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山归来（赖小瑜） ：《国务院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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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只要翻开父亲的影集和笔记就会知道，解放前后的那几年，父亲作为西北机要的最高负责人他的工作有多繁忙。1949 年 8 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为解决西藏问题做准备。1949 年 12 月 3 日，延安机要训练大队培训的最后一批学员毕业。1949 年 12 月 23 日，宁夏省委成立，西北局机要处选调 27 名机要员去宁夏。1950 年 1 月 19 日，西安市十万余人举行集会，庆祝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机要训练大队成立，计划招收第一批学员。1950 年 3 月 24 日，机要处为力毅带队的 17 名南下机要员送行。1950 年 6 月 3 日，机要处欢送杨、何、马、艾等同志出征……当时，西北局还承担了一项鲜为人知的绝密工作，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1950 年 10 月 1 日，父亲参加完西安国庆大阅兵，第二天，彭德怀即被中央派飞机接到北京。彭德怀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又急令父亲立即赶到北京报到。父亲刚到北京，彭德怀即令他向罗瑞卿报到，准备去朝鲜参战，这时，父亲才知道中央出兵朝鲜的决定。父亲报到后，罗瑞卿说，去朝鲜不必配备这么高级别的机要负责人，你就负责点兵吧。不久，父亲点兵的机要员报到，父亲看见他们换上了新军装，这才结束了他当前的工作。11 天之
后，彭德怀即率军入朝，可见当时中央决定彭德怀率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工作是何等紧迫。
志愿军准备出征朝鲜的时候，母亲已经怀了我们，我的“胎教”，是听着滴滴答答的电报声开始的：“2053我0226们2508是0364共3934产0031主5030义2234接3803班0086人。”瞧瞧！我还没出生就受到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熏陶。
这期间，他还急急忙忙回了一趟老家江西洋地村，他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还是第一次回乡。据说彭德怀早就批准了他回乡探亲的请求，不是因为太忙他早就走了。父亲在他的回乡笔记里说，没有苏区人民就没有他，没有当然就没有我，这可耽误不得。
冥冥中，我不知道父亲怎么那么忙，就迫不及地跑出娘胎想看个究竟。
1951 年 5 月，未足月，我和二姐小玲出生，是龙凤胎。母
亲说，两个孩子加起来还不足六斤，在暖箱里放了两个月，一出暖箱就被送到了奶妈家。以后，父亲为了工作照旧忙得不可开交。
唉！父亲真是的，我急急忙忙来到人世，还没来得及致以崇高的革命的敬礼，我们就和战争中出生的其他孩子一样，由另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母亲代替了。
母亲说，我奶妈说她有奶水，才把我留在了她家，其实，她骗了母亲，奶妈根本就没有奶水。当时，我们国家实行供给制，国家按一个孩子一袋白面发给抚养费，为了让奶妈照顾好孩子，父母省吃俭用，把节省下的津贴大部分贴补给了奶妈家。
奶妈家挨近城根，靠着城门洞，住在一处土坯墙瓦顶子的房子里，门口有七层台阶，房檐不高。她“呼嗒呼嗒”地拉风箱给我做面糊糊，那声音是一种诱惑，一听见这样的声音我就吧嗒起小嘴，“啊，啊……”地叫唤个不停。
奶妈一直用面糊糊喂养我，她喜欢抱着我蹲在房檐下给我喂饭。下雨的时候，雨水滴进我的腕里，听到“叮咚！”一声，我就咿咿呀呀地笑起来。这时，奶妈就会把滴进碗里的雨水用筷子搅一搅，把已经掺和了雨水的面糊糊，继续喂给我吃，而我仰起头，眼睛盯着房檐将要掉下又还没落下来的一串水滴，希望水滴再滴进碗里。奶妈喂我面糊糊的时候，奶达还常常用筷子头蘸点辣子面往我嘴里放，辣得我直咧嘴，害得我总是害眼病。母亲发
现后发了火。
虽然母亲没能亲自抚养我们，但从父母留下的照片看，他们非常喜欢我们一对孪生姐弟。我们满周岁的时候，父亲特意按照民间的习俗让我们“抓周”，抓周是小孩儿满周岁时，举行的一种预测前途和性情的仪式。双双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夫妇也讲究这个？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的惊讶是几十年以后才理解的。
那天，我手腕上戴了两串儿手珠，小玲手里攥了一支钢笔。
我伸手去抢，就在这瞬间摄影师按下了快门。这张照片一直保留到现在。从照片上看，我的确伸着手，可是，我不一定要抢小玲手里的钢笔，我是男子汉，怎么可能抢小丫头的东西嘛。
当时的情况肯定是这样，我大手一挥，一副绅士的样子，示意小玲，把钢笔拿去吧，好好学习，做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哈！瞧我够大度吧，有点革命者的风范。钢笔预示着学识，寄托了父母的希望，可是，学者要在上衣兜插两三只钢笔，我们俩人只有一只钢笔，而且还被我让给了小玲，我当不成学者。
我三岁开年的一天，父母把我从奶妈家接走。那天，我大哭大叫：“要奶妈，要奶妈……”嗓子都喊哑了，小姐姐嫀琴也抱着我大哭，不肯让人把我抱走。据说我回家后不吃不喝，一直哭喊：“我就要奶妈……”。这个故事简直就像复制了大哥春明的版本，不同的是我的眼泪多了点。当年，春明离开奶妈家的时候，也是我这么大，他发着火说：“屁呀，我还要给八路军送军粮呢！”看来他的觉悟也比我高。
我的新家离城也很近，那是一个平房大院。做饭的时候，母亲也用风箱，院门外堆了一个大草垛，我家做饭用的稻草就从这里取来。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的西安城还带着乡土气，远没有如
今的繁华。
过春节的那天，父亲给我和小玲戴上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帽子，像兔子，灰颜色，长着两个长长的耳朵，我和小玲属兔。父亲还送给我们一人一个小盆景，小盆景里插满了柏树枝，柏树枝上长了许多种子，寓意属兔的年年有草吃。把我们穿戴停当，母亲就和父亲带着我和小玲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片，这张照片也一直保留到现在。小玲说：“当时，也不知怎么照的，你照的像比我漂亮。”
吃完年夜饭，父亲就去机要训练大队看望他的学生，是不是去看那种不拘一格的双簧，或是跳那种出“洋相”的舞，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后话，保准让你笑弯了腰。
第二天他又去准备毕业生的考试，随后，几百名毕业生就要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接着，父亲又要向武开章汇报新生开学的准备工作。武开章对机要培训工作格外重视，每批学员毕业，他都要参加教职员和学生的合影。父亲留下的那些照片，非常完整，客观地记录了当时机要训练大队的培训工作。
除了年夜饭，以后的几天，家里一直冷冷清清，父亲吃完饭就走，很少有时间跟我们说一句话。有时睡觉了，他还没有回来，我们醒来的时候，他又走了。母亲做午饭的时候，我就蹲在她旁边，看她拉风箱。听到“呼嗒呼嗒”的风箱声，感到亲切，奶妈家用的风箱发出的也是这样的声音。
那两天常听母亲唠叨“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看上去她是说父亲，父亲不管孩子，只是一头受气，另一头受什么气呢？可能是指机要处和机要训练大队工作的繁忙吧。我不懂，可我记住了这句歇后语。
吃完午饭，我不想睡午觉，没处消遣，就钻进麦草垛晒太阳。草垛里暖洋洋的，我抱着小盆景，想起奶妈，就摘下柏树叶上的一颗种子，放在嘴里咀嚼，柏树子又苦又涩，说不清我想品尝的到底是什么滋味。不知为什么，无论父母怎样喜爱我们，我心里的天平还是落到了奶妈一边，最初喂养我的人，才被我当成了母亲。“雨水滴进碗里的惊喜”给我留下的记忆，以致我一生都没能忘记。
过完春节，我们被送进幼儿园，以后几个月才能回家一次，在家吃一顿饭，又被送回到幼儿园。大姐小青，小玲和我上的都是“公家”办的幼儿园，我们和父母都属于“公家人”，吃穿住都由公家包干，穿统一的服装，是呢子料做成的，非常漂亮。
1955 年中央各大局撤销，9 月，我们家最小的女儿小丽出生。这时，父母调到北京，组织上要求尽快交接工作去北京报到。由于还不清楚北京的生活情况，父亲就把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小丽托付给了胡伯伯，大哥春明暂时留在西安，算是有个照应。胡伯伯是母亲长征时的战友，解放战争时又成了父亲搭档，两个人还有一个不雅的称谓“胡赖”，几乎成了西北机要的代名词。
西北局机要处的交接工作异常繁忙，父亲紧张地忙了三个多月快到年底了，才把该做的工作做完。1955 年 12 月 27 日，除了我和孪生姐姐，父母带着其他四个年龄大些的孩子照了一张合影，留给胡伯伯作为纪念，这张照片成了我们家对西安的最后记忆。
3 天后，父母带着我们乘坐火车离开西安，火车到达北京时，已是 1956 年元旦的前一天。这一天，我家住进了国务院宿舍，那会儿我还是个娃娃，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我家搬进了一所比西安豪华的大房子，有暖气，可以洗热水澡。
后来担任行政财务司司长的吴国桢叔叔，当时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回忆说：“当时，负责接洽来京干部的办事员只有 5 个人，忙得不可开交，上班的地方、临时住处都要由他提前安排，你父母是我接到的第 1 个人。过完元旦，你父亲报到上班，家里的事情就都留给了你母亲。她人生地不熟，孩子上学、上幼儿园，一大堆人的吃、喝、住，都由你母亲一个人忙。我们去帮忙，你母亲不要，什么事都自己干。我最敬重的就是你母亲，一个老红军，还是女同志忙里忙外，不容易啊。”
我家到北京后的第 一个元旦乱得一团糟。过完元旦，父亲去上班，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去联系学校，家里只剩下了我和小玲。记得新搬进去的家，周围还有很多空房子，我闲不住，带着小玲去看还没住人的空房。我纳闷那个暖气怎么会自己发热，奶妈家的炕是用柴火烧热的。在房子里转悠了几圈，小玲吓得大哭起来。3 天后，我和小玲就被送到了六一幼儿园，那是公安部办的一所幼儿园，离家很远，在颐和园北宫门往西的村子里，周围十分荒凉，一个学期只能回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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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宿舍
    “国务院宿舍”始建于新中国建立初期，它不是泛指的国务院机关住宅，它曾是北京唯一一所以“国务院宿舍”为通信地址的住宅区。这里高干云集，名人荟萃，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博古的夫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夫人、赵一蔓的丈夫陈达邦、在沈阳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的黄显声将军夫人，著名作家周而复，还有更多不便一一列举的知名人士。我家也住在这个宿舍区里，一住就是五十多年，这里的故事多了去了。您听我这话是不是还有点京腔儿，我也算老北京了，有哪点味儿吧，不过我只讲我的故事。
       当年的北京远没有今天这么繁华，长安街上最高的建筑就是北京饭店，其中西面一栋楼是解放初期加盖的，东边的那座现代建筑，风格迥异，在文革时才建成。从北京饭店由东往西直到公主坟，当时还没有中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民族宫、广播大厦和军事博物馆，沿街大都是普通民宅和一些不高的建筑。西城城墙，在复兴门把长安街分成两段，从这里开始长安街分成了两股行车道。两条道中间的隔离带，有两排又高又粗的大杨树，夏日，沿路都是浓密的树阴，十分凉爽；秋天，落叶满地，一片金黄。
        从复兴门往西一站就到了礼士路。礼士路是个十字路口，这一带是北京较早形成的建筑群之一，有机关办公楼，也有住宅楼。从十字路口往南一站路是西便门外大街，路东是我家住的大院，对面路西是铁道部第四住宅区。我们大院东向挨着护城河，南向有一条从玉渊潭流经西便门外的河（可能是京密引水渠。）这条河的水量比护城河大，分出一个岔口与护城河交汇。两条河相汇处形成了一片宽阔的水域，在这里有一座废弃的铁路桥，已经没有铁轨。今天，西二环路南头和前三门大街西头的立交桥交汇处，就是在这两条河道的交汇处建起来的，离这儿最近的地方是象来街。南面隔河是西便门外城，那里残垣断壁，墙头长满了荒草十分荒凉，我很少去那边玩。
        我们大院叫国务院宿舍。根据当时的传言，国务院曾准备腾出中南海作为公园，在复兴门一带另建办公区和宿舍区。国务院宿舍由周总理亲自批建，主要解决国务院直属机关的高级干部和高级民主人士的居住，后来因为经费不足只建起了我们这个宿舍就停工了。大院有四个出口，从布局来看显然是为了连接其它建筑所留的通道，因为建设规划改变了，封住了三个门，只留下了一个朝西的大门。
        国务院宿舍的建筑布局近似一个“国”字。外围的楼房呈“口”字形，居中是三栋“品”字形排列的楼房，其间的道路正好形成三横一竖，锅炉房的大烟囱所在的位置恰到好处，算一个“点”吧，这就形成了一个“国”字。这个说法无从考证，但是一个住宅区的地址，冠以“国务院宿舍”的名称，在北京还是唯一的一家，难免让人产生联想也是可能。
        就当时来说，国务院宿舍的建筑相当豪华。“品”字形的三栋楼装修的全是木地板，有自家的小锅炉和浴室，外围的楼房装修等级稍差。大院的院子里有南北两处桃园，一个长形和一个圆形的花池子，楼前楼后绿墙环绕，春天桃红，夏天百花争艳，非常美丽。我们住在国务院宿舍，父亲单位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父亲上班从礼士路到六部口，向北一站路就到了。
       《从延安到中南海》一书中，收载了父亲的一篇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他在中南海工作时对周总理的回忆：“50 年代中期我调到北京，办公地点在中南海，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总理。早晨上班的时候，周总理总提前到办公室，我经常与他相遇，周总理总是以关切的口吻和我打招呼，从延安到中南海再次回到了周总理身边，我感到格外亲切。那时中南海分特灶、小灶、中灶、大灶。每月发工资时，总理都要让秘书为他买几天大灶的饭票，每周都要到大灶吃一两顿饭。去大灶吃饭时，他按秩序排队，同志们请他到前面来，他说：‘我和你们都一样嘛。’通常他买一个馒头二两米饭和一个菜一个汤，一共花四角钱。他还时常到中灶、小灶的食堂查看，征询大家对伙食的意见，鼓励同志们多提意见。五十年代，国家发行建设公债，周总理来到我办公室，他对我说：‘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和子女多的同志可以少买些公债，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如果购买任务完不成，我和邓大姐替大家完成。’我把总理的话转达给大家，一股暖流浸润了同志们的心。周总理管着国家的大家，还要关心同志们的小家，大家都为周总理的辛劳感动万分，超额完成了公债认购的任务。平凡普通的几件小事出自一个伟人的身上，它的涵义是如此的凝重而深远，总理的深情永远铭刻在我记忆里。”
        我也有过一次与周总理的邂逅。那会儿放暑假，我们大院的汽车库前就会停一辆大班车，这是为大院的孩子们专门准备的，孩子们吃完早饭，上了班车就可以去中南海玩了。中午，我可以去中南海的职工食堂吃饭，不一定等父母来，自己去食堂就行了。在那里吃饭很有意思，不是先拿饭票买饭，而是自己选择喜欢的饭菜，吃完了才端着盘子去结账。我喜欢在那里吃饭，没有父母的约束，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然也不会浪费了，所有吃饭的人都会把盘子吃得干干净净。怀仁堂常有电影，我看过多少部电影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部电影的名字叫《三剑客》。
        那天，看完电影准备去食堂吃饭，路过绿地，看见喇叭花，我就顺手摘下了几朵，喇叭花的根部，吸一下有蜜一样的甜味，不是因为馋，而是觉得好玩儿。我刚吸了一口喇叭花，就听到身后有人呵斥。我撒腿就跑，那人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逮着了，他突然停下了脚步。原来我前面有个伯伯站在那儿，面容慈祥，觉得非常眼熟，却想不起来他是谁。这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追我的人，好吓人的一个大个子，笔直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随即绕过眼前的伯伯，撒腿又跑。只听那个伯伯冲我喊道：“小朋友不要跑，小心摔跤啊。”我哪里肯听，早就一溜烟儿地溜之大吉了。傍晚父亲回到家，我才意识到，那个面容慈祥的伯伯是周总理。我窃喜没有被父亲发现，要不准被数落一顿。
        1958 年，我和二姐小玲上小学。开学前的那一个来月，不知什么原因，脾气一向温和的春明突然变得暴躁起来，他一个人躲在屋子里，不吃不喝，谁也不见，连父亲都不敢招惹他。
        父亲对我说：“去跟大哥说说话，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可以和大家聊聊嘛，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和春明相差 13 岁，居然让我和他去聊聊，看来父亲遇到什么难事，没着了。我是二皮脸，谁都敢招惹，谁都不怕，可是，我刚进春明的房间，还没来得及耍贫嘴，春明就把放在桌子上喝水用的搪瓷杯，摔在地上，一脚就给踩扁了。好大的脾气呀！我随即溜之大吉。我对父亲说：“说个鬼呀，他有毛病了，我什么都没说，他一脚就把缸子踩扁了。”父亲“扑哧”一声笑了，挥挥手说：“去玩吧。”
        我上学的学校叫“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小学”，这是一所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和苏联专家合办的住宿学校。我们学校人数不多，一年级 41 人，二年级 28 人，三年级 19 人，四年级 8人，五年级 2 人，新中国成立时的这批孩子还没长大。我们的校址原来在复兴门附近，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学校更名为“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小学”，校址迁至西城区皇城根 22 号，上课的地方隔一条马路，正对面就是中南海大门。
        我们的学费每人每月 36 元钱，两个人 72 元钱，除了学费，国家还另有补贴，这样的学费恐怕足够普通老百姓养活一大家子人了。按照这样的生活标准，我们每天午饭后都有新鲜的时令水果吃，午觉后再发两片山楂糕。学校里有负责管生活的老师，低年级的学生洗澡还要生活老师照顾，调皮的孩子洗完澡就光着屁股往外跑。有个姓霍的生活老师特别厉害，只要她值班，多调皮的学生也不敢捣蛋。
        我们学校实行九年一贯制教学，从一年级开始就学俄语。俄语老师是女的，也特别厉害，谁要是上课走神，她就用教鞭敲你的头。如果，当天的功课没做好，你就别想看电视，弄不好连觉都别想睡。晚上她的办公室门前常常站着十来个补课的学生。她说了一口流利的俄语，可是却不会说普通话：“裴嘉丰啊！裴嘉丰，你的小脑袋干什么用呢？”她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逗得同学们忍不住窃笑。“你的小脑袋干什么用呢？”后来成了同学们的口头禅。
        学校课余活动十分单调，每天的游戏就是“找朋友”。“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一边唱，一边跳，然后拉拉手。说声再见，就去找一个新朋友。我们班有个叫郑望芝的小姑娘，是个典型的小美女，邀请她的同学特别多。我和钟光荣、尤嘉怀几个男生不喜欢跟小姑娘游戏，就溜出去捉蛐蛐。其中，钟光荣是我母亲在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曲波的孩子。
        我们学校延续了延安时期的供给制特点。平时开三餐，礼拜日开两餐，节假日返校的时候，如果谁从家里带回了零食，就“一切缴获要归公”，由老师统一收缴。当时，高级干部有种“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这是特定年代的一种票证。因为父母的补贴，我家的油和细粮比老百姓的多些，但多少也要吃些棒子面。母亲的手艺出奇地好，她把吃剩下的橘子皮晒干，磨成粉，加上糖做成馅儿料，用这种馅儿料烙出的棒子面馅儿饼比点心都好吃。
        暑假返校的时候，我带了两个棒子面馅儿饼，照例交给老师平均分配。老师把饼切成小方块，分给同学，没想到竟成了最受同学们欢迎的美食。一张棒子面饼，竟受到同学们的喜欢，老师向校领导反映情况，为此，食堂做了一顿放了蜜枣的窝头，结果，同学们吃了几口，就大眼瞪小眼地谁都不肯吃了。下一顿饭，食堂只好把剩下的窝头，切成片，用油炸了，同学们才吃完，这是我们学校做的唯一一次窝头。
        我的体验，孩子们吃什么无所谓，反正大家吃得都一样，也没有听说哪个孩子特别挑食，不过“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规定，却培养了孩子们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每到放寒暑假才能回家。有几个同学，寒暑假都住在学校，他们的父母不在北京工作。这种长期与父母分离的生活，使我变得比较独立，但也缺少了子女与父母间的感情交流。
        我后来的大嫂说：“放假接我的时候，小玲把衣物、脸盆、漱口杯等放得整整齐齐，静悄悄地等着大人来接。而我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装进被套，拖着被套往外走，叮当乱响。”我有那么邋遢吗？
        我们家也一直保持着供给制的传统。平时四菜一汤。吃饭的时候和学校一样，甚少说话，各吃各的饭。吃完饭自己洗自己的碗，谁吃到最后谁负责收拾桌子，打扫卫生。父亲保持着军人传统，10 分钟吃完饭，我 9 分钟就吃完了，收桌子，打扫卫生的事永远轮不到我。
        礼拜天，我们家吃两餐饭，中午给每个孩子两块点心和一些糖果，都是平均分配。遇到节日分发的零食要丰富得多，有点心、糖果、花生、瓜子、水果和其他什么零食，也是每人一份，一样多。我们和父母是一种供给和被供给的关系，他们按计划供给，我们按分配标准领取，我们是父母的“公家人”，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事情发生。这样的“平均主义”在家庭成员之间，减少了因偏爱引起的隔阂，也淡漠了子女间的感情联系。加之子女的年龄相差较大，平时又住在学校，很少接触，子女之间就形成了互不妨碍、各自为政的习惯。
        1960 年 8 月19 日，我读完小学二年级，还在放暑假。那天，父亲显得格外兴奋，他郑重地对全家人宣布：“春明入团了，明天，我们全家人去合影，留个纪念。你们也要努力，拿他做榜样。”自从春明两年前踩扁了缸子以后，我还没看见父亲这么高兴过。
        8 月 20 日星期六，吃完晚饭，父亲带着我们去了礼士路照相馆，照了一张特殊的“全家福”，而且，要加急，第二天取出来。星期天，父亲亲自取回照片，他在照片背后题字写到：“欢迎明儿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立志争取入党，做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全家合影。一九六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春明是1960 年 7 月 21 日入的团。父亲当日就给大哥写了一封信：“春明：我祝贺你光荣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是你政治上的进步，对我们是多么大的鼓舞啊。你妈妈童年时饱受折磨，挣脱了封建锁链，13 岁偷跑出来参加了革命，14 岁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7 岁入党。那时，我们的天下还有层层乌云，只有星星之火指引着我们前进。如今，我们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我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剩下的路，虽然没有战火硝烟，但是，同样有万水千山需要你们去征服。我们真诚地希望你树立雄心，挑起新中国建设的担子，这是你们这一代的使命。先贤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有立长志和常立志之分。三国的诸葛亮告诉他的外甥说，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春明，你从小是一个很有理想的孩子。你五岁就能帮助爸爸、妈妈做很多事，在小学、初中也别有风格，聪明懂事，守规矩，老师喜欢你，父母也高兴，上高中时还是一样优秀。后来一段时间松懈了，黄金年龄受一些挫折，算不了什么，只要努力……”
        一封家信，两段引文，一句出自《国语》，一句出自《三国 .诫外甥书》，信手拈来，足见父亲的知识功底，不要忘了他只读过几年私塾。他借着祝贺春明入团的机会，不动声色地批评了春明未“绝情欲”的早恋和由此造成的低落情绪，他语言温和，绵里藏针，又不乏对他的鼓励和希望。更要命的是，这件事并没有因春明入团而结束。父亲把这封信，在笔记本里誊写了一份，等来年春明入团满一周年的前一天，父亲又把这封信，誊写了一份寄给春明。父亲在这天的笔记里写道：“这是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于小汤山疗养院，在春明入团一周年时给他的一封信，誊写一份寄给他。另外，还有一张 200 多字的一封信未捎上。父亲，1961 年 7 月 20 日。”
        当年，要不是春明踩扁了喝水缸子，我早就忘了这回事。直到撰写本文看到父亲的笔记，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父亲为了转变春明的情绪，动员了全家人，在前后几年的时间，一直坚持不懈。父亲把工作中的思想方法，用在了子女的身上，把对同志的思想工作与对子女等同起来。
        天哪！什么事要是被父亲惦记上，恐怕谁也别想蒙混过关。不知大哥是否感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如今，想起来不免感慨。父亲这种对子女教育的耐心劲儿，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不无裨益。
        父亲对我可没有那么耐心。他给我定了很多规矩：不许斜眼看人，别人对你说话，不能不理睬，要面对着说话的人；不许跷着二郎腿，坐姿要端正；要避开人擤鼻涕、吐痰；吃饭，吃多少盛多少，碗里不能剩菜、剩饭，一粒米也不能剩等等。我被父亲“刺儿”的最多，父亲专为我订了规矩。做父亲要求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比起他对春明思想工作的“持久战”，我觉得还不如挨父亲一顿尅呢。
        开学，我进入三年级，不久我加入少先队。那天，学校为新入队的同学专门组织了“听老红军讲长征故事”的主题活动。谁想到，讲故事的人不是别人，偏偏是我的父亲。当时，我不知道父亲是老红军，父亲从来没对我说过。可是，老师这时知道了我和父亲的关系。父亲来的时间真不合适，我不知道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少先队发展我入队，还是我符合入队的条件，在同学面前真丢面子。
        北京的九月秋高气爽，微风习习，湛蓝的天空漂浮着几朵白云。那天少先大队举行了隆重的授巾仪式，少先队员穿着白衬衣，蓝裤子，白胶鞋，高举着队旗的旗手，在护旗手的伴随下徐徐入场，队列整齐地排成方阵。陈毅的女儿陈珊珊是大队长，她给父亲授红领巾，父亲给新入队的同学授红领巾。我低着头，悄悄地看着胸前的红领巾，那么鲜红，像火焰在我胸前燃烧，可我羞得无地自容，脸上火辣辣地不敢看父亲。
        接着，我们唱起了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这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3. 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岁月

        回到家，我问母亲：“爸爸是老红军吗？”母亲说：“红军不是哪个人的名称，是一个集体的名字，只要知道他就是你父亲就可以了。”
        父亲没有忘记鼓励我，第二天，他买了一条绸子的红领巾送给我。我喜欢极了，躲进浴室，对着镜子，看着脖子上戴着的红领巾，我用指尖把红领巾挑起，一下接一下地挑起，让红领巾似风吹过一样地跳动，鲜艳的红领巾又在我胸前燃烧起来。
        正午，阳光灿烂，父亲给我扣了一顶太阳帽，带我到大院的花池子前，给我照了一张相。这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少年，瞬间定格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想象中，这张照片一直保留到今天。
        我不知道今天的少年，在加入少先队的时候，还有没有我经历过像我一样的羞涩和激动，抑或，还觉得我傻气。想起父亲第一次穿上红军列宁装时的激动，我从革命前辈身上获得的激情，还能不能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
        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我加入少先队前后的那几年，全国人民都在为大跃进运动欢呼雀跃，到处都是新开工的工地，工地上红旗迎风招展，每一天，你都会为发生在身边的事感动。
        1958 年 5 月 1 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落成，父亲参加了隆重的揭幕典礼。人民英雄纪念碑碑体正面雕刻着毛泽东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 个字。背面是毛泽东撰文、周恩来书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记述了中国革命艰苦卓越的奋斗历程，凝聚着红军长征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回来，父亲久久不能平静，他对牺牲在身边的战友有太多的话要说。他翻开笔记本，似乎想写些什么，却热泪盈眶，始终没有写下一个字。您怎么哭了。”我说。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湘江战役……”父亲沉吟了一句，接着，他就讲起了湘江战役红 5 师在新圩阻击战撤离时，他没能带走的伤员。
        1934年11月28日，红军突破敌湘江防线的新圩、光华铺、觉山铺三大阻击战场，首先在红5师新圩防御阵地打响。父亲时任红五师卫生部机关党支部书记、指导员，三天两夜的惨烈战斗，红5师3000多人就损失了2000多人。师参谋长、十四团团长、副团长、团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全部牺牲；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和十四团政委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牺牲。还有一百多名重伤员因为无法转移，被留了下来。父亲一生都忘不了，撤出临时救护所时，伤员那种无法解读的目光，他迈出门槛的那一步，真难啊，那是一道生死两界的门槛。他在笔记中写道：“红军不仅要与敌人顽强绝杀，还要直面与伤员无奈的诀别，我泪流满面，抬手向伤员行了一个军礼，就再也不忍多看一眼了。
        1958 年 6 月15 日，父亲跟随周恩来带领的中央直属机关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他们和千千万万参加义务劳动的工人、学生、解放军战士一样住在工地，推着独轮车，挑着扁担，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开始了新中国的建设。接着，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北京工人体育场、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华侨大厦、钓鱼台国宾馆等建国初期的十大建筑平地而起，相继落成。
        父亲工作繁忙，经常出差。我喜欢父亲出差，父亲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孩子们带回点五花八门的好吃的，还能听他说一些新鲜事。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带回了大红枣，他还带回一张他和矿工们的合影照片。父亲穿着矿工服，头顶安全帽，非常神气，他兴奋地说：“大跃进了不得啊，放卫星，产量就比原来翻了几番。”看得出父亲对大跃进放“卫星”兴奋不已。
        当时，我们学校的俄语老师还教了我们一首歌唱大跃进的语歌：“Спутник，спутник，мы ездили на наших спутниках езды летают над головой-традиционныйкитайских пользователей Интернета.”这首歌的大意是：“卫星，卫星，我们飞行在他们的头顶上。”词谱精短，一学就会，我回家就唱。我的俄语卷舌音非常利索，父亲听我唱，他就跟着学。他怎么都学不好卷舌音，逗得我笑个不停，他却一本正经，非让我多教他几遍。“笨死了，我不教了。”我说。父亲先是磕磕巴巴地学说我教他的歌词：“列球，列球，亚列球那杜奴……”（前文俄文歌词中的一句，汉字注音。）接着，他又用流利的俄文说道：“哈拉硕！”（“好”，俄文汉字注音。）就自诩地竖起大拇指。我干瞪着眼，不知说什么好了。父亲哈哈一笑，说：“和苏联专家在一起，常听翻译这么说，刚想起来，就会这么一句，打你一个出其不意，别以为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
        我们在学校还学过一首歌唱人民公社的俄语歌，歌词大意是“玉米黄，玉米大，我们坐在玉米上，歌唱人民公社好……”歌词描述的很像大跃进时流行的一张年画《一个胖娃娃坐在玉米上》。
        1958 年 2 月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这是一个唯一符合儿童个性的群众运动。小学生上学都拿着苍蝇拍，比赛谁打的苍蝇多。捉麻雀的时候，更是热闹非凡。锣鼓敲得震天响。大人往房顶上爬，我们小孩子也跟着往房顶上爬，手里晃动着小旗子，吓得小麻雀到处乱撞，没有歇脚的工夫，直到累得飞不动了，掉在地上就摔死了。我爬上几十米高的烟囱鸟瞰，挥舞着小红旗，无意中发现国务院宿舍的布局，当真就是一个“国”。宿舍管理科的牛叔叔张开双臂，准备随时接我。不知是谁把这个场面画在黑板上，不过画得不像，把我画成了一只倒栽葱的小麻雀，我分明是站在烟囱顶上的嘛。父亲说：“我是农民，麻雀都消灭光了，庄稼地和林子里的虫子谁来吃？”我和父亲的激动总有点差别。
         8 月开始的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又是热火朝天。一天，我们大院建起了炼钢的小高炉，敲锣打鼓地动员大家，让家家户户，都把家里不用的铁锅或随便什么，只要带铁的东西都给捐出来炼钢。父亲说：“有这么炼钢的吗？在延安大生产的时候，也炼铁造农具、造枪炮，当时的条件那么差，也不是这么个干法。”我们大院炼钢的小高炉建在锅炉房的旁边，小高炉借用了锅炉房的大烟筒，父亲说：“这个建炉子的同志蛮聪明啊。”
        我不管这些，母亲让我捐出去的东西我拿，母亲不让动的东西我就偷着拿，常常弄得母亲什么都找不到。一天，母亲对父亲说：“这小子要把那把军用小铁锹拿走，被我拦住了。”父亲对我说：“你看过《上甘岭》的电影吧？战士们挖坑道用的就是这种铁锨。这我是从延安带到北京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用得上。”我撇撇嘴：“嘻。”
        终于，小高炉出铁了，炼出一堆煤渣一样的铁疙瘩。小孩们可有了玩的东西，把捡来的铁疙瘩当成“剃头石”，在头发上一蹭就能吸起头发，蛮疼。父亲把我手里拿的“剃头石”要过去看了一眼说：“浪费那么多的材料，结果给小孩子弄出一堆恶作剧的玩具。”
        1958 年 7 月12 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据新华社郑州 11 日电，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第四队二亩小麦丰产试验田，总产 14640 斤，平均亩产 7320斤。这是河南省今年麦收中放出的小麦亩产 3000 斤以上的第 29 颗“卫星”。看完这篇报道，父亲对我说：“你唱的那个‘列球’（卫星）飞得高了点。”我说：“老师说，我们超英赶美，就要飞行在美国佬的头顶上。”列球（卫星）越飞越高，父亲不再开玩笑了。
        1958 年 8 月13 日，《人民日报》报道：新华社武汉 11 日电，湖北省麻城县的早稻生产又放异彩。根据湖北省、黄冈专区和麻城县三级早稻高产验收团联合查验证实，这个县的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在 1.016 亩播种“江西早种子”的早稻田里，创造了平均亩产干谷 36956 斤的惊人纪录。截至目前，这是我国早稻大丰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产“卫星”中的“冠军”，它比安徽省枞阳县石马乡高丰农业社及本县平靖乡第二农业社先后创造的早稻高产纪录高出一倍以上。报道中提到“江西早种子”，父亲格外关注起来，他反复看了几遍后，就在“平均亩产干谷 36956 斤的惊人纪录”这段文字上加了一个大“？”号。
        后来，父亲奉命去湖北麻城调查，去了很长时间才回来。回来时，赶上吃晚饭，他给我们带回了一包孝感麻糖，让我们吃完饭再吃。我第一次见到孝感麻糖，半月形的麻糖，薄薄的糖片上沾满了芝麻，不用吃就馋得人直流口水，我们小孩子哪里等得及，饭也不吃就先吃起了麻糖。我们高高兴兴地吃麻糖，父亲却显得忧心忡忡，他对母亲说：“那里卫生条件很差。吃饭的时候，我把筷子插在碗里。没想到我刚把筷子往饭里一插，人家就站了起来。原来当地的风俗，家里死了人才这么做。吃饭还是老传统，挨家挨户派饭，把筷子插在饭上的情况见过几次。”这不等于说，不少人家都有人死吗！我不会多想，我的年龄只对麻糖有兴趣，只是觉得那里的风俗蛮有趣。吃完饭，父亲赶写了一份报告，向中央有关部门如实地反映了他调查的情况，结果，被定为中右，差点成了右派。
        今天评价大跃进，大都持以否定态度，可是，我不这么看。就当时而言并不全错，从战火中走出来的一代革命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带头冲锋陷阵，同时，他们也需要激发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情。虽然，他们在冲锋陷阵中也造成了无畏的牺牲和损失，可是，一个民族有时也需要有一点“狂热”，尚若连一点热情都没有，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我们民族需要一种不怕失败的探索精神，今天的四化建设同样需要这种精神。
        伴随着我们经历的激情岁月，苏联歌曲也成为我们一代人最熟悉的旋律之一。“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这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首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父亲喜欢的苏联歌曲还有《神圣的战争》《田野静悄悄》《喀秋莎》《小路》《纺织姑娘》等等。
        中苏两国人民遭受过类似的反法西斯战争和苦难，有着同样的价值观。中国革命战争，有牺牲也有浪漫，有流血也有爱情，但缺少类似苏联歌曲的表现形式。苏联歌曲以其特有的豪放、浪漫、忧郁，颂扬了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由此，引起一代人的共鸣，在激情燃烧的大跃进运动中流行起来。
        那时，在机关、学校和工厂里的年轻人，人人都唱，就连舞会上演奏的舞曲也常是苏联歌曲。顺便说一句那会儿父亲也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父亲喜欢跳舞，一听到音乐，就脚下生风，云一样地飘逸起来，与音乐融合成一个动态而和谐的整体。不可想象吧，一个从枪林弹雨冲杀出来的老战士，一身的火药味，竟如此潇洒。可是，只要你仔细地想想，在翩翩起舞的旋律中，释放出来的情感，未必没有血战湘江、大战娄山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抗日烽火，解放战争等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积淀下来的战斗激情和浪漫。
        放暑假的时候，父亲有时也带我去北京饭店参加舞会，都在晚上下班以后去，票是单位发的。我那么小哪儿会跳舞，也不喜欢跳舞。我有我的主意，低着头，斜睨着舞场，等大人们都进了舞池，我就踏着舞曲的节奏，趁机把圆桌上的糖果装满我的口袋。奶味未干，也够潇洒吧，我的自我感觉不错。
        有一次，我把几张圆桌上的糖果统统扫荡一光。等大人们回到圆桌休息的时候，才发现所有的糖果都没有了，再一看，我浑身上下胀得和企鹅一样，鼓鼓囊囊，连腰都不敢弯了。
        父亲不知从哪儿拿来一粒糖，不动声色地递给我，我一接糖，却忘了搂住衣服，结果，藏在夹克里的糖哗啦一下都掉了出来，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一个阿姨找来一个口袋，她帮我把糖装进袋子，交给我。可是一回家，袋子里的糖，不知道怎么就变成了几包纸巾。我当时纳闷，叔叔阿姨的桌上怎么又有了糖，还偷着笑，我还以为服务员拿来的呢，原来被父亲调了包。父亲够狡猾，不过我有的是主意对付他，这是后话。
        1959 年 9 月人民大会堂建成，当年春节就举行了游艺晚会，我们把这种活动叫“大观园”。除了母亲，父亲把全家人都带去了。参加晚会的人非常多，母亲不爱凑热闹。我一进大会堂就和家人走散了，我跟没事人似的自顾自地转悠，越是没人去的地方，我越想去，常常遇到禁足的地方，扫兴！在游艺活动时，我得了一个一等奖，一只绒毛玩具的小白兔。由于人太多，不想再挤着排队了。我逛到演出京戏的大厅，靠在椅背上就睡着了。大厅里的座椅非常舒服，直到散场我才被服务员叫醒。
        等我出了大门，父亲和几个哥哥姐姐已经没了影，我望眼欲穿地看着停车场前的车子一辆接一辆开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阶上，这时，我才明白我被父亲“甩”了。
        一个下班的女服务员，问清了我的情况，说她正好与我同路，就陪着我一直走到家。父亲和母亲一直留着门等我，母亲见我回来了就说：“还担心你找不回来呢，怪你爸那么大胆，把一个小孩子丢下不管。”父亲说：“约好了时间，他不来我就走，打仗那会儿就是这样，必须准时。”嗨！父亲把我当成了“红小鬼”。
        其实，不是父亲把我当成了红小鬼，而是他的生活习惯一直延续着红小鬼情结。父亲在回忆录中说，他喜欢首长叫他红小鬼，红小鬼是亲切的意思。在我与父亲的共同生活中，无处不看到父亲的红小鬼情结，他们刚刚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长期的战争生活使他们早就不习惯婆婆妈妈的儿女情长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从来就没有被父母抱着哄过，也不会吊在父亲的胳膊上撒娇。父亲不喜欢撒娇的孩子，我就不娇气了呗，有什么样的老子，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小时候每到冬天，我的脚后跟就会裂开很深的口子。父亲把油涂在我的伤口上，用火柴烧。他没轻没重，疼得我直咬牙，每年我都要忍受几次这样的“酷刑”。不过这个方法很有效，烧完就不疼，伤口很快就愈合。我在部队时还给战友用过，他们说：“你父亲肯定当过兽医。”
        小学 3 年级，我和同学一起玩耍，一头栽下假山昏迷过去，回家休息了近一个月才清醒过来。父亲看我清醒了，在我的头上胡撸了一把，不咸不淡地说：“小鬼，你这颗头原来没摔坏啊。”这算什么话，可这已经是父亲最温柔的话了。
        一天，我感冒发烧，父亲说不用吃药，多喝水就行了。一连两天直到周末我都没有退烧，父亲拎起我说：“游游泳就好了，走，跟我去玉渊潭。”一说要去玉渊潭游泳，我就有了七分精神，说不定还能捡回几个野鸭蛋呢，玉渊潭是我儿时最喜欢去的地方。
        玉渊潭可不是今天的样子，南边是一片连绵起伏的小山，岸边、水中，杂树横生，树影团团，在微风中摇曳若烟，柳树纤细的枝条一直垂到水面。湖心一片绿波荡漾的芦苇丛，时见野鸭在水中游弋、觅食，如果钻进芦苇荡准能捡到几个野鸭蛋。当时，玉渊潭似觉荒凉，倒也一派怡人的自然风光。
        我们家离玉渊潭公园有三站多路，从西便门沿河往西走两站路，拐个弯向北就到了木樨地，再往北一站地，就是玉渊潭。我一路昏沉沉，跟着父亲走到这里，他连口气都没让我喘，就像赶鸭子似的把我赶下水。我的水性早就被父亲锻炼得炉火纯青，小学二年级我就获得了深水合格证，一个猛子扎下去能潜泳二十五米。我在前面游，父亲在后面赶鸭子，逼着我游了两个来回，奇怪了！等我上岸的时候，我的头就不昏了。我嚷着说：“饿死我了，给我买东西吃。”父亲说：“还没到时间，回家吃饭。”
        父亲爱好广泛，性情活跃，无论做什么事都充满激情。他刚调到北京，喜欢上了摄影，买了照相机，又要买曝光机。父亲舍不得花那么多钱了。他跑到商场去琢磨，回家他就凭着记忆做了一台曝光机，样子相当精巧，比商场里买来的还好用。当时，我们大院里喜欢摄影的人不少，可是，即能照相，又能自己洗照片的就只有我们一家，不少邻居都到我家来洗照片。父亲照得照片多得数不清，在本文的写作中，不少地方我都参考了父亲留下的摄影语言。父亲还喜欢围棋、象棋，打太极拳、耍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学会的，属于中上等水平，一般人对付不了，他在中央机关的象棋比赛中，多次获得第一名。
        父亲精力过剩，没他不喜欢的事情。他还拉着我陪榜，我照相、洗相、围棋、象棋，都是跟父亲学会的。他还教我学一点剑术：启式、凤凰展翅、转身劈剑……继续往下学，我不耐烦了，剑谱是我五十多年前的记忆。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父亲还会织毛衣，裁剪衣服。父亲说，这是他在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时候学会的。我们家买了一台缝纫机，我们的衣服破了，都是父亲用缝纫机来补。父亲去青岛疗养院时，捡了许多小海螺，他用小海螺编了一只提包，相当精美。他很得意自己的作品，专门给这只海螺提包照了几张相。
        父亲是文官，也像个文官，能拿“绣花针”勉强可以想象，可是，他毕竟是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老红军，我一直遗憾父亲缺少点武将的气质。我怀疑父亲舞刀弄枪的能力，曾找过两个部队的射击高手和他比赛射击，这是我当兵以后的事，多少有点挑衅父亲的意思。那天，在卢沟桥的八一射击场，父亲 4 枪打了 40 环，枪枪命中靶心。我打了两个 10 环两个 8 环，另外两个人，一个打了两个 10 环两个 9 环，一个打了 3 个 9环 1 个 8 环。射击完毕，父亲关上枪机的保险，把枪放在枪架上。从装上弹夹、瞄准射击、射击完毕，到关上保险，这一连串的动作，父亲做得都是那么娴熟。然后，他对我们说：“打多少环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是你们的弹着点太分散，说明练得还不够火候，再往下，你们的成绩会更糟糕。”说罢，他看了一眼枪又说：“你们可能对这种枪不熟悉，吃了点亏，还是好好练练吧，等掌握了再和我比赛不迟。”
        父亲当年使用过的枪五花八门，我们使用的 56 式冲锋枪，他根本没有摸过。他初次使用这种冲锋枪，问都没问，摆弄了几下，就自己装上了弹夹，射击成绩还超过了我们所有的人。说不清父亲是否看出我的挑衅，不动声色地恶心了我们一顿，我们张口结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他这一代人，能文能武，热爱生活，充满激情，是什么造就了他们，我一直无法解读。


4. 给解放军运过军粮的马夫

        暑假是我最快活的时候，父亲放鸭子，任你玩个够，他也没工夫管我。我家大院门前的护城河，河堤上布满了绿草，青翠欲滴，河水流翠，粼光闪烁。河边沙地上常能看见一条拖曳出来的浅线，沿着这条线往下摸，准能让你有足够的惊喜，捉到一只小河蚌。光着脚站在水里，一群群小鱼苗游来，别动！小鱼苗会啄你的脚丫。弯下腰，轻轻地把手放进水里，没等你捧起它，小鱼苗尾巴一摆，就像烟一样地消失了。
        下雨的时候，机会就来了，把网扣下去，就能捞上五六条两三寸的小鱼儿，大概是小鱼苗的哥哥姐姐吧，它们没有小鱼苗机灵。
        有一种小鱼儿，非常好看，扁扁的，小尾巴，鱼鳞泛着蓝光，我叫它“火蓝片”。我把火蓝片带回家，把它和小金鱼养在一起。父亲说：“野生鱼和金鱼不能养到一起。”他给我找来一个小脸盆说：“要是你喜欢就分着养，让他们各得其所。”我不信，偏要养在一起。几天后，小金鱼儿的大尾巴被火蓝片咬秃了，我说：“怎么那么馋啊，连人家的尾巴都吃，找抽。”
“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说。都是同类，在同样的生活环境下，有足够的食物，为什么不能相安无事，非要咬人一口，其中的道理经历了很多事后我才明白。
        小河满足不了我的好奇心，我拿着月票满天下疯跑，最远跑到大郊亭去捉蚂蚱。大郊亭，不是如今四环路两侧 CBD 高楼林立的样子，那里还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景象。那会儿的北京，清淡得像一幅水墨画，没有一点的浮躁和喧嚣，随便找个地方，都能找到诗的感觉。
        我和小青都喜欢游泳运动，母亲每天给我们每人一角五分钱，一角钱可以去一次陶然亭游泳场游泳，剩下五分钱可以买一根冰棍儿吃，节省了买冰棍儿钱，就可以去看一场电影。不去看电影就可以去大栅栏看杂耍，那里摆场子的，撂摊子的，比比皆是，占了好几条街，给人一种怀古的情调。
        三年自然灾害，我不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我们在学校一直吃的都是精米白面。这种生活一直延续到了我上小学五年级，我们学校解散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已经无力承担我们如此高昂的生活标准，自此，我就算融入了普通百姓的平常生活。
        小春是我家的“饿死鬼”，我每次回家，都能听见小春对母亲埋怨说，在学校根本吃不饱啦，饿得眼都发黑啦，腿都肿了等等。小春常常趁着家里没人，偷吃阳台上挂着的萝卜干。一次吃多了，肚子胀得满地打滚喊疼。母亲说他是个不知饱饥的家伙，母亲发音把“饱饥”说成“饱局”，不知是四川口音，还是在陕北生活久了夹杂了陕北方言，不过我听懂了就是了。
        一天，父亲胡伯伯从银川托人捎来的一袋大米，信里有首诗：“碎玉翻入青瓦钵， 泉清几度酿酒浊。 忆著长安索米愁，天下争换此物多。”父亲一看就笑了，说：“这个老胡，笑话我在北京没有大米吃。”他到处打听，跑到西山的稻香湖，死起白咧地从老乡家用五角钱买了一把米。父亲跟胡伯伯叫板算是输了，但是他不服输，他把这把米用信封寄给胡伯伯，信里也写了一首诗：“谁说长安索米愁，稻香湖米入玉钵。恐是麻姑残米粒，不曾将与世人换。”写罢，他叹口气说：“连北京都这难到这种程度了，老百姓的艰难可见一斑。
        那会儿为了解决干部的营养问题，单位绞尽了脑汁，弄来什么就发什么。一次单位发了一大桶的黄油，母亲就天天给我们在馒头上抹黄油，吃得我只呕。还有一段时间我家天天吃羊肉，据说是从草原上打来的野山羊，那个膻气味，我闻了就吐，只有父亲和小玲爱吃，越膻气越喜欢。
        一天，接到父母单位的通知，让家里人去单位食堂领取营养品，让带上两个暖瓶。小春一听就来了精神，拉上我就走，希望捷足先登先吃一口所谓的营养品。在单位食堂，管理员给我们装了两暖瓶，还神神秘秘地说，一个老干部只给一瓶，你们家两个老干部能给两瓶。我问这是什么东西？他说叫“小球藻”，是新研究出来的高级营养品。
        一出门，小春想吃，我没吭声，他没好意思动口。走到半路，小春忍不住了，一定要尝尝，可是，他刚刚噘起嘴，口对口地对上暖瓶口就皱起了眉头，大概气味不太好吧。小春到底没忍住，还是喝了一口，随即就喷了出来，“呸呸”地接连啐了几口唾沫。我对着暖瓶口往里看了一眼，像是河沟里长了绿毛的水，闻上去味道不好，也形容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味道。
        当晚，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小球藻喂猪效果好。”全家人谁都没有勇气喝小球藻了，父亲不以为然，自顾自地喝了两杯。父亲连老百姓不吃的东西都吃，他比老百姓还老百姓，吃过草根树皮的人，在意的是有没有营养，有营养的东西哪能浪费。
        我们从小家里就有保姆，保姆是河北人，裹小脚，年龄比母亲大很多，身板都佝偻了，母亲让我们叫她大娘，这可能是从解放区带来的习惯称谓。母亲与大娘没有什么区别，大娘年老体衰，母亲不让大娘干重活、累活，只让她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活，家里能多个人照应就行了。大娘做饭不好吃，平常做饭都是母亲做，大娘和我们在一个饭桌上吃饭，吃的都一样。战争年代吃的都是粗茶淡饭，母亲习惯了，无论有什么美味佳肴，她只吃腌菜。一次检查身体，医生惊讶地发现，她营养严重不足，奇怪老干部普遍营养过剩，她怎么可能出现营养缺乏的问题。之后，母亲强迫自己在食谱中增加了牛奶、豆浆、鸡蛋之类的东西，不过她依然很少吃肉。
        我是家里最小的男孩子，除了我，母亲要求两个姐姐自己能洗的衣服自己洗。男孩子洗衣服不行，力气活儿就轮上我了。我家的小锅炉烧的是煤球，搬煤球的活都归我干。有时我偷懒，到了送煤球的时候，我故意赖在外边不回家，母亲不等我回来就自己搬。冬季储存大白菜，一买就是几百斤。搬运大白菜的活也都由我包干。
        大娘说：“当年解放大军也是这样，住在俺家啥活都抢着干。现在当官了也不会享享清福，家里雇了人，还自己干活，连孩子也不例外，俺担心在你家干不长了呢。”大娘没儿没女，母亲全把大娘当成了自家的老人，把她的户口从河北迁到北京，落在我家，她在我家一干就十来年，成了我们家的一员。
        我喜欢老家来人，没觉得家乡人土气，有人来热闹。最先来我家的是小姑姑，她话不多，可是，看得出小姑姑和父亲的感情非同一般。父亲穿上她亲手做的布鞋，站在地板上，揉一揉，试试脚，然后，坐在了沙发上，翘起脚，这时，小姑姑眼里流露出一种难以察觉的失落，父亲的做派有了官气，不是她记忆中的样子了。她也让我换上她做的新鞋子，我跺跺脚，走两步，看我蹦蹦跳跳、高高兴兴的样子，她的目光不自觉地转向父亲，似乎从我的身上又找到父亲当年的样子，脸上原来的失落，又变成了难以察觉的欣慰，而我却想起了奶妈，这是我一直渴望的感觉。
        小姑姑有时给我唱家乡的歌：“昨尼（天）到撒（社）有事要找李书记，扣扣书记的门呦，书记正困觉，呦嘿……”我听不懂江西话，就问父亲。父亲说，只能听个音，意思大概是说，一个懒惰的书记在上班的时候，老百姓都找上门了，他还在睡懒觉。管他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也算听到了乡音，父亲觉得亲切，我觉得好玩儿。
        小姑姑没在我家住多久就走了，父亲本想把小姑姑留在北京，可是，小姑姑一定要走，她说：“看见你和孩子们都结实就放心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小姑姑，可是，小姑姑教给我的歌，我记住了，或许，这是一种不自觉感受的乡情吧。
        1962 年，许逸萍伯伯调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研究院，他是父亲儿时的小伙伴，当年一起给地主放牛，一起读书，后来又都参加了红军。长征后，生死茫茫，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后来他通过国务院才找到了分别 28 年的父亲。   
        从那时起，许伯伯就成了我家的常客，聊的最多的就是儿时的往事。一天，父亲带着我去许伯伯那里观摩坦克试验，那是一个好大的铁家伙呀，高挺着长长的大炮管，威风凛凛。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坦克，以前只是在电影上才见过。我兴奋极了，在坦克上爬上爬下，像个猴子似的，东瞧瞧，西摸摸。我问许伯伯：“坦克能跑多快，炮能打多远，里面能装多少人……”我提出一串问题，可是，许伯伯好像才刚刚听见，说：“哦哦，跑得比公共汽车还快，一眨眼就能追上去，把它轧扁。”这分明是应酬我嘛。我弯下身，伸着脖子冲许伯伯大喊：“还有呢？还有呢……”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又津津有味地聊起了儿时的往事，这是他们乐此不疲的话题，哪里还顾得上理我。太没品味了，一溜儿坦克成一列，多么壮观，多么令人振奋啊，他们却那么起劲地说什么“放牛的时候，黄鸡婆子、乌墨子咬得浑身是包”，哪儿跟哪儿啊，我觉得无聊就离开了他们。
        那边有一个专供试验水下坦克的池子，有几百米长，是个打水漂的好去处。我到处找石片，打水漂，看着一串串激起的涟漪，我想，黄鸡婆子、乌墨子，咬得浑身是包，在他们的回忆中原来还有那么多的甜蜜和情趣，弄不懂大人想的都是什么。见鬼！
        突然，坦克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我抬腿就跑，去追赶他们，可是，他们早就没了踪影，大概已经钻进了坦克，他们的腿脚太利索了，不愧是老兵。眼看着一辆辆的坦克开走，掀起满地的尘土，扬了我一身的灰尘，我跺着脚大喊：“嘿！你们怎么可以把我给落下了，让乌墨子去叮你们吧！”坦克的轰鸣声吞没了我的声音，嗨！有谁能知道我的悲哀。
        不同的童年有着不同的恋眷，我和父亲两代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品味之中，说不清父亲魂牵梦绕的是他儿时放牛娃的生活，还是那个打土豪分田地“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时代。我想，只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才能品味出其中的意味吧。
        小春高中没毕业就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聪明绝顶，学习成绩相当优秀，文章写得好，画也画得好，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喜欢父亲的毛笔字，模仿父亲的字体练字。当时，不知转了哪根筋，他不想读书了，谁也拦不住，一门心思要去新疆。父亲把道理讲清楚了，小春仍然坚持，父亲托农业部的王道三伯伯帮忙，把他送到了新疆。我想就算是走后门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还算不上搞什么特权吧。
     父亲在爬雪山的时候，救起过一个何伯伯，授衔时官拜中将，他的一个孩子一直在农村务农。父亲说：“干革命，打江山，不就是为了让百姓有田种，自己的后代去种地有什么可奇怪的。小春有骨气，你们都要向何伯伯的孩子和小春学习。”
       小春临走前，我在他的枕边看见一本描写生产建设兵团故事的小说《军队的女儿》，主人公叫刘海英，是个兵团女战士。我趁着三哥有两天不在家，一口气读完了它，读得如痴如醉，被刘海英的事迹感动得几次流泪。小说中的刘海英，是个非常勇敢和漂亮的女孩子。我猜想，小春可能要去追求他梦里的刘海英了，我真为他高兴，为了这样一个女孩子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值得。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小春先当了拖拉机手，一年就入了团，后来当了小学的语文老师。1964 年 12 月15 日，小春给父亲寄了一张以天山为背景的照片，他在照片的背面写道：“天山余脉中的一个四面环山的湖泊。清亮的池水，映照着密密麻麻的松林。冬寒初来的时候，白雪覆盖的松林连成一片，美丽非常，气象豪放，这就是我的故事开始的地方！祝父母愉快！儿小春。”从照片上看，小春站在湖边堆放的圆木上，他的身影只有一个朦胧的小点。他似乎想告诉我们，他的生命已经融化在美丽天山的图画中。我感到了几分诗意和鼓舞，父亲牵挂他的心放下了。他把小春寄来的照片，贴在他最重要的影集里，像宝贝一样地珍藏起来。小春不仅找到了故事开始的地方，而且，还找到了他梦中的刘海英。
        1966 年文革开始前，小春回北京探亲，他让我看了女友的照片，那是一个天津女孩儿，跟我想象中的刘海英一样，端庄、美丽，有点瘦弱。我对小春说：“她就是你的刘海英吧？当时，你是不是因为看了《军队的女儿》……”没等我说完，他就脸红了，说：“你胡扯什么？到边疆去是党的号召，你不知道新疆有多广阔，多美丽，多诱人。”一连三个“多”字，看来小春已经爱上了新疆。
        为了证明自己，小春拿出他的日记，翻了一页让我看：“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来，捧起黝黑的泥土。看啊！拖拉机翻起的泥浪，那是一个春天开始的童话；夏天，她牵起花裙子拉我爬上山顶。看啊！田野里荡漾着绿色麦浪，那是一个明天的憧憬。秋天，脱粒机堆起了一座座金山，我和她坐在谷堆上，数天上的星星，她说秋去冬来，冬天你还会给我讲一个怎样的故事？我说，把再一个春天的遐想，留在‘突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梦中……”我一边读他的日记，一边笑谑地说：“远不如你上学时候的作文写得好，什么春天里的童话，数星星，全是电影里的老套子，俗死了。还不都是些打情骂俏的话吗？”
        “你懂个屁，”小春脸一沉，说：“我写的‘她’是指我们的新疆，我们的农场，你以为什么呢？跟小学生聊天真没劲。”
        “我现在上中学了。”我纠正他，又说：“酸，还是酸，酸死了。”
        “滚你的吧，别看了。”小春的脸更红了，他一把夺回笔记本，先翻了几页，最后还是收了起来。估计他本想证明自己的文采，让我再看一些日记，可是，被我臊得没了信心。
        青春期的青年人变得羞涩起来，连写日记都酸了巴唧，早就没有了偷吃萝卜干和小球藻时那么“皮厚”的样子。原来爱情的魅力有这么大，竟然能让人变得酸不唧唧，我真希望他的梦能像“醋”一样，一直“酸”下去。
        父亲闲暇的时候喜欢种些花草。他最喜欢昙花。不过我对昙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年就开那么几次花，时间还那么短。
        那时，我们家门前有块空地，父亲种了许多萝卜、白菜之类的蔬菜，还有几十颗向日葵，这个比较符合我的兴趣。每天天刚亮，父亲就催我跟他一起去捡马粪施肥，一根棍子从桶的提手上穿过，我扛在肩上走在前面，父亲用手提着跟在我后面。出了我们大院，向南，向西都是小马路，经常有马车通过。虽说经常有马车通过，但马粪并不是很容易捡到。马屁股上挂了粪兜子，走很长路，也不一定碰上一个掉下来的马粪蛋。
        父亲走得不慌不忙，时间一长我就不耐烦了，心想什么时候才能捡满一桶啊，不过我不吭声。父亲一看我扭来扭去的样子就知道我不耐烦了。他抓住机会，就向走过来的马车的马屁股扔出一个小石子儿，拉车的马立刻就颠着屁股小跑起来，马粪蛋随即撒了出来。有时我也学着父亲的样子做，往往招来一通臭骂，也不在意，觉得很好玩。
        一次，马被我打惊了，只听一声马嘶，马蹄腾空跃起，我还没醒过神，父亲早就一个箭步蹿了上去，一把就勒住了马。
    “ 好把式，赶车出身吧？”车把式说。
    “当年给解放军运过军粮。”父亲说。
        结果，车把式给我装满了一桶马粪，我一个月都不用起大早去捡马粪了。我初次感受到了父亲的“英雄情结”。
        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革命青年，万水千山造就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勇敢、坚强、智慧、潇洒，却始终保持着泥土地一样的胸怀和淳朴。一个“马夫”的父亲，比一个高级干部的父亲，更能让我理解和接近。我更喜欢一个“给解放军运过军粮的马夫”做我的父亲。
        我少儿时代，有太多父亲从战争岁月带来的“红小鬼”情结和延安供给制传统的印记。即使这么说，父母也罢，我们也罢，我们家和大多数老百姓，都是平平常常地过日子，大人上班，小孩儿读书，种点菜、捡点马粪，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不少，只是精神生活表现在不同层面上。  我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会和大多数的老百姓孩子一样，好好学习，考大学，考不上大学就去做工，甚至当农民。当知识分子也好，当工人、农民也好，在我接受的教育中没有什么三六九等。
        可惜，我们的平常生活没能继续下去，小春的梦也没有延续下去。文化大革命把什么都改变了，就是给我一万种想象，我都无法预见，我们的命运竟会变得如此戏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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