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奇：历史教授的自学之路

yangharrylg

本文经作者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


2017年本文作者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做讲座

我自1981年研究生毕业后到河北大学（1995年调到首都师范大学）任教，一晃已经30年。30年高校的教学和研究，逐渐将我打造成了一名“教授”、“学者”。不过我自己感觉将这种社会名分冠于我，好像总不是那么贴切。究其原因，就在于我是自学出身。1980年代以来，一批人由自学而成为教授、学者，是文革后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的特殊历史现象。我们这些教授、学者在知识结构、思想学术关注乃至行为方式上，往往与书斋、学院出身的有所不同。

（一）
1966年文革发动时我16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6月初学校停课，我的自学生涯从此开始。

我的自学，开始与对文革起源、性质的思考有关。北京的中学在运动初期血统论盛行，最先兴起的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骨干，讲“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一方面走上社会抄家破“四旧”，另一方面在学校内揪斗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受到排斥甚至迫害。当时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定为敌对阶级，而将文革要打倒的“走资派”说成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主张“血统论”的“走资派”子弟迫害“出身不好”的同学，工农子弟在经济与社会地位方面同干部子弟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样，少数喜欢读书的中学生就试图对文革作另外的解读，基本思路是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将亿万普通老百姓卷入其中，原因在于它有现实的社会基础即“特权阶层”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样，文革就首先被看做是一场社会斗争而并非仅仅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路线斗争，所谓“走资派”也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特权阶层）。当时毛泽东及其思想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神圣的权威，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即使要从新角度探讨文革，也还不敢也不愿意违背毛泽东的有关理论和谈话，而是力图从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不过这条路很难走通。我的读书活动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开始的。

由于读书的目的明确，想要探讨文革的社会经济根源，所以当时对马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感兴趣。记得自1967年5月起，我陆续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此外还特别注意当时报纸上关于“苏修”在社会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报道，抄录了不少有关的材料，并乘下乡劳动之机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农村生产队工分和口粮分配方式等等。

1968年，部分在京中学生中形成了研读社科书籍的小气候，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探讨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沙龙和小群体，“二流社”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这个松散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北京一〇一中、三十五中、清华附中、八中、四中、师大女附中和北外附中的学生。“二流社”的聚会，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陶然亭、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3天，自带大米挂面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两成群，谈笑风生，非常愉快。“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下的时政，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二流社”还有过一个分工，让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不同的研究，但不久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能落实。

当时对我读书有过影响的还有四中的赵京兴。赵京兴在文革中不是活跃分子，但他读的书多，思考问题比较深入。他喜欢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推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写过一个“哲学手稿”，是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从培根到费尔巴哈，借给我们读，但我哲学修养太差，可以说看不懂。不过我从此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开始读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书，读杨献珍、关锋的哲学著作，读文革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并作了详细笔记，对西方当代哲学也开始有了一点了解。

读书的人聚多了，书的来源也就广了，大家广泛搜集书籍，互相交流，有些书珍稀难找，出现了手抄本。北京中学生中互相传阅的书有这样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而躲过1966年“破四旧”浩劫的私人藏书，那时我翻过的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就是一位同学家的藏书，一本考茨基的《历史唯物主义》第5册和另一本介绍美国实用主义的译著是我自己在文革前从旧书店买的；二是图书馆流失出来的图书，我们一派文艺宣传队的几个同学住在学校图书馆，通过他们就搞到了一些书；三是从干部家庭流传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即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外国社科类译著。

到了大学生开始分配工作离校时期，他们走前将许多书籍当废品卖掉，我们爱读书的中学生便抓住这个机会，到海淀区邻近各高校的废品收购站以0.26元一公斤的废纸价格去买书，我和一个朋友各出10元钱，合买了一麻袋书籍和“文革”资料。我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的专科、本科，1978年直接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早年所读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第4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麻袋里的书。还有一本插队后成为我们知青精神娱乐食粮的《外国民歌200首》，也是这次买的。

1968年夏天与“二流社”同学在北京十三陵，左3为作者。
（二）
1967～1968这一年多的读书，我感觉收获是很大的，归纳起来，是形成了几个对后来思想发展有长期影响的基本观点 。

其一，通过读一些革命史的书，如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坚信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仅仅是由少数人策动的政治动荡，文革也绝不仅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和路线斗争，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基础的。

其二，对于反复思考和讨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问题，有了一个自己当时觉得能够信服的答案。这同阅读南斯拉夫德热拉斯（今译吉拉斯）的著作《新阶级》有关。德热拉斯曾是南共联盟的领导人，他这本书著于1958年，文革前作为“灰皮书”有中译本。1968年前后，这本书在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当中流传甚广（据说20年后又一次在北京高校流传），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手抄的节录本，后来才看到铅印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认为苏联和“二战”后在一些国家出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风牛马不相及，只具有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而且这种社会主义同样是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的位置，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这种制度将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集权统治”的腐朽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被改变、被推翻。当时在北京中学生中间流传的与《新阶级》观点相通的书，还有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赫鲁晓夫主义》、《震撼世界的十天》、《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等有关国际共运的著作，流传也比较广泛。

其三，开始在政治信念和社会改革信念之间找到了一种联系的纽带。我在这方面，受到了“省无联”思潮的影响。“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组织当时被认为是“极左”组织，1968年时已被查禁，但它有一些文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如《我们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等。“省无联”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解放后由于三大差别的扩大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修正主义”化，是我国“官僚特权阶层”滋生的土壤。因此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实行社会改造，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彻底铲除这种社会基础，“官僚特权阶层”才能被消灭，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当时的我基本接受了这个思想。

（三）
插队后，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们带着两大箱书从北京来到晋东南沁县，还在继续通过各种渠道找书看。我的朋友丁东和杨志拴， 借参与县里组织知青“审书”之机，从县师范偷出了好几本被封借的书，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志同道合的山西知青，时兴村与村之间的串联，大家时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时我们还与内蒙古和东北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所有这些，都推动着读书活动的深入。那时白天出工，晚上趴在小油灯下读书，直到深夜。我的一组诗歌，写知青的集体生活，其中有首《夜读》：“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这是我们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没有丝毫的渲染夸张。



2005年带妻子邢红霞回插队的村庄看望老乡


（四）
在自学之路上搞社会调查的事情也值得一提。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注重社会调查，因为对青年毛泽东搞社会调查的模仿在当时蔚然成风，人大附中的“老红卫兵”徐浩渊据说曾化装成乞丐去搞农村调查。1967年的12月，我和几个本校的同学到当时属河北省的武清县和宝坻县过做为时一周的农村调查。那两个县有一批1964年插队的天津知青（著名的模范知青侯儁就在宝坻县），我们听说运动后期中学生还要插队，所以去找他们了解有关插队的情况，实际上更多接触到了当时当地农村各方面的情况。老知青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们作为单身劳力如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而农民凭借家庭的自然分工，仅一个壮劳力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养活一家人，我体察到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经济的生命力。有个村的老知青向我们谈到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复杂性，说解放前有个地主家好打牌而人手不够，“三缺一”，就长期雇佣一个二流子来凑手，解放后划成分，这个二流子理所当然被划为雇农。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农村的感性了解，冲击着学校政治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教条。1969年冬闲回北京，我和杨志拴从沁县经武乡、榆社、左权、和顺，步行去大寨参观，沿途还就精简机构和社队工业问题搞了社会调查。


（五）
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已经开始实行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制度，1971年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来山西沁县招生，我因家庭出身问题没能上成，此后就再也没动过被推荐上大学的心思。1972年，我到山西长治的一个炼铁厂当了工人。进了工厂，读书自学也从未间断。文革后恢复高考，1978年我这个初中生直接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我是以“同等学力”报考的。由于文革的耽误，当时考生在专业基础知识方面都比较欠缺，与现在考研学生的水平不可同日而语。我因为有自学的基础，考试中就显出了“优势”。整个考下来，我的各门成绩分数虽然不高，却名列前茅：政治79分，是这年山西大学文理各专业的第一名；专业课的初试总分、复试分数和面试成绩都是本专业考生中的第一名（我的“中国近代史”复试分数仅为59分，但第二名是43分，仍然是“遥遥领先”）。外语科的考试更是离奇，我初中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学的是西班牙语，报名时我就报考西班牙语。当时山大历史系虽然有两位老师懂西班牙语，但他们是搞拉美史而不是搞语言学的，不能命题。这样，山大方面就让我自己翻译几篇东西寄给他们，由历史系老师阅卷给出成绩，这对我当然很有利。不过，由于不少专业成绩好的考生外语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山大这年研究生的录取，所有考生的外语成绩都而没有计入总成绩。

这里还要说一下当时的“风气”。当时山西大学研究生录取全看初试、复试的分数，没有“拉关系走后门”这一说，不论是负责招生的老师还是考生，都没有人会想到“走关系”。我们这个专业录取了5名学生，全部没有任何背景或关系。有位考生实力很强，读本科时是一位招生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很愿意录取她，但只因差几分排不进录取名次，未能录取。她后来在音乐教育方面很有成就，成为著名教授、博导。

（六）
如今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已接近退休年龄，我这30年的职业生涯与所有高校教师一样，无非是上课、科研。不过由于我有自学的习惯，总觉得读书、思考问题是一种乐趣，而“搞科研”比较受罪，因此精力总是容易往“学”这一边偏。

1980年代中期，国内掀起“文化热”，各个出版社翻译出版介绍了大量西方哲学和社会人文科学著作，面对如此众多的好书，我陷入了饥渴与喜悦之中。这一时期，决定在高校发展的青年教师，都忙着“读博”和搞本专业领域的“科研”，而我则生活在“退隐”中，买书、读书。这段时间，我在西方和中国哲学、思想方面的知识有了明显的长进，思想理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90年代初，我读到方立天先生的《佛教哲学》，对佛教产生了兴趣。此后陆续读过几本佛教经论和有关书籍。这种学习介于学术与信仰之间，读的书很少，既谈不上研究，也不敢说有真正的体悟。但无论如何，我的自学因此而拓展出了一个重要领域。

近十几年，我集中精力于清代和民国县制县政方面的研究，完成了两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两部学术专著。但这种形式上的成就并非最重要，我最大的收获乃是对明清（甚至宋代）以来的地方官府与社会有了非常感性而深刻的了解。毛泽东说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在“政制”方面了解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了解现实。在对清代、民国县制县政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收集、研读了大量包括历史档案、地方志书、官方典制、私人文书在内的各种文献。这类资料读得多了，就好像身临其境地进入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就有了一种真切、生动的感觉。闭上眼睛，那个时代的官、吏、绅、士、民、匪等各类人物的言语做派、音容面目和活动场景，全都浮现在眼前。这些人群，有的可爱，有的可笑，有的可悲，有的可怜，有的可憎；这些场景，有的令人感动，有的令人心痛，有的令人毛骨悚然。我认为这是对历史的真了解。搞历史研究，如果仅仅靠支离破碎地引证资料而缺乏一种整体的、活生生的“感觉”，所得结论恐怕是靠不住的。

（七）
相对于进入学校接受师教，自学或有其局限性，但也有其优胜之处，这主要在于能激发学习的主动性。自学如独自发掘宝藏，自己发现，自己开掘，在发现中开掘，在开掘中进一步发现，欲罢不能而永无止境。许多人提起退休都会有失落感，我的感觉恰恰相反。我再有3年就退休，每念及此，总是很向往，很振奋，因为我将会有新的、兴趣盎然的学习生活。我已经大致有了一个新的学习计划和研究目标，这就是参加到探讨中国文化出路的课题中去。这一事业已经开创了100多年，与时俱进，它永远不能完成，研究过程却对人民、对民族、对世界都有着极大的意义。也算是一种使命感吧。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曹操《龟虽寿》诗则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感觉自己的心态与他们是相通的。

（撰写于2012年，以对话体形式收入邹兆辰编《师友治学闻见录》，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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