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师大附中生活点滴（1954-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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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泰| 师大附中生活点滴
　　1954年是教育大发展的一年，中小学都在踊跃招生。那年北京师大一附中的初一年级一下子招了10个班。如果按照一班45人计算就有450人了。这么多学生肯定超过了学校的容纳能力。50年代，北京师大附中正常招生额是每届4个班，3 个男生班（当时男女分班的），1个女生班。我们那届10个班都是男生班。到初二时，因为要求住宿的人多，附中的学生宿舍只有两处，容纳不下，才从10个班中抽出两个调到101中学（当时还称为二附中），剩下八个班，直到毕业。

校 园 剪 影

　　从师大附中毕业以后，我只回去过两三次，还是去附中本部。师大附中本部在和平门大街东面，校门朝西。进门就是篮球场和大操场，再里面就是几个小院。它除了图书馆楼外都是平房，容纳量是很有限的。我们这届学生在本部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原址上课。而老师大的校园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有回去了，记忆也已影影绰绰了。这里写到的校园只能说是一些片段的剪影。
　　那时北师大已经在北太平庄盖了新的校舍，大多科系早已搬走，只留下了音乐系、美术系高年级的学生在那里坚持到毕业。这些未来的艺术家们，生活随便，带有点浪漫气质，例如夏天里，男女同学穿着短裤背心、拖鞋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傍晚，成双成对的男女散步谈心，这些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
　　大批大学生已经迁走，偌大的校园空出了许多。靠北部的房子给了教育行政学院，这是培养教育系统干部的学校，当时它只是培训从各地来的中学校长和地方教育局的领导。
　　我们入学不久，社会上就开展了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肃反运动，教育行政学院搞得热火朝天，有时到他们所在的院子去玩，经常可以听到屋子里开会时的激烈质问声、叱责声、谩骂声和怯怯的乞求声。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只是让我们感到社会真复杂。
　　大学的校园自然比中学宽大好多，附中在大院的南部，包括运动场、两栋清末民初建的半西半中式教学楼，一座办公楼，紧靠南头的一个院子作学生宿舍（当时住校很容易，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同学住校，最初我没有住校，到初二才住校）。南院有正式的足球场、有四百米跑道的运动场，运动场的周围植有高大挺拔的杨树，南北院都有篮球场。运动场的西南角是大礼堂，学校开大会、演戏常常在这里进行。校园里还套着许多小院子，像迷宫，我们常常在院子里捉迷藏。院子里树木特别多，我有个不良的习惯，爱走路看书，当时北京只有100万人口，街上很空旷。在校园里走路看书比外面还危险，我几次碰到校园的树上，前额被碰破，从鼻梁骨往上常搽红汞水（当时叫“二百二”），为此，同学还给我起个绰号“串红”。校园的中心有座钟，这是一座人工敲打的钟，竖在花坛之中。上下课就靠它报时，后来才安了电铃。这座钟是1949年师范大学全体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
　　附中的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不要说在一般中学，就是与历史短的大学相比也占上风。图书馆在四楼、五楼。下面三层是高中教室，每层一个年级，每个年级四个班。也就是说书库至少有四间教室大，藏书至少在十万册以上。我在这个图书馆曾经借过解放前出版的书。如《宋词通论》《宋诗研究》等。
　　
　　1951年苏联教育专家在师大附中参加班会。
　　
　　学生在学校小工厂劳动
　　
化学实验室
　　
　　1950年代师生合影

师 门 记 盛

　　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在于有大师。中学也是这样，好的中学不一定有好的校舍，但一定要有德才兼备的好老师。北京师大附中就是如此。它不仅有众多好老师，而且有一些名师——名闻北京中教界的优秀教师。有的老师讲课之佳甚至带点传奇色彩。例如，时雁行先生是附中的著名语文教师，我只听过他的讲座，没有听过他的课，因为他教高中。传说他讲课能让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有个高中同学说：“听时先生讲完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和《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比听一场梅兰芳的戏都过瘾！”又如韩满庐先生是教数学的，是位年高德劭的老教师，听说“范氏大代数”是他翻译过来的。师大附中的体育教师都是正规体育系毕业的，是有学问的体育老师，不像有的中学体育教师用复员转业军人来凑合。听说张汝汉老师是清华体育系毕业的，是马约翰先生的高足、北京的“三铁冠军”（铁饼、铅球、标枪）。50年代，师大附中的排球常在北京市运动会上拿冠军，其因就在于有张老师的指导。1957年张先生被划为“右派”以后，附中的这个荣誉也就丧失了。
　　学生一般爱传老师的毛病和缺点，如果老师的优点长处能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那是因为这些优点长处给学生留的印象太深了，他们以有这样的老师而自豪。实际上我亲炙的优秀老师也很多。经过了四五十年的淘洗至今记忆犹新的是钱、王树声、朱正威老师。钱先生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她是我们这届的教导主任。因为我们在师大旧址上课，附中本部管理困难，有点鞭长莫及。于是在这边另设教导处，钱先生任主任。我们称她为钱主任。她可能是学化学的，1949年毕业师大。她虽然年龄不大，比我们这届学生也就大十多岁吧，可是她那慈爱的微笑好像母亲。管理四百多个半大小伙子，也不容易呢！男孩子爱闹事，有时甚至发生肢体冲突，在楼道里扭作一团。她还敢于给这些混小子去拉架，她那瘦弱单薄的身躯真是经不得他们的推来搡去的。上初二时，十个班分走两个班，我从六班调到一班。班上的同学欺生，常找我的麻烦，有一天实在忍受不了，就找到钱先生（其实这事本不归她管），她与我谈了一个下午，从上学的目的说起，一直说到不应以小是小非处世。这次谈话给我留的印象很深，钱老师有非凡的记忆力，直到七八年后，我在和平门大街遇到她，十米以外，她就高声叫：“王学泰。”上学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一米六高，此时我已是一米八的大人了，她还能认出我来，使我非常感动。那时已是“文革”前夕，她处境不好，调离了师大附中（仿佛是调到95中），鬓边已有了丝丝白发。
　　初中一年级时，王树声先生是我的班主任老师，他是教自然地理的。那时的王先生面白如玉，高而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银丝眼镜，是典型的现代白面书生。他讲课时姿态及声音都很优美，我觉得比现在一些电视播音员的声音还好听。他为人和蔼，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面带笑容，我不记得他生气时的面孔是什么样子的，也许我没有见过他生气，不过教初中男生班的老师没有生过气是不能想象的。王先生与同学之间是一种完全平等的关系（50年代初还是很重视师道尊严的），同学们聚在一起时，他也常常加入进来。有一次同学们在教室里围成一圈，王先生站在最外层向里面看，我从外面进来，也想向里面看看，就用不太干净的手扒着王先生的肩膀。王先生穿的是一件洗得非常干净的灰白色的中山装，他也不以为忤。
　　王先生是教地理的，但他非常喜欢古典诗词，上课时经常引用。大约是1956年春夏之交，我在东西河沿的劝业场大楼买了一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一天晚上我在老师娱乐的工会俱乐部的沙发上津津有味地读着，此时王先生进来了，我赶紧站了起来。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下，并拿过我手中的书。王老师一看书名，很兴奋，马上将李煜的许多名篇背了出来，如“春花秋月何时了”、“无言独上西楼”之类。他惊讶我喜欢诗词，说：“这是一个不错的爱好。每读一首诗都是一次享受。”后来我走上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研究道路，原因很多，周围老师同学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
　　大约1956年王先生就出了问题，先是不见他讲课了，后来就从校园里消失了。反右以前，群众对于在政治运动中的落马人物还不太敏感，几乎没有见面不理，或躲着走的现象。中学生更是无所谓。最初我们在校园碰见王先生还是打招呼，向他鞠躬（那时在校园中见到老师要鞠躬的），可是后来就有同学传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时我们受解放初反特文艺作品的影响，对“特务”都有个定型的认识，说王老师是“特务”，那是谁也不可能相信的。1957年王老师从校园消失以后，大家议论少了一些，但是还有议论。有的同学说，解放前，王老师喜欢读书，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与钱老师不一样，那时钱老师就是地下党。因此同学们认为这是清算他的不积极参加“学运”。1957年我读了宗璞的《红豆》，小说中有位热衷于学问、对学生运动没有兴趣的男大学生后来留学去了美国。我想，王老师如果去了美国也就没有事了吧？
　　离开师大附中后，脑中还常常萦回王老师的问题。小时住街坊、初中是一班、大学又同校的胡天培在60年代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去了北京红星农场。有一次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还记得王树声么”？“怎么不记得？咱们初一的班主任。”天培说：“他在‘红星’那里管制劳动。好多附中的老师都在那里被监督劳动，像张汝汉、朱正威等。我一见他们就很尴尬。”那时的学生是很尊敬老师的，当这种尊敬与现实政治状况发生冲突后，其心态可以想见。进入80年代拨乱反正之后，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王先生作为模范教师出现在荧屏上，真为他高兴。真是应了“金子早晚总会发光”这句话，不过他被埋没的太久了。
　　朱正威先生是教生物的。他是南方人，大约是江浙一带的。初在校园里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个小青年，好像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非常单薄，穿着一身当时只有南方乡镇青年才穿的毛蓝布的学生装。缝合之处都用白线砸的（北京话称用缝纫机缝制叫“砸”），还是双线，非常醒目。他穿着这身衣服、夹着讲义、腰板挺直地在学校里走就很引人注目，何况他头顶上留的还是“一边倒”的发式呢。据说他只是大专毕业，但他口才特好，讲课特别清晰，为全体同学所公认。另外一位北大毕业的生物老师，学问特好，可是讲课不怎么好，可他后来考上副博士研究生了。半年以后，朱正威先生也变了（那时参加工作三个月到半年就按照水平定级，定到哪级就拿哪级的工资），毛蓝装变成了笔挺的西装，这仍然是引人注目的。他也难逃1957年的浩劫，那个年代本来就是专打出头椽子的。
　　还有一位代课老师也是至今不忘的。那就是初二时代语文课的林培志先生。她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是冬天。上课前我们见一辆三轮车一直蹬到教研室才停下来，下来一位穿黑斗篷的老太太。没想到上课铃响了，进来上课的就是这位黑斗篷。她脱了斗篷，露出一头乌黑的秀发，盘成一个柿饼式的发髻，固定在脑后，她不是什么老太太，而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妇女，那种打扮、长相、风度宛如我们在画报中见到过的宋庆龄。她在黑板上大书了“林培志”三个字。后来知道她是冰心先生的学生，早在30年代就开始写作，有《娜拉的出路》等作品。
　　1957年建校55周年，在四五月份搞了一次庆祝仪式。师大副校长傅种孙先生给我们讲了话，他是著名的数学家，个子不高，西装革履，风度潇洒。他一开口就说，我是研究“数”的，对数字特别有兴趣。你们建校55周年，55恰好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总和。这一开篇马上使气氛活跃起来。真是一位和蔼的老人。几个月后，他被划成“右派”，当报纸上“愤怒”批判他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时，我怎么也无法把他与说过那样一席话的好老头联系起来……

同 窗 记 趣

　　回忆文章最有趣的是回忆往昔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当时的对头，在回忆中一切都化解了，惟有一些有趣的记忆被筛选了下来，平庸的和不愉快记忆大多被淘汰了。
　　首先是两位“大同学”。师大附中的初中班，往往有相应的高中班有组织能力的同学做中队辅导员。我们班有两位。一位姓富，这位有好古之癖，写得一笔漂亮的粉笔字，因此他最爱写通知，写完必再抬头大书四字：“仰各知照”。我们觉得很新奇，暗地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仰各知照。”可能他有些不合时宜，1957年他高三毕业，没有能考上大学。1957年的高考已经开始重视政治了。1959年，有一次我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看书，从五路公共汽车上下来，看见一位穿着毛布蓝大褂撩着前大襟的青年人正要上车，我一看原来是“富”。那时正在举国“跃进”，连老年人都没有穿大褂的了，青年人穿大褂确是个稀罕事。不知道是他没有认出我，还是不愿意理不同道之人，他匆匆地上了车，却给我留下一个永恒的回忆。
　　另外一位姓俞，近些年还有些往来。他是位老北京，爱北京的一切。他在我们班上带着比他小三四岁的顽童常常琢磨出一些新花样来玩。例如到玉渊潭野营和偷营、蘸糖葫芦、扎风筝、大年夜聚在一起包饺子，等等。快毕业时还想搞一个毕业纪念册，并从图书馆借出三四十年代的毕业纪念册作为参考。我看了那时学生留下的文字，水平的确比我们高。由于印刷困难，我们的纪念册没有编成。
　　很怪事，师大附中的学生都特别关心政治，这可能与学生的家庭出身有关系，学生出身干部家庭的比较多。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就是我们那届的，他的妈妈于立群先生还到学校开过家长会。实际上一个初中小青年，又能懂得多少政治？无非是一种情绪宣泄罢了。记得那时同学之间最爱谈的，是苏联侵占了中国多少领土。年青人是最容易接受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因为它简单粗陋，又适合青年人知识水准和那种需要极度张扬的心态。50年代的政策是“一边倒”的，对苏联只能赞美，决不能谈论其负面的东西。人性中大约就有触犯禁忌的冲动，禁忌越是严厉，冲破禁忌的冲动就越大。这就像小孩子穿上新鞋就要冒险去踩水坑一样。议论苏联是禁忌，那就说俄国帝国主义，因为讲历史时对帝俄也是批判的，这样一些青年人在这个夹缝中表达自己，当时的初中生与现代的“愤青”没有什么两样。

(照片选自《百年师大附中》)

　　
　　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三十辑，作者王学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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