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我见证的八一八及红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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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孩子们再也不能重复过去的噩梦了！
我见证文革初期的血腥恐怖
（这篇博文发表于2010年7月2日博联社，2013年8月20日重贴）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49中念初中一年级，随着天气转暖，文化革命的激烈度不断升温。无法正常上课了，一群半大孩子就整天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风向标瞎胡闹。我们先是走出教室看大字报、写大标语，开批斗会，批三家村、批校长主任；又跑到北京市委前面去起哄“强烈要求市委给我校派工作组”；6月8日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我第一批获准加入。

8月18日凌晨，我们列队徒步走向天安门广场，站在东观礼台上受到毛泽东接见，当毛走向西观礼台时，情急中我带头大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东观礼台乃至广场东面的人群都跟着高喊起来；当毛终于来到城楼东侧，挥着军帽朝我们致意时，东观礼台沸腾了，“毛万岁、万万岁”激动的嗓子都喊哑了……2007年的一天，我意外地知道，博友年大六先生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解放军班长站在广场的西华表下面执勤；之后又遇到几位博友也说起8.18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狂呼口号，我们曾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点，那时我们和广场上所有人怀着同样的激情——对伟大领袖被施魔咒般的无限崇拜。

紧接着破四旧、抄家开始了。8月20日上午，我跟随几位红卫兵到前门大栅栏，察看沿街小店铺卖什么，瞧见一些带福字、寿字的小物件就喝令店员：“收起来，这属于四旧，不准再买了！” 走到大栅栏时，我们见到有人正抡着大铁锤砸坏了前门大街干道上的路牌，“路牌也属于四旧？”难以理解；又见到一群东城区红卫兵手拿剪刀剪路上妇女烫过的发卷；还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裤的裤脚用剪刀豁开，感觉莫名的惊诧，于是我拉起两名同学离开破四旧的行列，站在路旁盘算着另起炉灶单干。亚萍问我：“那咱们干什么呢？总不能就这样回学校吧。” 这时，刚好一辆公共汽车从身边开过去，灵光一闪，我掏出口袋里的毛主席语录说“咱们到公共汽车上宣传毛主席思想，念语录吧。”亚萍和海鹰都同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天天站在公交车上大声地向乘客们念语录，时常能得到乘客的掌声，第二天同宿舍的王娜娜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快有更多各学校的红卫兵也纷纷来公交车上念语录，我心中充满自豪。

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我们最爱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 我们在公交车上除了念小本本上的语录，还背诵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当时的流行歌曲首推一首毛语录歌“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那时自认为是宣传标兵，如今回首则满腹愧疚，一群女中学生不能正常念书，却傻了啪唧四处散布暴力歪理邪说，也是一种罪过。

那时我们仗着有毛撑腰，猖狂的不可一世，不能光说别人，“红八月”中自己也那德行，记的去汽车总站路上，只要见到迎面开来的小汽车，我们就高扬起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好将那条窄窄的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我校红卫兵有规定父母必须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获准加入），迫于老毛如日中天的权威，所有的汽车只要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立即趋前停车，你说去哪里司机只得放弃自己的事情先把你送过去，霸道得犹如强盗、土匪！

没自豪几天就遇到麻烦，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那两间办公室里，都有一些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 “地富反坏右” “走资派”在这里惨遭毒打。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由派出所提供的，红卫兵按照民警提供的门牌号冲进人家家里打砸抢翻抄，并将一些“重要人物”拉到学校拷打。曾有同学叫我一起去抄家，我说“我得去公交车上念语录”拒绝了。我们整天站着念语录，还不停变换着路线和车次，一天下来感觉很累，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里不时传来尖利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的我根本无法睡熟，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房间，大热天还得关紧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一点。

几天后一个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王娜娜刚进校门，迎面遇见红卫兵一位头头，他的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对我们说“女、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伤势严重，咱们赶、赶紧去支援吧！” 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们跟着他去了位于崇文区榄杆市大街，那晚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

其实回顾这些事并非情愿，因昨天见到博友李建华写的《文革时的抄家与购买查抄物资》一文，博客地址：http://lijianhua.blshe.com/post/2279/565093

我在下面跟贴：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亲眼看见过女15中两名女学生，在北京崇文区榄杆市大街李文波家抄家后，躲进李家客厅大布幔子后边分刚查抄到的两三根金条、翡翠玉镯等物品，当时我和同学王娜娜（我俩那时13岁半）因不愿意（或者说不敢）参与对资本家的拷打，躲进了布幔子后边的角落里，女15中两名身穿军装的女生进来分东西时没看见我俩，分完后转过身突然看见我俩，恶狠狠地训斥一通（她们是高中生，明显比我俩年龄大），把我俩强行推倒拷打人的屋子去，我俩很快就逃跑了。

大抄家后，有些东西被私分了，有些珍贵物品被送给康生等首长，还有些流入京城旧货商店，那时叫“委托商店”，卖二手货的地方，我爸爸曾经在西单委托商店买回两个底部有“乾隆御制”的明黄色盖碗，记得爸爸说“每个5元钱，很贵，但太值了。” 我爸爸把玩了几年后，把这两个漂亮的盖碗送给自己一位喜爱收藏古瓷器的战友了。

博友王志权曾跟帖道：“抄打李文波的理由是因为他是历史反革命，（大字报说他是国军少校）当时他的职业是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8月20日后的一天，女15中XXX（不说这位女士名了吧，因为她回京后在某国企工作也曾为这段历史付出了代价，尽管她曾被李文波用刀砍伤后被当时的领导人当做客人请进中南海）等红卫兵抄他家时，情急中这个男人用菜刀砍伤女红卫兵，结果李文波“畏罪自杀”（当时报刊语），但其妻却被以反革命罪被枪毙。李文波事件后，有红卫兵提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很快抄家打人之风漫延全城，以崇文区为最甚。某机关进门南侧死尸一片，（打完人后拉到此处集中）血腥味让人掩鼻欲呕。”

经志权兄这一提醒，我发现自己记忆有误，那天傍晚我和王娜娜等人随本校红卫兵领袖火速赶到榄杆市增援时，榄杆市路北李文波家已经水泄不通，随即我们被派到路南斜对面的李文波的哥哥家，当时我们的头头听说李文波哥哥资产比他弟弟多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

我们到了李文波哥哥家后，同去的人都到关押李家人的屋子，一个初二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声吓到我了，我赶紧拉着王娜娜的手躲出去，藏在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于是意外地见到两位先我们来抄家的女15中的红卫兵分赃的场面。

志权兄说的某机关进门南侧，正是我在那年8月底赴上海之前，在北京市崇文区公安局院子里靠南侧的篮球场边上见到的恐怖景象，那一幕终生难忘！一个偌大的篮球场，将近五分之四已被横七竖八的死尸覆盖着，有个受伤者头皮被剃的横一道竖一道，爬到篮球场边冲我要水喝，暮色中吓得我浑身冒出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乱跳。

这场景，我在博客跟帖中说过两次，贴出去时多少有点顾虑，担心如此惨烈的场面不被大家接受，弄不好落个造谣的恶名。能得到王志权先生的佐证，得郑重感谢一下！谢谢志权兄！

毛泽东那年秋天昭告天下：“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困局，全国人民不再饿肚子了，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竖起来了。爱权利甚于爱生命的毛泽东岂肯善罢甘休，于是动用领袖的威权，号召全国人民大学毛著作，亲自指示大量印发《毛主席语录》，动员和组织以大批判开路的文革运动，眼看全国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行政最高权力的阴谋变成了现实，他怎能不喜出望外呢。

其实那时候，正如李建华博友所说，是“大乱天下，黎民涂炭、百姓遭殃！” 接着说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后，一夜又没睡好，被毒打者撕心裂肺的哀号锥子般扎着我的心，第二天遇到我校红卫兵领袖之一荆晓飞，我述说了自己好几夜睡不成觉的苦恼。晓飞说：“你跟我们去外地串联吧。” 串联？我很好奇，一问原来京城的红卫兵誓将战火烧遍全国，有人开始到外地传播革命火种了。晓飞说，只要有带公章的证明信，红卫兵乘坐火车不用买车票。我很乐意尽快躲开教学楼拷打人的惨叫，于是同意跟晓飞去上海串联。接下来几天，我们跑誊印社，印了十几捆革命传单，有谭立夫的《血统论》，有人民日报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几篇文章当时最时髦，其实通篇都是煽动暴力、背弃文明的胡言乱语。

8月30日那天傍晚，我们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捆捆传单走出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晓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看守传单，他们分头去找车。当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路上，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朝我喊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 循声望去，我见到了那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重伤的人和他身后一大片死于红卫兵皮带下的冤魂。正当我吓得魂飞魄散之时，同学麦海鹰回来了，于是她也看见那惨景。2006年8月中学同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那血腥一幕，尽管事情过去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了颤。

那晚我们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又见到北京的红卫兵在车厢里动手打惨遭遣返的“地主婆”，到上海后我们参加了批斗市长曹荻秋的大会，2007年深秋我获知，那天在上海批斗曹荻秋时，博联社博友王端阳先生也在同一个会场上，他把当时的见闻记录在《一个红卫兵的日记》一书中。看着端阳的记录，我回想起那天我先是坐在会场的第一排靠右边一点的座位上，后来跟着高中同学跳到台上去，一群北京红卫兵指着曹荻秋大喊 “走资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十足的荒谬与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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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北京49中学的同学聚会，期间有同学提出想看看我前几年写的关于回忆“红八月” 的博文。回家后在文件夹里找到那篇旧文的草稿，由于原博客网站已经无法打开了，所以贴在这里留个纪念吧。再过两年，我写的这些事已经过去50年、半个世纪了，不能任凭荒诞与疯狂被忘却，更不能让悲剧卷土重来。

         从广场的沸腾到前门的嚣张

  （发表于2010年7月2日博联社的一篇旧博文）

1966年春，我在北京49中念初中一年级，随着天气转暖，文化革命的激烈持续升温。无法正常上课了，一群群半大孩子整天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标向瞎胡闹。先是走出教室看大字报、刷大标语，开批斗会，从批三家村到批校长和班主任；一大帮学生跑到北京市委门前，起哄“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驻我校”；6月8日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我第一批获准加入，胳膊上带了一枚红袖章。

8月18日凌晨，我们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广场，站在东观礼台上受到“红司令”毛泽东接见。毛刚一出现在城楼上，整个广场立即沸腾了，万岁声声震天动地。当毛走向西观礼台朝下面招手时，东观礼台的人恨不得马上把毛喊过来，情急中我突然喊道：“我们要见毛主席！”四周乃至广场东面的人群都跟着高喊起来；当毛终于来到城楼东侧，摘下军帽朝我们挥舞致意时，东观礼台和整个广场再度沸腾，“毛万岁、万万岁”嗓子喊哑了都不知道，个人崇拜的痴迷如同施过魔咒一般。

紧接着破四旧、抄家迫害开始了。8月20日上午，我和几位红卫兵约好在前门大街集合，去察看沿街小店铺售卖的“四旧物品”，啥是四旧，谁也说不清，只要瞧见带福字、寿字的小物件就喝令店员：“收起来，不准再买了！”走到大栅栏时，见到有人正抡着铁锤，狠狠砸着前门大街干道上的路牌，“路牌也属于四旧？”我感觉难以理解；接着遇到一群东城区红卫兵从店铺里拿出剪刀，冲到大街上见到烫过发的妇女或留长辫子的姑娘，不由分说就剪成“革命短发”；又见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裤的裤脚用剪刀豁开，此情此景令我惊诧莫名，赶紧拉起两名同学离开破四旧的行列，站在路旁发呆。盘算着如何另起炉灶单干，亚萍问我：“那咱们干什么呢？总不能就这样回学校吧。”这时，一辆公共汽车从身边开过去，灵光一闪，我掏出口袋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说：“咱们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去吧。”亚萍和海鹰都同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站在公交车上为乘客们念语录，第二天，同班的王娜娜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快有更多各学校的红卫兵也加入公交车念语录的活动。

在发热病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在公交车上，我们除了念小红书上的语录，经常背诵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经常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我们四个女孩主要跑崇文门到动物园那条公交线，围着北京中轴线来回穿梭。一些司机、售票员和乘客们总是用谄媚的笑容迎着我们，使我沉浸在“宣传标兵”虚妄的自豪中。如今回首，满腹愧疚，身为学生不能正常念书，却四处散布暴力的歪理邪说，也是一种罪过。

当时我们仗着有毛撑腰，猖狂的不可一世，“红八月”中我也曾助纣为虐，记的去汽车站的路上，只要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们就高扬起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将那条窄窄的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起初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比如我校红卫兵有规定，父母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获准加入），迫于毛如日中天的权威，所有的汽车只要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被迫中途停车，红卫兵说去哪里司机只得放弃自己的事情，哪怕调头也得先送“革命小将”，那些日子，“红小将”仗着红司令撑腰，嚣张的不可一世。

没张狂几天就遇到麻烦，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都有一些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在这里惨遭毒打。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附近街道派出所和我校对面崇文区公安局提供的，红卫兵按照警方提供的门牌号闯入私宅打砸抢翻抄，并将一些人押到学校拷打。曾有同学叫我一起去抄家，我以“要去公交车上念语录”为由拒绝了。整天站在车上念语录，往返不停从早到晚，一天下来感觉很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里不时传来尖利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的我根本无法睡熟，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的房间，大热天关紧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一点儿。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贺亚萍刚进校门，迎面遇见红卫兵一位负责人，他神色紧张、结结巴巴地说：“女、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伤势严重，咱们赶、赶紧去支援吧！”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俩随即去了位于崇文区榄杆市大街，那晚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

火速赶到增援地时，崇文区榄杆市大街121号小楼路北的李文波家已被围的水泄不通，指挥者让我们去马路斜对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说“李文波哥哥的资产比他弟弟多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

进入李文波哥哥家小院，同去的人都到关押李家人的南屋，一个初二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令人不忍听闻，我拉着亚萍的手躲出去，藏在北房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过了一会儿，意外见到两位刚抄家的女15中红卫兵分赃的场面。

两名身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女生进到布幔子后面分东西，起先她俩没看见我和亚萍，专注地从衣裤兜掏出黄色条块、绿色圆环等物件分配后重新装进衣袋里。分完后一转身发现了我们，恶狠狠地训斥一通（她们是高中生，明显比我俩年龄大），把我俩强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我俩很快逃跑了，背后传来“叛徒”“胆小鬼”的咒骂，心中充满惶惑与羞辱，战场上的逃兵大约也不过如此。

许多年后才知道抄打李文波，因为有人说他曾是一名国军校官、历史反革命，其实49年后他的职业是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女15中红卫兵抄他家时，不让他老婆女儿上厕所，急眼的李文波用菜刀胁迫女红卫兵，结果李文波死了，他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那天参与抄家迫害的女15中红卫兵被当做功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红司令”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李文波事件后，红卫兵提出的口号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抄家打人之风迅疾漫延开来，以崇文区、大兴县最为酷烈。

毛泽东那年秋天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困局，全国人民不再饿肚子了，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竖起来了。贪权利甚于爱生命的毛泽东不肯屈居二线，于是动用领袖威权，号召全国人民读毛著、学雷锋，亲自指示大量印发《毛主席语录》，掀起以大批判开路的文革运动，眼看全国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行政最高权力的设想成为现实，他怎能不击节叫好呢。

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后，一夜又没睡好，对面教学楼被毒打者撕心裂肺的哀号锥子般扎心。第二天遇到我校红卫兵领袖之一荆晓飞，我说自己好几夜睡不成觉的苦恼。晓飞说：“你跟我们去外地串联吧。”串联？我很好奇，一问原来京城的红卫兵誓将战火烧遍全国，有人提议到外地传播革命火种。晓飞说，只要有带公章的证明信，红卫兵乘坐火车不用买车票。为尽快躲开拷打人的惨叫折磨，我愿意跟晓飞他们去外地串联。接下来几天，我们跑誊印社，印了十几捆传单，有谭立夫的《血统论》，有人民日报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些煽动暴力、背弃文明的文章，在“红八月”风行一时。

8月30日那天傍晚，我们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捆捆传单出了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晓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他们分头去找车。当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路上守着一捆捆传单，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朝我喊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循声望去，我见到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满头满脸血污的重伤者，在他身后卧着一片死于和平年代红色风暴的冤魂，偌大一个篮球场，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横七竖八叠放着的死尸覆盖了，刺鼻的腥气与腐臭随风飘来，催人欲呕。正当我吓得一身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狂跳、魂飞魄散之时，同学麦海鹰回来了，她也看见那瘆人的惨景。2006年8月6日，49中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那血腥一幕，尽管事情过去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了寒颤。

随后我们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又见到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在车厢里虐待打骂遭遣返的“地主婆”和“反革命家属”。到上海后，我们住在复旦大学红卫兵接待处，白天到南京路、淮海路撒传单，晚上在复旦校园阶梯教室的木板上住宿。离开上海前的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了批斗市长曹荻秋的大会。2007年11月，同在博联社写博客的博友王端阳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一个红卫兵的日记》，端阳先生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好习惯，从那本书中我获知：在上海批斗曹荻秋时，端阳先生也在同一个会场上，他把当时的见闻记录下来。看着端阳先生的记录，回想起那天我先是坐在会场的第一排靠右边的座位上，后来跟着北京来的红卫兵陆续跳到台上去，一群人指着曹荻秋市长狂喊乱叫：“走资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岁月匆匆，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如今纷纷白了头。回想往事，我无限懊恼，年少轻狂时在个人崇拜裹挟下，毫无法制观念和公民素养，推波助澜将破坏与无序用暴力演绎到癫狂的地步，我个人也必须反省，诚恳地向文革受害者鞠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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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18，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或途径中轴线，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油然而生，48年前的经历如山般碾过心头，沉重而苦涩，那句箴言如雷贯耳：不懂反思的民族没有未来……

48年前，我亲历的8.18
1958年，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全家来到北京，接站的车刚驶出前门火车站，妈妈就喊道：“快看，那就是天安门！”这座城楼是祖国的心脏，与之南北相连的一系列宏伟建筑组成的中轴线，就是中华的脊梁。岁月葱茏，今年我已62岁，每年8.18，每次路过天安门广场或途径中轴线，一种穿越时空的恍惚油然而生，48年前的经历如山般碾过心头，沉重而苦涩，那句箴言如雷贯耳：不懂反思的民族没有未来……
1966年春，我在北京49中念初中一年级，随着天气转暖，文化革命的激烈持续升温。无法正常上课了，一群群半大孩子整天跟着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的标向瞎胡闹。先是走出教室看大字报、刷大标语，开批斗会，从批三家村到批校长和班主任；一大帮学生跑到北京市委门前，起哄“强烈要求派工作组进驻我校”；6月8日我校红卫兵正式成立（起初加入红卫兵要查三代，我校红卫兵规定，父母是老红军或抗战胜利前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才有资格），我被获准第一批加入，从此胳膊上带了一枚红袖章。
8月18日凌晨，我们列队步行进入天安门广场，站在东观礼台上受到“红司令”毛泽东接见。毛刚一出现在城楼上，整个广场立即沸腾了，万岁声声震天动地。当毛走向西观礼台朝下面招手时，东观礼台的人恨不得马上把毛喊过来，情急中我突然喊道：“我们要见毛主席！”四周乃至广场东面的人群都跟着高喊起来；当毛终于来到城楼东侧，摘下军帽朝我们挥舞致意时，东观礼台和整个广场再度沸腾，“毛万岁、万万岁”嗓子喊哑了都不知道，个人崇拜的痴迷如同施过魔咒一般。
紧接着破四旧、抄家迫害开始了。8月20日上午，我和几位红卫兵约好在前门大街集合，去察看沿街小店铺售卖的“四旧物品”，啥是四旧，谁也说不清，只要瞧见带福字、寿字的小物件就喝令店员：“收起来，不准再买了！”走到大栅栏时，见到有人正抡着铁锤，狠狠砸着前门大街干道上的路牌，“路牌也属于四旧？”我感觉难以理解；接着遇到一群东城区红卫兵从店铺里拿出剪刀，冲到大街上见到烫过发的妇女或留长辫子的姑娘，不由分说就剪成“革命短发”；又见有人把行人穿的瘦腿裤的裤脚用剪刀豁开，此情此景令我惊诧莫名，赶紧拉起两名同学离开破四旧的行列，站在路旁发呆。盘算着如何另起炉灶单干，亚萍问我：“那咱们干什么呢？总不能就这样回学校吧。”这时，一辆公共汽车从身边开过去，灵光一闪，我掏出口袋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说：“咱们到公共汽车上念语录去吧。”亚萍和海鹰都同意。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站在公交车上为乘客们念语录，第二天，同班的王娜娜也加入我们的行列，很快有更多各学校的红卫兵也加入公交车念语录的活动。
我们四个女孩主要跑崇文门到动物园那条公交线，围着北京中轴线来回穿梭。一些司机、售票员和乘客们总是用谄媚的笑容迎着我们，使我沉浸在“宣传标兵”虚妄的自豪中。如今回首，心有愧疚，身为学生不能正常念书，却四处散布暴力的歪理邪说，也是一种罪过。
破四旧期间，红卫兵为表忠心，纷纷更改名字，将原来文质彬彬或家族按辈分起的名字，更换成突出革命的名字。比如：我把父亲给我的“弘”字改为“红”；我的好朋友麦小妹改名“麦海鹰”；王娜娜改名“王征”，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被《光明日报》记者更名为宋要武，这一莫须有的更名至今仍然困扰着并无此意的宋彬彬。
在发热病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唱的是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它见阎王。杀！杀！杀——！”在公交车上，我们除了念小红书上的语录，经常背诵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经常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当时我们仗着有毛撑腰，猖狂的不可一世，“红八月”中我也曾助纣为虐，记的有一次外出执行“紧急任务”，迎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我们高扬起右手拦车，故意左臂叉腰，将那条窄窄的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章显露出来，当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还很少，迫于毛如日中天的权威，汽车一见到佩戴红卫兵袖章的人，无不被迫中途停车，红卫兵说去哪里司机只得放弃原来的事情，哪怕调头也得先送“革命小将”，八月中下旬，“红小将”仗着红司令撑腰，嚣张的不可一世。
没张狂几天就遇到麻烦，我住的学生宿舍楼紧邻教学楼，教学楼一层是我校红卫兵总部，每天都有一些从附近拉来的“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在这里惨遭毒打。这些“阶级敌人”的名单是附近街道派出所和我校对面崇文区公安局提供的，红卫兵按照警方提供的门牌号闯入私宅打砸抢翻抄，并将一些人押到学校拷打。曾有同学叫我一起去抄家，我以“要去公交车上念语录”为由拒绝了。整天站在车上念语录，往返不停从早到晚，一天下来感觉很累，晚上睡觉时，对面楼里不时传来尖利的惨叫声，一声比一声凄厉，吓的我根本无法睡熟，熬过两夜后，我搬到宿舍楼另一侧的房间，大热天关紧屋门，声音才稍微小了一点儿。
8月25日傍晚，念了一天语录的我和贺亚萍刚进校门，迎面遇见红卫兵一位负责人，他神色紧张、结结巴巴地说：“女、女15中红卫兵被、被资本家砍、砍伤了，伤势严重，咱们赶、赶紧去支援吧！”不由分说，晚饭都没吃，我俩随即去了位于崇文区榄杆市大街，那晚我亲眼见到红卫兵打人和分赃的恶行。
火速赶到增援地时，崇文区榄杆市大街121号小楼路北的李文波家已被围的水泄不通，指挥者让我们去马路斜对面李文波哥哥的家，说“李文波哥哥的资产比他弟弟多得多，是个更重要、更狡猾的阶级敌人。”
进入李文波哥哥家小院，同去的人都到关押李家人的南屋，一个初二的女生（她的名字我就不说了）抡圆了皮带狠狠抽打李家的“当家媳妇”，吱哇的惨叫令人不忍听闻，我拉着亚萍的手躲出去，藏在北房李家客厅的大布幔子后面。过了一会儿，意外见到两位刚抄家的女15中红卫兵分赃的场面。
两名身穿军装、戴着红袖章的女生进到布幔子后面分东西，起先她俩没看见我和亚萍，专注地从衣裤兜掏出黄色条块、绿色圆环等物件分配后重新装进衣袋里。分完后一转身发现了我们，恶狠狠地训斥一通（她们是高中生，明显比我俩年龄大），把我俩强行推回拷打人的南屋，我俩很快逃跑了，背后传来“叛徒”“胆小鬼”的咒骂，心中充满惶惑与羞辱，战场上的逃兵大约也不过如此。
许多年后才知道抄打李文波，因为有人说他曾是一名国军校官、历史反革命，其实49年后他的职业是在刚毅胡同口修自行车。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女15中红卫兵抄他家时，不让他老婆女儿上厕所，急眼的李文波用菜刀胁迫女红卫兵，结果李文波死了，他的妻子也以反革命罪被枪毙，那天参与抄家迫害的女15中红卫兵被当做功臣，被请上天安门城楼，陪同“红司令”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李文波事件后，红卫兵提出的口号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红色恐怖万岁！抄家打人之风迅疾漫延开来，以崇文区、大兴县最为酷烈。
毛泽东那年秋天说：“七八九月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高兴是有个人理由的，之前三年，他迫于三面红旗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不得已退居二线，眼看刘少奇主政后国家一步步走出困局，全国人民不再饿肚子了，刘少奇的威信在国内外竖起来了。贪权利甚于爱生命的毛泽东不肯屈居二线，于是动用领袖威权，号召全国人民读毛著、学雷锋，亲自指示大量印发《毛主席语录》，掀起以大批判开路的文革运动，眼看全国被搅乱成一锅粥，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国家行政最高权力的设想成为现实，他怎能不击节叫好呢。
那晚，我从榄杆市回来后，一夜又没睡好，对面教学楼被毒打者撕心裂肺的哀号锥子般扎心。第二天遇到我校红卫兵领袖之一荆晓飞，我说自己好几夜睡不成觉的苦恼。晓飞说：“你跟我们去外地串联吧。”串联？我很好奇，一问原来京城的红卫兵誓将战火烧遍全国，有人提议到外地传播革命火种。晓飞说，只要有带公章的证明信，红卫兵乘坐火车不用买车票。为尽快躲开拷打人的惨叫折磨，我愿意跟晓飞他们去外地串联。接下来几天，我们跑誊印社，印了十几捆传单，有谭立夫的《血统论》，有人民日报社论《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还有《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这些煽动暴力、背弃文明的文章，在“红八月”风行一时。
8月30日那天傍晚，我们12个红卫兵拎着刚印好的一捆捆传单出了校门，走进学校对面的崇文区公安局，晓飞让年龄最小的我留下来，他们分头去找车。当时暮色初降，我站在公安局大门南侧篮球场旁边的路上守着一捆捆传单，突然听到有人用嘶哑之声朝我喊话：“给点水喝，给点水喝……”循声望去，我见到了一幕惨绝人寰的恐怖场景，那个满头满脸血污的重伤者，在他身后卧着一片死于和平年代红色风暴的冤魂，偌大一个篮球场，近五分之四的地方被横七竖八叠放着的死尸覆盖了，刺鼻的腥气与腐臭随风飘来，催人欲呕。正当我吓得一身鸡皮疙瘩、心扑通扑通狂跳、魂飞魄散之时，同学麦海鹰回来了，她也看见那瘆人的惨景。2006年8月6日，49中学聚会时，我俩还回忆起那血腥一幕，尽管事情过去40年，我俩还是忍不住打了寒颤。
随后我们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又见到南下串联的红卫兵在车厢里虐待打骂遭遣返的“地主婆”和“反革命家属”。到上海后，我们住在复旦大学红卫兵接待处，白天到南京路、淮海路撒传单，晚上在复旦校园阶梯教室的木板上住宿。离开上海前的那天下午，我们参加了批斗市长曹荻秋的大会。2007年11月，同在博联社写博客的博友王端阳先生送给我一本书——《一个红卫兵的日记》，端阳先生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好习惯，从那本书中我获知：在上海批斗曹荻秋时，端阳先生也在同一个会场上，他把当时的见闻记录下来。看着端阳先生的记录，回想起那天我先是坐在会场的第一排靠右边的座位上，后来跟着北京来的红卫兵陆续跳到台上去，一群人指着曹荻秋市长狂喊乱叫：“走资派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岁月匆匆，当年十几岁的中学生，如今纷纷白了头。回想往事，我心情沉痛，年少轻狂时在个人崇拜裹挟下，毫无法制观念和公民素养，推波助澜将破坏与无序用暴力演绎到癫狂的地步，我个人也必须反省，并诚恳地向文革受害者鞠躬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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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1月，我在徐唯辛教授画的《历史众生相 1966-1976》系列 于向真（据我1970年的一张照片画成）油画前。徐教授系列肖像画，提醒我们反思文革，反思历史。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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