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订正老田《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的若干史实错误

bluesky

何蜀

〔作者说明：在本文发上网之后不久，由老田整理并"经黄廉本人初校"之后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修订版）又发到网上了。与原版比较，这个"修订版"只改了个别小错误（如笔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人名、地名错误），而对笔者和众多知情者所指出的重大史实错误却基本未改，还增加了一些新的错误内容。这样对待口述史，实在太不严肃。现仅举两例：

一、老田整理的黄廉访谈录原版中说重庆工人造反军的成立大会是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８日下午举行的。笔者在本文中指出这个日期可疑，并曾向黄廉当面指出。"修订版"就略加修改，把日期推后两天，改成了９月３０日下午，并且言之凿凿地说："９月３０日下午二时，我们取得占领市人民大礼堂的重庆中学生九一纵队主要负责人刘先裕等同志的支持，同意我们借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个说法既有时间、地点，又有具体人名（刘先裕），多半会以为是很准确的了。其实，这个新的说法又增添了新的错误。只要对重庆文革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当时并无"中学生九一纵队"，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是在次年４月才成立的，１９６６年９月时只有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９月２０日，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按市委授意，将日益倾向八一五派（即造反派）观点的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强行合并（合并后改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９月２４日，中学生红卫兵８０００多人在市人民大礼堂集会，抗议其被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强行合并，要求市委领导到场解决问题，向市委提出八顶要求，未得答复。僵持至２７日凌晨，数千中学生红卫兵出发"步行上京告状"。市委派出大批汽车、组织各校教师及家长到铁路沿线学生逗留的茄子溪、江津、永川火车站劝阻、拉回部分学生，但仍有１５００余名中学生在永川乘上火车，于１０月６日到京。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临时主席团负责人刘先裕，９月３０日时正在率队北上途中，怎么可能有"修订版"中所说的"同意造反军借礼堂开成立大会"的事？而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是在文革初期继重大八一五北上告状之后又一个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口述者和整理者居然能不顾重大史实编出不存在的故事，其他类似错误就可想而知了。

二、在"修订版"中，保留了原版就有的有关反到底派攻打嘉陵江大桥南桥头的内容，写得绘声绘色，不了解情况的人读了可能会信以为真，其实这又是在胡编"演义"。笔者在本文中已经指出，所谓打大桥的目的是为了"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是完全错误的说法，但口述者和整理者坚持不改，继续把文革中的派性武斗写得跟抗日战争和淮海战役一样"敌我分明"，似乎文革真如毛泽东所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笔者有必要进一步指出其史实上的错误：当时反到底派决定打大桥，只是因为８月１５日是八一五派的八一五造反周年纪念日，此前，反到底派得到消息，说八一五派为了庆祝造反一周年，要在１４日晚１２时打过大桥向反到底占据的江北区进攻。反到底江北指挥部遂作出决定，先发制人，你１２点打过来，我就１１点半打过去。于是在当晚１１点半（并非田、黄文中所说的下午６点１５分）开始炮击大桥南桥头八一五派武斗据点。此役黄廉根本没有参加决策和指挥，什么事先广播通知居民撤退之类纯属编造。按黄廉的说法："有许多事情我没有经历过，有些是当时听汇报的，知道多少说多少。"然而，这一段叙述却表明并非"知道多少说多少"，而是"不知道的也要胡编造"。这段文字后面还编造了一个荒诞情节，说"打下来之后要'表功'，造反军和工总司都有人教我打电话给中央汇报，长安厂的人估计说：恐怕打了五六千发炮弹，江北指挥部的人说他们也打了那么多，这样我就如实报告给北京，为什么要打，以及打了一万多发炮弹。"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武斗，没有谁会以打赢了向中央"表功"，都只会争着诉苦，强调自己是自卫，讲自己被打死打伤多少人。谁会要黄廉向中央汇报"表功"的？当年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也是工总司一号勤务员、军工井冈山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就在江北指挥部坐镇，了解此役全过程，从未听说过有此事。据历史资料记载，所谓重庆武斗一个晚上打了一万多发炮弹，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向周恩来汇报的，而且也没有说这一万多发炮弹是哪一派打的。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到底派"表功"。

总之，在老田整理的这个黄廉访谈录中，史实错误极多，对待历史极不严肃。笔者特将本文再次发出，有兴趣者不妨对照阅读。

编者说明：本刊所刊"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文本为修订版，作者对本文指出的部分错误已经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

记录整理口述史，是一项有意义的严肃的工作。口述史，其内涵是"史"，"口述"只是其表现形式。但是，因"口述"这一形式的随便谈、不严谨的特点，一些整理者就忽略了治史应有的严谨，只满足于有闻必录的记录，而忘记了应有的"整理"的责任。即使整理，也只满足于作一些文字修辞方面的整理，而未能进行更为重要的鉴别真伪、查证史实、纠正记忆错误等方面的整理。这样，就必然导致错误百出的"口述史"草率问世。２００４年９月下旬出现在网上的由"老田"记录整理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以下简称"田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本来，田文从一个大城市文革群众组织中较有影响的一大派领袖人物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回顾文革发展的全过程，应该是很有价值的口述史。然而，读过全文之后，却令人感到极为失望。田文表明，整理者完全不了解重庆的情况，不懂得"文化大革命"为何物，对所记录、整理的"史"的内容既缺乏必要的前期研究，又未作广泛深入的调查采访（据口述者称只找他谈了两天）和查证鉴别工作，在整理完成后又未给口述者过目审看，就匆忙抛出，这样的记录整理，岂有不出现大量错误的？

老田整理的这个"口述史"，史实上的错误太多，其中不少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常识性的错误，实在不值得也难以逐一订正，但因其在网上发表后已经引起一些反响，不予订正则有可能误导后人。因此不得不择其要者指出问题所在，以免谬误继续流传。

田文中的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一些。

◇　时间错乱

时间的错乱是田文最明显的问题。

１、田文在开始介绍口述者黄廉个人简历时：谈到"在联合指挥部被重大八一五总团熊代富带人砸了之后，继续主持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指挥部"，令人莫明其妙。重庆工人革命到底总司令部（而非"指挥部"），即反到底派工总司，是１９６７年５月《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即"红五条"）下达之后才于６月间成立的。而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被砸，是在此前的１月，当时并不存在工总司这个组织，何来"继续主持"一说？

２、田文中第二节谈到黄廉在文革初期被关押，南下串联的学生把他救出来，"外面已经是大变样了，满街都是大字报，十六条也已经发布了，到处还张贴着北京传单，上面是江青讲话什么的，还有打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

十六条发布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８日，田文中说黄廉被南下串连学生救出后上京，参加了８月３１日的"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集会。因此，此处所说的重庆街头"还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自然是８月中、下旬的事。但是，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标语在北京最早出现也是年底的事了。据史料记载，８月２４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纠集清华附中及北京十二所中学红卫兵（都是早期红卫兵）采取联合行动，在清华大学礼堂一带"戒严"，把校内出现的批评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全部撕毁，可见，当时在北京连"批评"（而非"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也不容许出现。直到１２月２４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全体人员会议，蒯大富才提出将"打倒刘少奇"口号推向全北京市的行动计划。２５日，蒯大富亲率清华井冈山５０００多人上街游行并到各大街写标语、发传单，号召打倒刘、邓。这样的标语，能在８月里就出现于重庆吗？

３、田文说到"重庆市委在江北上横街的一个小学里，举办八一五罪行展览……"黄廉在单位上也受了批判，心里很苦闷，几个南下的学生护送他去北京，去后不久就是８月３１日的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工卫兵……

这其中的时间错乱实在太离谱。田文所说的江北上横街的事，是重庆文革史上有名的"八二八"事件，发生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８日。保守派从８月３１日晚上开始发出攻击重庆大学八一五的传单，全市从９月１日以后才开始了对造反派的围剿。按田文的记载，黄廉在"八二八"事件之后在单位上受到批判打击（那就应该是９月里的事了），然后才去了北京，怎么可能碰上"八三一"的大会呢？

４、田文中说，黄廉在北京期间（即参加"八三一"、"九一五"两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集会期间）会到了又一批重庆来告状的工人造反军，"又听到一曲他们北上告状的悲壮故事，参加北上告状的有各个行业的人，他们打着旗子，从重庆步行到永川，在永川还把铁路拦断了一段时间才坐上火车"。

这又是不准确的。按田文所记，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是９月间的事，实际上，工人造反派大批上京告状，主要出现于１０６６年１０月至１１月间。从现存"文革"时期"中央首长讲话"可知，在１０月下旬以前，几乎没有中央领导人接见工人代表的讲话，此后才陆续有了１０月３０日陶铸接见湖南工人、师生、干部代表，１１月１０日王力、穆欣接见山东部分来京串连革命群众（包括少数工人），１１月１２日陈伯达与首都职工造反派代表座谈，１１月１５日唐平铸接见江阴五一棉纺织厂等单位来京代表，同日王力、戚本禹接见全国来京工人代表，１１月１７日陈伯达、王力与北京工矿企业职工少数派座谈，同日王力、姚文元接见杭州丝绸厂两千多来京职工，１１月１９日刘宁一接见无锡来京工人代表（参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

重庆当时上京告状的工人造反派，人数较多的先后有过几批，其中最大的一批，就是由叶祖禄（田文中错记作"叶祖龙"）率领的那一批。据亲历者回忆，那批各单位工人造反派约８００人，步行到璧山后被市委派车接到永川改乘火车到北京，他们赶上了１１月３日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集会。在京期间，他们还就《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１１月１０日发表）引起的意见走访了《人民日报》社，得到唐平铸接见。这都显然不可能是９月间的事。另据史料记载，１１月１３日，重庆工人造反军３００人在江津小南海火车站阻拦列车，强行上车，致使火车停驶３小时（《重庆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一版４０５页）。而重庆造反派在９月里拦截火车上京告状的只有两次，分别是重大八一五等大中学生（９月上旬）和中学生红卫兵总部（９月下旬）。当时，学生造反派都才刚开始组建，工人造反派远没有发展到那样的规模。如果真的在９月份就发生了那样的重大事件，肯定会比后来在１１月１０日才发生的上海工总司拦截京沪列车北上告状的"安亭事件"更为轰动并被"载入史册"，因为它太超前了。

５、田文中说，在文革初期，重庆市委很不公正地把"肖（泽宽）廖（伯康）李（芷洲）"打下去了。

这个说法也是很不准确的。重庆的"萧、李、廖"（而非"萧、廖、李"，李止舟也不是"李芷洲"），是早在１９６３年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８日召开的重庆市委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上就被当作"反党"问题"打下去了"的。到了"文革"初期，重庆市委又按照西南局李井泉的旨意，把"萧、李、廖"重新抛出来定为"黑帮"。并不是在"文革"初期才把他们"打下去了"。

６、田文谈到重庆工人造反军成立前后情况时，在时间上特别混乱。口述者实际上把整个情况发生的时间提前了。文中说黄廉９月份在北京听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中讲了抓革命促生产问题，回到重庆后，于９月２８日召开了工人造反军成立大会……

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各地来京工人代表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是在１１月份。因为当时各地工人运动开始起来，就有了工人建立组织、上京告状影响生产的问题，各地党政领导也纷纷为此向中央告急。中央文革就在接见群众讲话中反复讲这个问题，并经毛泽东亲自主持修改于１２月９日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明确规定工人可以成立文革群众组织）。在９月份的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中尚无此类主题，当时讲的主要是学校中两派群众（多数派与少数派）的矛盾问题、学生外出串连问题等。而田文中说工人造反军在９月２８日就召开了成立大会。这个"具体日期"也很不可信--而且按田文记载大会的次日又进行了大游行，"整整一天都是在重庆的大街小巷里转。"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马力在一份随《新重庆报》附送的《检查》材料中回忆："九月十八日晚，根据（工交）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化研所等六个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这说明"国庆节前后"尚无工人造反军开大会之事。另据１９６８年３月由四川几大群众组织合编的《四川工人运动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１９４９-１９６６）》记载："１０月初，成都、重庆、自责等地工人先后在本单位成立与保守组织针锋相对的革命造反组织。"这本书的八个编辑单位中，名列第三的就是黄廉主持的重庆工总司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总部。这个历史记载自然应该比他现在的回忆更为可信。

７、田文中还提到，罗广斌叫黄廉找点有文化的工人，预备在１月２５日这一天去夺电台的权。此说也完全不对。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是在１月１４日就被造反派宣布夺权的。因此罗广斌不可能叫黄廉准备在１月２５日去夺权。如果说口述者记忆有误，那么整理者只要认真了解一下当时重庆文革的背景就会知道这个日期是错误的，因为重庆造反派向市委、市人委（现称市政府）夺权是在１月２４日至２６日进行的。此前，广播电台、报社都已完成夺权，并成为夺重庆市党政大权的主要发起单位。怎么可能到了２５日才来准备夺广播电台的权？

８、田文中说到黄廉到北京之后，因贵州李铁乃事件而莫名其妙被卫戍区关了又放了，"我走出卫戍区，就看到中国氢弹爆炸的喜讯。"

这从口述者来说是记忆错误，而从整理者来说则是太不了解历史和缺乏治史的严谨作风。对口述者的回忆，无论如何也是要进行查证、鉴别的。我国公布氢弹成功爆炸的消息有两次，一是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８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当时报道的是"我国在西部地区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爆炸"）；二是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７日：氢弹空投试验成功（当时报道的是"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黄廉从北京回到重庆的当天是３月９日（在市中区牛角沱车站被革联会专政委员会抓捕）。算上他此前在西安和成都逗留的时间，他在北京从卫戍区出来应是在２月底或３月初，他能看到此后的６月里才会出现的"氢弹爆炸的喜讯"吗？显然不能。

那么，他是否看到的是此前１２月底的那个喜讯呢？不了解文革情况的人会认为有可能（老田就这样认为）。然而，在文革中，每天贴出的标语、传单、大字报数量之多，覆盖街道墙面、门面范围之广，是后人难以想象的。因为张贴地点（特别是有利于民众观看的显眼的地点）有限，大家都争着要贴，于是就经常发生争吵、斗殴甚至流血冲突。为了保证"大民主"得以正常进行，人们终于有了个约定俗成的原则：保留三天。最初是在标语、大字报的天头、地尾处写上"保留三天"（如果标语、大字报是由多张纸接成，则每一张都要写），后来，有人为了确保自己的张贴物不被别人覆盖，就加上威胁性的语句："保留三天，否则格撕勿论"。除去被覆盖的危险外，还有被撕毁的危险，当时有两种撕毁张贴物的情况，一种是反对派，看着不顺眼就给你撕了，另一种更有时代特色，是夜深人静时，收废纸的老太太或小孩一大片一大片地撕，第二天拿去卖钱。这种情况，连毛泽东也知道了，在１９６８年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时的讲话中就说到："小孩子揭大字报纸当废纸卖，几分钱一斤？"谢富治插话："七分钱一斤。小孩子发大财。"当时，有人为了不被别人撕毁，就写上辱骂式的"保留三天，王八才撕"，还有的写上独具时代特色的"保留三天，刘少奇的儿来撕，王光美的女来盖"；还有的含蓄一点写成"保留三天，否则嘿嘿……"，更有的干脆在"否则"后面画上一柄正在滴血的匕首……总之，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张贴物能在墙上保留三天，人们费尽了心机。保留三天尚且如此艰难，一幅大标语能在显眼处保留长达两个月之久吗？

９、田文中还说，黄廉１９６７年２月从北京回到重庆后，看到街头有标语"砸派，留下你们的遗书吧"。

这也是错误的。首先，在"二月镇反"时并无"砸派"这个称呼，当时对反革联会、反重大八一五的一派，有时称作"联络站"或"廉罗栈"（廉指黄廉，罗指罗广斌）派。"砸派"的名称是在这年４月开始否定"二月镇反"后，曾被镇压的这一派提出"砸烂革联会"而得名的。而要"砸派留下遗书"，则是在此后５月份的事，当时中央"红五条"下达，没有承认革联会的合法存在，"砸派"欢欣鼓舞，"砸烂革联会"的呼声更加响亮，被激怒的八一五派便有标语提出"要来砸我革联会，先交遗书和脑袋"，５月２８日，反到底派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遗书》，回应八一五派的这个标语，表明为砸烂革联会不惜牺牲的决心。此《遗书》刊登于小报，翻印有传单，并转抄成大字报张贴于大街小巷，脍炙人口。

１０、田文中说到重庆"二月镇反"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戴造反军袖章的人了，工总司也没有了"，也是莫名其妙。当时工总司本来就没有，是后来才成立的。与"二月镇反"何干？

１１、田文中说："武汉７２０事件之后"，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打电话给黄廉，要他去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

这在时间上也不对。武汉"七二０"事件之后，到７月２５日，重庆两大派才开始动用枪支武斗，真枪实弹的大规模武斗这时才拉开序幕，"七二０"后还没有出现大批难民外逃的情况，怎么会有张国华叫黄廉到成都把反到底的人劝回来的事？反到底派大批逃到成都，是１９６８年春又一次大规模武斗时的事。

１２、田文中说到重庆武斗中，朝天门码头被八一五派占据了，"改称红港"。

这真是笑话。朝天门改称红港，是１９６６年８、９月红卫兵"破四旧"中街道、商店纷纷改换革命名称时的事，重庆人所共知，当时报纸也有报道。怎么变成武斗中一派占据了才改名？

１３、田文中说到１９６９年８月底在灌县办学习班时，"也是在北京会议上，邓长春和方文正被逮捕了"。邓长春、方文正在北京学习班被捕是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７日至８日的事。怎么扯到１９６９年的灌县学习班去了？

１４、田文中说："我们在（群众）组织解散之后进入革委会，群众的组织渠道没有了……"这个说法在先后顺序上就是错误泊。事实上重庆是革委会成立在先，群众组织解散在后。重庆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各大总部是在革委会成立（１９６８年６月２日）之后才解散（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５日）的，基层组织有的则更晚一些。

总之，这类时间上的错乱实在太多，只会让不了解情况的人摸不着头脑。

◇　人名、地名错误

１５、田文中说到重庆解放初期，"二野十一军招收军政大学学员，在曲靖中学报名"。这个"曲靖中学"也是错的，重庆哪有这个学校？只有个读音相近的"求精中学"（即后来的第六中学）。

１６、田文中提到"文革"初期被市委抛出来批判的"张立群"，应为张黎群，而且也不是市委抛出来批判的（他本来就不是重庆的干部，而是从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辑任上贬下来到西南局办公厅任副主任，文革前夕又被贬到四川省绵阳地委任副书记），是西南局李井泉把他抛出来作为四川头号"黑帮"批判的。

１７、田文中提到的造反军总部"叶祖龙"，应为叶祖禄。

１８、田文中提到的五十四军副军长"白冰"，重庆人人皆知应是白斌。

１９、田文中提到的贵阳地化所的"许英年"，应是徐英年，"文革"中贵州夺权大名鼎鼎的造反派领袖之一。

２０、田文中提到的重庆军工井冈山负责人之一"周永古"，应为周应古。

２１、田文中提到的"造反军下面的刘祖贵"，应为刘祖国，他也不是"造反军下面的"，而是二七战斗团反到底派（二七战斗团有两派）的负责人。

２２、田文中提到重庆反到底派中一个组织"水运的航锋"，应为河运学校的航锋，这也是重庆众所周知的一个群众组织。

２３、田文中提到的四川省革筹"郭一明"，应为郭一鸣。

２４、田文中说"江北上新街到长安厂一线是反到底控制"，又是笑话。重庆的江北（嘉陵江北岸）没有上新街，只有上横街，上新街是在南岸（长江南岸），大方向完全错了。而这样的错误当然不可能是口述者记错或说错的，只能是对重庆情况太陌生的记录整理者写错的。

这类错误，如果老田在整理完稿后给口述者本人看过，许多都是应该能改正过来的。

◇　听错语音或不懂方言造成的错误

田文中有些地方明显是整理者听错了口述者的语音或未能听懂口述者用的方言而导致的错误。

２５、田文中说："八一五和军队说刘张是乱萝卜"，当年八一五派确实是攻击四川省革筹组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二人，但骂他们是"烂萝卜"，而非"乱萝卜"--而且，此句中"和军队说"一语，也不准确，因为当年军队虽有派性，却不可能像八一五派那样公开发表这类辱骂省革筹领导人的言论。

２６、田文中说到反到底派在武斗中要求发枪时，"邓长春说黄枇杷不批我来批"。此处的"黄枇杷"，不知者会以为是黄色的枇杷之意，其实是"黄屁巴"，这是整理者不懂重庆方言。当时反到底派中的一些人讥称黄廉为"黄屁巴"，所谓"屁巴"，是重庆方言中"屁巴虫"的简称，也称作"屁眼虫"，一般用来骂向上司打小报告或给下属穿小鞋之类人，或说"那是条虫"。若发现某人有此类行为，则称之为"装虫"。

２７、田文中在"批清运动和四不准学习班"一节里有一句："我料死你们的书记和局长，也不清楚现在形势的本质……"此处的"料死"让人不知所云，其实，这是一个重庆方言词，可写作"量视"或"量适"，"我量视你……"有时也简单说成"我量你……"，更强调一些鄙夷语气时就在"你"字后加上"娃娃"成为"我量你娃娃……"，是带有鄙夷和激将语气的"我断定你不敢……"、"我敢肯定你不能……"之意。

前面提到的人名、地名方面的错误，有不少也是整理者听错口述者的语音而造成的。

◇　涉及文革历史的常识性错误

２８、田文中说到黄廉１９６６年９月从北京返回四川，路经成都时，说"红成虽说是保守的，但是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

此处是常识性的大错。１９６６年９月时造反派组织刚刚兴起，尚处弱势，红卫兵成都部队到１０月１１日才正式成立。即使口述者不知道或不记得红成正式成立的具体时间，也应知道当时红成是成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全市性统一组织，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这时还是红成的一个成员单位，称"红卫兵成都部队川大支队"，以后与红成总部决裂拉出去，才改称"红卫兵川大支队"。

２９、田文中说到黄廉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刚开始造反时，被罗广斌找去谈话，"罗广斌最后对我说，要注意政策，问我懂不懂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文革初期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这个说法？历史的真相是，直到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中，才首次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的提法。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中，才首次归纳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罗广斌能提前整整一年提出这个说法吗？

３０、田文中说："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

这个说法也莫名其妙。重庆工人造反派并非只有造反军，而八一五派也并非只有学生，这是起码的常识。就说工人造反军，也有不同的山头，其中实力雄厚的工人造反军二分团，就一直站在重大八一五一边，是八一五派的一支重要力量。重庆的造反派工人与八一五学生联合的多了，如八一兵团、二七战斗团、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其实，不仅重庆，全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当时的不同派别都不能简单地以职业、阶级或阶层来划分。而这是并不老的老田所不了解的。然而老田却自以为发现了文革的规律，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谈谈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落差》发到网上，大谈什么"工人和大学生的政治分化是全国性的。重庆处在分化的一个极端上，而且分化很早发生，也很深刻，学生因此被当权派利用……"云云，实在叫人不知说什么好。

３１、田文中说："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与对面交电大楼上８１５的红旗广播站对垒。各人发布自己一派的重大事件……"

这是整理者不但不了解重庆的文革情况，而且连重庆起码的地理常识都没有。友谊商店的对面不是交电大楼而是群林市场（时称工农兵市场），与"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对垒的是群林市场的八一五派"痛打落水狗"广播站，而八一五派的红旗广播站则设在另一侧隔着几栋房子的街对面的红旗糖果店（原名大众糖果店）楼上。

３２、田文中说"革联会主任是重大的一个校工刘"，更是天大的笑话。重庆人谁都知道革联会主任是五十四军派出的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怎么变成了重大的一个校工？

３３、田文中说到中央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时说："（周恩来）接着就念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协定。革筹主任是五十四军兰亦农，副主任刘润泉和唐兴盛……"

中央五条不是"协定"而是"意见"（全称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而重庆市革筹组没有主任、副主任，只有组长、副组长，副组长是白斌而没有刘润泉，唐兴盛不是副组长只是革筹组成员。

３４、田文中说重庆两大派"第一次大武斗发生在施家梁"，不对，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于１９６７年６月５日至８日发生在西南师范学院，时称"六五-六八"事件。施家梁一战只是这次大武斗中的一个局部事件，一个插曲。

３５、田文谈到反到底派要打嘉陵江大桥时说："反到底的总部在上清寺"，"我们总部设在体育馆附近，上清寺一带在我们手里……"

这是整理者毫无重庆地理常识而闹出的又一笑话。反到底的工总司设在重庆市体育馆，但体育馆不在上清寺而在两路口--两地相距公交车一站路。因反到底派占据了两路口一带的体育馆、重庆市文联、宽银幕电影院等地，所以两路口一带可以说在反到底手中（但也不是全部），而上清寺一带则不能这样说。如果上清寺一带已在反到底派手中，还用得着打嘉陵江大桥吗（被八一五派占领的嘉陵江大桥南桥头就属"上清寺一带"）？

出现这样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说明整理者事前的案头准备工作做得太不够。至少，当年《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这个事关重庆文革大局的"红五条"，总该找来读一读吧？

◇　细节失实

３６、田文中说到工人造反军成立后，罗广斌约黄廉去文联谈谈，说罗广斌"当时是作协主席和重庆市团委书记"，还说黄廉问他，"他说力争不当走资派。"

这些都错了。罗广斌当时只是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即专业作家），既非作协主席（当时重庆也没有作协）也非团委书记。他不属于"当权派"，自然也就说不上"力争不当走资派"了。

３７、田文中说到黄廉上京汇报时，对文革接待站的人说："在困难时期过后，毛主席都有检讨……"

这完全不对，是把今天的认识放到那个时代去了。那时候除了高级干部，没有谁知道毛泽东曾为"困难时期"作过"检讨"，在文革那样的空前个人崇拜狂热气氛中，更不可能有人敢于公开这样说。因为按照当时的认识，"困难时期"并非毛泽东的责任，而是刘、邓一类"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造成的。说毛泽东为此"检讨"，不怕被定下"恶攻"的罪名？当然，后来一些红卫兵出版的未发表过的毛泽东文章、讲话资料（如《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之类）中，也有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承认对三年困难时期负有责任的事。但这些资料都是在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时期才得以出版的。而按田文中所说的黄廉上京是１９６６年９月，当时黄廉是不可能看到这类讲话的，更不用说还敢公开当作根据来讲了。把今天的认识放到那个时代，用今天的认识，来改变历史中人物的观点，以至解读历史中的人物立场，是对历史的错误修正与歪曲。

３８、田文中说到黄廉在北京时看到"清华和人民大学一起在北京体育馆主持大会批判余秋里、郭沫若、林枫……"也是错得莫名其妙。郭沫若除去在"红八月"时被红卫兵贴过大字报以外，从未被弄到大会上去批斗过。

３９、田文中说，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被砸后，黄廉"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并且马上提出口号，成立'打李联络站'。"重庆谁听说过这个"口号"？所谓"打李联络站"应为"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联络总站"，简称"打李总站"，是成都的工人造反兵团和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等后来成立的。四川各地（包括重庆）同一派观点的组织以后陆续成立了"打李分站"，不过一般只是个起宣传作用的名义而已。

４０、田文中在讲到"二月镇反"时，莫名其妙地插入了一段讲"完蛋就完蛋广播站"，说"在重庆文革高潮的时候，在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友谊商店大楼上，反到底建立了'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反到底方面一个最著名的广播员叫做谢掰掰，他当时已经超过了市广播电台最好的广播员红声，其实他并不是掰子，他总是这样开头：亲爱的战友们、同志们，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由广播员谢掰掰负责广播。"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此处所说的"谢掰掰"，"掰掰"二字只是其音，是重庆方言，"掰掰"即"跛子"，一般将此字写作"足"旁加"拜"字（因电脑字库中难找此字，暂以"掰"代替）。反到底派有名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广播员既不姓谢，也不是"掰掰"，所谓"谢掰掰"是八一五派讥讽、丑化反到底派广播员的称呼。当然反到底派广播员更不会自称"广播员谢掰掰"了。至于"现在反到底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开始广播"的说法也不符合当时的习惯，文革中的红卫兵、造反派广播站通常都说："某某广播站现在开始战斗！"

４１、田文中说到"二月镇反"后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这也错了。请想想，文革发展到１９６７年春，全面内战尚未开始，周恩来怎么会说"天下已治蜀未治"？周恩来此语是在１９６８年的"三一五指示"中说的。那时不少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委会，走向了"大治"，而四川还在武斗分裂，因此他才说了这句话。

４２、田文中说到中央解决重庆问题时"温白桦也参加了会议，他说５４军搞革联会十分草率，把学生拢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

这也不对。请想想，温伯华在１９６７年夏重庆两大派大规模武斗期间被周恩来派来重庆作联络员了解情况，怎么可能在此前的解决重庆问题会议上说出那样指责五十四军的话？而且指责得毫无道理--五十四军哪里是"把学生找起来就成立权力机构"？在筹建革联会时五十四军就推荐了工人造反组织八一兵团的负责人阳增泰和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的负责人王绍川。说革联会只依靠学生，这是当时反革联会一派攻击八一五派的观点（"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以十二所大专院校为主体，排斥工人组织……"），温伯华这样的"中央代表"会说出这样没水平的话吗？如果他这时就这样派性十足地指责五十四军，后来武斗期间周恩来会派他到重庆作联络员吗？整理者稍微动动脑子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４３、田文说"二月镇反"后黄廉被五十四军从监狱中接出送到北京后，"晚上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在会上周恩来就说"回去准备成立市革筹。接着就念了关于重庆问题的五条协定。"

这又是不了解历史情况而想当然的记录。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哪里会这么简单！当时，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由周恩来主持，从１９６７年３月起先解决为四川宜宾的刘结挺、张西挺平反翻案问题（用当时的话来说是作为解决四川问题的"突破口"），然后，从４月起连续召开解决四川问题和重庆问题的会议（重庆代表先参加了解决四川问题会议）。５月初，解决四川问题告一段落，５月７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正式公布。随即专门召开单独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直到５月１６日正式宣布《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为止。整理者把在长达一个多月时间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浓缩到一个晚上来完成了。

４４、田文中说到武斗期间一次反到底派的重要会议，"反到底六大总部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上两种观点的争论非常激烈，徐光明还昏了过去"。

这也不对。六大总部负责人中没有徐光明。徐光明只是人数极少的井冈山红卫兵的负责人，因其独特个性，人缘不大好，六大总部中的大专院校反到底司令部负责人就没有他的位置。至于徐光明在会上激烈争论中昏倒，据知情人讲，也是全面内战之前一次另外的会议上的事。与六大总部会议无关。

４５、田文中说："中央九五命令下来之后"，鲁大东对黄廉说"你要注意安全，谨防别人在背后捅你一刀，要回家去叫市委给你派车子"。

这也是很荒唐的。"九五命令"下来时，重庆两大派武斗告一段落，而此时鲁大东还属于批判、打倒对象，并未"解放"、"结合"，他怎么可能以领导人的身份与黄廉说话？还说什么"市委给你派车子"，这时还有市委吗？整理者实在是太不了解文革历史了。

４６、田文中说："１９６８年三月，在北京政治学院集合，这是中央第二次召开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传达毛主席的几条指示，每一条都是对八一五极为不利的，把６７年大武斗中间的矛盾和纠葛，都几乎要算在五十四军和八一五头上了。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下达之后，五十四军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军队没有一碗水端平。八一五回去之后思想立场没有转变，仗着军队的支持，还是坚持一派夺权，坚持以我为核心……"

这里所说的１９６８年３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即一般所称的"三一五指示"或"三一五讲话"。这是当年四川全省传达到家喻户晓程度的一个重要讲话。现在也不难找到讲话原文。但是，原讲话中却并无田文中所说的"把６７年大武斗中间的矛盾和纠葛，都几乎要算在五十四军和八一五头上了。说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文件下达之后，五十四军仍然是支一派压一派，军队没有一碗水端平。八一五回去之后思想立场没有转变，仗着军队的支持，还是坚持一派夺权，坚持以我为核心"这些内容。讲话对八一五派和成都红成派的批评，主要是"打倒刘、张"问题，对重庆武斗的批评，则是针对两派的，而且，讲话中也有对反到底派的不点名的批评，即"为罗广斌翻案"和"为川东地下党翻案"问题，而这是让反到底派十分被动的--因为反到底派一直在"为罗广斌翻案"，而且就在"三一五讲话"的当天，重庆反到底六大司令部之一的机关革命造反司令部主编的《机关反到底》报第３期，就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为川东地下党翻案"的文章《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关于李廖死党全盘否定四川地下党的革命斗争历史打击迫害广大党员和干部的调查报告》。

４７、田文中说到１９６８年５月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学习班代表宣布批准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文件时，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光头出来讲话，读了几遍'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东方红响了两三遍之后，毛主席出来跟大家握手，招了招手就进去了。后面一下子乱了套，人们从我的肩膀上踩过去，桌子上的小喇叭都被他们踩乱了。主席台有周总理和康生，宣布开会，念中央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文件和常委以上的名单……"

这是可以很容易鉴别的口述者的记忆失误。毛泽东根本没有在中央宣布成立四川省革委会的接见会上出来接见四川代表并"跟大家握手"--在场的"大家"是多少人？怎么握法？了解文革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毛泽东当时从未单独接见过任何一省在中央学习班学习的代表（四川代表不可能有此殊荣），他从来都是同时接见一批不同单位的代表，而且都只是在主席台上走一下，向大家挥挥手，亮个相，就算人们的"最大幸福"，不可能"跟大家握手"。实际上的情况是，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交通会议的代表等；５月２０日，毛泽东、林彪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党政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全国煤炭会议代表等。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的代表得到毛泽东接见，实际上是在５月２０日那次。此后，在５月２８日晚上，周恩来、康生、江青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全体代表。在他们出场时人们高呼了一阵"毛主席万岁"，当周恩来和江青招呼大家坐下时，人们又呼了"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接着就是由康生宣读中央批示同意四川省革委会成立的文件。这一次根本没有毛泽东出来接见的事。这是有当年传达文件和翻印的资料可查的。显然口述者把前后两次不同的接见记混了。但整理者理应进行一番鉴别查证工作。

◇　"演义"式的虚构、编造

田文中还有不少地方以"演义"手法虚构历史人物的动机，编造并不存在的史事。这也是这篇"口述史"引起许多历史当事人反感的原因之一。

４８、田文中说到重庆"一二·四"事件时，说："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鲁大东还准备亲自主持他们的示威大会，还准备在会上讲话……"并说黄廉在造反派与"保守派"大规模武斗发生后"我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

这都是毫无根据之说。市委领导人鲁大东等当时唯恐有从"三类干部"变为"四类干部"（打倒对象）的危险，竭力想避免发生群众冲突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得知"保守派"要开大会，造反派要去冲会场造反时，就力劝"保守派"不要开会，力劝造反派不要到会场去，但均未起作用。鲁大东当时并没有到现场去，而是在得知会场上发生冲突后，派了市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做劝解工作，并要求把所有的门都打开，迅速疏散群众。随后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也征得鲁大东的同意到了现场帮助做疏散工作。当然更没有什么"市委一声令下，保皇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一二·四"事件后，市委实际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怎么可能"一声令下"？下的什么令？有谁看到或听到过？实际上，"保守派"也并非在那时就"不再公开活动了"，只是因为遭到造反派的打砸揪斗而溃不成军，一部分人员一直坚持活动，并组织上京告状，到"二月镇反"时还准备恢复组织。何况，"保守派"连市委力劝其停开大会的要求都不答应，还能听到市委"一声令下"就停止活动吗？

４９、田文在"造反派内部裂痕的扩大与一月夺权的迷茫"一节中说："市委又采取新的手法，在造反派内部收买新的组织，进行分化瓦解，"

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演义"。请问：当时的重庆市委收买了哪个"新的组织"？是怎么"收买"的？事实依据何在？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了，还以这种想当然的叙述来写文革历史，实在太不严肃。

５０、田文中说，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成立后，"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也……"

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成立于１９６６年底，那时市委已经基本瘫痪，市委领导都处于检查、请罪的地位，哪里还会发什么攻击造反派领袖的简报？"三个简报"到底是哪三个？什么内容？何时发出？通过谁来发？

５１、田文中说："八一五总团认为周家喻跟工农联合是不对的，首先中了走资派的反间计"。

这也完全是凭空编造。八一五总团什么时候"认为周家喻与工农结合是不对的"？他们中了哪个走资派的反间计？有何文字、史料依据？恰恰相反，不仅八一五总团，其他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也一样，在文革中从未有人会认为与工农联合不对，而是全都积极热情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因为这是毛泽东一直大力提倡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作为"誓死保卫毛主席"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会公然逆毛泽东之意而行吗？而且，即使说八一五不与工人造反军总部联合（到底是谁不与谁联合其实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也说不上是不与工农联合，因为重庆的工农并非只有工人造反军才能代表，八一五派中，就有强大的军工企业的八一兵团，有比工人造反军还先成立的重庆工人二七战斗团，有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有红农八一五战斗团，甚至还有工人造反军中实力雄厚的二分团……他们都是工农，能说八一五不与工农联合吗？

５２、田文中写到反到底派攻打嘉陵江大桥南桥头一役时，说："市中区的上百万老百姓也是被困住了，没有粮食和蔬菜供应。这个时候只能打通嘉陵江大桥，从江北运进粮食和蔬菜……反到底总部和工总司都认为不能让上百万的老百姓饿死困死……""这一仗打完之后，反到底士气大振，老百姓也认为反到底好，我们还出了很多布告，工总司是很威风，街上的人看到我们，眼光中就充满着敬意。"

这也是十分荒唐的"演义"。只有对文革历史毫无了解的整理者才会"整理"出这样拙劣的文字。"文化大革命"不是抗日战争，不是淮海战役。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对立不是敌我矛盾，尽管武斗中重庆两大派各占有一定地盘，但对于老百姓来说，却并不是都会同时赞成或拥护哪一派观点的，在八一五控制区有反到底观点的百姓，在反到底控制区也有八一五观点的百姓，就是在一家人中有不同派别观点也是很常见的事，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逍遥派"，还有一些被剥夺了参与政治运动权利的"黑五类"，更还有许多执行支左、军管任务的驻军指战员……怎么可能是"市区上百万老百姓"都被八一五派"困住了"，都"认为反到底好"？而八一五派也不可能把"市区上百万老百姓"困住，因为这上百万人中并非都是反到底派观点。实际上，八一五派当时在市区的势力更大，人员更多，按照田文的说法，八一五派岂不是自己把自己困住了？对文革历史稍有点常识性的了解，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

５３、田文中关于黄廉未能进入四川省革委会当上副主任一事的叙述，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文中说，黄廉没有被选上省革委副主任后，省里要员们一齐找他，向他道歉，说"关于你的事情惊动了毛主席，毛主席问怎么没有你，我们感到不好解释……"李大章还说："主席说了嘛，造反有黄廉，怎么进革委会没有黄廉了呢？"

如果真是这样，毛泽东真的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四川省革委会的领导人们竟敢不马上"照办"，居然一面向黄廉道歉，一面顶着不办，仍不把黄廉补为省革委副主任（本来省革委副主任就留有两个空额），他们是吃了豹子胆？当时毛泽东的话具有何等分量！"一句顶一万句"，一有"最高指示"下达，传达不走样，落实"不过夜"，这是谁都知道的。当初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来后，毛泽东明确表态给予热烈支持。下令登报广播，这一下引起轩然大波，中央调查组到北大调查后向康生反映，聂元梓有不少问题，群众影响不好，反应强烈，当初不该让她来领头。康生就说："（聂元梓）就是王八蛋也要支持！"为什么？就是因为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里。如果说毛泽东对黄廉进省革委一事已经有了明确表态，省革委领导人岂敢不坚决执行？

总之，大凡对重庆文革历史有所了解的人，读了这篇老田整理的"口述史"，都无不认为史实错误太多。对文革口述史像这样整理，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负责任，只会使已经被那些"演义"式的纪实作品、"戏说"式的影视作品搞得混乱不堪的文革历史更添混乱。至于以这样的"口述史"作为依据来"总结经验"、"构建理论"，那就更不足取、不足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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