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 宜宾保卫战：兼论“两个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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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内战”一隅——宜宾保卫战
兼论“两个文革”

郑义

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

时光荏苒，那场在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创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觉已过去整整三十年了。虽然对於文革尚未作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但似乎已有了某种现成的习惯性的定论。比如说文革是毛泽东的阴谋再加上人民愚昧的领袖崇拜等。这些当然是文革动因之一，但不是全部。每一个有千百万民众参与的重大历史运动，都有著极其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因素。若非中国社会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动乱因子，伟人的振臂一呼又能如何？最多也就是书生气十足的青年知识分子鼓噪一时，绝不会造成一场波及各个阶层的“全面内战”。

那麽，这个巨大的动乱因子是什麽呢？一曰共产党建政十七年来（1949-1966）对人民的剥削压迫；一曰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对民众施行的街头恐怖。这後一点，是民众狂热追随毛泽东的最切近的动因。

《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1966年10月）的发表，是文革初期的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这篇社论将前一时间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一般民众的迫害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以极其严重的口气，指出这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这条“资反路线”，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对於红卫兵，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对於正经深受着“红色恐怖”的人们，不啻是解放的福音！

被红卫兵暴行所压制的人们，抬不起头的人们，敢怒不敢言的人们迅速组织起来，在伟大领袖的旗帜下，向“资反路线”的执行者“红卫兵”发起猛烈攻势！新成立的组织也叫红卫兵，但却是第一批“老”红卫兵的死敌。这些平民组织一旦得到最高当局的支持，立即获得了反抗的合法性，勇气非凡（他们缺的就是这个），把先前的那个耀武扬威作恶多端的共产党卫军打得溃不成军！北京西郊，有一所著名的红色贵族子弟寄宿学校——八一学校。该校占地、设备、教职工人数皆与学生人数不成比例。高干子弟们在学校里完全过著特权生活。每周末，来接他们回家的小车停满了操场、校园。学生们找不到自家的车，学校广播站只有一张一张念条子∶×××，你家的车停在×处……窥一斑而知全豹，仅此一例，我们便可以推想到那特权化之程度了。（须知那不是满街小车的今天，而是三十年以前！）文革之初，八一学校自然成了老红卫兵的重要据点，後来又成了老红卫兵的核心“联动”的据点。本来平民对八一学校多有妒恨，但井水不犯河水，权贵与平民之间并无直接过节。红卫兵一出世，抄家打人，私设牢房，滥杀无辜，恨得百姓咬牙切齿。一批判“资反路线”，平民红卫兵腰一硬，立即和贵族红卫兵及其核心组织“联动”发生冲突。龟缩在八一学校的“联动”，仍然继续作恶，终於有一天触犯众怒，附近的学生与民众蜂拥而入，把这所干部子弟学校砸得稀烂！後来，在这里举办了一个“联动”展览。校舍及权贵子弟的生活自然成了展览的重要构成。老百姓越来越明晰∶他们是些什麽人？他们和我们是一种什麽关系？这样一个压迫人民，敌视人民的青年法西斯组织，本来是毛与中共的子弟兵，但现在显然与毛关於文革的战略构思大相迳庭：这次政治运动，毛泽东并不打算整平头百姓，他要收拾的，恰是老红卫兵的老子们。因为不是老百姓，而是这帮手中大权在握的实力派直接威胁著他的地位。在中共党内，毛已经成为少数派。他只有“直接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毛泽东），号召清算各级当权派。利益攸关，老兵也毫不含糊，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便委屈而痛心疾首地攻击执行毛泽东战略构思的中央文革和江青。当龙子龙孙们折腾得太过份时，只好宣布他们为“反动组织”，再闹，便抓几个关几天。老红卫兵之所以能以少胜多，对人民实行法西斯恐怖，完全是因为他们有毛泽东（及毛所代表，象徵的一切）为靠山。现在，毛泽东抛弃了他们，这可怜的孤儿便在上下夹击中顷刻夭折。而且，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夜之间，他们的血统竟由最最高贵而猛跌到最最低贱。一张著名的大字报明确地反映了他们这种失落感∶敬爱的周总理，昨日我们还是红五类，今天怎麽一下子成了黑帮子女，这是为什麽？——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同这帮趾高气扬的权贵子弟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於是，急於清除权力威胁的毛泽东（与急於在权力再分配中爬上去的林彪、中央文革）便同在“十七年黑线”统治下受尽压迫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成了强大的同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中，便把共产党的大小官员，上至国家主席、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各省封疆大吏，下至工厂车间党支书、农村大队支书斗垮。这是一个互相利用的同盟，或者说这是两股表面一致而深意各异的政治力量，或者形象地说，这是“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毛泽东的文革：主动自觉地利用群众运动来打乱共产党，以清除威胁他地位的高级同僚。他不怕天下大乱，他自信有控制大局的天才。“第二个文革”可称为人民的文革：被动地不自觉地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打倒直接压迫他们的贪官污吏，以争得起码的民主权利。这个强大的同盟维持了近两年，所向披靡。人民误解了毛泽东，把他视为自己“第二次解放”的救星。而毛泽东却没有误解人民，他知道人民想什麽，要什麽。他以反特权，争民主为诱饵，诱使人民去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现今学术界乃至於全社会，都仅仅承认毛泽东利用人民，而完全忽视了人民同时也利用了毛泽东。而这後一点，恰恰十分重要。所有在文革中遭到打击尔後又官复原职的掌权者都很乐意承认“第一个文革”。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以此来掩盖、否认文革的民主因素。在他们口中，所谓“彻底否定文革”的“彻底”二字，指向的多半正是在“第二个文革”中出现的民主因素。在中国人的思想中，“皇权天授”，“好皇帝，坏官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皇权观念十分深刻。他们对专制制度的否定，也往往只有通过对贪官污吏的激烈反抗而曲折地得以表达。任何一个激励起千百万民众英勇献身的群众运动，无论其正式表述的纲领、口号、旗帜为何，其中都必然存在着深刻的民众的利益与意志。重要的是必须在混乱不堪的政治大合唱中排除噪音，找到那坚定沉稳的人民意志的声部，解读出它的真实含义。这将使人民从自发走向自觉。当人民一旦从历史中看清了自己的意志与力量，吸取了教训，而奋起抗争之时，我们这个民族，或许还有希望。

血与火的权力之争

正因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为实现毛泽东所许诺的那个没有贪官污吏，特权阶级剥削压迫的新社会而战，人民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定勇敢。文化革命中，我曾以一个普通的“造反派”的身份介入了四川、贵州、广西的运动。在斗争最为惨烈的四川，我所亲睹的许多场面，令人终生难忘。但在讲述四川以前，我必须简略地交代一下文革的大形势，以助於对我所经历事件的理解。

在《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之後，“老红卫兵”及全国各地类似的官办“群众组织”迅速被後起的真正造反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打垮。虽然他们还坚持活动了几个月，但於大局已不起作用。一九六七年一月，以上海夺权为标志，文革进入了一个高潮。毛泽东与人民从各自的目的出发，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大夺权。此时，急於打倒昔日老战友的林彪提出要在军内搞大民主，以期乱中夺权。火，终於烧到老帅们头上来了。二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碰头会”上，老军头们大发雷霆，大拍桌子，开始对中央文革及其後台毛泽东进行反击。这是一场发生在共产党最高层的权力较量。对於第一个文革即毛泽东的文革来说，是主题，是一场真正的最高权力斗争，就第二个文革即人民的文革来说，这个所谓的“二月逆流”，确实是当头一棒。拍完桌子第二天，叶剑英就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下一封致四川民众的信件（後四川造反派称“2.17黑信”），要求包围住成都军区司令部大院静坐示威的各造反派组织立即撤离。成都军区迅即开始了在全川范围内的“二月镇反”。全副武装的车队往来飞驰，飞机在城市上空反覆俯冲，撒传单。（造反派核心川大8.26老巢四川大学校园内撒满传单，树上、房顶上、地面上一片白，如雪似霜。）到处在逮捕、关押、刑讯。全川被捕人数竟高达数万！可以说，在全国范围内，因老帅们拍了拍桌子，风起云涌的人民的文化大革命被镇压下去。

从二月十八日至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一伙与老帅一伙在北京整整斗法一月，最後以毛胜利告终。由於北京与外省的政治时差，四月、五月，造反派才开始翻身。军队只好放人，平反，认输。至此，老百姓已吃过两次苦头了∶一次是六六年夏被“老红卫兵”、“联动”、刘邓工作组等收拾了一遭；一次是六七年春被军队收拾了个够。两次都是毛主席重新解放了大家。两次血的教训，再加上十七年不堪回首的记忆，确实使人民认识到“毛主席的路线就是生命线”，“走资派”确实是人民的死敌。两落两起，刚刚从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该有怎样的献身精神呢！

被“二月镇反”赶回老家的北京红卫兵又陆续杀回四川。我回成都时，刚刚发生“川棉事件”和“一三二厂事件”。我未到现场，似乎有一件分配给我的类似看电话的任务。不断有人带来现场的消息。一三二厂（飞机制造厂）是一个保守派占领的据点。总是因为在“二月镇反”中干了些坏事，最近又与造反派发生了什麽冲突，成千上万有组织、无组织的群众开始冲击一三二厂。保守派向群众开枪，这是“二月镇反”後全国的第一声枪响。被死亡与鲜血激怒的造反派不顾死活往上冲。一阵射击，倒下一片，人们只好卧倒在地。枪声一停，便又爬起来，遥遥与楼对峙。只要有三五个勇敢分子举起红旗挺胸前进，就会有数十人跟上去；只要有数十人冲上去，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发一声喊，排山倒海地冲上去。又一阵齐射，又倒下一片，人们又被打得趴在地上。只要枪声一停，便又爬起来，在红旗的召唤下冲上前去。救护车穿梭往返，把死伤者运走。一身白的护士站在缓缓开行的救护车踏板上，双手举起一张纸∶“血！！！伤员急需鲜血！！！”车後是一群挽起胳膊的百姓……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硬是凭着血肉之躯攻占了最後一座大楼。楼前血迹斑斑，最厚处近寸许！这是造反派“二月镇反”之後站起来的第一战。死亡四十馀人，伤者数以百计。数十万追悼的人群挤满了成都市中心的广场及人民南路。数十辆载尸体与花圈的汽车如鲜花盛开的小岛漂浮在人海之上……

三赴危城宜宾

随後，宜宾发生激烈武斗。一天夜里，我正在市中心看大字报，一辆广播车开来∶“宜宾告急，宜宾告急！保守派已攻进城区！现在，造反派只剩下×座楼，情况万分火急！”宜宾！我马上跑回去告诉了几位同行的同学，连夜赶赴宜宾。好像是火车开到宜宾後无法下车（车站已被保守派占领）我们只好返回到离宜宾最近的城市自贡。到自贡後才打了个长话，向“首都红代会清华井冈山驻蓉联络站”报告了行踪。

当时自贡武装部因为支持造反派，是所谓“全国支左的一面红旗”。他们迅速调集了几辆大卡车，安排我们从公路走。车队一进入宜宾地界，就遇到了路障。皆桌椅木料堆成，一冲而过。後来又冲过两道石头、电杆构筑的路障，终於在下午到达宜宾城郊。显然前几处路障已电话报告了，最後这道路障是无法冲越的——公路上坐满了几百个农民！车一停，农民便把几辆车分别包围起来，进行搜查。与我们同行的是一个来自北京的医疗救护队。老太太们立即向年轻人靠过来，悄声问∶有“东西”没有？我替你藏起来，他们大概不会搜我们。我们立刻将红卫兵证、袖章、介绍信等能暴露“对立派”身分的东西（一同学还带了把匕首）交给老太太们。这些年过半百的医生护士们乘乱将“东西”塞进内衣。这个农民组织还算客气，他们只是搜武器，见尽是医疗器械和消毒包，很快就结束搜查。但他们既不放我们进宜宾，也不准我们原路返回。他们真诚而痛苦地向我们控诉刘结庭、张西挺（夫妇，原宜宾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政敌；支持造反派打倒李井泉，後为四川省革筹副主任）的罪行。最关键的一条∶“困难时期，刘、张把我们粮食都收走了，让我们每天只吃三两七钱五的口粮啊！”我们向他们解释，主要责任在四川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而刘张不过是地市委书记。——多年之後，我才明白，岂止是刘、张、李井泉？造成那场全国性大饥馑，饿死数千万人的真正罪魁祸首，是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那个只顾升官发财，不管百姓死活的共产党！当时，我把“三两七钱五”这个可怕的数字牢牢刻在了心头。

自贡武装部一军官赶到，同农民组织进行了反覆交涉，终於同意放我们返回。天色已晚，车队迅速掉头踏上归途。大约没跑几十公里，便遇到了一个路障。我坐的卡车是一辆大嘎斯，来回都是首车，开车的是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司机。路障是一根很粗的电杆，两头卡在垒起的石堆里，看起来十分坚固。老司机有点犹豫，卡车开始减速。忽听得後面几声急迫的喇叭，我们的车一打方向，让开道路。紧随我们的是一辆大吨位苏制卡车，年轻司机鸣笛超过我们向路障撞去。我们的车也加速紧跟上去——电杆断了，一头飞上天去……第二道路障紧接着出现∶一排装满砂石的汽油桶——第一辆车到油桶前一点煞车，拱开油桶……车队紧紧咬住，鱼贯而行，高速通过……这儿是一个山谷，公路自谷底通过。当我们冲开第一道路障时，早已埋伏在两侧山坡上的农民们便将滚木擂石雨点般打来。幸好农民军没有经验，石头太大，怕是百分之九十多都投不到车上，否则这几车人都得死完。雨点般的飞石砸得驾驶室和车厢板劈叭乱响，我赶紧抱住了脑袋蹲下。马上又意识到这动作太不光彩。怎麽能抱住脑袋呢？怕死？我悄悄抬起头，看是否有人注意到了我的胆怯，却顿时释然∶原来，全车的人都紧紧抱住了脑袋。……山上的农民们呐喊着冲下来，一边挥舞着梭标、大刀……我看见首车忽然减速——前方出现了第三道路障，刹那间，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毛主席！一张毛主席的画像屹立路中，上书“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画像两侧，是冲不动的石头垒起的堤坎。——我明白那年轻司机不知所措的心理了∶他纵然刀山火海敢闯，但毛主席画像不敢闯！对立的两派，那时都以毛主席像上出现的污损、弹孔来揪对方的“反革命”，就算本派的人发现谁不小心污损或开枪误中对方毛画像（那怕是老人家头边的空白）都要以“反革命”论处而不敢稍有包庇。减速中的首车迅速被山上冲下来的农民团团围住，几支亮闪闪的梭镖伸进驾驶室……我心里一紧∶完了，那司机……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一种责任感猛地从心底升起∶这四、五车人除了一个医疗队，都是些散兵游勇，只有我们几个同学是清华井冈山的！看着包围我们车队的气喘吁吁、凶神恶煞的“农民军”，我在心里急煎煎地寻找对策。然而，没有对策，没有对策……车上的血打断了思路——伤员！血！不少人被飞石击中，昏倒在车上……医疗队的老头儿、老太太们一见伤员，立即打开急救包开始包扎抢救。救死扶伤的天职使他们早已忘掉了身处险境。同时，我发现车外情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准备迎接一场血战的农民们，在毫无武装的车队面前竟然不知所措，傻了！……好了，办法有了！我招呼同学们跳下车去，气势汹汹地大叫∶“把你们头头找来！谁是你们头儿？过来看看，你们把我们人打死了！”手执梭镖大刀的农民们吓得直往回闪，好像我们要抓他们抵命。我们一边叫嚷，一边运动到第一辆车头。被几支梭镖逼往胸口的青年司机一不动，脸色煞白。紧握方向盘的手似乎被砸碎的挡风玻璃划破，有血。我们继续大声喝斥道∶“你们要干什麽？你们把我们人打死了！谁是头儿？”本来就不知该如何动作的梭镖收回了……

我们前前後後走了一通，叫了一通，自然无人敢承认自己是头儿。农民们尚未泯灭淳厚胆小之天性。形势奇怪地倒转∶不是我们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们了。我们更凶地吼起来，大有不找出为首者誓不罢休的意思。其实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尽快脱离险地，拖延下去不堪设想。——先前在宜宾城下掉转车头时，记不得是那自贡武装部的军人还是个别好心的农民悄悄告诉我们∶宜宾已开出两卡车全副武装的武斗队直奔我们而来了。追兵可是一帮见够了鲜血与死人的老手！见他们气焰已消，便以抢救重伤员为名，喝令让开道路，请走神象，逃之夭夭。临开车，还吓唬农民们一通∶“今天便宜你们了，明天再找你们算帐！”天已黑尽。车队急急如漏网之鱼全速前进。强劲的车风，逼得人透不过气。

下起小雨来。雨淋湿了我们单薄的衣衫。人们悲壮地唱起了歌儿。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唱“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唱“敬爱的毛主席”，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人们一首接一首地唱着，不知饥寒，不知疲眷。那些伤员们，头上包着染血的绷带，也激昂地唱着。最难忘的是一位年迈的老母亲，斑白的头发紧紧贴在头上，雨水顺发梢滴淌。早晨临开车前，老人家硬要随车去宜宾，大家劝说一路危险，但她执拗地硬往车上爬。後来听说，老人的儿子在宜宾负了重伤。现在，老人就立在我身边，牙齿已脱落的乾瘪的嘴无声地翕动着。我想她不一定会唱这些时新的歌。但她依然唱着，无声地唱着一种情感……

惨烈的宜宾保卫战

我们再一次乘火车赶赴宜宾。一支中立派军队负责将我们送进保守派的包围圈。深夜，几辆带篷布的军车从车站接上我们向城内驶去。路过保守派的据点时被扣留了。听说是周恩来给被围困的造反派派来的医疗队，他们诚恳地要求我们留下∶“我们也有好些伤员啊！你们留下来吧！”他们把刚刚出笼的热馒头送上车，但我们谁也没吃。我心里有些难过。人民之间为何会暴发如此惨烈的武斗？军队交涉之後。我们下车列队，在他们默默的注视下进入隔离地带。在宜宾造反派节节败退的紧迫时刻，北京调来一支中立部队（没介入当地运动，没有倾向性）在双方交战地区隔出一几十米的隔离地带，由部队设岗、巡逻，使双方脱离接触。我们急步穿越无人的隔离地带，脚下的瓦砾在深夜发出声响……一进入造反派的防区，军队完成任务，撤了。在泪花滚滚的夹道欢迎中，我们进入市中心。每一座楼房上都传来欢呼和口号，成百上千的人哽咽和我们握手问好……

数日之後，我才开始了解和习惯这座被围困城市的生活。外围的每一座重要的楼房都是一座堡垒。楼梯被堵死或乾脆用水泥打死了，人员上下，送给养都从窗户吊。每一座楼的保卫者已无後路，誓与阵地共存亡。整个城市都弥漫着这种誓同生死的壮烈气氛。正常的和平生活早已打乱，没有甚么人传授，宜宾自然而然地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家庭几乎消失了，人们根据性别、年龄分工∶青壮年上战场；老弱妇孺送饭、看护伤员；技术工人在工厂制造简单武器；学生救护、宣传……在“红旗”派（造反派）各个重要的机构里，在工厂、学校里，甚至在各重要路口上，都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碗筷。任何人端起碗都可以吃，甚至无须出示证件……每晚开军事会议，决定当晚的武斗队调动、布防（为使对方摸不清虚实，无法选择薄弱环节进攻）……

这期间，我接触了一些造反的工人、农民。他们一谈起来就是“困难时期”没吃的，饿死人；要不就是没人瞧得起，活得不像人。在武斗队中，一支名叫“抬工大队”的队伍战斗力最强。这些汉子都是码头装卸工。“解放”十七年了，他们的打扮与“旧社会”毫无二致∶全身精赤，胯下挂一尺见方遮羞布。他们就这样干活儿、上街、下酒馆……从青年学生的宣传中，他们知道了省城造反派办的省领导们的豪华腐败生活（与今日上层相比，简直小巫见大巫）的展览会，他们当然心怀愤懑，当然要造他们的反：“抬工也是人，抬工也要活出点人样儿！”

与抬工大队相仿，“红旗”派最有战斗力的几支武斗队都是由受苦最深，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房建工人、航运工人组成。这些几乎是文盲的汉子对毛泽东确是无限热爱，他们所理解的文革就是毛泽东又一次率领他们打倒压迫者，翻身求解放。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狭隘的从物质利益出发的“工团主义”思想，於是努力向他们宣传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历史，要帮助他们端正思想，提高觉悟∶我们造反，并非争取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要紧跟毛主席，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他们似懂非懂地瞪着眼听，很是认真。但让他们一讲，几句时髦套话之後，又绕回到“饿死人”活得不像人的“工团主义”上。——每当我忆及这段往事，便不觉浮出苦涩的微笑。我们自己在暴政下低眉顺眼，逆来顺受，活得没个人样儿，可还要去“教导”别人放弃物质利益，为那个骗人的理想而献身。他们活得不像人，但他们承认自己活得不像人，并起而为自身的解放而奋争！

我在宜宾期间，武斗的第二个高潮——冷兵器阶段——已然过去。我只能从遍地瓦砾及惨重的伤亡上想像战斗激烈之程度。我曾巡视过市中心一家医院∶伤员太多，大厅和走廊两侧全躺着伤员。见我的清华井冈山袖章，许多人支撑起来与我握手，蜡黄的脸上浮出亲热的微笑……病房里挤满重伤员，挤满尸体。有的房间停尸较少，死者不是头头就是死得壮烈的勇士。除了不太拥挤，他们的特殊待遇，就是房中间的磁盘里的那个特大号注射器∶福尔马林（防腐剂）奇缺，只能每天往他们肚子里打一针。而更多的房间里则是死人挤死人，死人摞死人，地上流漫着尸水。发了疯的苍蝇轰都轰不走，不顾死活地在伤口上产卵。被砍断的胳膊，被刺穿的肚子，被砸裂的头骨，白生生的肥胖的蛆蠕动着，不时滚下一团，滚下一团……那一年我二十岁，第一次见到这种人间惨状。

城里每座医院都堆满死尸！盛夏的四川！没有消毒剂、防腐剂！无风的日子，到处弥漫着甜丝丝的令人作呕的尸臭……

为了防止即将发生的瘟疫，“红旗”派向围城者发出呼吁：希望他们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让开一条通道，准许“红旗”派将尸体送出城外焚烧。在中立部队的斡旋下，呼吁得到响应。

送葬那天，全城笼罩悲壮肃穆气氛。每一棵行道树上都缠垂着白色纸带；每一个人胸前、梭镖上，步枪上都挂着小白花儿；平日又叫又唱热闹非凡的广播喇叭也缄口不言；连孩子们都知道∶今天要送保卫宜宾而牺牲的烈士们走最後一段路……来了！远处传来阵阵哀乐。人们从低矮的瓦房里，从设防坚守的大楼里走出来，静静聚在街边……在整个队伍最前列，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西洋乐队，杂色服装，杂色鼓号，低沉地吹奏着《国际歌》。其後是一个旗阵，数十面挂着黑纱的红旗在夏日郁闷的晨风中轻轻拂动。卡车、卡车、卡车，一辆接一辆，望不到头，望不到头……第一辆车上，停放著名牺牲者们的遗体。开始腐烂的尸体一律以布缠裹。普通造反派的尸体，如医院里那般拥挤地成排躺在车厢板上。这一具具整齐摆列、一动不动的白色人形，使人触发一种惊心动魄的历史感。那一瞬间，我的心变得冷硬如铁∶也许，历史就将这样走向明天！……每一辆卡车驾驶室两侧的踏板上，各站一名护灵战士，或持枪，或持梭镖，或身背大刀，武器上也缀着一朵小白花儿。街两边的人们默默垂泪。有人轻轻啜泣，但无人失声痛哭。除了远去的《国际歌》声时明时暗，整个世界变得很是宁静……

那些尸体送到金沙江边火化了。我想那场面一定很壮观∶巨大的火焰冲天而起，浩荡的江风旋转着那火那滚滚浓烟，把死难者的骨灰洒向他们武装割据的自由的河流和土地……

反抗者的悲惨结局

十多年後，旧地重游，我又来到宜宾。文革的痕迹荡然无存。美丽的翠屏山，原先宏伟的“烈士陵园”已被拆除。一伙青年男女在林间游玩、野餐，弹着吉他，唱年轻的歌儿。我们友好地互致问候。然後我问他们知道这些坟墓吗？不知道。知道文革发生的一些事儿吗？不知道。一切都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掩埋了。在金沙江与岷江交汇处，我久久徘徊。岷江自西北清清而来，金沙江从西南浊浊而至。一清一浊，泾渭分明。清流在江左，浊浪於江右。我跳上船，循这奇观而去。十馀里之外，清浊终於渐渐不分明了，混杂了，说不清了……我很怅然，想∶也许这就是历史？久了，远了，便流成浑沌一片。

数日後，我乘船顺流而下。宜宾近邻泸州，大战在宜宾之後，因而规模更大，从原始的围城发展成运动战，双方兵力可达一个整师。仅各类船只便击沉二百馀艘。到重庆，我去沙坪公园的“烈士陵园”凭吊那已逝的如火如荼的反抗暴政的日子。数十座巨大的水泥墓碑巍然屹立。每一座墓碑都默默诉说着一次战斗，一个故事。简短的碑文後，记载着在那个感人故事里死难者的名字，十数个，数十个……我忆起我刚刚写完的电影剧本《枫》∶父亲带着七、八岁的小女儿来到昔日造反者的墓前，献上一丛火红的枫叶。孩子∶“他们是英雄吗？”父亲∶“不是。”“他们是烈士吗？”“也不是。”“那他们是什麽呢？”父亲默然了。良久，答道∶“他们是历史。”……这不失为一个机智的回答。这机智正在於回避了判断。由於政治的原因，我们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未加深究。我们对文革中英勇献身者极其苛刻。不错，他们他们尚未清晰地认清毛泽东的阴险，不错，他们不幸中了毛泽东的计谋而混战一场，但是，在反抗共产暴政的斗争中，他们曾英勇地站在最前列！三十年过去，我们今天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晰∶如果不是他们的舍生忘死使统治者意识到人民的力量与历史的必然，如果不是他们失败者的鲜血使我们痛悔“奉旨造反”，就不会有对共产极权主义的批判，就不会有孕育着民主因素的“改革开放”，甚至就不会有成熟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

尾声是悲惨的。

众所周知，毛泽东设计的文革是几个月。——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先把民众煽动起来，打乱执政党及政府的各级组织，把妨碍他大权独揽的党政要员搞得声名狼藉。然後通过夺权，打垮政敌，宣布文革“伟大胜利”。至於失去了利用价值的造反派，则解甲归田。该做工的做工，该念书的念书，该种地的种地。一切都将恢复一党专制的老秩序。

运动前期的情况基本没失控∶六六年七、八月大乱，十月引上了正轨（斗政敌），六七年一月开始夺权。如没有军队上层的反抗，六七年春全国权力转移当顺利实现。但“二月逆流”只能算个小乱子，大局还在他控制之中。不料这小乱子酿成了个大乱子∶“二月逆流”之後从血泊中爬起来的造反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追杀过去，待老人家弄清局势时，各省造反派已发展壮大为势力强大的实力集团！你要尽快成立革委会，结束运动吗？他们偏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对你钦定的名单百般挑剔，这一派反对张三，那一派反对李四。你想把运动局限在为你权力斗争所用的“路线斗争”上吗？他们偏偏提出了系统的反特权，争民主运动之理论、纲领，居然提出“党群矛盾是文革的主要矛盾”。（清华井冈山、1967）甚至要和共产党实行“权力再分配”。（湖南“省无联”、1968）你想像运动初期那样“一句顶一万句”，下道圣旨压服吗？他们竟然胆敢组织上万人徒步数千里进京找你“请愿”。队伍绵延百里，上百辆汽车往返指挥调度、运输给养——俨然是武装游行示威！（红卫兵成都部队、1968）你想限制他们扩大实力吗？他们乾脆抢，抢国际货运列车。（广西，1967）、抢军火库、抢国库、甚至还抢你的解放军（但不抢老百姓）；不光抢，还和军队真刀真枪地硬干。

——在各省造反派组织纷纷壮大、独立的狂潮面前，毛泽东开始失去运动的控制权。至此——1967年下半年——第二个文革（人民的文革）终於成熟到可以向第一个文革（毛泽东的文革）挑战之程度。如果假以时日，等人民充分成熟起来，那麽，一场危及中共统治的的民主运动就极有可能席卷全国。不能再延误了，毛泽东严厉警告∶“现在是该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当年曾大惑不解∶错误是轮着犯的吗？——是的，毛泽东要轮着使用一股力量去打击另一股力量。在他的日程表中，轮到该谁挨打，就该谁犯错误了。）——没人听！——在造反派乘胜追击的喧嚣中，这声音太微弱了。於是毛泽东毫不迟疑大下杀手∶宣布全国军管，收缴武器，解散一切群众组织，将全国几乎所有造反派组织头头（特别是工人领袖）逮捕、判刑、枪决。一场正在脱出“奉旨造反”而走向成熟的带有民主民主色彩的群众运动，终於被毛泽东扼死在幼年。

我很难赞同那种仅以上层权力斗争来解释文革的观点。因为这可能使我们丢弃文革最宝贵的遗产。不承认并存着两个相互交叉相互利用的文革，不研究反特权争民主的人民的文革，许许多多难解的历史之谜便永远是历史之谜。

我强调了文革中的民主因素，因为这一直是统治者讳莫如深，人民不曾自觉而理论界忽视的。但究其根本，我反对这种囿於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枪干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崇拜。且不必追述中国历史上起伏不断的农民起义，仅当代历史上，绵延二十馀年内战和十年文革动乱，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忍受的苦难。因此，我特别推崇“八九民运”中青年学生及北京人民的高度理性精神。他们追求的不是“打倒”、“推翻”而是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他们坚持的不是“打、砸、抢、抄、抓”，而是和平与理性。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极其深刻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度，用暴力在一夜之间创建民主与法治的设想只能是新鞋老路的政治乌托邦。即使在六、四屠杀之後，我仍然坚持这一信念。八九民运被镇压了，但人民的民主意识却迅速走向成熟。一切对国家人民怀有爱心与责任感的人们，都应当摒弃暴力，走向对话与和平。因为我们在暴力的血泊之中已沉沦得太久太久，因为历史已证明，暴力给中国带来的，只有封号各异的皇帝与花样翻新的独裁，而鲜有真正的社会进步。

大约写于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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