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卫东：难忘的派出所岁月（全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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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派出所岁月


                                                                   马卫东
      这是我写的纪实文学回忆录，在刊发时，本文已在《中国纪实》杂志上全文刊发，在图书《纪实中国》和杂志《派出所工作》中选载了部分章节。我现在交给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网上全文刊发，以飨读者。


       我是1966年5月从北京市公安学校提前毕业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分局工作的。我先临时分配到预审科工作了不到一年时间，后又正式分配到治安科特行组工作，主要负责查找宾馆旅店里的住店坏人等工作。在特行组最后一年即1969年我还到两个科帮助过工作，一是政保科，借调到科里侦查一起反动标语案；二是内保科，借调到科里负责帮助管理一段内部单位的保卫工作。在这两个科总共工作有半年多时间，直到1969年夏天全局老民警都被下放到社会上劳动改造，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来到公安局的20来岁年轻人，也全部被从分局机关下放到最基层公安派出所去锻炼，从此我结束了在分局机关工作的三年多时光。




       回想这三年多的时间对我一生来说都十分重要，首先，我明确了参加公安工作的目的不是挣钱养家，而是要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奋斗一生；其次，明确了要工作就要不怕吃苦不怕牺牲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第三，要有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那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每回加班加点完了，我们十几个公安学校来的年轻人骑上新配发的闪闪发光的飞鸽牌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兜它一圈，身上的疲劳就一扫而光，浑身顿时有使不完的劲儿。第四，懂得好多克敌制胜的好办法，特别是通过几年的查店工作实践，使我学到很多“平地挖饼”查获犯罪嫌疑人的方法；第五，要发挥自己的特长，不断取长补短，不断进步。自己文字功底比较好，就可以充分利用这点帮助大家抄写大字报、写黑板报、起草各种公文简报等。




                                                    一


       宣武公安分局内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越搞越激烈，先是市公安局和各业务处、各分县局的主要领导被逮捕，后来又是好多领导干部靠边站，到1969年夏季一场下放劳动又触及到公安系统每位老同志。当时“文化大革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大都被下放到偏远山区劳动，还有的被下放到几千里地之外的外地去劳动改造，就连我们这些“文革”开始后参加工作的20来岁的小青年，也统统被从分局机关下放到基层派出所。分局大院里被“精简”得只剩下军代表和“文革”后转业到公安局的部队转业的“老战士”及个别“文化大革命”运动积极“表现好”又和军代表关系好的老同志。我被下放到大栅栏派出所作一名外勤民警。


       大栅栏派出所当时在宣武区算是大的户籍派出所，位于大栅栏地区炭儿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院子由五六个院落组成，第一进院落最大，全所的人可以在院里排队集合，后边几个院落较小，我记得有一座小院还是二层小楼，我们经常在楼上开全体人员会。全所共有干警50来人，大部分是男同志，有五六个女同志，主要负责内勤工作。派出所地域较大，东到前门大街，与崇文公安分局的前门派出所交界，北到西河沿，与西城公安分局的西长安街派出所交界，西到南新华街，与本分局的椿树派出所交界，南到珠市口西大街，与本分局的天桥派出所交界。全地区除大栅栏商业街本身单归大栅栏商场派出所管辖外 ，其它胡同都属大栅栏派出所管辖。


       当时派出所实行集体住宿制，全所50来个人无论什么情况都必须在所里住宿，除周三周六晚上可以回家外（值班的除外），其余时间必须在所里吃在所里住，大家集体生活在一起。那时的生活条件比较差，我们工作学习住宿都在同一间屋里，每人一张桌子一副床板，老同志还能有一个小木柜，装点衣服、工作用品什么的。全所分成几个班有外勤班和内勤班，大家都按班住在一起。大点的房间住八九个人，小点的住四五个人，最小的住两三个人。全所50来个人都在派出所吃饭，食堂在第一进院的南侧，炊事员是位30多岁的女同志，还有一位姓周的内勤兼作食堂管理员，平时做饭都是炊事员的事儿，买菜采购什么物品都是周管理员负责 ,赶上吃饺子时就要大家帮厨，凡在家工作又没急事的同志都去食堂帮助包饺子。那时的派出所就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那时所领导是军代表，他们最擅长搞军事化管理。每天早晨6点30分起床哨响了，大家用三分钟时间集合完毕，然后列队到派出所门外炭儿胡同进行队列训练，什么稍息、立定、向右看齐，什么齐步走、正步走、转弯走 ，什么慢跑、快跑、喊着口号跑等等，都训练的有声有色毫不含糊。我们这些年龄不一样，头天晚上加班时间不一样，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的集体，却非要第二天早晨统一时间一起集合搞训练，搞得跟部队连队一样，不能不说这是当时受极“左”思潮影响搞形式化的结果。更别说你训练喊口号对周围街坊四邻造成多么坏多么大的影响了，也不管人家昨天夜里是否有人上班现在正在睡觉，一喊口号人家睡觉的全醒了，真是我行我素，不管群众利益！这样的军事训练直到后来撤销军管会军代表撤走才不搞了。


       我刚到派出所时正赶上全派出所都在挖防空洞，那是响应毛泽东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也是一项落实林彪副主席指示，搞的一项防备苏联修正主义对我国搞突然袭击，发动侵略战争的防范措施。派出所的防空洞工程十分重大，不像普通老百姓挖的防空洞那样没有什么高标准，也没有什么设备，派出所挖的防空洞那是在军代表亲自组织领导下按部队的标准设计施工的，其质量之高，标准之高，难度之高，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一到派出所不久就加入到挖建防空洞的工作当中。


       防空洞建在第一进院当中。开始挖时用不了多少人，随着洞里空间的拓展，所需人力越来越多，开始我们是几天才轮上一次挖防空洞，后来就变成两三天轮上一次，再后来就要天天参加挖防空洞了，甚至全所除值班的和有特殊事情请假的之外，人都上了还觉得不够用，这时我们就从时间上要人力，从时间上抢进度，也就是尽可能延长挖防空洞的时间。开始时我们是晚饭后7点开始挖到夜里11点收工，后来就改成夜里12点收工，再后来开始挖的时间提前到晚饭后6点30分，收工时间改在深夜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干的最长，直到防空洞挖好为止。


       我那时年轻又有力量浑身老有使不完的力气 ，加上挖防空洞是当时神圣的政治任务，我必须好好地表现自己，我当时正在争取入党，必须经受党的考验，于是我就毫不惜力、毫无保留地铆足了劲儿去干，每天干得汗流夹被、气喘嘘嘘。那时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累什么叫休息，每天深夜1点多才睡早晨6点多就起床，每天只睡5个小时的觉，时间长了身体严重透支，为以后我年龄大些什么疾病都找上门来打下了基础。记得有一次我感冒了，头发烧，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四肢懒得动，我想请假就不去挖防空洞了，但转念一想：这正是党考验自己的时候，现在有点病就请假，将来要是苏修真的打来了自己还不当逃兵！于是我咬了咬牙又毅然决然地投入到挖防空洞的战斗中去。


       这个防空洞规模可是够大的，当然质量也是上乘的。一是它的深度要比一般老百姓的深 。老百姓的防空洞也就5、6米深，派出所的防空洞得有10多米深；二是空间大。它是按照七八十人的容量设计的，所以它的空间都比较大，每个房间都能容下十来个人，有的甚至能容下六七十人；三是功能全。里面什么功能都有像办公功能里面就设有好多间办公室，开会功能里面设有好多会议室大的可以容纳六七十人，还有食堂、厕所，民警们日常工作生活需要什么设施就建有什么设施；四是坚固质量好。当时它是按照军事工程标准设计的，用的都是上好的军用水泥，标号很高，凝固性特好；五是与街道党委相通。我们的防空洞和派出所西侧的大栅栏街道党委的防空洞是相通的，便于党委指挥协同作战。后来防空洞建好后我们望着这么精美这么壮观的作品，由衷地感叹人的创造力是多么神奇多么伟大啊！在派出所这个不起眼的院落底下竟隐藏有这么好的防空防御系统！


      一时间派出所的防空洞成了远近人们参观议论的热点，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人们纷纷惊叹着赞美着，夸赞派出所为他们做出了好榜样。但是这些赞誉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淡忘了它，它再也没有辉煌过，它逐渐走出人们的视线，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
                                                 二


       我那时除了军训挖防空洞之外也抓一些业务工作，当时的业务工作主要是熟悉管界情况。我听我师父王恩余说外勤民警的基本功就是熟悉本管界情况，领导随便问你哪门哪户住的是谁？你能不打磕巴的说出里面住的是谁，家庭成员都有什么人，主要社会关系有哪些，这就是最优秀的外勤管片民警的基本功。我就在工作时间把熟悉情况作为首要任务去完成。我第一步先从熟悉重点人口做起，所谓重点人口在当时来说就是管界内的地富反坏右、敌特及旧社会军警宪人员，以及资本家 、小业主等成分较高人员和现行的政治经济可疑的嫌疑人员。我先把他们的户口底票背熟，然后再深入街道具体熟悉这些人口的现实情况，我先是通过街坊四邻互相聊天掌握重点人口的一些情况，然后再到重点人口的家中去熟悉我所需要的情况，如他们住房的具体方位，重点人口的长相、 面貌特征 ，他们主要的社会关系等等，这样我就把他们的各方面情况都搞得滚瓜乱熟，了如指掌。那时我一有空就下责任区，就到我分管的铁树斜街和大外廊营胡同深入居民院熟悉情况，掌握重点人口的现实表现。很快我就熟练的掌握了重点人口的各方面情况，不说我是事事通“万家熟”，也可称之为重点人口的“百家熟”了。                                                                                                                                                                              
       通过一段时间实践摸索，我逐渐体会到现实的问题要比历史问题危险性更大些，危害性更大些。我就在全面熟悉重点人口的基础上侧重了解熟悉有现行活动的刑事犯罪上来，很快我就发现几个有现行活动的刑事犯罪嫌疑人，列入重点调查对象深入调查，从中查获几名犯罪嫌疑人。有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住在大外廊营胡同，这个人因盗窃被判过刑，前两年刑满释放，居委会帮他找了一家工厂做工，头两年还算过得正常，最近街坊四邻反映他家忽然富裕起来，花钱也变得大手大脚好似有额外收入。我就深入展开调查，先到他所在的工厂了解他的工作情况和收入情况，又到他的街坊四邻当中深入了解他最近花钱情况，在掌握了他最近以来大量的收入支出不符的证据后，我把他叫到居委会对他进行教育。开始他说什么也不认罪，不承认自己盗窃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就一笔一笔地和他算账，一笔一笔地和他核实他买东西钱的来历，在事实面前他无法自圆其说，最后只得缴械投降交代了自己从公共汽车上盗窃乘客钱包几十起的犯罪事实。后来这个人被法院重新判了刑，因为他交代比较好刑期判得比较轻。


       我还在掌握重点人口情况的基础上注意收集他们的敌社情反映。我的责任区大外廊营胡同住有一个老太太姓程，大约60来岁，原是民国初年江西省督军的小老婆，后来这个老督军死了，她就孤身一人靠着遗产生活，这次“文化大革命”她也被群众揪出来 ，家被抄了，古董字画等值钱的东西都被红卫兵抄走，她也被迫搬到一间小屋里居住。对此她十分不满，经常发牢骚散布不满言论。我下放到派出所的时候她已经被红卫兵抄家揪斗好几年了，当时她已经居住在大外廊营胡同北边的一个小院里的一间小屋里。但是她的不满情绪依然十分大，口无遮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分局当时把收集社会各界的敌社情反映作为重要工作来抓，我就经常请街道积极分子出面找程老太太串门聊天，把她不满言论记下来向我汇报，我再向上面反映。有时上面情况要得紧急，我就亲自到程老太太家把上面要的对某件重要事件反映的这件重要事件先跟程老太太说一遍 ，听听她的看法，她便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里便夹杂有不少她的独特的不满言论，我便记录下来向派出所领导汇报，派出所领导再让人写成简报上报分局。几年下来分局报给市局的全区敌社情反映，有好些条信息就是来自我汇报的程老太太的言论。


       从程老太太身上收集敌社情反映的时间长了，我逐渐摸索出又快又准质量又好收集敌社情反映的规律，那就是首先，要有被收集情况的固定人员。不能社会上一发生大的事件就去人群里“海选”提供敌社情的人，而应该事先有对象；其次，什么情况适用什么样的人员应该事先心里有数。到时候重大事件发生了，能够有几个固定的对象去发现了解情况，这样一抓一准 ；再次，时间要快就要有一套向我反馈情况的网络。有了情况能够快速通过事先商量好的网络途径反映到我手里。有了这三条我反映的情况就经常出现在派出所的情况简报里，出现在分局上报的《敌社情反映》中，我很快成了派出所收集敌社情反映的第一人，后来又成为全分局收集敌社情反映的先进人物。  


       其实，收集敌社情最基本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你事先固定好了被收集人员的情况，那还有什么敌社情可言，那还叫什么敌社情呢！
                                                  三


       我刚一来到派出所派出所军代表老寇跟一个老同志找我谈话说：“你以后就管铁树斜街居委会吧，跟你师傅好好学！”说着把我介绍给那个老同志。“我叫王恩余，以后叫我大老王好了。别叫师傅怪别扭的，就叫大老王！”他笑着和我握手，又接着说：“当好外勤没什么难的，你只要腿勤、口勤、手勤就行了，你们年轻人有文化又聪明能干你很快就能超过我！”他的和蔼可亲劲儿顿时让我的拘谨全部打消。


       从此我就开始了三年多的外勤民警生活。


       大老王40来岁，1米8高的个头，不胖不瘦留着一边倒的头发。解放前夕参加公安工作，不久他就到派出所担任外勤民警。刚解放时社会治安不好经常有特务土匪在街面上出没，那时民警都配带长枪，大老王就整天抱着一支“三八大盖”值班巡逻，他什么现场都出过，什么样的死人也都见过，胆大心细是他最大的特点。


       我刚给他当徒弟不久，我的管界铁树斜街有一户居民自杀了，自杀的是个男的是某局的处长，也是“文化大革命”迫害致死的。当时我和大老王一起出的现场，我跟在大老王的后面进了死者住的房间，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动静，推开屋门屋里什么人也没有，大老王又去推开里屋的门，屋里还是什么人也没有，我和大老王进到里屋我顺手把门拉了一下，只见一个人晃晃悠悠地挂在屋门后面的门框上，脸面显得极为痛苦，吐着半条舌头，其形状极为吓人。这时里屋的门已关上，屋里黑幽幽的，我见屋门口被死人挡着，屋里就我们两个活人，就害怕得浑身冷气直往上冒，躲在大老王身后不敢说话。大老王见我和后来进屋的治保主任都有些害怕，就二话没说上前围着死者看了看然后用左手搂住那个男子的腰部用右手拿着剪子将上吊的绳子剪断，将那个男人平放在地上，随后他又有条不紊地吩咐我去给这个男人的单位打电话，通知单位来人处理此事；又要求在场的居委会治保主任通知死者家属前来料理后事。一起上吊自杀的现场就这么简单又果断地处理完了，从此事当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大老王的胆大心细。


       还有一次在大老王的管界韩家胡同也发生一起自杀事件，韩家胡同与铁树斜街相隔不远，中间由大外廊营胡同相连。那是傍晚时分天刚刚擦黑，大老王接到报告后二话没说带上我就往现场赶，现场在韩家胡同中段路南的一个院子的北屋。一进院就看到北屋门前围着十多个人，我们拨开人群顿时一场血腥的场面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60来岁的老太太迎面坐在屋子正中，双眼瞪得又大又圆直视前方，右手紧握一把剪刀深深地扎在自己的左胸上，一股鲜血顺着伤口哗哗流下，已经流到屋门口，前后约有两三米长。此时鲜血还在汨汨地往外流着。看到眼前的一切我惊呆了，我从小到现在20多年来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情景，更没有亲眼见过眼前的场面。我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中了定身法似地在原地站了半天。大老王顾不上我们，他一进屋就直奔那个自杀的老太太跟前用手在老太太鼻孔前试了试，看看老太太是否还有生息，又用手扒着老太太的眼皮看了看，见老太太瞳孔已经放大已没有生命迹象，然后他又查看伤口，见没有什么异常。随后他又找周围的街坊和在场的居委会的大妈们简单了解情况，原来这个老太太平时患有慢性疾病老也治不好，平时就常流落出“不想活了”的话，这次让疾病折磨得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自己了断了自己。大老王又向居委会的大妈们交待了一下这个老太太的后事后我们就返回派出所。大老王的身影在我头脑深处变得越发高大起来，我忽然想起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形容阿庆嫂的一句话“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大老王不就是眼前的阿庆嫂吗？我简直开始崇拜他了。
                                                 四


       一开始下责任区都是大老王带着我，我们先到铁树斜街居委会和居委会的几位主任见过面，居委会主任兼治保主任高贵云，是个精明能干干劲十足的女子；卫生主任周秀荣，平时不多说少道但干活认真负责；妇女主任史秀琴，快人快语办事痛快。这几位主任都34、5岁，朝气蓬勃。大老王先把这几位主任一一向我作了介绍，然后又把我介绍给主任们：他叫马卫东，公安学校毕业，年轻有文化有干劲，将来会干得比我好，比我有出息。几位主任啪啪啪地给我鼓起掌来。随后我们又来到大老王分管的韩家居委会，大老王又给我们双方简单的作了介绍，然后就开始工作。


       大老王先带我来到大外廊营靠胡同口和铁树斜街相连的一个居民院里，他边走边说“这院原是著名京剧大师谭富英的，‘文化大革命’谭富英被抄家赶走这里便成了大杂院。”据大老王介绍，原来谭富英、谭元寿一大家子住在这里的时候，跟街坊四邻关系都挺好的，他们家还经常请街坊四邻到家中做客。如今这里已人事全非，十几家居民住在这里大杂院代替了独门独院真是今非昔比啊！大老王感慨地说。


       一进院门大老王对着正在院子里洗菜做饭的居民们大声说：“大家静一静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管片民警马卫东，以后你们这片的户籍工作就归他管了。”大家都停下手头的事儿把眼光投向我身上。我笑着说：“我是个新人各方面工作都是从头开始，请大家多多关照。”说毕我给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居民们噼噼啪啪热烈地鼓起掌来。从此我就开始了深入居民院的外勤民警工作。


       后来大老王告诉我当好外勤民警关键是要做到“三勤”，即腿勤、口勤、手勤。


       所谓腿勤就是要经常下管片下责任区工作，而且要到居民院居民家里去了解情况，这样才能及时了解掌握生动鲜活的现实情况，才不至于由于人们传递的层次多而漏掉什么。我从大老王身上还领悟到一个外勤民警每周至少要拿出四分之三的时间下去，这样才能及时全面的掌握居委会的情况。这也是我后来一个人独立工作仍然能够坚持有时间就下去工作的主要原因。


       所谓口勤就是要善于多问几个为什么，无论是在派出所工作还是下到责任区工作，遇到什么情况什么问题都要善于思考善于提出问题，不懂就问，千万别不懂装懂。我后来集中有文化的靠边站的人员搞的街史调查，就是我口勤的集中表现，当然这在后面还要详细说到。


       所谓手勤就是要勤于手记，有什么情况什么线索什么事情都要及时记录下来，避免用时忘掉。你别看大老王没什么文化，但是他的手勤在当时在全所是有名的，他的兜里常带着一个小本本和一支圆珠笔，有什么事情就在小本上记上几句，所以他忘记事情的事很少，大家都说大老王的记性好，其实这都是他手勤的结果。我向大老王学习也兜里装支笔装个小笔记本有什么事情随时记录下来，有保存价值的就及时整理出来抄在标准的稿纸上，一个月左右时间入档一次，这样时间长了居民档案特别是各类重点人口的档案就积累起来，以后有什么情况需要查找什么就很容易找到了。


       在三年多的外勤民警工作中，我的责任区的居民档案普遍都建立起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大老王的言教身传。腿勤、口勤、手勤不仅是当好派出所外勤民警的法宝，也是做好整个警察工作的法宝，在我以后几十年的警察生涯中，别管是当市局法制宣传处处长还是当警察学院副院长还是当公安部警察出版社副社长，都离不开这“三勤”，都是这“三勤”促使我的工作取得成绩，都是这“三勤”帮助我不断进步，可以说没有“三勤”就没有我马卫东的今天！我要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告诉今天的年轻警察：腿勤、口勤、手勤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法宝，什么时候都不能丢，即使在今天或者明天我们的工作手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电脑等更先进的工作手段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这“三勤”仍然是人们取得知识取得成就的基本法宝，我们时刻都离不开的法宝！


                                                  五


       晚上巡逻时大老王带上我在大栅栏管界来回巡视，我骑着前两年前分局新发的飞鸽牌自行车，和大老王并肩行走在大栅栏街道这座在北京来说胡同最密集最短小拐弯最多的街区上。深秋的北京夜晚天气已略显寒意，胡同里已没有了夏日人们坐在大院门口喝茶聊天的热闹场面，只见偶尔路过的少量骑自行车的人们也是匆匆而过，街道深处的小胡同里简直就遇不上一个行人，只有远处天边的星星显得格外明亮似乎在向你忽闪着双眼在注视着你，似乎在说“你怎么还没睡啊，你在胡同里遛什么弯啊？”


      每当这时，大老王会一边警惕地注视着四周，一边和我讲着和大栅栏有关的故事。像什么大栅栏有个小扁担胡同，为什么叫小扁担？它在什么位置？咱这儿有个一尺大街，为什么叫一尺大街，你知道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吗？你知道九道弯胡同吗，它是不是真的有九个弯? 这些有趣的地理常识是他经常要讲的内容。他也有时给我讲一些有趣的历史典故，有一次我们巡逻到韩家胡同时他告诉我韩家胡同原叫韩家潭胡同，是旧时北京有名的妓女聚集地“八大胡同”之一，那时苏州、杭州一带的高级妓女大都住在韩家潭等“八大胡同”里。这时他指了指胡同两侧看似很平常的两层小楼说：你看这些小楼现在都住满了居民，解放前那可是一般人进不去的高等妓院，只有国民党的高官、大资本家和大财主那些权高位重、腰缠万贯的主儿才有钱逛得起这些地方，没钱的连这些妓院所在的胡同都不敢靠近。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你现在分管的大外廊营胡同南口就和韩家潭胡同相连，解放前大外廊营也热闹非凡，那时天刚擦黑胡同里的大小灯笼就全都亮了，妓女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成群结队在大外廊营胡同北口附近游弋，发现李铁拐斜街（现铁树斜街）单个行走的男人拽着就往韩家潭跑，那时大外廊营里住的平民百姓天还没黑就早早地把大街门关的严严实实，唯恐小孩子们跑出去学坏。


       说话间我们已巡逻到石头胡同，这时大老王又指着一个居民院说:“你知道谁曾经住这儿吗？”我忙说：“不知道。”“那是大名鼎鼎的赛金花住过的院子。”大老王说道。我真有点吃惊，那么知名的赛金花原来就住在这里。“那是在八国联军来北京之后她从李铁拐斜街搬过来的。八国联军来北京之前她穷困潦倒住在李铁拐斜街一个普通的小院里，八国联军进京之后因她十几年前是大清国驻德国公使的夫人，一次的偶然机会她遇见八国联军统帅一个德国熟人，她向这个德国人说了很多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使这个八国联军统帅的行动，使八国联军的整个行动都受到一定影响，减少了中国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赛金花还是个好人，对国家作出过贡献。”我深深被感动了，不仅被赛金花的动人事迹所感动，同时也被大老王的那么好的记性所震撼，同时也为自己了解情况那么少，连赛金花曾在自己的管界里住过都不知道，也为自己号称知识分子却对赛金花的历史知道的这么少而感到惭愧，深深感到自己差得太远了，该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也是我后来在铁树斜街居委会组织被打倒的有文化人员调查整理铁树斜街街史的原因之一。
                                                     六


       有时赶上我和大老王一起在派出所户籍室值夜班，经常遇到打架斗殴等群众纠纷连夜到派出所来解决的事儿，有夫妻俩吵架的有街坊之间因琐碎小事而闹红脸的，每遇到这时如果来的人少就请他们在值班室坐下，以大老王为主我为辅去调解，如果来的人太多大老王就把他们请到接待室去调解。每当在值班室调解群众纠纷时，我都会坐在旁边认真向大老王学习。大老王调解群众纠纷的经验简单说就是：简单、清楚、果断。这是他多年处理此类事情总结出来的。简单，就是群众纠纷大多都是由小事引起的，但按照群众的心理他们到派出所都想把小事往大了说，说得天花乱坠，让你感觉真理都在他身上。大老王偏偏不让他撒开了说，你只要把事情点到为止不让你多说。清楚，就是让双方把矛盾的焦点说出来说清楚就行了，而论证这个焦点的论据则没必要让他们多说，说多了既浪费时间又容易混淆主要矛盾。果断，就是根据矛盾双方所谈事情的经过和主要矛盾，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有关规定果断地拿出处理意见当众宣布，不管你接受不接受就这样定了。大老王是个爽快人，体现在调解群众纠纷上也是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对大老王处理群众纠纷的做法，大多数群众还是满意的，我回想了一下，在我和大老王一起处理过的几十起群众纠纷事件中至今没有一起因不满意而向上级领导告状的。


       大老王是个拖家带口的人，他有妻子有儿有女，他家就住在派出所附近的大栅栏街道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里，离派出所很近骑车也就2、3分钟，但他除了每星期三、星期六法定的回家日回趟家之外，平时从不回去，即使周三、周六如果所里有事他也会办完事才走，从来没有因为回家而耽误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他孩子病了发高烧，他爱人给他打电话让他回趟家带孩子去医院，当时他正和我一起找重点人谈话就没有回去，后来他爱人又来电话催他他仍然没有回去，我中间劝他回趟家看看他也不听，直到我们和重点人谈完话他才回家。大老王以工作为重平时心里只装着工作唯独没有他自己，他这种以所为家以工作为重的思想深深感染了我教育了我，使我也逐步树立了这种好思想好作风，为我在以后几十年的警察生涯中能够自觉的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地工作，即使在身患多种疾病的情况下，也能主动做到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个人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国家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为党为国家自觉献身打下坚实的基础。


       后来我能够独立工作了，大老王和我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少了，以后我调到派出所材料内勤的岗位跟大老王接触的机会少了，再后来我又调回分局秘书科（后改为分局办公室）工作，我和大老王的接触就更少了，以后我又调到市局、公安部工作，就再也没有机会见过大老王。掐指算来大老王也有80多岁了，因为我这个徒弟都已60多岁师傅能不老吗！想当年师傅虽然只带了我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传给我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好方法却让我受用了几十年受用一辈子！今天回想几十年前我跟大老王学徒时的情景，彷佛历历在目就跟在眼前一样。人到老年容易思旧，在我退休之后更加怀念恩师王恩余，我要大声呼叫：师傅王恩余你现在在哪里？你身体还好吗！你一切都好吗！


       我真的很想你！
                                                   七
                                                                                                            
       我分管的居委会是铁树斜街居委会，它原来叫李铁拐斜街居委会，随着李铁拐斜街改名叫铁树斜街它也就改叫铁树斜街居委会了。这个居委会在大栅栏地区算是比较大的居委会，全居委会有两条胡同组成，东北西南走向的是铁树斜街，中间向南连接韩家胡同的是大外廊营胡同，这两条胡同共有居民700多户3000多人。铁树斜街居委会位于大栅栏街道的中西部，东北边与大栅栏西街也就是原观音寺街相连，大栅栏西街往东相连的就是有名的大栅栏商业街；西北边与樱桃斜街接壤，再往北就是有名的杨梅竹斜街；西南边与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连接，是个东北边直通大栅栏商业街，西南边与“八大胡同”中的好几条胡同相通，再往前可直通虎坊桥这一交通枢纽的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也是仅次于大栅栏、珠宝市、大栅栏西街、廊坊一、二、三条之后的又一条繁华的街道。


       那时的铁树斜街经过“文化大革命”三年的洗礼，已经面目全非已没有一点繁华劲儿了。原有的商铺早已被砸烂不复存在，那些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小业主也都统统被打倒靠边站了，原先的繁华换成整天喋喋不休的革命口号和成天的学习与大批判。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下放到派出所分管铁树斜街居委会的户籍工作的。


       我来到居委会最初几个月都是和师傅王恩余一块下去，一起和居委会的领导开会，一起深入到居民家中查户口，一起找重点人谈话教育••••••后来一切都初步熟悉以后，大老王就让我单独下去工作了。开始我整天下到居委会深入到居民院里熟悉人口情况特别是重点人口情况，慢慢地我就发现有些重点人身上都怀有各种绝技，如有的能写，有的能画，还有的能干些其它的绝活，但他们都被打倒了靠边站了，每天除了参加大批判会或打扫街道卫生外就无所事事，他们的一技之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我就想如果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这样既可以通过参加活动使他们接受教育又使他们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国家作出贡献。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居委会的几位主任一说，她们都表示同意表示支持，于是我说干就干立即行动。


       我先找到铁树斜街一个姓李的历史反革命，这个人有40 多岁，历史上在国民党旧军队里干过，能够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群众揪出打倒后，开始还参加几次批判会，被揪斗过几次，后来人们的眼光又都集中到揪斗批判问题更严重的人身上，于是这位李姓历史反革命反而没人顾得上了，他就自觉地承担起打扫街道，打扫胡同里的几个公共厕所的卫生任务。这次我找他让他组织两三个能写会画的靠边站的人员在铁树斜街空白的街道墙面上画几幅革命壁画，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一听说有这么好的任务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他兴奋地把任务承担下来。我让他先画一幅毛主席词卜算子咏梅的词和画，如果成功了再组织画其它的画，他满口答应下来。


       他先组织人把三四米的墙面刮光用石灰砌平，然后在上面先画上梅花的草稿再在草稿上着色，几遍颜色下来，一幅傲然挺立傲视冰雪婀娜多姿的梅花展现在人们眼前，待他们用行书将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词抄在上面之后，一幅美丽耀眼的毛主席的词配画就耀然墙上，成为铁树斜街上一道耀眼的风景，顿时引来无数的行人驻足观看。我见第一幅画成功了就又让他们在其它空白的墙面上画，这样先后画了四五幅，有画风景的也有画人物的，画得非常逼真非常生动非常成功，人们常常在墙画前观看，夸赞画画得好，字也写得漂亮，特别是内容切合当时的形势。慢慢地铁树斜街组织被打倒人员画大型壁画，既美化环境又能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达到教育他们的目的的做法在大栅栏地区传开了，人们纷纷到铁树斜街参观学习，我们轮流向来访的各个居委会的领导、各位来宾介绍情况。那时我和我们居委会的几位主任简直成了名人！


       组织有关人员在街道两则的墙壁上画宣传画，这是我在近40年后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才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的墙上发现有当年我们铁树斜街居委会类似的宣传画，这些宣传画大小和铁树斜街居委会的差不多，但这些画都不是现画的而是在大幅的特殊纸张上印刷好的，你只要在空墙上张贴好就行了。可我们那些墙壁上的宣传画却是几个大活人用笔直接画上去的，可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做法还真有些超前！
                                                   八


       又过了些日子全街道都在搞清理阶级队伍，我们派出所全力配合这场运动，大家把居民档案特别是重点人口的档案找出来查他个祖宗三代，从中找出阶级敌人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后期我想到现在正是组织被打倒的人员搞街史的好机会，搞清楚街史既有利于清理阶级队伍的深入开展又有利于全面了解街道的人文历史，有助于下一步更好地开展工作。我就跟居委会主任高贵银详细说了自己的想法，她表示全力支持全力配合我的工作。于是我就从铁树斜街和大外郎营胡同里被打倒的几十人中挑选出十几个问题比较轻，有写作能力，年纪较小，身体健康，又有一定的调查能力的人组成《铁树斜街历史沿革情况》写作组，组长由铁树斜街一位姓戴的资本家担任，我直接负责这项工作。


       老戴那年有50多岁，大学毕业，解放前开一家不大不小的工厂任厂长，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工厂全归公了，他就当了一名副厂长，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揪出靠边站。老戴对自己的历史早就有清楚的交代，而且态度端正，他在被打倒靠边站的人员中算是最能写的，他经常向居委会写一些思想汇报，写的还算不错，语句通顺，形容得当，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我先找他谈话单独向他交待任务，他听后异常高兴，一再表示一定积极协助政府搞好这次街史的调查写作，肝脑涂地，在所不辞。随后我把其他十几个人找到一起开会，我作了动员幷讲清调查写作的方法和程序以及注意事项，治保会主任则讲了这是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一定要好好表现自己，别辜负政府的信任之类的话。他们都表示绝不辜负政府的信任，一定坚决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务。


       街史的工作大体分为两步，第一步是调查，就是把每个院的历史一户一户往上倒推，直到倒推到通过各种方法也查不出来是谁住过那里为止。第二步是写作，就是把调查结果用文字给它写成文章最后编成书。这两步的关键是第一步，如果把调查搞好了搞丰富了，书就好写好编多了。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查上。我们采取“双管齐下，合二为一”的做法，由我负责查阅每门每户的户口底票，能追溯多远就追溯多远，直到再也找不到户口登记底票为止，我把这些户口底票情况抄下来备用。这是一“管”。另一“管”就是由老戴负责，带领其他十几个人分成若干小组直接深入到居民院中一个院一个院地找居民座谈，特别是院里的老年人绝不落下，让大家仔细回忆这院都有谁住过 ，老人也可以回想听谁说过谁都住过此院，负责调查的人再深入寻找这个人了解情况，直到没有了调查线索为止。调查小组有侧重询问情况的有侧重记录的，每次座谈了解情况之后负责记录的人就进行初步整理，然后再和我查阅的户口底票情况结合在一起，再加以整理，一个院的院史就初步搞出来了，这也就是所谓的“合二为一”。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院一个院的调查，一个院一个院的访问，一个院一个院的搞出院史，最后再将每个院的院史集中到一起，街史的雏形也就出来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全居委会一百多个门牌的院史都搞出来了，我就和居委会主任高贵银一起找老戴具体研究街史的写法，我提议街史里先搞个铁树斜街居委会的概况，综合介绍铁树斜街居委会的情况，然后再分胡同从一号开始写，写完一条胡同再写另一条胡同，他们都表示同意，最后决定由老戴执笔。于是老戴就把每个院的院史和相关资料带回家去，闷在家里一写就是半个多月，待到老戴将《铁树斜街历史沿革情况》完整地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看到老戴的脸瘦了一圈，眼睛也红肿了好多，人像刚得过一场大病一样憔悴极了！我心疼地握住老戴的手说：“你辛苦了！”老戴紧紧握住我的手连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表扬！”


        当然了，老李和老戴早已平反，他们早已不是什么“反革命”和“有历史问题”的人了，但在当时“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能够去使用他们，让他们干革命的事情，那还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


                                                    九


        这本街史记载了铁树斜街的历史渊源和每一个院住户的演变，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北京刚建都时铁树斜街也就是当时的李铁拐斜街的由来及传说，而有名有姓的住户是从清朝末年北京开始有了户口记载时算起，有的院一户一户记载得比较全，有的院限于当时了解情况的条件限制，记载得就有遗漏。通过历史沿革的调查使我开阔了眼界了解和掌握了很多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情况。比如在铁树斜街中段路南有一个两层楼的大杂院 ，里面住有百十来户居民，是铁树斜街最大的大杂院之一，我过去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大杂院，没有什么特别的，一搞调查才知道它在解放前是远近闻名的“留香饭店”所在地，它当时是北京南城有名的大饭店之一，饭店里有多处日本国的和国民党的军统的中统的，以及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和苏联的间谍特务据点，它是各国间谍特务在北京南城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特别在日本统治时期各方面间谍特务活动十分活跃，“留香饭店”就成了各国间谍斗争的战场。它和现在还存在的位于铁树斜街西部路南的“远东饭店”都是解放前北京南城有名的饭店，两座饭店东西遥遥相望形成犄角之势。如今人事全非，“留香”却没有留住，“远东”还真的遍布远东了。从1940年远东饭店建成营业到现在，越发展越好，它住宿的旅客遍布世界各地，2008年“远东”又全面进行了大修，软硬件都焕然一新，集餐饮、住宿和娱乐于一身，现在是国家二星级饭店，不知道以后“远东”会不会再往远东甚至更远的地方发展，会不会创造出新的更辉煌的奇迹？


        通过街史使我了解到解放前我的责任区里住过很多名人，像艺术大师梅兰芳、谭富英，一代名妓赛金花等。解放后在这里住过的有前世界女子跳高冠军郑凤荣等。他们有的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有的住了一两年，更有的仅仅住了几个月就由于种种原因搬到了别处。


        而且，通过街史使我更加了解了我的责任区在以前是多么繁华多么热闹。铁树斜街的前身是李铁拐斜街，顺着李铁拐斜街东北方向走向往前走可直通大栅栏商业街，往后走可直通东、西琉璃厂和虎坊桥十字路口。李铁拐斜街虽然不像大栅栏商业街那样满街全是店铺，也不像观音寺街那样一半以上门牌都是店铺，但起码也有四分之一以上的门牌是临街店铺或者是大大小小的企事业单位。那时在李铁拐斜街上有小吃饭馆，有古玩玉器，有浴池理发，有副食百货，有饭店宾馆，有搞印刷行的，有卖石灰水泥的，也有买卖土产山货的等等五花八门卖什么的都有。更有不少皮包公司混在其中，冒充有钱人成天招摇过市坑蒙拐骗。白天的时候这里车水马龙一派繁华景象，人们成群结队的从大栅栏商业街往西南逛过来，穿过观音寺，来到李铁拐斜街，这时走渴了走累了就进小饭馆吃顿饭歇一歇脚。有钱的就来到“留香”或“远东”，叫上一桌山珍海味，吃饱了喝足了开间房间美美地睡上一觉。到了晚上这里更是灯火辉煌，逛完大栅栏商业街的人们从这条街上匆匆走过，年轻的恋人们互相嬉闹着，不肯快步离去，一些中年妇女也在一些店铺里徘徊，买着自己想买的物品。那些附近陕西巷、石头胡同和韩家潭“八大胡同”里的妓女们则充分利用夜色的掩护，浓妆艳抹、花枝招展、成群结队地站在各个胡同与李铁拐斜街相通处，等待着过往的男客，拽住一个就往胡同里跑，吓得经过此地的男人们都躲得远远的，不敢靠近她们。这一切常常引起我的深思，我喜欢这里的繁荣这里的热闹，也希冀着瞳憬着我分管的这条街道能比历史上的李铁拐斜街还繁华还热闹，但我憎恨那些间谍特务，厌恶那些不劳而获的妓女，如果世界上没有了罪恶，没有了丑恶那该多好啊！


        当然这本街史现在来看还有很多缺陷和不足，首先是资料欠缺，受当时各方面条件限制，很多情况仅凭户口底票和找居民座谈是不行的，有相当多的资料得靠查阅档案来解决，当时各种档案馆都被查封了关闭了，根本无法去查；座谈上来的情况也无处去核对。其次街史写得也太简单缺少文采，有些院里住的名人轶事完全可以写得更丰富更精彩，写得更生动些。所以几十年后回想当年组织有关人员做这件事时，既为我那时刚参加工作年经气盛有思想有朝气敢想敢干而自豪，又对这本街史后来的遗失而后悔。当时我组织被打倒人员写街史的情况，受到大栅栏派出所和宣武公安分局的表扬，分局为此专门发了简报，向市局领导和分局各单位通报我组织各种“有问题人员”采写街史的事迹与做法，号召全分局民警向我学习。我记得在分局专门为我发简报之前，分局办公室曾把我叫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并让我带着这部《铁树斜街历史沿革情况》去谈情况，临走时我把《铁树斜街历史沿革情况》交给了办公室存阅，后来工作太忙中心工作又有了新的转变，此事就逐渐淡忘了，《铁树斜街历史沿革情况》也就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了。


        后来北京市公安学校从市局下发的简报中得知了我的事迹，专门派人用小汽车从大栅栏派出所接我去北京市公安学校讲课，让我结合自身做好外勤民警工作的做法和体会，特别是熟悉掌握重点人口情况的做法、迅速掌握敌社情的做法和发挥“有问题的人”的一技之长，参加调查整理街史、画大型街面壁画的做法，讲述派出所外勤民警的工作，受到与会学员们的热烈欢迎，我的讲课多次被学员们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在回来的路上，送我回来的老师说我讲的课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我结合外勤民警工作实际，课讲得有理论有案例有创新，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并希望我继续努力，不断学习，不断创新，工作作出新成绩，将来有机会再来学校讲课。我陷入沉思，我瞳憬未来，幻想着我在警察这个神圣的岗位上做出成就绩，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刻苦工作，在不远的将来我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警察，一个让人羡慕令人称赞的警察！
                                                  十
                                                                                                                                                                                          
        由于我在三年多的外勤民警工作岗位上成绩突出，表现出较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写作能力，所领导决定让我担任材料内勤工作。


        材料内勤属于户籍内勤的一种，那时在大栅栏派出所内材料内勤的位置是仅次于派出所所长和派出所副所长而高于其他民警的一个重要的岗位。有时材料内勤的重要性甚至比派出所副所长还要大。他可以列席派出所所长办公会，及时了解掌握派出所领导的工作思路和意图，他有时也可以以派出所所长的名义向全所部分民警布置工作，或以派出所所长名义听取全所部分民警的工作汇报，然后负责加以整理，有的写成简报报分局的同时也发给派出所所属各单位，有的写成计划或者总结报给派出所所长。也就是说材料内勤负责派出所的所有文字工作，按现在一些单位的职位安排就好比是秘书长的工作，材料内勤就是派出所的秘书长。


        我那时工作十分繁重，由于我刚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工作总得做出点成绩来，加上我工作历来不甘心居于人后的性格，我就更加努力工作，成天琢磨工作怎样创新，怎样做得比其他派出所好，怎样在全分局拿第一？那时信息不像今天这样多这样灵，有什么情况打开电脑一看就全都清楚了，那时了解情况了解上级的意图掌握新动向，主要靠开会，靠各级领导部门下发的简报，靠阅读所里订阅的几份报纸来获取。开会是领导直接布置有关事项，你坚决照办就是了，而大量的领导意图和工作方向则要靠你通过仔细阅读简报和报纸从中体会出来。作为材料内勤我第一时间拿到上级领导部门发给派出所的简报和订阅的报纸，每当我接到分局、市局及有关部门发来的简报，我都先简单浏览一下，发现带有倾向性方向性工作的简报，我就先做个记号然后交给所长，待所长看完交我归档前我再细致阅读琢磨拿出我们的工作打算报给所长，所长同意后我就去布置，待大家完成后我再加以总结，最后由我写成材料报分局。报纸也是这样，每天报纸来了之后我都简单浏览一下，发现好的值得领导阅读的文章或是带有倾向性方向性的文章，我都画上记号交给所长阅读，他有什么意见可在上面批示或直接找我谈，我再去办。我现在觉得那时所领导有我这么一个工作认真负责，有思想有干劲，事事想在先的材料内勤，那要省多少心思，省多少力气，那真是领导的福气！


       记得有一次市局下发的简报里介绍一个派出所开展熟悉管界情况工作，推动这个派出所工作全面开展的经验，我敏感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新动向新信息，它预示着下一步全局派出所工作可能会朝着做好基础工作的方向发展，而这份简报介绍的经验又没有具体内容，如果我们抓住这点把工作做得更深更细，创造出具体好的经验做法来，肯定我们会成为全局的典型。我把我的这些想法跟所长一说，他马上表示赞同。他和我仔细研究做好基础工作的细节，由我整理成工作方案，在全所会上再由所长做了部署，并让全所各班分别向我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会后一个多月我写出我们所开展基础工作的具体经验和做法的简报，报到分局后引起分局领导高度重视，我们的简报被分局转发了，而且还加了一段长长的按语，向全分局推广介绍我们所的经验。后来市局又转发了分局的简报，派出所开展基础工作的经验一下子就在全局传开了。以后分局、市局都派来调查组到所里帮助总结推广经验，派出所成了全分局乃至全市局的先进典型。


       通过这件事我体会到：作为基层民警或基层领导要想做好工作，除要坚决贯彻领导在会上的部署外，还要善于从各方面渠道去发现和体会领导的意图，把工作做在前面。这样你的工作才不会随大流，才有可能走在其他单位的前面，才能成为真正的经验。我充分发挥各部门简报的作用就是其中一例。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叙说了。这里我专门说说我在担任材料内勤期间创办派出所小图书室、赤脚医生和义务理发员的事。
                                                    十一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看报。在小学时期就通读过《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到了中学时期由于读书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我们二十六中学（后恢复汇文中学的名字）不仅文科理科水平都很高，高考升学率在崇文区数第一，而且有一个古老的藏书比较多比较全的校图书馆。每天中午和放学之后我都泡在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吸取补充养料。我那时看了很多中外名著，为我后来长期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宣传部门负责人，能够应付自如地使用各种文字手段，书写各种文体，打下坚实的基础。到后来我的学习方向有所转变，我又喜欢上了哲学等理论书籍。我最早阅读的哲学著作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哲学著作，书里的辩证法又科学又神秘的原理深深吸引了我，我那时的情景真可以用“着迷”来形容。这也为我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后能够科学果断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打下很好的基础。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学习，除了到图书馆借阅外，自己也买书看。在到公安学校前个人很少买书，那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自己没有零花钱，到了公安学校学习后自己有了津贴费，除去伙食费和交家里的钱外自己也有几块零花钱，我不抽烟不喝酒于是零花钱就全拿来买书，开始还能买到一些自己想要的图书，后来“文化大革命”把出版社都砸烂了，好多中外名著都成了“封资修”都不让出版了。那时我基本上是社会上出一本好点的书就买一本，到我担任派出所材料内勤时我已经拥有各种图书好几百册，装了整整一个书柜还多呢。


       那时材料内勤办公室在派出所第一进院落南侧靠西的一间小屋里，有七八平方米。屋里放置一张单人木板床，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还有一个脸盆架，剩下就没有什么地儿了。我当材料内勤不久大家因公因私到我办公室来的人逐渐多了，有的人在谈工作之余惊喜地驻足在我的书柜前，见我的图书这么多这么好就拿出来看，临走时还恋恋不舍，见此情况我就让他们把书拿走去看。时间长了再加上工作忙有的同志就忘了还书，我也是谁借的什么时候借的借的什么书也都忘了，我就仿照图书馆的做法搞了个图书借阅登记簿，每次有人跟我借阅图书都让他们一一做好登记，借阅时间规定为半个月，半个月不还我就去催去要。我还在全所会上向大家做了宣布，大栅栏派出所小图书室正式成立了，欢迎大家到我那儿去看书。从此我的办公室变得热闹起来，派出所的学习空气也越来越浓了！直到1974年我被调到分局秘书科工作，小图书室才结束了她的历史使命。


                                                十二


       赤脚医生的事儿最早可从1969年我下放到朝阳区豆各庄劳改农场跟人学习针灸算起。1969年我在下放到派出所工作之前，先下放到豆各庄劳动锻炼了一个月，我是劳动锻炼的学员中的宣传组组长，宣传组除参加劳动锻炼外还负责农场的宣传教育工作，如在田间地头即兴表演诗歌、快板书，鼓舞大家的干劲，还负责农场5、6块黑板报的编写，以及负责农场广播站的广播等。虽然宣传组的工作很累，但我们干得有声有色无忧无虑心情特别愉快。宣传组有两三个人，其中一个组员是当时市局五处即劳改劳教管理处（后改为劳改劳教管理局，归市司法局管）医院的大夫，叫洪涛，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她年轻漂亮生性活泼能歌善舞，她写得一手好字又能即兴编写诗歌，那时编写黑板报和到广播站广播，基本上都是我们俩的事。因为她是医务工作者又年轻时髦，所以她会针灸，她是兼职的赤脚医生。她随身带着常用的药物和一小盒银针，见哪个学员头疼脑热不舒服，她就给拿点药扎上几针，病人便很快痊愈了。我们俩在一起搞宣传，我和她接触比较多，就向她请教学习针灸，她就在宣传之余耐心地教我扎针灸，什么是穴位？常用的穴位都有哪些？怎么扎针怎么运针？什么病扎什么穴位？等等，她都不厌其烦地教给我，有时为了帮我找准穴位，她就让我在她自己身上练习扎针，慢慢地我学会了针灸。后来我又买了很多针灸方面的图书认真学习拿自己做实验，我的针灸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结束豆各庄下放劳动锻炼时，洪涛把她的银针连同装银针的电镀小铁盒一并送给我留作永远的纪念，鼓励我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好地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小小的银针发扬光大，让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放光芒！


       我下放到大栅栏派出所当外勤民警后，整天跟师傅王恩余学习工作十分繁重，没有时间鼓捣针灸，后来我出师自己单独干之后逐渐有了一些时间去琢磨针灸，有时也偶尔给街道积极分子及他们的子女们扎上几针，效果还算不错，但扎针灸对于我来说毕竟那是比业余还业余的事情，所以我当时给别人扎针灸还是很少的。


       以后我当上派出所的材料内勤后情况不一样了，我接触的民警多了，过去只跟我们班八九位同志有联系，现在要跟全所每位同志上至所长下至伙房的临时工都打交道。而且我现在有了固定的办公地点，同志们找我都挺方便，再加上派出所内没有设医务室，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小毛病，都要到附近大医院去看，这样占用很多时间既影响大家的身体又影响大家的工作。当时社会上正流行赤脚医生，我想我能不能把赤脚医生的工作兼起来，这样做花不了多少钱，但可以解决同志们看病难的大问题。我把自己的想法跟所长一说，所长非常高兴，马上同意我的报告。同时他还批准每月从派出所办公经费中拿出200元钱作为赤脚医生的买药经费。在全所大会上所长宣布了派出所成立赤脚医生的事，我向大家谈了赤脚医生看病给药的范围，并向大家谈了我初步学会针灸，欢迎大家到我这儿来看病来针灸的话，引起全所同志热烈的掌声。


       说实话那时派出所民警都很年轻，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大姑娘，像王恩余那样40岁以上的老同志没有几个，所以那时派出所工作虽然很忙很累但大伙还都能挺得住，生病的人很少，即使偶尔哪个同志病了那也大多数是感冒之类的小毛病，给几片阿司匹林、扑热息痛之类的西药就行了，症状厉害的就再加上几丸通宣理肺或几袋感冒冲剂，嘱咐他们多喝开水注意休息也就行了。在我兼任派出所赤脚医生一年多的时间里，派出所里还真没有人得过什么大病。


       我是每月采购一次药品。每次去买药我都去位于骡马市大街的宣武医药卫生批发站，那是专门给机关团体供应医药用品的部门，在那里买药品种比较全价格也比较便宜。后来我去的次数多了跟他们工作人员混熟了，他们就帮助我计划这200 元钱都买什么药？怎么安排最合理最合算？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多的单位都买什么药好？等等，我就认真听取他们的建议把药物品种重新调整好，使不多的钱能买更多更好的药品。


       渐渐地找我看病的人多了，不仅有派出所的民警偶尔也有大栅栏街道的治保积极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当然了这些找我看病的治保积极分子大都是找我扎针灸，他们和我比较熟相互知根知底互相信任。记得有一次一位治保积极分子带着一位十几岁的男孩找到我，跟我说这个男孩打小就尿炕怎么板也板不过来，希望我帮他针灸治疗一下。针灸治疗夜里遗尿过去我没治过我就婉言谢绝，那位治保积极分子坚持让我治，并说我相信你的人品相信你的水平，你就大胆治疗吧。于是我精心做好针灸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我先找出几本针灸方面的书，认真查找治疗夜里遗尿的穴位，以及针怎么扎，扎多深，怎么运针，都了解得一清二楚。我以气海穴为主，外加关元穴和三阴交穴，连续扎了十来天，后来奇迹果然发生了，那个男孩夜里遗尿的次数少了以致到后来完全夜里不遗尿了。那位治保积极分子非常高兴，连夸我是“神医”，我自己也为针灸的神奇作用而惊叹！据我后来了解，那个小男孩夜里遗尿的毛病以后一直未犯，他一直幸福地学习工作，听说他现在干的挺不错在北京市某局当处长呐。


       还有一次，一位比较熟悉的街道治保主任带着她的女儿找到我，说她女儿近来患有咽炎、支气管炎，平时经常咳嗽，让我给她扎几针。我让她女儿张开嘴一看，见嗓子全红了。我就让她们母女俩坐下，我去查找医书资料。只见几本医书上都写着治疗该病的最佳穴位是天突穴。据医书记载，天突穴属任脉，在针灸中属危险穴之一，但只要胆大心细，妙用和巧用，在临床上对某些疾病的治疗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如哮喘、咳嗽、咽喉炎、百日咳等有独特或一定疗效。我就向这位主任介绍了书上的记载，表示扎这个穴位有一定危险就别扎了，那位主任劝我说人家书上不也说了只要胆大心细，在临床上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吗。并一再鼓励我要相信自己，勇于实践。她女儿也表示她不害怕，让我大胆去扎。她们的鼓励坚定了我的信心。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在正式扎之前我又找到大栅栏医院的针灸大夫询问扎这针的具体注意事项，然后我依照大夫和书里的要求给那个女孩针灸，扎得比较顺利，一针成功！我信心倍增，以后我又扎了几次，那个女孩的病症竟奇迹般痊愈了！母亲对我的信任和女孩的坚毅勇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在我调到分局秘书科工作之后，经王恩余同志介绍我和那个女孩建立了恋爱关系，再往后我们的关系不断发展越来越密切，最终结为夫妻成为秦晋佳话！我的兼职赤脚医生工作也随着我的工作的调动而成为历史。在以后的几十年工作中由于工作太忙，还是环境的改变带来心境的变化，还是认识到非法行医的危害？总之以后我一直没有再接触扎针灸也没有再接触给药看病等赤脚医生方面的事情。


       不过现在时不时的回忆起40年前的往事心里还真是有些害怕，那时自己当赤脚医生给人扎针看病一是没有上过正规学校正式学过，靠的仅仅是一知半解的书本知识。二是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上岗证，是典型的非法行医。三是多亏自己当赤脚医生时间短没有出现什么差错，要知道扎针吃药那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我深深为自己年轻时的无知而悔恨，也深深为自己当时没有出错而庆幸，当然也为我年轻时所具有的无所畏惧，天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说敢做的作风所折服。后来我逐步认识到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事业，既要有天不拍地不怕的勇气，也要有扎扎实实的作风，还要有实实在在的干事业的本领。有了这几样才能真正做到毛主席所说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才能真正做到勇往直前无往而不胜。
                                               十三


       当派出所义务理发员的事儿也是从我当材料内勤以后正式开始的。早在分局特行科工作时我就学会了理发这门技术，那时每天夜里去查旅店从夜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9、10点钟，起床后没什么事干，见有人给人理发，我就想这也是为人民服务的好机会啊。于是我就开始学习理发，开始别人不让你理，我就星期天利用休息时间回家找我弟弟练手。年轻人学什么都快，很快我就学会了理发的技能，在工作之余我也常给同志们理理发。后来调到大栅栏派出所当外勤民警，接触面比较小，再加上工作忙除开会学习外都下责任区工作，平时也很少有时间给别人理发。直到我当了材料内勤以后，我的接触面广了 ，整天和全所同志打交道，我平时也很少外出，这就给同志们理发打下基础。我就和所领导请示用公款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谁要找我理发只要我手头没有什么急事我会立即给他理 ，如果我当时正忙着，我就和他约好时间待我忙完急事后再给他理。


       那时找我理发的人很多，大部分是部队转业的老战士，也有像王恩余那样40多岁的老同志。像我这样北京城里出生，年纪又在2、30岁的年轻人就很少找我理发，他们图新潮要样子，嫌我理得土气没有样式。老战士就不同了，他们大都是农村兵来派出所之前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对发型不那么讲究。而且他们大都家境贫穷，手头没有多少银子，不舍得把钱花在理发上。他们大多都主动找我理，我也乐意为他们服务 。由于我年纪轻领会新事物又比较快，所以我的理发技术提高很快，没几天就理得很不错了，要样子有样子要基本功有基本功，连那些城里的年轻民警也主动找上门来叫我给理个什么发式，我都热情接待完全按他们的要求去理。像王银田、李庆功、王恩余等人好理个“一边倒”，杨立功喜欢寸头，李兴和黄兴禹则喜欢背头，我都精心打理，满足他们不同的要求。


       后来所里新分配来两名年轻的女民警，十七八岁，一个叫张卫红另一个叫卢青，两个姑娘年轻漂亮充满朝气，整天见她们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嘻嘻哈哈的没有什么烦恼——就连这么可爱的警花后来都来找我给她们打理头发，可见我的理发技术已经不一般了。张卫红束一头齐耳短发，卢青则留着一头齐肩长发 ，每次洗完头她们站在院里梳理头发时，乌黑锃亮的长发会闪闪发光像上等好材料制做的黑色绸缎在抖动，也像一张瀑布在远处自上而下地流动着，在阳光的照耀下一闪一闪的发着耀眼的白光。那情景真是美轮美奂极了，这时的小张、小卢似乎就是两尊神圣的女神，让我们从心里赞美她们而对她们没有丝毫的亵渎之意。我给她们剪发时特别细心，唯恐剪得不好惹恼这两位小公主，也怕因此坏了自己的“高级理发师”的名声。


     这种既紧张又充满生动活泼和谐温馨的派出所生活，到1974年4月初我奉调到分局办公室工作时就都结束了。近五年的派出所生活是我一辈子从事警察工作的基础，也是我胜任一辈子警察工作的摇篮。我真心想念你我的工作之母——大栅栏派出所！
                                                十四


       70年代的派出所是个革命的大家庭。


       70年代的大栅栏派出所更是典型的革命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就是所长和政委，家庭成员则是几十号年龄不一，男女性别各异的警察。那时的派出所实行集体住宿制，几十人成天学习工作生活在一起，除周三周六可以回家外，其余时间都要集体住宿在派出所里。用句大俗话说就是大家吃喝拉撒睡全在所里了。


       在我刚调入大栅栏派出所时，公安机关还在实行军事管制，所长是军代表。军代表管理派出所就跟部队带连队一样，什么都实行军事化管理。像早出操晚点名，经常进行队列训练等。特别是他们的作风让人难以接受，他们说话办事简单生硬直来直去也不讲究个方式方法，他们经常与一些老乡老战友来来往往都是讲究请客送礼走个后门，把部队的好思想好作风和部队的坏思想坏作风都一古脑带到公安机关。到1973年撤销军管前后所长换成地方干部，我记得有一任所领导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就是所长李德钰和政委吕铣那一届。


        李德钰有40来岁，半秃顶，戴一副金丝眼镜，老高中生，文质彬彬的像个老学究，他待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每次布置工作他都是耐心细致反复交待清楚，有什么问题他也都是反复讲解清楚，大家都反映在他手下工作痛快。他是回民，后来奉调到回民中学担任校长，再后来升任宣武区民委任主任，当上市人大代表。指导员吕铣是个工农干部，那年有37、8岁的样子，留着大分头，没什么文化，但善于做思想工作，他找你谈话做思想工作那真是掰开揉碎了跟你讲，并且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让你心服口服从心眼里佩服。这里仅举一例，1974年我被调到分局秘书科工作，吕铣指导员召开全所大会欢送我，会后他让所里同志帮我把图书等物品送到分局，他还亲自护送我到分局秘书科报到。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跟他一再说不用送了，他却坚定的说必须送！他说你这一走有可能就一辈子也回不来了，我送送你算什么！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眼泪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是啊我到派出所工作一晃就是5年，这5年是我打基础的5年，是我在人生大道上迈门槛的5年，这5年是我工作最辛苦最劳累的5年！5年来我没日没夜地百分百地全身心地挖防空洞，为我以后多种疾病缠身留下隐患。5年来为了在派出所打下良好的基础使自己早日具有在派出所立足的本领，自己以比别人多几倍的气力和心思投身工作，想方设法去创新去开创工作新局面。5年来的工作成就来之不易，现在终于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想到这里我的眼泪又禁不住哗哗地流了下来。我暗暗下定决心，到分局后我要继续努力加倍工作早日作出新的成绩，以更加辉煌的业绩回报给李德钰所长、吕铣指导员，回报给我的师傅王恩余以及派出所几十个兄弟姐妹们！


        在这个大家庭里有这么好的家长，家庭成员的生活能不幸福能不和谐吗。


        我们班的班长李庆功年龄比我大几岁是个部队转业的老战士，他平时对我们这些小弟弟们关爱有加，上级布置什么工作他都是把最苦最累的活留给自己，尽显一位老大哥的风范。他分管陕西巷胡同，和我分管的铁树斜街相通。我们班的杨立功，瘦高个，留着寸头，他分管百顺胡同，是我师傅王恩余分管的韩家胡同南边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他为人心细办事认真，是个善于理家的好手。我们班的王银田，个子不高有170公分左右，留着大分头，身体略胖，平时大大咧咧，是河南濮阳人，家里生活清贫经常跟他要钱要全国粮票，他的眼神里老流露出令人心痛的凄婉感觉。他分管铁树斜街北边的樱桃斜街。他们仨都是部队转业的老战士，身上都带有部队的作风，同志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谁有个什么事儿都马上过来帮助。


        班里还有个小伙子刘宝栋，是公安学校十八期学员，比我小一年级，但年龄比我大一岁，中等个长得结实硬朗，留着小分头，家住北苑马甸原北京公安学校所在地北边的农村里，我们是同一年毕业同一年分配到宣武分局同时被下放到大栅栏派出所的战友。他分管樱桃斜街北边的桐梓胡同。刘宝栋为人精明能干，善于见风使舵，深得领导喜爱，是老战士之外的同龄人的佼佼者。后来他在大栅栏街道办事处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帮助工作，与同样在那帮助工作的某工厂年轻女工小傅好上了。小傅，不胖不瘦高挑个儿加上瀑布般的长发，再加上一双精灵透彻会说话的大眼睛，十分惹人喜爱。她能歌善舞，在窗外经常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以后他们正式恋爱了，经常成双成对在派出所出入，惹得年轻人暗地里直嫉妒：你刘宝栋有什么呀，一个农村小伙用什么绝招把人家这么英俊的姑娘弄到手！但是说归说嫉妒归嫉妒，大家从心里还是祝福他们小两口早日成亲成为夫妇。一天刘宝栋悄悄找到我说他们快结婚了但是没有房子，他们准备盖房但缺少材料问我能不能给帮助找点，我说我帮你找找看。后来我发现在铁树斜街居委会的院里堆放不少挖防空洞时剩下的水泥、木料等建筑材料，我就去找居委会主任商量，她一听说是刘宝栋等房结婚用，二话没说就同意了。她说我们正愁这些东西没地儿放呢，你让他快些拉走吧。不久刘宝栋把这些材料全拉走了，他的房子没多久也盖好了，他们终于结婚了。作为派出所几年来已经很少有的年轻人结婚，所领导对他们结婚非常重视，婚礼搞得隆重而热烈。那天晚上在派出所第一进院南屋大会议室里张灯结彩，人们为一对新人举行婚礼，我高兴地上前祝福他们，刘宝栋和小傅拉着我的手说，我们真得谢谢你呀！我一脸自豪地说那是我应该做的！刘宝栋又小声问我：老弟我们什么时候吃上你的喜糖？我害羞得一下子跑到了一边。


        后来，北京市公安学校看中了刘宝栋，将他调到学校军体教研室当军体教员，听说他干得还不错。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忽然传来噩耗，说刘宝栋自杀了！我大吃一惊连忙去打听消息，原来他患了癌症，开始还认真去医院治疗，后来怎么看也不见好转而且病得越来越厉害疼痛难忍，再加上他听说癌症是不治之症，就彻底丧失了继续治疗下去的信心，于是就采取了极端手段用自杀了断了自己。啊，一代精明能干的刘宝栋就这样英年早逝，过早的离我们而去！我真感叹人生的脆弱，人生的短暂。此时我忽然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著名词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要抓紧时间学习，抓紧时间工作，在有限的人生里做出轰轰烈烈的一番事业来。我暗暗地下定决心。


                                                 十五


        那时别的班里的一些同志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像分管大栅栏西街的李兴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的管界大栅栏西街与铁树斜街东北口相通，我们下管片工作经常在街道上相遇。他为人和气可亲，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你永远见不到他生气不高兴的样子。他乐于助人经常积极主动帮助别人，从不要求别人回报。记得有一天晚上他们班一位同志病了发高烧，那时所里还没有赤脚医生，李兴二话没说背起这位同志就往大栅栏医院跑，到了医院他和同去的另一位同志一起跑前跑后，又挂号又帮助测体温，又帮助打上退烧的点滴又帮助取药••••••一直忙乎到晚上11点多，那个同志烧退了，他们才又背着那个同志返回所里。像这样的事在李兴身上有很多很多，每当同志们说起这些好事的时候，李兴总是哈哈一笑轻描淡写地说：这有什么，谁要遇到谁也会这么做的。


        后来我奉调离开了派出所，我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市局展览办公室帮助工作期间听说他也调到宣武分局工作，没几年他又调到机场公安分局工作，并很快他就当上副分局长。九十年代初期我任市局法制宣传处处长时，有一次我去四川成都开会，开会期间脚气感染脚肿得穿不上鞋走不了道，我提前坐飞机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他破格让接我的汽车直接开进机场开到飞机旁边，他亲自到机场接我，使我深受感动。


        还有小宋小师夫妇俩，小宋叫宋玉庭小师叫师舒婷，都是二十八九岁，是公安学校十五期学员。宋玉庭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板，平时不苟言笑老板着个面孔，小师和小宋截然相反她整天笑哈哈的和大家打成一片，好像在她身上从来没有烦恼没有让她着急生气的事一样。所里为了照顾他们夫妇，每天让他们俩中的一人值班另一人可以回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只有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们都不值班时他们夫妇俩才有机会相聚在一起真正过一过夫妻生活。这种半分居的生活状态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我们大家谁也没有听到他们说过什么有意见不满意的话。以后我调到分局、市局工作就很少见到他们夫妻俩了，听说他们二位后来都调到分局工作，小宋在分局预审处当预审员，后来升任副处长、处长，再后来他还升任副分局长主管预审、拘留所等工作。


        1973年我从户籍外勤岗位调到材料内勤岗位，我工作面接触的更广了，了解的事情更多了。我发现派出所里除了充满团结友爱充满战斗激情之外，也有小股暗流在涌动，那就是在撤销军管后上任的一任所长中有作风问题。他在我兼任派出所赤脚医生后，每次在我为派出所采购药品时他都让我用公款买一种补肾的丸药给他，这种药是蜡丸的价格比较贵。他吃这个干吗？他自己说是肾亏，怎么肾亏？是不是他干男女之间的事太多造成的？我心里隐隐约约地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另外我还发现他与一位转业的女老战士来往密切，他们经常一个人到对方屋里好半天才出来，我暗暗记在心中。果然不久他们东窗事发，有人将他俩的事告发了，他们被停职了。后来经过一番调查他们因乱搞两性关系被正式处理了，那个所长负主要责任被免除领导职务免除公安身份，调离公安机关；那个女民警虽然负次要责任给个行政处分就行了，但已不适宜在原单位工作她被调到别的派出所了。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批评批评教育教育也就行了。但是那是70年代，那时人们的思想还远没有今天这么开放，人们的道德伦理观跟今天也大不相同，那时人们谈情色变，男女关系问题更是触及不得，更何况这是在公安机关里面！这件事对派出所触动很大，上级决心加强派出所领导班子工作，于是组建了由李德钰任所长吕铣任政委的新的领导班子，并加强了全所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学习大伙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建设一流派出所的决心，全所掀起努力学习扎实工作争创团结和谐派出所的新局面。很快人们消除了那个所长带给大家的阴影，派出所又恢复了以往生机勃勃充满朝气的情景。
                                                十六


       我当上材料内勤以后和大家的关系更密切了，同志们有事没事就往我办公室跑，有的找我给他们理发，边理发边谈论派出所的新鲜事；有的给我送材料，找我汇报工作情况；有的到我那儿看看书，找找工作资料；还有的头疼脑热找我开点药，扎几针针灸。我还兼管派出所的收发工作，什么送到派出所的文件、报纸杂志、公私信件，都先送到我的手里然后我再分别发到各班，赶到正好遇到谁在我就把信件顺手交到他手里。那时我的办公室简直成了派出所的中转站。一次王银田正在我屋里聊天送信的来了，送来的私人信件中正好有王银田的我就直接交给了他，他当场就撕开信看，边看边自言自语地说：这可怎么办，上哪找去呀！我就问他信是哪来的？他告诉我还有哪，就是河南老家呗。据他介绍他是河南濮阳人，濮阳是个穷地儿，常有水旱灾害，这不，前不久又发大水了家里没粮食吃快揭不开锅了，信里跟他要50斤全国粮票，上哪去找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嘴里直嘬牙花子。我就劝他想开点天无绝人之路，要相信党相信国家会帮助乡亲们度过难关。他连说也只好这样了。


       我们知道那时的濮阳城坐落在黄河边上，一年到头不是涝就是旱，没有几天是五谷丰登的好日子。那时老百姓完全是靠天吃饭，濮阳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整天都是“抓革命”而“促生产”却没人抓没人管。所以那时的濮阳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人们还处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穷阶段。谁知后来濮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勘探部门根据李四光的理论在包括濮阳在内的多个地区发现了大片的油气田，很快“中原油田”就在中国的大地上传开了，濮阳靠石油开始变富了，濮阳人也变得神气起来。后来濮阳和全国各地一样快速实行着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今天濮阳的人们不愁吃不愁穿再也不用为几十斤粮票而向北京的亲属求援了！可这都是若干年之后的事，当时如何帮助王银田渡过难关呢？


       王银田走了之后我陷入沉思。我想王银田是个部队转业的老战士，他年纪轻轻就背井离乡离开特别需要他劳动创造财富需要他养家糊口的父母，光这点就值得我们这些北京籍民警好好学习的了，更何况他平时工作很认真很勤恳乐于帮人助人呢，现在他家里有了困难我们这些北京籍的同志不帮助谁帮助？想到这里我兴奋起来，我决心拿出我多年积攒的全国粮票给他老家寄过去，帮他解决后顾之忧。我翻出一个装粮票的小包数了数里面的粮票，我发现我从1964年当民警算起九年多来通过各种渠道共积攒全国粮票80斤，我一咬牙把80斤全国粮票以王银田的名义全给他老家寄过去。为什么我还要咬牙呢，因为我家里也不富裕，我多年积攒的粮票也是为周济家里困难急需之用。这次我毫不犹豫地全部寄给了王银田的老家，也还真得咬咬牙作一番思想斗争呢。


       信寄出好长时间我一直没言声王银田也没什么动静，一切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直到有一天王银田又收到老家来信，说多亏了你前几个月寄来的80斤粮票，帮助家里解决了大问题，使家里度过最难过的日子，后来政府的救济粮也到了家里才彻底度过难关。你一定要好好工作安心工作，以优异的工作成绩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那天王银田风风火火地跑到我的办公室举着信说：这些粮票是不是你寄的？我犹豫了一下说：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王银田非常感激地说：你家里人口多，生活也不富裕，你留着给伯父伯母用多好啊！我忙说：你们家比我们家困难多了，给你家里寄去能起大作用。再说了80斤粮票只能救急不救穷，给你家你家里就能解救好几个人的生命，你就可以免除后顾之忧安心工作了，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我和王银田的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十七


        70年代初期的北京正处于“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之中。


        1971年林彪反党叛国在逃往苏联途中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全国迅速掀起“批林批孔”热潮。


        我那时已调到大栅栏派出所工作，一天军代表召开全所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文件中通报了林彪反党叛国的罪行。后来又传达中央文件揭露林彪之子林立果搞“571工程”，密谋暗杀毛泽东主席。再后来又传达要把批林批孔结合起来进行揭发批判，并布置全所要人人参与展开轰轰烈烈的大批判。我那时是个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人，正是朝气澎湃积极向上的时候，再加上我那时正积极要求进步想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又赶巧写作是我的强项。于是我就积极投身到“革命大批判”洪流中，没日没夜地查资料写文章，而且这些文章大都是我在晚上业余时间加班加点完成的。


        我在写作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查阅了我的“私人档案”。据不完全统计从1971年11月到1974年7月这三年半的时间我就写了各种“大批判”文章十几篇。例如：《狠批林彪反党集团疯狂破坏党的集中统一反党叛国的滔天罪行》、《从一首诗看林彪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批判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恶毒攻击》、《对反动派绝不讲“仁爱”》、《彻底批判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滔天罪行》、《批判孔老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批“克己复礼”，绝不让吃人的旧社会重现》、《不是做绝了而是好得很》、《狠批“三字经”的反动唯心史观》以及《从培养接班人上看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等。这些大批判文章有的是在派出所的批判大会上宣讲的，有的是在大栅栏街道党委举办的大批判会上使用的，有的是在分局大批判大会上用的，更有的是在宣武区或市局举办的大批判大会上宣讲的大批判稿。


        当时写这些稿件也挺不容易的，先要找准大批判的论点，论点要简单明确。还要有充分有力的详尽的证据。最后还要有强有力的逻辑关系和生动的语言词汇来贯穿来表述。把这些条件凑在一起加以生动巧妙的组合，才能写出一篇能够吸引人、打动人、让人叹为观止的大批判稿件来。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占有大量的历史的现实的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必须十分熟悉且运用灵活巧妙。这就需要写大批判稿件的人要多读书，涉猎要广泛，知识要丰富。当时我为写大批判稿我真是博览群书，像马恩列斯的著作，像唐诗宋词元曲等古今诗词，像《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等等，我真是翻了不少看了不少，当然那都是浮浅的片段的浮皮潦草的阅读，是实用主义断章取义的阅读，但毕竟是阅读了。书看得多了，知识积累的多了，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总比不读书不看报知识要丰富的多，我的好多知识就是在这种“歪打正着”中逐步积累起来的。


        像我1971年11月30日写的《从一首诗看林彪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整篇文章5000来字，从林彪抄录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一回里的诗批判起，诗的原文是：“勉从虎穴暂趋身，说破英雄惊杀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首诗被林彪亲手抄写后挂在他自己的卧室里面。什么诗能引起林彪这样重视？还值得他亲自抄写非得挂在自己的卧室里面？为了弄懂弄通这首诗的含义，我就反复阅读《三国演义》中煮酒论英雄这一章节及其前后的故事，最后初步弄清这首诗的含义：它描写了刘备以骗人的手法，为掩盖自己的野心，长期隐藏在曹操手下，表面拥曹实则反曹的两面派嘴脸。林彪把这首诗亲自抄写过来，正是他想像诗中描写的刘备那样长期隐藏在曹操身旁，而长期隐藏在毛主席身边，“勉从虎穴”，揭露了林彪长期隐藏在毛泽东主席身边，长期隐藏下来伪装掩饰自己的勉强心理；“暂趋身”，揭示了林彪暂时隐蔽下来伺机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狼子野心；“惊杀人”，说的是林彪做贼心虚怕隐藏不住被人识破的虚弱心理；至于所谓的“巧借闻雷来掩饰”，正说明林彪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阴谋；“随机应变信如神”，说的是是林彪一伙主观唯心主义的认为自己就像神仙一样，可以随心所欲随机应变，而做到人不知鬼不觉。真是狼子野心路人皆知！


       这篇大批判稿的写作使自己既熟悉了三国故事又进一步明确了林彪两面派嘴脸，使自己的历史知识更丰富知识面更宽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写这篇大批判稿对自己个人来说无疑是有它积极作用的。但是现在看起来这篇大批判稿件是有着严重不足的，最大的不足在于它对于林彪到底什么样的人以及林彪两面派的真实面目缺少真正的了解的情况下，就简单地把《三国演义》中的诗句和现实中的林彪挂起钩来加以批判，现实中的林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两面派表现到底如何？这些在当时都没有调查了解清楚，而且大批判稿件中也没有对林彪为什么要抄录这首诗作出深刻分析研究，更没有认真分析造成这一事件的主客观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就犯了简单化、形式主义和盲目主义的错误。现在回想起近40 年前自己不顾身体状况，加班加点挑灯夜战，积极投身到写大批判稿件中的情景，至今仍有惋惜悔恨自己和自己被人拿枪使的可怕情景。


                                                 十八


        1974年2月我从人民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肩负着保护人民镇压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艰巨任务的角度，上联林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的“暴政”，是“绞肉机”，下联我工作的所在地大栅栏地区在解放前即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前，“几家欢乐万家愁，几家歌声到处忧，几家灯火彻夜亮，一片泪水处处流”的悲惨境地，写出了大批判稿件《对反动派决不讲“仁爱”》。由于这篇大批判稿件是专门从人民公安机关维护国家政权保护人民根本利益角度写的，所以稿件主题鲜明，联系的实际生动有说服力，批判起来有理、有利、有节，受到大家的欢迎。


        像稿件中写到：“在大栅栏一边是一小撮剥削阶级的灯红酒绿风花雪夜，一边却是劳动人民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边是剥削阶级的灯火辉煌花天酒地，一边却是劳动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大栅栏，有多少个劳动人民卖儿卖女，又有多少个老人孩子在乞讨要饭！据调查在大栅栏粮食店街解放前在冬季光一夜就要饿死四五个人，尸骨裸露，骨瘦如柴，惨不忍睹！在灯火迷乱的大栅栏街北部有个后河沿，这是大栅栏的龙须沟，是大栅栏地区劳动人民集中生活的地方。后河沿，臭又脏，蚊蝇成堆水漫房，这就是解放前后河沿一带民居的生动写照。这里房屋破旧低窄一下雨臭沟水便一涌而进，上漏下灌不能居住。河沟里人的尸体和死猫死狗经常一起漂流着••••••


       “同是大栅栏，为什么会有两个世界？为什么剥削阶级那样奢侈享乐，劳动人民却那样受苦受难呢？原来在大栅栏这个巴掌大的地方旧政权就设立了多种名目繁多的反革命专政工具，像伪宪兵队司令部、一贯害人道的南城总坛、国民党的区分部、军统中统的中心组、伪警察局侦缉队等都设在这一地区，这还不包括在大栅栏地区欺压百姓的恶霸人等。在这个小小的大栅栏地区光伪警察阁子就设有18处之多。真是特务密布，伪警林立，在这样残酷的反动统治之下劳动人民怎么能够得到幸福呢？


        “今天大栅栏完全变成了人民的大栅栏。广大劳动人民过上了旧社会连想也不敢想向的幸福生活。昔日的叫花子、童养媳，今天进了工厂机关学校，成了国家的主人；昔日的后河沿，由臭水塘变成了人民的地下铁道，成了人民休息游览的场所；高楼代替了低矮的破房，欢声笑语代替了疾病和死亡。这一切都是建立了人民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果。我们不推翻一小撮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不对他们实行强有力地专政，会有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幸福的今天吗？林彪恶毒攻击我们是独裁是暴政，说对了，我们对一小撮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派就是要独裁就是要施以暴政！对他们决不能施仁政，更不能搞仁爱。我们决不让万恶的旧社会重新上台！


        “人民的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肩负着保护人民，镇压敌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艰巨任务。我们体会到保护和镇压都不是抽象的，而是有着鲜明的阶级性，对人民要保护，对敌人就要镇压；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我们公安机关爱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而对于反动派绝不讲仁爱，对他们就是要独裁要专政，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于剥削阶级的专政和独裁就要进行下去！”


         这篇稿件一在批判大会上宣读就引起大家的好评，有的同志说“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有的说“这篇文章大长了公安机关的志气，大灭了林彪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威风。”还有的同志建议我将稿件抄写清楚放到壁报栏里让更多人去学习。这时我突然忽发奇想：我要是将这篇稿件寄到报社让报纸发表那会有多少人看到！那将发挥多大的作用！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兴奋无比。我当即把派出所订阅的几种报纸找出来，寻思往哪家报纸投稿。人民日报？不行，她是全国性大报，不会刊登我们派出所民警的小文章。北京晚报？也不行，她是生活类报纸，一般不会刊登理论性文章。北京日报怎么样？对，就往北京日报投，北京日报是北京市地方的政治理论综合性大报，无论从她管辖的投稿人的范围看还是从稿件所写内容看，这个大批判稿投给北京日报都是最合适不过了。于是我将稿件整整齐齐抄写一遍，庄重地投进邮筒寄给北京日报社。


        过了大约一周左右的时间，一天早上我收到邮递员送来的报纸我打开北京日报一看，顿时眼前一亮：在第三版上赫然印着《对反动派决不讲“仁爱”》的标题，并在作者栏上醒目的写着“马卫东”三个大字。我的心呯呯跳个不停，我激动极了，一个小民警的文章居然上了北京日报，这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稀罕事啊！很快这事儿就像闪电一样迅速传遍整个宣武公安分局，随后又传到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和政治部等相关部门，我一下子成了全局的名人！成了全局远近闻名的“大秀才”！后来听说我是全局三万民警中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个在市级以上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基层民警，我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其影响可见一斑。


        现在历史已迈过40来年，回想当年我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写下的十几篇大批判稿件，特别是回过头来再认真看一看在北京日报上刊登的《对反动派决不讲“仁爱”》的文章，除了在写作上对自己有所提高外，在更多的方面则是过错是悔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已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论点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早已有了明确的论断。党的八大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就说明，阶级斗争早在1956年时就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那么《对反动派决不讲“仁爱”》的文章岂不都是无的放矢，胡批瞎批乱批吗！那十几篇大批判稿件不也一样都是错误的吗！最起码这些大批判文章也是把矛盾扩大化，把次要矛盾当做主要矛盾对待了，扰乱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推迟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为国内外帝国主义分子反动派破坏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他们起不到的推迟破坏作用！想到这里，我就对我几十年前积极参加大批判活动的行为感到后悔，为我当时的无知而悔恨。当时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大批判文章时的喜悦兴奋骄傲之情，早已荡然无存，代之以犯了大错，痛恨自己，忏悔自己，饶恕不了自己的感觉。


        在这里我这个60岁开外的老年人诚恳地向一切曾受过我的大批判稿毒害和影响的人们道歉！


        在这里我也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美好和谐的生活，千万不要像我们这一代那样再去搞什么“运动”，搞什么“大批判”，搞什么“斗争”了！人的一生也就是那么几十年，长的也就是百十来年，是非常短暂的，是一晃就过去的，是经不起折腾和浪费的。我今天已经60余岁了，回首往事仿佛就在昨天，真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所以我们要在这有限的几十年里好好地学习，好好地工作，好好地享受生活，千万不要再浪费自己的一生，更不要去干阻碍历史发展的丑事坏事。要以自己掌握的更多更好的本领，为祖国为人民为全人类的美好幸福生活贡献我们的一切！


        人类的美好幸福高于一切！
                                            十九


       除了积极投身到大批判当中外我还积极投身到其它学习当中，如为配合不同阶段的学习我还在广泛学习积累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写一些辅导文章对全所同志进行学习辅导。例如当时党的“十大”发出“抓大事”的号召后，为了使大家加深对“抓大事”的理解，我反复学习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论述，并把各有关大报刊登的有关“抓大事”的文章剪贴下来逐篇阅读，然后用几个夜晚的业余时间加班写出了“什么叫大事？”“为什么要抓事？”“怎样抓大事？”的辅导文章在派出所的学习会上宣读，配合了当时党的“十大”提出的“抓大事”的学习。


       毛泽东主席在林彪事件后向全党发出“要安定团结”的号召后，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和领会毛主席指示的重要意义，我翻阅学习了几十篇有关文章，选出了马恩列斯毛等革命领袖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加强团结的论述，进行学习分析，写出了《伟大导师是怎样论安定团结的？》材料，贴到派出所的黑板报上供大家学习参考。对推动同志们深入学习领会毛主席重要指示，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后来随着学习运动不断深入，为配合同志们深入学习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我在认真自学的基础上又写了《为什么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和《怎样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等文章，在全派出所大会上进行宣讲，受到同志们的欢迎。后来我调到分局秘书科以后不久又被借调到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帮助工作，我就结合筹办展览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展览中揭露的案例，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从苏联修正主义的蜕化变质，看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深远意义》、《从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展出的案例，看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从群众反修斗争事例看群众专政的强大威力》等文章，在展览办公室和宣武分局秘书科进行宣讲，使同志们既感到新鲜生动喜欢听又受到深刻的教育。


       为配合当时的学习我还积极参加业余文艺创作活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先后谱写了毛主席语录歌曲和编写了《公安战士批林批孔当闯将》等歌曲，编写了《公安工作新三字经》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颂》等长篇诗歌。这些歌曲和诗歌虽然从主观上来说表现了一个年轻人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但从客观上来说对美化和推动“文化大革命”又起到非常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政治学习中我还能够注意克服单纯政治观点和“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不敢抓业务工作的错误思想。开始，工作时间我也是宁愿坐在屋里“学习”，也不愿多下去工作，怕落个“业务挂帅”的帽子戴戴。后来我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纪念白求恩》使我豁然开朗，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对白求恩同志“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在文章中，毛主席对于那些“对工作不负责任”，“见异思迁”，“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的人批评为“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这就说明毛主席都认为刻苦钻研业务，努力做好工作是革命的需要，绝不是“业务挂帅”，使我增强了做好本职工作的信心与勇气。于是我坚持每天下责任区抓工作了解情况，有时在派出所里一天学习开会下不去，我就利用中午和晚上的休息时间下去，星期天也不拉空照常下去工作。由于工作抓的深抓的细有创新，我在业务工作上还逐步总结出一些经验做法，我先后和铁树斜街居委会治保积极分子一起摸索总结了《怎样深入掌握责任区情况？》、《怎样开展敌社情调查摸底工作？》等工作经验材料，在分局、市局和宣武区治保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介绍，博得热烈掌声。1973年5月我担任派出所材料内勤工作以后我仍然坚持在抓好政治学习的同时也抓好业务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新建立各类情况档案18种，编写了各类敌社情和学习工作情况简报30多期，并完成了平时的材料汇总、文件收发转递等日常工作，做到政治学习与业务工作两不误。
                                       二十
                                                                        
        1974年3月31日我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时刻，是我孜孜以求追求了近10 年才终于实现梦想的幸福时刻。


        我1964年9月当上一名人民警察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由一名普通学员成长为学员班长，再成长为一名正式的人民警察。思想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我由开始的简单的“挣钱养家”的思想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再到后来坚定竖立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一坚定信念。早在1965年我在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时，在我的思想完成由“挣钱养家”到“为党为国家为人民而工作”时，我就萌生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因为自己的一切转变都是党给带来的，从小了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从大了说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从那时起我向党组织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以后隔一段时间就写一份，中间还隔长不短地向组织写思想汇报。


        到1966年四五月间，终于有一天队干事李庆祥找我谈话，他说作为介绍人之一我庄重地找你谈话，你写给党组织的入党申请和思想汇报党组织都已收到，党组织考验了你很长时间现在认为你基本上够一名共产党员了，你要继续努力经受住组织上的最后的考验。他还告诉我：你入党已经没有问题，家庭社会关系也已经调查完毕，就等着你填写入党志愿书和召开支部大会讨论了。当天晚上我兴奋的半宿没有睡着觉，我决心在以后的工作学习中我更加积极更加努力，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党支部大会的召开。


        然而形势突变，在李干事找我谈话之后没几天，公安学校领导突然宣布：几天前在王府井地区发生了歹徒杨国庆砍伤外国人的事件，为加强各繁华地区的基层治安力量，市局党组决定公安学校第十七期和第十八期两期学员全部提前毕业分配。并宣布之前个别留校工作的同学一律随这次同学统一分配。我愕然了，我为自己失去几个月前留到公安学校理论教研室工作的机会而惋惜，更为即将加入党组织而因为这次毕业分配而入不成而恼恨。但毕业分配是全校的大局，自己无法抗拒，只能随着分配大军来到宣武分局。临行前李庆祥老师又找我谈心，他说这次你没有加入党组织没关系千万别泄气，就当做你再一次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他鼓励我说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经受住考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会在学校等着你早日加入党组织的消息！我坚定地说请李老师放心，我会努力去做的，请您等待着我的好消息吧!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形势发展会是那样，“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到来，先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到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着又是打、砸、枪、抄，砸烂“封、资、修旧世界”，跟着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各行各业全面夺权，再后来公、检、法系统先是被政法学院夺权，后又被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生活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哪还有人去考虑党员发展工作呢!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党组织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开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但在派出所这样的环境里入党还轮不到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那时在派出所里最基本的人员是工农兵，是大多数贫下中农出身当过兵的老战士，所以在派出所最受欢迎、最受重视的人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但出身好所谓根红苗正老实巴交的人。我当时是派出所里有名的“小知识分子”、“大秀才”，给人一种天生就有的“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的感觉。这种感觉只要给你带上，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切行踪都会和“骄傲自满，目空一切”挂上钩，似乎你怎么注意，怎么克服也解决不了。我就被戴上“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的帽子克服了好几年老也克服不掉。跟我一块下放到派出所的刘宝栋以出身好为人老实虚心好学为名，早在70年代初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我在政治学习上在工作业务上尽管多么积极多么努力，也永远摆脱不掉骄傲的帽子。其实刘宝栋要比我机灵的多，他在入党上的付出以及努力程度要比我小的多，可人家却会来事，给人的印象好。我们几个小伙伴整天在一起吃喝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玩耍，谁不知道谁啊，真的刘宝栋还真的没我做的好，没我作出的贡献大，但人家那么早就入了党，我却还在一旁努力争取着。我牢记李庆祥老师在公安学校分手时的嘱托，我没有丧失信心，继续不屈不挠地努力着，终于在1974年3月31日在我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之后九年，距离党组织第一次考虑吸收我加入党组织八年之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激动，我兴奋，我高兴。我决心从入党这天起要坚决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准备着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二十一


        1974年4月初我奉调来到宣武分局办公室任调研员。办公室设在分局大院路北的房间里，在我们办公室后面第二进小院里，是分局主要领导办公的地方，有分局长、副分局长的办公室，也有一间比较大的会议室，专供分局长召开会议时使用。我的主要工作是在调研组起草各种文字材料和分局的各种简报，我的办公室的后窗户外面就是分局长办公的小院，前窗户和屋门都是朝南开的，正对着分局最大的院子。我当时还没有结婚成家，为了便于工作我就把家安在办公室里，我在我的办公桌旁支了一张木床平时就在办公室里吃住，除了星期天白天回家看看，星期天晚上又返回办公室住宿，平常很少回家。那时办公室的卫生和办公室门前院里的卫生基本上由我和每天的值班员包了，每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整理完个人卫生后我就开始和值班员一起打扫室内外卫生，我们先扫地，扫完室内扫室外，然后再用墩布把每间办公室的地面墩擦干净。一切都归着完毕后我们又给各个房间的暖瓶打满开水，然后我们就在分局院里或者锻炼锻炼身体或是坐在办公桌前读读书看看报。然后就去分局食堂吃早饭，吃完早饭同志们陆续来上班了，一天的办公室生活开始了。有时赶上谁值夜班家里有事我就替他值班，反正我也在办公室里住，那时办公室内外的卫生就我一人包了。那个时侯我刚二十七八岁，年轻有的是力量，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整天没事找事干，就跟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似地。


        那时办公室主任是张允祥，四十五六岁，半秃顶，说话和蔼可亲，他是分局的大秀才，分局里赶上写大材料像起草分局每年的计划安排，写年度总结，写局长在重要场合的讲话稿等他都要参加。有时是他亲自写，有时是他和调研组的几位同志合着写，大家合着写时他就先把大伙叫到一起，仔细研究文章的主题是什么？大致可以分为几段？用什么手法写？等等。直到大伙把要写的文章弄懂弄通为止。然后大家再按照文章的段落分工分头去写，最后确定一个人来统稿。那段时间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完成很多写作任务。后来我调到市局工作以后得知他升任宣武分局副局长主管办公室等工作。再后来听说他调到中共宣武区政法委工作，直到退休。


        我在办公室最要好、最尊敬、最佩服的要数赵润生了，他可以说是我在办公室工作的师傅。老赵三十七八岁，身体瘦瘦的，肤色蜡白，头发发黄，看样子似乎得过大病，后来在一起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确实得过肺结核病身体虚弱得很。他是办公室调研组组长，专写分局的大文章、大材料，他为人热情好帮助人，他也是个不怕苦不怕累工作起来不要命的同志。他家住在大栅栏街道的大外廊营胡同，属于我当外勤民警时我的责任区的居民。我那时经常下责任区熟悉户口情况就认识了老赵，后来得知他是分局的大笔杆子特别能写，我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我就常在星期天往他家跑，跟他探讨学习各种文体的写法，每次他都耐心细致的给我讲解从不嫌我麻烦嫌我事多。我记得我的好几篇大批判稿就是他帮助我写的，像那篇《对反动派决不讲“仁爱”》的稿子，里面的结构、逻辑关系就是他帮助我出的点子，他说对反动派为什么不能讲“仁爱”？因为反动派坏，你就要在这个“坏”字上做文章，把林彪的坏给他说准说清，然后侧重说清我们所在的大栅栏地区解放前反动派怎么坏，这个坏要用人们亲身经历过的一桩桩一件件事实说话。他还帮助我总结完善出“几家欢乐万家愁，几家歌声到处忧，几家灯火彻夜亮，一片泪水处处流。”的点睛之笔。经过他的指点与修改，这篇文章果然增色不少，在大批判会上一宣读就引来阵阵掌声。后来我又把这篇稿件投给北京日报社，人家也是二话没说就给发表了。这些都和赵润生同志的帮助分不开。还有我在居委会搞的街史沿革调查，在决定怎么写时我也事先征求了老赵的意见，他也给我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使这本资料基本上具有了书的轮廓。


        这次我调到办公室和他在一起工作真是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我有机会整天和他在一起请他教我各种文体的写法，我也有机会可以成天向他直接求教了。像简报的写法，我过去只不过是照猫画虎只知其皮毛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写法，现在老赵都拿着简报的范本从理论到实践给我耐心讲解。我记得我写的第一篇简报是在我在公安学校理论教研室留校工作期间写的，那时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简报，简报到底应该怎么写？就跟着老同志的样子学，后来简报本身通过了领导审查但简报到底怎么写却没有弄明白。以前在派出所当材料内勤时也经常往分局报简报，但那时的简报也都是自己照葫芦画瓢来的，也都是形像而本质并不像的所谓“简报”。这回有赵润生这位耐心细心的老师教我，我真是如鱼得水进步飞快，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不仅真正掌握了简报的写法还学会了诸如计划、总结、报告、经验介绍材料和领导讲话稿等多种文体的写作，待我到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帮助工作时，我已经是警察写作“十八般武器”样样会用的“警察秀才”了。


       在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大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就是浦亚红。那时她才30多岁，中等个，不胖不瘦，标准身材。她皮肤白净，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一笑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她留着齐肩长发，但平时长发都束成发髻，显得典雅高贵，只有在洗发后才松散着瀑布般的长发在办公室里走动。她虽然已经30多岁脸上也已开始出现皱纹，但是岁月毕竟遮不住她年轻时的美丽漂亮。我记得我刚分配到宣武分局时到办公室办事遇到过她，那是八、九年前的事了，那时的她20多岁真是特别漂亮，我敢说她是宣武分局里最漂亮的姑娘。她留着两条短小辫，身穿上白下绿的旧军裙，显得青春耀眼朝气蓬勃。现在她虽然没有那时那么年轻，身上也缺少了耀眼的朝气，但是美丽还在漂亮依旧，而且还显得更加典雅更加高贵了些。时过40多年我至今还记得她，除了她的美貌外，还有她的脾气性格。她天生能说，而且脾气急躁，你跟她说话光听她啪啪地说个没完你很少插得进嘴，不过能说归能说讲理归讲理，咱们平心而论她还是很讲理的。


       记得有一次一位兄弟科室的老同志因为报情况晚了些我说了他几句他不接受批评就和我争吵起来，而且不依不饶好像情况报晚了错误不是他造成的而是我造成的了。正在一旁收发文件的浦大姐听到我们的争吵，感到错误确实不在我而在对方，于是她就来到我们俩面前冲着那位老同志说：你怎么说话呢？你的情况报晚了还有理了！你强词夺理干什么，你还怕人家年轻人不认识你？得了，给咱们老同志积点德吧，情况报晚了就是报晚了下次注意不就得了，还至于跟人家新来的年轻人没完没了非得弄出个子卯寅丑来！她这么一说，那位老同志没话可说了。一场愈演愈烈的争吵被浦大姐这么几句话一说，就化解开了。所以虽然时间已经跨越了近半个世纪，好多事情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浦大姐30多岁时的漂亮形象和她快人快语的性格却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二十二


       1974年我是喜事不断，是“大丰收”年。先是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又调到宣武公安分局办公室专门从事文字调研工作，随后又在6、7月份作为优秀青年的代表先后参加共青团宣武区代表大会和共青团北京市代表大会。年底又有两件喜事落在我的身上，一是11月宣武公安分局党组正式任命我为办公室副主任；二是在年底北京市公安局派人来找分局协商调我到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帮助工作。


        后来在我调到市公安局工作以后张允祥副局长告诉我，实际上宣武公安分局早就把我列为提拔对象一直在考察我，早在派出所我写大批判稿时就引起分局办公室领导的重视，觉得我是写作的苗子，就派赵润生同志暗中培养帮助我，以后《北京日报》发表了我的文章，他们更是觉得我有培养前途，就把我作为重点对象加以培养，先是和派出所党支部研究发展我入党，随后又把我调到分局办公室，在这期间我不仅完成了几件大的稿件的写作，而且平日虚心好学，关心集体，助人为乐，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认真，赢得周围上上下下同志的夸奖。再后来宣武公安分局党委又选送我作为优秀青年的代表参加了区团代会和市团代会，和全市优秀青年代表共商国是。这一切都是分局领导为培养我所作的一系列工作。我听了张副局长的介绍心里特别感动，我真心感谢分局上下领导和同志们对我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培养，我真心谢谢张允祥和赵润生等同志为我早日成才所付出的良苦用心和努力。没有他们的无私忘我精神，没有他们精心细致的关心与培养，就没有我在1974年里喜事连篇的“大丰收”景象，也就没有我以后在市局在公安部的蓬勃发展。他们的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974年底我又奉调到市公安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筹备办公室工作，从此我就踏上了市公安局的大门直到1997年我又调到公安部工作为止，二十多年一直在市局机关工作再没有机会返回分局工作，虽然在市局打击苏修间谍展览办公室是临时工作，但是一临时就临时了近三年的时间，1977年展览结束了，还没等我回分局好好工作，市局就已经在我回分局之前派人暗自将我的组织关系调到市局办公室研究科。我几次找市局有关领导说明情况，但是他们就是不同意我回分局工作，无奈之下我只好服从他们的调动。


        从此我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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