意有所指，但同樣是“堂而皇之”，只不過“撤換走資派和奪回領導權”的革命目的，總算是第一次明確地說出了口，從而透露了毛要又一次“假革命之名義以奪權”的真正用心。只不過毛這一次要奪的，乃是黨內的大權和實權。
所以，整“走資派”，這才是“十六條”所明確指出的文革第一對象和主要對象，當然也就是文革的“路線鬥爭”內容，即黨內大清洗內容，是“主戲”。
但是，也如我前面所說，為了保證這場黨內清洗的成功，就必須製造一個絕對安全的外部條件，也就是在毛澤東於黨內進行大清洗時，絕不給人民“真正造反”、也就是“真正造共產黨反”的機遇，他就必須充分汲取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按照自己的需要，再一次地“製造階級鬥爭和調節階級鬥爭”，大演一場“副戲”，從而使得人民和一切真正有造反之心者，只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這就是“製造階級鬥爭”，就是用大抓階級鬥爭來保護他的路線鬥爭和保證他的路線鬥爭的勝利。這當然是所有共產黨的拿手好戲，也是“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類的毛共“聖經”，在整個文革期間，實在是沒有一天不講、沒有一天不喊、沒有一天不在製造著痛苦和鮮血的來由。更是中共十六條所明確指出的，要“……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為此，“十六條”就又將已經被批得、鬥得、甚至是被打得血肉橫飛的“一切牛鬼蛇神”，特別是曾經幫助劉家黨反對戚本禹、姚文元的“反動學術權威們”，和所有有著“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罪行”的右派分子們，再一次列入了“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的對象。為此，“十六條”還具體地指出，“要組織對那些有代表性的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階級代表人物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進行批判，其中包括對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等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的批判”。還有就是“來自舊的社會習慣勢力”以及“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這就又把十七年來已經被共產黨整過、鬥過、殺過不止一次的所有階級敵人和始終被共產黨認為是有問題的人，以及我們的民族歷史、民族傳統和民族文化，都又一次當成了必須進行瘋狂掃蕩的對象。馬克思的那句血腥名言──“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終于又在中華民族欣遇了它史無前例的得意之秋。
這就是“十六條”所昭示的兩大革命對象。第一個對像是走資派，第二個對象，又是無辜的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前者是目的，後者是保證。自然，又一場血肉橫飛，甚至是更加殘暴的血腥殺戮，就要隨著十六條的公佈，而充滿革命血腥地上演起來了。
4、中共十六條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和闖將
中共“十六條”還明確地規定了文化革命的主力和闖將就是“廣大的工農兵和青年學生”。
我似乎應該首先說明的是，共產黨的虛偽性，就在它要不斷地要製造出它的任何行為都是擁有著“人民性和群眾性”的，是“人民群眾要求、擁護、參加甚至是作為主力軍”的。所以，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凡是共產黨發動的戰爭，都是人民戰爭；凡是共產黨發動的任何革命，都是人民革命；只要是共產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這樣，就既可以進行欺騙，又可以製造混亂，更可以用人民和群眾的名義來對付他們的敵人，並反轉來鎮壓人民和群眾。
中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更需如此。但是這一次卻有一點不一樣。因為，毛要借發動文化革命來清洗他黨內的政敵，那他就不僅要在口頭上利用人民和群眾的名義，甚至要在實際上利用人民和群眾的力量。因為，他面對的政敵，是已經攫取了相當一部分黨內的實權，甚至是大部分黨權的“掌權者”。所以，當他只能寄希望于“以下攻上、以外攻內”之“放手一搏”的謀略時，他就當真要依靠一部份群眾的力量，來達成他陰謀奪權的目的了。而這個群眾的力量，必須是容易受騙的力量和容易被挑動的力量。歷史的經驗證明，這個力量，也就是被毛澤東認為最容易被欺騙和被利用的力量，就是沒有文化或缺少文化的工農兵，特別是一大批出世未久、入世不深的青年學生。而他要的，就是前者的無知和後者的幼稚，一句話──好騙。
我在前面說過，中共在歷史上主要就是利用了這兩種人。而在所謂的工農兵當中，則主要是利用了他們當中的壞人──諸如被毛澤東稱為“最具有革命之堅定性和徹底性的流氓、地痞、惡棍”（參見1926年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星火》雜誌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第一稿）之流；而不是大多數好人──就是那些老老實實的普通民眾──工人和農民等等，才一次又一次地大大地把群眾發動起來、也“運動”起來了。\n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就是當派性蔓延、派戰激烈的時候，用共產黨的話來說，就是隨著運動的“深入發展”，派性最強的，竟主要是沒有文化的家庭婦女和缺少文化的普通工人和農民，他們的派性超過了中學生；而中學生的派性則遠超過大學生；大學生的派性又要比大學教師們強；到了教授和專家們，派性就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沒有了派性，直至反轉來蔑視派性或為派性“嘆息”了……這可是我當年就發現的“派性秘密”。也就是說，隨著知識層次和文化水平的遞減，則派性越強，反之則越低。這個現象實在值得我們注意，因為這個現象可以證明，這場所謂的文化大革命“與文化的真正關係”──所以，“十六條”才會明確指出﹕“廣大的工農兵、革命的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幹部，是這場文化大革命的主力軍。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當然，所謂革命的知識分子，就是指的是戚本禹、姚文元這些喪盡了天良的大小知識分子，或流氓知識分子；所謂革命的幹部，就是那些不問青紅皂白地幫助毛打擊政敵、以圖往上爬的無恥黨徒。但在上述的話裏，這兩句話不過是共產黨慣用的套話而已。十六條所指出的主力，其實就是“廣大的工農兵和一大批青少年學生”。而且十六條說，“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越缺少知識的群眾，和越幼稚的青年，才會越正確。
然而，毛澤東心裏明白，這場大革命要靠的，特別是在“發動期”這個關鍵時刻要靠的，就是他一心要發動的青年學生。因為，歷史上，正是學生運動，才使得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無所措手足──（當然，如果學生運動真的要對付起共產黨來，那就要“例外”了！）何況，他們早已為共產黨長達十七年的階級鬥爭教育和共產革命傳統的教育，“教育好了”；更何況，十七年的造神運動，也早已使毛成了他們的“偉大領袖和精神偶像”。所以，“十六條”才會特別對學生說道﹕“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n之所以如此，一是毛澤東深知，如果學生也互相鬥了起來，則文化革命就喪失了它的“闖將”。沒有了幼稚青年受騙上當，充當闖將──就是炮灰，文化革命還能否發動得起來，就會大成問題。二是不久，毛澤東已經知道，北京的紅衛兵已經因為父母是否“走資派”而出現互鬥的現象，全國各地、特別是大、中學校也已經出現了學生鬥學生和學生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情形，如果不及時地予以制止，就會存在著改變文革鬥爭大方向的嚴重問題，就是真正的天下打亂，而這個亂，是絕對不適宜他的“亂中奪權”的。所以，“十六條”才會下達這樣一條死命令，就是對學生“一律不整”，只是留了一句未來大大地兌現了的後話，“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等到運動後期酌情處理”。這個我們後面再說。
　
二、中共“十六條”創造了文革的新局面，突破了橫掃的舊局面，策劃了文革的新謀略\n
1、所謂製造了文革的新局面
簡單地說，就是新在確立了毛澤東才是文革的唯一領袖，剝奪了劉少奇領導文革的權力和黨內的實權；奠定了文革的革命名義和革命理論，明確了文革所要打倒的兩個主要對象；“端正”了文革的鬥爭大方向，開始逐步實現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從此，在中共黨內，由“兩駕馬車”來領導文革、爭奪文革領導權的“暗中較量”，得以根本改變，毛澤東從此實現了對文革的的“一元化”正宗領導。
此後，在中共黨內，被清洗的力量，不僅失去了自己的領袖，而且失去了自己的靠山，即便他們要想保護自己，也都必須打著“擁毛造反”的旗號，建立保皇造反派來“自保”了。如此，他們失敗的命運已成必然。因為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打著紅旗反紅旗，必被紅旗所打倒。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難成”。
這就是中共十六條所製造的文革的新局面。
2、所謂突破了“橫掃”的舊局面
這一部分的內容，我可能要多講一些。
首先，我要說清楚的是，所謂突破了文革橫掃的舊局面，就事實而言，就是開創了文革“橫殺”的新局面。
有一個例子，可以用來說明，正是“十六條”，才大大地突破了文革自人民日報發表“橫掃”社論以來，在全中國所製造的恐怖局面，並將它發展到了不但是橫掃、而且是“橫殺”的“嶄新恐怖水平”。
這個例子就是﹕在六、七兩個月“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曾被共產黨封為中國語言大師和人民藝術家的老舍，因在文革前十七年共產黨整殺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的所有政治運動中，均充當過“積極分子”，所以，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也就是人民日報的“橫掃”社論已經把全中國“橫掃”得鬼哭狼嚎的時分，他還在上海得意地對巴金說，“請告訴朋友們，我沒有問題”。也就是說，他認為，這又是一場專整別人的運動，不會整到他，他甚至還會做一回“積極分子”。可是，不過一個月之後，當共產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公佈之際，包括老舍在內的北京文化界名人──老舍、蕭軍、駱賓基、端木蕻良，以及中國“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等三十多人，均在偉大革命首都的驕陽烈日之下，遭遇了首都紅衛兵們的拳打腳踢，鞭抽棍擊，一個個被打得鮮血淋灕。當那個從延安來的革命女作家──草明，指著老舍告訴紅衛兵們說“他就是反動作家老舍”時，一個女紅衛兵便立即舉起手中的軍用皮帶，當頭向共產黨封的“人民藝術家”──老舍，猛地抽去……，當晚，老舍大概是因為突然之間，感到了“哀莫大於心死”吧，因為他知道紅衛兵是毛支持的，於是就抱著他那本通紅的“全國人大代表”的證書，在太平湖自沉而死……
歷史的事實是﹕就是在“十六條”公布的日子裏，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在轉眼之間就將六、七兩個月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地、甚至是發了瘋似地推向了“公開逼殺和公開屠殺牛鬼蛇神”的高潮。在上海，不久前，還在“家書”中諄諄教導他那個叛逆的兒子要好好學習毛主席光輝著作的著名翻譯家傅雷，就與他的妻子雙雙懸梁自盡在家中；在號召“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報大院，“社長吳冷西等一批‘走資派’則被揪到五樓大禮堂，任由‘造反派’強迫他們跪在臺上，圍著他們拳打腳踢．吐唾沫，抽皮鞭，原文藝部主任陳笑雨在遭遇毆打鬥爭時雖“滿身污穢、一臉憤懣、雙目炯炯、雙唇緊閉……”(《人民日報回憶錄》336頁)，事後，他便自沉在玉淵潭清澈的河水中，永遠離開了這個沒有天理人性的血腥人間……。
在全中國的學術界、文化界，那些曾為共產黨革命造反奪權、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而功勛卓著的“共產派學者文藝家”們，特別是那些在1949年前對國民黨蔣介石罵得十分自由、異常勇敢、卻又毫髮未損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如費孝通、史良之流，他們在“十六條”頒佈之後，幾乎無一能夠逃脫文革對他們的懲罰和迫害。由十六條鼓勵和煽動起來的“毛主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將他們亂棍打死者有之，逼他們自殺、自裁者有之，用“水火棍”迫使他們從此象狗一樣地活在沒有自由的牛棚裏接受淩辱、改造、批鬥者，就更是比比皆是，全國皆然……而且紅衛兵和造反派連死人也不放過﹕晚清改革派大臣張之洞的遺體、晚清保皇派領袖康有為的尸骨，就被他們挖出來，或在荒野、或被拖在大街上進行批鬥；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被埋在八寶山的枯骨，也被紅衛兵挖出來，並當著他的未亡人楊世華的面，進行批鬥、聲討、高喊“打倒”的口號；曾熱切地支持和幫助中共推翻了孫中山所創建的中華民國的宋慶齡，就是“前中華民國國母”，她的父母的尸骨，也被共產黨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從上海的宋家祖墳裏挖出來大大地批判鬥爭了一番……
然而，在全中國，除掉有名譽有地位的眾多專家學者慘遭迫害之外，那些普通的知識分子、文化人，甚至只是普通的大中小學教師們，就不說“不被造反派們算作人民”的黑五類及其子女、親屬們了，在他們當中，又該有多少個“成千上萬”被共產黨和毛澤東所頒佈的十六條橫掃得、屠戮得“冤魂遍中華、血淚浸中原”呢？我的大哥高爾森（退休前為南開大學教授兼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只因為畢業於北京大學、執教於南開大學，年輕時翻譯出版過幾本“馬克思主義的光輝著作”，五八年後因受右派父親牽連，已經被貶到“安徽省蕪湖造船廠廠辦子弟小學”教書了，卻依然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遭遇了八千人大會的的批鬥和游街示眾……然而，他已經算是十分“幸運”的了。因為十三年後，當他乘著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春風”，被調回南開大學時，居然是“訪舊半為鬼，驚呼己尚存……”！因為他年輕時在南開的同事們，已經沒有多少還有命挨過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鬥批殺”，而繼續活在這個世界上；而哪些活著的當年同事們，竟然反過來羨慕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竟然是“最小最小”的……
我似乎特別要說明的是，正是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和“十六條”頒布的前後，毛澤東曾一再地煽動他的革命小將們起來造反、革命、殺人，以血腥手段把天下搞得大亂，以便他亂中奪權。為此，在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史無前例地出現了眾多的青年學生代表們；為此，毛澤東竟然放下偉大領袖的身段和神“神”的光輝，一再地寫信或通過他的“狗仔隊”──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帶話給他的革命小將們，熱情地肯定甚至歌頌他們“公開的私刑殺人行為”。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寫信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
但是，誠如文革史研究專家王友琴教授所言﹕“紅旗戰鬥小組”做了什麼呢？他們大力推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他們把學生分成“紅五類”“黑五類”和“灰五類”子弟共三大類，把“黑五類”子弟稱作“狗崽子”……。
就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就是這個“紅旗戰鬥小組”，和北京城裏組織起來的紅衛兵們，根據公安機關提供的名單，開始了抄家殺人。短短的一個八月，就殺害了“黑五類”數千人之多。這還只是在“天子腳下”。至於現在也有前紅衛兵或造反派領袖們說，文革中，那些“普通人的死亡”，是“不值得研究”的，好像是“打死活該”，“死得其所”……。我今天就不說了。因為這句話，是否是事實，到底對不對，對於那些枉死在文革中的大批普通靈魂，是不是少了一點起碼的同情心，似乎是沒有必要爭論的。要知道，連專制君主都知道說一句“民為貴”，就不說今天的我們，特別是一些已經成為民運人士的前紅衛兵和造反派朋友們了。怎麼可以說出這樣的話呢？是糊涂了，還是怎麼了？但願他們只是想“遮蔽”自身那個紅衛兵、造反派群體的“某些歷史”而已。如此，我們也只能說一句“理解萬歲”了。
至於其餘被侮辱、毒打和攆出北京城的更是不計其數。我本人，就在8月31日的北京火車站前面的廣場上，親眼看見一片被男女紅衛兵們看守或正在毒打的“花頭”。因為他們“不屬於人民”，所以，他們必須被趕出北京城……
還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在全中國的成千上萬所中學裏，曠古未有的公開打老師、甚至打死老師的現象，竟然已經成為中學生們的家常便飯（請參閱王友琴教授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第一個被打死的中學校長，竟然就是“老革命”出身的、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中──即“中共皇家女中”的副校長（請觀看黃花崗網站刊發的珍貴文革紀錄片──《我雖死去……》）。我所在的安徽省蕪湖第一中學高三（二）班的同學們，不得已之下，就將我們那個已經被初中部的女紅衛兵剃成了花頭的女班主任──北京師範大學畢業的林蓉麗老師“請”進教室，專為她演出了一幕批判她的“活報劇”。我坐在下面，強忍著淚水，做出了一副沒有表情的樣子，因為我就是她被批判的“內容”之一，是她所喜歡的“修正主義的苗子”……。這在中共“十六條”頒佈後的全國中學裏，已經算是很“文明”的了……，我們這個班在文革中就被批判為“資產階級集體溫情主義”的典型……
因為，毛澤東要支持的是青年學生“造反”者，是敢於鬥人、打人、殺人的“紅衛兵殺人犯”。毛澤東就是要用“鼓勵瘋狂犯罪”和“縱容私刑殺人”的辦法，來發動青年學生和紅衛兵開展文化大革命，並期待他們來幫助自己陰謀奪取被劉少奇和劉家黨所已經獲取的權力。
然而，問題是，這一切令人髮指的罪行，都統統發生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特別是發生在中共的“十六條”公佈之後。為了發動和保護這些學生紅衛兵殺人犯，“十六條”還一再肯定青年學生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澤東更是為他的小將們提出了完全可以“橫行霸道和殺人越貨”的理論，這就是文革中人人皆知的八個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因為，偉大領袖早就教導過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當然，造共產黨的反，永遠無理；造毛澤東的反，永遠無理。即便是後來的青年學生敢于如此了（其實八九學運離“造反”這兩個字還有十萬八千里），共產黨的坦克車和機關槍對他們的橫掃濫射，卻反而變成“有理”了，甚至已經有理了十八年！
“十六條”終于把青年學生變成了革命小將或毛主席的紅衛兵。被“禦封”的革命小將、特別是紅衛兵，更是立即成了毛澤東的“黨衛軍”和“沖鋒隊”。無辜的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正在被他們折磨得死去活來，而劉少奇們要吃大苦頭的日子就將來臨，一場更其瘋狂的腥風血雨就要席捲在我們可憐而又無奈的祖國大地之上。
然而，直至今天，還有人在說﹕是“十六條”，才把群眾從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解放了出來，才使得廣大革命群眾開始敢于造起走資派的反來了……，這顯然是極少數前造反派人士為維護自己的文革行為而在公然地向歷史撒謊。因為，共產黨和毛澤東的“十六條”，它的唯一“德政”，就是為利用和煽動青年學生造反革命，而不准許鬥學生和學生互鬥，並出于毛澤東的政治需要，而將幾個曾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青年學生解放了出來，讓他們帶頭去造反。如北京那幾個“根正苗紅”的學生造反領袖──蒯大富、韓愛晶之類。除此之外，正是十六條的頒布，才將全中國的文化革命真正如中共十六條所宣稱的那樣，變成了文化“大”革命；才將自六月一日起已經開始“橫掃一切”的中共文化革命，推向了“造反有理、殺人無罪”的新高潮，才將文化革命的三字經“鬥批改”從此改變成為“鬥批殺”，而且不不管是自殺還是他殺。至於劉少奇的“資反路線”這一文革政治觀念，究竟是什麼時候才由毛澤東和他的文革陰謀領袖集團製造出來的，我在後面將要詳細說到。因為，自八月初“十六條”頒布到十月四日整整整兩個月間，這個文革政治概念還根本沒有被毛澤東“搞”出來。
3、所謂策劃了文革的新謀略\n就象我在前面講到毛澤東偉大戰略部署時所說的那樣，這個偉大戰略部署的某些謀略，是毛早已就陰謀策劃好了的；但這個偉大戰略部署的另一些謀略，卻是隨著文革形勢的發展，而逐步地被陰謀製造出來的。如果說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使得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奪取了一次極其關鍵的轉折性勝利，甚至可以稱之為“旗開得勝”，但是，由于劉少奇只是在黨中地位下降，還遠沒有徹底垮掉，若要中共黨徒和全國民眾立即領會毛要打倒劉少奇的本意，並高舉起“打倒劉少奇”的旗幟，還很不容易；由於劉家黨在中央和各地的勢力還沒有崩解，他們甚至已經轉而豎起“擁毛造反”的旗幟來“保劉”、特別是“自保”；而毛澤東又是旨在非整死劉和非清除劉家黨不可，否則，他就不能安然地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變成他自己一人的“黨主專政”……；所以，如果說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是毛澤東的勝利，但這一勝利非但還沒有塵埃落地，甚至還要遇到想像不到的複雜局面和艱難前程。這就逼迫著毛澤東，非得在旗開得勝的基礎上，重新調整自己的偉大戰略部署不可。正是這個調整，才又製造出了此後的一系列陰謀謀略，為將中共文革從全面發動期順利地推向全面奪權期，一步一步地奠定了政治基礎。
下面，我要講的，就仍然是中共發動期的謀略。只不過，它們都是出現在“十六條”頒布之後了，是為了實現“十六條”，而出臺的另一些“新謀略”。\n我還是按照中共發動文革的謀略和過程的順序，來繼續地講下去。
第七、以號召“四大”打開發動文革的新局面
　
今天的年輕人，大約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在文革中所號召的“四大”了；今天──除掉極少數極少數前“造反派頭頭們”以外，大約也沒有什麼人會津津樂道共產黨所號召的文革“四大”了；今天，還要把共產黨在文革當中號召的“四大”──這個曾迫害和逼殺了無數無辜中國人民、特別是無數無辜知識分子的中共陰謀手段和殺人工具，當成是“自由和民主”來歌頌的人，即便是在前造反派人士中，怕也只能是“鳳毛麟角”。歷史已經把它埋葬了，雖然，它的幽靈鬼火尚在。
為了簡單地追述共產黨在文革中號召的“四大“──這樣一個“陰謀政治現象”，而不是“自由民主現象”；為了通過對什麼是共產黨號召的“四大“的瞭解，來認知共產黨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特別是認知它不過是中共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陰謀謀略，我以為有必要將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內容和決策，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目的和功能，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範圍和手段，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政治效果和政治本質，和中共在文革“四大”的歷史命運，向大家作一個簡要的介紹和說明。

一、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內容和決策

“四大”的內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它來自1957年共產黨發動的反右派鬥爭。來路，是在反右鬥爭中，雖由知識分子首先發起，卻轉而迅速被共產黨利用，從此成為共產黨號召黨人和群眾用貼大字報的方式批判鬥爭和迫害知識分子的工具。（參閱辛明﹕“四大中的一大──大字報”，黃花崗雜誌第21期）其結果是，在共產黨蓄意“號召鳴放”和決策“引蛇出洞”的陰陽兩謀之下，蓋因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只知陽謀而不知陰謀，完全是善意地響應了共產黨的號召──短暫地鳴了，放了，貼了大字報，進行了大辯論，而使得千千萬萬的中國知識分子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其中更有很多被判處勞教、勞改甚至改判為反革命分子而槍決──如北大女學生林昭等，從而逼使千千萬萬個人家破人亡。並從此在中國，將自辛亥之後中國人民早已經擁有的所有發言權、輿論權和思想權，繼1949年以來的歷次鎮壓之後，全面徹底地被剝奪得乾乾淨淨。中國從此絕對地成了共產黨的一言堂，中國從此便絕對地要“言必稱馬列、書必證馬列、事必奉馬列”了。一個來自外族的反動思想，從此成了共產黨統治中國人民的絕對統治思想；中國從此人人都必須做“馬列子孫”，而不敢再做“中華兒女”；中國人從此連死了，也只能和必須去向馬克思報到了！一九五七年，只因重慶中學的鄧祜曾老師在“鳴放”中說了一句話﹕“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鄧老師就被打成了右派，並被迫害至死。從此之後，凡中國人，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有誰敢於做“中華兒女”、而敢於不做“馬列子孫”呢？
到了1966年6月1日和2日，自從共產黨的“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觸及人類靈魂的大革命”這樣兩篇社論之後，再加上北京大學被陰謀製造出來的第一張所謂馬列主義“大字報”，在中央廣播電台播出、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之後，全國就開始出現了以聶元梓為第一人的“造反派”。於是，曾在1957年之後銷聲匿跡的“大字報”，便突然鋪天蓋地地出現在中國的大地上，它們的矛頭直接地和毫不留情地指向著“地富反壞右”這些黑五類、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文化人和廣大大中小學無數的無辜教授、教師們，豈但是卷起了一片風聲鶴唳，而且是殺出了一片淋灕鮮血。雖然大鳴、大放只是虛話，真正的大辯論更不可能出現，但大字報，卻已經作為“四大“的先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套殺人武器”，開始橫行在正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中國大陸。
這之後，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他“貼”出的大字報“炮打司令部”中，正式地提出了，要“‘敢’字當頭”，“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于是，這個指向極為明確的“四大“，才正式欣逢了它的第二個命運之春，中國人民也才遭遇了它們的又一次可怕浩劫。但文革中的“四大”和反右中的“四大”略有不同。反右中的四大，始為先進知識分子所用，後為共產黨用來打擊、迫害、捕殺先進知識分子；文革中的四大，則純為共產黨陰謀製造和公開發動，其目的就是要把被“紅太陽”視為生死“內敵”的劉少奇、劉家黨以及一切牛鬼蛇神，都要“批臭、鬥倒、整垮、逼死”。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凡是要被“四大”“批臭、鬥倒、整垮、逼死”的共產黨，都必須是“紅太陽”要打倒的，而不是任何人所敢於打倒的。這是一個絕對的前提，絲毫違反不得。造反派們充滿革命激情高喊的“敢把皇帝拉下馬”中的“皇帝”，不過是“真共產皇帝”毛澤東要拉下馬的“假共產皇帝”劉少奇及其黨羽而已。
此後，中共頒佈的“十六條”，又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大字報，鄭重其事地規定：“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要“‘敢’字當頭”，“充分運用大字報、大辯論這些形式，進行大鳴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四大”終于作為中共文獻所決策、所規定的發動文化革命的重要手段，被轟轟烈烈地號召起來了，而它的對象，也被中共的文獻規定得清清楚楚，就是毛澤東所要整的共產黨的“走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於是，自“十六條”頒布，“四大”正式被共產黨號召，全中國立即因為它而陷入加倍的殘酷批鬥和血腥迫害之中。
二、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目的和功能
我先說目的
“四大“既然是中共領袖毛澤東號召的革命方式，是中共文獻規定的革命手段，那麼，它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被用來“點火”，即製造“革命輿論”。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就已經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作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所以，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那樣，聶元梓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就是毛澤東的陰謀小組織所一手策劃和製造的。而也正是這一張大字報，就立即在全中國掀起了發動文革的瘋狂輿論，點燃了文化革命的毒焰。此後，在全中國，幾乎各地各級各單位都有人利用“四大”，特別是和主要是利用“貼大字報”的方式，來點燃本地區和本單位的文化革命毒焰，製造在本地區和本單位發動文革的輿論。甚至在整個文革期間，上至毛澤東，下至一個最小的造反隊頭頭，無分哪一派，他們都曾為了大造革命輿論，而充分地或陰謀地利用過共產黨教給他們的“四大”工具。可以說，沒有“四大“，就沒有了文革的發動，就沒有了文革的聲勢，就沒有了所謂的造反派，就不會有那麼多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和逼殺。
它的第二個目的，則是被利用來公開打擊政治對手。毛澤東正是用貼大字報的方式，炮打了他所要打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並且起到了號召他的闖將和主力軍炮打劉少奇和劉家黨的巨大作用。此後，在文革期間的全中國，凡是要打擊自己的政敵者，當然主要是共產黨和他們的各類造反派們，在遵命攻擊和打倒某個對象時，“四大”往往就成了他們的第一套武器。有時，只需要貼一張大字報“鳴一下和放一下”，他們的對象，就有可能跳樓的跳樓、投河的投河、服毒的服毒了。所以，在文革中，得意的造反派們才會稱大字報就是“精神原子彈”，它的作用可以想見是多麼地巨大和可怕。

現在說到功能

從總的方面來看，“四大”，就是紅衛兵、造反派和“革命群眾”響應毛澤東號召造反、革命所最早早使用的武器，也是最普遍的武器。特別是在文革的發動期，由於毛澤東的紅衛兵、造反派和革命群眾，不是當權者，他們沒有政治力量和輿論能力來造“牛鬼蛇神和走資派”的反，所以，他們就只能在“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線”的公開號召和陰謀策劃下，用“四大“來對牛鬼蛇神和走資派”發動進攻。但對毛澤東及其發動文革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來說，正是“四大”的這種獨一無二的功能，才使它成了毛用來達成他實行“以下攻上、以外攻內”和“放手一搏”的重要工具。具體地說﹕
首先，它是路線鬥爭的工具。因為，對內，美其名曰﹕毛澤東要搞的是路線鬥爭，就是實行對黨內的政治大清洗。由于黨權大部分被掌握劉家黨手中，所以，毛澤東要稿掉劉少奇和搞垮劉家黨，就必須利用革命群眾和幼稚青年幫助他“以下攻上和以外攻內”，即“誘民攻黨”。毛澤東當然不能也不敢發槍發炮給他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小將，他當然只能將他曾勝利地使用過的“四大”這個工具交給他們，以點火、揭發、煽動、批判、鬥爭、直至高喊打倒他的政敵們，以造成是人民群眾才要打倒劉少奇和劉家黨這樣一種“革命政治現象”。這樣，毛打倒劉少奇和搞垮劉家黨，就不過是“順應民心”罷了。在文革的全過程中，特別是在運動的發動期和奪權期，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他的革命群眾、革命小將和造反派們也都是這樣做的，並且大功告成。
其次，它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如我前面所說，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為了保證路線鬥爭的勝利，就必須一如既往地和更加厲害地“製造階級鬥爭和調節階級鬥爭”，以造成一個“一切階級敵人和一切牛鬼蛇神都不敢亂說亂動”的外部局面，以保證他對內發動的路線鬥爭不受幹擾和破壞，更不能因此而給“真想造共產黨的反的人”以任何可趁之機。更何況，他那種要先搞得“天下打亂”、然後再“亂中奪權”的政治謀略，又必須是“亂中有治”的。亂誰？就是搞亂劉家黨，搞得他們感到大禍臨頭，卻首尾、左右不能相顧。治誰？就是治得老百姓服服貼貼，“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絕對不敢真造共產黨的反。而要達到這樣一個目的，他就仍然要借助于“群眾專政”的力量，而所謂群眾專政，就是由他的革命群眾──文革中就是共產黨的各色各樣造反派，來幫助他實行專政。而造反派實行“群眾專政”的重要工具，並且是具有挑戰性和恐嚇性的工具，就是“四大”。擁有著豐富群眾專政經驗的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就正是在運動的發動期，首先策劃和利用了聶元梓的所謂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然後再在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號召下，號召革命人民紛紛貼大字報揭露、批判所謂的“一切牛鬼蛇神”，在全中國，將共產黨無數無辜的“階級敵人”──早已沒有了土地的地主，早已經無地無錢的富農和資產階級，和一直在被專政、被勞改著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還有大批的普通知識分子，特別是文化人，推向了血腥之路。而普通民眾，自然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誰還敢亂說亂動呢？誠如文革中我們那裏的民謠所唱的那樣﹕“不用槍，不用炮，只要一張大字報，保你嚇得要上吊！”
再者，它還是打擊特定政治對象的殘酷武器。也就是說，毛澤東和共產黨，中央文革小組和各地各級各單位領導和工作組，甚至包括紅衛兵團體和造反派組織，只要他們決定了必須打倒或攻擊某個人物、某種勢力、某個集團，甚至包括某些造反司令部、造反隊及其頭目，他們往往所使用的第一手段，也是“四大”，特別是在“四大”中掛帥的“大字報”。毛澤東要搞掉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就親自運用“四大”為武器，在黨中央貼出了“炮大司令部”的大字報。毛澤東要搞垮舊上海市委，搞掉劉少奇的線上人陳丕顯、曹荻歐，他就派聶元梓到上海去串聯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首先幹的，就是貼陳、曹的大字報，用“四大”來向他們發動進攻。中央文革的陰謀領袖們，特別是江青，只因為她想搞掉上海攤那些知道她底細的三十年代的電影明星們，她也是先派人到上海去貼他們的大字報，揭露他們的風流醜事，搞臭他們再迫害他們……。可以說，在文革中，可謂無人不怕大字報，因為，他常常是遭遇攻擊和迫害的前奏。特別是那些有來頭的大字報，即那些有來頭的“四大”。這樣的例子，在文革中實在是數不勝數，甚至可以說是“遍地開花”，經久不衰。
三、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範圍和手段
就範圍來說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的“四大”，它們都是具有明確的範圍的。如前所述，毛澤東和“十六條”都曾公開的宣稱﹕“四大”就是用來批判和鬥爭“一切牛鬼蛇神的”，並且是只准許按照共產黨和毛澤東規定的範圍來進行的。因為一切被共產黨專政的，和即將被共產黨專政的對象，都是絲毫也沒有運用“四大”的權力的。“十六條”就明確地規定了，在文化革命中“必須堅持黨的階級路線”；文革中頒布的“公安六條”，則明確地規定了那些沒有任何資格參加文革的階級敵人；隨著文革的發展，則是不成文地規定了所有路線鬥爭的對象及其敗將，他們根本就談不上還有什麼“四大”的權力；而所謂的“大辯論”，在文革的造反者和被造反者之間，則是根本就沒有辯論的可能──因為，不論是地富反壞右、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還是在文革中已經倒臺的“革命派”，或已經被拋棄甚至遭遇了鎮壓的造反派，都是沒有任何可以參加辯論的權力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頭”早已告訴他們，他們全都“只能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就不說，在文革中稍有“異議”的人了﹕遇羅克僅僅是對共產黨極其反動和史無前例的“血統論”發生了懷疑而已，就被逮捕判刑直至槍決；劉文輝倒是用大字報批判了中共發動文革的錯誤，就被迅速逮捕、迅速審判、迅速槍決，並且連骨灰都不準留下來；後來的共產黨員張志新只是要堅持用馬列主義理論去批評文革現象，就不僅被剝奪了“四大”的權力，而且被割斷了喉管，然後才送上刑場；江西的女青年李九蓮只是對文革產生了逆反心理，並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意見，竟然在華國鋒時期還被共產黨槍決，直至被拋尸荒野，連尸體也慘遭蹂躪……這樣的悲慘事實在中共的文革中多不勝舉。

就手段來說

中共在發動文革中號召“四大”，同樣使用了“革命的兩手”。這兩手，就是既要“絕對地控制”，又要“絕對地不控制”。
所謂“絕對地控制”，簡單地說，共產黨在文革中所號召的“四大”，如我前面所說，其目標和範圍是極其明確的，不可越雷池一步，也沒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哪怕他是“通天”的造反派，也只能絕對聽從毛主席的偉大革命部署，永遠守住文革的鬥爭大方向，否則就是“自取滅亡”。聶元梓、蒯大富及全中國許多造反派頭目的悲慘下場，整個造反派所遭遇的“狡兔死、走狗烹”的歷史命運，就是明證。
所謂“絕對地不控制”，則是在毛澤東的偉大戰略部署的每一個階段和範圍內，面向共產黨的敵人、毛澤東的敵人、中央文革的敵人、文化革命的其他對象、無辜的人民群眾、無辜的知識分子和“各類分子”，“四大”都可以造謠、誣陷、栽贓、坑害，無所不為。共產黨和毛澤東非但不予以任何節制，甚至鼓勵、號召和保護一切下流無恥和罪惡的造謠、誣蔑及中傷……這自然也是一個“史無前例”。在這個史無前例裏面，遍中國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四大”逼迫得含羞蒙辱，家破人亡，那就還是讓歷史來作證，讓“天良”來作證了。
四、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政治效果和政治本質
先談政治效果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一個政治效果，就是確實為中共發動文革、毛澤東實行黨內大清洗和保證發動黨內路線鬥爭的外部安全，起到了莫大的政治作用。
1966年6月1日和2日，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和聶元梓“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相繼發表，就已經使得大字報在全中國鋪天蓋地起來。所以，不論是中共黨的文革史家，還是民間的文革史家，甚至是共產黨造反派出身的文革史家，幾乎都認為那是中共文革正式開始的日子。反過來說，中共文革正式發動的革命標志和政治標志，就是在全中國立即風起雲涌的“革命大字報”。此後，在六、七兩個月裏，可以說，“四大”，主要是大字報，不僅成了中共發動文革的武器工具，而且成了中共發動文革的成就象徵。因為，正是在中共號召的“四大”之下，毛澤東達到了他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用製造階級鬥爭的辦法，來搞亂外部，穩住外部，以適應實行內部清洗的目的。這就是“四大”的第一個政治效果。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二個政治效果，就是毛澤東自己用大字報，向黨內發出了他要發動文革整“走資派”的信號。這個信號，告訴給了他的黨人們，他這一次是要整頓內部，甚至是要打倒黨內的高官和大官們，即他所說的“走資派”。同時，他又用他自己的大字報，向人民宣佈，“四大”才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更是人民反對、打倒“走資派”，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重要武器。他和中共的“十六條”公開為“四大”定了性，公開為發動“四大”作了決策。因此，就前者來說，他就是利用“四大”，將鬥爭的矛頭立即轉向了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下子就搞亂了他的“黨心”，搞亂了他的政敵，甚至傾刻間就搞亂了政敵的隊伍和陣線；就後者來說，則正是利用“四大”，才將紅衛兵、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造反視野”，迅速地擴大到了共產黨內的革命對象身上。雖然在八、九兩個月，這種“革命視野”的擴大，雖有成效，卻還成效不大，但卻為隨之而來的批判、鬥爭中共走資派的暴風驟雨，作了開拓和鋪墊。這就是八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和頒布十六條之後，在全中國，文化革命才正式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批判鬥爭才發展成為“抄家殺人”的緣故，迫害人民卻更要迫害走資派的來由……一句話，就是中共文革因此而“更上層樓”，中共文革將因此而結出“革命正果”……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三個政治效果，就是“四大”開始被共產黨的各個政治派別所利用，特別是在八、九兩個月，全國各地各單位要跟毛造反的造反派，開始試圖用“四大”來造“走資派”的反；反之，全國各地各單位那些要保衛“走資派”的，也要高舉毛的造反旗幟，卻要利用“四大”來“保皇”。由于造反派在擁毛造反的一杆旗號下，出現了各為其主的不同派別（這個主，當然都是共產黨），這就為文革“四大”帶來了另一個政治效果，這個效果，就是派性的出現和膨脹，就是派戰的開始和激化。而派戰在沒有發展到武鬥的階段時，四大就成了它最重要的武器。這時，不光是大字報依然在獨領風騷，大辯論也已經擺開擂臺，只是這個“辯論”仍屬於革命造反派內部的辯論，與走資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無關，也不可能允許他們參加。所以，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三個效果，就是因“四大”而導致了派性的出現和迅速激烈化；反之，派性的激烈化，又將“四大”推向了如火如荼的新階段。
中共在文革中發動四大的第四個政治效果，就是在1966年十月之後，當“批判劉少奇資反路線”的陰謀戰略，終于被毛和他的陰謀領袖集團炮製出來之後，“四大”終于如毛所願地被派到了中共文革的“正面戰場”上。從此，“四大”在批判劉少奇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戰場上，發揮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作用”。由北京幕後策劃的批判劉少奇陰謀，自然是要用“四大”來首先打開局面；而由各地革命造反派們立馬響應的對劉少奇的批判，就更是只能利用“四大”來表示他們對偉大領袖毛澤東的“無限忠誠”，和對黨內最大走資派劉少奇的“無比痛恨”……雖然這些造反派自己與劉少奇從來就是“風馬牛不相及”，就總體來說，他們不過是要跟著共產黨的大皇帝打共產黨的二皇帝罷了。
應該說，在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時期，就是批判資反路線和造劉少奇反的時期，“四大”對於毛澤東終於能夠徹底打倒劉少奇和清除劉家黨，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劉少奇打倒之後，它作為中共發動文革的陰謀手段，在中共文革的奪權時期以及後來鞏固權利的時期，依然是功不可沒。當毛要第二次搞掉鄧小平的時候，所謂“走資派還在走”的造反派大字報，所謂“萬裏不倒，火車不跑”的造反派大字報，還是立下了汗馬功勞。至于後來那些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字報，對於毛澤東和他的“後宮掌權者們”來說，也同樣是功勞不小。
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的第五個政治效果，可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罪惡效果。
我顯然應該說明的是，我剛才所說的文革“四大”的上述政治效果，都還說的是“四大”對中共發動文革所產生的“正面效果”，就是中共在文革中號召“四大”對他們自己發動文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然而，我似乎特別應該講到的是，中共在文革中發動“四大”，對於破壞民族道德、顛覆社會倫理，毀滅正常人性、毒化世道人心所起到的作用，實在已經對我們的好幾代人，甚至是我們整個的民族都起到了難以想像的腐化作用。誠如我在前面所說過的那樣，中共在文革中發動“四大”，在政治上雖有嚴酷的範圍，但在道德上卻無起碼的要求。為了打倒劉少奇，為了清洗所謂的走資派，為了批判鬥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的誣陷、造謠、栽贓、陷害，非但可以為所欲為，而且大受鼓勵和弘揚，甚至連對自己的父母親人都在所不顧。如此，一切的流氓行為、無賴舉動、滅人性和絕人倫的罪惡行徑，久而久之，就既深化了共產黨的“黨性”，又惡化了人民的“個性”，甚至醜化了我們悠久民族的民族性。
我們的古人早就說過，“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大學》）。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在文革中所號召的四大，對我們民族、國家、社會和幾代國民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實在是用得上“罊竹難書”這一句話。因為它不僅對造就惡劣腐爛的社會風氣，起到了不可比擬的作用；對形成陰險狡詐的人格，起到了難以想像的影響；而且，對在當代中國，特別是在那些自號“精英”們的身上，所練就出來的“貪婪、虛偽、奸詐和多面人格”的壞品性和壞作風，還有，就是缺少起碼的人文修養的種種令人惡心的表現，就更是令人哀之而復哀之。
應該說，今日中國一切可悲和可怕的社會癥狀和人格癥狀，都與文革號召放縱“四大”源遠流長，關係甚深。這個效果，無疑已經成為我們民族的的一種精神和文化的負擔，在壓迫著我們和我們艱難的追尋。而由這一效果所造就的，當代中國“國民人格和社會文化”的重大缺陷，實在已經成為共產黨直至今日依然能夠“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我們的人民不僅被共產黨愚昧了，而且被共產黨的文革及其“四大”毒化了。再加上共產黨的“腐敗腐爛成就”遠遠地超過了他的“洋務運動成就”，而使得這種愚昧和毒化不僅還在代代相傳，甚至還在“發揚光大”。且不說今日中國的社會風氣已經敗壞到了何等的田地，只說近些年來，我們只需稍稍留心一下海外一些對某種人來說實在是自由萬分的中文網站，隨便看看一些昔日的造反派人士，或非造反派人士，或不同“出身”的少數民運人士間的互相攻擊謾罵，讀一讀他們用以對付他人、對付無辜者、甚至是對朋友和戰友的批判、謾罵、造謠、誣陷的“文章和文字”，我們一定可以從哪些惡狠狠的語言，甚至是恨不能將對方一輥子打死還要“踏上一隻腳”的“唯我革命姿態”上──就是批判和鬥爭的“狠勁”上，看到中共文革及其“四大”留在我們國民心靈上的可怕影響。這不怪他們，因為他們也是中共文革的受害者或“隔代”受害者；但我們也該有所“自醒”了……因為，為什麼直到今天，當我們的一些朋友已經成了為中國的民主和自由前途正在進行著艱苦奮鬥的戰士時，卻依然不能戮力清除文革及其“四大”對自己的惡劣影響，並努力地去提高自己的應有的民主修養、甚至是文化修養呢？
再談政治本質
我想，我已經到了該說說中共文革“四大”的政治本質的時候了。
可以斷言的是，在中共文革中，“四大”，乃是共產黨迫害同黨的工具，殘害人民的屠刀和毀滅“自由民主”的死敵。因為在全體中國人民毫無言論出版自由和整個中國社會黑暗血腥得沒有一絲亮光的可怕文革歲月裏面，“四大”，它的鮮明的政治目的，它的可怕的攻擊力量，和他“造謠誣陷豈但無罪而且有功”的無恥下流特徵，使它成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用來達到製造輿論以打倒政敵、整殺人民的最無恥的武器和最血腥的手段之一。
1970年的那個除夕之夜，我的一位年輕的數學老師齊健先生，曾和我走在母校冷清得怕人的大操場上。當我們看著遠處黑魆魆的小山坡上那一排排無人為之下葬的棺材時──裏面躺著的全是因武鬥而死的“造反派戰士”，他告訴我說﹕“中國就是一個大監獄，沒有一個人能夠享受到一丁點的自由……”
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家王友琴教授在“摧毀日記的革命”一文中曾說道﹕“現在還會聽到有人說，文革時代是“大民主”，使用““四大”“（指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群眾起來“解放”自己，等等。這些人的記憶和陳述是真的嗎？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明白，使人不敢寫日記的環境和氣氛一定是非常嚴厲和殘酷的。既然連日記都停止寫了，人還有思想和表達的自由嗎？在不敢寫日記的同時，那些寫在大字報上的話，會是什麼東西，也是很清楚的。“
她的文章明確地用事實告訴我們，1967年，由林彪題詞的“首都紅衛兵革命造反展覽會”，就赫然地統計著，僅僅是是在1966年8月和10月間，北京紅衛兵和造反派在抄家殺人中所繳獲的“私人日記”就有6820本（篇）。文革前、特別是文革中，僅僅因為被發現寫“反動日記”而被無產階級專了政、甚至是送掉性命的，在全中國就更不知有幾千幾萬幾十萬了……，我本人一生都不寫日記，就是這個原因。就不說在那個所謂“四大”的歲月裏面，一個孩子只因喊錯了一個字，寫錯了一個字，就成了小牛鬼蛇神（參閱黃花崗雜志第18期“難忘的反標事件”一文），就被造反派押進了牛棚。我年青時在蕪湖市文化局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位劇作家，文化革命當中，他的13歲的孩子，只因為在喊口號時將“毛主席萬歲”錯喊成了“劉主席萬歲”，就被公安局逮捕並被造反派押送游街批鬥了一百多場，終于被逼成了一個少年瘋子，而且瘋了一輩子。我在1979年寫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我的媽媽”（原題是“媽媽的愛”，發表于1979年《北京文學》4月號，轉載於《新華文摘》5月號，將重新發表在黃花崗第22期上），就是根據一個小學教師讀報時將“劉主席”讀成了“毛主席”，而被逮捕判刑直至被迫害至死的事實來寫的。我前面說了，我自己在文革中寫下的長篇小說和詩歌，幾乎只能在極親近的同學和朋友中傳閱一下，就必須馬上燒掉了事，因為一旦被傳出去，或被好事的造反派知道，就會大禍臨頭（參見“逍遙派說文革”一文）……在文革中，這樣的事例，實在是千千萬萬！請問，他們這些人可有一分鐘為自己辯論和辯護的權力，我們可有發表一篇不符合共產黨統治、文革鬥爭大方向和“造反派脾氣”的作品的權力？就不要說是反對共產黨、反對毛澤東、反對文化革命、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任何一種文字了？就連即將被打倒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也絕對沒有寫一張大字報為自己辯護的權力啊！只需要一句“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就已經夠了！因為“狗頭”都砸爛了，還有什麼“四大”可言呢？如此，在中共文革中，則“大辯論”何來？“四大”只能為誰所用？“四大”又怎麼可能就是“自由和民主”？！甚至是共產黨恩賜給人民群眾的“大自由和大民主”？！
至於1966年10月之後，在毛澤東的“造反派”們用“四大”來批判、攻擊、鬥爭和打倒中共黨內的“走資派”的日子裏面，他們雖然揭露和批判了不少共產黨官僚的罪行，對此，確可謂“有功”。但說到底，也還是毛澤東、林彪和中央文革──即毛澤東的陰謀小組織，暗中發動和公開號召他們幹的，是為了他們在黨內的奪權服務的。就不說他們使用“四大”發動造反革命的的對象，也是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規定著明確的範圍的……。一句話，就是他們是舉著“尚方寶劍”才敢造的反，才敢造某些“規定對象”的反。對此，我在後面講到文革造反派的問題時，將會詳細地加以說明。
五、中共文革“四大”的歷史命運\n我以為應當弄清楚的是，1975年，中共的四屆人大還曾將“四大”寫進共產黨的憲法，那是因為，那個時候毛澤東和他的“四人幫”正在發動“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殘餘文革”，“四大”對他們仍然是陰謀武器，還有用。我今天就不詳細說了。但是，1980年，當共產黨面對著79年“民主牆”上的大字報這樣一個“民主政治現象”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公開取消了“四大”，同時決定取締一切新聞出版的自由，陳雲就公開宣稱“絕不容許別人象我們當年利用新聞出版自由去跟國民黨幹那樣，來跟我們幹！對於民辦刊物，要全部取締，一個不留。”（陳雲講話，1980年春）因為，曾被打倒過、又“官復原位”的當年的“走資派”們，害怕沒有新聞和出版自由的中國人民，會反過來“利用四大”反對共產黨，而絕不是因為“四大”乃是他們所必須排斥的“西方民主”。這不過是共產黨說的政治笑話而已！至於1979年為什麼會出現“大字報”上牆的“民主牆”，首先敢於貼大字報上牆的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朋友，為什麼鄧小平和共產黨對“民主牆”先要利用，後要推倒，並由此而廢掉了至今仍然為極少數文革造反派領袖們所眷戀的“大民主和大自由”──“四大”，我今天就不講了。歷史遲早都會將一切真相揭開。
但我要說明的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民主自由國家，都不曾出現過中共所號召的“四大”這樣一個血腥的怪物。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擁有著充分的輿論權和出版權。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們，無需利用發動群眾、甚至欺騙、犧牲群眾來達成他們要打倒政敵、以為自己奪取權力的目的。因為，他們的權力是由自由的人民來“做主”付予的。
至於人民應不應該放棄“四大”的權力，當然不應該。但此“四大”絕不是共產黨所號召的“四大”，而必須是與共產黨所號召的“四大”絕然相反。因為，只有當“四大”能夠作為被剝奪了言論出版自由的人民之真正反對專制制度的武器的時候，它才會回到它原來的自由民主意義之上。然而，人民有心，共產黨不許──這便是半個世紀以來擺在我們面前的嚴酷現實。而當人民有心，共產黨也許了，或共產黨的專制制度已經被推倒了，那同樣也就不必要什麼“四大”了──因為，已經擁有了新聞、出版和輿論等一切自由的人民，還要那個侵透著共產黨血腥氣味的“四大”幹什麼呢？
第八、以“破四舊、立四新”來掃除
發動文革的最後文化道德障礙
一、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極端反動的政治文化概念──鬥爭和決裂
我以為，有一個東西是我們必須明白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有兩個對人類具有致命危害的政治文化概念，或者說是兩個政治原理，一是“鬥爭”，二是“決裂”。所謂鬥爭，當然是指階級鬥爭，並且指“人類的整個一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也就是說，人類從誕生那一天起，就是階級和階級的永恆鬥爭。所謂決裂，就是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說白了，就是否定人類歷史上所創造的一切文化和文明，並用馬列所製造的血腥文化和反動文明全面取而代之。所以，由馬克思發動的，和由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成功實踐的共產革命，說到底，都是在製造兩種“背叛”﹕一個就是打著階級鬥爭的旗號，不斷地、甚至是持續地製造階級鬥爭，以進行背叛式奪權；一個則是批判、否定、割斷甚至是毀棄各民族自身的文化與文明，就是背叛本民族的傳統。世界上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幾乎沒有一家不是這麼幹的。特別是前蘇聯的共產革命成功後，就更是逼迫著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這麼幹。中國共產黨不僅以製造殘暴階級鬥爭的方式，在中國大陸推翻了曾艱難“走向共和”的大中華民國，而且在批判、否定、焚燒和背叛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明價值上，無疑是又創造了一個“史無前例”。
所以，凡是要研究共產黨的革命和實踐者，就必須深深地瞭解和懂得共產黨“革命”的這兩個內容及其特性。瞭解了、並懂得了這兩個內容及其特性，再來了瞭解中共發動的文革，瞭解中共文革期間為什麼會把“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的口號喊得特別響亮，實行得更是史無前例的血腥，特別是共產黨和毛澤東為何要在“十六條”頒佈之後，還要特別地號召和發動“破四舊、立四新”的原因，就容易得多了。
二、“破四舊、立四新”是為了排除
傳統文化道德障礙，以便號召打倒劉少奇
正因為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革命提供了一個“要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決裂”的共產革命理論，這就為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號召發動一場所謂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帶來了一個現成的“革命理論根據”。而毛澤東之所以要利用馬克思的這個理論來發動一場“破四舊、立四新”的運動，根本原因，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
因為，劉少奇在一九三五年中共遵義會議之後，就開始為毛澤東管理黨務。其間31年，他作為毛澤東的黨務總管，全面地掌控了中共的組織大權，即用人的權力，也就是說在中共的黨務系統和組織系統，他才是掌握著實權的共產黨領袖，其人脈之廣泛和親信之眾多，早已造成大權在握的局面。再加上他畢竟早已成為黨的第二把手，1959年又因“逼宮”而迫使毛讓他當上了國家主席，在名義上已經與毛同樣是“真命天子”。如我前面所講，1959年中共“馬列國”的國慶節，他的畫像和毛的畫像是並舉在游行隊伍前面的，“萬歲”的口號已經不再是毛澤東一人的專利，而必須與他分享。所以，劉少奇也就不論是在黨內還是在黨外，其威信和形象，已經是越來越深入了黨心，越來越深入了所謂民心。劉家黨更是早已將“毛主席三天不學習，就趕不上劉主席”的話，對內傳達到了共產黨在全國的基層黨支部。這是我首先要說的。
再就是，毛澤東雖有“雄文四卷”，“金光四射”，劉少奇卻也並非沒有自己的理論和著述。他的理論“建樹”，就是他的那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書與毛的“雄文”一樣，都被共產黨規定為黨員的必讀書，也是中共的“聖經”之一。特別是他在這本書裏面提出的，“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成為黨的馴服工具”的理論，即“黨的馴服工具論”，不僅成了中共教育其黨徒的經典，而且成了黨徒必須遵守的法則，甚至在文革中成了黨員和群眾不敢造劉少奇和各級共產黨官僚反的“緊箍咒”。其對中共全黨的影響，實在不能不說是既深、且透，而且具有很大的“壓迫力”。尤其是由于劉家黨的宣傳，黨內黨外都眾口一詞地說，“幸虧是劉少奇才扭轉了三年‘人禍’餓死人的局面”，就更是在黨徒和國民的心中，為劉少奇製造了相當正面的形象。
大家看看，如果我上面說的這兩條完全屬實，那麼，毛澤東要想打倒劉少奇，甚至要徹底肅清劉少奇在黨內外、特別是黨內的影響，他就不可能不遇到兩大障礙。一個就是劉少奇的權力和人脈，一個就是劉少奇對其黨徒和全國老百姓的影響力，也就是他在共產黨員、甚至是全中國大陸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而毛在文革中一再地號召造反派們要有“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革命精神，就是因為要打倒劉少奇實在是太難了。而且難就難在，這既是一場號召“以下反上”的運動，要是不能排除劉少奇權利和人脈的障礙，特別是不能排除劉少奇已經形成的“光輝形象”，和由劉少奇的地位和形象所造成的，黨員和群眾反劉的“心理障礙”，只是簡單地發一個號召，說要造劉少奇的反，要打倒劉少奇，清洗劉家黨，在實際上非但做不倒，而且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要是能做到，毛就不用再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了。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還要共產黨、人民、甚至歷史，都要承認他打倒劉少奇是正確的，而劉少奇不論是在思想上和行為上，都是“應該和必須打倒”的呢？都是人民和造反派們要打倒他的呢？這就是毛澤東不能簡單地發動一場宮廷政變或軍事政變以打倒劉少奇，然後再清除劉家黨的原因。當然，這就更增加了毛要打倒劉的難度。
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毛澤東以所謂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錯誤，而把劉在黨內從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雖然是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但這並不等於說劉少奇已經被打倒了。因為，劉少奇憑著自己在黨內國內的人脈、影響和形象，未必不能卷土重來。何況，他只是犯了派工作組的錯誤，黨外的老百姓搞不清楚，黨內的高級幹部還能心裏一點數都沒有？因此，這非但並沒有對劉的形象產生很大的破壞性，而且暗中對劉的同情心甚至反而會“看漲”。何況，劉仍然是國家主席，兩個月後，他雖然已經被林彪、陳伯達在黨內公開指明為“最大的走資派”，但是，幾天之後，中共的國慶節，還是得讓他上天安們，而且還得讓他站到毛的身邊去“並駕齊驅”，雖然這曾經難壞了那個“弄臣”周恩來……。
正是因為如此，毛才會明確地意識到，一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還遠沒有達到打倒劉少奇、清洗劉家黨的目的，劉根本還沒有“倒”，劉家黨還沒有開始“清”；二是在黨員和人民的眼睛裏，劉不過是犯了錯誤而已，他還有東山再起的希望；三是要堅決打倒劉少奇和徹底清洗劉家黨，就必須要黨內外的造反派們首先領會他的“倒劉”意圖──就是發動這場文革的終極目的，然後還要擁有敢於造劉少奇反的膽量，再就是必須先把劉批臭，否則就是打倒了，也不是真倒，還有翻案的可能……。不久之後，大批特批劉少奇“黑《修養》”、特別是大批特批劉少奇的“黨的訓服工具論”的批判運動，前者就是要把劉少奇徹底搞臭，後者則是要排除黨徒和群眾造反的巨大思想障礙，這當然是文化大革命是否真地能夠實現毛“倒劉”意圖的重要輿論戰役。
這才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剛剛結束，毛澤東和林彪就緊鑼密鼓地發動了“破四舊、立四新”運動的原因。因為，在本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方向已經明確地公之於眾之後，惟有號召全黨全國、特別是入世不深的革命小將和文化不高的工農兵，從全國範圍內先鬧起來，並且從民族文化的根子上，從黨內秩序的底盤上，將“束縛”著黨徒和人民“反心”的人倫道德、傳統文化和“共黨修養”予以徹底的再批判，甚至是乾脆發了瘋似地焚燒它一通，才能激發起青年學生和革命群眾的造反膽量和革命激情來；才能真正做到“以下攻上”、“以外攻內”“以小攻老”，“以民攻黨”，才能造成一派“學生敢打老師，兒女敢揭父母，妻子敢批丈夫，下級敢鬥上級”的史無前例的“革命景象”。否則，這個反就造不起來，也就是“亂”不起來；否則，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和貴為各地、各級、各行業和各單位屬于劉少奇“資產階級路線”的黨委書記們、行政長官們，就沒有人敢去碰他們，更不用說“敢把他們拉下馬”了！同時，而也只有在全國都製造出了一派“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革命氣氛和革命精神，才能迅速地將造反的矛頭引導到劉少奇及其全國各地各級劉家黨頭目的身上。至于這重“背天逆地”的瘋狂行為，究竟又會給全中國的老百姓，甚至是他自己的黨人，帶來怎樣的痛苦和災難，這就不是毛要考慮和願意考慮的了。“誑騙天下之民眾，誘發天下之惡鬥，以遂其一人之欲望”──這在毛，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情，更是他向來不屑為之一顧的。
三、中共文革是怎樣
號召和實行“破四舊、立四新”的？
如果這個道理，我說清楚了，我們就可以來看看中共、特別是毛澤東和林彪，是怎樣地號召“破四舊、立四新”的，和文革是怎樣來“破四舊、立四新”的。歷史的事實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就已經提及“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一“革命內容”，但還沒有將“破四舊、立四新”當作一場運動來大張旗鼓地進行發動。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已經明確規定“破四舊”、“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內容。“十六條”明確地說﹕“……資產階級雖然已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要敢於“以下反上”），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就是要以“無知”批鬥“有知”），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就是消滅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文明、倫理和道德），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就是要讓一切都能夠適應中共發動文革造反奪權的需要），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以利於毛澤東一心想要的“封建黨主專制制度”）。”在此，我們已經能夠看到毛澤東要又一次“將馬克思的‘要與一切傳統觀念作最徹底的決裂’的普遍共產革命真理，與中共發動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革命手段了！當然，它所包藏的禍心，就要浮出水面。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來京進行大串聯的全國各地紅衛兵、學生和教師。林彪在大會上聲嘶竭力地號召說︰“我們堅決地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我們要大破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要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在中共完成了為“破四舊、立四新”“大造革命輿論”的階段之後，終於正式地被中共號召起來了。
1966年8月19日清晨起，北京城就立即開展起了“破四舊”運動。全國聞風而動。自此，在“破四舊、立四新”的造反革命旗號之下，抄家、打人、形形色色的群眾專政、慘無人道的私刑虐殺，甚至公然地殺人──即殺“黑五類”，頓是“蔚然成風”。北京的紅衛兵在北京公開打死人，就為我所親見。前面已經說過，他們在短短數日內，居然就按照北京公安方面提供的“黑五類”名單，公開虐殺了四千多無辜的“階級敵人”……整個中國已經是一片鬼哭人嚎，一派魍魍魎世界。然而──
1966年8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的《“紅衛兵”猛烈沖擊資產階級的風俗習慣》一文，卻稱北京和各地紅衛兵帶頭掀起了破“四舊”、立“四新”是“創舉”。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好得很》的社論，公開誇獎“創舉”說︰“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仍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廣大革命群眾，對這些實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萬萬‘紅衛兵’舉起了鐵掃帚，在短短幾天之內，就把這些代表著剝削階級思想的許多名稱和風俗習慣，來了個大掃除。”在全中國，許多城鄉連墻壁都被刷成了血紅色，所以文革當中，才有所謂“紅海洋”之美稱……
正是在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號召下，自中國有歷史以來，因統治者號召而在陝西砸黃帝陵、在山東砸孔廟、在全國各地把我們中華民族的族寶和中國人民的國寶當作反動的“四舊”來“砸、燒、破”的全國性統一行動，終於成了共產黨和毛澤東號召“造反”的又一條戰線，猶如“巴黎公社”焚燒巴黎的宮殿廟宇和文化古跡一樣，在中國的歷史上創造了又一個史無前例！當然，既然共產黨和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將這一場所謂革命定名為“文化革命”，那麼，為了發動和進行這場“文化大革命”而史無前例地毀滅我們的文化古跡，文化傳統，豈不是完全符合馬列“要與一切傳統文化觀念作最徹底地決裂”的最高原則嗎？
一場為共產黨、毛澤東和林彪發動及其號召的所謂“破四舊、立四新”，就是這樣地又一次“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了；文革造反中因民族文化道德傳統所形成的最後障礙，終於被徹底地推倒，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更是並被踐踏得蕩然無存。一場人鬥人、子鬥父、妻鬥夫、親友相鬥，學生鬥老師、甚至是殺老師的文化大革命，一場“以下鬥上”、以“無知鬥有知”和“以外來邪教消滅中華正統”的文化大焚燒，終於在一場所謂“破四舊、立四新”中，血腥地和瘋狂地發動起來了。從而為毛澤東一心要在製造大混亂中，號召和發動“敢把皇帝拉下馬”──就是敢於打倒劉少奇和清洗劉家黨的一場“人民革命造反”和“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打開了一條“血路”……。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文明傳統和無數中國人民的鮮血和生命，則為中共所製造的這一場瘋狂內訌和殘酷內訌，作出了可怕的犧牲和無謂的犧牲；直至它所造成的影響，至今還在毒化著我們的世道人心，毒化著那些天天都在攻訐著我們民族和文化的昔日共產黨“改革派”知識份子，特別是今日共產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
四、共產黨的“破四舊、立四新”與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
在近年來的馬列中國，有一種突出的政治文化現象，就是凡是我們要批判和否定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惡制和惡政時，共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就立即會站出來批判說“中華民族是劣等的民族”；凡是我們要批判和否定坑害了我們幾代中國人的中共馬列文化，共黨的自由派知識份子馬上就會挺身而出地批判“中華民族的文化才是愚昧的文化”；特別是我們只要一批判和否定共產黨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和文革”，共產黨的自由派知識份子就會立即大罵起秦始皇來；今日，竟已經發展到只要有人敢從根本上否定共產黨的“革命歷史”、專制統治和專制賣國行徑，共產黨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們馬上就會加倍地和咬牙切齒地批判和咒罵孫中山先生才是專制的總根子和賣國的大元凶……；至於我們今天要在反思中共文革的時候，批判和否定中共在文革中發動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他們則早已經把秦始皇“焚書坑儒”罪行，看成是比共產黨和毛澤東發動“破四舊和立四新”更加罪惡萬分，或者起碼是“相提並論”，藉以取而代“罵”。
但這樣做，卻是對秦始皇最大的不公正。
因為，要是將文革的“焚書坑儒、抄家殺民”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相比，非但只能使秦始皇望洋興嘆，而且會使秦始皇痛苦异常。因為，秦始皇少了共產黨毛澤東殺人的氣派，他不過是焚了已經被他滅亡了的前各諸侯國的歷史文化典籍，殺了四百六十個亡了國、卻又為他所養的前各諸侯國的貴族知識分子──原因是秦始皇反對他們企圖推倒郡縣制、復辟封建制、恢復貴族等級制度、重新分割中國……。“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雖然殺害知識分子有罪，但是他反得並沒有錯，因為他是在維護“不講出身、不講等級、不容分裂和相對進步的新君主平民制度”！他比兩千多年後居然還要“大講成份、出身、階級”，在文革“破四舊、立四新”中更要唆使紅衛兵瘋狂地高喊“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共產黨和毛澤東要進步一萬萬倍！（──我在沃太華大學回答聽眾提問講到此處時，全場爆發激烈的掌聲──講演者附注）更何況他並沒有在全中國撲殺無辜人民，沒有公開縱容他的“革命群眾”遍設私牢，酷刑殺民，更沒有公開號召大秦朝的“造反派”都起來燒和殺！
大家說，秦始皇冤枉不冤枉？
第九、以支持、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以誘發青年學生“擁毛造反”
一、毛澤東和“十六條”吹捧“保護”青年學生
中國自古就有兩句格言，一句是“少不更事”，一句就是“自古英雄出少年”。所謂少不更事，就是說年紀太輕，懂的事情太少，容易出岔子、犯錯誤，甚至容易被人誘騙做壞事，直至走上邪路。所謂自古英雄出少年，卻說的是，正是因為年少，“初生牛犢不怕虎”，所以，膽子大，敢於闖，不會瞻前顧後，當然，闖對了路，也會成為英雄，甚至會成就一番事業。這兩句話都對，並且不矛盾。因為，歷史上已經有無數的例子，分別證明了這兩句格言的正確。
而毛澤東所看重的，就既是青年學生“少不更事”；又是“少年英雄”那番敢沖敢打敢拼命的“革命精神”。誠如我在前面早已詳細說過的那樣，毛澤東和共產黨早就擁有了利用年輕學生的豐富歷史經驗，而且次次靈驗，“功勛卓著”，所以，當他終於要發動一場革命造反來打倒劉少奇、清洗劉家黨、旨在奪回自己已經喪失的黨內實權之時，他竟然又一次利用了青年學生們“少不更事”的年齡特徵，和“自古英雄出少年”的青少年奮鬥欲望，利用自己早已被、和正在被神化的無上領袖地位，將他們誘騙上了一條“滅人性、絕人倫”的所謂革命造反之路。讓他們去當先鋒，去做闖將，去“敢把皇帝拉下馬”，最後則將他們推向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慘境地。
為了將這樣一場“以下攻上、以外攻內、以小攻老、男女老少皆能互攻惡鬥”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地發動起來，以達到毛澤東要打倒“馬列中國”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及其黨羽的目的，在運動的發動期，特別是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前後，尤其是之後，毛澤東對於被他後來敕封的革命小將即“紅衛兵”，以及青年學生們，一是根據中共的歷史經驗，早已謀定“故伎重演”──決心再一次利用年輕學生的“少不更事”，以助其革劉少奇的命；二是“眼疾手厲”──就是在他發現年輕學生的動向確實是殊可利用之時，便立即地加以拉攏利用，甚至連怕馬屁的手段也都盡情地使用了出來；三是“極力保護”──就是在他要發動的這一場革命造反，還必須要利用這些“革命小將”來充當“革命闖將”，“來沖、來打、甚至是來殺”之時，他則使出渾身解數來保護他的革命小將們，唯恐他們被劉家黨用種種辦法將小將們的造反革命消化於無形。
就“故伎重演”來說，早在1966年7月21日，剛剛從武漢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就在他“對中央首長的講話”中，明確地告訴大家說﹕“5月25日聶元梓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巴黎公社的宣言書，意義超過巴黎公社，這種大字報我們是寫不出來的。”他開誠佈公地說明了造反和造反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並且把聶元梓的大字報比成了世界共成革命歷史上的“巴黎公社宣言”。
緊接著，毛就話鋒頭一轉，居然講了一個真實的小故事。他說﹕“……有幾個少先隊員給他們的爸爸貼大字報，說爸爸忘記了過去，沒有給我們講毛澤東思想，只是問我們在學校的分數，好的給獎賞……我叫陳伯達同志告訴這些小朋友﹕大字報寫得好。”毛在這裏，不但發現了少年的“無知可用”，而且發現了自己的“神威所及”，他決心要利用了。
於是，他乾脆將話清楚明白地說出了口。他說﹕“我要向大家講﹕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動起來。”
說到了正題，毛又惺惺作態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說到此處，毛又將臉陡然一變，厲聲地說﹕“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然後，他終於對各位中央首長恐嚇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第二天，就是1966年7月22日，毛又“在會見大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的講話”中迫不及待地說﹕“……要趕快把方針定下來，改過來，要依靠學校的革命師生和左派……。”他要以革命師生來取代劉少奇派的工作組了。
到了1966年7月24日、25日，毛澤東又在連續地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談話時，明確指出﹕“……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這個時候，他是反過來把年輕學生當成了他要發動文化革命的“救星”的。
……
這就是毛澤東決心利用年輕學生的“故伎重演”，就象劉少奇在一九三五年底曾經利用北京年輕學生的愛國熱情，發動了那一場“假抗日、真救共”的著名一﹒二九學生運動一樣；更象在1945－1949年共產黨在“為篡立馬列中國、而要顛覆中華中國”所發動的內戰中，毛曾在“毛管區”明確指出的那樣﹕中共在“蔣管區”所發動的學生運動就是“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二條戰線”！只不過，這一次，毛澤東卻是要利用年輕學生幫助他發動內訌來打倒共產黨的另一個領袖──劉少奇罷了！
就“眼疾手利”來說，就是向來善於抓“新生事物”的毛澤東，因唯恐文革不能按照他的意願發動起來，因此，當他突然之間發現了“紅衛兵”這三個字時，他在情緒上的興奮和他在行動上的迅速，同樣都是十分“偉大”的。我在前面已經提到，1966年12月9日晚10時，周恩來曾在國務院中南海小禮堂內對革命小將發表了“談紅衛兵對外影響的問題”的講話。在這次講話中，周恩來說﹕“……紅衛兵6月誕生後，7月發展，仍是少數，但被主席發現了，抓住了，鑒於主席對清華附中的支持，在陳伯達同志的報告中談過。8月18日接見紅衛兵上天安門，震動世界，成了一股青少年突擊力量……在工作組撤銷後，象北大、清華附中的紅衛兵等，阻力小了，沖向了社會，他們取得了成績……現在全世界都在注視著紅衛兵的一舉一動，特別是北京的紅衛兵，這說明紅衛兵對世界的影響……”
周恩來對革命小將們拍馬屁的話，“言之不虛”。
因為，用王友琴教授的研究成果來說，就是﹕……“紅衛兵”和類似的學生組織，在1966年6月1日廣播北京大學聶元梓的大字報之後出現於中學校園。1966年6月2日，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用“紅衛兵”名義貼出的第一張大字報的標題就是“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這張大字報說：“凡是違背毛澤東思想的，不管他是什麼人，不管他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有多麼高的地位，統統都要砸得稀爛。”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稍後作的“造反歌”詞，則是“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誰要敢說黨不好，馬上叫他見閻王！”
可以說，這個“新生事物”在誕生伊始時，所立即標明的政治立場和行動方向，對毛澤東來說，非但是“正合孤意”，而且是“求之不得”。這不僅與他要發動這一場造反革命大有好處，而且這一場文革所需要的，就正是這樣一批“革命闖將”。有了他們，才好為他沖開局面。因此，毛澤東一經發現，就立即抓住不放，熱情支持。因為，誠如周恩來後來所說，在七月份，這些紅衛兵“仍是少數”。毛決心要他的紅衛兵大大地發展起來。
所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毛澤東便極其熱枕地寫信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同志”說：“……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同時我對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紅旗戰鬥小組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的大字報和由彭小蒙同志於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大會上，代表她們紅旗戰鬥小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說，表示熱烈的支持。在這裏我要說，我和我的革命戰友都是採取同樣的態度的；無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和你們採取同樣態度的人民，我們一律給以熱烈的支持。……”毛對紅衛兵的這個馬屁，可以說是拍得夠響亮的了。而它所產生的作用，也就更加難以想像。
由於毛澤東無意之中，發現了自己的一支“近衛軍和沖鋒隊”，而這支近衛軍和沖鋒隊此刻已開始大打出手，橫行京城。所以，1966年8月4日，毛澤東乾脆就當著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面說：“……現在共產黨也鎮壓學生運動……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的問題，實際上是方向問題、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毛澤東說這些話時，膽氣顯然是更壯、目標也是更明確了。
所以，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共“十六條”才會明確指出﹕“……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在這樣大的革命運動中，他們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少不更事的年輕學生，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公開頒佈的文獻中，竟然是“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
於是，在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竟然史無前例地出現了所謂革命學生代表──就是那些敢於在學校跟工作組抗衡和鬥爭的“根正苗紅的革命闖將”們。
於是，毛澤東決心用接見紅衛兵的方式，將正在“造反打人、革命殺人”的紅衛兵運動鋪天蓋地地擴展開來。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首次接見了首都和來京進行大串聯的全國各地紅衛兵、學生和教師。他的副統帥林彪在大會上聲嘶竭力地對青年學生、革命小將和紅衛兵們號召說︰“我們堅決地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一場如同並超過了希特勒納粹運動的中共紅衛兵運動，一支酷似希特勒沖鋒隊和黨衛軍、只是更加殘酷的中共黨衛軍和紅衛兵隊伍，就這樣開始橫心無忌地在中國的大地上，發起了種種史無前例的暴行。
就“竭力保護”來說，第一，在中共的文獻“十六條”中，就已經明明白白地指出了﹕“大學、專科學校、中學和小學學生中的問題，一律不整。為了防止轉移鬥爭的主要目標，不許用任何藉口，去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挑動學生鬥爭學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n“十六條”之所以這樣明確地把不整學生的話說得這樣死，並不是毛澤東和共黨當真對年輕學生“別有一番柔情在心頭”，而是毛澤東早已認定了，發動文革所要依靠的革命闖將，就是這支“年輕的文化大革命大軍！”如果現在就允許整殺這支“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大軍”，共產黨的文革就發動不起來了。這個死理，是被毛澤東認準了，也認死了。至於他在利用完了他的革命小將之後，又是怎樣“殺狡兔、烹走狗”的，那是後話。
還有，就是由於“十六條”正式地將“此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佈告了天下，所以，一大批原來出身“紅五類”、特別是出身于“革命幹部”家庭的中共紅貴族子弟，就是那些正在喊著“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和“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早期紅衛兵們，最典型的就是劉少奇及其他一些“大走資派”的子女們，將要迅速地成為被文化革命打倒的“走資派”家屬，甚至成為新的“黑七類、黑八類”子女。因此，如果一旦由著學生鬥起學生來，或挑動起學生鬥學生來，則共產黨子女內部的火熱鬥爭，也同樣有可能轉移毛的文革大方向。這當然對他剛剛發動起來的文化大革命極為不利。
再就是，儘管毛親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條”對“不準學生鬥學生”下了死規定，但是，在“十六條”頒佈之後，特別是在八、九兩個月，在全國、特別是在北京，紅衛兵批鬥、拷打甚至是公然殺死原出身“黑五類”年輕學生的事情，非但沒有及時收斂，而且極其猖狂。北京的中學生遇羅克，僅僅是寫文章批評了對“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歧視，他就不僅在1968年被逮捕，還在1970年“打擊反革命”的運動中被判處死刑槍決。對此，我在後面將要詳細說到。
第二，劉少奇及其黨羽，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斃”，就象彭真搞出“二月提綱”和劉少奇大派工作組，都是為了抵制毛一樣。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後，劉家黨確乎已經處於明顯的逆勢，劉少奇本人也失去了主持中央工作和領導文化革命的一線大權。但是，一是劉少奇在黨內確是“根深蒂固”，二是劉少奇黨羽甚眾，三是全國各地的劉家黨仍然處於重要的權力地位之上，他們還有的是力量來對這場矛頭已經明確指向了“自己”的政治運動，進行頑強的抵抗，雖然在已經被神化了的偉大領袖腳下，他們不敢作公開的反對，甚至還要接過“擁毛造反”的旗號，以“暗渡陳倉”，也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正因為如此，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公開頒佈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之後，全國各地的劉家黨為了“保劉”、更為了“自保”，面對著紅衛兵的迅速堀起，特別是針對著紅衛兵們沖著他們而來的狂妄造反行為，他們曾想過種種辦法，來抵制紅衛兵和青年學生的造反大潮。而在八、九這兩個月，他們想出來的最高明的辦法，一個就是動員不知深淺的工人、特別是農民，來保護他們，藉以抵抗紅衛兵和革命小將對他們的造反和革命，從而在全國各地都製造出了工人、特別是農民與紅衛兵和革命小將的沖突，原因就是紅衛兵要鬥當地的“走資派”，工人和農民則要保護毛主席的“好幹部”，有的工人和農民甚至乾脆從紅衛兵和革命小將的手中，將走資派和好幹部搶而去之。北京郊區的農民就曾把人民大學一個叫郭影秋的走資派搶到鄉下保護起來了……。另一個則是藉口毛主席曾號召知識青年要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而趁機安排紅衛兵和年輕學生下農村幫農民夏收和秋收，以便將這些令他們頭疼的革命小將推向農村的廣闊天地，讓他們有勁都使到莊稼地裏去。反正劉少奇早已決定大中學校“停課鬧革命”了。我們安徽的“走資派”們，當時就把我們這些中學生下放到了鄉下，要不是一個多月之後，我們學校那些消息靈通的紅衛兵得到消息，說是讓我們下鄉是為了不給我們造反革命，我們還都被蒙在鼓裏。兩年後，當毛澤東也用這個辦法把全國的年輕學生──無論是有沒有為他賣過命、造過反、當過炮灰的，都統通強行送到“廣闊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就不知道他是否也是從“走資派”那裏學來的這一招了。
針對“十六條”頒佈之後出現的這種新情況，用文革的語言來說，就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毛澤東立即敏銳地覺察到，這是他黨內的政敵們在跟他搗亂，完全是他們組織起來的，是在破壞他的“偉大戰略部署”。
1966年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了一個講話。他說﹕“……人民日報發表了一個社論，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行動……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他上街就上街，寫大字報上街有什麼要緊？外國人照相就照相，無非是照我們的落後面，讓帝國主義講我們的壞話，有什麼要緊？”
1966年9月7日，毛澤東在關於“對青島、長沙、西安問題的指示”中，這樣寫道﹕
林彪、周恩來、陶鑄、伯達、任重、江青﹕
此件已讀，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情況都是一樣的，都是組織的工農反學生，都是錯誤的，這樣下去不行的。試以中央發指示，不這樣做，再發社論告工農兵不要干預學生運動。（在北京）除人大調六百名農民進城保郭影秋之外，其它沒有，以北京經驗告訴外地……
1966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專門對毛澤東的上述指示作出了“四項決定”，稱﹕
“……主席的指示一針見血，指出了當前全國各地運動中出現的緊張形勢的癥結所在﹕怕學生，調動工農整學生的做法是十錯誤的……
“為此，中央決定﹕一、不準用任何藉口，任何方式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對學生。二、凡是發生挑動和組織工人、農民、市民反學生事件的地方，必須公開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平息工農、市民同學生之間的糾紛，絕不允許把責任推給群眾。三、勸說工人、農民、市民、不要干涉學生運動，相信學生中的絕大部分是革命的，是能夠自己教育自己的，對他們的言論有意見，可以向上級機關提出，不要同學生直接辯論，不要同學生發生沖突。四、各級黨委負責人，不要怕學生，……要放下架子站到學生中間去，同他們商量問題……”
毛澤東對保護他的革命學生、革命小將、紅衛兵們，不僅盡心盡意，而且言辭迫切。因為他知道，工人、農民反對年輕學生的背景，是“走資派”們組織的，是他們“保劉”和“自保”的一種舉動。而他要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雖然一再地稱呼工農兵是他和共產黨的“廣大革命群眾”，但在文革的發動期，他還是寧要他的青年學生、革命小將，而可以暫且不要他的那些所謂“廣大工農兵群眾”的……。
毛當然為的是自己。
三、毛澤東接見全國紅衛兵和發動全國學生大串聯
第一、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全國學生大串聯，是毛澤東在及時抓住紅衛兵這個“新生事物”之後，所使用的一個“迅速擴展紅衛兵運動以發展文革造反形勢”的重要手段。
我剛剛已經講到，1966年12月9日晚10時，周恩來在國務院中南海小禮堂發表關於“紅衛兵對外影響問題”的談話時，就明確地說過﹕“……紅衛兵6月誕生後，7月發展，仍是少數，但被主席發現了，抓住了……。”
其實，早在1966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杭州召開的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已經說過﹕“……全國各地學生要去北京，應該贊成，應該免費……”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澤東試圖利用青年學生製造“天下大亂”的最早表示。
這之後，就是8月1日他那封寫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了。這封信對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所起到的煽情作用，當然可以想像。
8月4日，毛的“大內總管”汪東興就已經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華東組會議上說︰“……最近每天有上千學生、上百批地來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況，若一些是外地來的，實際上成了串連……”汪東興所說的，大概是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最早開始的串連活動，大概也是使毛澤東萌生採取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大串連的方式，來發動文革造反、沖開文革局面的觸發點，因為這與毛在六月初的講話一拍即合。
果不其然，不過12天之後，就是8月16日，陳伯達在外地來京學生群眾會上發表講話時，就已經說道﹕“你們這次到北京來，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首都來，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來，經過很多辛苦，不怕大風大雨，你們的行動很對！”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講話，自然是對“大串連”的一個號召和動員，自然是因為毛已經作出了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的決定。因為，僅僅是兩天之後，毛澤東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紅衛兵和青年學生了。這無异是一個巨大的號召，它不僅迅疾地推動起了紅衛兵和青年學生的“革命大串連”運動，而且表明，毛澤東決心要親自走上第一線，以其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早已被神化的形象，直接地和面對面地發動文革造反了。也就是說，這位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之“神”，是要在他對人民的直接指揮之下，使他要發動文革造反的意志，變為全民的意志和行動。因為，八月初，當毛突然出現在首都“文化大革命接待站”接見群眾，號召他們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時，在場革命群眾那種“激動萬分”的情景，使他對自己已經被“神化”的偉大領袖形象，有了直接和更加深刻的了解。這無疑是大大地增強了他對自己的信念，和他一定能夠打倒劉少奇的信心。
為了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9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組織外地高等學校革命學生、中等學校革命學生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該《通知》無微不至地規定了︰“……外地高等學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高等學校）革命師生，除了有病的、已經來過或有其他原因不能來的以外，都可以組織來北京參觀；高等學校教職工可按每50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1人參加……外地中等學校（包括全日制和半工（農）半讀中等專業學校和普通中學）按每10名學生選出革命學生代表1人；教職工按每100名學生選出革命教職工代表1人參加……來京參觀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來京參觀的革命學生和革命教職工生活補助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財政中開支……到京後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負責安排。在京時的飯費，由國家財政開支……”
正是這樣一份史無前例的《通知》，將全中國千千萬萬人的青年學生鼓動起來參加了串連，涌到了北京。目的，當然是為了製造“劉的天下大亂”，以達到“毛的天下獨治”。
然而，毛仍然是在“順天應人”，就是說，他的接見紅衛兵和號召大串連，不過是順從“民心”而已。1966年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稱伯達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曾這樣說道︰“大串連、紅衛兵，這些都是群眾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偉大創造……大串連，這一直是毛主席極力支持的，並且主張把這種革命群眾的革命行動大大推廣……”也就是說，不是毛要接見紅衛兵，是紅衛兵要見他；不是毛要發動大串連，而是青年學生要串連，毛認為應該大大地支持他們。因為，毛所做的，就是人民要做的；毛要文化大革命，就是人民要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說這個文化大革命，還史無前例地要打倒一大批“共產黨自己的走資派”呢！
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和發動青年學生大串連，確實將文化大革命的這把火，這一股毒焰，在全中國燒得無比興旺而又極其慘烈。
紅衛兵大串連的隊伍，就像是一股巨大的紅色山洪，突然的爆發了開來，並且立即橫流在中國的大地上。北京、延安、井岡山、韶山、大寨、瑞金、遵義等“共產革命聖地”，一次又一次地聚集著密密麻麻的“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的紅衛兵們。
“馬列中國”的首都北京居然成了全世界最大的接待站，成百上千萬各地來的青年學生、革命小將，發了瘋似地一次又一次地聚集在象徵著“天子腳下”的天安門廣場上，等待著“天子”的接見，等待著狂呼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神聖”時刻。而當那一尊“神”終于出現的時候，紅衛兵和青年學生則個個熱淚盈眶，聲嘶力竭，廣場上血色的旗海，就像是一波波在縱情翻滾的“血浪”……
在紅太陽當年造反革命發跡的江西省井岡山，“……一夜之間，所有的機關、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所有的學校，有了壓倒一切的任務﹕就是接待紅衛兵。山上的中樞機構是紅衛兵接待辦公室，設有宣傳組、秘書組、生活組、保衛組，下轄17個接待站，……每一個接待站由一個縣派來一套人馬，從管理幹部，到工作人員、炊事人員，從搭棚到購置鍋盆碗盞，全包了。所需經費和糧食，則由接待辦公室撥付。僅17個接待站的炊事員，加起來就有近千名……”（胡平、張勝友﹕《歷史深思錄──井岡山紅衛兵大串連二十周年祭》）。
絕大多數“少不更事”的青年學生，確實被他們的偉大領袖激發出了無限的革命激情。就在一部分青年學生涌上火車、輪船、汽車，奔向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串連革命、交流造反”的時候，還有一部份更加革命的青年學生開始了“徒步串連”。因為，他們要學習當年“紅軍”大無畏的“逃跑精神”，也要在中國的山山水水之間，留下他們今日的“革命足跡”。為此，《人民日報》立即發出社論，題目就是《紅衛兵不怕遠征難》。這篇社論寫道︰“……不坐火車汽車，徒步行軍進行大串連，這又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創舉……希望各地的革命學生，在自願和可能的條件下，也這樣做。”
就這樣，一支支“長征隊”組成了。有的紅衛兵長征隊居然要按照當年紅軍長征──就是“逃跑”的路線再走一遍，以表示他們要繼承共產黨光榮革命傳統的氣魄和決心。
還有的紅衛兵居然根據馬克思和列寧要搞世界共產革命的遺教，要搞世界文化革命大串連，要把馬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火種燃遍全球。1966年9月，一輛國際列車在海拉爾被幾十名紅衛兵小將臥軌攔截，紅衛兵一擁而上，擠進車廂，向前蘇聯和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乘客散發“紅寶書”和各種紅衛兵戰報……
…………
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大串連問題的通知”中宣稱﹕“自從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天安門接見北京和外地來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以來，全國掀起了革命大串連的高潮。預計到十一月二十日止，來過首都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戰士將近九百萬人。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領導同志，在不到三個月的短短時間裏，舉行了七次盛大的接見大會……”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又在“關於革命師生進行革命大串連問題的補充通知”中宣告﹕“……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見了二百五十萬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小將……”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毛澤東一心要要發動的革命造反，看樣子是真地給他瘋狂地煽動起來了。
第二、接見紅衛兵和號召大串連，是毛澤東加速推行對他“個人崇拜”的重要戰略，從而使對毛的“造神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迅速升級。這無疑將極其有利於他號召打倒劉少奇，清除劉家黨。因為，毛越被神化，劉就越不是他的對手。
首先，如前面所講，紅衛兵雖為“自發”，但他本身就是中共十七年的“共產革命教育”、特別是六十年代上半期毛澤東和林彪發起“造神運動”的產物。
其次，由紅衛兵所發起的新一波造神運動，不僅正是毛澤東所需要，而且正是毛澤東親自對它的推波助浪，才使它得以“橫空出世”，然後才“橫行中國”的。就不說那個正在領導著文革的陰謀領袖集團了──紅衛兵的一切崇毛行為和一切的造神行動，都得到了他們的極大支持、甚至是背後教唆。因為這一夥陰謀家深知，唯有將毛神化到人人崇拜、個個畏懼的地步，這一場所謂的黨內“路線鬥爭”，他們才會有勝利的保證。
再就是，雖然“……紅衛兵的名稱說明他們是毛澤東的衛兵並要保衛他。這裏不討論當時毛澤東是否需要被保衛，而是要指出紅衛兵確實掀起了文革中對毛澤東群眾性崇拜的第一波。他們也開始了普遍實踐一套新的社會禮儀（最初由當年的北航紅旗戰鬥隊所發明──講演者注）：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隨身攜帶《毛主席語錄》本，跳贊頌毛的舞蹈，到處張挂毛的畫像及語錄，每一次講話都以毛的一段語錄開頭，並以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結束。（王友琴﹕1966──打老師的革命）”紅衛兵的這套對毛澤東進行極端個人崇拜的行為，就是極端神化毛澤東的方式，立即迅速地波及全國，使得全體中國人，無論大小男女老少，無人敢於違背，就更不用說“反對”了。這自然是一波新的造神運動，而且史無前例。今天回想起來，凡是過來人，除掉極少數對毛澤東仍然懷著深恐戀情的前造反派頭頭以外，可以說，沒有人聞之不感到惡心。
正是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慫恿下，全國各地紅衛兵，在數天之內，就把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鋪門面、房屋墻壁統統塗上紅色油漆，寫上巨幅標語，連小胡同裏的建築物也不肯放過。在商店、住房等處，紅衛兵號召革命群眾用紅紙剪輯各種忠於毛澤東的標志，貼上墻壁，大門也刷成了鮮紅的顏色。在農村，則豎起一塊塊紅色牌坊，書寫毛主席語錄。那些在“破四舊”中已經改名的工廠、商店、街道、學校，則一律都非得用紅顏色書寫不可。文革時期的紅海洋就是這樣來的。正是這一波造神運動，不僅造成了對毛澤東進行“早請示晚匯報”這樣一種“宗教儀式”的出現，而且造成了在全國城鄉都出現了一尊又一尊的毛澤東的巨幅塑像，甚至連“紅小兵”扛著紅纓槍攔在路口，要過路者背誦毛主席語錄的“鏡頭”，也在中國的城市和鄉村裏出現了（上述內容選自“紅衛兵檔案”──講演者注）……這當然是十七年間共產黨年年、月月、日日對青少年進行所謂“革命傳統教育”的結果。
然而，一幕幕人間悲劇卻因此而遍佈國中﹕一位教師因為寫標語發生了筆誤，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個農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語錄，就被綁押游街，妻子因此而投井自殺；一個老實巴交的工人為把毛澤東畫像上的灰塵撢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卻被說成“企圖掐死偉大領袖”的反革命份子，而被判刑勞改；更有類似者竟因此被判處死刑。因為紅衛兵喊的最響亮的口號之一，就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上述內容引自“紅衛兵檔案”──講演者注）而這一切都從毛澤東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為開端。由此可知，紅衛兵運動，絕不單純的是一場民間的崇拜運動和造神運動，恰恰相反，它在“社會主義中國的民間”自發產生，卻由中共政權大力發動擴張，並由共產黨的鐵血專政機關所密切配合。猶如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時，其萬歲聲愈是山呼海嘯，則北京城內的鬼哭狼嚎，就愈加令人驚心動魄。因為，正是毛的接見，才一次又一次地壯了紅衛兵們敢於“公然打、砸、搶、抄、燒、殺”的通天膽量。
正是在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中，毛澤東又一次被大大地神化了起來。他被紅衛兵們捧成了他們的“紅司令”。因而，1966年8月31日，當毛澤東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時，林彪和周恩來，也就是當時的第二、第三號人物，都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就不說，林彪直到摔死在溫都爾汗之前（──姑且依照共產黨對林彪事件的說法──講演者注），他那跟在毛的身後舉著小紅書的形象，將永遠留在中國人不屑的記憶之中；還有，就是周恩來胸前的那一枚毛澤東像章，竟一直戴到他痛苦地和深感罪孽地離開這個他曾參預製造的魍魎世界……
正是在這樣一個由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所發動的造神運動中，毛澤東的最高封號──“四個偉大”出現了。1966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及國務院秘書處“關於做好外地來京紅衛兵戰士和革命師生離京工作的一封信”，就是用“我們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來開頭的。
也正是在這樣一個由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所發動的造神運動中，當時的報刊上登載的便常常是這樣一些今天讀來令人倍感肉麻的言辭︰“……時間啊，請你收住腳步；汽車啊，請你開得慢些。翻身農奴的後代，西藏高原的紅衛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引自《紅衛兵檔案》）
於是，紅衛兵們登上井岡山的第一件事，就是來到博物館中廳的毛澤東雕像前，齊聲高誦《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胡平、張勝友﹕《歷史深思錄──井岡山紅衛兵大串連二十周年祭》）
於是，紅衛兵們從天南海北長途跋涉來到十萬大山之中，竟然就是要領略一下偉大領袖毛主席那兩句“蒼山似海，殘陽如血”的豪邁詩句（同上）。
於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及國務院秘書處“關于做好外地來京紅衛兵戰士和革命師生離京工作的一封信”，才會深情無限地總結說，毛的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這是對我們最大的關懷、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也是我們最大的幸福……”
毛澤東用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大串連這兩個手段，終於成功地激發了青年學生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熱情，特別是激發了一代“少不更事”的年輕人對毛的瘋狂崇拜，從而不僅使廣大青年學生成了毛所寄望的“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而且使對毛澤東的“神化”上升到了一個瘋狂的高度。誠如我在前面所說，在這一尊被造就的“神象”面前，劉少奇和他的黨羽的失敗，似乎真地已經被注定了。
第三、毛接見紅衛兵和發動全國學生大串聯本身，雖有“皇恩浩蕩”的意義，卻並非是“白吃的午餐”。因為，正是在接見和號召之間，毛和他的陰謀小組織，早已將文革造反的“根本目標和具體任務”，耳提面命地交給了年輕的“革命闖將”們。
正因為如此，全國的文化大革命才被大大地沖開了局面，劉少奇的重要黨羽們才第一次遭遇了可怕的沖擊，從而為下一波公開批判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直接批判中國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及鄧小平，更為毛澤東奪權的成功，造就了隊伍，打出了聲勢。
早在1966年9月5日，接見紅衛兵和號召大串連剛剛進入高潮，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各地革命師生前來北京參觀學習的通知”中，已經宣稱﹕“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展以來，各地許多學校的革命時師生前來北京參觀、學習、進行革命串連，交流革命經驗，並受到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其他負責同志的接見，這對於鼓舞廣大革命師生的革命熱情，推動大中學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深入發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共中央、國務院熱情支持廣大革命師生的這種革命行動……”
1966年10月16日，在接見紅衛兵和號召大串連的高潮中，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曾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這種串連，將使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可以相互交流，把全國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時，可以使人們識別誰是真革命，誰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誰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學生，還可以使人們識別什麼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而不是相反……”。
1966年11月12日，當毛澤東和他的陰謀小組織已經在策劃上海的造反奪權風暴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及國務院秘書處又發出了“關于做好外地來京紅衛兵戰士和革命師生離京工作的一封信”，明確地指出﹕“……各地在京的紅衛兵戰士和革命師生們，希望你們帶著毛主席的關懷和支持，帶著革命串連經驗，儘快的返回本地區，按照我們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指示，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1967年2月3日，就在毛澤東要乘上海“一月革命”造反奪權成功的勢頭，迫不及待地要在全中國發動奪權鬥爭，卻又遭遇劉家黨、甚至非劉家黨的頑強抵抗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又發出了“關於革命師生和紅衛兵進行步行串連問題的通知”稱﹕“……當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和極少數堅持資產階級發動路線的頑固份子展開了奪權鬥爭。外出步行串連的革命師生和紅衛兵，應該回到本地學校去，參加這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抉擇。”
正是在毛澤東號召，中央文革小組竭力發動、支持、策劃和及時“交付秘密使命”的革命大串連中，雖然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和青年學生在來到“馬列中國”的瘋狂首都北京之後，除掉焦急地等候著毛澤東的接見、激情地被毛澤東接見以外，就是到清華、北大和首都的各大中學校去學習革命經驗，摘抄大字報，打聽和紀錄各種各樣的“小道消息”，時刻準備著回去造反革命，但更重要的卻是，北京的紅衛兵則紛紛南下，西去或北上，去散佈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去點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種。因為這些來自“天子腳下”的紅衛兵和革命小將們，是最早發起紅衛兵運動的先鋒，又得“天時地利”之便，因而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的聲音聽得最多，“領會最深”。再加上其中已經“通了天”的，又一再地為中央文革小組“耳提面命”，所以，他們奔向全國各地的大串連，自然就別有一番不同的“革命意義”。
所以，他們每到一地，首要任務就是貼大字報，搭辯論台，開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誰？當然是批判當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們頤指氣使的作派，“天生革命家”的派頭和“欽差大臣”的姿態，不僅將當地的紅衛兵們鎮住了，而且更將本地的走資派們嚇住了。反過來，一省一地的黨政最高領導們，就是那些至少在眼下還沒有人敢於批判、鬥爭的“走資派”們，他們簡直不敢想像，那些北京來的紅衛兵居然敢將他們從床上直接拖到批鬥大會的講臺上去……。為此，北京來的紅衛兵們儘管遭到了本地人的反對，甚至遭遇當地紅衛兵小將的圍攻、謾罵甚至關押，比如他們在上海，就遭遇了當地紅衛兵的晝夜圍攻；在貴陽，更遭遇了當地數萬“革命群眾”對他們的層層包圍……；但他們毫不在乎。因為，非但他們當中的有些人心中有底，而且局勢發展很快，共產黨中央關於大串連的《通知》和中央文革小組的“首長們”一次又一次支持紅衛兵造反革命的講話，都給北京來的紅衛兵串連者們以極大的鼓舞。因此，他們立即反過來號召當地革命群眾，對操縱圍攻北京紅衛兵的當地黨政領導展開勇猛的反攻。於是，北京南下的紅衛兵和當地另一部分紅衛兵便迅速地聯合了起來，立即形成了極其浩大的聲勢，當地的走資派們開始成了熱鍋上的螞蟻。
　
1966年11月4日，四川省委正在召開三級幹部會議，傳達10月中央工作會議精神，未想，北京來四川點火的紅衛兵駕到，立即造了省委的反，三級幹部會議只好停開。到了12月底，北京紅衛兵又進駐了西南局機關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負責人立即被拉上街頭輪番批鬥，四川“造走資派反”的局面終於被他們首先打開……
1966年12月初，北京聶元梓、蒯大富受中央文革之命，到南京參加“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他們一到南京，就立即號召當地紅衛兵要“踢開黨委鬧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頭對準省黨委。”就這樣，南京市及江蘇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便熊熊地燃燒起來了……（以上資料選自《紅衛兵檔案》）
從北京來到江西井岡山來的紅衛兵們，一走進井岡山博物館，就在第一展廳的“八一起義”部分，塗寫了“朱德是個大軍閥”、“賀龍是土匪”、“陳毅是老機（機會主義）、老右”等字句；然後他們在第三展廳那一幅“朱毛會師”的巨型油畫上，將一個通紅的大叉叉打在朱德的大腿上；在第四展廳“紅五軍堅持井岡山鬥爭”部分，他們還張貼了“這是為大陰謀家、野心家彭德懷歌功頌德！”的標語……眾所周知的是，在那場毛澤東要清洗自己黨人的文化大革命中，朱德雖得到保全，在抑鬱中壽終正寢，但賀龍卻被批鬥直至餓死，彭德懷則被老賬新賬一起算，直到被紅衛兵們鬥死為止……
北京來的某些紅衛兵顯然是有“來頭”的。因為北京有很多紅衛兵到各地串連，不是事先接受了中央文革交付的使命，就是受到了某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人物的暗示，林彪、四人幫兩個所謂的“反黨集團”被粉碎後，所陸續披露的大量材料早已證實了這一點。比如，大串連中，揪彭德懷，就是戚本禹親自給當時北京名噪一時的“五大學生領袖”之一的韓愛晶打的電話。戚本禹說︰“現在文化大革命正在深入，你們可以到四川把“海瑞”揪回北京。”海瑞就是彭德懷。於是，1966年12月的一個冬夜，成都市永興巷7號彭德懷住宅便被來自北京的紅衛兵包圍了。紅衛兵們翻墻而入，面對彭德懷宣佈中央文革指示，然後就把彭德懷押上了火車。12月28日，火車抵達北京，紅衛兵立即向戚本禹報到。當時，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踫頭會”的戚本禹立即站起來，眉飛色舞地向與會者通報︰“當代‘海瑞’彭德懷已由紅衛兵押回北京！”（以上資料選自胡平、張勝友﹕《歷史深思錄──井岡山紅衛兵大串連二十周年祭》）
有兩點，似乎還應該有所說明。一個就是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共產黨在文革中的“破四舊和立四新”，就不僅僅是號召和發生在毛接見紅衛兵和號召大串連伊始，而且，正是接見紅紅衛兵和號召大串連，才及時地和極其瘋狂地將那一場“絕中華人倫、滅中華文化”的萬惡不赦的運動，迅疾地推向了全中國，造成了我們民族文化的萬古一難。另一個，就是毛接見紅衛兵和號召大串連，是發生在中共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兩個高潮之間。就是發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頒佈十六條之後，和結束在中共文革奪權開始之前。對前者來說，正是接見紅衛兵和號召大串連，才將中共發動的文化革命，推向了發動期的高潮，就是真正打開了毛澤東所需要的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對後者來說，則是為下一階段的文革奪權作了張本和鋪墊，為即將和已經到來的中共內部殘酷的奪權鬥爭，既訓練了先鋒和打手，又製造了“禍水”……。
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就“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得意地說道﹕“我還沒有想到，一張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就鬧起了這麼大的事……一張大字報，紅衛兵，大串聯，誰也沒料到，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你（指李先念）也告訴他們一下，過去是三娘教子，現在是子教三娘……”
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自得地說，“……給清華紅衛兵寫了一封信，還有我寫的一張大字報，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北大大字報一廣播，全國都鬧起來了，紅衛兵還沒有發出號召，全國紅衛兵都鬧起來了，一沖就把你們沖了個不亦樂乎……”
確實，毛澤東就憑著策劃一張大字報、組建一支紅衛兵和發動一番大串連，就不僅毒殺了無數的無辜百姓和知識分子，而且確實搞亂了共產黨內的現存秩序，使他在黨內的政敵們一時之間當真變得“無所措手腳”了。
對毛澤東而言，則是“天下已經大亂，奪權就要開始”。
第十、以公開號召、蓄意教唆和默許殘殺
來煽動紅衛兵帶頭造反
一、馬列革命理論和中共革命實踐的惡劣影響
近些年來，我曾在各地的講演中，一再地講過，要“驅除馬列，恢復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其中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共是一個完全按照馬列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樣一個罪惡的“理論鏈條”，來奪權篡國和實行殘暴的專制復辟統治的。我因在《誰是新中國》一書和上述的講演中，對此都有詳盡的說明，在這裏我就不再詳加敘說。
我現在想說的是，正是因為中共賴以篡國、治國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罪惡的“鏈條理論”，所以，他不僅為了篡國，而實踐這個理論；而且為了治國，他也同樣要厲行這個理論。如此，用中共的話來說，“統治者的思想就是統治的思想”；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也就是孔子《大學》裏面所說的﹕“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的意思。用一句極平易的話來說，對於普通人、大多數人、特別是處於成長期的青少年來說，總是“有樣學樣”的。
更何況，中共實行的，又是酷似中世紀歐洲的殘酷“教政合一”統治，再加上這個“統治”既經過“蘇化”，又為中共所“照樣全搬”，就是“獨尊馬列、殺盡百家”。所以，它不僅在統治的現實中，一再製造階級鬥爭，殘酷實行共產黨專政，自始至終地迷信暴力鎮壓，而且一再地和持續地對年輕一代進行他那個“殘暴的革命傳統”教育。所以，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長期以來，他們不僅親眼看到了什麼是殘酷的暴力專政，更可怕的是領會了殘酷的“暴力專政”和革命的“理所當然”關係。再加上實行“全方位專制統治”的中共，又用一切手段，包括電影、文學、戲劇，甚至一切民間的文藝形式，來強化他對暴力革命和暴力專政的宣揚。於是，馬列的這個罪惡的“鏈條理論”，就不僅毒化了一代青年的幼稚心靈，而且成了他們賴以行動的思想指南，甚至是“感情基礎”。
特別是當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個人崇拜行為，開始發酵成為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之時，六十年代上半期，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場進一步號召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運動，又成了舉國上下一場瘋狂的“讀寶書”運動。而毛澤東著作又確實是馬列罪惡理論的“中共化”，既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中國共產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又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頂峰和最高階段”，還“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而毛澤東著作裏面的那些易懂、易學、十分容易“活學活用”的東西，諸如“把反動派打翻在地，還要再踏上一隻腳”，對階級敵人“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等等，等等，就在毛澤東另一個偉大教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的號召鼓動之下，全部變成了那一代青年的“革命行動指南和革命行動榜樣”了。
今天，五、六十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清楚地記得，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那個拍馬屁的共產黨“大音樂家”、沈陽音樂學院院長李劫夫所創作的“毛主席語錄歌”，就幾乎是自始至終地伴隨著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種種“殘暴革命行動”，將那個“不可能可愛的馬列中國”，豈但是“攪得周天寒徹”，而且是“革得滿地冤獄”。
正是在這樣一個由歷史的、現實的、政治的、理論的、文藝的等等各種原因，所造就的暴力時代氣氛之下，那個史無前例的暴君一旦還要根據馬列那個萬惡的“鏈條理論”，和自身革命造反的殘暴“經驗和榜樣”，來號召發動一場更新的和更大規模的革命造反，即“整人殺人”運動時，似乎一切都已經為他準備好了。而他所需要的，就僅僅是“手段”而已。而手段，他卻“有的是”。
二、中共十六條是紅衛兵造反派敢於
“鬥打抄砸燒殺”的張本
當年的走資派在重新掌權之後，曾對他們所深惡痛絕的紅衛兵造反派找到了幾項大的罪名，其中有一項，就是稱他們是“打砸搶抄”份子，並且將他們作為一頂“帽子”，按在許多紅衛兵和造反派頭頭們的頭上，至今也不想給他們摘掉，就更不用說平反了。他們當中還有人因此被指認“觸犯了共產黨的刑法”，而被判刑勞改，其中有人在出獄後便成了“民運人士”，開始參加甚至領導“民主運動”。所以，他們當中一些曾真心跟著毛澤東造過反，並且自認沒有做過什麼壞事的造反派頭頭，為此一直感到很是痛苦。大概這也是他們有些人跑到海外後，一心要想出“種種說法”，以為自己“徹底平反”的又一個原因。對此，當然值得同情。
但是，我認為，不僅對所有紅衛兵和造反派都加上這樣一頂“帽子”不對，而且也不符合文革發動期的事實。因為，在文革的發動期，特別是在人民日報“六一橫掃社論”發表後，到十月初中共發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的一段時間裏，也就是“奪權”還沒有正式開始和大規模開始之前，那個時候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或曰其中的絕大多數，都還沒有“搶”，一些社會上的流氓地痞還沒有來得及成為“造反派戰士”，也還不敢自稱是“造反派戰友”，所謂“造反派的脾氣”也還沒有成熟成形。在那個短暫的時間裏，共產黨的“革命”這兩個字，還真是閃躍著血紅的“理想主義”的寒光，使他們不大敢造次，雖然這個理想既虛假，又殘酷。
但是，在我剛才講到的這個時期內，雖不能稱紅衛兵和造反派為“打砸搶抄”份子，但卻可以稱他們為“鬥、打、抄、砸、燒、殺”之徒。因為，在那段時間內，他們不僅敢於鬥，而且已經敢於打，甚至敢于公開地殺人了。至於抄和砸，那是家常便飯，完全不在話下。而他們之所以敢於這樣，就是因為中共頒布的十六條，成了他們敢於“鬥、打、抄、砸、燒、殺”的革命動力。雖然，對那個“鬥”字，共產黨要回避，因為是共產黨號召“鬥”的，要是沒有共產黨號召“鬥”，就不會出現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打砸抄”。而對那一個“燒”字，就是指中共在號召“破四舊、立四新”中，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瘋狂焚燒中華民族文化古籍這樣一個歷史事實，因它太容易讓人聯想到秦始皇的焚書，而且容易使人想到共產黨的“破四舊、立四新”實在要比秦始皇的焚書厲害了一萬倍，說起來太難聽，所以，後來的和今天的共產黨，自然也要回避，並且生怕別人提及。但對那個“殺”字，共產黨，包括當年的走資派在內，他們就不僅僅是要回避的問題，而是要“蓄意隱瞞”的，就是想將這一個“殺”字徹底地在歷史上把它抹掉。原因，一是當時還殺不到他們及其親人子女的頭上，他們不能感同身受；二是這一個“殺”字，實在是罪惡滔天，當年的共產黨是“暗中默許卻絕不報導”，今天的共產黨則要“避而不談和絕不承認”。因為不僅說起來太難聽，甚至會激怒今天的老百姓，刺激他們想真造反。這與曾經天天要我們“憶苦思甜”的共產黨，今日則天天要我們“向前看”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們才會只譴責當年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打、砸、搶、抄”，卻絕不說他們是“鬥、打、抄、砸、燒、殺”。那麼，我為什麼說中共的十六條才是紅衛兵和造反派敢於“鬥打抄砸燒殺”的動力呢？
第一，這時因為，自從人民日報在1966年6月1日和2日連續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和“一場觸及人類靈魂的大革命”兩篇社論之後，在全中國，就已經到處彌漫著血腥的氣味了。誠如毛澤東在號召橫掃之前就已經預言的那樣﹕“這一次又要有很多人自殺了！”
但需要說明的是，“橫掃”之後的血腥，是中共歷來發動“批判鬥爭”所產生的又一個“血腥社會效應”，還不是文革“誘導打和殺”或“默許打和殺”的結果。在形式上，工作組還在要求文鬥，明確地反對武鬥，主要是號召貼大字報，開批鬥會，逼迫檢查和交代，尚屬“文鬥”範圍。在內容上則主要是以批判鬥爭“反動學術權威”為嶄新政治對象，即主要是教育、文化和科技界的專家教授及知識分子，或是身兼當權派的專家教授和知識分子，或是上述各單位中能力較強和有一定成就的知識分子，當然還要加上“老運動員即地、富、反、壞、右份子”。由於當時還沒有明確地提出要批鬥“走資派”，運動“橫掃”的對象，基本上屬於人民的範疇。但應該說一說的是，中共文革發動40年後，仍有前造反派朋友認為，28年前（──1979）已經被共產黨摘帽、改正和平反，按當時共產黨自己計算的，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五的“地富反壞右”份子，就是3500萬人及其家屬和親人，至少涉及一億人以上，仍然不能夠屬於“人民的範疇”。我對此豈但百思難得其解，而且聽了心裏十分難過，因為，我也曾是黑五類子女──難道，我們這些人，直到今天，還是連一個“民”也算不上嗎？
正是在上述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因再也經不起批判鬥爭了，只好一死以“謝毛”，正好證明了毛澤東的“英明預見”；有些人則因為向來走紅，甚至向來享受共產黨所給的榮譽和高位，因一時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事實，而自己“輕生”；有些因早已“過五關、斬六將”，太瞭解共產黨，認為自己雖然捱到了今天，但這一關眼看是過不去了，只好乾脆“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所以，它才是“橫掃”的血腥效應，而不是中共文革公開誘導和暗中默許可以公然打人和殺人的直接血腥結果。
在這個階段裏，也曾局部地發生過打人的情形，即“武化批鬥”的情形，比如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北京大學的6﹒18事件，就有48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教授及學校領導被打。但是，當時的工作組是反對的，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甚至還下了文件制止的，在全國，類似的情形也還十分少見。當然，這是北京大學的恥辱，是北大“歷史上卑鄙”的一個破天荒紀錄。
第二，中共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特別是由它所頒布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立即改變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將人民日報自“橫掃社論”發表以來，全國基本上還屬於文鬥的現狀，迅速地和瘋狂地發展到了“武化”的批判和鬥爭，直到紅衛兵和造反派敢於公開地設立私刑，公然地打人和殺人。
因為，中共十六條，一是公開地號召要“敢字當頭”。它的第三條就指出﹕“党的領導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將決定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命運。”它認為，“能夠站在運動的最前面，敢於放手發動群眾”的領導幹部，才是“無所畏懼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毛主席的好學生。”相反，它批評“有許多單位的負責人……他們是‘怕’字當頭”，因為，他們“墨守舊的章法，不願意打破常規（就是不敢破壞“黨內的現存秩序”──講演者注）……”它繼續指出﹕“有些單位的負責人，平時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他們更是‘怕’字當頭，怕群眾起來抓住他們的辮子。”它甚至明白地指稱﹕“有些單位是被一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持著。這些當權派極端害怕群眾揭露他們，因而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他們採用轉移目標、顛倒黑白的手段，企圖把運動引向斜路……”\n所以，“十六條”總結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它號召說﹕“黨中央對各級黨委的要求，就是要……‘敢’字當頭……參加戰鬥，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那裏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
二是在第四條中，明確地重復毛澤東的“革命教導”﹕“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主席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溫良恭儉讓”。這等於是告訴共產黨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要造反革命，就不要雅致、不要文質彬彬、不要溫良恭儉讓……。這就為毛澤東緊接著的另一番偉大教導──“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作了鮮明的引導，等於是從正面鼓勵紅衛兵和造反派們要使用暴力來造反。
但是，同樣是在第四條中，中共十六條又明白地說道﹕“在進行辯論的時候，要文鬥，不要武鬥”。
我要請大家注意的是，這句話，是把“要文鬥不要武鬥”，明白地放在“在辯論時”這樣一個環境之下。而文化大革命的內容又豈是“辯論”兩個字所能夠攬括得了的。因為，不說“大辯論”僅僅是文革武器──“四大”中的“一大”，而且是在絕對專政的嚴酷政治條件下，實際上真正的辯論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單說“批判和鬥爭”，這兩個真正銳利的文革主要武器，中共十六條對它們豈但是沒有明確規定、甚至都沒有“含糊”地規定它們﹕“要文批，不要武批；要文鬥，不要武鬥。”。問題是，恰恰是在八月伊始的文革批判鬥爭中，才出現了“武批武鬥甚至是武殺”的普遍血腥景象，並且沒有人制止過，也沒有人敢於去制止。
有一點是今天的年輕人所難以理解的。要知道，當年的中國人，在學習毛澤東著作和共產黨文件時，都是“字字必較”的，因為他們不敢不把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話看成是“字字珠磯”，因而才要把共產黨和毛澤東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進行消化和領會的。就不說，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死了之後，左派和右派都要利用我的話……”，也就是說，在生前，毛澤東早就將左的話和右的話都說過了，為左派和右派全準備好了。事實上，毛澤東確實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什麼話都說了”。但只有他心裏明白，那些是他的真話，那些是他的假話；那些是暫時說一說，用來“擋一擋”的；那些則是他要別人去意會甚至執行的……。現在就有前造反派人士，拿出毛的話來證明毛發動文革，是出於要打倒黨內官僚資產階級的理想主義。說實在的，這就象現在海外有糊塗華僑歌頌共產黨正在反對貪污腐敗、成就很大、前途光明一樣，是只看外表，不咎其實；只聽其言，不察其行。只不過說這種話，在華僑雖是“善良的糊塗”，在某些前造反派，則是“善良的私心”罷了。
還有，就是在中共十六條的第四條中，還明確地說到﹕“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然而，什麼才叫做“鬥倒，鬥垮，鬥臭”？難道還有什麼能夠比把人打得“趴”下來，更叫做“倒”嗎？難道還有什麼能夠比把人“活活打死”，更叫做“垮”嗎？難道還有什麼比把人打得渾身冒血淌膿，直到被打死，連尸體發臭了，也不準家屬子女收尸安葬，甚至還要其家人和革命群眾一起，圍著正在腐爛的尸體，甚至是剛剛從棺材裏挖出來的尸骨，高呼口號，進行批判鬥爭，更叫做“臭”嗎？如我前面所說，文革時紅衛兵和造反派對共產黨自己的領袖瞿秋白和晚清張之洞、康有為的尸骨，就是這麼幹的。雖然，十六條在號召“鬥倒、鬥垮、鬥臭”之後，又說還要讓他們“重新做人”。然而，人都被鬥倒了，鬥垮了，鬥臭了，有的已經有了終生的殘疾，有的成了永遠的痴呆，有的早已成為永遠的冤魂和苦鬼，他們又如何能夠“重新做人”？共產黨和毛澤東的殘酷與虛偽，中共文革的毫無人性卻又要假仁假義，單看他們的“十六條”，就能夠一目了然。
綜上所述，一句話，就是倘若沒有中共十六條的公開號召和誘導，就不會有紅衛兵和造反派“鬥、打、抄、砸、燒、殺”之種種極端殘酷行為的大規模出現和無止境發展。
三、毛澤東誘導、支持、教唆和
默許紅衛兵造反派“鬥打抄砸燒殺”
當然，中共十六條，作為中共的文獻，和中共要公開頒佈的文件，除掉公開號召“鬥”以外，它不可能公然地號召“打砸搶抄殺”，甚至還要裝模作樣地告誡“在辯論時，要文鬥不要武鬥”。但是，誰都知道，共產黨和毛澤東向來都採用的是“革命的兩手”，就是一邊“好話講盡”，一邊“壞事做絕”；就是真正地“當面叫哥哥，背後掏傢伙”。就象共產黨現在一再地公開宣稱自己是孫中山先生的“忠實繼承者”，卻又不斷地陰謀策劃放言、放人到海外、甚至是到台灣去和台獨人士一起誣蔑攻擊孫中山先生，唯恐孫文的革命思想和實踐被今天的中國老百姓所效法。而毛澤東和共產黨自從在江西井岡山拉竿子起，就把“打砸搶抄殺”當成了家常便飯，而且十分成功，是擁有著豐富的歷史經驗的。正因為這都是中共的“德性”，還有，所以，在中共頒佈十六條的前後和背後，以毛澤東為首的那個已經“登堂入室”的陰謀小組織，就是中央文革小組，不僅早就在唆使紅衛兵和造反派們“打砸抄燒殺”了，而且在蓄意培養紅衛兵和造反派就是敢於“鬥打砸抄燒殺的脾氣”了。這可是搞亂天下以奪權的最好辦法。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1966年7月21日，剛剛從武漢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就在他“對中央首長的講話”中，明確地感慨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因為紅衛兵們和造反派們被工作組壓著，還沒有“沖向社會”，實行“打砸抄殺”，所以，毛澤東才覺得北京“太冷清”。他擔心象這樣下去，運動將不能如他所願望地那樣發動起來。
1966年7月24日、25日，毛澤東在連續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書記和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談話時，已經嚴厲地說道﹕“……運動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鬥，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來。”為了實現讓紅衛兵和造反派們能夠沖向社會，大搞“打砸抄燒殺”，毛決心要搬掉“要求文鬥、反對武鬥”的工作組。
1966年7月28日，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澱區中學學生代表會上轉述了毛澤東關于於暴力行動的話：“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毛已經迫不及待地暗中派他的老婆親自去“挑動和教唆”青年學生“武批、武鬥和武打”。他知道，他如果還不派人去挑動和教唆，那麼，運動永遠只會“冷冷清清”，他要搞的“劉家黨大亂”的目的便永遠也達不到。這是他自身的革命造反經驗早就告訴過他的。
未料，就在這時，他收到了清華附中紅衛兵給他寫的信，誠如周恩來後來所形容的那樣，這個革命的“新生事物”，這個在“七月份還勢力很小”的造反力量，被他“及時地抓住了”。
1966年8月1日，毛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紅旗戰鬥小組”回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表示熱烈的支持，他在信中所表達出來的激動和感激，幾乎令人有拍馬屁之感。在這封信裏，毛還特別提到了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領導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而這個彭小蒙，就是7月26日在北京大學當著江青和一萬多人面，用銅頭皮帶打了北大“工作組”組長張承先的那個女中學生。而且就是她，才開了在大會主席臺上公然打人的先例。當然，毛澤東之所以熱情地表揚、鼓勵了這個彭小蒙，是因為他已經從他老婆那裏知道了這位女紅衛兵的“革命行為”。後來，毛澤東還把這個在大會主席臺上開了打人先例的彭小蒙請上了天安門城樓，與自己一起檢閱他的紅衛兵們。
1966年8月5日，經毛澤東指示，中共中央發出新的文件，正式撤銷了6月20日中共批准下發的文件。因為，這份由劉少奇批准的文件，曾支持北京大學工作組制止6月18日在校園裏面發生的大規模暴力批鬥行動。因為，毛澤東已經明確地指出，北大6月18日的暴力批鬥事件“是革命的”。毛澤東不僅是默許了武批武鬥和武打，而且等于是公開地表態支持“武批武鬥和武打”。
1966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北師大附中的紅衛兵代表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澤東當面對她的名字發表評論說：“要武嘛！”接見之後，共產黨“東北王”宋任窮的這個名為“文質彬彬”的女兒宋彬彬，就改名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師大女附中，就是中共的皇家女子主學，也改名為“紅色要武中學”。毛澤東終於公開號召“要武”了。為了搞亂天下，以便亂中奪權，他決心不顧一切。在他的眼裏，“地富反壞右”的命當然不值一提，“普通人”的命自然也不算什麼，就算是那些資產階級學者專家的命，哪怕是那些曾經跟他打過江山的共產黨老幹部的性命，甚至包括那些正在跟著他造反革命的“紅衛兵和造反派”們的性命，在他又能算幾何？！
所以，文革中紅衛兵和造反派的一切滔天罪行，不僅是毛澤東和共產黨親自號召、教唆和誘導的，而且是毛澤東瞭解和默許的。
王友琴在她的研究中指出﹕“１９６６年８月３日，南京師範學院學生在‘鬥爭會’上殺害了教務長李敬儀和她的丈夫吳天石，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很快當面把此事報告給毛澤東和周恩來。（江渭清回憶錄《七十年的征程》，528頁）卞仲耘被打死的當天晚上，該校紅衛兵負責人就當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負責人報告了此事。周恩來辦公室當晚就派人到該中學瞭解了情況（但卻毫無下文──講演者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0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學的校長沙坪被打死，副校長董光苔的母親聞訊通過特殊關係遞信給毛澤東請求保護女兒生命。毛澤東接信後作了批示。這個批示沒有發給董光苔看過，只是通過解放軍軍人來學校傳達給紅衛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記得的內容是：“此人如無大罪惡，可以放出來。”（同上）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９日，毛澤東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各省各部的負責人出席會議。會議印發了記錄紅衛兵功績的材料‘把舊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項，就是紅衛兵在８月下旬到９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１，７７２人。”當然，這個數字是早已經過了大大地“縮水”的。然而，會上，居然沒有任何人表示過譴責，哪怕是不滿和擔心。
迄今為止，中共都沒有任何文件顯示，毛澤東曾發表過任何一句“最高指示”，以制止過殺人的紅衛兵運動。甚至包括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內的中共其它領袖，不論他們內心裏是否反對毛澤東所支持的紅衛兵暴行，但他們都從來沒有公開地站出來制止過，反對過。就不說許多中共領袖人物手臂上戴著的那一隻只血紅血紅的紅衛兵袖章了。
相反，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袖們，卻把──１９６６年８月開始的紅衛兵殺人運動，當成了他和共產黨要發動的那一場“偉大革命”的一個部分，當成了紅衛兵的偉大創舉和革命功勞。在毛澤東，是因為，正是這場紅衛兵的殘酷殺人運動，才為他一心相與的這一場文化大革命，沖開了血腥的局面；在劉少奇等中共領袖，則是當屠刀還沒有架到他們自己及其子女親人的脖子上時，殺死再多的群眾，就是普通人，至少也是屬於整個“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個部份，是他們自己早就幹過和不止幹過一次的革命造反壯舉；在極少數前紅衛兵和造反派人士那裏，被殺死的普通人的生命本來就不值得一提，更何況那些根本就算不得是“人和民”的、早就被共產黨的“公安六條”規定為“不準參加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黑五類罪奴們”呢？
所以，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和共產黨才是紅衛兵造反派“鬥打砸抄燒殺”運動的真正教唆犯。\n……
我認為必須說清楚的是，敢於公開毒殺無辜百姓的紅衛兵殺人運動，其主力，就是中共的幹部子弟，特別是中共的高級幹部之地。用我的話來說，就是中共的“土貴族子弟”。
王友琴的研究指出﹕“最早和最厲害的暴力行為發生在那些有較多高級幹部子女的學校中，那裏的紅衛兵也比別的學校更為活躍。對家庭出身的絕對強調給了某些年輕人巨大的特權。這特權甚至包括打死同學和別的人的權力。這種特權刺激了暴力行為的產生。如果每個學生都被允許平等地參加紅衛兵運動，這個組織可能不會如此狂熱與暴力化。”（同上）
她的研究還指出﹕“紅衛兵把學生家庭背景的所謂‘階級成份’強調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實際上，這是文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和強化。紅衛兵把家庭出身當作成為其成員的首要的、也幾乎是唯一的條件，並且絕對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學生。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初二的一些學生組成了一個活動小組，起名‘梅花’，因其各種家庭出身的學生都有，被指控為‘階級陣線不清’，被紅衛兵強令解散。由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一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平等的同學關係被破壞了，一些年輕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輕人。”（同上）
我還想說的是，共產黨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曾年年月月日日地強調階級鬥爭，要年輕一代牢記所謂“舊社會和反動派”們對他們製造的血海深仇。然而，縱觀中華民族的歷史，還有誰製造的血海深仇能夠比共產黨對中國人命製造的血海深仇，更深、更廣、更無可比擬？而且無處可訴。甚至直到今天，這史無前例的血海深仇，竟仍然被壓迫著非但不能剪雪，甚至不給聲張，哪怕是想討一個說法，或叫共產黨只需說一聲“對不起”，都“沒門”！難道就因為他們都曾是“黑五類”或各種曾被共產黨專政的“份子及其家屬、不屬於人民之“民”嗎？天理何在？
要知道，彌天大謊常常是要和彌天大罪連接在一起的。
就這樣，一場實實在在的“武化大革命”，就這樣充滿著“情趣”地開始了。只是此時和此後的血腥，將再也不是共產黨號召發動批判和鬥爭的“客觀社會效應”，而是共產黨、毛澤東暗中教唆和公然號召起來的“鬥砸抄打燒殺”，所公開製造出來的“直接血腥結果”。
四、紅衛兵造反派“鬥打抄砸燒殺”的直接血腥結果
由於共產黨和毛澤東暗中教唆默許、甚至公然誘導號召紅衛兵和造反派們“鬥砸抄打燒殺”，其直接血腥結果之慘烈，便又成了一個“史無前例”。
我在前面已經說過，8月1日，毛澤東寫信支持紅衛兵之後，紅衛兵組織才在北京和各地迅速成立和發展起來。
1966年8月5日，由於中共中央肯定北大6月18日“武打批鬥”該校教授和領導“是革命的”，就等於在事實上直接支持了北大暴力批鬥的行為，所以，在北京大學，工作組一撤走，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那個“紅旗戰鬥小組”就在校園裏大規模“開打”老師了。
8月5日當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副校長卞仲耘就被該校紅衛兵活活打死。她的先生第二天天就上街買了一部相機，將其妻卞仲耘被學生毒打致死的慘況全部紀錄下來，珍貴的文革紀錄片“我雖死去”就是根據他的攝影紀錄，在四十年後製作的（黃花崗雜志網站上挂有文革紀錄片“我雖死去”）。
1966年８月１８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對給他戴上了紅衛兵袖章的宋彬彬說了“要武”的“最高指示”之後，紅衛兵的暴力行動隨即在各處升級發展。
1966年8月31日，林彪和周恩來等都在天安門城樓上戴上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袖章，無疑大大加強了紅衛兵的“權威性”。
於是，他們在校內鬥殺老師甚至同學，在校外抄家打人，燒書砸毀文物，直到公開大殺無辜百姓，卻自稱是“殺向社會”（中共的“十六條”就是號召他們“沖向社會”的）。
最早打死校長的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領導人宋彬彬即宋要武，便立即跑到北京經濟學院，鼓動那裏的紅衛兵打人打老師。8月18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演說的北大附中的紅衛兵領導人彭小蒙，也跑到北京外國語學校、女十二中、燈市口中學等學校進行煽動……８月下旬，北師大女附中的幾個初中二年級的紅衛兵，竟把附近西單“玉華台”飯館的一個十八歲的女服務員抓來，說她是“流氓”，把她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北京101中學的紅衛兵們，則在校園裏的一個塑有白色仙鶴雕刻的噴水池裏，不僅砸了仙鶴，而且殺死了美術老師陳葆昆（請參閱王友琴“1966﹕打老師的革命”，黃花崗雜誌第21期）。
1966年的8月至9月，在中共十六條公佈了“不準學生鬥學生”之後，在北京，仍然有許多出身不好的學生被同校甚至是同班的紅衛兵批判、鬥爭、淩辱，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有的則因不堪淩辱而自殺。1966年8月4日，北師大女附中初二(四)班的紅衛兵，就用一根長繩子將同班10名“黑五類出身”同學的脖子，一個接著一個的捆成一串，在教室裏進行“鬥爭”。北京一零一中學的紅衛兵把校門分成一大一小兩個，命令“黑五類子弟”出入只許走小門，並稱小門為“狗洞”，以侮辱出身不好的同學。在北京第一中學，不但有由教師組成的“牛鬼蛇神勞改隊”，而且有一個由兩百名學生組成的“狗崽子隊”，這個狗崽子隊遭遇了本校紅衛兵的太多淩辱，甚至是下流的侮辱。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該校學生排球隊長楊友麗，因遭到“鬥爭”和侮辱，服安眠藥自殺，幸而未死。清華附中的高一學生楊愛倫，因在學校被鬥爭和關押，而臥軌自殺，幸被撞成重傷。該校高二學生、“右派分子”的女兒郭蘭蕙，也因遭遇紅衛兵批鬥而服毒自殺，死時才19歲。北京西城區太平橋中學的一位年僅十五歲的女學生，只因說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紅五類出身”，就遭到紅衛兵同學用銅頭皮帶和棍棒從下午一直打到傍晚，然後悲慘死去。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學的一名初中學生，也因被指控在開會時把《毛主席語錄》坐在身子底下，就被本校紅衛兵在教室裏將她毒打至死。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學生寧志平，被紅衛兵關押在學校裏，連一隻耳朵也被同校的紅衛兵割掉了。北京第十三中學的紅衛兵不僅用一條鐵鏈栓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任春林的脖子上，還強迫他從家裏象狗一樣爬到學校的“紅色刑訊室”去領受毒打。該校還有一個所謂“黑五類子弟”、初中三年級學生武素鵬，竟然被同校的紅衛兵捆在一條麻袋裏，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狠打，直到把他活活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學，出身於“小業主”家庭的高三學生王光華，因未得到紅衛兵的准許就去外地“革命串連”，回校後即就被關進學校的監獄之中被毒打致死……（同上）
正是在1966年的８月和９月，北京紅衛兵抄了3萬多戶“黑五類”的家，據不完全統計，打死“黑五類”有4千餘人，將10萬五類份子及其家屬子女趕下鄉去。他們大多是被分批地集中在北京火車站前的廣場上，被剃著陰陽頭，當眾忍受著紅衛兵們不時的拳打腳踢、皮帶抽打或更嚴重的刑罰。
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間，僅僅在北京郊區大興縣，就有325個“黑五類”份子及其家屬子女，被北京市來的紅衛兵和本地的紅衛兵造反派活活打死，連三歲的“狗崽子”都不能幸免。
正是在瘋狂的“鬥打砸抄燒殺”當中，北京的紅衛兵造反派們不僅公然掌管了學校，而且真正地“殺管”起社會來了，他們手操生殺大權，淩駕於法律之上，建立了“糾察隊”，確立和完備了紅衛兵的權力機制。比如“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就發出過十三個“通令”，規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驅逐哪類人離開北京城去農村等等。他們的“通令”用大號鉛字印刷出來，到處張貼，不僅像政府法令一樣有權威性，而且還要由他們通過暴力行動來強制執行。前面所講，1966年的夏秋之交，北京曾驅逐十萬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糾”的第四號和第七號“通令”命令實行的……這場大規模的迫害和驅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動的全過程，包括抄家，注銷戶口，沒收財物，押送上火車，以及處理死尸，主要是由紅衛兵執行的。“西糾”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廣州等地張貼或散發，指導那兒的紅衛兵的行動，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動。在校園裏毆打老師實際上是更大規模暴力行動的最初練習和實踐。（同上）
同時，正是伴隨著毛澤東號召“革命大串連”，和毛澤東前後八次接見了1100多萬紅衛兵和青年學生，才把在北京殘酷發動起來的“紅衛兵鬥打砸抄殺運動”，推向了全中國。“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革命串連’到貴陽，打了那裏的劇團演員，還剃了貴州省文化局幼兒園園長的頭髮，並用銅頭皮帶把這位四個孩子的母親打得滿背血漬。”（同上）至於北京的紅衛兵串連到了各地，特別是那些帶著中央文革小組特別使命的北京紅衛兵們串連到全國各地之後，所立即掀起來的“鬥打砸抄燒殺”行動，就更不知道使多少中國人冤死在他們的“水火棍”和種種公開施行的殘酷私刑之下。
在那個史無前例的夏天和秋天，在全中國，究竟有多少人和多少人家被毛澤東和共產黨的紅衛兵“鬥、打、抄、砸、燒、殺”，直至被無辜“毀家害命”，那就只有等到共產黨亡黨亡國之時，我們的人民已經能夠起來控訴和解密共產黨的殺人檔案了，才能夠搞得清楚……
五、“破四舊、立四新”是紅衛兵造反派
“打砸抄鬥燒殺”的血腥大舞臺
我現在想簡單地說一說的是，中共“十六條”所號召的，特別是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門上所大聲疾呼的所謂“破四舊、立四新”運動，它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要與一切傳統觀念徹底決裂”這一洋教、邪教理論，在中國的又一次瘋狂發作，而且如我前面所講，它還與毛澤東一心要發動的這一場文化大革命的成敗命運息息相關。
而我現在特別要說明的，一是由毛澤東親自支持、發動起來的那一場紅衛兵“鬥、打、砸、抄、燒、殺”運動，不僅瘋狂發展在中共號召“破四舊、立四新”之前和之中，甚至是它的高峰期，而且正是這一場“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道德毀滅運動，才不僅給了紅衛兵們以敢於殺人的精神膽量，而且為他們徹底地撤除了道德禁錮的所有藩籬，從而才能夠使得共產黨的紅衛兵造反派敢於“為所欲為和無所不為”。
二則正是這一場中共號召的“破四舊、立四新”運動，才又給殘酷的紅衛兵運動，提供了一個若大的“鬥、打、砸、抄、燒、殺”的舞臺。正是在這個舞臺上，毛澤東的紅衛兵們，不僅得到了副統帥林彪在天安門上聲嘶力竭地的公開叫喊支持，而且得到了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為首的中共所有輿論工具的正面歌頌和熱烈支持（雖然對紅衛兵打死了多少人絕不報導）。正是因為毛澤東、林彪和共產黨將“破四舊和立四新”的“偉大革命任務”，交給了他們的紅衛兵小將們，並號召、支持、誘導和默許他們用“鬥、打、砸、抄、燒、殺”的殘暴行徑來完成這一項光榮使命，這就不僅為紅衛兵們毫無顧忌地“鬥、打、砸、抄、燒、殺”，特別是“燒和殺”，提供了足夠的“革命膽量”，甚至是無邊的“殺人激情”；而且，為紅衛兵們勝利地完成“破四舊和立四新”的使命和沖開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局面，起到了無以替代的“歷史性作用”。因為，他們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所親自發動的這一場文化大革命能夠“進行到底”；所以，也就是“毛主席的正確革命路線”所要求於他們的……。而毛澤東手臂上的紅衛兵袖章，就更能說明，他們所犯下的一切滔天罪行，都是由他們的紅司令──毛澤東所帶領著他們幹的。這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事實。因為，毛穿著軍裝和戴著紅衛兵袖章的“光輝形象”，已經永遠地留在了中國共產革命那個無比血腥而又骯髒的歷史畫面之上。
　
（下期將繼續刊載辛灝年講演錄﹕中共文革奪權期的謀略與過程）


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21/big5/19.htm

yangharrylg

跟辛灏年对话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