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 东平：红墙童话摘录

yangharrylg

红墙童话 （6）
送交者: 晨雪 2005年10月05日18:03:51 于 [恋恋风尘] 发送悄悄话
BY 王凡 东平




丙楼和丁楼是西楼院落里最大的两幢楼。这两幢楼本是为各中央局书记和各省党政领导人来京开会时住宿而建的，所以楼内的格局都是按饭店宾馆设计的。可能是考虑到两幢楼仅供外地领导人来京开会时住宿，利用率太低了，竣工后并没有按原设想使用，而是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做了办公用房。


　　在丙楼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杨尚昆，以及部分与如今中央政策研究室相类似的工作班子人员。主持这个工作班子日常工作的，是国家机关党委书记龚子荣。这个班子分为综合一组，综合二组，工业组，农业组，政法组，群工组，翻译组。工作班子里的人员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其中许多组员比组长的资格还要老。


　　搬进丁楼二、三层办公的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到这里以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工作范围、方式的变化，科室的设置，比以前更完备了，人员也有些变动。此时机要室的几位领导都是中共领袖的兼职秘书，进入了领袖身边的工作小组，叶子龙进了一组，吴振英进了二组，康一民进了三组，潘开文进了四组，邱兰标、赖奎进了五组，但机要室的总体工作还得由他们抓。康一民分管业务，潘开文分管行政，吴振英分管党务，邱兰标、赖奎担任机要科正、副科长。后来，邱兰标离开了机要室，去了中央档案馆，机要科由赖奎负责。


　　除了叶、康、吴、潘、邱、赖以外，还有一些干部也进了领袖身边的工作小组。如徐业夫、罗光禄到毛泽东那里；伊明、孙岳先后到周恩来那里；王干、杨俊到刘少奇那里；崔平、阎致远、朱慎先后到朱老总那里。这些进入领袖身边工作小组的人员，虽然工作关系还在机要室（周恩来的三组除外），还担任着一定的职务，但平时就在领袖身边工作，而不怎么到机要室坐班。


　　在进入丁楼以后的日子里，机要室逐渐地扩展为五个科。一科科长是徐业夫，副科长沈剑心。虽然兼着一科科长，徐业夫更多的时间，还是在毛泽东身边。他是安徽人，30年代初参加革命，也是经历过长征的老资格。他常年跟随毛泽东，出于对领袖由衷地爱戴，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外，还十分关心毛泽东的身体健康。毛泽东喜欢抽烟，而且徐业夫自己也嗜烟如命，因此他不主张对毛泽东严格戒烟，而是劝毛泽东对烟量加以控制，少抽一点。特别是当他发现自己抽烟，却不怎么咳嗽的情况后，他感到抽烟是否致病，也许和烟的品牌有关。徐业夫便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了毛泽东，然后摸出了自己抽的四川雪茄。毛泽东抽了几根徐业夫的雪茄，感觉确实比自己原来的烟抽着舒服，咳嗽也明显减轻了。从那以后，毛泽东就不再抽解放以来抽的中华牌和大熊猫牌香烟了，改抽特制的四川雪茄，直至他逝世。然而对此还有第二种说法，说给毛泽东尝雪茄的不是徐业夫，而是李先念。


　　传阅文电是中央领导同志间沟通情况，商榷问题，决定有关事宜，体现集体领导，处理日常工作的重要方式方法的一部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都在夜间工作和批阅文电。因此，丁楼的灯光总是通宵达旦地亮着。正是因为通常要工作到很晚，有时夜里还要值班或处理紧急事务，机要室的科以上干部，大多数就安家在办公室的旁边。一旦有紧急要务，马上就能找到人，马上就能进行处理。


　　丁楼里有孩子的声息，首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机要室各部门中吸引孩子的是五科，五科办公不在西楼，其门前的红柱子上挂个“收发室”的大牌子，工作内容一目了然。收发室的房子后面，有一排车棚，里面外面摆着许多摩托车，这个地方挺招孩子的根源就在摩托车。看见搞收发的机要交通员，用脚一踩，摩托车就发动起来了，孩子也常跑过去踩，但不管怎么踩，摩托车也没动静。后来才明白，没有车钥匙插上，就是踩一辈子也没用。大一点儿的孩子，有时缠着机要交通员，送信件、文件时带上兜一圈：“叔叔，我帮您压挎斗吧。”有时，机要交通员就带着孩子跑一圈。周延安跟着跑了几回，长了不少见识。有一次，他跟着送文件的摩托车去了西山。那时的摩托车车把上有个指示标，箭头形状，上红下绿。箭头朝上是前行；朝左是左拐；朝右是右拐；朝下是倒车。在快要进入首长家门时，机要交通员把指示标拨到了朝下的位置。周延安一看这样指示和行车的方向不一致，一个劲地提醒说：“叔叔，不对，指错了，指错了。”可那交通员说：“别言语，别言语。”就这样，门岗拦都没拦，就放他们进院了。几次以后，他明白了：“原来那是暗号呀。”


和中办机要室一起进入丁楼的是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与机要室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住家，是纯粹的办公地点。到丁楼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与日俱增，并逐渐有了来自各国的信件。处理这些信件是颇费心力的，要从这些信的海洋里捕捉到有倾向性的问题，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有启示价值的问题，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及时向中共中央和领袖们反映，以使中央和领袖们尽早地将相关的事宜提上日程，研究考虑相应的政策方略。


　　除了反映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相关的来信外，给毛泽东的信可谓五花八门，各个方面内容的都有。毛泽东博览群书，涉猎广泛，于是许多学有专长的人，给毛泽东写信，谈论学术研究的心得。甚至有一些外国人，也来信谈及所在国与中国交流的历史文化问题。像这类信件，若谈论的是很专业的问题，或涉及比较冷僻的学科研究，政治秘书室的干部们在处理时，就会感到力不从心。但又不能因此而不予处理，就必须借助外力。一次有一封信，谈论的是古印度语言、梵文等问题，秘书室的人员读来云山雾罩。只好与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主任季羡林教授联系，请求他帮助阅看一下来信，给予讲解说明，并提出回复的意见。回忆起类似的事，就不会奇怪当年议论组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时，胡乔木为什么向毛泽东提议，要请一些名牌大学的教授来工作了。


　　此外，毛泽东的亲友、同乡的信件往来也特别多。邮寄给毛泽东的这类信件，秘书室一直有专人处理。在马芷荪、吕澄之后，二科科长沈栋年负责的时间最久。据沈栋年回忆，解放后最早给毛泽东来信的亲友是湖南长沙的杨开智和周世钊。杨开智是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哥哥，他来信通报了家人的情况。周世钊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也是毛泽东早年创立的新民学会的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德高望重。


　　这类信件中有少数是错认毛泽东为亲友和冒充亲友的，所以工作人员首先要加以分辨。为了提高分辨能力，需要熟悉毛泽东的家庭和个人的历史情况。为此，沈栋年阅读了当时仅有的肖三、李锐先后撰写的关于毛主席青少年时期活动的两本书。经过分辨，沈栋年把有明显错误或冒充毛泽东亲友的信件，先行筛选出来不作处理，其余的送毛泽东。送前先登记，摘录主要内容，建立档案。送阅时在原信封上贴一纸条，用一句话概括来信的内容。这样做可使毛泽东一眼就知道来信的主要内容，以便分别轻重缓急，安排适当时间阅看、回复和处理。


　　毛泽东看重亲情，珍视旧谊，对亲戚朋友的来信，许多都亲自回复。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写的复信比较多，一般连同亲友来信一起退秘书室。他复信大多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信笺、信封，为了保密和安全，办信人把毛泽东的复信，套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信封里，经邮局挂号寄发。部分亲友们在给毛泽东的来信中，提出来北京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这类要求，有计划地做了安排。最先获得同意来北京的，是湖南湘潭韶山的毛宇居。他是毛泽东的堂兄，又是他幼时在私塾读书时的老师。大约1950年秋天，毛宇居来到北京，秘书室参与了接待，安排他在中南海流水音畔一所平房里住。毛泽东很快接见了他，向他了解了不少故乡和亲友的情况。后相继有不少毛泽东的亲友来北京和他会面，他们来北京的路费和食宿费用，都由毛泽东个人负担。


　　建国后，陆续有群众来信，表示对新中国缔造者们的崇敬，不少群众在信中诉说了想赴京一睹领袖风采的渴望。这些信汇总向毛泽东反映后，他表示和群众接触是他非常愿意的，但目前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专门为此赴京要花费很多钱，也耽误工作。考虑到毛泽东政务缠身，政治秘书室建议印制一些领袖照片，寄给来信的群众，以满足他们的愿望。


　　年复一年，群众的来信与日俱增，秘书室的干部总是在超负荷地工作。在笔者和其他孩子的记忆里，父母亲几乎就没有在夜晚12点以前回过家。但我们好像从来没听他们说过“今天要加班”之类的话，在有记忆的中南海生活中，我们都没听到谁因为工作时间长抱怨过什么，仿佛这就是他们的正常工作状态。大捆大捆的信件，在秘书室的办公室里处理完毕；大捆大捆的信件，又被源源不断地送进办公室。它们不仅是秘书室的干部们整日凝眸思量的对象，还成了一些孩子紧追不舍的对象。孩子们盯着的，是信封上的邮票。
在50年代，政治秘书室干部的孩子还小，因邮票之事惹得大人们心烦的，是西楼院落里其他单位大一点的孩子。信件处理完毕后，该存档的存档；有些需要保留一段的，专门有放置的房间，还有例如致敬信一类暂时处理不过来的，也先存放在专门的房间里。在西楼院落东门外往南一拐的一排房子，就有几间是放邮寄的信件和礼品的。其余没有保留价值的，就定期销毁。


　　对孩子们的集邮爱好，大人还是理解和支持的。但孩子们对邮票拥有的渴望很难满足，给他们这些，他们还盯着那些。当正当方式得不到时，就趁大人离开时，溜进办公室自己动手，剪撕邮票。但他们并不知道哪些是处理过的，哪些是待处理的，哪些是要保留的，哪些是处理后要销毁的，哪些可以动，哪些不能动，一看到令他们眼热的邮票，其他一切都抛诸九霄云外。经他们剪撕后，信件就被搞乱


　　了，有些未阅看的信件也弄破损了。工作受到影响，大人自然要烦了，连本来可以提供的便利，也不再提供了。于是孩子们就盯着信件的流动过程，寻找弄邮票的机会。


　　终于有一天，他们发现了西楼院东南存放信件的房子。周延安、刘丁丁等几个孩子，弄开了后窗户，爬进了房子。因为进入了几次，把里面的信笺、邮包弄乱了，大人就知道是孩子进去了，大张旗鼓地查寻罪魁祸首。“最后查着了我们几个。刘少奇家管孩子管得严，王光美阿姨得知丁丁也在我们其中，把他批评了一通。她还要吴振英告诉相关的家长，孩子太调皮了，要教育教育。”周延安说。


　　丁楼东头的一幢两层小楼，是中南海多数孩子都熟悉，都能讲出相关故事的一个地方。一层入门门厅北面是厨房，也就是后来的西小灶。南边，用如今的话说可称为多功能厅，当年就是既做餐厅，也当会议室，还用作娱乐场所数功能并举。在一讲述当代中国历史，必然要提到的“七千人大会”之后的“西楼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


　　当然，在孩子们记忆里的西楼会议室，并没有太多的政治的凝重。在孩子们的嘴里，也从来都没有叫过它会议室，而是叫“西楼电影院”。虽然这个楼主要是用来开会的，仅仅在星期六或除此以外的个别晚上才用来放电影，但它老被中南海，特别是居住在西楼附近的孩子惦记的，就是这么一两个晚上。尤其是星期六晚上，孩子们晚饭后，便早早地来到放映厅的入口处。然而，每当孩子们过早地守候在入口处的时候，便可能通过放映厅的两扇弹簧门的门缝，看到特别有家庭气氛的场景，有几家人家还在吃饭。因此，关于在西楼看电影的故事，还得先从西楼里的吃饭说起。


　　为了便于叙述，我们还是按照孩子的意念把西楼会议室称作西楼电影院吧。电影院门厅北面的西小灶，只有灶，没有餐厅。吃饭的地方，就在电影放映厅中（即会议室），用屏风隔出靠双开门的这边一小块地方。通常这里支四张桌子，开会和放电影的时候，就把桌子收起来，靠在墙边，再将屏风移过来挡上。


　　1959年以前，在此吃饭的有几家，刘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怀家、杨尚昆家，邓小平家有时也来这里吃饭。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饭菜打回家去吃。偶尔，例如过年过节的时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人也会来这里聚餐。在西小灶吃饭的几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后，朱德女儿朱敏的孩子健健、窝窝陆续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这两个外孙留在中南海里抚养了一段。加上早在这里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从四川老家接来的孩子，就有十多个人了。一旦朱德老两口带上这十多个孩子，一张桌子就挤不下了。那热闹的场面，堪为中南海西小灶壮观一景。


　　因为吃饭和看电影都在同一个大厅里，而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刘少奇等人，作息总是不十分规律的，就可能碰到吃饭和其他活动参差重叠的情况。1962年冬季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放映厅要上演一部新片子。刘少奇刚开完会来小灶吃晚饭，刚坐下还未上饭菜，看电影的人已陆续在门厅内的双开门外等上了。王光美看到这种情况，为不影响大家看电影，就对服务科的同志说：我们可以在炊事员们学习的小房子里吃饭。直到电影演了快一半时，刘少奇才吃完饭，由王光美陪着到大厅看了一会儿电影。


　　杨尚昆在非工作的场合特别活跃，哪儿有他哪儿就特别热闹。每当杨尚昆得到或买到什么稀罕的玩意儿，就会拿到西小灶餐厅里来，给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试制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导体收音机，是熊猫牌的，这在当时是令人惊异的。那时中南海里上中学的男孩子，课余爱好之一就是装半导体收音机。刘源、朱德的几个孙子，都自己装过，而且一直琢磨着小型化问题，自己买塑料肥皂盒，设法把所需要的零件塞进去。


　　在西八所的东面，有一幢砖木结构的比较高的建筑，这就是勤政殿。新中国成立后，勤政殿的院落，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办公之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首们，在勤政殿里，接受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各国使节递交的国书。


　　因为住在院落里，当勤政殿里没有什么政务活动时，孩子们就会在院子里串来串去。院子里有一位管理员，年纪挺大，孩子们隐约记得当年都叫他赵爷爷。赵爷爷经常打扫院子里的卫生，遇上天气晴朗的日子，他就把收藏在勤政殿后面房子里的东西，搬出来晾晒。


　　既然说到勤政殿，并由此涉及了与之南门相对的瀛台，我们就顺便讲讲瀛台的故事。瀛台除了凭一桥与南海的北岸连接，是个周围皆被碧水环绕的小岛。瀛台重新有了生气，是在中共接收中南海之后。一进中南海就为新政协会议，为开国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忙碌的钟灵、郭英、李钊等人，就在瀛台岛上安顿了下来。其实，中共中央的领袖和机关搬进中南海后，瀛台供人居住的历史并不长，使瀛台前所未有地出现人声鼎沸情景的，是在此举办的各种展览会。刚进北平的时候，这座古城还没有多少与现代文化生活相关的设施，除了故宫博物院，其他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都还没有兴建。许多展览就办在了中南海里面。各式各样的武器，还有造武器的机器，往院子里一摆，被刺激得最亢奋的，就是那帮男孩子们。跟着父母来看一遍还不过瘾，还想再看几遍。光看还不行，还想摸摸、动动。在开放的时间看了还不够，还想在不开放的时间，在没大人的情况下，自在而尽情地看看和拨弄一番。再往后，这里还举办过机械制造工业的展览，矿业和地质勘探成就的展览，中国自己制造的军工产品的展览等等。


　　1955年夏季，时不时到瀛台、勤政殿一带玩耍的孩子们，发现勤政殿总有领导人和部队干部进进出出，而且出得殿来的人们，都喜形于色地议论纷纷。难道勤政殿里有什么神秘而令人感兴趣的东西？趁饭后大人们午休的时候，康辉、吴陕立、令狐安、周延安等孩子们，便相约悄悄来到勤政殿。因为勤政殿外围的警卫并不十分严密，进进出出的孩子们又都认识，他们就没遇到什么阻拦。孩子们进到殿堂里，立刻被各式各样夺人眼目的军礼服和警服吸引住了。


　　这一排，湖蓝色的礼服，缀着金黄色的绶带和流苏，袖口和衣领，也有金丝线精绣的边饰。裤子的边线处，缀有金黄色和红色的条纹。还有与礼服配套的大盖帽、皮靴。从装饰、样式和质料，可以看出分了几个等级，依次排列。后来他们才搞清楚，那不同的等级是元帅、将军、校官、尉官、士兵。最漂亮的那件，是为毛泽东特制的大元帅服，据说这套礼服的边饰，是用纯金的丝线绣缝的。


　　另外一排陈列的，是苏联军队的礼服和军装，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比中国这边的更绚丽多彩，也同样看得出分有等级，即从大元帅到士兵依次排列。和礼服相配的，还有镀得熠熠耀眼的短佩剑。多数的礼服，是套在木制的模特身上，穿着效果都显示了出来。


　　当中南海的孩子们在勤政殿内发现陈列着的前所未见的漂亮军服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内的高级将领们，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正在为军衔制度的制订和实施见仁见智并忙碌着。


　　不久，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服役条例》亦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其中规定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军衔制度。毛泽东随即签署主席令，公布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的军衔等级，是参照苏军序列设置的。军官分为4等14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士兵分为2等5级，即：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列兵。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为解决副排级干部的授衔问题，又增设了准尉军衔。


　　经过紧张细致的工作，评衔工作顺利告竣。9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接着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南海怀仁堂前车水马龙，从车中出来的多是身着崭新军礼服的将帅们，他们相互打着招呼走进怀仁堂。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中南海里的孩子们认识的叔叔或伯伯，但在孩子们的眼里，他们从未像今天这般衣冠楚楚、年轻而精神抖擞。此刻，“大会堂”被军人的英武气概覆盖了。来此参加授衔仪式的将校们，昂首阔步而入，崭新的军礼服的湖蓝色，在怀仁堂红漆大门、红漆立柱、红漆门槛之间闪动，构成一幅色彩鲜明的风景。


　　毛泽东也来了，他身穿灰色的中山装，比之在军礼服衬托下威风凛凛的将帅，这位始终不愿把大元帅服加身的伟大战略家，更有一种善战者不露兵气的神采。5时整，在将校正襟危坐的怀仁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的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毛泽东在主席台前，亲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授予和他一起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过来的战友们，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下午6时半，授衔授勋典礼在军乐《胜利进行曲》的旋律中完毕。


　　此刻，怀仁堂的后草坪上，早已摆好了一片餐桌，餐桌上杯盘鳞次栉比，盛满丰富的冷餐和水酒。所有参加活动的人，餐饮都自己动手。金灿灿的肩章、勋章、纽扣、衣领袖口的绣饰，和杯中的酒交相辉映。当时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这次授衔和酒会的全过程，都拍摄了下来。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南海船坞的旧址上，新盖了一座楼房。楼房下面依然是船坞，南海休闲时划的船，平时都存在这个船坞里面，故而中南海里的人习惯称此楼为南船坞。据说此楼建筑的本来用途，是做中南海门诊部。那时，中南海内有两个门诊部。一个是老中南海门诊部，起先在西八所，不久后迁到“流水音”。另一个门诊部，在中南海西岸最北面，在这座两层的灰楼正门，开始挂着的是中央直属机关第三门诊部的牌子。新楼盖好之后，情况有了变化。原在中南海办公的中央军委、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因有了新的工作场所，先后搬了出去，中南海内的工作人员大为减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关方面感到没有必要在南海保留那么大的门诊部了。于是中海北边的灰楼，挂上了中南海门诊部的牌子；南船坞新楼，就当了宿舍。居住在南船坞宿舍楼里的，几乎都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干部。讲到此，需要做一点说明，就是在1953年，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和警卫处合并，合并后改称警卫局，又称公安部第九局。还应在此做一点简述的是，同在1953年，几乎在警卫局成立同时，重新组建了中南海的警卫部队，成立了中央警卫团。


　　先后搬入南船坞楼房居住的，共有10余户人家。汪东兴住在南边的第一层。因为下面是船坞，所以一层高出地面半层。此时的汪东兴夫妇，已经有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汪东兴的老大汪延群说，刚搬进新楼的第一天，她就爬到楼顶上去了。她说：“当时纯粹是出于好奇，想看看新居的全貌，就一层一层往上爬。爬到三楼，看天花板上还有一个洞，就顺着洞爬了出去，出去一看已经到了楼顶上。爸爸得知后很生气，说我太淘了。”搬进新居后仅一年左右，汪东兴就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当时中南海里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还有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之所以知道彭老总的夫人也在中央党校学习，是因为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彭老总都陪着浦安修散步到南船坞这边来，她和我爸爸一起坐警卫局的车去中央党校。每个星期六，他们也乘一部车回中南海。”


　　1956年冬至1957年春，全国各省都兴起机关干部上山下乡锻炼的热潮。大批党政干部响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走出机关到基层锻炼。汪东兴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去见毛泽东，提出想到地方，做点警卫工作以外的工作。“毛主席表示可以，订个合同，三年为期。他问我爸爸想到哪里？我爸爸说就回江西老家吧。”汪东兴这一走两年半，直到1960年9月底，才通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把他仓促叫到北京。随后，毛泽东让他国庆节一过就进中南海。就这样，汪东兴又回到了中南海。


　　 第一批搬进南船坞住的，还有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罗道让一家。罗道让是泰国华侨，他的大儿子罗振烈就是在泰国出生的，然而他很早就归国参加了革命。延安时期，他在王家坪中央军委，担任军委总务处的处长。他和此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的上下级关系可追溯到 1943年。那一年，杨尚昆从中共中央机关调到中央军委担任秘书长，由杨家岭搬到了王家坪，他们因工作常打交道，打那以后就熟悉了。


　　和罗道让住在同一层的，有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一家。此时，他的长女王志援已经渐渐长大了。她最初的好朋友，是汪延群的双胞胎妹妹，汪大燕和汪小燕，她们年纪相差仅一年，原来就住前后房，上的又都是北海幼儿园。她在中南海里也是比较皮的，喜欢跟着男孩子追逐打闹爬树。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外出，


　　中央办公厅警卫局领导随行的，一直是汪东兴，王敬先也陪同随行。但从 1955年始，就基本上全由王敬先跟随了。后来汪东兴到中央党校学习，再后来，又去了江西，随毛泽东出行的，便只有王敬先一位局领导了。


　　就在搬到南船坞之后，王志援新交了一个特别要好的朋友，田家英的女儿曾立，她们两个是同龄人。田家英是 1949年跟随毛泽东进的中南海，办公住宿都在静谷里的一处三间厢房。在中南海的孩子们眼里，静谷是最美丽的园子。恰是园林的美丽，曾立、曾自眼里父亲的住所愈显得晦暗颓败 :门窗的漆饰褪色剥落，房内满眼破旧和阴暗，地板腐烂了，霉气从地板缝隙里弥漫上来。共和国肇始，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宪法的制定、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室务领导等工作，使田家英终日陷于公务，曾经被累得吐血，房间不够整洁就更无暇顾及了，自然有些零乱。


　　虽说田家英在静谷有厢房三间，但仅够他一人办公和栖身，妻子和孩子，都只能偶尔到这里来看望一下田家英，住宿还得回地处万寿路中央政治研究室宿舍院里的家，田家英在那边兼着室副主任的职。直到南船坞的楼修建好，被用作宿舍，田家英才又从此楼中得到一间房子。田家英的妻子董边，带着两个女儿和阿姨，搬进了新居。曾立本以为家搬进中南海，就和父亲住在一起了，不料仍然是分居。


　　四人一室绝不宽敞，好在母亲时任《中国妇女》杂志总编辑，白天都在杂志社忙碌 ;曾立自己在育英小学寄宿 ;妹妹曾自在中南海幼儿园入托，平时家里反而有几分冷清，只是在星期六、星期日才偶尔挤一下。和此时中南海其他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孩子一样，曾立每星期天坐班车去学校，同车有警卫局的、机要室的、还有李富春的外孙等孩子。每星期六下午返回时，她都先逗留在静谷这边。待到吃了晚饭，看完电影，父亲领着她回南船坞时，已是星烁月朗的深夜。


　　从结为好友后，她们俩就经常形影相随，星期六结伴到西楼去看电影，星期天聚在一起看书交流心得。 1961年王敬先因非正常缘故被调出中南海，到苏州任地委副书记。分别时，已成莫逆的她俩都感觉难舍难离。


　　住在南船坞三层的，孩子们印象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后来任公安部副部长的于桑、住了没多久就调往辽宁抚顺的副局长李福坤、同时提升副局长的田畴和李树槐。南船坞的楼里，还住着几位警卫局的科长们，像保健科科长徐福静家，摄影科科长侯波家，服务科科长周启才家，交通科科长钟步云家，交通科副科长周西林家。以及后来被人们习惯称呼为卫士长的李银桥、孙勇、曲琦玉、毛崇横等几家。这个楼里的另外一个人似乎也不应漏掉，他就是曾经担任中南海门诊部大夫、 1957年担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李志绥。


　　10多家人家集中到一起，就有了 10来个 40年代末 50年代初出生的女孩子，跳舞唱歌，就不再是个体的活动，而是有了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群体。


　　在南船坞楼里，厨房是公共的，做饭时自家开伙的人家凑在一处，奏起锅碗瓢勺交响曲。谁家吃什么，怎么烹制，现场交流。刚搬入时，做饭都用煤球炉子，由于怕把木制地板烧坏了，每家的炉子底下垫有铁皮面的炉托。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这里近水楼台先得月，煤气管道接进了中南海，南船坞大概是北京城里最早用上管道煤气的宿舍楼之一。


　　南船坞宿舍楼有一位管理员，名字孩子们只记得读音是关承善。他长得清癯消瘦，背驼得很厉害。他好像有一定的文化，因为孩子们常看见他在旧报纸上练习书法。他的职责之一，是打扫整个楼内外的卫生。此外，楼里有一部公用的电话，也是由这位老管理员看守。来了谁家的电话，他就负责地去招呼那家的人来听电话。孩子们用这部电话，通常是在星期六的下午，询问中南海里几个放电影的场所，晚上放什么片子。在孩子们的记忆里，这位老管理员工作任劳任怨，就是不太讲卫生，手老是脏兮兮的。


　　因为警卫局这座南船坞宿舍，附近就是中央警卫团的机关中心，所以，孩子们的许多活动，就和中央警卫团发生了关系。


　　在中南海里，许多食堂同时就是礼堂，所以大食堂里都有个舞台。平时吃饭，节日联欢时就用作礼堂。中央警卫团团部这里的大食堂也是如此，但它作礼堂用的机会更频繁，冷天，或气候不好的时候，就在这里放电影。在食堂的外面，是一个大广场，广场的一边竖有两根木杆。夏季的周末晚上，偶尔也不一定非在周末，只要天气好，如果放映电影的话就在这个广场，两根木杆是挂银幕用的。因为警卫团的电影放映时间不那么固定，孩子并不到广场上空等，他们有自己的经验，只要晚饭后，在家里听到有军人的歌声由远而近，就说明有电影，再拿着板凳去广场不迟。在警卫团政治部里，有一副乒乓球案子。住在南船坞的孩子，有时就跑到这里来打乒乓球。警卫局和警卫团，名字很相近，工作也有重叠。


　　警卫局的孩子和警卫团里的大人也有接触，但两边的孩子，却不熟悉，很少来往。中央警卫团的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就住在中南海东南角的同一个院落里。另外几个副团长、副政委，也住在团部附近。但警卫团的孩子却不太到警卫团机关范围以外的地方去。


　　警卫局下属单位，靠南船坞最近的是交通科。因为交通科的办公室和车库在一起，那里有各式各样的轿车，也吸引得孩子们常常到那里去。时间久了，南船坞的孩子们对中南海的各种轿车，谁坐什么牌子的车，哪位司机给哪位首长开车，都弄得十分清楚。每到“五一”、“十一”前，中共中央领袖们可能要使用的车，通通要先跑一跑，试一试，以确保在节日活动中万无一失。每在这个时候，住在南船坞的孩子，常有机会坐在车里兜风过车瘾。


　　在南船坞的下面，存放的是在南海水域划的船；在中海水域划的船，则存放在北船坞。夏季的午饭后和晚饭后，行政科的管理人员，就从船坞将船划出来，在每个小码头放几只，供领袖和干部们划。划完之后，又由这些工作人员把船划回船坞。所有的船都漆了外绿内白的漆，有个别的船前面的座位前，有一个方向盘。在中南海住的领袖和首长们都有划船的兴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都划过，多数还留下了划船的照片。在中南海里住过的外国共产党领袖，像胡志明、金日成，也在中南海里划过船。


　　从南船坞一直往北走，就可以走到北船坞。和南船坞的作用一样，中南海划的船，平时都存放在这里。在北船坞上面的，是中南海幼儿园。居住在南船坞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孩子，几乎都上过中南海幼儿园。就字面而言，中南海幼儿园就是设在中南海里的幼儿园，应该包容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孩子。但在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中南海之前，它就存在了，而且和中共中央办公厅还隔了一层。中共中央办公厅辖下曾有过一所托儿所，那就是在延安成立的洛杉矶托儿所，但这不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直属机关的托儿所。中共中央办公厅直属机关的托儿所究竟成立于何时，由于第一任所长李素英的逝世，已经无人能道出渊源了，总应在办公厅机关逐渐健全起来的西柏坡时期吧。


　　在此入托的孩子，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各单位的孩子，主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几个办公室、办公厅第一办公室，政治秘书室，机要室，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在中南海内居住的中共领导人的孩子，也有曾在此入托的。


　　那时孩子们看的幻灯片，还能记得起来的有《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神笔马良》、《大闹天宫》、《宝船》、《说谎的孩子》、《刘家五兄弟》。对孩子影响比较大的，是有神笔的马良和刘家的5个兄弟。真人真事的幻灯片有《董存瑞的故事》、《把一切献给党》、《向秀丽》、《为了61个阶级兄弟》等。对男孩子有吸引力的，是董存瑞，想有朝一日也成为他那样的战斗英雄。


　　令孩子们难忘的还有李园长、赵园长、谢惠春主任，整个幼儿园在她们的领导下，办得相当出色。1958年被评为北京市的红旗幼儿园，1959年后一直是先进幼儿园。几乎每年都有几批和幼儿教育相关的人，到幼儿园来参观取经。


　　中南海里的许多院落是以堂命名的，像前面提到的先后为中央军委和中央办公厅部分单位办公之所的居仁堂，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和住宿的迎春堂，用于开大会、看节目的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盖好后，怀仁堂就主要用于戏剧和歌舞节目的演出了。在怀仁堂的周围，还有好几个院落。庆云堂就是其中之一，这组院落与怀仁堂之间，只隔着一条甬道。庆云堂共有四个院子，一号院在最南端，院子的大门朝南。在中央机关迁入城里的时候，庆云堂曾被用作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室和干部宿舍。


　　后来，中宣部陆续搬往沙滩，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一办公室主任的刘澜涛，就住进了一号院。他的孩子有刘冀阜、刘冀平、刘冀青等。继刘澜涛离开后住进一号院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一家。常和李富春、蔡畅夫妇住在一起的孩子，是他们的外孙李勇和李坚。居住在二号院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的谭震林。谭家共有6个孩子。长女谭泾远，当时还在北京师大女附中。长子谭淮远是老二，正在北京男四中读书。老四胜远是女儿，小名毛毛，和三号院里的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的小名一样。庆云堂里的这两个毛毛年龄相近，后来又在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读书。老五老六都是儿子，叫小光和小旭，他们后来和刘源、朱援朝、朱和平同在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上学。


　　搬进庆云堂三号院的是邓小平家。在邓小平家北面四号院的是陈毅家。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月底，在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议决由陈毅担任常务副总理。这就是说，他今后要在北京工作了。陈毅家大概是和四号院有点缘分，进中南海庆云堂，他又被安排在了四号院。全家到京后不久，陈毅之子陈晓鲁就转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读书。他原来上的是育英小学，那里施行寄宿制，可星期六放假时，他宁愿呆在学校里而不回家，父母有些不高兴，干脆转学走读。陈晓鲁说他读小学的时候，还不太开窍，玩心重于求知心，所以功课成绩不是太好。当时大哥昊苏、二哥丹淮还给他做过辅导，效果不大，还惹得性急的母亲发过几次火。后来，陈晓鲁的心深受触动，他无法入眠，通宵奋笔，赶出一篇作文。发奋之作，总有可观，父母看时，流露出欣慰神情，由是引发的矛盾尽在一笑中释然。


　　中国的元帅多，世界上比中国元帅多的国家寥寥无几。在这些元帅中，令人望而生畏、备感威严的，还真不如慈祥和蔼的、儒风雅质而情调浪漫的多。陈毅就属于后者中的一个。具有极强感染力和个性的陈毅，把汲自其父辈的遗韵，扩散给了他的妻子儿女。于是在陈毅家中，夫妇之间、父子之间建立起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的交流方式，即诗这种儒雅的形式。1961年夏，陈毅的二子陈丹淮高中毕业，品学兼优保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军工院校，陈毅得知此讯十分高兴。可他因公务要离京南下，与陈丹淮匆匆挥别。然而，他想到儿子是只身出远门求学，理应多多倾谈，以尽父辈告诫教诲之责。离家之际，丹淮刚刚18岁，而他的父亲，也恰恰是在18岁上，告别故土，奔赴异国追寻民智国强之途的。读着长诗，父亲的期冀和深情掀动了陈丹淮的心潮。


　　虽然，在孩子们平日的学习和功课方面，陈毅的关心是粗放的；然而倘若学业一旦和人生、和未来的事业联系到一起，陈毅便不仅很关注，而且绝不含糊。1959年，长子陈昊苏高中毕业。大概是家风濡染的缘故吧，陈昊苏自幼就对文学有兴趣，并在这方面展露了不同一般的才华。因此，陈昊苏在考虑大学读哪一学科时，把学中文列为首选。长子读大学、选什么专业，陈毅自然十分关心，并与儿子就此交换意见。出乎陈昊苏意料的是，对孩子管理一向粗放的父亲，听说自己把学业定向在文科，毫不迟疑地予以了否定。他劝说儿子放弃读文科的愿望，选择理工科。


　　 然而，读理工科与陈昊苏的志趣相距太远了。没有志趣就没有热情和灵感，就不太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这就等于要陈昊苏弃其所长，勉为其所短。他有些不甘心，希望通过倾谈，使父亲稍做松动，改变初衷，但陈毅对此异乎以往地执拗。陈昊苏最终服从了父亲的旨意，上了中国科技大学。陈昊苏虽说读的是理工科，但在陈毅的影响和引导下，很早就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投入了许多精力，后来走上了从政之途。


　　大约是在五六十年代之交，为了更好地开展外交工作，始终在第一线领导外交工作的周恩来，提出调动领导人的夫人，积极配合外事工作的创意。在有“中国第一外交家”雅誉的周恩来看来，外交也是一种公关，夫人的参与，往往能给这个政治味很浓，有时难免针尖对麦芒的领域，滴入几许人情亲和的溶剂；也无形中增益了一条沟通的渠道，谁说无望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呢？周恩来曾借中央开会之机，召集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夫人，在人民大会堂聚会，在比较轻松的气氛中，传递了夫人配合外交工作的信息。当时在座的有全国妇联主席蔡畅、陈毅夫人张茜、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夫人肖里、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向奎的夫人水静、罗瑞卿夫人郝治平等。


　　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一直是周恩来在第一线指导布置的，当1954年9月，陈毅进京听邓小平跟他说“今后外交部这一摊子，恐怕要你多操劳”后，陈毅就成了周恩来的搭档。自正式出任外长始，陈毅工作往来最多的，就是周恩来。陈毅和周恩来的友谊，可以上溯到20年代初的留法勤工俭学时期，他们在异国就并肩组织过爱国运动。30多年后，在陈毅成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独当一面的外交部长时，他们还常会追忆当年的情景。庆云堂四号院和西花厅相距不太远，有时得暇，两家就会互相走动一下。周恩来来得少一些，多是陈毅夫妇带孩子去周恩来家。


　　四福堂在怀仁堂附近。在四福堂之一来福堂居住过的，前后有好几家，胡乔木、林默涵两家曾同时住在这里，胡家的长女胡胜利和林家的长女孙小林，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后来林默涵家搬出中南海，孙小林因一直和胡胜利同学，继续在来福堂住了很久。曾任新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的范长江，也在这个院子住过。在他们之后，居住这个院子时间最久的，是1954年进京的张际春。因为张际春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副政委，进京前任中共西南局第二副书记、西南军区副政委，故有人推测是曾任二野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进京后，提议要张际春调中央的。从四川到中宣部后，张际春即被委以常务副部长，并主管人事。60年代以后，他在中宣部基本处于半赋闲状态，当了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后，就把主要关注点放在了文教办的工作上。张际春家共有三女两男。老大张云芬。老二张云淑在育英小学时，和胡胜利、金戈、钟小兰等住在中南海的女孩子在同一年级。老三张云嘉。老四张小英。张小刚是家中最小的孩子。


　　增福堂与来福堂相邻。据陆家的老三陆健回忆，他家一进中南海就住在这里。陆定一与前夫人唐义贞，曾生育过一女一子。他们惜别在儿子即将分娩之际，陆定一要随中央红军长征，不便长途跋涉的唐义贞，只得带着女儿留在老根据地。但他们这一别即成永诀，唐义贞在后来的游击作战中被捕牺牲，两个孩子也因托付他人，一时难以寻找，直到“文革”以后，这两个孩子才得以和生父陆定一团聚。当时住在中南海里的，是陆定一和后来的夫人严慰冰，及他们生的三个孩子陆德、陆瑞儿、陆健。


　　增福堂另一边是永福堂。最先住进永福堂的是朱德，在朱德之后住进永福堂的，是从朝鲜战场载誉而归的彭德怀，他是个朴素加严肃的人，所以他进院后，院子就肃静多了。当然，他也喜欢孩子，但不像朱德那样容忍一群孩子闹腾。彭德怀住进永福堂以后，接来了几个孩子，是他的侄子和侄女。


　　在中南海里，和彭德怀有着良好关系的人不少，前脚刚搬走的朱德、永福堂附近的张际春、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庆云堂的邓小平等等。但彭德怀不是那种善于闲聊的人，喜欢孩子却不善于逗孩子玩，因此孩子们对他的记忆，就是有时身后跟着两三个大一些的孩子，在看电影的时候抱过某某；在西山、香山郊游时，和朱德下棋。彭德怀工作间的小憩以及饭前饭后，喜欢在他住的永福堂院外的甬道来回踱步，当胡乔木去中南海岸边散步而从甬道走过时，就可能和正在踱步的彭德怀打个照面，有时他们就都停下脚步聊上几句。偶尔闲暇无事，他还会应彭德怀之邀，踅进永福堂里小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政务院的办公中心就设在了中南海怀仁堂、庆云堂以北，紫光阁以西的区域。政务院最初在中南海北区办公之际，总理办公室主任齐燕铭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他离开政务院后，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着自家的孩子，住进了原来齐燕铭的住所。


　　水榭紧挨着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办公居住的西花厅。除了在西花厅后院居住的周恩来的侄女、侄子等亲属，能经常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近距离接触的孩子，就要算是张元的几个孩子了。特别是住西花厅后院的几个孩子，因参加工作和另外安排了住处等原因相继离开后，住在西花厅院落里的年纪较大些的孩子，也就是箫远音姐弟三人了。因为和周恩来夫妇住得最近，关系很熟，周恩来夫妇有时散步、划船，在紫光阁跳舞，偶尔到郊外呼吸点新鲜空气，常会带上“大米”、“二米”。


　　同住在西花厅的院落里，有时周恩来家里做了好吃的，也会邀请身边的干部及孩子一起来享用。箫远音第一次吃螃蟹，就是在周恩来家吃的。不会吃螃蟹的箫远音，还是在周恩来指教下，学会了用手，用筷子、牙签吃螃蟹。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之一，周恩来对京剧十分喜爱，并有着很高的鉴赏水准。进中南海后，他若是在西花厅家里看电影，通常是调戏剧片欣赏。一个晚上，西花厅里又放电影，等着看电影的孩子们一看是京剧片《荒山泪》，就都跑开了。这立刻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孩子们对自己国家特有的艺术不会欣赏，没有兴趣，是个不该忽略的问题。他把箫远音姐妹招呼回来，让她们一边一个坐在身边，讲起了《荒山泪》的剧情。他讲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见孩子们被故事吸引住后，他就吩咐开始放映。


　　大约在1955年前后，李先念搬进中南海，就住进了东花厅。而原来在此办公的单位，就迁往他处。跟李先念、林佳眉夫妇一起住进东花厅的，是他们的孩子李紫阳、李平平、李小林。最初，孩子们和父母一起在家吃饭，做饭的是李家从湖北带到北京的老王阿姨，直到困难时期，父亲要求他们到大灶食堂就餐。偶尔晚上没活动，李先念在家吃完晚饭后，可以小憩一会儿，因为通常到夜里十一二点的时候，周恩来就要把李先念等叫到西花厅那里开会。夜晚工作、开会，这都是战争年代跟着毛泽东形成的习惯，解放后一直沿袭了下来。开完会总要到凌晨一两点钟，两三点钟了。开完会周恩来就休息了，他起得晚一点，而李先念从不睡懒觉，早晨很早就起床。


　　孩子们还有一项娱乐，是到西花厅打乒乓球，这得和所有在这里打乒乓球的人一样排队。人多排队的时间长，所以多数时间是看别人打。打乒乓球几乎是周恩来的惟一运动，他就靠打乒乓球锻炼身体，在西花厅办公时，几乎每天都打一会儿。右手有伤的周恩来，乒乓球打得并不怎么好，因为这是他平时惟一的锻炼方式，所以成人们都尽量给他喂好球，以使他兴致高，能多打一会儿。可孩子们没有这一概念，上了乒乓球案子就想赢。箫远音对此也印象颇深：“为了赢周恩来，我们还专门往他的手最不好接球的区域打，打得他很难受。有时，他就说出来：‘别人和我打，总让我几个；大米和我打球，从不让我。’我当时就没想到，应该设法让伯伯多锻炼一会儿，那时真是孩子呀。”


　　孩子们常在假山或其他离办公区域很近的地方玩耍，特别是一高兴就忘乎所以，吵吵嚷嚷地影响大人们工作。周恩来就自己掏钱买了一些棋、扑克等娱乐品，送给孩子们玩。玩这些娱乐品，要在房间里桌子边。这样，孩子们就不至成天乱跑乱闹了。假期里，孩子们都不上课了，在中南海的时间更多。每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也拿出点钱，支持办少年之家，并吩咐机关里派个大人，组织孩子活动，以保证办公不受影响。李先念家的孩子，也加入了少年之家的活动，和中南海北区的孩子们在一起玩得很愉快。


　　 在靠近国务院办公和生活区这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院子，被称为福禄居。50年代中期以后，林伯渠一家就搬来了这里。林伯渠又于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但他始终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因接待外宾、外出工作和参加大型宴会的需要，公家先后为林伯渠做了两套毛料衣服，但一回到家里，他马上换穿自己原有的旧服装。福禄居的房子年久失修，他搬入后，中南海的行政管理部门几次建议翻修，林伯渠都不同意。他说这房子比起普通老百姓的，不知好多少倍了，国家刚刚建立于废墟之上，应该把钱用在建设上。这样一住就是好几年，直到再不加固就可能发生危险时，林伯渠才同意对房屋进行维修。但听说维修费用过高时，他又变卦了，直到行政管理部门答应降低维修费用，他才再次点头。在国务院北门南面，福禄居东边，分别住着几位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像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国务院副秘书长曾一凡，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等。继齐燕铭之后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原名童大鹏，因为个子小，一直被人“小鹏”“小鹏”地叫，结果最后就变大为小了。和童小鹏、紫菲夫妇同住在国务院区域家中的，是他们的三个孩子。自幼就很活泼的童小鹏，跟孩子们从不板着面孔，所以别人家的孩子们常聚到他家去玩，他对孩子们的玩闹也不过多干涉。童非非小学和陈珊珊、石小林是同班同学，在一个学习小组。他们放学后集体做作业，通常是在童小鹏家。有时候，童小鹏会冷不丁回家，抽查一下孩子们是不是在认真学习。


　　在国务院区域紫光阁北边，和中南海门诊部正对面，也有一栋50年代新盖的宿舍楼。这栋楼的规模和南船坞差不多，能住下10余户人家。这栋楼呈“工”字形，所以人们通常就称之为“工字楼”。在这里居住的，有周恩来负责经济计划口的秘书顾明一家。


　　工字楼里还住着几位老保卫干部，一位是国务院秘书厅的警卫处处长贺清华。他是个老资格，14岁就担任陕西省延川县永坪区团支部书记。中央红军刚到达陕北那年他参加了红军，开始在红一方面军保卫局，1936年即给毛泽东当警卫员。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他也随行保卫。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他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直到1947年夏季在作战中负伤，才离开毛泽东身边。他的夫人李锦也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带过李讷。新中国成立后，贺清华一家也进了中南海，但是在国务院这边，还是干老本行，搞警卫。


　　1954年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室改机要处时任处长，“文革”开始后任总理值班室负责人的吴庆彤家，也是工字楼的住户，和顾明家在同一层。他原是曾思玉的第十九兵团64军的机要科长，在抗美援朝作战中，他的腿被炸断，回国治疗，治愈后调到国务院秘书厅机要室任科长。除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吴继光、吴继平兄妹外，吴庆彤还一直抚养着妻子兄弟的儿子石小林。吴继光和妹妹吴继平，在学校里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和中南海里大多数家庭一样，父母跟孩子谈起学习来，要求是很严格的，一旦成绩不好，回家挨骂是免不了的，但实际上家长并没有太多的精力管孩子。“我父亲经常出差，即使在北京平时工作也忙；母亲管过，但也没有多少时间，孩子的学习主要靠自觉。不像现在，家长要操那么多心，甚至要亲自承担教学任务。”吴继平说。


　　课余时间，吴继光还喜欢读书。国务院区域内有个图书馆，藏书虽然不是十分丰富，但是足够孩子看的了。吴继光经常去那个图书馆，从二三年级就在那里阅览，并把一些很厚很厚的书借回家看。在图书馆旁边，就是国务院的少年之家，那里有个乒乓球案子，孩子们也常到那里去打乒乓球。在这里打乒乓球也是要排队，不论是谁的孩子，大家都很自觉。


　　做好事、助人为乐是那个时代的风尚，在中南海里是容易找到这种机会的。在国务院这边，有个看船的老张头，他夏季的主要工作是在划船前，把船从北船坞拉过来，泊放在各个小码头边，划船之后再送回北船坞。石小林、吴继光兄弟老帮助老张头送船。把散放在小码头的船串在一起，划到对岸北船坞，再划一只船返回来。当然，其他的孩子也是很乐意、并积极争取做这项工作。


　　
工字楼里有一个年纪稍大的孩子的聚集点，那就是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粮食组组长何畏的家。何畏只有一个独子，名叫张寰。因为是独生子，张寰小时候比较蔫。父母亲为了培养他活跃、外向的性格，独立自主的能力，特意让他独住一室，鼓励他多与人交往，他邀朋友到家里玩，父母不过问干涉。结果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谁都愿意到他家去，感觉自由自在。


　　国务院的孩子，见周恩来的机会是相当多的，张寰的回忆是他把周恩来吓了一跳。中南海里大一点、会骑车的孩子，常常在一起比车技。一天黄昏，周恩来、童小鹏、许明几个人出来散步。几个孩子正在练车技，张寰把车蹬得飞快，见前面有几个人在走，但看不清是谁，他觉得他们走得比较松散，可以从中间缝隙里穿过去。直到骑近了，张寰才看清是总理，觉得穿过去不合适，就马上一捏闸。车猛然停在周恩来身边，周恩来吓了一跳，不由自主倒退了一步。“童小鹏等马上扶住总理，对我说：‘张寰，你这个愣小子，怎么骑这么快？’总理也说：‘你骑车真快呀。’


　　我当时也不知该说什么，听他们说完，赶紧蹬车离开了。”


　　住在工字楼的，还有当过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的沈谦，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的儿子，他后来做了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公公。那是1964年国庆节后，周秉德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孙子沈人骅结婚，这还和周恩来的老秘书何谦有些关系。何谦和周秉德很熟悉，她刚进中南海时，就帮她安排过食宿，购买过日用品。听到周秉德母亲和邓颖超有时念叨25岁的周秉德还没有对象，何谦很把此事放在心上。过了一段时间，留心此事的何谦发现，楼里有时有位年轻的解放军军官进出。1963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逝世。在追悼会上，何谦发现那位军官就站在沈谦身边。他和沈谦是老熟人了，又是近邻，印象中他只有一个女儿，这个青年军官是谁呢？经何谦进一步了解，青年军官叫沈人骅，是沈谦的儿子，30出头，还没有对象。于是，何谦决意来做个“红娘”。


　　何谦的家和沈谦的家同在国务院西便门宿舍，还在同一幢楼同一个门洞的上下层。他把周秉德母女邀到自家，又把沈谦父子请下楼。谈话从楼下谈到了楼上，交谈中周秉德觉得沈人骅有知识，老实正派，第一印象就不错。当时沈人骅还在山东济南空军第五航校工作，他们见了几面后，就全凭鱼雁传书谈恋爱了。渐渐地，周秉德对沈人骅的了解更多了：英语好，专业业务好，政治表现好，家庭背景好……1964年初，沈人骅因参加筹建西安空军工程学院，临时到北京工作，周秉德的恋爱之花，终于到了临近结果的季节。婚后，周秉德和沈人骅去西花厅，看望周恩来和邓颖超。


　　1949年5月，中央组织部先遣人员来到北戴河，开始接收吴家楼、德国府、联峰医院、齐家楼等建筑，建立中央组织部北戴河疗养院。三年后，改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北戴河疗养院，由中共中央供给部领导，设院办公室于四号楼，医务室于八号楼，开始接收干部休养。1953年疗养院已有楼房21幢，朱德、徐特立等，是最早到此来休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形势的发展和中央工作的需要，要求扩大疗养院建设，以适应接待更多的中央负责同志，到此休息和在暑期办公。1953年冬，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筹建中办警卫局北戴河管理处，先后接收和购买了旧房53幢加以修葺；同时新建浴场（第五浴场）和一楼。真正堪称规模，已是1957年，新组建中直管理局北戴河管理处管理整个别墅区。此时，别墅区拥有新旧楼房183处，总建筑面积12.5万多平方米，占地面积超过了三平方公里。然而在此前的1954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到北戴河度夏。当他有了去北戴河的念头后，作为卫士长的中办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先到北戴河打前站。


　　毛泽东决定赴北戴河的时间已经临近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而在这届人大会议上，将讨论通过他亲自领导起草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他想在这次重大会议之前，回味一下中流击水的惬意。大概是因为公务未了，预计到达的时间过了，毛泽东还没有到。据李敏回忆，江青带着她和李讷已经到北戴河几天了，还没见到说好要来的毛泽东，李敏和李讷遂给爸爸写了封信，催他快来。此时，毛泽东带着秀才们来到了北戴河。当搁置公务的闲暇时刻，毛泽东几次亲自带着孩子们下海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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