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伟书评：李逊《革命造反年代 -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yangharrylg

chr102-B4.MengQW.pdf (371.09 KB, 下载次数: 7)

2017-5-5 15:31 上传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reading

从政治身份评定权的转换看文化大革命
——兼评李逊《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

韩国《中国史研究第2012辑（2016.6）》

孟强伟（中国清华大学）

距离文革的发动已经过去50年，关于毛泽东为何要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众说纷纭，有诸多解读。李逊女士的《革命造反年代：上海文革运动史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下简称《革》书），从政治身份评定权转移的角度详细梳理了上海文革运动的全过程，给我们理解文革的动因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一·审视文革进程的新视角

《革》书把1949年后各种等级身份分为体制和政治两大类，并且给出定义：“以户口、编制和工作单位所有制为归属的等级身份，即体制身份；以阶级斗争理论划分出的本人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政治表现为标准的等级身份，即政治身份。前者更多体现着经济利盆的分配，后者更多体现着政治权利的分配。此起财富的不平等，这是两个更宿命和无奈的不平等”（《革》书第3页）。体制身份分别与户口、编制和所有制相关，而政治身份则包括阶级成分（含家庭出身）、政治面目以及1949年以后历次运动创造的诸多名目如“四类分子”、“黑五类”、“黑六类”等等，革命对象随着革命的胜利反而愈来愈多（《革》书第10页）。
那么，政治身份和体制身份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本来前者属于政治范畴，后者原则上属于分配领域的经济范畴。但是，由于1949年以后所有的资源都掌握在执政党于里，各种资源的分配越来越向政治身份里的“政治名分”倾斜。本该是天然权利的“分”，越来越从属和依赖于政治的“名”（《革》书第13页）。而对于政治名分的争取，实际多是出于对白身经济利盆的切实考量，也就足希望可以故变自己的体制身份。
这种体制身份的改变，包括从农民变为市民、临时工变为正式工、集体所有制工人变成国营企业工人、普通工人变成干部等。而在整个国家秩序运转出现混乱的时期，这种转变远不像文革前那样能够快速兑现到位，不少被提拔成领导的造反派无法获得干部编制，很多被打倒的老干部工资也没有降级，这在文革中政治身份与体制身份转换的进程中并不罕见。所以，虽然作者说文革是l949年后“唯一的次自下而上，由底层群众给各级干部进行政治分层的运动”《革》书第21页），这样的论断所言非虚，但是由于体制身份的改变与政治身份的升降并不同步，因而这种群众参与的政治身份重评所带来的利益变动是有限的。
《革》书地全面地书写了上海文革运动的历史，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秘密炮制批判吴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斗鬼风”、“红八月”，从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联到造反派红卫兵、工人组织的成立，从安亭事件到赤卫队“保皇”，从康平路事件到接管《文汇报》，从反对“经济主义”风潮到“一月革命”，从第一次炮打张春桥到砸“联司”，从“大联合”到上山下乡以及几乎同时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作者详细分析了每一个时期政治身份评定权在旧的当权派和新的崛起者以及崛起者中不同派别之间变动消长的过程，给读者呈现出一幅宏大而不失细致的运动画卷。
这一思路对于理解文革的动因及在全国的进程，不无启发。

二·试析文革的权力动因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权力需要和政治身份评定权的不断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
单就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权力斗争需要而言，他不仅是要打倒刘邓等高层，而且要整肃刘所能召唤的地力各级领领导干部。不止如此，毛还要同时敲打“大跃进”后在刘主导的政策调整中受益的普通群众。因为如果毛只整以刘为代表的从上到下的当权派，完全可以以依循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搞的“肃反”模式进行清洗；如果他只敲打打普通群众，也完拿可以按照“反右”运动的模式，再来一次“引蛇出洞”（秦晖：“对文革的四种判断”，爱思想网：bhttp://www.asixing.com/dt/80779.html）.而文革的发展与上述两种运动模式都不同：除了极少数文革新贵，几乎所有人都挨过整，无非是前面整人的后来挨了整，前而被整的又去整人而已。
毛泽东的两类“敌人”，是随着他在“大跃进”以后的错误不断加深而逐渐聚拢在一起的。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毛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威胁一刘及其代表的广大干部聚在一起的重要节点。钱庠理的《历史编剧—从挽救危机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下简称《编剧》）对此会作了考辩。刘少奇主张大会报告要把“缺点讲透”，而在大会开幕前毛似乎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报告，对报告的写法和内容更是毫无知悉（《变局》第72页）。那么，毛此时的想法如何？在七千人大会之前——1961年八九月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时毛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所以，毫不意外，毛看到这个报告后“一夜末眠”，先是主张把做报告的时间推迟三天，以便“细想”一下，后则主张把报告草稿发给与会人员，以便充分讨论，待他们提出修改后政治局再行讨论（《变局》第72-73页）。随后，有人对这个报告提出了意见，认为报告有点泄气，“越看越没劲”，不过更多的人却对报告产生了共鸣，甚至认为报告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分析得还不透彻，不深刻，提出了，更加尖锐的意见（《变局》第75·100-100页）。这让毛大为震惊：没想到从省到县的多数地方干部一旦有了说点真话的机会，竟然是和刘一起把炮或隐或现地对准自己对对形势的乐观判断。迫于形势，毛不得不存大会上作出三言两语的检讨（《变局》第130页）。
再就是作为文革预演的“四清”运动。可以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后期中的所作所为，此毛泽东的要求更“左”。刘少奇对农村形势的估计，对基层干部的处置，都是在落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可是，毛对刘积怨已深，在“四清”的具体措施上对刘不依不饶，甚至公开说动一个小指头就能把刘打倒。原因可能恰恰在于刘能把毛的部署落实得那么快、那么到位，其个人威望和动员能力已经让他深为忌惮。刘少奇一声令下就能调动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高华：“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围社会的政治分层”，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364-9.html）。而自己从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就三令五申要求抓“阶级斗争”却一直“冷冷消清”，这中间的对比不能不给毛以震动。
毛泽东不放心的另一类人一普通群众（首要的是农民）。允当了七千人大会“影舞者”的角色。还足在情况十分困难的1961年11月，中央就提出了减少粮食进口要进一步加大粮食上调力度。但是，中央的强硬态度一直不能很好地贳彻下去（《变局》第52-53页）。这不是地方领导故意要与毛作对，而是广大农民对此有强烈抵触。毛对此不会毫无察觉。实际上，在七千人大会前中央即决定取消公共食堂，并发出通知讨论甚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问题（《变局》第62-63页）。更早的时候，中央还先后发出纠正“共产风”和限制公社规模的指示（《变局》61-62页）。然而，毛对农民的退让仅此止步，到匕千人大会前，他认为形势已经触底反弹了。他不顾讨论报告草稿时不少干部提出工业的分散主义只能维持现状、农村不是分散反而是太集中的意见（《变局》第78页），坚持反对分散主义。而在已经饿死了人量人口的农村，农民通过生死教训深刻体会到“三自一包”比红旗好。这种认识甚至怨气可能不反映到各级千部那里。更有甚者，至少饿死100万人的“信阳事件”发生以后，上而处理了地县公社的一些干部，这对地方要员又是个触动。
所以，在七千人人会上，如果不是基层群众的强大的抗拒心理，那些地方负责人敢于“畅所欲言”吗？这种失去控制和“引导”的“畅所欲言”对最高权威构成了挑战，从农民自下而上传导来的压力，最终汇聚到了毛那里。
因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维权”动机在于，既要打击以刘邓（主要是刘）为代表的“走资派”，也要修理一番不听话的群众。但他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同时“解决”这两类“敌人”。如果既想确保这两类人都不“漏网”，又要保证自己的控制权，就只能在某一时期利用一方打击另一方，在另一时期则反过来。
不过，毛对两类“敌人”是有所区分的。无论是在文革前还是文革初期，从他批评的指向来看，他主要是依靠群众斗官僚，只是到1968年夏以后，才完仝反过来了。不过毛最想彻底整倒的“敌人”——以刘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不是在文革后，而是在文革中后期就重回政治舞台了；而毛最为倚重的群众打手，也不是在文革后，而是在1968年前后就丌始失势，“运去英雄不自由”了。文革中千部的较早复出和造反派的较早遭难，大概也是体制作用的必然结局，非人力所能强为。

三·全国政治身份评定权的变动过程

要依靠一类人打击另一类，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下放政治身份的评定权，也就是要打破“十七年”体制的政治身份评定模式，调整参与“革命”的权利和控制运动的权力。《革》书梳理的上海文革运动中政治身份评定权的转移、换位到复位的过程，也是群众“自主性”荫发、形成到最后丧失的过程。站在全国的视角审视文革中群众运动的过程，大体也可以看出这个脉络。
文革前握有政治身份评定权的以刘邓为代表的当权派，是一步一步落入毛泽东“引蛇出洞”之彀的。运动之初，刘邓向毛请请示派工作组的事宜，毛不置可否，刘邓只好按照过去惯例派出工作组。各地紧跟刘邓主持工作的中央，地方和高校，条件反射式地把文革作为一场新的“反右”运动来看待，这时，地方和大学领导紧跟刘邓方向，牢牢控制政治身份的评定权：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只有各级党组织说了算。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央出现两个声音，造反派最初的力量，不少是通过解读文革最新精即毛泽东的最新想法，并考虑自身的现实处境才开始造反行动的，这是他们在两个声音之间作出的抉择。地方领导人或多或少也觉察到了中央两个声音的不同，而他们对此的选择，是按照文革前的政治纪律，即宁愿犯政治错误，也不愿犯组织错误的原则来把握的（《革》书第256-257页）。这一原则随着运动的深入愈加显得矛盾，在应对造反派的挑战上面临危机。结果，地方领导人手中的政治身份评定权逐渐松动，造反派逐步获得有限的政治身份评定权。但直到1967年“一月节命”前，造反派并未能夺走“走资派”对政治身份评定的控制权，顶多是在后者的不断退守中，双方实现了动态的分割。1966年底陶铸的倒台，是在刘邓“靠边站”后又一个重大事件，文革前当权派再失一城。随着“一月革命”后夺权之风刮遍全国，中央再次只剩一个声音——毛及其御用秘书班子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到这个时候彳可以说，各地成功夺权的造反派取代“止资派”掌握了政治身份的评定杈。但必须指出，这种“掌握”依然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剩下的一个声音（来自毛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控制的。
但是，“革命”形势依旧风云突变，因为在毛看来，犯错误也分初一十五，一类“敌人”被打倒，另一类“敌人”也要从批斗者变成被批者了。
“二月镇反”时军队残酷镇压造反势力，几个月后武汉“七二O”事件突然爆发，仓皇赴沪的毛惊魂未定，默许了对军队的冲击，造反派义继续得势了一段时间。1967年夏季是造反派最为兴盛的时期，此后他们就迅速从极盛走向衰败了。到同年8月，毛泽东写下“还我长城”（不许再冲击军认）、“揪军内一小撮”被紧急叫停、王力关锋被查，军力再次稳住权力。此后，1968年5月丌始“清理阶级队伍”，随后又发动“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逐步被清除出新的权力核心——革委会之外，许多人并且遭到逮捕、关押（《革》书1216-1218页）。政治身份评定权完拿被军方控制的革委会掌握。
这一过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是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对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的召见。此后，各种宣传队进驻各地各单位，凌驾于革委会之上，对于政治身份的评定权彻底由“革命群众”回到了以毛林为代麦的官方。
上述三场运动实际上是将仅仅作为“革命”门面的造反派也清洗了。“九一三”事件后，由于林彪等人的牵迮，军方人物遭到清算，不少军队领导逐步退出了地力权力核心，文革前被打倒的老年部开始掌握实权。迟至1972年邓小平复出，老干部在地方的权力进一步巩固。到这一时期，政治身份评定权已经基本上回归到文革前的当权派手中，真可谓是“河归旧道‘十匕年’”（清华大学“四一四派”理论家周泉缨语）。毛泽东此时依然不愿承认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上俱已失败，但却不可能看不到文革前秩序的逐步恢复已是大势所趋。1975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老干部和已经失势的造反派对政治身份评定权的再次争夺。但这只是群众运动最后的一点余波，已经不能撼动既存的权力格局，到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不少在“批邓”后略受冲击的老年部对广大群众声讨文革派的江青等人甚至毛，抱持一种乐见的态度。政治身份评定权，已经不再是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干部和群众的共同目标一结束文革超越了他们此前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毛的两类“敌人”实际上在合作要求终结整人游戏。在毛泽东死后，之所以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既得利盆者联合老丁部击垮文革派，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在上海，在王张江姚被逮捕、上海市的领导也在北京被控制以后，留守上海的原造反派（早已是体制化的当权派）没能成功组织一场针对中央的武装反抗（《革》书第1596-1597页），这里而固然有地力民兵力量不足等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心思安，大多数人不愿再卷入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

四·如何评定文革中政治身份评定权的变动？

《革》书明确指出，“中共自1949年执政以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自上而下地评定谁是依靠对象，谁是又一轮打击对象，只有文革是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划分”（《革》书笫257页）。在分析上海文革的历次事件时，作者也较多强调群众主动地与官力互动，给人一种群众对取得政治身份评定权具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印象。应当说，相比于此自前的历次运动，文革中的群众的确多了一些自主。但必须同时指山，毛泽东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基本是能够做到收放自如的。所有政治身份的评定权，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是毛的权威，毛的话和指示具有最高的裁决效力。比如，虽然没能由“天下人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如果毛想让某个地区的某些派系、某个事件造成的“乱”停下来，基本都是能够做到的。即使是在1967年初开始夺权，全国武斗成风、派系纠纷迭起的时候，毛也远非无力控制局向，恰恰相反，这是他“乱他几个月”设想的一部分。因而，即使在最乱的时期，毛及文革新贵，也是直接掌握了政治身份的最终评定权的，各地各级造反势力无论多么“自主”都不可能越过毛，遑论其他相对较为安定的时期。
如果说文革前的多数政治运动是不反贪官，更不反皇帝，而是官员挑动群众互相造反的话，那么文革就是只反贫官，不反皇帝，皇帝支持群众反贪官，反贪官是为了保皇帝。所有的乱虽是从毛而来，却又是只有毛才能也能够控制的。《革》书提到的毛对运动的失控（《革》书第742页），似乎并不存在。
还必须看到的是，群众造反以求提升政治身份，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文革前对政治身份进行评定的标准。运动初期红卫兵方兴未艾，无论是最早的老红卫兵还是后来的造反派，都强调出身，只不过前者此后者更加走到了一个极端而已。上海工人造反组织的领袖也无不遵从这一标准，如工总的工洪文、潘困平、陈阿火，二兵团的耿金章等人。
而且，虽然全国都在高喊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但真正在思考如何建设新世界的人只是少数先知先觉者，因此也成了造反派中的“异类”，如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湖南“省无联”，武汉的“北决扬”，上海的“一切为了九大”等，绝大多数获得了政治身份评定权的造反群众，在诸如如何确立新的政治身份秩序乃至政治身份到底还需不需要之类的问题上，并没给出任何有益的回答。他们对这种权力的使用是萧规曹随的，和文革前“十七年”没什么两样。权力的操盘手虽有变化，使用权力的规则却没有多少改变。当了权的造反派也没能改变包括政治身份评定规则在内的政治运行秩序，最终他们自身也被这种秩序吞没，这是文革实践所具有的悲剧性和欺骗性的一面。
这场政治评定权变动的游戏，从对新的政治秩序的探索意义上看，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没有多少新意。但它反映出的中国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的痼疾和权力本身缺乏监督制约的“习性”，对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至少从反面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教训。新的时代条件下，已经不再公开明确地划分政治身份，但官方半官方甚至每个普通人身上的“政治身份”魔怔，总还在或轻或重地出现。如何彻底走出带有强制性、歧视性、压迫性的政治身份制度，文革是重要的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